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心；区域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27-02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多样化趋势也越来越突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结构区域化发展，区域金融核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结合现代经济发展实际，本文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区域金融中心包含城市现金支出、城市贷款支出、城市现金收入以及城市金融业的增加比重。区域金融中心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当区域金融中心指标的数据波动处于稳定的上升趋势，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存在问题下，应当及时进行沟通。例如，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1]，用公式表达是：FIR=F/W[2]，依据这一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标准，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不同的金融运算着力点，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结合以上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究，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结合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文献，同时应用FIR=F/W的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得到数据分析表，如表1[3]。结合表1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地区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广州市的FIR值分别为：4.9、5.2、5.6、6.2、7.3；天津市的FIR值分别为：4.3、4.5、4.8、5.4、6.3。从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趋势，整体经济规划的数据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广州市的经济增增长区域比重性各不相同，北京、天津市与广州、上海市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金融相关数据分析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性联系。

（一）综合指标分析

结合表1中数据，对2012―2016年国内部分区域城市FIR值进行综合性分析，金融中心值不是单一的数据分析，从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可知：FIR=F/W。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表1中，北京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1，而上海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4，广州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6；天津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0，这与区域间的综合发展整体重心不同存在相应的联系，广州、上海市的金融发展具有优势，发展信息的畅通性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使区域金融相关率的综合变化性较大。

（二）金融支出分析

区域金融中心数据分析和整体结构的变化之间具有直接性联系。从表1中数据来看，2012―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市以及天津的金融相关率都呈现整体增长趋势，这与我国区域内部金融资金快速流通具有直接性关联。一方面，现金支出的比重逐步提升，各个地区的金融资金变化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流动变化下，使城市金融运行的速率加快，商品经济交易的收益稳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金融支出与城市多样化的金融交易渠道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例如，从表1中数据分析来看，北、上、广、天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分别为2.1、2.4、2.6、2.0。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融合，是拓展金融交易领域的逐步形式，给我国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

（三）贷款余额分析

贷款余额分析，也是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必然性选择。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知，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市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两者在数据变化上增长比重相差0.3，两地的流动人口较多，信贷应用主要是房地产、购物等，贷款形式可以丰富区域金融经济的增长趋势，从而逐步完善新型金融管理的结构划分，促进现代资源的综合性循环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收入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步稳定，区域金融领域的行业机构逐步增加，多重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发挥良好调节作用。区域金融中心相关率的数据变化为，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当区域经济内部金融机构的自我调整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时，则区域金融中心的数值变化稳定性也得到相应提升。

结语

区域金融中心的分析证明，区域金融中心综合指标和金融相关率之间具有相对协调的运行波动趋势，结合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探索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从而优化新型经济管理结构，逐步优化完善发展区域金融，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周天芸，岳科研，张幸.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4，（1）：114-120.

第2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一、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对国有企业在国家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总结和肯定。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有经济成分在不断下降，特别是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中。比如，从不同所有制工业资产的比重变化来看，1998年，国有资产占比达77%，2002年降为69%，2007年为51%，到2012年时，不足一半，为49%。而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又需要国有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如何在国有经济成分下降的情况下，提升国有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数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11年，熊彼得就指出金融中介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后来，King和Levine(1993)以80个国家1960年～1989年为样本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较为显著和稳健的正向关系。Rousseau和Wachtel(1998)对工业化时期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促进作用。我国在上世纪末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探讨也比较多，谈儒勇(1999)，周立、王子明(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赵振全、薛丰慧(2004)的研究表明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但王晋斌(2007)的研究则并未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武志(2010)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提出的新假说认为金融发展的内在质是由经济增长所引致。从这些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在逐渐深入，但这些文献重点在于从宏观上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上，而对不同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深入。金融危机以来，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凸现，并得到认可，政府在干预经济时需要国有经济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作用影响深远。国有工业经济作为我国公有经济的核心，在国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利用1999年～2011年西部十二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国有工业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 国有工业经济发展变量。GDP是研究宏观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本文采用地区国有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将采用原始数据的对数形式予以代替。

 

2. 金融变量。金融变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非常多，常见的有金融相关比率(FIR)、麦氏指标M2/GDP。由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地区企业的间接融资比重大，而且金融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本文采用贷款余额占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用FINit表示。二是金融支持水平。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企业为了扩展经营规模，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被长期占用的资金，因此要通过长期负债来筹集资金。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银行将贷款大部分贷给国企，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本文以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之比作为地区金融支持水平的测量指标，用SUPit表示。

