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课程设置及教学活动，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为三维目标，共同构筑教育活动的育人标准。通常对大学课程的判断，以知识的再现和实践动手能力的检测为依据，对综合素质的评价则主要以学生个体的学习成绩、行动及其在群团活动中的表现等进行基于客观事实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活动安排，既依循前述“三维”要求，又隐含着对美的认知、善的传承、真的探索，后者同时构成现代大学课程改革的基本切入点与核心达成点。“一所大学不仅应该以学术的无限增长，而且更应以青年学生的生生不息和健康成长视为自己生命的源泉和活力。”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大学课程并不是以单纯的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而务必以美与善的和谐、道德与文明的累积与传承光大为归宿。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积累、凝练、演化而来的知识，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社会的规约、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也包括人类在知、情、意、行中的经验的不断改造、情感的持续升华。这些知识与情感的传承与培养，在学校教育中往往以课程作为基本载体，因此，课程必然地以美与和谐来构建人们的心灵世界、搭建人们的认知平台、规引人们的实践行为。课程不只是单纯的知识传授，作为教师，则应怀有美的理念，使学生在美的教育活动中学习、感受，在美的教育活动中成长。相应地，学生对课程的认知与评价，也不再简单地停留于取得成绩的高低，而是更加关注课程的内涵及现实意义。那些给学生以思想的启迪、观念的更新、价值之改造、行动之调适的课程，才可能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而那些停留于简单的说教、重复的再现、空洞的讲解，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课程教学及活动安排，自然会成为学生抵触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学生对课程的认知及认可程度，反映着该课程改革的成功与否。对于大学课程而言，尤其是艺术类课程满含着审美元素。比如美术课程中体现材料美、造型美、视觉美、空间美、生活美和精致美，舞蹈课则表现动作美、直观美、技艺美、造型美、抒情美和节奏美。从广义来说，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应是美的教学。教学是一种饱含美的艺术，教师、学生既是审美主体又是审美客体，二者互动制造出美的教学。如对孔子“中和之美”的思想的学习借助于中国古诗和当代诗歌的对比可使学生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隐约含蓄之美。孔子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是“思无邪”，主要体现在其对《诗经•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引导学生体会这8个字的内涵，首先是让她们重温（或背诵或朗诵）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这一经典诗歌，再让学生思考该诗的情感表达，教师在此基础上总结此诗流露的表达爱情欢乐而不过分、求之不得后忧愁而不悲伤的特点。为了加深学生对情感表达的度的把握，教师可以2014年底红遍中国的脑瘫农村女诗人余秀华的诗《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作对比，让学生分析评价，最后在讲“中和之美”的积极影响时应指出：情感表达的美不一定是直白的，中国古典诗词之所以为美，主要在于其含蓄的表达、意境之美的感染。这样的教学能让学生在美的感受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知识，既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以美育人。

二、以美促美：美育课程与人格的塑造

教育部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美育不仅能培养学生有高尚情操，还能激发学生学习的活力，促进智力的开发，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这是对美育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功能的具体阐释。其中，高尚的情操即是良好人格的体现，强调了美育对健全人格形成的作用。美育类课程虽各有侧重，但共性则应是关注学生社会公民意识的培养及责任担当，使其具备正直、善良、诚信、责任感等优良品质。美育类课程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包括自然美、社会美、人之美、艺术美等；从其开设目的来看，在于以美熏陶、感染、影响作为审美主体的大学生的内心，从而使其精神世界有所变化。当然，单凭教师的理论讲授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和效果，这就必须借助于具体可感的美的形象或现实相关案例方可有效。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纯粹地用语言描述，无论语言是多么地形象，但其魅力都不抵美的载体本身所具有的直观性。故，想要让学生感受到美，教师必须在讲授过程中，借助于教育现代技术将美直接呈现在学生眼前，既让学生欣赏了美，又体验到美的“百闻不如一见”的形象性。无论是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赞叹，还是对艺术家的精湛技艺的赞赏与佩服，都应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得以呈现。社会美与人之美的学习则不同，需要以实际案例去感化学生。比如近年出现的“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现象”“公交车上是否应该让座”等这些社会焦点争议问题都可拿到课堂上，先让学生思考、讨论，最后教师从美的层面总结。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学生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学会对现象美与本质美的辨别。美的现象与美的本质既对立又统一，美的现象的存在和变化要从属于美的本质，脱离美的本质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将生活热点问题与美联系起来既让学生在学习理论课时不脱离实际，又可以让学生理解美的真谛。处于信息泛滥与无处不在的微文化所带来的异彩纷呈的多元世界，部分大学生的素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集体规约与公众的要求相比尚有差距。与此同时，当下拥有精神高地与文化底蕴的大学，也正经受着就业、排名、经费、荣誉等种种考验与煎熬。因此，现代大学如何实现其以文化人的核心使命，是摆在大学面前的首要问题。对高等教育而言，如何在多元的生存语境中实现大学生个人成长意愿与社会主流愿景的适配，是大学教育课程教学设置所必须考虑的。就美育类课程而言，如何将其引导学生将认识美、发现美、鉴赏美、感悟美、体验美的审美追求与现代大学旨在使人求真、向善、唯美的价值理性与行动诉求完美结合，实现大学生健全、良性主体人格的养成，成为课程改革的方向与行动追求。各学科课程之中都包含着一定的审美内容，关键在于能否有意识地认识和把握，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大学生从审美角度把握课程，因此，在美育类课程的具体实施及案例列举时，尤其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喜好及接受能力等因素，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与问题、正确对待生活。诸如“官二代”“富二代”等社会现象及“我爸是李刚”等事件都可从审美的角度解读。这些新闻事件学生们不陌生，围绕事件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讨论并认识到人之美与金钱、权势无关，美具有行为美、语言美、心灵美的特征。案例中的人和事违背了这一点，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成为美的对立面而为社会所不容。这些案例既贴近生活，又发生在现时代，能够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美与丑。

