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概述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源自欧洲的舶来品。作为一门学科，民族音乐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德国学者弗里得里希克里桑德尔1863年在《音乐学年鉴》中正式提出音乐学这一概念，到音乐学的创立者之一的阿德勒在1885年发表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标》中最早定义比较音乐学，把非西方音乐比较研究归为体系音乐学之下属，并认为：比较音乐学由自己的任务：处于民族志的目的比较各民族的音乐作品，尤其是民歌，并根据它们自身的各种形式进行分类。[1]英国著名学者埃利斯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论世界各民族的音阶》，民族音乐学实现了比较音乐学的草创，该学科也因此完成了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埃利斯也因此被誉为民族音乐学之父。埃利斯物理学家利用自己创立的音程音分测音法对世界各国音乐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音分体系影响深远。此后，德国学者施通普夫为首的柏林學派积极推动了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这是比较音乐学发展的繁荣时期。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其后继者共同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直至二战爆发[2]。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音乐学者对音乐的研究也因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而进行了新的思考。1950年，荷兰学者孔斯特就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来替代比较音乐学，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3]。花开两朵，民族音乐学的另一枝盛开在美国，而美国民族音乐学的思想源头和中坚力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德国有关，譬如博厄斯、赫佐格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此外，尤其要提及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他于1960年提出了Music in culture的研究理念，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学者王光祈将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其《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被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滥觞之作。而时至今日，音乐人类学已经成为国际民族尤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观念。以文化的视角或民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不争的该科学的研究事实。作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1980年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讨论会在南京由高厚永发起召开，民族音乐学从此在中国被正式确立。此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丰硕的成果。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内容

就国内来说，民族音乐学即传统音乐学，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这一点虽然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大家翻开各类相关期刊论文，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争论国际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范畴、方法与思潮，不如把着力点放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办好以及如何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国际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我们也应该了解，但这种研究精力不应该消耗在这上面。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目的，吕骥先生曾提出了一份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提纲，多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思考。

吕骥先生首先指出，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必须首先了解其形成的社会条件即生活情况，仅仅着眼于音乐的形式研究，并不能真正了解音乐。其言下之意就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的审美意义（包括美学意义在内）》[4]。此处，吕骥先生强调的是民间音乐，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中国学者关注的领域。换言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内容其实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

当然，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也在经历内部的发展，尤其在以美国音乐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其学科研究发展了质的改变。譬如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观念，以及另外一位美国学者M.胡德访华时带入了民族音乐学是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也关注音乐的文化脉络的学科理念，他的双重能力研究观念见地深刻，影响深远。

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

民族音乐学从音乐本体比较，发展到音乐文化研究，从知识领域观念，演化为人类行为的理念。民族音乐学经历3个主要阶段，即音乐本体研究音乐文化研究人类行为研究。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变化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的变迁，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改变。就研究范式而言，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两大经典的研究模式，第一种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代表作《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并阐释的音响观念行为研究模式，另一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赖斯在《对民族音乐学的重塑》一文中提出的历史性架构社会性维持艺人个体经验创造三维研究模式。至今，这两种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仍是最经典、独特的研究方式。二者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方法论。

其中，梅里亚姆模式是一种场域性观察分析音乐事项的有效方法，它通过客观音响、表演主体行为及其音乐观念三者的分析，可以独立观察其中的特征和内涵，又通过三者的互动观察其中的关系内涵，从而有效解读出该音乐事项的音乐意义。赖斯模式则是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中考察音乐行为，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如此有效的避免了梅里亚姆模式的理论缺陷，既有宏观背景考察，又有微观主体关照。无论是梅里亚姆模式，还是赖斯模式，都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它们可以在思维和方法两个层面开启我们的研究视野。当然，世界上没有一种固定不变，抑或万能无限的方法论，但作为经典理论，梅里亚姆模式和赖斯模式，不愧为几十年来，全世界民族音乐学者共同认可的学科研究方法。

譬如，无论对于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音乐，还是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抑或传统戏曲艺术等，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模式去看我们的民族音乐的内涵本质，运作的内在机制，甚至文化认同。例如，考察安徽寿县地方锣鼓乐寿州锣鼓，我们就可以通过梅里亚姆模式的三维镜片来观察寿州锣鼓艺人的鼓乐观念、舞台呈现和音响特征，尤其是艺人主体行为与音响之间的微妙关系，究其原因并发现艺术的内在本质。其次，我们也可以利用赖斯理论模式的三维结构来考察寿州锣鼓的历史源头、演变发展以及嬗变过程，并在横向的当下社会学中找到其现实的生存的维持结构要素，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民间鼓乐所具有的生存境地和背后的控因。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寿州锣鼓艺人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民间艺人的观念、行为与锣鼓乐的历史架构以及社会性维持之间的关系。如此的考察，的确能够让我们的研究更透彻、明了，研究的思维、目的更准确、明晰。

四、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现状

作为最早产生于欧洲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在从初创、产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学科价值。随着时代以及科技的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十足的进步，可以说，当下，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少在研究观念和学科理念上是与世界接轨的，与国际同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思维是不落后的，但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却似乎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先天的不足。譬如，我们的学科研究从更大范围来看，还是中国本土的民族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研究，还很少关注外族音乐、国际范围的民族音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的民族音乐学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研究，而不能说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此外，我们中国的所谓民族音乐学发展，在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却都是在跟随西方学者或思潮在转，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如此，至今，我们的民族音乐学仍然未能提出过自己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或者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学的一大憾事，更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的一大憾事。

