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摘要：文章基于技术创新，重点研究技术创新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并从支撑技术、应用技术两个角度来分析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形态。最后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及发展战略四方面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以期早日落实文化产业支柱地位。

关键词：技术创新；文化产业；发展

一、引言

当前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以多媒体技术、互联网及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革命，技术创新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促使文化产业向新业态、高层次发展，成为文化产业提高内部及外部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诸如数字出版、动漫等产业在技术推动下渐成文化产业发展新亮点，已然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走自主创新道路、创新生产方式、培育新兴业态的重要体现。技术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使得文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旺盛生命力。

二、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技术创新通过促使文化资源整合，提高文化资源使用效率；二是技术创新催发了文化生产力，继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这种推动方式主要通过四种作用机制来实现的。

2.1技术创新推动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支撑技术大大加快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变的步伐，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整合文化资源、提高文化资源使用效率已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资源基本形态大致可分为人文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技术创新通过改变文化生产要素配置的组合构成，创造出新的组合方式，而这些组合具有高价值、高组合取向。

2.2技术创新拓展文化产品的形式与内涵

技术创新推动了文化产品的内容及形式创新。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文化产品的内容形式大大的得到了扩展，新型影视、展示作品给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产品体验。以电影产业为例，2009年末，随着《阿凡达》的上映，3D技术、IMAX 3D技术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感受的同时，也带来了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随着4D、5D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给消费者到来了更多的感官体验。

2.3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组织发展

从产业组织角度看，技术创新极大的推动了企业组织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以上海盛大网络集团为例，2001年以大型网络游戏《传奇》为契机进军在线游戏运营市场后，继而通过投资、兼并、重组等方式成立多个技术研发中心，主要从事网游引擎核心技术方面的技术开发，在核心技术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的创意金奖评选中，盛大网络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创意金奖”，成为获得此奖项的唯一互联网代表企业。

2.4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今时代，高新技术对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不可磨灭。诸如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与传统广播、电视及图书等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数字广播、数字电视业、手机网络文化产业等，技术创新蕴含巨大的能量，带来了文化产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新兴业态层出不穷，带动了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因素分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样，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尤其是凭借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整合技术，数字出版、动漫等一批新兴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具体从技术因素来讲，分为支撑技术与应用技术，支撑技术包括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网络信息传输技术、信息整合技术。应用技术主要包括制造技术、展示技术、传播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制造技术使得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产品成为可能，展示技术则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有效地感知文化产品、体验文化产品内涵的途径，传播技术优化了文化的传播途径，拓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经营管理技术则为企业发展战略、整合资源、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供支撑。支撑技术与应用技术在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支撑技术作用于文化资源—文化产品转化阶段，是产品创新阶段，应用技术则在文化产品—文化市场过程中发挥作用，是工艺创新阶段。

四、基于技术创新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高新技术同文化产业的融合以成为必然趋势，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如何推动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然成为时下文化产业研究热点，针对此问题，笔者基于技术创新，从四方面探讨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4.1技术创新

就技术创新而言，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在传统文化资源中注入时代与科技元素，激发文化资源内在的潜力与创造力；二是基于技术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为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三是基于“云计算”技术，打造文化资源共享式平台，推动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升级；四是抓住“三网融合”机遇，大力开发文化载体，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

4.2组织管理创新

新兴文化业态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生产方式，自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而传统的文化企业管理方式极有可能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钱学森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强调知识、技术、和信息化的作用，特别强调知识集成、知识管理的作用，强调信息技术引领的管理创新。新兴文化产业正是集文化资源、技术、知识、信息于一体的产业模式，而如何将其纳入管理中，在业界中脱颖而出，是企业经营管理者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4.3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形成与发展，加快文化产业的周期运动。技术创新带来的文化产品更新周期的缩短，各种侵权问题接踵而至，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势必呼吁新的文化产业制度出台。而技术创新需要制度创新来保证，制度所具有的统一、规范、连续、稳定的特质能够为技术的扩散、应用及再创造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加快技术创新的变迁及扩散速度、深度及广度。

4.4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应采用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战略。文化产业在技术领域方面的创新应以合作创新战略为主，加强与技术领域先锋的合作，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快产学研体系的建设步伐，开发与文化产业领域相适应、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新技术，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而在内容方面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产业属于内容型产业，如何使自己的文化产品标新立异，吸引大众眼球，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至高目标，开发独特的文化产品，具有个性特色，才是文化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常莉.基于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0（4）

[2]张忠治.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1

[3]徐俊,丁烈云.依靠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J].中国科技论坛，2006（3）

第2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机制等方面的劣势，影响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更复杂一些，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对该问题做一些深入回顾和思考，对促进和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二、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综述

1.技术创新的研究历史和概念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从论证技术变革对经济非均衡增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影响出发，在1939年出版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一书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技术创新理论。他认为“技术创新才是资本主义增长的主要源泉。”从那时期，国外技术创新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5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并对技术创新的规律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以非均衡非连续为基本特征的技术变革经济分析。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开始针对性地系统收集技术创新的案例与数据，并提出对技术创新的专门定义，这一时期，技术创新也引起了除经济学家以外的其他学者（如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20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技术创新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并对企业经济活动和政府管理政策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技术创新管理是国外管理科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被认为是一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

关于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很多，主要的观点有：

索罗在1951年发表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这“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伊诺思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文中对技术创新所下的定义是“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度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技术创新方面的著名学者费里曼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修订本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缪尔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技术创新概念和定义上的多种主要观点，搜集了多篇论文，并做了系统的整理分析后，将技术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就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

2.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1)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竞争会促进技术的变革。而熊彼特则强调垄断在创新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市场垄断地位是企业承受与创新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先决条件，“大企业是技术进步最有力的发动机。”对于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卡米恩（Kamien ．M）；施瓦茨 （Schwartz．M）、谢勒尔（Scherer）等提出两个假设:①大企业会促进创新而小企业则会妨碍创新；②不完善竞争的市场比近乎完善竞争的市场更有利于技术的变革。此后，各国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上述两个假设进行了考察，结果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支持熊彼特的大企业创新观点，另一种则拥护古典和新古典的观点，即竞争驱使下的中小企业能最有效推动技术创新。

1967年曼斯菲尔德通过对一些产业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创新与垄断的关系因产业的不同而不同。纳尔逊（Nelson）也得出同样结论，认为熊彼特关于垄断有利于创新的理论是一个阈值理论，即企业的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且这一阈值随产业不同而不同。

(2)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

目前，许多学者几乎都把创新能力看成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综合性的能力系统，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能够实现，并完成技术创新行为的诸种内在要素的总和。由于各自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对技术创新能力要素的分解方式也各有差异企业传统的创新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创新能力方面的研究。从文献来看，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可以分成四类:企业创新的静态能力、投入产出能力、过程能力、综合能力。

①企业创新的静态能力实际上是创新的基础能力，如Abernathyand Clark(1985) 把企业创新能力分为11项能力，即技术的设计与实施、生产系统与组织、(劳动、管理与技术)技能、供应商关系、资金设备、知识与经验基础、客户关系、市场声誉、销售与服务渠道、用户知识和用户沟通模式。这是一种事前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估。

②企业创新的投入产出能力是一种宏观的创新能力，以得到广泛应用的“奥斯陆”技术创新统计法为代表(Scheirer,Mansfield,1980;Bound,1982; OECD,1993)。这种方法强调输入和输出指标，而不是创新内部过程的描述，是对企业创新进行宏观绩效分析的较好方法。这是一种事后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估。

③企业创新的过程能力研究主要以技术创新过程为对象，测量和收集创新过程的各种信息，从而达到调整创新活动、提高创新绩效的目的。这方面的研究以Chiesa等(1996)为代表，其创新能力模型包括二个维度，即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绩效，其中核心过程有四个:新概念产生、产品开发、工艺创新和技术引进；并通过计分卡和深度审计二个层次进行评估。

④企业创新的综合能力是集投入产出能力和过程能力于一体(陈劲，耿雪松，Richard Smith,1 997)，更好地反映企业创新的当前实际能力和绩效。

(3)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潘旭明（2002）从网络环境下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他认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很多,在传统条件下主要是企业的技术基础、经济条件、人员素质等。在网络环境下,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因素除了传统因素外,还应当关注企业的社会网络和信息管理能力。徐晟（2005）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和方法,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灰关联的静态和灰色GM(1,N)协调模型动态分析，找出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研究与实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平均每个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及企业资金占经费筹集比重等。

池仁勇（2003）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效率主要由企业内部因素决定，如企业制度、内部职能部门的协调性、创新方式的选择等。而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只能是改善宏观市场环境，政府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不是技术创新的真正动力。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成果的回顾，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扶持、企业规模、市场结构、研究经费、创新意识、研发人员决策、领导重视等内外因素。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影响企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深层次因素有两条：一是文化因素；二是国民收入。