 

3. 控制变量。影响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首先，生产的发展，既要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也要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本文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物质资本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MCit表示，以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影响，用HCit表示。同时，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巨大，因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额来反映政府行为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GOVit表示。对三组控制变量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将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所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1999年～2012年的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

 

三、 模型选择与计量方法

 

本文选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面板数据模型根据系数向量和常数项是否为常数，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一般通过构造F统计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来予以判断。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由于F2

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须先判断模型中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面板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特征，可以精确的判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中看出，除金融发展变量FIN在Fisher-ADF检验时处于10%的置信水平，其他变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的前提下拒绝原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序列中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所有变量在水平状态下是平稳的。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6.0，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模型估计结果中看，模型的R2值为0.893 320，F检验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估计效果整体上较好，因此，本模型能较好地解释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情况。

 

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越好。因为金融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提高社会和企业的投资水平，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能主要得益于宏观环境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各银行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对公用事业建设的支持，在农村和城市电网改造、城市供排水、城乡通讯工程改造、城市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得到全面加强。同时，银行金融机构大力扶持和培育特色农业和经济林业，积极支持旅游文化企业，加大对防治环境污染、节能降耗等项目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大力推进重点节能工程、重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的贷款投入。由此，伴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资金的投入，使得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在金融资产的“量”上得以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国有工业经济也随之增长。但是，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资源配置，重点将资源配置在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结构单一，信贷规模难以满足西部地区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需求。

 

解释变量金融支持水平SUP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系数也较大，表明金融支持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更显著。因为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特别是工业企业大量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没有银行的支持，难以进行。由于西部地区的客观情况，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科技、人才、经营理念落后，使得西部地区难以通过市场方式吸引东部资金和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因此，西部地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在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从控制变量上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但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推动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物质资本的影响较大，而人力资本的系数偏小，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小，这与西部地区目前人力资本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管理理念落后是比较符合的。从系数上看，财政支持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本来西部大开发中，特别是初期，西部的发展是一种“强财政、弱金融”的局面，财政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出现负相关，可能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有工业企业被进一步推向市场，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支撑作用减弱有关。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针对金融发展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问题进行研究，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金融信贷的直接支持作用，因此，在提升国有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过程中，本文根据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从多个方面筹集资金，加大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源自资本驱动，物质资本的投入对工业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金融支持水平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后，资金有外流倾向，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增强投资信心。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要意识到支持西部地区发展，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商业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西部地区也能够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取得双赢。

第3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521.31元/人和4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着。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着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

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198元，中部13204元，西部12839元、东北13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着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第4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1、姜爱萍,武晓斐.金融企业集群：金融地域运动的新动向[J].西部金融,2008(6).

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3、隋庶.金融倾斜与区域金融中心定位分析[J].新西部,2007(2).

4、左科华,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开发[J].贵州商专学报,2001(9).

5、李新彬.转型期中国金融制度区域化创新研究[D].兰州大学,2007.

第5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聚集；政策倾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发达的金融业是一个区域经济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器，金融业的资本形成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功能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目前，国家批准实施《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要把长吉图先导区建设成为我国沿边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和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但是，这一地区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域，产业布局以基础产业为主。而且作为先导区前沿的延龙图地区属于边疆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因此，要促进这一地区加速发展必须促进金融聚集，以金融聚集促进这一地区的资本形成和产业布局调整。根据长吉图地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聚集。

一、金融聚集的动因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聚集?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聚集的现象。金德尔伯格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聚集。我国学者黄解宇、杨再斌著《金融集聚论：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对金融聚集动因、机制等理论做了系统的、中国化的阐释。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冯德连、葛文静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聚集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黄湘雄、曹廷求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李红慈等对东北区域金融阶段性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地理性、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陶硕在《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李钊在《金融聚集理论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长吉图先导区金融聚集的建议

长吉图地区是我国参与圈们江合作开发项目的核心地区，与俄、朝接壤，在与东北亚各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吉图地区是中国面向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的重要载体，是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对外开发开放、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是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聚集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1.金融机构设置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银行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长吉图地区特别是延边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长吉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这一地区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韩国、日本、俄罗斯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北亚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应该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长吉图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的倾斜政策，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

