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关键词]金融结构 新金融相关比率 WFIR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1.5，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1.5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参数。当g大于1.5%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1.5%，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1.09上升到了2.36，2002年达到了3.57的峰值；WFIR2指标从1.09上升到了1.71，2002年达到了2.10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0.64变动到了0.61，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5，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3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并成为其金融危机形成的源泉。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2.5和WFIR2指标大于1.6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1.5>WFIR1≥1、1.3>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2.5>WFIR1≥1.5、1.6>WFIR2≥1.3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当WFIR1≥2.5、WFIR2≥1.6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大大强于非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巨大，主要表现在：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源尽可能流向金融部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金融发展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开始出现；WFIR1与WFIR2的值越高，危机到来的时间越快，程度越严重。

第2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一、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产生的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席卷整个世界，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风暴是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而次贷危机则与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关。什么是次贷危?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而投资银行又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通过创新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由此，最初一元钱的贷款通过创新可以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短期投机行为，最终酿成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的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

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10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美国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金融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及早对华尔街进行审查和监管，“两房”、雷曼兄弟、美林、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或许就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掉。“次贷危机”这只“美国蝴蝶”扇动翅膀所引发的金融海啸迅速向全球蔓延，向实体经济蔓延，并最终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实质

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新时代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针对十九世纪的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资本的贪婪本性所导致，而且经济危机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复出现，无法避免。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与生俱来，是一种制度病、基因病。经济危机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由于资本对利润永不知足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又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企业产能实际上是趋于下降，于是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经济危机爆发了。但是经济危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根本矛盾，于是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一次新的危机开始酝酿，并最终爆发。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被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关于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理论与当下的金融危机又有何联系呢?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经济兴起，同时货币资金投机不断出现。世界经济开始金融化，金融开始世界化，虚拟资本大量出现。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形成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只要通过发外债、印钞票，尤其是人为地使美元贬值，就会导致其他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和美国债券大幅缩水，就可以实现全球财富向美国的转移。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全球30％的资源；而实际上，美国国内债务和国际债务总和早已超过60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4倍。无疑，美国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为了攫取更多财富，美国及华尔街“发明”的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当世界实体经济发展无法支撑这么大的泡沫时，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此次发端于美国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机，更加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特殊表现，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理论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外贸进出口增幅回落较快，投资增长有所放慢；工业生产显著放缓，原材料价格和运输市场需求下降；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消费热点降温；部分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就业形势严峻；财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具体到我国，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人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具体到行业，纺织行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汽车行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表现低迷。

船舶行业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船舶融资的形势也日益严峻，欧洲许多银行都暂停了船舶融资业务，预订船舶但未获融资的比例明显上升。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受损失相对较严重。如广东近期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玩具加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国家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对欧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受到影响较小，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略有增长。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我国出口增长下降，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现在我们国家头等的经济大事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另外，此次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为应对此次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将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四、我国如何应对当前金融危机

第3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本文属于带有金融摩擦的宏观金融模型，目的在于分析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与金融摩擦微观基础的文献、金融危机文献和宏观金融文献都紧密相关。Basak＆Cuoco(1998)首先将有限参与约束(limit-edparticipation)应用于资产定价，Holmstrom＆Ti-role(1997)则较早地将股权融资约束应用于解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研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典的文献为Diamond＆Dybvig(1983)，Holmstrom＆Tirole(1997)和Allen＆Gale(2005)等。上述文献都为静态模型，本文则为动态模型，主要探讨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的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Kiyotaki＆Moore(1997)和Bernanke等(1999)都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宏观模型。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金融摩擦是否可放大宏观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他们在稳态附近用线性展开得出近似解，因此忽略了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这导致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的波动呈现单向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解出了全局解，可较好地刻画经济大幅偏离稳态时的金融危机的特征，本文的数值模拟认为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呈现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文献是HK(2011，2013)和Brunnermeier＆Sannikov(2014)(以下简称BS)。HK(2011，2013)的模型为禀赋型经济，因而无法探讨金融机构的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情形，且他们重点在于解释此次次贷危机中的风险溢价特征。BS(2014)中的金融摩擦为借贷约束，这导致他们模型中的经济只能被分为正常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本文模型中的摩擦为股权融资摩擦;且本文的经济可被分为三个阶段，正常阶段、金融机构危机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这更符合现实。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在股权融资摩擦的模型中对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按照如下结构来写作。第一节为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模型的直觉性描述和文献综述。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模型设定。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为参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数值结果。第五节为结论。有关模型的所有证明和数值计算过程都在附录中给出。

二、模型

(一)生产经济中有家户和专家两类人，每一类人都为测度为1的连续统，且每一类人的内部都是完全同质的。不同于HK(2011，2013)，本文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为内生。这种设定使本文可清晰地描述金融机构的危机以及金融机构的危机如何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中的投资和生产分为两种，一种为由专家作为经理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投资和生产，另一种为家户直接进行的投资和生产。金融机构和家户的生产函数分别。

(二)金融机构和最优合约假设金融机构由专家管理，但家户可通过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回报。类似于HK(2011，2013)，模型中有两个维度的信息不对称:家户无法观测到专家所选择的投资组合，也无法观测到专家是否尽责地对金融机构所持有投资组合进行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专家和家户在合资组建金融机构时会签订激励相容的合约。合约的条款为专家和家户在金融机构股权中各自所占的比例βt，1－βt{}，该比例也决定了双方如何分享收益和共担风险。限于篇幅，正文中只给出最优合约的结果，并在附录I里给出详细的最优合约的证明。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HK(2012，2013)，虽然本文的模型加入了内生且异质性的投资函数和生产函数，但最优合约的形式仍较为简洁。此处的最优合约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专家每期都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投资于金融机构的股权，这是异质性资产定价的标准假设，如Basak＆Cuoco(1998)和Guvenen(2009)等。第二，假设家户必须将λNHt的净财富进行储蓄(投资于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资产)，而只能将剩下的(1－λ)NHt部分⑧在金融机构的股权、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债券和自己直接购买资本KHt之间进行选择。⑨

三、参数赋值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无意于完全拟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数据特征。因此，本文主要根据相关的文献对参数赋值，并对参数做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表明模型的核心结论不随参数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参数的赋值结果(表1)。

四、数值结果分析

(一)稳态、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附录II和III可证明，模型中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被表示为状态变量ηt的函数。特别地，附录III给出了状态变量ηt的演化方程。给定基本的参数，可数值计算出ηt的漂移项和波动项、金融机构管理的资本存量的比例Ψt、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相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率、资产价格和经济中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金德伯格(2011)所提到的多数金融危机及此次次贷危机都有如下特征，即金融部门首先急剧萎缩，实体经济在滞后一段时期后才遭受大幅损失。特别地，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行业公司的股价于2007年4月率先急剧下跌，而标准普尔指数在2007年的10月才有明显的下跌趋势，美国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则在2008年4月才开始持续地下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先于实体经济出现危机。基于此，本文分别给出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定义如下。也即当经济没有任何危机的时候，社会总财富下降1%，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最多下降2.3%。从左下角子图中可以看出，位于该区域的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维持在整个经济的最大值，分别为aΨ(ηt)=0.1和Φt(it)=0.041。从右上角的子图中可以看出，资产价格也维持在最高的水平上，此时，qt=1.41。总之，在该区域内，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变化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相差不大，实体经济和风险资产的价格都维持在最高水平。直觉而言，ηt∈(η－，1］的区域对应于美国2007年5月之前的经济走势:金融行业股票指数的变化基本与标准普尔指数。