第2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教育管理

1在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1.1学生到课率不高

在南昌工学院工作的这几年里，我接触过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在2012年时担任了2012级两个本科预科班的辅导员，班上所有学生都是少数民族学生。在一年的学生管理工作中，感觉这两个班级的管理比起其他班级的管理，艰难了许多。其中问题之一是学生到课率较差，每次我都会亲自到宿舍去叫学生起来上课，或者处分几个学生等多种方法都尝试过。目的是希望学生到课率能提高，可结果还是不理想，因为学生坚持不了几天。这些问题可能其他老师也都会有同感。

1.2学习语言障碍较大

在这两个本科预科班中，有几个学生学习很认真，从来没有旷过一节课。一个是柯尔克孜族学生,名叫努尔开力地.加尼巴依，一个是哈萨克族学生，名叫江俄丽，还有一个是藏族学生，名叫格桑平措。每次看到他们，不管是上课还是晚自习，都在很认真学习，可是每次考试的成绩却都不理想。我曾经找他们谈过，他们都反映老师讲的课都听不懂、以前根本就没有学过英语，可是到学校却要学习英语。他们甚至有的连汉语都说不清楚，怎么接受汉语的教学，况且老师授课的进度还比较快。这或许都是造成少数民族学生厌学、逃课的原因之一吧。

1.3参加活动积极性不高

班上每次开展活动，都是汉族的学生积极主动性要高，而少数民族的学生却很少参与进来，情况较好的他们仅仅只会做观众而已。这也是我在管理少数民族的学生时所遇到的问题，要想更好的管理好少数民族的学生，这个问题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2少数民族学生的两个突出特点

2.1进取心强，但文化基础较差

由于一些历史、地理等客观方面的原因，我校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前都是用维语或是柯语来接受教育的，入学后表现出维语或是柯语表达能力强，而汉语听力、会话及写作水平较低。虽然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很努力学习，但是因为入学后接受教育的语言和入学前不一样，导致他们上课时很难听懂，与汉族学生的成绩总是有一定的差距。

2.2民族凝聚力强，需要理解和尊重

据我观察了解，不同民族的学生基本上不会玩在一起，他们一般都是与本民族的学生在一起。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绝大多数新疆籍学生平常与自己本民族的学生都很团结，路上碰到了，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会主动去打招呼或是拥抱，表现得很团结、亲密。而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学生，甚至是对自己所在班级的老师从不会有这么热情，路上碰到了能躲便躲或是装着没看见，很少主动去与老师或是其他民族同学打招呼，更别说主动与其老师或是其他民族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我所带的两个预科班，一年来，有绝大多数学生都未与他们说过一句话，有时主动找他们谈话，他们只会听，却都一言不发，根本没法交流下去。我们只有分析和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共性和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好教育管理工作。

3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的建议

3.1提高师生民族理论与政策水平

学校针对少数民族的学生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课程，我认为汉族的学生也有必要开这门课，好好学习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等知识，并且对于管理者特别是辅导员老师来说，更有必要去学习、去了解。管理者需要提高自身的民族文化知识水平，学校可以给老师多组织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理论与政策方面的培训课或是讲座，学习少数民族的一些简单语言。老师只有了解这些相关知识，才能更好地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更多地去了解他们，同时拉近师生之间的感情，也会让少数民族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理解和尊重。

3.2重视辅导员的管理工作

在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中，辅导员充当着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辅导员选择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对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特别是促进少数民族的行为管理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教育理论认为，爱学生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地方，尊重爱好与严格要求。师生之间情感上的融洽，相互尊重和信赖，也是改变学生消极态度所必需的。

3.3重视深化情感的教育

现在的学生大多是90后的学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离开父母来校求学，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个时候他们接触较多的除了同学就是自己的辅导员老师。学生们都很希望与老师们交知心朋友，希望老师们少一些威严，多一些亲和力。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总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怕会被歧视，心里总有一股自卑感，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们深化情感教育。

3.4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成绩偏低，加之汉语水平低，直接影响学习。因此，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培养方案。这样既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思想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来到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如果提不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又怎么能够做到让他们好好学习，不逃课。学校可以针对学生入学前的教育模式为少数民族学生另外开班，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教育模式或教育方法。南昌工学院是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在管理方法、教育模式等方面自然也会有与其他高校不一样的地方。学校应尽全力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实现学习上的进步。对于数学、英语、计算机等公共必修课，学校单独给他们设立民族班，这样老师就会针对他们的实际水平设置教学大纲，更具针对性和实际效果。授课老师也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更耐心地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困难。

参考文献：

[1]金马鸣.浅谈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J].才智，2012（05）:257.

[2]许静.关于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的几点思考[J].新西部，2010（02）:60-62.

[3]艾比布拉.胡贾.少数民族教育管理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第3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摘要：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时代转型的今天，国内设计界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越发高涨。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在保留以往教学方法优越点的同时，尝试将调研和创作等实践环节引入课堂，一方面切实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顺应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民族服装史 课程改革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037-02

“民族服装史”课程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一门史论性质的课程，以往各个专业院校多采取理论讲授、图片赏析、笔答考试等教学方法来授课。不可否认以上的教学方法有其周到、详实又不失丰富的优点，但是,其对学生自主研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避免的限制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的日趋攀升，中国设计也引起了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设计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也越发高涨，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时尚服饰设计领域趋势体现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国内服饰品牌策划和定位还是指引趋势的主流专业赛事，都把民族文化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本科阶段的教育实质不仅仅是打基础，更重要的是实践和应用。在“民族服装史”理论讲解的同时，在课堂上解决设计实践应用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同学们在更为切实和明确的目标下学习，提高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得到双重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三个学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成果，阶段性整理如下：