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2.金融业务管理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纲要，长吉图地区要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重点推进各类开发区和县域工业集中区建设，全力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光电子信息、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新型工业基地。对资金投向民吉图地区上述产业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长吉图地区聚集。对于长吉图地区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这一地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长吉图地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长吉图地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第6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项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之同时，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凸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履维艰，和谐社会目标建设面临挑战，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依然，东西部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其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时期，以至于有的学者将这种巨大差距表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1］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相适应，各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日益向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转移。对此，金融界谓之“一江春水向东流”;银行信贷资金上“农转非”和“乡养城”。［2］由此，研究我国区域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导出“二战”以后，伴随发展经济学的勃兴，西方出现了系统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著。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W．Goldsmith．提出了“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这一著名观点，并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金融发展”。［3］戈德史密斯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确立了研究框架，提供了研究分析工具。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RonaldI．Mckinonon和EdwardS．Shaw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两个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问题，并提出了与传统货币理论迥异的政策主张。根据RonaldI．Mckinonon和EdwardS．Shaw．的分析，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发展的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抑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4］金融深化是指政府如果取消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可以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5］。因此，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方经济学家将两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为“麦金农—肖模型”。该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出发，根据有关东亚经济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政府在金融部门发挥作用的新政策框架———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论”的假设前提是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但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成立。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行为和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选择性的政府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发展［6］。中国学者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日益加剧之际。王广谦认为:“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对经济的贡献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1)促进了要素投入的量的提高。金融发展使可能储蓄转化为实际储蓄，从而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储蓄率;同时金融还促使储蓄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投资。而且，金融还使就业比重提高。金融对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使其在经济总增长率中的贡献达到9．1%。(2)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发展促进了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这方面的贡献大约占到总增长率的1．9%。(3)金融业产值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在发达国家，该项比重已占到GNP的15%－20%。金融业产值的快速增长使其在经济总增长中的贡献达到8．6%。金融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使其在总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达到五分之一。［7］”此外，汪兴隆(2000)、周立和胡鞍钢(2002)、杨永恒、胡鞍钢和张宁(2006)都对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8－10］。西方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纳德•I•麦金农、爱德华•S•肖、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其个别研究结论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国情。比如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就无法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滞后问题。因为金融抑制在我国是普遍现象。就利率而言，全国是统一的，并不是某一特定区域的特有现象。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金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大多选取相对宏观的视角。本文在继承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资金配置效率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三、方法论与数据戈德史密斯所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额与GDP之比，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麦金农在衡量一国金融增长时，主要使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衡量标准。通常，人们一般将其简化为M2与GDP之比，以衡量一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显而易见，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都使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在我国，由于缺乏地区金融资产和地区货币供给量的完整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金融相关比率和货币化率指标，而只能使用比较狭窄的存贷款指标替代金融资产总额。此外，金融相关比率特别是货币化率指标的倒数(GDP/M2)实质上是金融效率指标，其含义是单位货币供给量所能推动的GDP产出水平。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相关比率和货币化率指标越高，表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主要使用以下指标具体分析我国各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1．金融相关比率(D+L)/GDP，这是比戈德史密斯所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更狭窄的一个指标。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机构主导型的，银行间接融资仍占据主体地位，故(D+L)/GDP基本上可以反映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或经济的金融化程度。

2．贷款产出率(GDP/L)，这是目前比较理想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其含义是单位贷款所推动的GDP产出水平。由于贷款(L)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因而它距离实体经济更近，更能体现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3．存贷差(D－L)，存贷差具体反映一个地区贷款的自给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同时反映一个地区金融资金的流失程度。在我国，由于外汇储备存量巨大，央行不得不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因而各地区基本上都体现为存差。在相同存款准备金率下，存差越大，体现该地区金融资金流失越多;存贷差越小，表明该地区金融资源利用越充分。4．存贷比率(L/D)。存贷比率与存贷差具有基本相同的意义，不过它只是相对数而已。一个地区存贷比率越高，表明该地区金融资源利用越充分;存贷比率越低，表明该地区金融资源流失越多。通过对以上四个指标的比较分析，基本可以比较准确地评估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并发现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某些有价值的特点。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2009年《中国金融年鉴》地区金融篇的官方统计资料。

四、分析结果

分别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8年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效率情况;表4是2008年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排名;表5是我国各地区2004～2008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变化趋势情况。由表1－5，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经济金融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并得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结果。