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是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共同体现。西方文化强调对个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尊重，对私有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和热情。西方文化中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事物的细节、严谨认真的风格，这对于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化里的有些因素严重阻碍创新思想，比如中庸之道让人平凡；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打击个人创造积极性；不重视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使创新者利益受损；不求细节、急功近利导致粗制滥造等。

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因素的影响。总部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年～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芬兰、瑞典和丹麦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前四名，中国名列第48位。这四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国民收入都很高、社会福利制度都很好，说明高工资和高社会福利不会阻碍创新和竞争力，相反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迈克尔.波特认为国家竞争力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要素禀赋、需求情况、相关行业和支持行业以及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这四国家在要素禀赋、需求状况方面都不占优势，说明他们强大的竞争力来源于相关行业和公司竞争能力。

这个问题可以做以下解释。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教育、医疗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得以提高。而企业由于用人成本较高，无法实行低价竞争的策略，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我国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长期依靠压低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采用低价竞争策略。带来的恶果是，一方面导致大量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不愿在技术研发方面增加投入，一旦遇到外部环境变化就面临困境。今年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不利因素，东部沿海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已经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三、对策和建议

一般来说，中小企业资金相对短缺，科技人才匮乏，研发条件简陋，技术薄弱，技术创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影响因素也比较多。只有针对以上提出的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扭转不利的局面。

政府的扶持是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李时椿（2001）对美日技术创新机制比较认为，政府扶持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杨礼贸（1999）研究了韩国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政策法规是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府对R&D的支持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政府应高度重视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要解决我国文化中创新能力阻碍因素，必须从教育入手，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从小养成做事严谨认真的态度，尊重和崇尚创新，逐渐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同时应完善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对私有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引导和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创造、创意欲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提高职工工资，工资增长幅度应高于同期GDP增长幅度，特别是应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职工收入，加快中小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型企业过渡，同时应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措施。

参考文献:

[1]刘显东: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硕士论文，2002.3

[2]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常朝林: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J].企业管理，2002，（9）：102-104

[5]孟庆伟等:企业创新能力的系统结构[J].科技管理研究，2002，（2）

[6]魏江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界定及其核心能力的关联[J].科学管理，1998.11

[7]顾良丰:基于模块化的企业全面创新学习机制研究.博士论文.2005.4

[8]李时椿:美、日技术创新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宏观经济研究，2001，（10）：60～63

[9]潘旭明:网络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和模式分析.商业研究，2002，（13）：14～16

[10]徐 晟:基于灰色模型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8）：849

第3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Abstract： The technology evolution is the historical law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posed by Basalla， which has solved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and helps to grasp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technical knowledge， property rights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technology evolu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makes the birth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protecting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innovator's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of innovators， and promoting their technology evolution.

关键词：技术进化；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知识化

Key words： technology evolu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knowledge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36-03

0 引言

从技术进化论的视角看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发展，是技术与社会作为统一体的自组织演化过程。我们可以说技术只有进化到一定阶段社会才会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因为只有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大家才会去寻求一个保护，没有技术便不存在技术保护的可能了。慢慢的，知识产权制度就从中诞生了，技术的创新必须要依靠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才能继续进化下去。技术的进化跟生物的进化类似，都是多维互动的、非线性的。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的进化是知识产权客体的进化。技术进化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它不仅需要传承和吸收原有旧技术的技术原理和技术经验，而且要与人类的有效需求或者说潜在需要相适应。技术的知识化是一个可量化、可描述的过程，技术必须通过知识化才能产权化、标准化，进而产业化、商品化，然后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1 文献综述

1.1 技术进化论相关的研究 技术同时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技术进化论的本质是以生物学中的进化论来考察技术发展的机制和模式的一种方法，属于技术史学理论的一种。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马克思（1925）以其进化论作为参照，在《资本论》中提出，技术发明是一种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上的技术“累积”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个人的英雄主义杰作。

随后，技术史学者巴萨（George Basalla）在20世纪下半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技术发展进化模式，对后来的技术进化论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它的体系中，与生物进化的规律类似，技术制品同样具有继承、变异、选择，而不是跳跃式地突然出现。在此基础上，科学家齐曼及其课题组在研究成果《技术创新进化论》中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即人工制品在社会环境也会自然涌现，社会环境的变化方式有两种，拉马克进化模式类似的变化进而驱动技术变化，或者是达尔文进化模式，即社会环境对技术起到选择作用。

我国学者对技术进化论的研究早期主要以介绍为主，如沈思明（1994）对技术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介绍，近期有江萍（2010）具体比较分析了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扩散、识别过程在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应用，并基于此提出应当从寻找、改变管理、关注市场互动等方面对新兴技术进行管理。近年来，有学者将技术进化论应用到具体的产业分析，如周亮（2006）从技术进化论的视角讨论了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陈仁君（2015）讨论了我国健康产业技术进步。

1.2 知识产权的研究 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丰富，我国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重要性日渐凸显，关于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逐步增多，且更为贴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都较高。从主体内容来看，知识产权问题涵盖面较为丰富，根据杨晨等（2007）的统计分析，主要的知识产权研究主题有接近二十个，涵盖了知识产权的理论、保护、法律、制度、管理、战略、贸易、侵权、价值、教育、协议、概况、问题与对策等诸多方面；由于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其研究不断深入，针对具体的主体进行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按与知识产权关系较为紧密的主体来看，还可分为图书馆知识产权、企业知识产权、高校知识产权、医药知识产权、国际知识产权几大类。

考虑到本课题的研究主题为技术进化论视野下的知识产权若干问题探讨，本文选择了几类主要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2.1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研究 美国学者Stephenson（2005）提出，知识产权管理中，确保知识产权的安全具有最高的重要性。Evenson（1990）、Barraclough（2005）、Oates（2005）等通过对不同国家专利保护现状的分析，比较了不同国家间专利保护强度上的差异，为知识产权保护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条件。Levy et al（2006）则在研究中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经济目标，并且提出了商业结构对知识产权开发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定性研究方面。在此基础上，Kanwar和Evenson（2009）选取欧美成熟市场1981～2000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弱程度更多受到企业资金、人力资本和贸易导向等因素的影响，而与企业技术创新并没有很强的联系。

较早的研究有柯涛等（2004）从知识产权管理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国家和企业做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并建议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计算机专利信息分析统筹工作。

1.2.2 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的研究 由于企业是经济经营活动的主体，而在实际市场中，知识产权相关应用也集中在企业之间，因此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的研究较为丰富。Park（1999）提出，对于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技术扩散的变化以及知识产权原本的类别。Choi等（2004）则总结归纳了知识产权管理中具体的五种许可模型，包括其条件及应用。Burone（2004）则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的活动中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风险，并针对风险形式提出了具体的预防应对措施，为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运用提供了参考。Bader（2006）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在企业的研发过程尤其是与其他企业的R&D合作中，应该加强管理，服务业更应当如此。国内的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相关研究从2000年才开始，但是在2003、2004年起有了迅速增长，也间接反应出社会经济环境与技术进步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影响。何敏（2006）结合市场实际的竞争情况，提出应当将知识产权管理贯穿到企业的计划、生产、经营、生存、发展全过程。

1.3 相关研究评述 从技术进化论以及知识产权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对技术进化论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且集中在介绍与基础的行业技术演进分析，但是将二者相结合的研究较少。乔磊（2011）讨论了科技进步与知识产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特征，但是并没有系统地从技术进化论理论体系出发。

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节，在如今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从技术进化论的视野对其进行讨论分析，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正是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2 技术的进化模式

达尔文的进化论说生物是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化。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远古时期，人类只能利用极少数简单的工具以狩猎来维持生活，技术简单单一。随着人类生活的需要和追求更高标准的生活需要，人类开始掌握种植技术，开始农耕放牧，寻求一种自给自足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后来，金属制品逐步走进人类的生活，同时冶炼技术得到发展，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直到18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得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标志着农业时代的结束，工业时代的到来。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信息的传输更加方便，从此进入了信息技术时代。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向着人类需要的方向去改进。技术总是朝着对社会有利的一面发展，无论是从简单的石器技术时代到农业时代，还是蒸汽机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发展，技术对于社会的发展总是促进作用，它进化的效率总是向着从低到高的方向演化。这是因为技术进化总是要在继承历史的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技术史学者乔治・巴萨拉主要研究内容是技术史，他发现技术制品就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样种类很多、数量庞大，他们和生物有着相似的继承、变异和选择。他根据达尔文进化论，通过技术制品和生物物种的比较，结合技术的发展史，编著了《技术进化论》。巴萨拉的技术进化假说，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代表技术标志的人造物。他认为，“人造物对如何理解技术起关键性的作用”，是阐发技术进化论的关键因素，是研究的基本单位，“人造物对技术进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对生物进化的意义”。