一、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部分以图片对比视频赏析为主，分析不同地域服饰样式异同的客观实用因素和个性审美因素，对各民族典型服装样式、工艺手法、饰品搭配等做重点强调。

2、款式临摹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选择一本实物图片丰富的教材，课后适度布置民族服饰款式临摹作业，可以辅助学生深刻理解和记忆各民族服饰的特点，体会民族饰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素材以便创作应用。

二、课程实践部分的教学方法

1、分组调研

知识不仅仅停留在课本里，更多的存在于生活中。民间民风民俗现象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都有可以成为创作设计的灵感来源。梁子重焕“莨绸”生机，就源于她探索和挖掘的精神。我们的学生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每名同学的生活成长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可供调研的选题范畴较广。调研可以以小组形式开展，帮助每组确立课题，指导他们在当地采集、图书查阅、网络搜罗等方式开展调研工作，最后以调研报告和汇报答辩的形式验收调研果。

2、创作设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风民俗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民族服装史”课程的最后几节课，帮助学生解决“民族元素在现代服饰创作中合理运用”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参赛时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将课程理论学以致用。这一环节完全可以与当时服装专业赛事的真题结合，创作完成的作品直接投稿以检验教学成果。

三、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的关系

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明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1、坚决立足现实

现代社会发展讲究以人为本。服装是与人体接触最紧密的人造物之一，所以服装样式的发展更是要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在将传统民族元素运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时，要紧紧把握住现代人的运动生理需求、审美心理需求和社会角色需求。

2、适当借鉴历史

服装从远古走来，承载了人类的文明，记载了人类前进的脚步。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借鉴的重要意义在前文已经论述，具体方法可以落实到对历代服装结构、工艺、面料及配色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和借鉴上。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现代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的借鉴在适可而止，切忌生搬照抄。吸取历史元素中的一个点加以变化、发挥和升华，赋予其全新时代的魅力和内涵为好。

比如09/10春夏季流行的“非洲风”，羽毛、兽皮图案等非洲民族传统元素运用在现代服装的样式设计之中，深受人们喜爱。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民族传统元素的运用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作为现代服装样式的点缀，即符合现代人的着装习惯，又满足了人们对古老民族服装样式精华部分的怀旧情结，十化符合服装样式“一体化”进程和“多元化”发展需要的规律和方法。

3、充分预见未来

服装样式的设计，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还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即具有一定的创意性。

现代生活用服装以时装为主，其具有鲜明时代感和时尚性。社会实事的发展时瞬息万变的，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作为一名优秀的服装样式设计师，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为人们下一季节、下一年度甚至未来几年、几十年的着装需求作出提前的预判。在预见未来服装样式走势时要注意服装样式的实用性与装饰性、外观美与内涵美的多重突破和统一。

四、教改课程教学成果

“民族服装史”课程学习之后，指导08级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程思琪同学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经编设计大赛”，一举荣获内衣泳装组银奖。

本次赛事以“长河入海 花潮澎湃”为主题，“长”借指西安，喻古代文明；“海”借指海宁，喻现代时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大赛组委会古今结合、呼吁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初衷。“花”影射的是2011年在西安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应时应景，就此确立了灵感题材。

中国传统纹样中，“牡丹”寓意富贵荣华，正与长安盛世的唐朝相得益彰；参赛作品中运用刺绣、手绘等传统工艺手法将富贵“牡丹”应用得灵活多变，整体营造一种优雅华贵的气场氛围；在结构设计上采用立体裁剪与平面裁剪相结合的手法，力求达到全体美观的造型效果；在色彩搭配方面结合国际流行趋势，比例调和方面充分运用形式美法则，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音乐的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古今中外的融合贯通，最终确定周杰伦的伴奏版《东风破》，进一步深化“传统”与“现代”共鸣的时尚气息。

总结：

应用型、研究型人才是当今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旋律，在踏实完成史论课教学内容的前提下，适当融入实践应用环节是提高课程价值和顺应时代需求的举措，初步实践确已收获了较好的效果。在接下来的研究着重总结“民族传统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应用的方法和途径”上，以便更加快捷、有效地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创作，在学业和事业上给予学生更大帮助。

参考文献：

[1]民族/时尚/设计――民族服饰元素与时装设计，王培娜，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9。

第4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两位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与杜亚雄，在对民歌领域的研究，从他们的成果中归纳发现他们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其特色。从而为我们来者提供对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保贵经验与方法。

关键词：乔建中、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思路、方法、特色

中国民族音乐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引入我国。以杨荫柳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不懈的奋斗，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一代代学者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作为来者不得不坚持前辈志愿努力的继续走下去，这既是对前辈们丰硕成果的肯定，也是对璀璨的民族文化的肯定！那么作为来者继续研究的必要性，我们不得不继承前辈的使命，同时也必须继承前辈们的研究思路、方法，以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天地！

一、乔建中

乔建中，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包括《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班晶合著，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学术成果评选专著三等奖；《瑶族民歌》、《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历史地理背景研究》、《典藏中国音乐大系》、《叹咏半年――乔建中音乐研究文选》、《中国锣鼓》等，并发表大量相关论文。

从乔建中先生的专著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如《土地与歌》是其有关“音-地-人关系”[1]探讨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成果。这也成为了其研究的特色之一：将音乐与地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土地与歌》的书名我们可以看出，乔建中先生的思想观念；既音乐来源于土地的观念，也正是他所研究的“音-地-人”三者的关系。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中乔建中先生将“色彩区”作为其研究的重点，“‘色彩区’成为接受西方新的学术理论并把方法和概念运用与本土研究第一个着‘色’亮点，成为西方新学本土化的典型事例”[2]。在此领域，他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将民歌研究带到了一片崭新的领域，拓展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视角。“色彩区”以及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成为新时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新的学术理念之一。