(一)“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依然如故早于2001年，胡鞍钢教授曾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党中央也早于1999年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但10多年过去了，胡鞍钢教授所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依然如故。具体表现是:

1．2008年，东部地区的GDP(191041．56亿元)仍然是中部地区(77922．11亿元)、西部地区(58256．55亿元)的2．45倍和3．28倍。

2．就具体省区而言，地处东部地区、中国最富有的广东省2008年GDP为35696．46亿元、存款为55086．59亿元、贷款为32507．47亿元，而地处西部、最贫穷的自治区同年GDP只有395．91亿元、存款为829．02亿元、贷款为219．32亿元，前者分别是后者的99．18倍、66．45倍和148．22倍。3．如果我们依据表5将最本质的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贷款产出率(GDP/L)按0－0．5、0．5－1．0、1．0－1．5、1．5－2分为四组，那么，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仍然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具体见表6

(二)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区域差距明显:“东高西低”我国东部地区发达的经济决定其在金融资源占有和支配方面占据优势地位。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存款(293731．36亿元)、贷款(193939．90亿元)分别是中部存款(85862．61亿元)、贷款(53457．70亿元)和西部地区存款(78291．88亿元)、贷款(52040．43亿元)的3．41倍、3．63倍和3．75倍、3．73倍。

(三)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并不匹配就整体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而言，我国中部地区最高，单位贷款所推动的GDP产出为1．46元;西部地区次之，为1．12元;东部地区最低，为0．99元。就分省、市、区而言，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前5名分别为:黑龙江、自治区、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后5名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宁夏自治区和重庆市。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错位和悖论。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之同时，在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存在一些比较费解的现象。

五、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为什么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仍然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为什么我国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区域差距?为什么我国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与金融资源占有份额并不匹配?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基于金融学的分析视角，我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金融体制、金融法规则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兹择其要者，条陈如下:

(一)全国范围内整齐划一的货币政策众所周知，我国货币政策是一体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统一由央行(实质上是由中央政府)高度控制，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种一体化货币政策并没有真正体现我国复杂的国情。当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出现过热而中西部经济尚冷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控制物价上涨，央行会实施“一刀切”的紧缩政策，这样，势必形成“东部害病，中西部吃药”的不合理格局;当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时，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促进就业，央行也只能配合财政政策加大对东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凡此等等，东部地区总能够得到更多的货币政策优惠，也能最大限度地更多的占有金融资源。

(二)商业银行体系的功能紊乱首先是机构布局东部化。在2008年度70家最大商业银行中，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其余54家商业银行中仅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重庆银行、富滇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重庆三峡银行、成都银行、宁夏银行、贵阳市商业银行、西安市商业银行9家在西部地区，具体到西北就只有宁夏银行和西安市商业银行2家;如果按照2007年50家最大商业银行排名，整个西北地区仅有西安市商业银行一家银行入围。全国仅有的16家上市商业银行，无一例外地集中于东部地区。其次是管理体制僵硬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分支行制，从总行到省一级分行到地市二级分行，再到县区支行，管理层次至少四层，这样的管理层次特点影响了信息传递和决策的效果。在业务权限设置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强化了风险防范意识，中国四大行于1998年以来将贷款管理权限上收到省分行一级，地市级分行只有50万元收回再贷款审批权限，县市级支行有的只有10万元收回再贷款权限，有的支行则完全没有审批权限。没有贷款审批权的商业银行实际上已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而沦为“储蓄所”了。应该承认，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金融”态势。大型国有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都集中在中心城市，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全部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金融机构区域布局的不合理以及商业银行管理上的分支行制，直接导致改革开放30年来，金融资源持续不合理地向中心城市集中，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此种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差距，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三)《商业银行法》存在严重缺陷。《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实行分支行制。此从法律角度为中西部金融资源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内部流向东部地区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商业银行系统内金融资金东流数量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说清楚。

六、政策建议显而易见，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是由现行不合理的宏观金融政策、法规和体制造成的。为此，完全有必要利用“看得见的手”实施反向调节，实现金融资金向西部地区的回流。当务之急则是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具体设想是:

(一)实施有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地区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减少通过上缴准备金带来的区域金融资金流失。我们建议，将西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相应下调3－5个百分点。这样，既可调整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又可为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多留超额储备，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二)大力强化银行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1．发展中小银行，专门服务社区经济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有中央投资兴办的现代化大中型企业(比如军工、机电等)，有落后脆弱的地方工业、乡镇企业，有相当原始的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水平较低、市场化水平更低，这是东西部经济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差异所在。当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典型的表现是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向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收缩。由此，西部县域经济将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地带。这极不利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并有进一步固定、强化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之趋势。不积极开拓广大的西部农村市场，就很难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面临需求约束的情况下，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无论从西部大开发还是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讲，都有必要积极发展县级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夯实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第7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 区域经济增长 均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收集零星储蓄然后将其分配到需要这些资金的部门或个人，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收集和传递信息、转移或分散风险、增加资产流动性，实现资金由供给方向需求方的转移。金融活动首先作用于资金流量，进而再作用于资金存量。通过此传递过程，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其传递机制可简述如下：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对区域经济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资本积累机制

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金融体系通过部门扩张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这是另一层次的动员储蓄；最后，金融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通过金融功能的发挥，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资金流导向机制

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区域一体化机制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它可以为信用扩张提供完备手段。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组织演化，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金融发展还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向跨地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发展领域的拓宽和活动领域扩大促进区域融合。

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机制

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有关。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满足融资能力的同时，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区域金融的非均衡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灵活的区域化金融调控措施消除这种逐渐扩大化的差距，将不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2.2%和1.4%，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2004年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0%。总体看，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余额存贷比明显高于东部。

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04年，我国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西部的总和。从1990年到200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万亿元，占全国比例为61.4%，中部和西部分别占全国比例为22%和16.6%。投资的差距对各地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产生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60%，中西部分别约占20%。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26%和13%。从保险业的发展来看，2004年东、中、西部保费收入分别占62%、22%和16%。各地区保险密度总体上呈东、中、西递减之势，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环境的矛盾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依靠市场的成分较多，地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计划成分占主导地位，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政策制订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其目的在于满足静态的平均化的边际收益。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

金融市场化差异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刺激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建立统一金融市场构建区域金融体系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必要建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统一开放的区域金融市场，消除货币政策传导在各经济区域的阶段性差异，使利率机制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应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体系。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规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业，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同时，要积极努力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联合，增加开放性，力争早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

促进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发展

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契机，以市场化原则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改变以行政区划编设机构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业务量的多少、地区的大小来确定机构网点的设置。要集中优势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

建立相适应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中西部落后地区银行机构较少、金融工具单调，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条件，适当降低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密度与金融效率。

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

我国政策性银行从设置到贷款投向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可考虑成立一家专门为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的政策性银行――中西部开发银行，在与其他三家政策性银行合理分工的基础上，主要负责西部开发中一些特定项目资金的筹措，增强货币政策在中西部传导的效率。

参考文献：

1.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2005（5）

第8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研究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88-01

一、国外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

区域金融是指宏观金融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与运行，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Kellee S.Tsai（2004）通过对比分析中国与印度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运行机理，发现导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金融发展的原因在于区域市场和信息的分割对农村信贷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进而使农村经济发展面临严重信贷约束。Sheila C.Dow（2006）研究认为，区域信贷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信心，人们对当地经济的信心越强，当地的资金越充足。在区域金融与地方经济的增长方面，Rodriguez（1998）通过研究区域信贷的可得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认为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银行信贷通过为投资提供融资渠道，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Luigi Guiso（2002）选取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影响，以住户从当地信贷市场获得资金的概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对个人创办企业的概率有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金融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反之，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二、国内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

（一）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

曾康霖（1995）在文章《要注意研究区域金融》中指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加之人口众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也在逐渐的拉大，特区与非特区、内地与沿海，还有城市与农村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经济状态和不同的发展趋势，但是怎样看待这些严重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周立和胡鞍钢（2002）通过对中国各区域20年金融相关比率和其他指标的核算，认为中国区域金融的发展的差距有着先减小后增大的特征，并且各区域的财政和经济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都小于金融的差距，正是部分财政化的金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性的连续推动。田霖（2004）通过计算1978-2003年东部与中、西部金融相关比率的差距发现，1978-1984年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在不断扩大，1984-1994年这一差距趋于缩小，1994-2003年又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从而证明了这种差距的变动遵循三次曲线的轨迹。陆文喜等人通过对中国在1985年以来金融体制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结论认为由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存在着收敛性，并且具备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特点。对于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原因，王晓青和李云山（2004）通过分析1999年-2003年间的中国区域金融信贷市场发展情况，认为由于中国各区域的单一总量调控方式、对外开放的程度的差异和对在信贷市场上存在的单一寡头垄断特征等原因，使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在客观上从微观上的“投资饥渴”和通货膨胀等，转化为了区域金融上的结构性问题，即包括在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通畅等，也包括货币市场上的信贷配给的区域性差异。武胜利（1997）、丁文丽（2005）、崔光庆（2006）等认为，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主要中央政府的政策等外生原因造成。张军洲（1995）、胡鞍钢（2000）、郑长德（2008）等研究认为，社会经济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市场化程度等因素是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形成的原因。田霖（2004）研究则认为，各种资源分布的异质性和地区经济运行的不平衡性，导致区域金融结构差距的存在。