著名科学家约翰・齐曼将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做对比研究，他发现，新技术就像新生物可以通过变异和选择产生，它的新陈代谢可以在技术内部变异和社会环境中选择。技术内部的变异就像是遗传基因，社会环境的选择就像是拉马克进化模式。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统称为技术的进化，技术创新可以被称为是具有协同进化作用下的生态系统。当选择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系统也会发生变化。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停留在生物进化方面，他们更加注重整个普遍性意义的事物，因为他们的生成和演化以自然哲学为主，用这种观点看待技术史的发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宽，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技术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动力，技术的进化已经达到了知识化、产权化阶段。

3 技术进化的创新动因

创新是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是依赖什么实现的呢？笔者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者自身内在因素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环境因素相互交叉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绝不是简单的其中某一种作用能产生的。首先，发明者自我实现自我满足以及自带的崇高的理想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因；其次，丰厚的回报、社会的肯定、需求的拉动以及技术的推动都是技术进化的创新外因。而这些动因都需要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真正实现。下面，笔者将就技术创新的动因简单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3.1 自我实现说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马斯洛认为动机是由多种不同层次和性质的需求组成的，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决定个人的人格发展境界。自我实现需要是处在金字塔最顶端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的，越是接近顶端的需要，满足的比例越少。所以，自我实现让人很有满足感，技术进化中那种极大的技术创新的成功使发明者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使发明者的理想、抱负得到实现；使发明者的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使发明者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使发明者从中得到家人、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因此，这种需要极大地刺激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使其花大量时间投入到技术创新工作中，为技术创新工作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以及发挥大胆的想象力。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极大地保护了发明者的这种自我实现需要。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时候，发明者的创新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打击。

3.2 利益驱使说 如果说自我实现是发明家们进行技术创新的最终的目标，那么利益可以说是发明家们最基本的追求目标。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技术进化更多的是与产业化、商品化相联系。技术创新就是为了将技术产业化或者为了促进其他产品的产业化，最终都是为了使其实现持续的价值交换，给发明家带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华为、三星、苹果等大型生产电子产品的科技企业，每年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专利数量，进而从专利技术中汲取巨额利润。根据华为2016年4月1日的其2015年年报显示，华为2015年研发费用高达596亿人民币，占销售收入15.1%，比2014年的408亿元增加了18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6.1%。累计申请了52550件国内专利和30613件外国专利，专利申请总量位居全球第一。如此大的研发投入在专利申请以及企业收入方面都得到了正面体现。其2014年全球销售收入为2882亿元人民币，2015年一年全球销售收入3950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了1068亿元人民币。从中不难看出，华为2015年研发费用较2014年高出188亿人民币，但其销售收入增长了1068亿人民币。①诚然，销售收入的增长不单单是因为研发费用的投入，也与企业的经营方式、领导的决策、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但是20004年以前的华为还在被通信巨头思科追打，2003年思科指控华为抄袭其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且侵犯其多件专利。从2003到2016年，华为用13年的时间实现了逆袭成为通信巨头企业。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的驱使使得华为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知识产权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创新者的这种利益，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话，创新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其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就会下降。从而可知，知识产权制度在技术进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3.3 需求拉动说 有学者说技术进化若是拉马克式的进化，那么环境变化则是技术创新的主导因素，也即技术创新是由需求拉动的。“需求拉动说”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适应性创新，即人们的社会需求先发生变化，从变化的需求中，技术得到新的进化。技术进化若是达尔文式的，那么环境则是起到自然选择的作用，也即技术创新是由技术本身推动的。“技术推动说”认为技术本身先出现变异，人类的需求相当于自然环境对这种变异进行着自然选择。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技术变异被留下，不满足的则被淘汰。

有学者认为一些重大的技术创新是达尔文式的技术推动，如：火、指南针、火药和汽车等。他们认为火不是起源于人们对吃熟食、对取暖、对冶炼金属的需求，反倒是在火的有效利用出现之后这些需求才跟随而来。他们还认为“汽车的发明并不是由马荒或马匹短缺导致的”。在笔者看来，“技术推动说”和“需求拉动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技术推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与社会隐形的或者说潜在的需求相关联。无论是火的利用还是汽车的发明，笔者相信它们两者都是人们潜在的、隐性的需求，只是由于技术的不成熟，或许人们还不敢想象能改变其所处环境的现状。比如古代人的代步工具都是用脚，他们必然也觉得累，也不想每天去买个菜都走那么多路。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需求，我们也许可以定义这种需求为不成熟的需求或者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需求。而少数发明者们为了改变现状或者说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并从中洞察到或者说预测到人们的这种潜在需求从而发挥其自身的技术想象力，结合自身的技术知识以及已有的技术成果将技术想象力变为技术事实。

4 技术的知识化、产权化

知识化、产权化是技术在进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技术发明只有经过知识化、产权化才能得以继续传承下去，为后续的技术进化提供技术依据；也只有经过知识化、产权化才能为社会所用、造福社会、造福人类。技术发明的知识化是将技术的原理、使用方法作为信息借助各种载体公诸于众，让它成为公众知识。产权化是将技术发明作为一项权利向国家申请专利以求获得不被侵犯的保护。产权化保护了发明者的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使用，促进科学进步和创新。技术本身就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只有从知识化的整体视角来认识整体知识化与智慧化的全过程与各个方面，才能把技术发明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知识化是一个可量化、可描述的过程，技术必须通过知识化、产权化、标准化，才能产业化、商品化，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5 结语

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节，在如今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从技术进化论的视野对其进行讨论分析，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进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技术的不断进化促使知识产权制度诞生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又推动和保障技术的进化。把握好技术进化和知识产权的相互作用机制，将会为技术进化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

参考文献：

[1][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M].周光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英]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M].孙喜杰，曾国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0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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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7.

[8]沈凤君.知识产权制度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机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4.

第4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尽管有关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该领域研究文献最为一致的特征就是其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诸多学者试图借鉴制度理论、认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RBV）等各种经典理论建立企业层面的创新模型，但这些模型都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能力的界定及评价方式有广义与侠义之分，从广义角度出发的研究文献一般将其界定为企业整体的系统能力，或者多个环节能力的综合，由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投入能力、营销能力、财务能力与产出能力等构成。而狭义视角的研究多从创新内容与创新过程等方面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界定：以创新内容为依据，技术创新能力通常被定义为“支持企业创新战略实现的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耦合”;从创新过程出发，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维度一般包括创新投入能力与创新产出能力，或者技术创新活动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开展与技术创新活动产出，等等。本文认为，这两种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前者具有可辨识度与区分度较差、难以凸显该项能力的本质特征等局限性，后者也多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静态测度，而且即使考虑到技术创新的过程性，其对于创新环节的描述也多是止于创新产出，未考虑创新转化及其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路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人员投入越多、研发技改投入越多、创新转化效率越高的中小企业，其技术创新能力越强。但在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诸多影响因素之中，创新转化效率最为欠缺。而面对高度动荡的竞争环境，拥有包涵创新转化能力在内的动态性技术创新能力才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之根本，所以上述界定与评价方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企业实践的需要。因此，考虑到技术创新的过程性、累积性以及不确定性特征，应从动态视角出发，采用时间跨度较大的面板数据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全新阐释与系统解构。

鉴于此，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technology-innovation dynamic capability，TIDC）”核心构念，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与维度建构，继而运用我国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及其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评价与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技术创新的动态整合模型

技术创新是一个由不同环节整合而成的动态过程。本文借鉴Lawson和Samson（2001）构建的创新整合模型，结合动态能力理论的核心观点，以公司价值创造为终极目标，构建了技术创新的动态整合模型。

由模型可知，企业现阶段的利润多依赖于已有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因此主流业务将原材料转化成为产品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从长期看，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产品线逐渐老化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原有主流业务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会逐渐减弱。此时，主流业务应该为技术创新活动等提供资源，即进入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环节――投入环节。技术创新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也是创新过程的开端，只有投入足够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才能为创新提供丰富的资源条件。接下来是创新产出环节，这是技术创新过程的直接成果，如发明专利等，还未进入主流业务环节为企业创造价值。而真正实现价值反馈的环节是技术创新转化环节，经过这一环节，创新产出最终成为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资产，提高企业绩效，确保企业持续成长。