《音地关系微探》中，乔建中先生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拓展得更加的广阔。他把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方言音韵分布、旋律构成特点结合在一起，使考察民歌的角度切入到产生的文化环境中。把地理划分视为结构方式，分解出中国人在表述文化空间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藏匿在这种词汇中带有强烈农耕文化意思的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观念。

在他对地域文化与民歌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历史分析法、社会分析法、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的综合方法，力图解读我国民歌与地域文化的一系列关系。这成为其研究的精髓，也成为我国民歌研究的保贵财富。不得不说，乔建中先生从他自身出发，对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让他坚持多年的田间调查，去探究民歌的根源。

二、杜亚雄

杜亚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包括《中匈民歌之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中国民族器乐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乐理教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中国乐理》、《世界音乐地图》等20多本专著问世，并用中、英、匈文在国内外发表过200多篇论文。

杜亚雄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其对裕固族民歌的研究，而因裕固族民歌研究闻名世界乐坛。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如《中匈民歌之比较研究》《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是其研究的典范。王光祈先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将这一西方研究方法带到东方起，在学术研究领域就带来的一系列的成果。杜亚雄先生也因这一方法的运用，给民族音乐学乃至人类学、历史学带来了，“匈奴音乐文化的确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的惊人成果。

杜亚雄先生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一文中杜亚雄先生运用了田野调查法深入实地对裕固族当地音乐进行收集整理；运用体验式方法切身的去感受当地民歌，为了更好的理解裕固族文化，进而学会其民族语言；运用形态学方法对不同民族民歌进行形体上的细致分析；运用语言学研究法对维吾尔族、突厥族、阿尔泰族和匈牙利族在语言上进行对比分析；运用历史学研究法对裕固族族源的追溯，对匈牙利、匈奴关系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从古代文献中发展历史根源等等，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最终得出其惊人的研究成果。

先生对学术的研究的谨慎与努力，我们不得不深感佩服；也正是因为他的严谨，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以至今日，其《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还没有人提出异议。

三、结语

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里，像乔建中与杜亚雄一样为这一领域不懈努力的学者、研究者众多。只是他们的成果或许没有如两位一样的丰硕，但这些学者对民族音乐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们的努力给我们的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了一次有一次的突破，他们的贡献也必将得到来者的肯定与继承。

民族音乐传承着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做为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价值的重要性不用过多的言语；然而对于这宝贵遗产的探究，以至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成为了我们不断为之努力的必要性。

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仅需要独特的思路、独特的见解，同时更加需要先进科学的方法。一代代音乐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延续探究的遗产，因此这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开拓的环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发现与开拓民族音乐的新领域，这就是留给来者的一个永恒命题！

参考文献：

[1]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2] 乔建中，苗晶，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的划分，北京：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

第5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实施素质教育,落实新课程,应如何选择、整合、创新教学方法?本文从素质教育理念出发,就新课程下课堂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应考虑的基本策略作初步探析。

1 建构发展策略

建构发展策略是指新课程下课堂教学方法设计必须着眼于学生的发展,一切从如何更好地建构学生发展出发考虑教与学的方法,一切为学习者未来发展服务。传统教学往往只重知识的传授,轻视学生的发展,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以传授为主,我讲你听,我灌输你接受,不考虑教学方法的智能训练价值、发展价值,不考虑学法指导。

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在他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中指出:“学习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学习创造了一个最近发展区,那就是学习唤醒了内部的多种发展过程。”[2]也就是说,学习不仅是接收、接受知识,而主要是学习者内部心理机能产生的变化。学习的本质是创造最近发展区,教学的本质是引发最近发展区,是引起、唤醒和启发一系列内部的发展过程。教学应走在认知发展的前面,“只有跑到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好的教学”。[3]当代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家们普遍认为:必须使学生通过积极的学习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教学应注重知识学习质的深入。现代教育理论研究越来越揭示出教学要建构学生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学方法设计就是考虑如何建构学生的发展。

素质教育以注重学生发展为本,在教学方法设计上,更加关注开发和有效利用其智力表现价值、促进发展价值,关注提高其促进发展的有效性。近年来,诸如“发现法”、“抛锚法”、“探究讨论法”等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也证明,只有从促进发展出发设计的教学,才更能调动学生积极的思维,才具有更大的智力训练和促进发展的价值,才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所以,教学方法改革、创新要从如何建构发展的思路展开,把“建构发展”作为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重要策略,作为方法设计价值取舍的重要标准。

2 重情激趣策略

重情激趣策略是指教学方法设计要重视学生的情绪生活,使学生体验到学习中的自豪、欢乐、惊奇和赞叹,进而感受到学习是满足求知欲的一种快乐。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教学效率效果。