（二）关于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研究

唐旭（1995）对我国区域间资金流动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我国资金流动和配置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状态，应制定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张凤超（2003）提出了金融资源的区域流动理论，认为由于金融资源在地域上具有不均衡、不连续分布的特征，而正是这个特征造成的金融资源的区域性流动。王宏伟，郭金龙（2003）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是资本流动，通过对1990年-1999年10年的中国各区域GDP数据和资本流动的关系的实证分析，提出培育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及吸引外资等促进中国各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杨国中、李木祥（2004）认为，由于信贷资金与劳动力呈现同向流动的倾向以及我国落后地区信贷资金外流有明显的过度倾向，我国区域之间信贷资金配置的格局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门洪亮和李舒（2004）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与国家区域投资政策的倾斜方向、倾斜力度的变化以及资本流动的方向高度一致。韩大海等（2007）认为，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源分布的多少和该区域金融生态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区域金融生态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有着重大的影响。区域经济的越快发展，就说明该区域将会增加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加大，有利于改善这个区域的金融的生态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更有利于吸引金融资源，并且区域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更要体现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曹梓爔和郑长德（2008）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自由资本模型，对我国省际间资本流动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商品跨省交易效率逐渐提高， 金融持续快速发展，促进了资金在各区域之间的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关于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曹啸和吴军（2002）通过对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的扩张实现”。郑长德（2003）对区域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的结果，认为我国地区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区域差别表现明显，东部地区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而西部地区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微弱。艾洪德（2004）也对中西部股票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负相关，区域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研究了区域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区域金融中介的以上几个指标之间存在长期显著性关系，同时，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杜云福（2008）基于门限效应模型，把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界定为较高、中等、较低三个区制，并且三个区制的门限效应显著。较低区制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中等和较高区制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关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杨德勇（2006）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但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马瑞永（2006）则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指出，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董绳周（2007）运用1980-2004年各省区的面板回归模型，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与杨德勇（2006）和马瑞永（2006）相反，认为我国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低。此外，在省际研究层面。刘桂荣（2006）通过对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分析认为，两者呈高度正相关且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上海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需求引导型”，浙江和江苏则具有明显的“供给导向型”特征。曹廷求和王希航（2006）基于1995-2001年的数据，对山东省各地市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除泰安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烟台等九地市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余各地市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董金玲（2009）利用1990-2007 年的数据，对江苏省苏北、苏中、苏南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苏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苏北和苏中，说明区域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在江苏省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

三、简短的结论

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国内外研究的角度并不一致。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外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方面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为国内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来源。综合分析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数的文献不论是从空间角度或者是从金融发展角度，对中国的区域金融研究还是处于比较整体的阶段，很少对单独的区域进行研究，并且很少涉及到区域内或者区域间的金融问题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很多文献对理论研究过少，而对政策建议过多；对描述性问题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多，而对理论模型分析较少。现存的很多文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区域金融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数据差异，导致了对研究结论的分歧。由于各种研究的差异性，也造成了我们在政策选择和认识上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也使得中国推行区域金融发展改革的步伐难以前进。在中国逐步迈进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建立较为科学、完整的理论框架，注意中国内部区域间金融的协调发展，应是区域金融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田 霖.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第9篇：金融与经济的区别范文

北部湾经济区，位于广西南部，辐射西南六省、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东盟经济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如果规划发展得当，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国务院于2008年1月通过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着重强调了要将北部湾经济区建成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因之后的第四个重要沿海经济区域。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广西北部湾金融发展呈现以下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北部湾经济区的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自治区的金融相关比率显著