1.2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理论释义与维度解构

Teece和Pisano（1994）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指出动态能力是应对市场环境变革而创造新产品及新流程的一系列能力的集合，是企业整合、建立、重置和再造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以满足环境变化需求的能力。并于2007年提出阐释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具体将动态能力分为感知能力、攫取能力和转化能力。Lichtenthaler和Muethel（2012）认为，动态的创新能力也可以从上述维度进行分解。国内学者曹红军等（2009）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动态的信息利用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内部整合能力、外部协调与资源释放能力这五个维度。郑素丽等（2010）基于知识视角，提出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取、创造和整合知识资源以感知、应对、利用和开创市场变革的能力，并将其划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整合三个维度。徐思雅、冯军政（2013）基于Danneels（2002）把动态能力分为杠杆化现有资源、创造新资源、获取外部资源以及释放资源这四个分析维度的观点，将其聚焦于获取外部资源以及资源释放这两个维度。吕一博、苏敬勤（2011）从“创新过程”视角出发，通过对235家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分为创新发起能力、创新实现能力和创新推广能力三个子维度，并指出这三个子维度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解释贡献相当，是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基本组成。然而，其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6年12月到2007年4月，虽然得到了过程性的研究结论，但由于时间跨度较窄，难以对创新能力的动态性进行准确地识别与界定。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内涵及其构成维度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的核心观点与框架结构为基础，结合前文构建的技术创新动态整合模型，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界定为“企业以价值创造为主旨，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持续地进行一定的技术创新投入，带来相应的技术创新产出，并能进行有效技术创新转化的能力”。而技术创新的三个环节――投入、产出与转化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企业在每个环节拥有的能力，而将这些能力串联起来，就构成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共同构成。

1.3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价值创造效应

由技术创新的动态整合模型可知，技术创新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企业价值，包括促进绩效表现与确保持续成长。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价值创造效应，因此基于该模型进行初步推断，拥有较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中小上市公司，其公司绩效与成长性应明显高于一般公司且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中小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与成长性就应该越好。Penrose（1959）指出，企业成长的本质力量源自于其内部，并强调技术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内源驱动力。部分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Ebrahim等（2010）研究发现，中小企业通过组建虚拟研发团队会显著提高其销售收入，从而促进企业成长。Subrahmanya（2011）对200多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研发人员投入等指标均与销售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然而，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并未获得上述结论，如陈晓红等（2008）以我国126家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表明，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中小企业，其成长性并不一定越高，并指出创新转化效率欠缺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其成长性产生应有作用的重要原因，他于2009年又对我国153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成长性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Nunes等（2012）分别选择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行业特性是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情境变量。具体而言，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其成长性呈U型关系，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其成长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在两种情境之下均不存在正向关系。杨蕙馨、王嵩（2013）选择61个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后发现，研发投入强度、人均研发投入、百人专利申请量、百人专利授权量等4个技术创新指标对企业当年成长性均没有产生正向影响。本文认为，上述研究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的主要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是静态的，并且忽视了技术创新转化要素的影响。而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是投入能力、产出能力与转化能力的整合，克服了上述对创新能力界定的局限性，对于中小企业的绩效与成长性应该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具有较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中小上市公司，其公司绩效要明显高于具有较弱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公司。

H2b：具有较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中小上市公司，其公司成长性要明显高于具有较弱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公司。

H3a：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中小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公司绩效越好。

H3b：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中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公司成长性越好。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非金融类中小规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ST类公司、被停止上市公司以及数据不完全的公司。考虑到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研发投入情况，本文选择2007―2012年为研究区间。又鉴于本文对公司绩效与成长性等因变量选择的是相对自变量推后1年的数据，所以最终确定时间跨度为5年，每年264家上市公司，从而获得共1320个有效观测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中国知识产权网专利数据库。

2.2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

（1）自变量

在已有研究文献中，研发投入强度、技术人员比例、专利申请或者拥有数量是描述技术创新的主要变量。本文首先选择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人员强度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指标，并考虑到专利授予数量更容易受到专利机构等众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其不确定性往往大于专利申请数，所以本文选择专利及发明申请数量。此外，鉴于无形资产是企业创新活动所形成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Xue（2007）用无形资产与商誉的变化值来衡量技术创新，本文同时将无形资产增量与商誉增量（分别除以总资产，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作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因子分析的操作变量。

（2）因变量

资产收益率等会计收益指标与Tobin's Q值等市场收益指标是国内外文献对于公司价值度量采用的两类主要指标，但在中国情境下，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与股票市场的投机性使Tobin's Q值受到更多的质疑。所以本文选择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公司价值的操作变量。同时，为了克服其难以反映公司未来市场价值的历史滞后性，本文也选择公司成长性（Growth）作为公司价值的另一类操作变量。并且为体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未来的价值创造效应，公司绩效与成长性指标均选择推后一年（N+1年）的数据。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将原有技术创新变量中的信息重叠部分提取和综合成最终因子，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进行探究。继而，选择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大于0的样本组成实验组，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小于0的样本组成控制组，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探究两个组别之间在公司绩效与成长性方面的差异。最后，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公司绩效及成长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面板数据相对于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少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并且能够克服前者较易出现的误差项序列相关性与异方差性等问题。

3 实证研究结果

3.1 技术创新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因子分析结果

（1）技术创新变量描述性统计

对衡量技术创新各个变量5年期间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分析可知，在我国中小上市公司中研发投入强度的平均值为0.21%，与西方国家的高科技公司相比差距非常悬殊，而且从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人员强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汇报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不同的中小上市公司中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强度存在较大差异，最多的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可达16.25%、技术人员强度可达91.5%，而部分上市公司的两项指标均为0;观测专利申请数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可知，专利申请数量的均值为10.9538，但是样本观测期间最多的公司年申请量可以达到332个，最少的为0个，依然说明在不同的公司中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而且同样的情况从发明拥有数量、无形资产增量和商誉增量的汇报数据也可以得到证实。我国部分中小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技术人员强度、专利申请数量和发明拥有数量连续几年为0，以及部分公司的无形资产增量和商誉增量为负数，这样的上市公司非常有必要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战略上提高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创造更大的技术创新产出，以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继而应对逐渐复杂的市场环境，以便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2）技术创新因子分析

对衡量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得出KMO值为0.5，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为1.576E3，且相应概率p=0.000，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因子对变量的累积解释达到67.553%，相应地得到3个最终因子（F1、F2、F3）。从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知，3个因子均具有命名解释性。因子F1主要由专利申请数量和发明申请数量构成，因子得分分别为0.525和0.523，专利申请数量和发明申请数量是公司在该年度考察期内技术创新的产出情况，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因子F2主要由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人员强度两个指标构成，其因子得分分别为0.653和0.659，这两个指标均是对公司在技术创新层面上投入力量的反映，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因子F3主要由无形资产增量和商誉增量两个指标构成，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商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和所积累的知识资源，构成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综上所述，分别将3个因子命名为技术创新产出能力（TIOC）、技术创新投入能力（TIIC）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TITC）。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共同组成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态能力，采用计算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以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得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计算公式为：

TIDC=0.30421TIOC+ 0.19382 TIIC+0.17751TITC

通过以上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假设H1得到验证。

3.2 分组均值T检验结果

公司绩效（ROA）与成长性（Growth）的分组统计量与均值T检验结果，总体样本中弱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企业有916家，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企业有404家，由汇报的总体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公司绩效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强的上市公司和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弱的上市公司之间在公司绩效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上市公司绩效显著高于弱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上市公司绩效。因此，假设H2a得证。同样，由公司成长性（Growth）的分组统计量与均值T检验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总体样本中，拥有较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较弱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成长性上存在明显差异，并且较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上市公司成长性显著高于较弱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上市公司成长性。假设H2b得证。

3.3 面板数据分析结果

利用本文所设定的方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所示：8个回归模型经过豪斯曼检验均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模型1中Wald值为1034，且p=0.000，说明模型总体有效，R2等于0.3749，自变量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1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即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中小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公司绩效越好。因此，假设H3a得证。模型2中Wald值为363，p=0.000，说明模型总体有效，R2等于0.1548，自变量技术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34，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即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中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公司成长性越大。因此，假设H3b得证。

同时观察模型2-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正向作用不显著;从模型6-模型8的回归结果可知，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0%水平下显著。

4 主要结论与启示

面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从动态视角出发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界定与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技术创新的动态整合模型，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进行理论阐释，继而运用我国中小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构成维度及其价值创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是企业以价值创造为主旨，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持续地进行一定的技术创新投入，带来相应的技术创新产出，并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创新转化的能力，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共同构成。这三个维度彼此影响、相互依存，忽视任意一个维度均会影响技术创新预期效应的实现。因此，在进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以及创新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中，上述三个维度均应该作为重要的构成要素。

第二，具有较强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中小上市公司，其公司绩效与成长性要明显高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相对较弱的公司。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一家卓越的创新型企业也必将是一家具有良好的绩效表现并能够保持持续成长的企业。本文的实证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差异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绩效与成长性，因此，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应该作为评价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指标。

第5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管特征 调节变量 风险投资 技术创新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指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2017年的两会上也提出了“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论述。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创新是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思想创新等。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期性和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大量的资金需求难以从传统的融资领域获得满足，故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机制日趋受到企业的青睐。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二、文献回顾

通过搜集整理文献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的研究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论。