传统教学历来赞赏学习是“苦作舟”,认为枯燥、苦学是学习天经地义的情结,看不到愉悦的情绪生活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因而,在教学方法设计上不考虑情绪情感的激发调动。现代生理心理学和脑科学“脑功能定位说”揭示出情绪生活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为教学方法设计重视情绪生活提供了生理学依据。保加利亚心理医生洛扎诺夫认为:在学习中,理智和情感是不可分割的,大脑左半球管抽象逻辑思维,右半球管具体形象思维,两者相协调才会提高大脑的活动效率。因此,当代教学方法正沿着苦学一会学一乐学的道路发展。现代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教学要承载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学生的学习任务越来越繁重,客观上要求学生必须保持较高的求知欲望和求知兴趣,才能适应学习,增强学习效率效果。当代,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情商”即是指包含情绪体验在内的人格特征,是教学成功的重要的非智力条件。当今,更有人指出:情绪情感是启动学生成材的三大杠杆之一。国外流行的“暗示教学法”特别重视情感在学习中的作用,把它看成发挥学生潜能的重要手段,教学设计追求使学生在充满乐趣,没有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的良好状态下掌握大量知识,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收到了很好的促进发展的效果。我国广大教师提出的教学游戏、动手操作、趣题妙解、情境教学等等,使学生对学习兴趣盎然,从中产生积极情绪体验,因而也大大增强了教学效果。所以,激起愉悦乐学的情绪是现代教学成功的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新课程下课堂教学目标的重要纬度是情感目标。从小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科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义务感和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教学的重要任务。所以,教学方法创新要注意加强教学的情感效果,重视激起学生的情绪体验。把重情激趣作为教学方法设计的重要策略。

3 学法研究策略

学法研究策略是指教学方法设计要重视研究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并致力于教学生学会学习。传统教学方法只重视研究教师如何教,不重视学法研究和指导。教法设计所关注的是教师如何讲授,至于学生如何听、教师应怎样引导学生听和记,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则很少谈到。教学方法单调、枯燥,效率不高,效果不好。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激增,社会正步入学习化社会。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教育理念。这要求现代教学要着力发展学生的能力,尤其独立自学的能力,教学生学会学习成为现代教学的新理念。人们逐步提出了自主学习、活动学习、研究学习等一系列新的教学方法。教育理论界也越来越重视学生学习主体地位落实的研究,越来越注意到教法与学法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注意到学的方法对教的方法的深刻影响。因而,特别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重视学法指导。当今,各种有影响的教学方法,无不关注学法指导。如“发现学习”、“合作学习”、“尝试学习”等,都非常重视研究如何引导学生独立探索,研究如何让学生更好地通过自学、讨论、探究进行学习。所以,实施新课程下课堂教学要把学法指导作为教学方法设计的基本策略考虑,把学生学习中表现的思维紧张程度,思维水平和思维品质作为教学方法价值取舍的前提,促使学生学会学习。

4 互动合作策略

互动合作策略是指教学方法设计要突出教学中各主体性因素的动态结合,突出师生、生生之间密切合作。在合作中学习,提高课堂信息的吸收率。在合作中发展,形成学生良好的非认知品质。以往的教学,过多强调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而对合作意识与技能的培养重视不足,养成学生片面的竞争意识和与之相伴的利己倾向,对学生的成长是有害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合作学习学派认为:合作是人类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竞争一样,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在要求人们进行激烈竞争的同时,又需要人们进行广泛的多方面的合作,合作是工作的核心,是竞争的基础。教学方法设计中利用师生合作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由此提高学业成绩、习得合作技能、增进同伴友谊、学会关心和理解,达成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和谐发展,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流行世界的“合作学习法”、上海育才中学探索形成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的“八字”教学法,就是合作性比较突出的现代教学方法。

素质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培养,必须在有利创新的合作环境中进行。所以,教学方法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合作性策略,致力于为学生营造一种健康安全、民主平等、和谐愉快、合作竞争的宽松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氛围。

5 多元整合策略

多元整合策略是指教学方法设计,要注重对多种教学方法进行选择性组合,多法结合,互配使用,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教学过程十分复杂,教学内容非常丰富,教学任务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教学过程应当有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与之相适应,不能囿于某一种方法和模式。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强调某一教学模式的统一要求,往往比较单一、比较呆板,不利于素质教育多重目标的达成。近些年来,国内外许多教育学者提倡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他们普遍认为,在众多的教学方法中,一种教学方法的优点,可能恰恰是另一种教学方法的不足所在,反之亦然,各种方法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倘若能利用这种互补性,将具有互补性的方法互配使用,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姆指出“在现有的教学策略上加上另一种新策略,其效果虽不能因此而倍增,但确能增加效果。”[4]当前,许多教育工作者尝试将多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借此扩展开来,探索出许多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美国教育学者嘎斯基提出的“合作掌握学习法”、前面提到的我国教育改革家段力佩等提出的“八字”教学法、以及教学法专家黎世法教授提出的“六单元教学法”等,都是多法结合、创新的产物。

为实现素质教育多纬发展的培养目标,要求教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熟悉把握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改革的最新动态,围绕如何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教学方法进行选择性组合,实现教学方法设计的最优化。

6 个体适应策略

个体适应策略是指教学方法的设计要关注个体学习的参与度、自由度,因材施教,将个体活动作为教学方法设计的重要环节。由于教师个体认识差异的限制,因材施教的重要性虽然历来为教育家们所强调,但在教学实践中却不容易实行,仅仅是作为一种教育观念而存在。教学历来注重集体教学,注重齐头并进,因而,教学方法设计上因材施教的方法少且个别适应性差。随着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对人的个体差异有了进一步和更为具体的认识,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个体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学习环境因素偏爱等个体差异因素对教学过程的影响,越来越意识到要凭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灵活地设计教学的方法,因而使得认识并设法适应个体差异成为现代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