三、美美与共：指向和谐的大学生人格塑造良性机制

何谓人格？美国心理学会原主席阿尔波特在1937年出版的《人格：一种心理学解释》中指出，“人格是个体内那些决定个人特有的行为和思想的心身系统的动态结构。”引申到伦理学中来，人格主要是指向道德，指个体自身所拥有的品质。健全的人格应涵盖知、情、意、行，通过具体的言行举止以情感、性格、能力、意志等方式呈现。“大学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所在……在这里，大学以其天然、庄重、理性、自律、智慧和负责，教人以庄重、理性、自律、智慧和负责。”这就意味着大学教育承载着塑造大学生良好人格的使命。从大学的文化使命出发，大学这一文化组织在学生人格形成进程中扮演着文化引领、行为规范的双重角色。通过美育类课程与课堂教学的正强化、个体自我约束（包括个体、人格和自我实现等层面因素）、学生社团活动（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存在和统一）等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为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提供成长沃土。首先，作为大学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课程教学，尤其是担负着学生审美教育及理论素养提升的美育类课程，自然成为大学生健全人格养成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前已述及，虽然美育类课程的主旨之一在于促使学生形成认识美、发现美、感悟美、欣赏美、体验美的主体意识，进而激发学生作为社会群体成员在道德意识层面的美感与善念。当然，美育类课程并不单纯地发生作用，对学生美的教育并不仅靠审美知识教育完成，还应依靠一切随时发生、处处可见的情境性的教育场域。大学生个体审美意识的萌发及美的行为，依靠其强有力的“传染”与辐射功能能积聚成为群体层面的行动理性与规约，进而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实现审美认知、审美体验以及对参与主体的人格、心灵的陶冶与升华。其次，作为学生个体与群体规约真切发生、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重要载体，学生的社团活动及课堂教学以外的活动设计，成为大学生健全人格养成的重要平台。如果说从个体成长的意义上而言，人格只具有个体意义的话，那么从群体、团队、社会的发展意义上而言，组成群体或团队的个体的人格对于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相应地，由个体集合而成的群体、团队、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体的人格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而且，置身其中的个体，欲求得到较好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良好的个性品质，另一方面更依赖于个性品质与集体的契合度。这种契合相互影响，合则两利，个体良好的个性品质能成为促进集体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对由学生学业成绩、道德素质、团队协作精神、集体归属感、组织能力等方面组成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成为大学生健全人格养成的衡量标准。受某种负面因素的影响，少数学生对学业成绩的追求停留在不挂科、拿学位顺利毕业等消极层面。但事实上，处于知识积累与探索阶段的大学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勃发和内在心理需要及自我实现的诉求，在学业成绩、群体关系、团队合作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与合作性。这一类诉求的表现与达成，恰恰为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提供了平衡和调节的杠杆。而且在这一杠杆机制下，实现了学生的知识、能力与道德品质的同等考量。所以在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天平上，不应只强调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升，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对真善美的感知都是评价的重要内容。最后，大学生对于校园文化元素的主动认同、自觉维护及在日常行为中的自觉践行，构成大学生健全人格养成的实践保证。大学生健全人格、完满人格的塑造，既依仗于大学校园的亭台楼馆、校训碑石等“硬件”，更依仗于学校的典籍故事，人事风物，深铭于学生观念深处的校风、校训等“软件”，它们共同担负起培育大学生为人处世的生活理念及日后步入社会的行为规范的作用。在大学的内在文化品质、外在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大学生对社会认知的一个风向标，它是大学生个性发展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这种社会认知又会发展成为大学生安身立命、成就、作为的信仰。这种信仰反过来为大学生健全人格养成、生发提供了方向引领。

四、总结

第2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艺术类的90后大学生对生活的品质要求高，在入学以后的情况看，艺术类的大学生普遍具有较为感性的思维方式，有着比较明确的自我意识，对完美有着极致的追求，思维比较跳跃，从而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的事件，这样的思维方式利弊掺半，有利的方面是可以将其专业方面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弊端的方面是，当其在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时，通常不考虑做事的后果，对人也是爱恨分明，极具个性，他们将对艺术的上的追求过程中的完美的要求，带到了现实的生活中，过于我行我素，做事过于感性。大部分独立学院的学生，家庭的情况都是比较优越的，他们入学的有关专业方面的培训费都比较高，能够负担起这些学生的专业课的学习费用的家庭，通常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可以为这些学生提供比较好的物质条件，这类型的学生都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过什么坎坷，心灵比较脆弱，当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一定的打击时，通常都会产生一定的挫败感，不能面对现实，因此针对这些学生在精神方面的疏导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正确的对其进行引导是当务之急。