低于全国整体金融相关比率，而且进入2000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从整体上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特征，这表明广西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市的排名进一步下滑，已经属于低度金融发展水平。事实上，从全球金融发展水平比较来看，我国已经属于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广西的金融发展水平却在我国处于比较落后的省份。

第二，广西的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处于全国低值区间。自2000年以来，广西保险业发展无论从保费规模，还是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来看，均排在全国倒数的位置，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广西与全国的保险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呈现出渐趋扩大的趋势。以2007年为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有27个省份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上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包括陕西、四川、新疆、天津和重庆在内的7个省区险深度突破318个省份保险深度在2％～3％之间，6个省份保险深度低于2％，而广西就是保险深度低于2％的省份之一。从保险密度来看，2007年我国保险密度低于300元/人的省份已由上年的14个减至8个，而广西的人均保费仅20.5元/人，与当年我国保险密度最高的上海市相差甚远。

第三，落后的金融发展态势已经抑制了北部湾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北部湾金融相关比率偏低，金融机构动员储蓄能力偏弱都是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发展落后的典型特征。而且北部湾经济区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导致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很不发达，直接融资比重偏低，企业从市场融资困难，大量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内源性融资方式来逐步扩大再生产，这显然会妨碍北部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目前战略管理和区域发展规划领域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它最先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安索夫教授于1956年提出来,起初是用于企业战略研究,但现在已在多个层面上使用,如分析个人发展、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SWOT分别是S(Strengths)—自身优势或长处、W（Weaknesses）—自身的弱点或劣势、O（Opportunities）—外部的机会或机遇、T（Threats）—外部威胁。对广西北部湾金融合作问题进行SWOT分析，可以对其经济体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分析,不但对其内部的优势、劣势能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能对外部的机遇和威胁提高警惕,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与发展。

（一）S—自身优势分析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战略政策为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

2006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了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的正式启动。随着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的提速，对资金的需求量日益剧增,资金供给已经成为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区域内资金供需之间矛盾突出的问题，政府正在借助本地区经济加快发展之机，有目的、有步骤地创造条件,为本地区构建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平台,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2、南宁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明显

按照区域金融合作中心城市的定位来看，南宁是这个区域内金融中心的最合适选择。南宁作为省会城市，是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其东接发达的“珠三角”，西靠有待开发的“大西部”，拥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南宁还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是便捷的运输枢纽中心,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最前沿、“桥头堡”，给南宁提供了发挥节点作用的地理空间。南宁还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是全国唯一能享有该政策特权的城市,在该政策优势的影响下，给南宁提供了各种绝好的发展机遇，在区域金融合作中将会发挥主导作用。

(二)W—自身弱势分析

1区域内金融业没有被视为支柱产业加以发展

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以往通常把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的发展分开来，更多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金融的发展，更没有把金融业视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发展。实际上金融业不仅是一个资金供给部门，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当今世界所有区域经济发达的区域，都把金融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来重点发展。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各级政府部门更多的是强调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金融业，导致金融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局面。

2、区域内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不完善

金融管制严格在当今的金融资源争夺战中较为普遍，各地金融业的竞争，关键是体现在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哪个地方能提供更为优良的金融业发展环境，金融资源就响应往哪个地方流动。特别是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各大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度，流向能够带来更大经济收益的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各级地方政府由于政策上的不完善将面临金融资源流失的风险。以往广西区政府出于保护本地金融机构发展的目的，对金融业发展的准入条件相对而言过于严格，从而阻碍了本地区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3、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广西的市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商品市场、期货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无论在内容、功能、结构上都发育不完善，市场分割、人为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增加了企业生产者获取各种生产资源的难度和交易成本，限制了企业的产品销售，使企业的外在风险因素增加，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研发服务、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资产评估、会计核算、法律服务、保险业务、信息技术服务、咨询、公正等中介服务水平差或流于形式，制约了企业利用社会资源加快合作和发展。在合作中不讲信用、不守信用、背弃信用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阻碍了金融合作的交流与合作。（三）O—外部机遇分析

1全国和广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民间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为其发展有了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国家一系列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等，都与广西北部湾有关，借助这些机遇和政策优势将为北部湾发展创造条件。

2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重叠优势。

该区域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靠海地区,临边临海临江，是不可多得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国家首批14个沿海重点港口之一的北海市，南临北部湾，拥有1500公里的海岸线，现在广西沿海已拥有着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个重要港口城市，并正在进行重点建设。二是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中，广西也成为了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自治区之一。三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最前沿地区。广西与东盟是陆路相连或隔海相望，相互间往来十分便利。四是属于沿边地区广西是一个边沿省区，这里与越南山水相连，拥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拥有着凭祥、东兴等国家重要口岸。五是属于泛珠三角经济区。以上多重区域划分身份，使广西能同时享受到多种区域发展政策的好处。