第6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民族古籍/管理学

1　国内外研究民族古籍概况

我国民族古籍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等诸多方面。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视，80年代初走上正轨。1982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提出并部署了收集、整理、出版民族古籍的任务。1984年7月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在国家民委成立了办事机构。目前，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个州、地、盟相继建立民族古籍整理机构，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建立了古籍研究所。这几年，相继成立了蒙古、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古籍，彝族古籍，朝鲜族古籍，满族古籍，锡伯族古籍，回族古籍，壮族古籍，藏族古籍等跨省区协作小组。自1984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抢救、收集民族古籍12万种（部、件、册），已整理11万种（部、件、册），出版古籍、书籍（不包括馆藏古籍）5000余种（部、件、册）。在收集、整理民族古籍的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对民族古籍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了《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1990年）、《民族古籍学》（1994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1997年）、《民族古文献概览》（1997年）、《新中国民族古籍工作》（1999年）、《中国民族古籍集成》（2003年）等一大批民族古籍论著。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丰富了中国民族古籍研究的内容，扩大了民族古籍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国外，如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欧美等国不仅收藏有大量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而且还建立了许多研究所、学会和国际常设机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并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分类、著录、目录组织、编译出版以及计算机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值得我们去探讨。

2　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的意义

2.1　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民族古籍现状不容乐观，由于保存机构众多，部分民族古籍散存民间，再加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民族古籍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如不及时进行科学的管理，这些珍贵的民族古籍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创建将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民族古籍的产生发展、本质属性、运动规律、种类特点、价值功能和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实体管理和信息开发利用的方法技能、民族古籍事业的组织和管理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全面地揭示民族古籍的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加强对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2.2　有利于实现民族古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由于起步较晚，各地民族古籍管理机构对民族古籍的管理工作尚属探索阶段，如何总结现有经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管理民族古籍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民族古籍管理学正是适应了民族古籍科学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形成的，该学科总结现有民族古籍管理机构收集整理民族古籍的有益经验，借鉴文献管理学的有关方法、手段、原则和措施，并根据民族古籍的实际状况，探索出一套收集整理、分类著录、编译出版、保管修补、鉴定统计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这一管理既保持民族古籍的内部有机联系，又对民族古籍进行科学的分类整理，将极大地促进民族古籍科学管理工作的发展，对实现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　有利于更好地开发利用民族古籍信息资源

民族古籍作为一种珍贵的文献信息资源其学术研究与现实利用价值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而现今虽然民族古籍管理机构收集到的民族古籍数量繁多，但许多民族古籍还未分类整理，民族古籍提供利用的方法和措施较为单一，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界对民族古籍珍贵价值的认识与利用。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不仅向人们揭示民族古籍的珍贵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阐述管理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还结合民族古籍的实际状况，探讨民族古籍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从编制目录、译注出版、馆内查阅、文献编研、举办展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等方面提出全面开发利用民族古籍信息资源的可行性方法与措施。

3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民族古籍管理学以民族古籍实体和民族古籍实体管理工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民族古籍的形成、本质属性、运动规律、种类特点、价值功能和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实体管理和信息开发利用的方法技能以及民族古籍事业的组织管理。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及学科体系；探讨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时代特点以及它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使民族古籍管理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促使该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2)从不同的方位论述民族古籍的历史源流、学科内容、文献类型、版本情况、校勘注疏及收藏整理情况。

(3)研究民族古籍的特点、价值及充分开发利用的现实意义。

(4)研究民族古籍管理活动及其规律，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以收集为重点的馆藏建设，主要研究对各民族古籍的接收与征集丰富馆藏的途径和方法；②民族古籍的日常管理，主要研究民族古籍的整理、鉴定、保管等业务原则与技术；③民族古籍的检索与编研，主要研究各种检索工具和民族古籍参考资料的编制，为开发利用民族古籍资源创造条件；④民族古籍的出版与为利用者服务。主要研究民族古籍的出版以及如何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者进行服务，包括民族古籍利用的需求以及提供利用的原则、方式和方法等。⑤民族古籍的综合管理与组织。

(5)研究民族古籍的数字化，建立民族古籍数据库，为我国建立民族学科文献信息中心网络提供依据。

(6)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其中着重研究实现民族古籍管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法和措施。

(7)研究民族古籍事业管理问题，即在民族古籍机构、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宣传教育、出版发行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对民族古籍进行宏观管理，以利于我国民族古籍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4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学科地位和相关学科

4.1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学科地位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管理科学与民族古籍学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一门学科。从一般意义上说，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是民族古籍的管理问题，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原理与基本方法是从管理科学中抽出来的，是以管理科学的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古籍管理学又属于民族古籍学，是民族古籍学的组成部分，分支学科，它离不开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实践，也离不开民族古籍学的基本原理，是管理科学与民族古籍学相互交叉、彼此结合而成。如果离开了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实践，仅仅套用一般管理原理，就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民族古籍管理活动，也不可能探索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规律。

民族古籍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作为民族古籍学分支学科的民族古籍管理学，其学科基本性质也是综合性的，而且它更接近实际，渗透于实践，应用性更强，所以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4.2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相关学科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它与许多学科相互联系，有的性质相近，有的是内容相互交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民族古籍管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某些理论与方法；二是在民族古籍管理实践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1)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隶属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隶属关系的学科是管理学和民族古籍学。管理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系统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而民族古籍管理学则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民族古籍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是从属于管理科学的。因此，民族古籍管理学有管理科学的共性。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民族古籍学的分支学科，二者存在着血缘关系。民族古籍学研究民族古籍学的总体，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民族古籍管理活动，是民族古籍学的子系统。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独立性。