(二)比较静态分析: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危机宏观经济中的外生波动大多被认为是技术冲击、偏好和天气等冲击的波动，价格波动σqt则被表示为外生冲击波动率σ的函数。在基于一阶线性展开的DSGE模型中，σqt与σ的关系往往为正相关，本文模型的数值结果则表明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其次，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随σ的下降而上升。该结论的直觉为，行为人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会随外生波动率σ的下降而降低，进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构建更高的杠杆率进行投资，这必然会导致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将导致资产价格qt下降得更快，因此，临界点η=处的σqt也必然更高。BS(2014)在借贷约束的模型中发现了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与σ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本文的股权融资约束的模型中，两者之间甚至是负相关关系。本文所关注的另一问题为，是否股权融资摩擦越小(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越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发达程度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什么关系?下文的数值分析对此做了初步的理论性探讨。直觉上，当没有股权融资摩擦时，经济中的资源会以股权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最有生产率行为人手中进行生产，风险和收益被有效率地分摊。对应于本模型，股权融资摩擦越小，m越大，金融发达程度越高。当m=+!时，金融市场趋向于没有股权融资摩擦的状态。对应于不同的m，我们分别计算状态变量ηt的稳态值η*t、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值η－、发生金融危机的临界值η=以及其所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σqt。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表2有四个特征。首先，不论m如何变化，经济的稳态值都不会变化，这是由于我们设定家户的劳动收入l不太大，这保证了稳态位于没有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阶段，也即η*t∈η－t(，1];只要η*t位于此区域内，从附录III中可知，其不会受到m变化的影响。其次，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m越来越大)，发生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会显著降低，而且当m∞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趋向于0。该结论的含义为，如果两个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恰好同时位于发生危机的临界点，则给定此时两个经济发生的负向冲击使得各自的专家的财富损失同样的数量，对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机构危机转移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当m非常大时，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几乎同时发生。换而言之，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紊乱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可能性越高。第四，资产价格波动σqt的最大值会随着m的上升缓慢上升，也即股权融资摩擦越小，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中的资产波动率σqt更大。原因如下:对于股权融资摩擦较小的经济体而言，由于家户在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当股权融资约束变紧(也即经济位于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点)时，导致专家财富损失一单位的外生冲击将使得家户必须以更大的倍数撤出投资于金融机构股权的资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损失更多，进而导致金融机构债务资本比(杠杆率)更高。较高的杠杆率使得金融机构为了偿还无风险负债必须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幅度更多，经济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更大，金融危机会更严重。实际上，Acharya，Drechsler＆Schnabl(2014)和Bolton＆Jeanne(2011)通过微观模型表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的紊乱所带来的损失越大;本文的动态宏观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五、结论

第4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金融危机演变为债务危机

始于2007年7月的金融危机已逾四年之久。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金融市场和深陷水火的世界经济，各国政府曾协同行动出手救市。在各国携手努力下，金融市场迅速扭转局面，趋于稳定；世界经济也停止下滑，并在2010 年出现了复苏的征兆。就在人们庆幸百年不遇的危机如此快速结束之际，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却于2011年再度恶化。人们这才幡然醒悟，危机仍然与我们同在，且在继续深化发展。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目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局势，把握金融危机发展演化的轨迹和逻辑，有必要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及不同阶段进行梳理和分析。

这次世纪大危机虽然起源于次贷产品，但在华尔街开发的衍生工具推动下，却迅速波及到国际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市场参与者皆被卷入其中。迄今为止，金融危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并继续向纵深发展：初期次贷危机逐步发展为金融危机，继而进一步演化至全球系统性危机。在信贷紧缩催化下，危机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蔓延，演变为世界经济危机。随着发达国家扩张财政无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正演化为目前的债务危机。

次贷危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和房地产业市场经历了十数年的繁荣发展。而在“9・11”事件及IT泡沫破灭后，在空前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基于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扩张。在高杠杆作用下，次级债券市场风险不断累积。2005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利率的上浮，房价逐级下跌导致次贷违约率上升，次级债券价格急速滑落，在高杠杆作用下，投资者的损失被急剧放大，2007年7月次贷危机最终爆发。

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导致深陷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核心机构开始呈现明显的亏损，从2007年第四季度起，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陆续公布巨额拨备和盈利亏损，标志着次贷危机向全面金融危机转化。此后，华尔街一系列倒闭或接管风潮，掀起了金融市场的滔天巨浪，引发金融海啸，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机构遭受空前损失。

全球系统性危机。金融海啸触发了全球对金融机构倒闭的恐慌，成为此次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标志。美国市场剧烈动荡，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同时美国市场的深幅调整迅速向全球蔓延，欧洲、日本以及各新兴市场相继严重下挫。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系统性危机。

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全球扩散，引发系统性危机的过程，也是国际市场信贷进一步紧缩，市场信心进一步崩溃的反映。尽管各国不断向市场注资，动用数万亿美元救市，但仍然无法使银行增加放贷。由于担心无法收回贷款，银行信贷功能几近停顿。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随着危机深化，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各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美、日、欧经济同时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上升，消费信心下降，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反复剧烈波动。此外，全球逐步显现通缩压力，发达经济体临近通缩边缘。新兴市场的通胀也与全球同步回落。大宗商品价格更是同步大幅下降。危机已从金融层面转向实体经济层面。至2008年末，各国经济无一例外先后放缓甚至倒退，环球同此凉热。

债务危机。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市场和经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空前的经济金融措施。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先是不断大规模直接注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持续大幅减息，并延续至今。在用尽所有常规政策后，美国当局接着又抛出非常手段进一步放宽政策环境，除不断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外，又先后推出量化宽松措施，直接承接国债。由于发达经济体穷尽财政及相关政策，频频滥发国债，致使赤字及债务大幅上升。继欧洲反复出现债务危机后，美国国债问题又引发国际市场的严重关切，金融危机进入债务危机阶段。

私人债务向公共债务转化

201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为何未能持续？金融危机为何未能平息，反而深化发展至新的阶段？金融动荡的焦点为何从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债务？原因就在于欧美发达国家过去数年处理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政策，未能有系统地对症下药解决引发危机的根源问题，而只是忙于灭火，平息动荡，恢复市场平静。其结果是问题并未能化解，根源依旧，只是危机的焦点发生了变化。