2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缺少团队合作的精神

在独立学院中的90后的艺术类的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并且家里的物质条件是比较优越的，从小到大养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缺少对集体荣誉感的追求，大部分学生都不服从老师的统一管理，因为专业的需要，每个学生都必须要配置电脑，导致大部分的学生更是将时间花费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更少的去参加集体的活动，这样不但不利于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而且也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淡薄。

3对于将心理契约引入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3.1心理契约可以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制度起到补充的作用。心理契约可以加强独立学院在柔性管理方面的推动，独立学院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学校在刚性的制度方面是不能够得以适应的，在现代这些独立学院只有不断的对学生的需求多方位的了解后，满足学生的需求，才能使学生在自我价值的实现方面得以实现，才能使其与学校间构件有效的心理契约，以此来促进学校的柔性的管理的制度的发展。4.2心理契约可以降低独立学院对90后艺术类学生的管理难度。心理契约有助于对学生的心理进行调节，降低学生对管理者的敌意，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者的认识，在管理者与艺术类大学生之间建立平等的平台，在心理上降低以往大学生对管理者的反感，增加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以及信任程度，这种无形的契约构建了一种和谐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将自己视为学校的主体，同时学校也将学生的需求作为主观的工作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对学生的管理工作方面的工作效率。

3.3能够适应独立学院的艺术类的大学生的个性需求的满足。当代的独立学院的90后的艺术类大学生，都是有着比较强烈的独立意识的，他们更加的追求在平等自尊以及自我发展方面的意识，因此他们经常被当作异类，受到老师的歧视，以及不理解，因而他们更加的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一视同仁的对待，通常比较反感外界所施加的强迫，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说教就更是抵触，这种不是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手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代独立学院的90后的艺术类的大学生，在自身的特点方面的发展的需求了，但是这种基于心理契约理论下的大学生管理工作，就完全是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的化解了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教育管理工作环境。

4心理契约在独立学院的管理工作中所具有的核心作用

第3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1）社会因子-高校仍在扩招，而社会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却没有跟上，加之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毕业生在进入社会后面对信息的快速更替自我角色转换不及时而倍感压力山大。相比而言，社会节奏较慢地级城市和县级城市的就业压力会小很多。2）学校因子-企业在招聘毕业生时，常常要综合考虑学校的实力、知名度、影响力等，行业类院校因为学校资源和专业设置等的限制，求职范围有限。加上学校怕丢掉自己的特色优势，而不敢进行专业调整，使得学校专业设置落后。3）家庭因子-行业类院校进入门槛较高，社会也普遍认为行业类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好很多，这样就使得家长对子女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投资回报预期，无形中加大了毕业生在求职时的心理压力。另外调查显示，家庭收入偏低也是大学生心理压力来源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就业压力的疏导途径

能否有效缓解就业压力主要是取决于压力应对方法，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新浪推出的“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连续五年都一致显示毕业生在应对求职压力时更偏向消极的方式。提高毕业生求职时应对压力的积极性，成为政府、学校、家长及毕业生本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1.政府政策。增大社会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直接措施-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事业单位增加对毕业生的需求量。间接措施-快速发展经济，事实证明，经济的发展可以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大对求职者的需求量，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据调查显示，在3%的GDP增长基础上，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失业率就会随之下降1%，相反，GDP增长速度每降低1%，失业率便会随之上升1%。在未来15年左右，保障我国GDP每年7.5%以上的增长速度可以十分有效的缓解就业压力，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其次，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保障就业需求增长的原动力。

2.学校对策。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学校的主干优势学科实现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多学科协调发展，具体可以建立人才反馈机制，具体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灵活设置专业课程，增加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如海关学院设立法律学科，肯定比不过中国政法大学，但是海关学院可以侧重于海关法、税法等，体现自己学院的特色。另外，每到毕业季学校可以开展“专场招聘会”，引入就业压力管理EAP模式，加强就业指导，可以有机结合就业课程、社会实践、现场模拟等多种方法，加深毕业生对就业系统的了解。

3.家庭观念。行业类院校门槛高，子女在行业类院校就读，父母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优越感，自己的孩子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造成其对子女的就业期望过高，比如，很多家长会要求孩子，偏远地区不能去，私企不能去，薪资低了不能去等。父母的就业观念和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毕业生就业心理的形成，缩小了大学生的就业面，人为地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和就业压力。家长应转变这种就业态度，主动关心孩子就业期间的心理状态，并及时疏导给予其信心，鼓励孩子多尝试，脚踏实地，行行出状元，不要好高骛远。

第4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优秀论文报告会由华东师大化学系副主任王清江老师主持。教务处领导陈灵犀代表学校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感谢兄弟院校多年来对华东师大的关心和支持并祝交流会圆满成功。化学系主任何品刚教授简要介绍化学系历史和现状。1951年由沪江、大同、光华、同济、大夏、圣约翰等六校教师组成。现有教职工1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2名、教授34名，博士生导师36名。一级学科博士点十几个。各类科研项目120多项、每年科研经费2000余万元。在CA杂志上收集论文一百几十篇，除实验楼外，另有上海市绿色化学重点实验室，教师培训中心、中学生科普实验站等几十部分。2年后集中迁往闵行校区。目前因正值建设阶段、所以接待工作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与会代表谅解。