(2)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指导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指导关系的学科是哲学、系统科学、民族学等。这些学科虽然与民族古籍管理学在层次、部类上相距很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但这些学科为民族古籍管理学提供一种思想和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3)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交叉应用关系的学科。有些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不属同族，或不属同一部类。研究对象也相差较远，但仍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民族古籍管理学与社会学、读者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经济学、运筹学、决策技术、价值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等是一种交叉应用关系。民族古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各个方面，民族古籍的读者面也是多层次的，民族古籍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关于民族古籍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读者群的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民族古籍的宏观管理，微观管理、经营管理、现代化管理问题，都要应用上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推动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发展。

(4)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并列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并列关系的学科是民族古籍学的各分支学科。如民族古籍目录学、民族古籍版本学、民族古籍校勘学、民族古籍编纂学、民族古籍考证学等。

5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

5.1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任务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民族古籍工作实践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古籍管理学不仅仅是研究民族古籍管理的理论，而且也是一门关于民族古籍管理的应用性学科。就是说，它不仅说明民族古籍搜集、著录、分类标引、主题标引、检索和利用等工作过程所遵循的科学原理，而且从宏观上阐明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民族古籍管理工作，即民族古籍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工作者进行民族古籍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民族古籍管理学除了要说明科学管理民族古籍在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中的意义，还要告诉人们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民族古籍去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事业。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的自然因素之一。为此，它必须为民族古籍管理确定相应的职能。它不仅应该提出民族古籍管理之所以具有这些职能的理论根据，还应该提出实现这些职能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民族古籍管理的科学化，为了确保民族古籍管理实际工作能够严格地按科学规律办事，确保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质量，必须制定出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各种基本规范，以及民族古籍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以达到最佳效果。

5.2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1)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民族古籍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民族古籍事业的特点和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特点，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使其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步提高。

(2)从民族古籍管理学方法论来说，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作为本学科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以信息论、系统论、形式逻辑等作为本学科的一般方法论。运用上述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民族古籍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行为及其过程，同时注意防止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体例和名词术语。

(3)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数学方法和系统研究法。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研究，调查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研究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考察了解当地民族古籍工作的实际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可以根据所研究课题的需要，采用问答、问卷、观察、体验、统计、抽样调查等多种手段与方法，以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

民族古籍管理学之所以有复杂性、特殊性等特点，就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特有的古籍往往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因此，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不能仅着眼于现实，而且还要研究其历史。所以历史研究方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

比较研究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由于各少数民族均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各民族的古籍均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采用比较研究法，可以更好地把握各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增强管理的针对性。

数学方法在民族古籍管理的计划、目标管理、组织、决策、计量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它是使民族古籍管理学进入定量分析阶段不可缺少的方法。古籍计量学中的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卡定律、普赖思曲线等，以及古籍的变化规律、半衰期的研究、古籍率、引文率及古籍流通中的一些公式，都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得来的，此外，古籍检索系统设计等领域，还广泛地应用了运筹法、优选法、集合论等数学方法，所以数学方法也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项综合性研究，涉及到众多学科，因此，应用系统研究方法，采用以民族古籍管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横向联合攻关，是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行之有效的现代化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2003-04-10

【参考文献】

1　李杰.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探研.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　刘光宏.中国民族工具文献辞典.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3　包和平.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0)

第7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科研究 问题

一、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的总体情况

1.研究文献逐年递增

通过CNKI在体育学科内以“传统体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可以同时涵盖“民族传统体育”、“民间传统体育”、“传统体育文化”、“传统体育产业”等关键词的文献），共检索到文献3128，基金资助项目占所有出版文献的8.4%。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72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27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资助12篇，省级及其它项目资金资助53篇；论文自1997年逐年递增（表1）；出版专著24部。以“武术”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8675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6篇、863计划1项、973计划1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8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8篇、共255项。近5年来平均每年发表1000篇。

表1 近10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数量统计

2.研究方向上武术研究为主流，各领域都取得一定进展

从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以及理论发展的状况而言，武术有一套较为成型的理论与体系。武术研究的研究领域涉及体育教育、训练、竞赛、体育产业、文化等等方面，产生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拥有一大批稳定的专家群体，在全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其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日益频繁，有关武术方面的专著和出版物层出不穷。目前，武术这一研究方向有脱离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并自成一门学科的趋势。

3.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理论研究

理论的研究大多从学科本位出发进行研究，找寻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本体，并试图对其进行本质性的把握，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学科体系。研究集中在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概念，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价值、功能、研究方法的等方面，现在看起来收效并不大。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对象涉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象和规律，其基本内容可包括：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与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

4.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的研究

高校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的重任，也有文化传承的责任。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后，目前共近40所高等院校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对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课程结构等多个方面。学者们认为：“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武术专业，其他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选修课且课时量很少，这种设置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来讲没有实际的效果，自然也就谈不上形成自成体系的学科理论了”。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既要考虑社会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又要考虑学生的基础与个性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其他地域特色问题及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问题。

5.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研究

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亮点。学者们对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的现状调查，如何更好的与学校体育接轨，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商业开发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中，多以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为理论依据，采用实验法、问卷法、访谈法、质的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

6.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以其鲜活的生命特征承载着民族情感、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但由于大部分传统体育文化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现代西方体育文明的强烈冲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巨大挑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梳理与探讨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化、全球化、和谐社会建设、传统文化思想、奥运文化的关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功能、传播、发展趋势、发展策略；区域、民族特有体育文化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民族节庆文化等。

7.民族传统体育的其它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不仅涉及到社会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在体育产业领域及医疗卫生、全民健身领域、竞技体育领域也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包括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现状、政策与法制、路径与方法；民族传统体育特色旅游；民族传统体育与医疗保健；民族传统体育与休闲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国内外比较等。