一方面，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丁文丽（2004）运用数理分析与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风险投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这一规范经济学论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g确实存在着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周侠（2009）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了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并构建了风险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与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风险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有刺激作用。彭素芬（2013）分析指出：在整体上，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投资每增加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提升6%；风险投资对产业规模壮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影响力扩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赵武等（2015）采用我国1994-2012年风险投资、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和PLS回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研发投入等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研发投入均对创新产出有正向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不能促进技术创新。何伟（2005） 研究发现，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时依靠自筹资金56%，国家科技拨款占26.8%，而利用风投资金仅占2.3%，我国风险投资并没有在创新成果转化上提供应有的支持作用[5]。陈见丽（2011）以中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并不能为高新技术企业带来更多技术创新资源，也不能促使高新技术企业创造更多技术创新成果和效益。李明龙（2012）利用1993-2010年18年的相关数据就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能够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正效应，但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晏发发等（201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风险投资和R&D经费支出与技术创新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作用的贡献比四年前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并没有很大；研发经费支出仍然是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

学者们对风险投资是否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除了可能受研究方法、选用样本、选取指标和数据的可得性等不同的影响，是否还因为存在一些权变因素而加强或减弱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呢？对此，谢雅萍、宋超俐（2017）指出宏观环境、市场周期、行业和区域特征等因素会作为影响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微观层面上，本文拟从被投资企业的角度出发，选取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作为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的调节变量展开分析。

三、高管如何调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

从投资行为的角度看，风险投资主要是指风险投资机构通过把资本投入拥有高新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活动的企业而获得股权，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产出及商业转化，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一般通过IPO、股权转让和破产清算等形式退出被投资企业从而实现潜在的高收益。从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看，风险投资机构不但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还可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提供后续融资渠道、完善管理、指导商业计划等非资本增值服务。本文是拟从被投资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高管的职权范围决定了其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资本运作方面，因此文中侧重于风险投资的资本运作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和商业转化能力的提高。

2.高级管理人员

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界定存在着差异，考虑到高管的职权范围与风险资本在技术创新中运作的相关性，本文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高管对企业运营管理拥有决策权和控制权，是完成董事会目标的执行者，因此，高管的基本特征会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从高管持股、受教育程度、从业经验、年龄和性别等特征分析其如何调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二）高管的基本特征增强或削弱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复杂性，管理者不可能对其所有方面进行全面认识，即使在管理者视野范围内的现象，管理者也只能进行选择性观察。故企业高管的特征影响着他们接受风险投资后在组织层面战略决策的选择，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产出与商业转化。本文从高管是否持股、受教育情况、从业经验、年龄和性别展开分析：

1.高管是否持股决定其是否与股东利益趋同而致力于技术创新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论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作为人的高管有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忽视甚至损害作为委托人的股东的利益，无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为了降低委托成本，股东经常会对高管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比如股权激励。

从融资的角度看，企业接受风险投资后有充分的资金可以投入技术创新活动中。但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需求量大、回收期长，投资所得的业绩增长可能要等到一下任高管任职时才能体现。如果该企业的高管仅作为职业经理人而不持股，则他们会增加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地追求在职期间的业绩增长，不重视甚至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如果该企业的高管因股东给予的激励而持股，则容易与股东形成利益趋同效应，愿意并致力于技g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因此，高管持股可能会增强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否则，会削弱甚至抵消这种正向作用。就上市公司而言，高管激励中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所占的比例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就越多。

2.受教育情况影响高管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认知能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管的综合认知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成为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高低决定了高管的知识体系不同，这不仅影响其专业技术水平而且会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往往拥有开放的心态，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企业已接受风险投资的条件下，风险投资机构一方面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会指导或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更容易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所属行业动态发展中的新契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知，同时能够融合并科学配置风险投资机构带来的非资本资源，进而增强对技术创新产出以及商业化的促进作用。

另外，高管受教育的专业背景不同也会调节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高新技术类专业背景的高管更熟悉甚至自身拥有技术创新过程中所需的技术，更好地优化技术创新团队结构，规避技术方面的风险，最后通过提高产出能力而增加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而具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的高管人员，则在分析市场风险、选择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模式等方面占有竞争优势，最后通过致力提高商业转化能力而增加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3.从业经验使高管更愿意投资“具有经验优势”的项目

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有限度的理性导致企业高管寻求“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措施。高管“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的衡量标准除了受专业技术水平的判断，也会受其从业经验的影响。如果高管有研发方面的投资经验，在决策时注意力焦点通常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上，他们会更倾向于开展那些能准确感知风险的创新项目，并在指导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经验优势；如果高管较少涉足研发领域，在接受风险投资后的技术创新过程中难免会“摸着石头过河”，这可能会削弱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

4.年龄和性别影响高管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容忍度

年龄和性别是影响高管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高管的年龄越小，则他们越愿意冒险，选择创新性战略从而获得潜在的高收益；如果高管的年龄越大，则他们规避风险的态度越明显，进行战略决策时越谨慎，容易丧失“市场先机”，难以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大展拳脚”。另一方面，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这一内在特质使得女性高管偏向选择风险更低的投资项目。技术创新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年龄大的高管和女性高管往往是风险回避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主创新的愿望，降低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贡献。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高管持股与否、受教育情况、从业经验、年龄和性别这些基本特征都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态度以及选择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虽然企业接受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但并不代表技术创新的产出以及商业转化能力就相应提高，因为风险资本在技术创新中的具体运作会受到高管决策行为以及执行能力的影响，故高管的基本特征是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的调节因素。

但是，本文的结论仅基于理论以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基础上而得出，尚未结合实践中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更全面、更具体地对相关结论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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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 武，李晓华，朱明宣，庞加兰.风险投资、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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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见丽.风险投资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工商管理.企管纵横），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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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R&D投入；协整

一、引言

21世纪，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二是经济增长方式已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因为高技术产业具有高知识密集型、高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特性，有别于传统产业。因此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各国都通过大量的科技研发投入来提高其经济发展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据科技部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研发投入达到3125亿美元，日本也将近1500亿美元。同时，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研发投入也相当重视，韩国2004年的研发投入194亿美元，占GDP的2.85％，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美国(2.68％)、德国(2.49％)、英国(1.88％)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2003年我国R&D经费投入为1539.6亿元，占GDP比率为1.31。2004年增至为1966.3亿元，占GDP比率为1.23。2005年猛增为2450亿元，占GDP1.34％。

随着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新的增长点。因此各国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大力促进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在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中，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整个世界该产品出口的23.8％，日本为23.5％，欧盟为21.4％。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2000年印度软件出口就高达64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内需不足与投资过旺的情况下我国也大力增加外贸出口来拉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成为了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仅200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全年出口额首次迈上千亿元的台阶，达到1103.2亿美元，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猛增至2182.5亿元，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6％。

近年来随着我国R&D投入的增加，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品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力量，从而研究我国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这一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基辛于1967年提出“研究与开发要素理论”用以分析研发投入与贸易结构优化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格鲁勃、梅达在基辛等西方经济学家注重技术要素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形式和途径及其与贸易的关系，提出了“研究开发要素论”。他们认为，投入研究与开发的数量的多少可以改变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产生新的贸易利益。他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该种产品中的研究与开发要素密集度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如果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出口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越高，该国的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竞争力越强。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动态贸易理论认为，加大知识技术及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使其增长速度快于实物资本及劳动力一般要素，就会将该国的比较劣势部门产业变成比较优势产业，进而提升其贸易结构。因此，研究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关于研发投入与产品竞争力方面的国外研究中，PafickGustavsson等人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技术、资源察赋、要素价格和规模经济对OECD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他们指出知识储备完全是由日益累积的R&D投入获得的。其研究结果表明R&D在技术密集度高产业的影响力要大于其对密集度低产业的影响。同时也证明了R&D对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就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彭中文(2006)从R&D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作用角度阐明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一定推动作用。同时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即R&D投入总量较大但人均很少，基础研发不足缺少核心技术，经济微观主体研发投入不足，政府政策支持不足。杨波(2006)论证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与R&D经费投入之间的关系，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R&D经费每增加1亿元可带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0.8315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相关政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主张大力加强科技兴贸的联合工作机制，加大R&D投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开发提高产业化程度，从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理论逻辑阐述方面，即使使用了数量分析，也都是简单的统计数据列举，缺少现代计量分析手段。杨波(2006)应用OLS对高技术产业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仅对长期进行了研究且仅用OLS法进行简单的回归。本文将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与短期角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三、模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包括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等九大技术领域的产品。本文所设计的高新技术产品指的是上述九个技术领域的产品。本文选取1991～2005年为样本期，以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量(R&D)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为变量来分析研发经费投入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原始数据见表1。所有数据均按当年汇率换算而得。为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目的是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同时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模式，从而提高估计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R&D，EX的自然对数形式，分别记作LRD，LEX。本文采用的是计量软件EVIEWS5.1。