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范杰教授代表与会的化学化工学会负责人和各校师生感谢东道主华东师大校系领导和老师们为会议提供的周到安排。同时介绍了上海市市长韩正同志今年1月下旬视察化工企业时对本市化学工业提出跨市发展，辐射全国；加大研发力度，实施创新技术；一伴化规划，整合资源，做大做强等要求。为广大化学工作者展示了上海市21世纪化学工业继续发展的宏伟蓝图，倍受鼓舞。我们要用化学在追求美好生活，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消除人们对化学的误解，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身化学专业学习，应对未来能源、资源不足的挑战、环境污染加剧和温室效应增大带来负面影响作出努力和贡献。

交流会上20位同学的精彩报告和师生间热烈融洽的互动式讨论，为会议营造了极为和谐的氛围。

优秀论文涉及有关催化反应的机理探讨、多种纳米材料的合成、食品安全中监测方法研究、抗癌药物的活性研究、皮肤抗衰老的机理、环境水体中重金属的检测方法和仪器的开发等与高新技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多个领域。

经过评委讨论，有10位同学获得壹等奖。他们是：刘嘉、黎朝、陆颖音、李永玺、戴逸婧、丁支、王荔祖、马丽君、张若男和王欢。

有十位获得二等奖，他们是：徐阳、刘媛媛、徐慧婷、应佚伦、、张蕾、沈明月、虞珊、蒋迪发和徐浩。

会议在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者与华东师大和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部分负责老师合影后圆满结束。

第5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发展，http://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国力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并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尊重。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正确地认识这种历史机遇和发展趋势，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就进入了一个理论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即一方面当代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的人类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这些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或世界有关民族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具体运用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有必要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但这种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尚处于简单模仿的状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至今在中国人类学界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学派；更没有出现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将会由目前的初期阶段向着成熟兴旺的方向发展。

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将会由浅入深并取得较大的突破。西方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曾形成了各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类学理论流派，从古典进化论到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理论，不同学派之间围绕文化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社会事实、特殊价值、社会功能、适应机制、深层结构、象征符号、认知模式、实践取向、族群认同、社会性别、表述方式、变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风格特色，对世界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研究的深入与否，成了当代中国人类学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的研究尚停留在翻译介绍和简单模仿的阶段，离深入分析、广泛运用和开拓创新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和中国学者的努力，目前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方不同学派的人类学理论虽然各具特色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人类学发展史所显现的那样，西方人类学每个重要学派的理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以致当某一个理论学派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也就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人类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长期支配整个学术发展的格局而经久不衰。这种现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启示，即只要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赋予的机遇，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新，就可以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本人在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尽管当代西方的一些象征人类学大师提出了不少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假设，并开辟了一些与象征有关的研究领域，但至今为止，也没有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方面形成完整的体系，更没有在涉及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各个具体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和分析框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并可以填补空白或突破的薄弱环节。只要在广泛搜集世界各民族相关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空白或薄弱环节开展深入和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是完全可以在象征人类学理论构建方面有所建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预见，只要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在不久的将来，一批在深入研究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并开辟新领域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理论著作将会陆续问世。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版，不仅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是一种深化和突破，而且还将对当代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将中国学者有关人类学理论的研究融入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使得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在涉及到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存在和影响力，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

第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将会形成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曾是中国几代学者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众多的中国学者曾对这一问题作过相应的研究，但是目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而在具体实践上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尚不深入，还不能非常熟练或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本土文化现象；其二是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认识和了解比较肤浅，在学术界既熟悉西方人类学各派理论同时又深入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并掌握中国传统理论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两难处境，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但是，随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将会涌现出一些能够同时融汇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的有识之士，在综合运用中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要么以中国的个案实例来证伪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要么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与西方人类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假设；或者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论、天人合一论、和谐论、礼制论、儒学人类学、道教人类学等等，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真正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到那时，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不仅将对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学者把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本国传统理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被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学者所仿效，在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第三，随着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一批具有多元化取向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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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逐步形成。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同理论学派的形成，往往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构建上的贡献http://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的某一方面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假设之后，在其周围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以其本人为中心的学术群体，或者是其本人的学生，或者是受其影响的其他学者，在其开创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种理论方面继续开展研究，将其理论取向和风格特点延续下去，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学派。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界，以上这种理论学派形成的特点将会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人类学理论的形成而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出来。即在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中以某些著名人类学家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取向为中心而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学派。其中既包括具有西方人类学不同理论取向的学派，也包括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理论学派，还包括同时兼具西方与中国两种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产生争鸣和正常的竞争，共同推动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二、人类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向

由于受到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当代中国学者采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曾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主，以文献研究和跨文化比较为辅的格局，其它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虽已开始被部分学者所吸收和仿效，但要么只是零星地出现，要么就是刚刚开始有人提及，还未进入实质性运用的阶段。另外，因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功利主义和恋土情结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来分析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符合学术规范或与当代国际人类学基本要求有着较大差距等缺失现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学者人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原先那种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单一化和不规范的状况将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逐步向着综合性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

第一，人类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将会被中国学者综合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前中国人类学家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时还显得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往往只是单独地使用，加上在使用这些研究方法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田野调查时间短暂、文献研究方法不到位、跨文化比较方法运用不广泛等等，其结果就是导致学术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类学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将会朝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其一是许多新近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影视拍摄方法、计算机模拟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参与式评估方法等将逐渐被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具体实践中所广泛运用，成为众多学者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其二是某些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民族志写作不断得到加强，并向着规范化和较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来，部分高校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某些博士生，因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科研经费的支持，在导师的安排下从事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其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随着部分高校“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人类学、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也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学者们所广泛运用，如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系、婚姻家庭、政治组织、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跨文化比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资料数据库也将会随之建成，为中外学者开展大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条件。其三是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开展某些重要科研项目的过程中能够熟练地交叉使用各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在开展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田野调查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影视拍摄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使其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过中国学者们的努力，兼有国际性和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会在众多学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广泛地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和重大的影响。