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私营部门，包括个人，家庭以及公司债务不可持续的累积，根据有关数据，截至美国危机前经济繁荣高峰的2007年第四季度，包括家庭、非金融机构等私营部门以及政府在内的美国总体债务，相当于美国GDP的218%，其中私营部门债务总额约为GDP的168%，政府债务则为GDP的51%。可见，危机前美国累积债务的主体是私营部门，而非政府或公共部门。

为了对抗泡沫和通胀，美国在2004年中至2006年中的加息周期中连续加息17次，导致私营债务部门难以承担庞大的利息负担，而次级贷款成为私营部门债务链最薄弱的一环，由此引发次贷危机，直接刺破美国房地产泡沫。由房价下跌开始，股价以及其他金融资产价格也纷纷急跌，由此形成的资产价值萎缩，彻底摧毁了美国金融业的资产负债体系，使美国私营部门丧失了巨额债务的支付能力，美国整个金融体系近乎破产。

在私营金融支付体系几乎崩溃，经济金融正常运作难以维持下，政府作为最后的拯救者也就不得不介入。比起私人金融机构而言，政府具有更强更集中的融资能力。美国政府如此，其他发达经济尤其是欧洲也不得不如此。正是这一点改变了危机的焦点，推动危机深化发展。

政府作为私营金融机构拯救者的行为，改变了引发危机的债务属性，原本庞大的私人债务持续不断转化为公共债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至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逾80%来自七国集团。其间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急升了21个百分点。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复苏，美国加大举债力度，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总体债务持续上升。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债务总额占GDP比重高达247%，比危机前高29个百分点。债务占比的上升虽然有经济衰退导致的GDP总量下降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债务本身的增加。

最新数据显示，至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债务与GDP的占比略回落至243%，但仍比危机前高26个百分点。然而美国债务的内部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私营部门的债务占比在2009年第二季度曾升至180%峰值，之后回落至163%，而私营部门债务的任何降幅都几乎由政府或公共债务所抵消，公共债务的增加导致政府赤字已超过GDP的10%以上。

换言之，美国实质上是在“国有化”其债务问题，用公共债务取代原有的私营债务，其转换机制和管道就存在于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后果之中：经济衰退使福利开支增加而税收减少；救银行救企业稳市场，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的钱转至私人部门；另外为减缓危机压力，政府给予房屋贷款者各种直接或间接救助等等，导致债务正从消费者、家庭和其他私营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转移至政府相对应的账目中。欧洲各国情况基本相似，甚至更糟。这表明通过私人债务国有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危机，目前正从私人债务危机发展演变至政府赤字和债务危机。

发达经济体陷入冰河期

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它们长期经济金融扭曲发展累积的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分别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风靡发达国家，该种思潮主张政府应该尽量少干预市场，主张大力减税。以美国为例，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多次推出大规模减税政策，大大缩减了政府的收入来源。而与此同时，包括出于反恐和全球战略需要的军费开支，以及其他支出却仍在迅速增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许多发达国家都奉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执政者出于选举需要，不敢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依旧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造成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多年来靠举债度日。即使是福利保障水平较低的美国，近些年来也大力推行全民医保计划，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费用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至2009年，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项目总额为7963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6%，财政预算的23%。

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也是发达国家长期奉行过度消费模式的结果。美国民众历来多消费、少储蓄。20 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进入21世纪后，则开始超过70%。危机爆发前甚至高逾80%。而美国个人储蓄率则从1981年的12%一直下降到前不久的负储蓄，危机后也只回升至3%左右。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则是导致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奥巴马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逾千亿美元的减税措施，都加剧了债务危机的程度。

可见，发达经济体陷入债务危机，是发达国家长期过度消费，采取内外扩张政策(尤其是美国，持续庞大的军费约占政府预算20%)，片面追求高福利而导致沉重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又不时盲目减税等各方面合力的结果。在经济疲弱，财政支出倍增，而税收来源又萎缩情况下，出现债务危机是必然的。

第5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视域 格局思考

一、引言

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纷纷推出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同时通力协作，共同对抗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至今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的程度及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之损害的严重程度均十分严酷，鉴于金融体系所受损害的程度、财富的损失以及世界范围内过度借款的长期必要调整，对未来经济作出渐进复苏的预期必须全面，通过经济格局的分析，为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发展格局做出预测，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根源合成、并发的特征,其影响将更为持久、广泛而深远。金融危机将全面启动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表现为全球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改革的步伐加快，但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仍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金融危机推动了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政治经济投资的优先程序,对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表现

1.东部经济弱势化明显

金融危机后，我国进出口情况明显下降，从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东部出口金额逐步递减。12月份出口55.29亿美元，较1月份的59.84亿美元下降7.6%;11月出口50.54亿美元，比上月下降8.59%;12月出口49.22亿美元，下降2.61%;2010年1月出口40.11亿美元，下降18.51%;2月出口29.27亿美元，下降27.03%。具体分析来看，上半年进出口金额187.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4%。其中进口77.15亿美元，下降22.1%；出口110.27亿美元，下降19.16%，进出口顺差33.1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24亿美元。对于进出口增长下降的情况来讲，据海关统计，江苏、上海进出口总值分别为3922.7亿美元和3221亿美元，分别增长12.2%和13.9%。扣除物价因素以及人民币升值因素，广东的实际增长为负增长，江苏和上海的实际增长幅度也很小。而一些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外向度低，主要靠工业支撑、投资拉动的城市，这次金融危机对其东部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经济下滑明显，发展前景出现危机，自然会带动经济格局的转变。

2.中部发展势头强劲

我国的中部地区主要是指湖南、湖北等中部六省，这里原有的经济格局以农业和工业发展为主，金融业发展缓慢，在本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其受挫程度远远低于依靠进出口贸易的东部地区。统计显示，2010年2月初，湖南、湖北两省相继对外2008年GDP总量突破1万亿元大关的消息。“两湖”加上之前GDP已超万亿元的河南省，中部六省在全国13个“万亿元俱乐部”占据3席。此外，安徽省2008年实现GDP8874.2亿元，比上年增长12.7%，总量位居全国第14位。由此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部经济发展迅速，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这种经济格局，政府部门必须加快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调整，利用中部的发展空间进行产业化格局控制，以便全面对抗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3.西部和东北部发展迅速

我国的西部经济发展一直缓慢，但是受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产业化格局向着中亚地区转移，在这种转移过程中，西部的进出口边贸产业发展迅速，例如：新疆拥有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拥有部级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工贸易区4个，与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随着中国新疆对外经贸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硬、软环境日益改善，中国新疆已成为我国西进中亚、俄罗斯的主要桥头堡和加强对中亚、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前沿。西部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确存在一定劣势，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西部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巨大的市场空间。“多元经营、资源互补、和谐发展”的边贸发展精神的引导性，西部借着中亚的发展空间，不断地发展创新，正处于迅速发展的经济格局之中。而我国东北部老工业区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受进出口影响较少，凭借大型加工产业的先进性，在金融发展格局之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处于迅速发展的经济发展背景下。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原因分析