(一)单整(Integratlon)检验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时间序列大多数都属于非平稳序列，由于用非平稳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虚假回归或伪回归，从而导致所建模型毫无意义，因而有必要在建立模型之前对有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因此，在协整

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目的是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单位根过程也是单整过程。一个非平稳过程，如果经过d－1次差分仍然是非平稳过程，但经过d次差分后成为一个平稳的，可逆的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这样的过程是一个d阶单整过程。在双变量模型中只有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该检验是通过以下三个模型完成

从表2可以看到，变量LRD和LEX原时间序列的ADF统计值都大于10％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数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中，ALRD，ALEX的(C，T，1)检验形式的ADF值小于10％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所以两个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因此，LRD，LEX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即LRD～I(1)，LEX～I(1)，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Johansen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的方法，选用AIC和s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检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研发投入量(R&D)之间的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1软件对两者进行协整检验可以得到表3中的结果。从表3可看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研发投入量(R&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关系系数为1。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也证明本文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具有经济意义。从方程(2)可以看出，R&D投入量(自然对数)的系数为1.598，即R&D投入量关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的长期弹性为1.598，说明从长期来看，R&D投入量每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就会增加1.598％。R&D投入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旨在防止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中出现较大的误差，因为长期均衡关系是在短期波动的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实现的，而误差修正机制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误差。上文得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研发投入量(R&D)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1　在短期内，我国研发投入量R&D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正相关关系，短期弹性为0.847。

2　长期来看我国研发投入量R&D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存在均衡的关系，长期弹性为1.598。

3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本期产品的出口与前期也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二)政策建议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研发投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很强的正效应，因此：

1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应在法律制度、税收、财政支持、融资担保和风险投资等方面大力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加大R&D投入进行基础研究，重视原创性技术的开发研究，鼓励企业加大R&D投资，使高新技术得以迅速商品化、产业化，进一步增强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7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理论；于平；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界，于平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并头脑清醒的文化艺术理论学者。从文集《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文集），于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把握上，还是在文化科技、艺术学和艺术教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进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了。

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于平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于平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属性更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创造先进文化的人，而且在于我们能否塑造出人的文化先进性”，“要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要有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感，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成为文化强国，不仅要有强国的文化而且要切实通过文化去强国，要形成与文化强国相对称的文化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这些体会和论断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点，不仅体现了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于平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还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重要环节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于平认为：“从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文化力量形成于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文化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生产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创新力（原始创新、借鉴创新和集成创新）、集约力（产业化）、共生力（多样化）和拓展力（扩大再生产）。文化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传播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保障力（基本保障）、共享力（均等服务）、弘扬力（价值张扬）和竞争力（科技进步）。文化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向心力（民族凝聚）、共处力（和平共处）、引导力（价值取向）和提升力（境界升华）。”（《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于平这种对文化力量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将理论认识转化为实践思路，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于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于平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一种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形成，又决定于对文化产品属性的认识。他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当我们转变观念，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商品属性之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属性的文化产品区别对待，一方面则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遵循文化建设规律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这种对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平认为：“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意味着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要着眼于高端文化创新，要着眼于建立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准备’还意味着我们通过文化改革与发展而实现的‘文化转型’对内要有凝聚力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对外要有感召力和伟岸的精神魅力。”（《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在于平看来，文化创新是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创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应有的内在要求。

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于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一是于平积极推动广大艺术家在适应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于平看到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就在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在强调艺术教育的“自律”时应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二是于平强调“文化创新”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文化体制创新和文化科技创新，认为前者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后者是发展艺术生产力。于平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大文化观来看，科技进步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存在的进步形态，科技进步既推动着文化创新，更促进“新文化”的孕育诞生。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文化服务的趋美近善，都与“器”的改造和应用分不开；并且，体现在这种改造和应用中的“创新”往往都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三是于平重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重要作用。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高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于平认为：“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选择性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产品要好听、好看、好玩，要有观赏性，才能发挥文化娱乐功能。“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这种分析不仅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的开发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于平看到并非文化资源大市的深圳市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中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文化立市”上后来居上，提出从七个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即面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技术创新，面向农村和小城镇基层文化服务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创作及产品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教育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科技方法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于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时不是盲目的，而是时刻警惕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创造和分享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时的“文化殖民”或“信息殖民”。

关于文化创新的模式，于平特别重视“集成创新”。于平借鉴“科技创新”，认为文化创新也有三大模式，“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上，“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总是交替进行的，而“集成创新”更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大开拓、大融合时期。于平在区别“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认为，“集成创新”更强调“集成”主体的自觉，而“继承创新”更强调“继承”对象的权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正处在这种大开拓、大融合时期，因而于平较多地阐发了“集成创新”这种模式，认为“集成创新”一是强调对创新要素的选择、集成和优化；二是强调创新要素的优势互补、有机熔铸；三是强调创新成果的结构追随功能、要素服从结构。而实现这种“集成创新”则需要强化、培养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创新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既包括开放创新要素的空间跨界，也包括开放创新主体的思维跨界。三是协同意识。这意味着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前瞻意识。即不仅关注“现实的文化”更要关注“文化的现实”，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文化转型（《“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在这里，从文化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四种意识”的培养，形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也凸显了作者对于“集成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困境也往往体现在文化如何创新上。如何创新的问题，涉及人才、体制机制、市场环境、方法意识等方面。于平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相当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总体来看，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研究，而且他在开展相关艺术批评时还将两个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使微观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维度，也使宏观研究具有切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艺术研究。

第二，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紧密地联系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并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深度的人文关怀，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和“以文化人”，特别强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应“以人为本”和“为人民”。

于平看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而且站在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高度。于平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先进社会力量的选择，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发挥其先进作用；有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武装，先进社会力量才成为真正的先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人民”的。于平认为这种“为人民”的文化首先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次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他认为，物质的需求与文化的需求都是人民的需求，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众也关心闲有所乐、玩有所趣、风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启、情有所寄。人民大众所需的这类公共服务，虽不是最现实的利益但却是最基本的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能够满足、都是适合于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既要有娱乐功能，也要有提升精神的作用。于平在透彻解剖“春晚”时提出了我们需更文化些的“春晚”这个发展目标。于平指出，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春晚”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柳暗花明”。我们其实可以更淡定些，拒绝“过把瘾就死”；我们也可以更沉潜些，拒绝“吐口沫便红”；我们还可以更超越些，拒绝“撒个野装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文化些的“春晚”。在这个基础上，于平提出了“春晚”文化应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央视“春晚”要深化“问题意识”。第二，央视“春晚”要强化“精品意识”。第三，央视“春晚”要浓化“感恩意识”（《“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这样的分析、批评，应当说是有助于“春晚”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的。

在这个基础上，于平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透过“文化泛漫化”的种种现象，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化对“民生”的关注即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它可能深度关切“民生”，是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是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路径，也看到有些当代文化对责任担当的放弃。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有“星光大道”的选秀文化，有“非诚勿扰”的相亲文化，有“开心辞典”的益智文化，有“一槌定音”的理财文化；还有抖落家藏的鉴宝文化，结伴驴友的酷游文化，解析病理的养生文化，“鸡汤”经典的“开讲”文化……，于平全面地解剖了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将“文化泛漫化”现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行为”的泛漫。除了选秀、相亲、益智、理财、鉴宝、酷游、养生等等，还有各种土产、特产借文化摆摊、用文化贴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酿、奇石、红木等“文化节日”。“文化节日”毫无节制的泛漫，给人一种口味重、心地不纯的印象。二是“文化产品”的泛漫。当下许多文化产品一方面是强化着物质形态特别是那些能交换出货币价值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是凸现出娱乐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于平认为，如果说“文化行为”的泛漫还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关注“民生”，那么“文化产品”的泛漫则在貌似对“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弃了责任担当（《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与有些艺术批评家对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空泛的批判不同，于平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肯定与否定不是笼统的，而是建立在严格甄别不同“文化泛漫化”现象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艺术批评无疑是到位的，有助于人的文化发展。

于平特别强调“以文化人”即健康高雅精神品格的培养建构。以说“俗”道“雅”为例，于平在把握当代文化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时毫无艰涩生硬外来词汇的移植和搬用，而是利用中国当代人活的语言包括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阐明深刻道理。于平指出，中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则意味着“包容”。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雅”不仅存在于“文化整合”之中，而且体现为整合后“文化范式”的确立，即以“雅”为“正”。既然“以雅为正”，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就有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善于修饰的文辞称为“雅训”，充满智慧的话语称为“雅言”，博大包容的胸怀称为“雅量”……相形之下，雅、俗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接着，于平在梳理“雅训”、 “雅言” 、“雅量”等概念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这就是于平在承认雅、俗之间的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引领，认为那些讲究品位、追求境界的文化人，不一定自封“高雅”但大多自鸣“清高”，不一定都能“超凡脱俗”但大多鄙夷“谄世媚俗”。拒绝媚俗可以是为着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可以是为着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文化的“以文化人”，就是“化人以雅”，就是使人的品貌、趣味、格调、境界都渐至“文雅”起来。在这里，“雅”成了“文”的内涵，“文”成了“雅”的表征。因此，我们在远离低俗、拒绝庸俗、摒弃媚俗之时，更要养文心、修文德、循雅道、育雅趣，既陶塑文化人格又提升文化境界（《说“俗”道“雅”谈“文化”》）。于平采用娓娓道来、层层剥笋的方式，阐释了俗与雅的关系，揭示了“雅”的内涵和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化人以雅”的目标和要求。