第二，原先那种中国人类学学者田野调查范围跨不出国门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曾形成了田野调查范围难以跨出国门的封闭状况，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类学家与国外人类学家的交流和对话。但是随着目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种状况将会为中国人类学学者跨出国门从事国外民族的田野调查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另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也为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打开了方面之门。由于以上这些客观条件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再加上中国学者逐步克服自身的恋土情结，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跨出国门的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在未来的30年间，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形成一个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有关民族为重点，以世界五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的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开始尝试着在这一方面作出回应，即将部分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派到中国周边的有关国家或地区，以当地的民族为研究对象来开展田野调查，并写作自己的学位论文。这种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开展田野调查的现象虽然现在还形不成规模和气候，人们所能到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相当有限，并具有试验性的特点，但这毕竟已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将来还会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日显重要，再过30年，中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的范围将覆盖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到非洲、南美、澳洲和太平洋岛屿，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土地上，都将会遍布着中国人类学家的足迹，在国际人类学的权威刊物上将会经常性地发表中国学者研究世界不同民族的学术论文，在世界著名大学的重要讲坛上也将有众多的中国人类学家发表精彩的演讲。这种趋势目前虽然只是一种设想，但它已初显出一定的苗头和迹象，不久将会愈加突出并向着强劲的方向发展。

三、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

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分支学科林立、不同流派的人类学家之间既互相竞争又取长补短，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各有所长的开放格局。这种现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与西方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状况相比，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某些分支学科的建设还不完善；有的分支学科还只是停留在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而尚未开展正式的研究；还有部分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还未被介绍到中国。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的应用研究还远远适应不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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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将由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向未来的平衡状态转变。纵观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http://建设，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不同分支学科的发展显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有的分支学科拥有重要的领军人物和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曾召开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了某些学者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并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但还未成立相关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过某些相关的学术著作，但至今仍未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更未成立相关的专业学会，如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还有一些分支学科至今尚未出版过任何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也很少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仅仅停留在对部分国外学者相关成果的翻译和介绍这一层次，如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各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以上这种分支学科参差不齐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一方面，那些原先具有一定基础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女性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婚姻家庭研究、族群研究、文化变迁研究等，将会随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向着更高的层次转变。如与国际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相关专业学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同一个分支学科的不同单位和不同学者之间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较大规模的协作攻关；将中国学者有关分支学科的重要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等等。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基础较薄弱或至今仍是空白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饮食人类学、营养人类学、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移民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建筑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网络人类学、传媒人类学等等，则会在人类学其它分支学科的影响和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分别包括对本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分支学科专业学会；并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由原先的薄弱状态向学科优势明显的方向发展，乃至在一定时期内与国内其它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形成分庭抗礼、各有优势的发展格局。我们相信，只要经过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林立和百花齐放的学术兴旺现象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出现。

第二，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当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如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80年代的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建设研究、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西部大开发和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也不太突出，有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还需要人类学家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纵观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格局，21世纪的中国既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同时又肩负着发展自己本国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状况对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类学、民族学的应用功能，使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作用和更大的影响，是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和世界近期和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面临着以下一些重要的应用研究课题。其中涉及中国国内的重要课题如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国家重点工程对周围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中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各民族身体健康和长寿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各民族社会运行机制的人类学研究，中国高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科技人类学研究，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以上这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各种具有实际效果的应用研究及其本身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将使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一样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门具有明显应用价值的显学。而涉及中国与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则包括中国国力增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反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国家民族的影响，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与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全球化视野中世界不同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研究，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这些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繁荣发展有关的应用研究课题，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世界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四、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认为：“跨入21世纪，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其第一个世纪会怎样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学所能为思想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可以据此推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21世纪所处的地位，将与其本身对中国和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像我们在前面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将会取得重要的突破，这种状况将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第一，人类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呈现出多中心分布的状态。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曾存在着一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即各种与人类学、民族学有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内蒙、东北等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北京、广东、福建等原先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基础和学术传统的汉族聚居地区，而在绝大部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显得十分稀少。这种教学和科研机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再加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应用功能还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与其它学科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学科的地位。如只要提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名称，一般的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充分地显现出来之后，原先那种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分布不均衡，学科地位得不到学界广泛承认的状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最近几年，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建立了人转贴于 http://

类学的硕士学位点或相应的人类学、民族学科研机构，部分毕业于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开始成为这些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将会越加显著，以致再过20年，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有http://关省市，尤其是某些著名大学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等都将遍布着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而且人类学、民族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将在这些大学逐步设置。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课如“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概论”等则将成为许多高校中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并列的基础课，并深受广大师生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人类学、民族学有关文化概念、文化变迁、文化适应、文化整合、族群、应用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也将为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所广泛认同，人类学、民族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6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一、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紧跟潮流，适应大众旅游时代

自2016年“两会”之后，旅游业首次整体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推出，更多人瞅准机遇，将旅游作为日常所必备的生活方式。可见，旅游业即将成为当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专业应当紧随潮流，有必要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构建一套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的理论体系，从各方面进行理论规范行为，使之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地服务于旅游社会实践。

