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精选(九篇)

第1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民族团结一家亲心得体会600字范文一】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结对认亲是载体与方法，更是重点与难点。因为，结对认亲，结对易、帮扶难，认亲易、真亲难。不长期结对、持续帮扶，不认真亲、付真情，必然难以认出真亲、结出佳话。

结对子，就要成为家人、亲人。如果只结对，不认亲，或者假认亲，不仅让这项工作流于了一般公事、沦为了指令安排，让结对缺乏认亲真心与帮扶尽心，更会让百姓产生距离感，很难形成齐心协力共克难题、脱贫致富的合力。倘若在亲字上用心用力不够，那么彼此之间的客观障碍，只会成为结对认亲工作推进的天然沟壑，而不会成为深厚亲情的天然台阶。

所以，结对认亲，亲是工作开端、破题出口，也是用力重点、责任使然。那么，如何将亲字诀念好念实，念出团结共进的伟力与恒心?恐怕，关键还要回答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有没有一颗认亲之心?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第一个需要自我审视的重要问题。因为，有没有认亲之心，实质上能够决定结对认亲工作的成败。有没有认亲之心，最重要的影响在于，结对责任人到底会发挥出多大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主观努力，必然难出成绩。这无疑是一条逃脱不了的规律。再者，以什么样的态度、用多大力气落实工作，百姓心里也最清楚、最敏感。敷衍了事、流于形式，结对认亲的好经被念歪，不仅伤了百姓的心，更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其次，有没有满腔帮亲之行?口号喊得再响，愿景描绘得再好，最终还是要落到一点一滴的行动上。百姓脱贫致富、生活更加幸福，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那么，就结对帮亲而言，就是要看相关的责任人和单位，有没有深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共商对策?有没有真正将百姓的困难，当成是自己家的困难，食不甘味思索、积极努力协调、竭尽全力解决?有没有对困难挂账销号、帮扶列出计划表，稳步推进结对帮带工作?

再次，有没有做到亲情恒久?只有做到帮扶不松劲，一步接着一步走，最终才能扶着百姓走向脱贫致富的大道。而这其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抱有活动一阵子、努力一下子的临时工思想，也不能出了一点成绩就松口气、歇一歇，更不能让自己的结对帮扶工作成为半吊子的烂尾工程。否则，亲情半途走开，贫困依旧再来。结对认亲，许的是一辈子的承诺，认的是一辈子的亲人。

一言蔽之，结对认亲，关键还在整个工作含亲量有多高。亲字含量高，无疑工作起点就会高、过程就会实、效果就会好。当然，民族团结也必然会在结对认亲中更加牢固紧密。

【民族团结一家亲心得体会600字范文二】

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里就很好地诠释了心的重要性。

开展此次活动的要求和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实现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植入各族干部群众的心田，生根、开花、结果。怎么才能真正实现生根、开花和结果呢?交心乃至结心至关重要。

结亲行动，只是良好的开端。如果只是在一起吃吃饭，搞些活动，送点米面油生活必需品或者慰问金，然后一走了之，是很难取得长期实效的。

一家人的稳定与和睦，靠什么来维系?除了天然的血脉之外，心靠在一起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而成为亲戚的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也同样如此，只有做到相互交心、贴心，才能真正心意相通、心心相连，才能开诚相见、互相理解、共同进步与发展。做到了交心结心，就会宽容和理解，就会有耐心和细心，就会一起去勇敢地面对所有的困难。

对每一个新疆人来说，民族团结从个人做起，不是高不可及，也不是遥远的事，它就在我们身边，是每天可以去做、去实现的事情。民族团结就像空气、阳光，要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实每一个人的言行，都会形成蝴蝶效应，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最终良好的结果也会反作用到自己身上。

结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自己的爱。多一点付出，就会得到更多更大的满足，也会让爱得到升华。因为，爱加上爱是更多的爱。这会成为民族团结的大爱，成为民族团结源源不断的力量。