于平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还提倡说“人话”即努力讲好那些“唯实”的话，坚决反对讲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及义的废话、惚如隔世的老话和人云亦云的套话。其实，那些空话、废话、老话和套话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之所以盛行甚至有些泛滥成灾，是因为一些艺术批评家严重脱离了当代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于平界定了这种“人话”的基本内涵，认为这种“人话”一是通俗易懂，二是通情达理，三是言简意赅，四是语近旨远（《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说“人话”是对艺术批评的要求，当然也涉及“以文化人”的大主旨。在艺术批评中，于平不仅大力提倡说“人话”，而且身体力行说“人话”。可以说，这种说“唯实”的“人话”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鲜明特色之一。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也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既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也极力推动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于平在促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时认为，与其纠结于科技之光会否损伤人文之光，不如思索人文之光如何借助科技之光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同时，他还提出了新的文化创意观，即既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意”从“仿创”向“原创”的转型，也强调这种“文化创意”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于平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了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在梳理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历史时，于平既看到了外来舞蹈的积极影响，也看到了外来舞蹈的消极影响。于平认为，俄罗斯芭蕾学派是中国舞蹈当代建构遭遇的第一个世界语境。这种古典芭蕾挺拔外开的形态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心态，而且顺应了民族舞蹈系统建构的要求。因此，中国民族舞蹈当代建构积极利用古典芭蕾的构架整合戏曲舞蹈的构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舞对中国舞蹈创作观念和运动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就人体表现力而言，拓展了躯干运动的表现力；二是就空间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地面空间的表现力；三是就动作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动作过程的表现力；四是就语言表现力而言，拓展了“主题―变奏”（包括“变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表现力。但是，这种回归本体、回归本原、回归本我的西方现代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是有消极影响的。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关注本体的同时不忽略主体，在关注本原的同时不放弃演进，在关注本我的同时不忘怀大众。”中国舞蹈的当代建构必然是中国社会当展的现实写照，因此我们必然要在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中创造中国当代舞蹈（《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从上可以看出，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以人为本，以大众为本，这既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于平的文化工作为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又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文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于平将文化工作和文化艺术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于平既反对隔绝“源头活水”的理论研究，也反对迷失“表面现象”的对策研究，而是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于平的艺术研究虽然比较注重对策研究，但却是将这种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的。于平深知，如果对策研究没有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会迷失方向；反之，如果理论研究不能支持对策研究，就会无的放矢。因此，虽然于平的这些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程度不一，但往往是有的放矢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其理论研究不会成为凌空蹈虚之论，也使其对策研究不会成为局于一隅之策。比如他关于演艺企业建设发展的研究，关于作为最近设立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建设问题的思考，关于艺术职业教育的把握，都体现了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自觉努力。

于平在推进演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时以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其中“增强内生动力”更是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动力”包括产品生产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两个层面：产品生产营销层面需要提升创新、营销、资本运作和知识产权经营四种能力。我们演艺企业在其转型发展中，面临着新兴文化业态对受众的吸引和争夺。如何通过高端项目来凝聚优秀团队、并通过打造演艺品牌来成就优质企业，于平提出，第一，我们演艺产品的生产在表现生活时尚的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要使艺术时尚化；第二，我们要逐步把“时尚化艺术”的文化快餐精心烹制成文化大餐，通过艺术品位的提升使观众由“娱乐性”的消遣步入“仪式感”的信念；第三，我们要尽可能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要尽可能吸纳高新科技来强化演艺产品的视听感受，让演艺产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风尚。不管是增强“内生动力”还是解决“自生能力”，我们都要靠项目设计，靠产品打造，靠品牌营销……唯此我们才有深化改革的动因，才有加速发展的动力（《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这些洞见是于平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深入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引领思路的作用，对于演艺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演艺文化是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它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于平提出，当前演艺文化建设不能不正视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正视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正创造着人类文明的全新视野，不能不正视这个全新视野给我们演艺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平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事实上已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媒的进步；二是演艺装备的改善。由于传媒的进步和装备的改善着手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演艺理念，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历史图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演艺文化在科技支撑中的本体开拓。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文化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时代的新人文！当我们申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持久也更健康！（《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与其被动遭遇科技带来的冲击，不如及时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自觉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无疑能够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

在艺术学研究中，于平深入地总结了以往艺术学的发展历史和全面地研究了当前艺术学的发展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了艺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于平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的领域，最精练的表达就是史、论、术三个方面。并且，史和论的主体应当是“术”的演进史和创造论。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没有这个“核心课题”的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学科品质”的学科门类。换言之，艺术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艺术学提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为我们尽快完善“学科品质”拓辟了路径，而“学科品质”真正意义上并且是符合本体特征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辛与持久的跋涉。

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于平认为，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于平正是看到了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他鲜明地提出：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如何去推动这个最年轻学科门类的发展，于平所论的史、论、术，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所倡导的“价值关怀”等等，都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相关联的是如何发展艺术职业教育。于平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艺术教育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思想系统。于平指出，要深入地去思考艺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深入地去思考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他提出，要考虑实行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要考虑推行艺学结合、校团结合、顶岗实习、回炉深造的培养方式；要考虑运行与就业环境贴近的教学环境、按岗位技术需求和技能标准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最后当然是要建立以检验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于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形成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职业教育应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就是：1.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2.终身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3.传承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4.实验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5.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的关系，6.学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7.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8.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9.立场教育与视野教育的关系，10.统编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关系（《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这些“关系”当然是艺术教育要妥善处理、合理调整的方面，提出这些“关系”，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者自觉、科学地把握艺术教育规律，促进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出“正确处理”其实就意味着对既往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乃至教学模式的调整。我以为，这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最亟待解决的学科建设重任。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而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又是对学与思进行深化与升华的有效途径。于平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在研究中工作，并自觉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有利于他在文化管理工作中拓宽思路、丰富方法和创新办法。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资源的珍视，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于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积极维护，对于当下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辩证解剖，等等，都能够抓住关键并进行深刻把握，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责任编辑：楚小庆）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Art Criticism： Review of Yu Ping's [WTHX]Cultural Horizon of Art Science

XIONG Yuan-yi

（Literary Newspaper Offic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125）

第8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生命周期;战略

一、引言

新经济环境下,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存储和传播成本的降低,以及国家联盟和市场的开放导致了价值链在地理上的扩散,进而形成了全球化市场。相应的,市场主体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世界性的中小企业增加、世界性的企业集群增加以及聚焦全球的大企业数量增加。主体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创新的速度加快,产业生命周期也开始缩短,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下,组织更新和淘汰的速度也逐渐加快。本文试图探讨企业应如何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技术创新战略,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适应产业环境的变化而不被淘汰。

二、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定义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创新(Innovation)概念来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12年熊彼特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以获取潜在利润”。技术创新概念最早是由索罗(S.C.Solo,1951)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中提出的,其中对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的界定,被理论界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上的里程碑。技术创新是“一项发明被首次应用”,“一个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项目的成功应用”,“一个从新产品或新工艺商业化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包括设想的产生、研究方法、商业化生产到扩散过程的一系列活动”,“一个以实际应用新的材料、设备和工艺,或者某种已经存在的事物以新的方式在实践中的有效使用为直接目的,承认并探索新的需要,寻求或确定新的解决方式,发展一个在经济上可行的工艺、产品和服务,并最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完整过程”,“因技术的推广而开辟了新的市场,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创造足以迅速改变我们社会和生产方式的新经济实力”,“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建立新的生产体系,使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以获得潜在经济效益;就是从新概念的建立,到形成物质生产力,并成功地使创新产品成批地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经过研究与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推广应用整个过程一系列活动的总和”。

总的来讲,技术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是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与开发或组合,到实际应用或产业化,并获得潜在经济效益全过程的相关活动。

三、技术创新战略

技术创新战略是企业在正确分析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企业技术创新总体目标部署,以及为实现创新目标而做出的谋划和根本对策,旨在通过创新调整企业原有的经营格局,以在变化的环境中争取主动性。技术创新战略常被分成领先创新战略、跟随创新战略、模仿创新战略和合作创新战略4种。