（二）迎合当下，匹配人才市场需求

随着旅游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各部门对旅游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了餐饮、酒店、交通、邮电等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甚至还会依赖第一、二产业的产业链。如此庞大的综合性产业，需要应用型人才去规范、整合和管理，因此，旅行社、景区、旅游规划公司、旅游管理部门以及新兴的在线旅游平台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就需要高校能培养出应用技能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此外，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在培养学生应用技能过程中对这些基础学科理论的运用必不可少，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培养出匹配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学科依据

（一）旅游管理的人类学理论基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体质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体构造和人的生理特性，通过对某一群体身体特征进行解剖，探讨人类的起源、分布、演化和发展。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对某一民族行为特征及其接触的实体做出判断，进而揭示该民族人类文化的本质。而当下旅游拓展“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无不处处体现人类学的学问，旅游者不再满足于饱览山水景色，而纷纷开始关注异域文化，凝视异地民族人们的相貌体征、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并从中探寻历史足印，来达到扩大认知、寄托情感、探奇求异等目的。

（二）旅游管理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包括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和主观事实的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而旅游显然既是一种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更是一种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旅游管理正是对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进行标准化，以及对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学理论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是旅游发展的基础，经济发达的程度越强，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旅游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党的“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会给旅游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因此旅游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管理需要与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如旅游经济学正是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学问。经济学理论也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

（四）旅游管理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需求按阶梯一样从低至高按层次可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既能使精神愉悦，又能促进人际交往的健康方式――旅游，它既能带给人们自信、愉快的心理体验，又能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还能拓宽眼界，强化自我概念和自尊，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旅游管理无疑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使学生能从旅游者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旅游项目的策划和营销。

（五）旅游管理的文化学理论基础

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并由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历程和所抱有的生活理想而确立起来的文化样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休闲旅游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文化是旅游的环境，旅游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载体，没有附着文化的旅游行为是没有灵魂的行走过程。因此，旅游管理学科中的规划方向、设计理念、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无不需要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文化学为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

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结构应当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见下图。

第7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传播学 主体性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communication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 （P114） 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会(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 （P2-4） 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 （P4） 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 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 （P25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 （P23） 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 （P187） 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 （P2） 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 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 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 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 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 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 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 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 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 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 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 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 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 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 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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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建斌. 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 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13]蔡骐、常燕荣.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14]孙皖宁. 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

第8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它面向全体在校大学生。为了推动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效果，借鉴分类教学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对这门课进行改进尤为重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的具体做法是，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类别，为不同类别的学生量身定制不同的分类教学目标，再以适合不同类别学生学习的分类教学方法、优化分类教学考核等进行教学。在分类教学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高教师素质、对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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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

所谓分类教学，就是指教学工作者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学生的个性、心理、基础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教学中有区别地确立不同的教学目标，制定教学计划、设计课程内容、控制教学进度、变换教学方式、构建评估体系，以期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确保每一个学生在最适合自己学习的环境中求得最佳发展。分类教学的核心是因材施教，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近年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尝试分类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分类教学理念也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面向全体在校大学生，有必要借鉴分类教学的基本理念与方法，推动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效果。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依据

1.现实依据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大体而言，文科类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基础较为扎实，对哲学、政治、历史等学科知识普遍具有浓厚兴趣，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普遍较强。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较浓厚，有提升理论素养和水平的渴望。相反，理科类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基础一般不太好，对哲学、政治、历史等普遍兴趣不高，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普遍不强。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重理轻文、重专业轻基础倾向，对政治理论学习兴趣不大，甚至存在抵触情绪。艺体类专业学生在高中阶段普遍不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基础普遍较差，他们对哲学、政治、历史虽有一定的兴趣，语言表达能力尚可，性格普遍比较外向，参与课堂互动有一定积极性，但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普遍较弱，对政治理论学习总体热度不高。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一刀切”教学模式仍然是当今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首选。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教育对象的思想基础，不是从学生现有的知识与能力基础出发，而是追求授课内容和进度的“一刀切”，按照统一的尺度要求学生，造成学生学习方式的单一化和趋同化。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有的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吃不了”。“一刀切”的教学模式因为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个性化要求，很难对学生产生吸引力，也不利于学生的知识增长和发展。采用这种模式教学，学生整体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度下降，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部分大学生眼里成了“睡觉课”“考勤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2.理论依据

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是分类教学的基本理论依据。因材施教是孔子的基本教育思想，也是其教育学生的基本特色。《论语》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是按照学生不同的品行与才性施以教育，培养出不同人材，众弟子有擅长于“德行”的，有擅长于“言语”的，有擅长于“政事”的，有擅长于“文学”的，这就是所谓的孔门四科。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将孔子的教学方法概括为：“圣贤施教，各因其材。”这里所谓的“材”，指的就是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因材施教也是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理念。美国教育家豪瓦德·葛德纳的多重智力理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原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因材施教这一基本的教育思想。以豪瓦德·葛德纳的多重智力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人类至少有七种智力，即语言智力，数理/逻辑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音乐/节奏智力，人际关系智力，以及自我认识的智力。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彼此相对独立的七种智力，而且每种智力有其独特的认知发展过程和符号系统。因此，教学方法和手段就应该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而灵活多样。教师必须让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并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和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即使是同样的教学内容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学校和教师的任务就是以适合学生特点的有效方法，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充分的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分类教学的实践