1.金融资本

产生“东部发展缓慢、中部发展迅速、西部发展空间大”的金融格局，主要是受金融资本的影响。从比重来看，危机爆发后，东部地区投资增长率在全国的比重开始下降，从2007年6月53%下降到了2009年6月的48.4%。这种金融影响与东部金融发展速度过快，受金融风暴影响更广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金融资本的转变有缓慢性的特征，因此金融资本的转变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基本上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在2009年前后，中西部省份平均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但中国的区域差距和城乡的绝对差距还很大。我国中部地区连接海岸线的水上“国际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安全需求正在转变。金融资本的转变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东部发展缓慢，西部发展迅速的转变。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面对金融危机，东部大城市的人力资源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农民工的返乡情况严重，企业为了缩减开支，大幅度地裁员情况频繁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是人力资本转变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短期行为，但是这种短期行为必然会引起经济发展的转变。据统计：2009年～2010五年间，我国中西部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货物进出口额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平均增长分别达到12.7%、10.19%、23.22%和21.11%，创造了瞩目的成就。在快速经济发展下，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全国和城镇失业率则逐年下降，这些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中西部的发展必然会利用这种短期人力资本的转变情况，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大内部人才培养和外部人才引进的步伐，提高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积极地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人才措施。

3.科技资本

科技资本是东部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项目，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科技发展缓慢，进口科技技术的专项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东部的科技资本受严重创伤。技术创新财富贡献增长率高于金融泡沫化速率时，危机因素会被大量吸收。当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财富贡献也以爆发式增长，金融资本获得的回报总是慢于产业财富的成长速度，即使出现一些创新失败和财产灭失，也会由创新成功者的高额回报所弥补，宏观上危机因素被对冲或吸收，可能出现因产业发育断裂而导致全产业链投资失败，进而引发局部或全局的金融危机。总之，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二条脉络，技术方面突出表现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一轮革命，而产业革命主要表现为现代通信技术突飞猛进和新能源产业的巨大潜力。我国东部的科技先进性自然会使得东部发展有第二发展的空间，同时中西部的科技发展处于新型发展阶段，自然会在现代通信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方面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四、金融危机下经济视域的格局变化预测

1.东西部的联合性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发展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受挫，但是其科技发展空间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在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有重建经济龙头的可能性。而西部发展在边贸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回收情况明显，经济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空间。在这种经济格局面前，我国政府的经济调整战略以东部沿海地区“三来一补”，西部发展“边贸合作”的经济战略格局为主，全面地促进了东西部的经济联合性发展。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一是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医疗改革、教育产业化等，使城市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消费；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陆续出台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优先发展等政策，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因此，从金融危机下的经济视域情况分析来看，经济发展格局自然会从重工业化发展、金融业快速发展向着边贸经济合作，节能经济发展为主，全面建设东西部联合产业，一方面促进国内经济消费；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进出口产业化的调整，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2.整体结构的转变

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我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将会出现明显的转变。（1）结构层面转变。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集中在出口领域，对出口的影响又集中在轻工业产品，沿海地区以轻工业为主，所受冲击较大，中西部则主要是重化工型产业，所受冲击相对较小且间接。（2）出口层面转变。中西部则以内需为依托，所受冲击也必然小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在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外贸易处于快速发展的金融环境之中。（3）发展阶段层面。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低，经济规模小，正如美国经济基数较大，1％的降幅都会带来巨大冲击，西部地区和东部相比经济基数较小，所受影响也会相对轻微。这三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格局出现了整体化的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影响，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同时也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转变。金融危机前，实际上拉动我国的GDP增长的是高达60%--70%的是“三外”――外商、外贸、外资。

4.服务业的转变

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凸现，很多外资企业都加大了在中国地区的投入，从行业大背景来看，未来5-8年，服务外包将从低附加值的开发、测试向高附加值的、与客户结合更为紧密的咨询、运维、高端BPO（业务流程外包）等业务转移。面对目前的形势，由于出口市场萎缩，会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去就业保障，回归农业。为小城镇发展提业支撑。农民工创办的企业，除去投资于农业经营和谋生型的小企业，规模稍大的工商服务业绝大部分是办在小城镇和县城。因此，在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政治转变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激活农村要素市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努力建成为数亿农民提供风险保障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推进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五、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东部经济弱势化明显，中部发展势头强劲，西部和东北部发展迅速。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资本的转变影响，在这些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自然会出现转变，产业格局出现东西部的联合性发展，金融发展出现整体结构的转变，农村服务业产业的转变，使得中西部进入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谢霖.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影响[D]. 兰州大学, 2010 .1-59.

[2]巩杰.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D]. 吉林大学, 2010 .1-58.

第6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一、引言

对金融不稳定性而言，其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早期学者认为金融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minsky（1982）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来自于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本性。diamond and dybvig（1983）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认为银行体系不稳定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随着信息经济学及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诸多的研究强调了投资者所能获取的信息及其预期对于解释金融市场行为的意义，并形成了金融机构内在不稳定性理论。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研究集中到诸如对外借款、不良贷款、金融自由化、汇率制度等方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不稳定性。

虽然这些文献对研究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主要着眼于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单方面因素，没有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开放性、复杂性、非线性和动态性，比如对这次次贷危机的分析，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不稳定性存在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作为普遍科学方法论并被誉为“宇宙至高无上的哲学规律”的熵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就尝试从熵理论出发来分析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问题，并试图给出减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二、熵理论简述

克劳修斯（1864）提出熵的概念，指在能量释放转化过程中不能被转化做功的能量总和，用来反映系统中无规则运动的微观混乱程度。系统中可做功的那部分能称作系统的可用能（），不可用能记作，系统总能记作，则：。熵的定义及度量就由下式给出：

（1）

其中c为任意正值常数，这就意味着熵与系统的不可用能成比例。

孤立系统和外界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相互作用。对其而言，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同时按照能量的降级原理，必然是负值，所以对于孤立系统，必然有（熵增原理表达式）：。因为任何一个系统连同其外界一起就构成孤立系统，所以我们将其写成：

（2）

可以看出，孤立系统的熵总是趋于增加。这一结论意味着孤立系统的状态变化过程只能朝着熵增的方向进行。同时也意味着孤立系统只有当其熵最大时才能达到平衡状态。因此孤立系统的平衡条件是：。在封闭系统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时，其行为状态总是由非平衡态向平衡态发展，经过一定时期后形成静止的平衡状态，它不再随时间的http://变化而变化，也不与外界发生联系，整个系统呈现出均匀、单一的特性。这是一种僵死、混乱、无序的状态。在系统分析中，熵值越小，表明系统越有序；反之，系统越无序。当系统平衡时，熵值最大，系统最混乱、最无序。