(一)领先创新战略

领先创新战略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率先开发出某一新产品,并在市场中一段时期内保持领先优势,即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垄断利润。领先创新一般属于基础性研究,研发的往往是一项全新技术。包括从实验室研发到最终创新成果被市场接受等一系列环节,所需资金投入都需要创新主体一方承担,对创新主体的资金投入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此外,自主创新对企业的管理水平、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和研究设备的先进度也都有较高的要求。所有这些都需要创新主体投入大量的人、财、物来进行培养和建设。因此,采用领先创新战略的企业一般都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因为这是投资大、风险大的战略行动,即使是大企业,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选择领先战略。

(二)跟随创新战略

企业跟随同一产业主导企业开展相应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主导方式是对主导型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加以选择、改进和提高,并在降低制造成本和拓展市场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相对于领先创新战略,跟随创新对企业综合实力的要求比较低。采用跟随创新战略可以把市场风险留给领先者,同时把研发成本降到最低。而且,采用跟随型战略的企业也可以避免走弯路,减少失败与缺陷,从而具备“后发优势”。并且可以利用市场先进入者开发的市场,降低了市场开发难度,节省了市场开发费用。

(三)模仿创新战略

企业自己不进行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对率先进入市场的产品进行再创新,通过购买专利、逆向工程等方法,学习、模仿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行为,利用地区优势进入某一产业领域,甚至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柠檬市场”效应驱逐创新者的产品。采用这种战略的大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他们与技术领先者相比,技术实力差距较大,难以与之直接竞争,但可以利用地区优势通过模仿而进入这一产品领域。企业这种战略投资少、见效快,比较适合研发能力较弱、制造能力较强的企业。

企业采取模仿战略,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模仿者是否有较强的设计、工程生产能力;是否有一定的研究开发投入;是否能做出适合地区环境和消费习惯的再创新,实现技术与产品的本土化;是否能准确地分析与把握技术的性能和前景、高起点地引进技术并最终实现技术跟随甚至技术领先的目标。

(四)合作创新战略

合作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对企业能力的要求较低。根据合作对象的不同,合作创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企业间合作,另一类是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企业选择的合作对象不同,合作形式也存在一定差异。总体而言, 企业合作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技术许可、联合研发、战略联盟、共同构建经济实体、委托开发、共建研发中心以及共建科技园区。

四、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

(一)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生命周期指产业从产生到消亡具有阶段性和共同规律性的厂商行为(特别是进入和退出行为)的改变过程,一个新产业从出现到成熟一般都会经历价格下降、产出增加和企业数量先升后降的非单调过程。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则是在实证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的现代产业组织学重要分支之一,是产业演进理论中有关整个产业从出生到成熟过程中,产业内厂商数目、市场结构、产品新动态变化的理论。比较著名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有:G-K理论、Klepper-Graddy理论和Aganval-Gott理论。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般将一个产业划分为投入、成长、成熟、衰退4个阶段。投入期厂商数目较少,消费者也较少,厂商获利不多,且主要以产品创新为主;进入成熟期,随着消费者对商品的认可,厂商数目逐渐增多,产业产出逐渐增加,激烈的价格战开始展开,企业开始将创新的重点转向过程创新;到了成熟期,经过优胜劣汰,厂商数目、市场需求与供给、技术都趋于稳定;衰退期则是产业经济新陈代谢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相对的或绝对的规模萎缩,产品老化、退化、功能减退而出现的颓势状态。

(二)各阶段技术创新战略选择

1、产业投入阶段。在产业的投入阶段,由于企业对所在产业的不熟悉,整个市场基本属于完全竞争时期,各企业对于如何发展本行业仍处于摸索阶段,因而即使是技术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在初始阶段也不得不模仿/跟随国外同行业的先进技术,在模仿/跟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学习、壮大,而对于那些技术创新能力很低的中小企业来说,则只能采取技术模仿战略。

2、产业成长阶段。在产业的发展阶段,各企业对所处产业的特征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研究,这个时候随着孕育阶段各企业的发展,产业内开始出现了领导者,此时,产品市场已经逐渐向垄断竞争转移。这个阶段对于技术创新能力中上等的企业来说,其技术创新战略就需要有一点改进,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为了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步,立于不败之地,可以继续采取跟随/领先战略,对产业内的领先技术加以改进。而一旦发现有竞争力的技术方向,企业就应当抓住机遇采取领先创新战略,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于那些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这一阶段除了继续采用模仿战略外,也可以根据所服务市场的特殊需求对现有技术加以改进,实行跟随创新战略。

3、产业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中的各项非技术因素基本上都已固定,垄断竞争市场的格局基本形成。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内保持领先优势,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垄断利润,就必然会选择领先创新战略,率先开发新产品。当然,为了降低风险,企业可以采取合作创新战略,利用科研机构或高校雄厚的研发能力。

4、产业衰退阶段。随着产业内核心产品其生命周期衰退期的到来,该产业也进入了衰退期。众多企业发展的实例表明,在这一阶段,产业内的领导者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领先创新战略,开发新产品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就会由领先者变为失败者。

五、结束语

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如何在不同时机选择不同的技术创新战略对企业经营的成败至关重要。本文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在产业的投入和成长期一般适合采用比较保守的技术创新战略,比如模仿和跟随。只有这样,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产业环境中站稳脚跟。而到了成熟期或衰退期,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加大,企业本身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就必须考虑激进一点的技术创新战略即领先创新。而领先创新战略通常是与合作创新战略一起实施的,即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发一些全新的技术,以保持现有的竞争优势或者延长产业生命周期。

参考文献:

1、Harry G.Barkema, Joel A.C.Baum, Elizabeth A.Mannix.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a New Tim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5).

2、傅家骥.技术进步系统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3、刘满强.技术进步系统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4、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第9篇：高新技术产业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新，出口，竞争力，安徽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企业创新奋进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表现，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决定了贸易产品的结构优化，决定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因此，加强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十分必要、也很重要，本文在概括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后，利用TCI指数、MI指数和GL指数测度了安徽省高新产品出口的贸易竞争力、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并得出结论，最后提出了扩大高新产品出口规模和优化出口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概况

近年来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出跨越发展态势，出口产品和企业集中度较高，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涌现出来，带动了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一）高新产品出口跨越式发展。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从1995年的1.2亿美元国际贸易论文，发展到2009年的15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19.7%。出口额占全省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6%提高到2009年的16.9%。高新产品出口额的年均增幅远高于同期全省GDP的增长速度，通过高新产品出口，拉动了我省精细化工、汽车配件等产业的发展，为省内产业升级、技术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二）产品集中度较高。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产品集中度较高。2009年全省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全钢子午线轮胎、镀锌板等新材料出口4.9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32.6%，生物医药及器械出口4.6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30.6%，电子信息产品出口2.9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19%，光机电一体化1.5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10.1%。高新产品出口呈现产业集聚现象，产品集中度不断提高核心期刊目录。高新产品的九大类产品中，以上四类产品出口额占总额高达92％。

（三）出口企业集中度高。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丰原集团、华文国际、华安进出口、水泥研究院等20家骨干企业累计出口10.4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70%。户均出口规模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随着出口企业发展壮大，其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也日益增强。

（四）出口主体性质多元化。全省高新产品出口中，国有、外资、集体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4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36%，国有企业出口5.3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35%，集体民营企业出口4.3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29%。

二、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

随着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规模的不断提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掌握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力现状，下面将从TCI、MI和GL三大指数，详细分析近年来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分类竞争力情况，以期做到了解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情况，进而扬长避短，全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提升出口竞争力。

（一）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1]。贸易竞争力指数（TCI：Trade CompetitionIndex）是判断一国或地区的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衡量指数。其计算公式为TCI=（Xi-Mi）/（Xi+Mi）。其中：Xi和Mi分别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业i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CI指数取值范围为-1≤TCI≤1国际贸易论文，当0≤TCI≤1时，意味着该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1≤TCI≤0，意味着该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表1列出了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九类产品在2003-2009年的TCI指数：

 

表1：2003-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TCI指数

产品名称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高新技术产品

0.017

0.14

0.239

0.156

0.371

0.363

0.368

其中：

 

 

 

 

 

 

 

 

 

 

 

 

 

 

电子信息

0.615

0.683

0.617

0.111

0.579

0.425

0.541

软件

 

 

 

 

1

1

1

1

1

航空航天

-0.98

-0.87

-0.963

-0.97

-0.854

-0.776

-0.594

光机电一体化

-0.672

-0.586

-0.592

-0.437

-0.406

-0.338

-0.274

生物医疗器械

0.358

0.463

0.558

0.513

0.66

0.633

0.651

新材料

0.332

0.419

0.537

0.746

0.793

0.653

0.699

新能源

-0.581

-0.458

-0.442

-0.226

-0.033

0.038

-0.113

环保与海洋

-0.494

-0.007

0.157

-0.407

-0.362

0.261

-0.227

现代农业

-1

0.963

0.91

0.736

0.978

0.997

-0.492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商务厅进出口数据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