3发展机遇。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涉及到众多东盟国家的一个区域。大力推动中国与东盟的金融一体化建设,发挥圈内金融服务对区域经济的倍数效应是各国的共同目标。处在这个区域内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开发,不但带有国内的意义,还带有国际合作的意义。因此,广西北部湾地区的金融地位要今后考虑成为中国东盟金融区域化的中心,构建国际化区域金融体系,最终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格局。

（四）T—外部劣势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在广西参与合作的区域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文莱、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经济较发达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我国的广东省，还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国内的福建、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市，更有经济欠发达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和国内的贵州、海南等省区。从东盟国家看，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印度尼西亚与最低的老挝相差3605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文莱与最低的缅甸相差29767美元；从国内看，广西参与的合作区域中，2006年，广东省的生产总值最高，生产总值较低的贵州、海南仅及广东的87％、4.2％，人均生产总值广东是海南、贵州的2.24倍和4．90倍。于各合作方的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从经济互补性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能使双方或多方在发展中产生合作愿望，成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过大差异也使合作双方在经济成长空间、合作领域、利益驱动、价值取向、政策措施等难以完全协调一致，从而导致合作难度加大。

2．行政体制约束力过强

我国的区域合作建立在跨行政区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行政区经济特征。在现行行政区体制下，参与区域合作的各省、区、市、县都是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投资开发战略，对外开放发展的蓝图也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参与地区经济的程度很深，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使各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的行政区域利益及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的特征，地区分割、“诸侯经济”形成市场分割。在依附于行政区背后的行政壁垒割据及本位利益动机的驱动下，各区域在进行合作时，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区域意识，难以从根本上认识到区域合作长期发展的利益所在，或者即使认识到了长期的共同利益，但在产值、财政收入、就业等一些经济指标的支配下，地方政府很难摆脱政绩考核等自身利益的束缚。地方政府的利益趋向成为决定区域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制度、政治倾向、内外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跨国合作的发展。

3．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欠完善

在广西参与的国内区域合作中，合作协调机制大多是各地方政府通过倡导方式成立的松散性协调协商组织，且主要是以意见的方式进行协调，没有约束性措施。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行政力量过强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协调机制相当程度上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或者某些方面还得借助于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威来推进合作协调组织的工作。因而，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实际上难以承担起真正的协调职能，合作的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种官方、半官方成民间组织合作协调

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各种高层协调会议大多流于形式，其机制发育不完善，缺乏约束性，且出现层次越来越低、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虚的现象，难以有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规范化发展。

（五）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西北部湾金融合作的优势和机遇是很明显的,虽然也存在着一些自身不足和外部挑战,但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推进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战略是可行的,是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也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1.充分利用地缘优势

广西的地理位置具有多种区域重叠的特征，在推行区域金融合作时应该充分加以利用。第一，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的区域金融合作。要充分利用广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在合作中争取获得广东、港澳等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第二，充分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优势。北部湾很可能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经济区之后又一新增长极，应争取吸引更多外省有实力的金机构参与到本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末。第三，加强与欧美等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合作。凭借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把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引进到区域金融合作中来。

2.积极推进广西与东盟服务贸易重点领域的发展

为加快北部湾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和机制。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市长论坛，通过论坛加强联系，达成共识，推动各方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其次，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建立的合作协调机制。如小国一东盟部长级会议、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一东盟联合工作委员会、中国一东盟经济高官磋商、中国一东盟发展合作工作组等，双方在外交、经济、交通、海关、高检等各级别、各领域都已形成合作机制。各方应深入研究有关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及合作文本，熟悉掌握相关区域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找准切入点，加强泛北部湾各国之间的联系，协调有关方面合作的开展．扎实推进区域金融合作。

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2007年广西将投入约99亿元在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港口开工建设15个码头项目、泊位37个，设计吞吐能力超过1亿吨。在南宁兴建江南物流园等几大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初具规模。至于“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一个中心”的实现，必须要结合政策优势，充分利用本地劳动力、土地、地理位置、电力供给等要素优势，确立广西在这些领域发展的重要地位，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