1.实施策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分类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划分不同类别学生。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前，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学力水平，将全体学生划分为若干个类别。根据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相结合的原则，比较可行的划分办法就是根据学科类别进行划分，将学生分为文科类学生、理科类学生和艺体类学生三大类。一般不需要再继续细分下去，否则会过于复杂而难以操作。当然，这种划分办法仅仅是粗线条的。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依照某些具体专业学生的表现进行调整。例如，一些理科师范类专业学生的课堂表现与学习能力、学力水平要优于同类别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可以考虑将这一部分学生调至文科类学生类别。

（2）制定分类教学目标。在划分了不同类别学生之后，就要确定与各类别学生学习能力与知识能力相适应的教学目标。要依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和所在类别学生的学习能力、学力基础，确定不同类别学生的切实教学目标。具体来讲，文科类教学目标应适当提高，可高于高校思政课教学大纲要求，让学生学习并懂得用所学政治理论，多角度对当前社会现象、时政热点进行判断、分析。理科类教学目标应为目前教学大纲、教材规定的全部基本要求，使学生懂得所学政治理论的解释、说明，对基本原理能够进行应用。艺体类教学目标为教学大纲规定的最低限度要求，对所学政治理论的概念、原理、观点有初步认识，先补基础知识，再逐步进行提高。

（3）找准分类教学方法。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性格特征、知识背景、接受能力等，在不同教学班的授课过程中，应选择相对灵活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在文科类教学班可以打破教材章节顺序，采用专题讲授方式，多讲解一些能体现学术性和思辨性的内容，适当提高理论的深度和宽度。同时，也可以紧密结合教材内容，或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研讨交流。在理科类教学班可以按照教材章节顺序，主要讲清楚基本观点和原理，不追求理论深度。同时，要尽量采用案例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在艺体类教学班可以适当降低理论难度。应结合学生喜爱的话题，紧密联系社会热点、学生的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述理论。同时，也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摸清学生的理论盲区。

（4）优化分类教学考核。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平时成绩加期末统考，考核的标准也基本是“一刀切”。这种考核的直接结果就是各个专业之间的成绩差异巨大，有的专业良好以上比比皆是，有的专业及格的凤毛麟角。因此，实施分类教学，必须进一步优化考核方式。比如，文科类学生的期末考核可以采取撰写小论文或调研报告的方式进行；理科类学生的课程考核应以平时成绩、期末考试并重；艺体类学生的平时成绩比重可以相对增加，并同时加强平时教学过程的管理。就考核的内容而言，也要体现层次化，即要根据不同类别学生的基础和教学要求进行分类命题。

2.分类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素质问题。在分类教学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教学班采用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方式，都必然对任课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想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关键在授课教师。为了适应分类教学的新情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不断提高教育理论素养，改善知识结构，优化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能力。如何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相关素质？高校应视条件多组织教师外出学习、培训，以开阔眼界、提升业务素质；教研室内部应通过分类教学集体备课、教学观摩等方式，做到群策群力，共同把分类教学搞好；教师个人则应该放低身段，紧密联系自己的教学班，通过交流、调查等方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分类教学方式。

（2）学生差异问题。分类教学中，如何将学生类别划分的更加精确和切实，确定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尤为重要。如前所述，目前比较可行的划分办法是根据学科类别进行划分，即把学生分为文科类学生、理科类学生和艺体类学生三个大类。随着分类教学的推进，如何实现不同类别间的学生的动态管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一方面，按照学科类别划分的办法仍有“一刀切”的嫌疑，因为同一类别的教学班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别；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个分类教学班中，学生也并非完全均质化，仍然会存在一定差别，这种差别有时甚至很大，这是我们在分类教学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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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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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362.

第9篇：大学生类论文范文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新疆民族文化冲突与适应”(编号：XJEDU010213C01)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作为一门来自国外的新兴学科，进入中国不过百余年的历史，1978年之后才真正受到重视并在各大中院校陆续开课。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文化人类学专业人才、出版的刊物、书籍以及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笔者根据自己在国外深造和国内从事文化人类学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在此探讨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一 突出文化人类学学科的重点

文化人类学在认识人类自身、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客观评价人类的成就以及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人类学；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因素；通过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发展；消费与交换有关的生产模式；生产、消费、交换方式在当今的变化趋势；疾病治疗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亲属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范式；交流、文化多样性和不平等性之间的联系；世界宗教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特征；当今世界宗教变化的重要趋势；当今世界象征文化的变化趋势；文化人类学家对移民政策与计划的贡献；文化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等。

二 安排写作

在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中安排写作非常必要，它的作用类似于数学课的计算练习，是学文化人类学的最佳方法。为了真正地应用通过课程内容获得的知识，学生必须总结性地记笔记并完成某些类型的写作作业。教师可以安排学期论文、文化人类学课外读物的总结报告或者案例分析等作业。对学生来讲，本课程能提供很多写作题目，教师可以出写作题目供学生选择，或者让学生自己设计写作题目。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授学生怎样完成写作、怎样设计论文的框架、怎样参考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等相关知识。比如，讲授文化人类学的导论部分时，可以安排有关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文化人类学的任务和目标、当代文化人类学学派的形成等方面的总结性写作。同时，还可以安排学生阅读专业论文并写评论，他们的评论应包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和意义等内容。总之，学生通过写作业能够提升文化人类学知识素养和对人类不同文化的认识。