针对孤立系统的熵增问题，普里高津提出了开放热力学系统熵变公式：

（3）

耗散结构理论利用上式指出，提高系统有序性就要控制系统熵增，其必要条件是，系统向外界排出熵或从外界吸收负熵，即，且满足。开放系统能与外界交换能量，也能交换物质，使其在不断地耗散能量（产生熵）的同时，又从外界更大的环境中得到能量（产生负熵）。正是这种非平衡态势的热力学运动使系统不断优化。

三、金融熵的引入

熵理论已经从单纯描述微观世界的热力学物理概念，演变为一个与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动态开放的概念。这一理论也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范畴。爱丁顿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将熵增定律誉为“宇宙至高无上的哲学规律”，爱因斯坦则称之为“一切科学的根本法则”。

尽管熵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若直接把它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必然会产生不少问题。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不加限制的推广是不可取的。本文把熵分为热力学熵和非热力学熵两大体系，后者主要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熵，并对非热力学熵变规律界定为：在同一层次上，系统内的正熵和负熵具有共轭性（既共存又相反的性质），总熵变等于正熵、负熵的累加之和，其结果属于实数，可分为大于零、等于零、小于零三种情形；对于理想情形，总熵变等于零。虽然金融体系和热力学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运动体系，存在不同的运动形式，但是金融体系中却存在着与热力学体系中产生熵的相似条件。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运动体系实质上都是传递能量的运动系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试图把金融体系和热力学体系进行模拟，把金融资源的运动和热运动结合起来，提出金融熵的概念。

金融体系是一个金融能量持续运动并不断转化的系统，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一切金融资源的运动都是不可逆的过程。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正是系统产生熵的条件，因此，金融体系的不可逆性的运动形式必然会产生金融熵。本文将金融资源定义为：在某一时期内可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的金融资产。将金融体系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总和称为金融资源的总供给，把单位金融资源所能实现的gdp产出称为金融资源的产出能力，把金融资源的总供给与单位金融资源产出能力之积定义为金融能量。同时将金融系统中所贮存的金融能量的无效耗散部分称为金融熵，以这一概念表示金融系统的混乱程度。

四、用金融熵对金融不稳定性的阐释

著名的货币金融学家弗里得里克·s·米什金（fredric s.mishkin）在《全球金融不稳定：分析框架、现象和问题》一文中对金融不稳定做了这样的定义：“当金融体系所受的某些冲击已经明显干扰了信息传递，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再能有效地将资金传输给生产性投资机会时，金融不稳定就发生了。事实上，如果金融不稳定的程度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它就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即引起人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mishkin，1999）。简言之，金融不稳定是指在各种内部冲击之下，大部分或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和规模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超常变动，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影响到实质经济正常运行的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在这种失衡达到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金融不稳定将表现为金融危机，换言之，金融危机是金融不稳定的集中表现。

转贴于

本文将金融不稳定性界定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自身不稳定性及易受攻击性，其实质是金融体系内部的运动状态的混乱和无序的直观外在表现。而其内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是因金融资源在传递与转化金融能量的过程中，出现无效金融能量耗损而致使金融熵增并累积所致。所以，本文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是因金融系统中的熵增而产生并存在的。

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内涵强调脆弱是金融业的本性，是高负债经营行业的特点所决定，这是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有时称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负债过多、安全性降低，承受不起市场波动的冲击，即广义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交易过程中因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

五、从熵的角度重新审视金融危机（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为例）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告诉了我们很多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危机的办法，但九十年代以来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却给予这些理论以“证伪”，尤其是1997年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次贷危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说明gnp、通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等传统衡量经济状态的指标不再完全适用，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相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远远滞后了。所有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去重新认识现代经济金融http://体系下潜藏着的不稳定根源。事实上，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引起了金融系统的熵增，而熵增又诱发金融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就引起金融危机。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即，内部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缺陷性因素的积累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当与低效率：

①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

②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

③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过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

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

⑤汇率制度僵化。

⑥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2）从外部原因看，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由于东南亚各国过早地实行了本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于是，国际炒家从当地银行贷出大量该国货币投向外汇市场，该国货币贬值后，再以较低价格购回，除了归还银行贷款和利息外，还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国际炒家的投机对东南亚各国实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总之是当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过度投资和过度吸引国外短期资本（热钱），都是投向股市、房地产等而没有投向实体经济（制造业），致使经济中产生了大量的泡沫，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或去生产性）加之过早开放资本市场给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以可乘之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2.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了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贷款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放松了信用风险的管理。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本身就属于高风险产品。首先从金融产品创新来看，金融产品创新既有风险又有收益。金融创新更多的还是要在优质资产的基础上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爆发，因为次级贷款本身就不是优质的产品，是有问题的资产，是对于有问题的资产进行重新的整合和打包，当然这种方式有可能适应对有投资风险偏好的人比较适合，反之的话就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在创新过程当中要更多的用优质资产，那么一些不良资产或者是有问题的资产是不宜于创新，否则会增大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其次为分散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的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同类性质的按揭贷款处理成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市场出售。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是所谓的债务抵押证券(cdo)，它是将基于次级按揭的mbs（按揭支持证券)再打包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这一过程被称为二次证券化。在这次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池中的信用风险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不同档次的cdo投资者。此外，以信用违约互换(cds)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在风险转移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cds可以用于高级档cdo的信用增强，将信用风险转移给信用保护出售者，进而获得资本市场准入；另一方面，cds也可以被信用保护出售者用于构造高风险的合成cdo，以承担次级按揭风险来获取高收益。金融创新产品让风险转移进一步市场化、扩散更广。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创新与危机产生和传导密切相关，金融创新产品使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导致了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移到资本市场，进而传导到更加广泛的投资者。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在本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越来越大的金融创新风险。可以说金融创新引起了金融系统中的熵增。即：金融创新——金融熵增——金融风险——金融脆弱性——金融不稳定性——金融危机。

六、减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构建我国的金融稳定制度

源于金融脆弱性(finacial fragility)的特征，金融危机(finacial crash)已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幽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场系统性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各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金融机构本身到财政、货币以致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都受到冲击。因此，防止金融脆弱，建立稳定金融制度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转贴于

就我国而言，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我国的转轨过程为双重转轨，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小农经济向现代化转轨。而在这双重转轨中都孕育着不稳定性。在双重转轨中的诸多非稳定性因素，对中国金融稳定性必然产生影响。表现为风险和不稳定性因素向金融体系的集中，为金融体系承担了相当多的转轨和改革成本，金融制度本身变迁中蕴涵的不稳定性，从而决定了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

第7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目前，以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或被注资，或被接管及资产、商品、食品等价格大幅度下跌为特征的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过去。而后金融危机阶段即将到来临。

在这个阶段，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影响，并催生市场主体浴火重生或大规模兼并重组。因此，明智的企业将会采取整体变革、借势政策、优化结构等战略措施，积极应对，走向未来。

“熬”不是办法

全球金融危机是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系统的重大事件，直接冲击了市场经济的传统模式，引发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大变局。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2008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认为，这是其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金融危机。危机的核心在于美国的金融系统出了毛病，金融业风险的迅速扩散表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过时，出现的制度破裂性风险深不见底。