二、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常规性选题较多，新颖性不够

从1999到2010年年学校体育方面发表的文献来看，研究选题呈现出常规性选题较多，多学科交叉性选题和新理论性选题较少。更多的选题依然分布在武术及传统体育文化领域，而一些重大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战略，民族传统体育国际视野，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一些高层次和有深度的课题则较少。

2.研究方法较单一，综合运用方法不足

综观学校体育学科文献，采用最多的研究方法依次是：文献资料法、社会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方法、实验法、质的研究方法等。总体呈现出研究方法运用比较单一，综合运用方法，特别是新的一些学科的方法运用更少，方法论上缺乏突破，也反映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文献的质量。

3.基础理论研究较多，应用、开发性研究较少

多数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理念的探讨与梳理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收集整理为主，而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及方法措施、法制研究、与学校体育相结合的研究等研究却较少。

4.作者单兵作战较多，合作研究较少

从研究作者群体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作者单兵作战较多，广泛开展合作研究较少。不少作者可能为了晋升职称，随机选题，独自研读，进行文章的撰写，而能够打破学科壁磊、打破区域限制，广泛进行合作研究则较少。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课题较少，科研力量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支有组织的科研队伍。

三、结论

从总体上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从学科理论、武术项目研究、专业研究、文化学、社会学、体育产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缺乏对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偏少，应用基础和开发性研究相对薄弱。

参考文献：

[1]邱丕相，马剑.武术学科的科学化历程与面临的挑战[J].体育科学，2004，(4).

第8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意义

民族志研究已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而“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被认为是民族志传播学的奠基人。民族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的，“民族志”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有着无限的潜力。在这方面早已有先行者。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再如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⒈“民族志”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客观严谨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文化或某种现象，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及体现这些看法的行为上。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主观叙述，往往不一定能准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尤其是在受访或被要求叙述的情况下，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民族志”的优点在于调查者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科学。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应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相信没有人会在实验室里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⒉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志”是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考察时所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把完全生活在研究对象中不受外界干扰作为重要的研究条件之一，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多，且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对民族文化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⒊“民族志”中“遍查”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研究方法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以看电视为例，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中，他分析了每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有哪些电器？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再如电视机的来源，这背后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再如研究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和风俗文化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接触媒介的习惯和媒体传播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必将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引向深入。

⒋民族志影像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也为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以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拍摄的民族志影像，力图还原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用镜头对研究对象的再现无疑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或采纳了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如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就是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缺陷

⒈“民族志”方法本身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目的有相悖的一面

民族志方法来源于人类学，而且倾向于人类学中人文科学的一面。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事物现象的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在方法上则重视对具体对象本身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它不适用于追求普适性和规律性，只适合于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例如郭建斌对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独龙江乡）当地人看电视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其他民族地区。

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工作，进而还要为国家相关政策决策服务。将少数民族信息、文化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好，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实践方法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⒉民族志研究的精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①民族志研究面临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引起思考的问题和在具体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所遭遇的问题无疑是大不相同的，原定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难以估计。尤其是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特性和民族文化，原有的研究设计随时有可能被排斥而无法进行。

②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及理论的偏见。这会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研究者也容易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自我偏见的限制。

③研究者很容易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即立场预设，这容易对此地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产生歧见。

⒊民族志的关键概念有其模糊的一面，操作时很难区分其中界限

以民族志操作环节的关键概念“融入”为例（民族志三个操作环节：融入、遍查、深描）。融入，即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单薄的。怎么样才能表明已融入某一群体，能调查到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呢？目前还没有一套标准。而以往很多民族志研究的实例中研究者的融入也很值得怀疑。

举两个例子。民族志核心内容“参与观察法”的提出者、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中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调查，1922年出版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在他的调查日志中这样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这些句子让人对马氏的“融入”产生怀疑，即便是语言和生活上融入，那在心理上的融入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融入最后得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又是否科学？

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是中国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拍摄者，他拍摄了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志影像，影片中给人以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固然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洛克没有真正融入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

由此可见，概念的模糊导致操作上的无据可查，无章可循，加之立场的异同，最终会影响研究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民族志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民族志的方法有巨大价值也有局限性，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应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做些改进。这里浅谈两点看法。

⒈应该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立起来，这两种研究的区别更多的只是方法层面上的区别，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资料以定性资料为主，详细地记录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数据程序来处理。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因此质化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他的数据如该地区的记事、记录、有关刊物、照片等来补充。而我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在此基础上辅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概率统计等等。

举个例子。用量化的方法给“融入”这个概念以一个可考量的标准。进行科学严谨的问卷设计，问题应有规范的答案，在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人群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问卷分发的人群，来完成问卷的回答（如有不识字者应阅读问卷帮助其完成），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概率统计确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在其研究对象人群中的融入度。尽管最后确定的量化考量标准未必十分科学精准，这其中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为质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只是个例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可结合使用的地方和方法还有很多。

⒉注重从个案分析和研究中探讨其中的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它追求事物之间的通则性和规律性。而民族志的方法更重视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要自觉地去追求普遍意义和规律性。

举例说明。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选择研究分析对象；②提出民族志问题；③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④进行民族志分析；⑤书写民族志。具体研究时，每个步骤的操作都要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重其典型性和是否具有某个范围内的普遍意义；问题的设计应尽可能或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具有普适性的；而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应尽量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启示。

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许的科研成果，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多空白，借鉴其他学科中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但借鉴并非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本学科特点进行改进和修正，以使其更适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向，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⑴郭建斌著：《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⑶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 《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⑷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柯克・约翰逊（Kirk.Johnson）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⑹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第9篇：民族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