三 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并用

如今可以说是影视产品泛滥的时代，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甚至车载DVD都随时能提供能满足个人需求的视频。当代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生活在“影视文化”(video culture)中，用凯西·乔丹(Casey Jordan)的话来说，他们是被视频养育的一代(video-raised generation)。互联网、多功能手机和微信几乎占用了他们所有的时间，这种现象已经给高校教师带来不少的麻烦。一方面教师无法阻止学生看这些视频；另一方面教师千方百计地劝诱、鼓励甚至强迫学生阅读规定的教科书。对于一些理论性、学术性强的章节和问题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如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流派、文化人类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于一些需要展示的内容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一些人类学教学片或者图片资料，寓教于乐，增强教学的可感知性。人类学教学片在教学使用中的效果非常好，而且互联网的普及为获得人类学影视材料提供很多便利。许多文化人类学影片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案例分析，很多章节如文化、田野调查、宗教、民族、种族、家庭、婚姻、经济文化类型、疾病与治疗、都市人类学的城市问题等都可以通过影像资料将知识点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学生。选择影片时，要选比较短、教育性较浓、能展示课程内容的影片。另外，还要注意影片的拍摄效果、娱乐程度。观看影片之后，应组织学生讨论影片的拍摄方法、摄制者的主观意图、影片展示的各种文化要素，还要把影片内容跟其他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学生一方面将会认识各种文化人类学现象，另一方面他们还学会怎样鉴赏影视资料。

四 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

在文化人类学教学过程中，一改传统的“注入式”，采取“研讨式”教学会收到更佳的效果。文化人类学除了一些基础知识课程外，很多课程都适合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人类学课程都可以成为讨论型课程(seminar)。研讨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动手查阅资料、组织语言、上台演讲、善于思考与敢于创新的能力，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在文化人类学课程的教学中，根据教材及学科的重点、难点来设计具有针对性、难易适度、有内在启发性的讨论题目。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每一章都关注现实问题与文化现象，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活题，可以围绕课程内容选择某一个主题或者某几个主题，让学生提前查阅相关资料，做好发言的准备，让全体学生都参与进来。如在讲到文化时，我们可以选择“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论之间有什么区别？”“民族中心主义有哪些积极和消极作用？”这两个题目；又如在讲到宗教时，可以提出“宗教在当今社会中有哪些功能？”“宗教信仰如何支配个人的日常生活模式？”等问题。这些讨论题既突出了教学重点又联系了实际，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深入了解社会。在讨论过程中鼓励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并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发表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老师最后要进行总结性点评，真正实现研讨式、辩论式的教学。

五 推行实践式的教学方法

开展文化人类学课外教学活动，参与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完全符合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点。田野工作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与学科标志，也是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它是检验人类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手段。这非常适合当今大学生对于那些陈旧研究的理论知识缺乏兴趣、更倾向于接受“现实而且跟自己生活相关”知识的特点。因此，很多著名人类学教师都非常注重实践性教学方式的采用，强调要将实际应用与专业理论相结合，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实习计划，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参与意识。在时间紧、经费缺少的情况下，采取就近、节约的原则。[8]如带领学生分组分主题对就近村寨、社区进行田野调查，让学生学会简单使用调查方法，学会使用录音笔、照相机、影像设备等调查设备，进而培养学生记录不同文化形态、正确认识不同文化的能力。文化人类学课程拥有很多主题可以由学生开展田野实践，这里推荐几种类型：参观当地博物馆并写出有关收藏品及其对了解古代文化的贡献方面的简要报告；调查货币、消费和礼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调查医疗保健与性别的关系；根据亲属符号写出自己的亲属图表；调查校园的各种俱乐部成员以及他们参与俱乐部的目的；调查纹身习俗的来源及其在学生中的影响；许可的条件下参观神庙、教堂、清真寺并观察各种仪式如何进行；调查文化、阶层、性别、民族等因素怎样影响人们的衣着、首饰、发型等身份标志；选择校园附近的某一个建设项目，调查它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果授课教师有在研项目，要鼓励学生参与，还可以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项目，安排他们趁假期回家对家乡的特色文化开展调查。这种做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联系起来，凸显了文化人类学融实践性、主动性、参与性、交流性、探究性、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学科特色。

然而，调查对象和工作条件一般都会使人类学家面临一些不同寻常的挑战。田野调查过程中主要威胁来自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国外人类学家的亲身经历也表明，学生在田野调查之前必须学会对付各种意外，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另一个挑战是人类学家如何对待被研究群体的伦理问题。安排田野调查作业之前，指导教师必须讲解要注意哪些问题、承担哪些责任等常识。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田野调查责任意识，不做对国家、研究群体和学术不利的任何事。要尽一切努力保护被研究者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和经济利益，要避免秘密进行调查。比如，要注意研究对象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肖像权、研究成果受益权等一系列权利和权益方面的伦理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学生会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文化人类学“例子”，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在当前全球化、跨国跨文化交流增多背景下，文化人类学在加强国家文化建设、重视文化软实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尊重不同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教师必须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出“基础扎实、知识宽泛、实践应用能力强、沟通交流能力高”的学生。不仅要对学生、对学校负责，还要对社会、对学科、对自己负责。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教会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科意识和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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