依这样的判断，我国部分企业目前采取简单的“熬”的办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一位企业家朋友说，既然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既然提倡“过冬”，那么准备点“棉衣”就是了，熬一熬“冬天”自然就会过去，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未来的冬天到底有多冷，冬天持续的时间到底有多长，目前还没有人敢肯定。这需要我们重新估价这个“冬天”的影响，随便准备件“棉衣”就能“过冬”吗？也许不大可能。高度重视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十分重要的。那些在精神上、业务上作好应对危机充分准备的企业，有可能在危机中率先走出困境，并获得可持续成长。海尔集团张瑞敏说要“冬泳”，要在“冬天”保持自己一定的体力和活力，通过锻练来保持自己足够的能量，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动保持企业在冬天的核心竞争力。

所谓系统应对就是提倡以主动变革的精神，从战略调整、管理控制、文化理念教育等方面入手，通过“控成本、借政策、强核心、优结构”的综合性战略部署，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控成本”就是要积极地、主动地控制总成本，降低总风险；“借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和把握各国政府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所隐含的发展机遇；“强核心”就是要全面地检讨现有业务和团队的优势、劣势，促使优势资源向优势业务、优秀团队集中；“调结构”就是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阶段性、过渡性等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育未来的利润增长点。

超越“拧毛巾”

降低总风险是当前所有企业包括全球500强企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首要策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特别是欧、美、日经济全面步入衰退。在收入增长下滑的背景下，控制总成本、降低总风险、保存实力无疑是最重要的战略措施。

中国部分企业尚未充分认识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仅仅采取经济常态下减成本、“拧毛巾”的管理套路来适应形势的变化是有很大缺陷的。传统“拧毛巾”式的应对之策不是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良好药方。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个程度，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的心脏出了问题。这需要动大手术，需要作整体治疗，需要变革管理系统，需要变革经营模式。在目前形势下，华尔街在变，跨国公司在变，欧美日主要经济体也在变。而我们的企业本身就存在着品牌、创新、资本等方面的弊端，面对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如果不对现有的经营系统做彻底的调整与变革，仅仅采取优化战略、优化管理这样低层次的应对策略，对多数企业而言，将面临重大战略风险。因此，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要调整战略，而不是优化战略；需要变革管理，而不是改善管理；需要重塑价值观，而不是简单地完善价值观。也就是说，面对空前的金融危机，如何增强体质，如何适应巨变的经营环境，需要从全局性、系统性的高度来制定应对策略，它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未来。而传统“拧毛巾”式的应对之策，其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搞不好在煎熬中会被淘汰。

总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需要采取系统性的变革策略。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关闭不赚钱的生产线，收缩非核心业务，强化核心业务，放缓新投资，调整经营计划和企业预算，裁减富裕人员等措施已成为必须之策。

借势政策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破坏了原有的西方金融系统和秩序，使其无法发挥正常的融资、信贷功能。这场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各国投资者、消费者、储蓄者的信心，这在美国、欧洲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挤兑”潮就是其重要的表现。

在这种形势下，单纯依靠传统商业调整力量已经不大可能。巴菲特呼吁美国投资者“抄底”，最后的结果使股神深度套牢。各国基金曾一度重手“抄底”华尔街，也落得深度套牢的命运。因此，挽救全球金融危机的重任无可避免落在各国政府的身上。

西方各国政府离经叛道，纷纷放弃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倾国家之力，采取注资、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刺激消费、做大政府信用等措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挽救市场信心，恢复金融功能和秩序。美国、欧洲等国家出台的应对措施主要集中在挽救大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大型保险公司、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等方面，它的问题主要出现在金融泡沫破裂。而中国政府出台的应对措施主要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就业压力比欧美国家还大。

现在，许多企业包括跨国公司等均在各国政府启动内需、产业振兴的政策或计划中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前些日子我们在南京调研，有一家德资家电企业的总经理说，2008年该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比2007年会下降30%。但2009年的经营计划比2007年要增长30%。这种现象很奇怪。他后来解释是公司主要产品线已通过我国政府“家电下乡”准入审核，预计企业在2009年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聚焦未来增长点

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也需要站在明天的立场构造未来。尽管未来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在部分企业的战略棋盘上，需要抽调必要的资源，为明天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优化业务结构几乎是所有企业的梦想，毕竟大家都想争取产业链的优势地位。这就像汽车替代马车，像电灯替代煤油灯一样。但是，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艰难。尽管全球管理专家都拿IBM说事，说它的结构调整如何彻底，效果如何好，如何获得了未来的竞争力。但IBM转型案例仅仅属于个案，现在还很难找到同样成功的复制者，更不用说批量成功地复制。这说明它的成功调整也许是和当时的时代机遇联系在一起。十多年前，美国思科公司也大力提倡优化业务结构，但直到2007年底，它的路由器、交换机等传统业务收入仍占总收入比重接近70%。它所加强的服务业经过十多年艰苦努力，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从未超过20%。美国零售业的结构优化也很缓慢，并以早期大多数零售业被淘汰为代价。优化结构确实不容易，但这是走向未来的基础。毕竟企业的业务有弱有强，成长潜力有大有小。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采取优化、调整、升级等战略部署非常重要。

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系统风险在短期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没有主动应对，最后在拖下去的过程中逐步被变化了的环境所消耗。企业需要提倡主动变革的精神，加工贸易型企业可以采取优化地区结构的方式，如可以将沿海的生产线向内地转移，也可以向海外发展；生产型企业可以延伸产业链，也可以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毕竟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个过程，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和阶段性。这也是优秀企业应对危机、实施转型的机会。

第8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对金融不稳定性而言,其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方法各异。早期学者认为金融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基础的恶化。Minsky(1982)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来自于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本性。Diamond and Dybvig(1983)指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认为银行体系不稳定性主要源于存款者对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随着信息经济学及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诸多的研究强调了投资者所能获取的信息及其预期对于解释金融市场行为的意义,并形成了金融机构内在不稳定性理论。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研究集中到诸如对外借款、不良贷款、金融自由化、汇率制度等方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不稳定性。

虽然这些文献对研究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主要着眼于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单方面因素,没有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开放性、复杂性、非线性和动态性,比如对这次次贷危机的分析,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不稳定性存在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作为普遍科学方法论并被誉为“宇宙至高无上的哲学规律”的熵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就尝试从熵理论出发来分析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问题,并试图给出减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二、熵理论简述

克劳修斯(1864)提出熵的概念,指在能量释放转化过程中不能被转化做功的能量总和,用来反映系统中无规则运动的微观混乱程度。系统中可做功的那部分能称作系统的可用能(),不可用能记作,系统总能记作,则:。熵的定义及度量就由下式给出:

(1)

其中C为任意正值常数,这就意味着熵与系统的不可用能成比例。

孤立系统和外界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相互作用。对其而言,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同时按照能量的降级原理,必然是负值,所以对于孤立系统,必然有(熵增原理表达式):。因为任何一个系统连同其外界一起就构成孤立系统,所以我们将其写成:

(2)

可以看出,孤立系统的熵总是趋于增加。这一结论意味着孤立系统的状态变化过程只能朝着熵增的方向进行。同时也意味着孤立系统只有当其熵最大时才能达到平衡状态。因此孤立系统的平衡条件是:。在封闭系统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时,其行为状态总是由非平衡态向平衡态发展,经过一定时期后形成静止的平衡状态,它不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与外界发生联系,整个系统呈现出均匀、单一的特性。这是一种僵死、混乱、无序的状态。在系统分析中,熵值越小,表明系统越有序;反之,系统越无序。当系统平衡时,熵值最大,系统最混乱、最无序。

针对孤立系统的熵增问题,普里高津提出了开放热力学系统熵变公式:

(3)

耗散结构理论利用上式指出,提高系统有序性就要控制系统熵增,其必要条件是,系统向外界排出熵或从外界吸收负熵,即,且满足。开放系统能与外界交换能量,也能交换物质,使其在不断地耗散能量(产生熵)的同时,又从外界更大的环境中得到能量(产生负熵)。正是这种非平衡态势的热力学运动使系统不断优化。

三、金融熵的引入

熵理论已经从单纯描述微观世界的热力学物理概念,演变为一个与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动态开放的概念。这一理论也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范畴。爱丁顿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将熵增定律誉为“宇宙至高无上的哲学规律”,爱因斯坦则称之为“一切科学的根本法则”。

尽管熵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若直接把它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必然会产生不少问题。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不加限制的推广是不可取的。本文把熵分为热力学熵和非热力学熵两大体系,后者主要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熵,并对非热力学熵变规律界定为:在同一层次上,系统内的正熵和负熵具有共轭性(既共存又相反的性质),总熵变等于正熵、负熵的累加之和,其结果属于实数,可分为大于零、等于零、小于零三种情形;对于理想情形,总熵变等于零。虽然金融体系和热力学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运动体系,存在不同的运动形式,但是金融体系中却存在着与热力学体系中产生熵的相似条件。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运动体系实质上都是传递能量的运动系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试图把金融体系和热力学体系进行模拟,把金融资源的运动和热运动结合起来,提出金融熵的概念。

金融体系是一个金融能量持续运动并不断转化的系统,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一切金融资源的运动都是不可逆的过程。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正是系统产生熵的条件,因此,金融体系的不可逆性的运动形式必然会产生金融熵。本文将金融资源定义为:在某一时期内可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的金融资产。将金融体系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总和称为金融资源的总供给,把单位金融资源所能实现的GDP产出称为金融资源的产出能力,把金融资源的总供给与单位金融资源产出能力之积定义为金融能量。同时将金融系统中所贮存的金融能量的无效耗散部分称为金融熵,以这一概念表示金融系统的混乱程度。

四、用金融熵对金融不稳定性的阐释

着名的货币金融学家弗里得里克·S·米什金(Fredric S.Mishkin)在《全球金融不稳定:分析框架、现象和问题》一文中对金融不稳定做了这样的定义:“当金融体系所受的某些冲击已经明显干扰了信息传递,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再能有效地将资金传输给生产性投资机会时,金融不稳定就发生了。事实上,如果金融不稳定的程度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它就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即引起人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Mishkin,1999)。简言之,金融不稳定是指在各种内部冲击之下,大部分或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和规模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超常变动,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影响到实质经济正常运行的一种经济失衡现象。在这种失衡达到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金融不稳定将表现为金融危机,换言之,金融危机是金融不稳定的集中表现。

本文将金融不稳定性界定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自身不稳定性及易受攻击性,其实质是金融体系内部的运动状态的混乱和无序的直观外在表现。而其内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是因金融资源在传递与转化金融能量的过程中,出现无效金融能量耗损而致使金融熵增并累积所致。所以,本文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是因金融系统中的熵增而产生并存在的。

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内涵强调脆弱是金融业的本性,是高负债经营行业的特点所决定,这是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有时称为“金融内在脆弱性”。广义的金融脆弱性,是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负债过多、安全性降低,承受不起市场波动的冲击,即广义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交易过程中因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

五、从熵的角度重新审视金融危机(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为例)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 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传统的经济理论告诉了我们很多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危机的办法,但九十年代以来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却给予这些理论以“证伪”,尤其是1997年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次贷危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说明GNP、通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等传统衡量经济状态的指标不再完全适用,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相比较,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远远滞后了。所有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去重新认识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潜藏着的不稳定根源。事实上,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引起了金融系统的熵增,而熵增又诱发金融不稳定性,当不稳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就引起金融危机。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即,内部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缺陷性因素的积累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当与低效率:

①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

②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

③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过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

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

⑤汇率制度僵化。

⑥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2)从外部原因看,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由于东南亚各国过早地实行了本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于是,国际炒家从当地银行贷出大量该国货币投向外汇市场,该国货币贬值后,再以较低价格购回,除了归还银行贷款和利息外,还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国际炒家的投机对东南亚各国实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总之是当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过度投资和过度吸引国外短期资本(热钱),都是投向股市、房地产等而没有投向实体经济(制造业),致使经济中产生了大量的泡沫,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或去生产性)加之过早开放资本市场给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以可乘之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2.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了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贷款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放松了信用风险的管理。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本身就属于高风险产品。首先从金融产品创新来看,金融产品创新既有风险又有收益。金融创新更多的还是要在优质资产的基础上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爆发,因为次级贷款本身就不是优质的产品,是有问题的资产,是对于有问题的资产进行重新的整合和打包,当然这种方式有可能适应对有投资风险偏好的人比较适合,反之的话就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在创新过程当中要更多的用优质资产,那么一些不良资产或者是有问题的资产是不宜于创新,否则会增大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其次为分散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的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同类性质的按揭贷款处理成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市场出售。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是所谓的债务抵押证券(CDO),它是将基于次级按揭的MBS(按揭支持证券)再打包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这一过程被称为二次证券化。在这次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池中的信用风险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不同档次的CDO投资者。此外,以信用违约互换(CDS)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在风险转移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CDS可以用于高级档CDO的信用增强,将信用风险转移给信用保护出售者,进而获得资本市场准入;另一方面,CDS也可以被信用保护出售者用于构造高风险的合成CDO,以承担次级按揭风险来获取高收益。金融创新产品让风险转移进一步市场化、扩散更广。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创新与危机产生和传导密切相关,金融创新产品使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导致了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移到资本市场,进而传导到更加广泛的投资者。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在本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越来越大的金融创新风险。可以说金融创新引起了金融系统中的熵增。即:金融创新——金融熵增——金融风险——金融脆弱性——金融不稳定性——金融危机。

六、减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构建我国的金融稳定制度

源于金融脆弱性(Finacial Fragility)的特征,金融危机(Finacial Crash)已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幽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场系统性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各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金融机构本身到财政、货币以致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都受到冲击。因此,防止金融脆弱,建立稳定金融制度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我国而言,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我国的转轨过程为双重转轨,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小农经济向现代化转轨。而在这双重转轨中都孕育着不稳定性。在双重转轨中的诸多非稳定性因素,对中国金融稳定性必然产生影响。表现为风险和不稳定性因素向金融体系的集中,为金融体系承担了相当多的转轨和改革成本,金融制度本身变迁中蕴涵的不稳定性,从而决定了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

第9篇：金融危机总结范文

1.消费价格指数（CPI）

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了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情况，通常用来观察通货膨胀的水平。我们选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这5个国家金融危机前10年的相关数据与中国近1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危机爆发前的10年间，亚洲5国的CPI指数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且CPI超过5%的增幅，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货币大幅贬值。以印度尼西亚为例，1987年该国CPI指数为80.70，其后9年CPI的指数依次从87.20、92.80逐渐增长到1996年的165.30，其平均增幅达到8.5%左右，通货膨胀情况严重。1997～2006年10年间，中国的CPI指数基本保持整体不变，且为小幅增长的趋势。不过，2007年以来CPI涨幅明显增大，11月份比2006年同期高6.9%，全年超过4.6%。我们认为，在石油价格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升因素的冲击下，中国通货膨胀将迎来近10年来最大的压力，如果把房产价格和教育消费这些核心因素考虑进去，中国通胀形势实际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2.GDP增长率

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这5个国家金融危机前10年数据与中国近10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在1987～1996年间，亚洲5国的GDP增长率波动不平稳，时高时低，这对长期抵抗危机是不利的。以菲律宾和泰国为例，1989年菲律宾GDP增长率达到6.8%，两年后跌至-0.6%，波动太大；泰国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前10年，GDP增长率曾达到13.3%（1988年），但到1996年降为5.8%。这种大起大落无疑是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隐患。2.中国自1997年至2006年的GDP增长率10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对抵制金融危机是有利的。但是，中国的增长是一个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增长，这对抵制金融危机又是不利的。

3.货币汇率的变动率

货币汇率的激烈变化通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前6年汇率变动率都不大。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采用盯住一国货币的浮动汇率制。但当国际收支账户发生很大不平衡时，一国中央银行被迫贬值脱离挂钩汇率制度后，汇率变化率往往发生激烈变化，这实际上是金融危机的动因。亚洲主要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夕和金融危机爆发后，汇率变化率达到10%以上，预警作用明显。

我们观察中国近20年来的汇率变动率的变化情况。1994年汇率并轨后，中国开始实行了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外汇黑市，官方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管理，基本上等于在给定外贸和汇率政策下的市场均衡汇率。2005年7月，中国进一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启动了更为灵活的新汇率制度，人民币呈走强之势，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承受升值的压力，在国内市场则因通胀而承受贬值的压力，一升一贬，使人民币处于风险倍增的境地，必须特别谨慎。

4.外汇储备/GDP

东亚5国发生金融危机前，部分国家外汇储备相对较少，以韩国为例，10年间基本维持在5%左右，这一水平外汇储备很难抵御金融危机。但是，马来西亚等国家外汇储备一直比较高，1993年曾达到43%，也没有抵御住金融危机。其原因有二：第一，马国外汇储备表现为只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不利于对冲风险。第二，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相应地扩大了货币供应量。

近10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07年第三季度，外汇储备达到1.43万亿美元，占GDP之比超过40%。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来自贸易，其中一大部分来自加工贸易，且与外商投资企业为主，技术含量低，能源材料消耗大，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同时，外商投资企业未分配及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潜在对外负债数额较大。这与马来西亚当时的情况相似。一旦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发生较大动荡，市场预期发生逆转，跨境资本很可能大量流出，增加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此外，外汇储备增长过大增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影响物价长期稳定的同时，造成国内资金泛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加了投资反弹的泡沫压力。因此，大额顺差与大额逆差同样都存在风险因素，值得高度重视。

5.产业结构

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的，所以说，研究各国产业结构的分布对正确判断金融危机是很重要的。我们比较了1995/2005和1996/2006连续两年产业结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与金融危机前东亚5国的产业结构很类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产业结构风险。

6.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

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用于衡量外债是否处于安全范围之内。按照国际惯例，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比重不超过25%才被视为是安全的。我们通过数据比较：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5国的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都显著增加了，且泰国和韩国已经明显超过了警戒线25%，接近60%，预示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自2001年至今，该指标均超过警戒线，且呈现出递增趋势，以2006年最大，达到了56.85%，该指标亦说明目前的中国短期内需要偿还的债务很多，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弱。

二、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1.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

通过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机构购入的美国按揭债券总额为1075亿美元，占亚洲国家购入总量的47.6%。通常，次级按揭债券在整个按揭债券市场中的占比接近15%。如果单纯按照该比例推算，中国机构购入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接近160亿美元。中国的金融企业购买了美国次级按揭债券，但这些银行的投资规模并不大，损失规模不大。

2.对投资者心理等方面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心理因素、热钱流向、管理层的判断、国内企业的效益和加息等方面。对投资者心理，次贷危机会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引发市场投资者信心低落，对风险类资产的偏好度降低。欧美股市大跌就是这种悲观情绪的集中体现。同时，次贷危机会使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下滑、减息预期增加，导致美元汇率可能受到打击。因为市场预期美联储很有可能再度降低利率，减轻次级债各方压力，缓解危机升级。

3.中国出口企业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影响

对于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来说，在内需的替代作用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情况下，如果有美国经济衰退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中国很难独善其身。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市场早已紧密相连。如果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而拖累美国经济，那么就可能导致美国消费减少，进而给中国出口产品造成压力，最终影响境内上市公司业绩。汇丰银行在2007年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有60%是输出到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就占了28%，因此美国经济的放缓将使中国的出口增长受到压力。

4.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美国的房地产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房地产市场同样是在低利率、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形成泡沫，泡沫又在高利率和经济走软的情况下被挤破。前车之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可能让管理层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控制力度，避免形成恶性泡沫。随着“住房按揭贷款是优质资产”的神话的破灭，居民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暴露无遗，这种资产的优质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有很大警示。

三、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1.严格防范房地产金融危机的产生

由于住房市场的高风险性和周期性的存在，住房金融市场是一个风险市场，其产生的机制与影响力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准确测定住房金融市场的风险，评估政府政策对住房市场的作用，以及合理权衡金融机构的风险与收益，是降低住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方法。这也应当是我们在向市场上推行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时，所应采取的方法。

2.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

根据中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运作和权力制约，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加强金融系统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有机结合。

3.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

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中国要正确处理好改革途径和目标的关系。上市是银行治理结构调整的一种手段，不是改革的目标；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稳步推进。要着力解决好农村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投资结构的改变，促进增长方式的改变，促进内需的增加。

4.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

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极为重要。中国要结合国情，加快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和应急机制。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