结心的结亲，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民族团结一家亲心得体会600字范文三】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我们是民族之家中的一份子，维护民主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与班里的同学要和睦相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首先我们要从少年强做起，只要我们都有一颗民族团结之心，国家渐渐就会强大起来;只要我们有一颗民族之心，就算是一盘散沙，混合着一些泥土，也会慢慢的凝固起来;只要我们有一颗民族团结之心，就不会发生以往的悲剧。

历史书上曾经描写过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的小故事，在遥远的古代，这些少女都懂得维护民主团结，正是她们的贡献，才会使我们的民族团结意识越来越清晰。

阿尼帕.阿力马洪这个伟大妈妈收养了汉.回.维.哈四个民族的十个孤儿，这位民族妈妈家境贫寒，但她并没有放弃抚养这些孩子，并且努力的让他们吃好，穿好。当记者采访她时，指着墙上那幅全家福问她是否认识这些孩子，这位母亲说：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第2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2017年民族团结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一】

多少年来，学校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师生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的活动，校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斗争再教育活动，让学生明白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是无处藏身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宽容的心，用自己的包容心态去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去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

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自治区。新疆各族人民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为此，要不断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克服各种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思想。并要做好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在新疆，民族团结是大局，是各族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没有民族团结，就不会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的建设，也不利于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能稳定及更好发展的前提条件，历史的镜子告诉我们，由于民族矛盾，民族歧视所引发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给与了我们最好的忠告;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友好发展，友好交往成为贯穿历史的主流。

通过学习使我认识到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好新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工作对进一步推进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进一步认清民族分裂主义本质和危害，分清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把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同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一起来。

总之，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教育战线上的教师们教育出大量的有用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向英雄人物学习，学习英雄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忠诚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尚情操;学习英雄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学习英雄乐于助人，尊老爱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德;学习英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拼搏精神。民族，贯穿了整个时代，实践证明民族团结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族人民可以安心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民族团结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发展。通过学习英雄模范先进事迹，对照检查自己找差距，决心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热爱本职工作，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作为一名教师，要教育好学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懂得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愿我校的民族团结之花常开不败。我们应该以身作则，用自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来维护民族团结，加强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思想，不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惜生命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因为天山松树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

【2017年民族团结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二】

民族团结一家亲，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56个民族，56种习俗，56种语言，56种文化，把祖国的大地装扮的五彩斑斓，把祖国的天空描画的壮丽灿烂。谁能说流行乐坛上没有维吾尔族音乐欢快的旋律?谁能说时尚元素中没有各个民族特有的色彩?而我们生活在新疆的各族群众，更能深深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人的亲情。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我们身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和老师，大家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学习。我们的汉族同学，谁没有几个少数民族朋友?我们的少数民族同学，谁没有几个汉族伙伴?彼此的信赖与默契，构建了我们的和谐校园，真正体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新型民族关系。给我们上美术课的哈萨克族老师拉新，漂亮而温柔，关心每一位同学的听课状态，用精熟的专业知识为同学们解疑答惑用流畅的普通话开启了同学们的智慧之门，充分展示的教师风采感染着我们每一位同学。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县城，和少数民族作邻居的家庭比比皆是。如果让我们的同学讲讲邻里关系，热情好客，彼此尊重一定是大家共有的话题。民族团结的故事平常而又温馨，多的讲也讲不完。

七月，我县举办阿肯盛会。赛马场上，哈萨克族骑手以他们娴熟的驾驭技术征服了所有观众的眼球;广场上悠扬朴素的冬不拉弹唱，似乎把人们带回到辽远的牧场，那里有青青的草坡，淙淙的泉水。他们歌唱着自己幸福的生活，歌唱着党和政府民族团结的好政策。花团锦簇的哈萨克族刺绣品，又好像让人置身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带领大家共同走向富裕。

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和平美好的时代;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感受着不同的文化，创造着共同的未来!

民族团结，是维系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民族团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团结，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不朽的灵魂!民族团结一家亲，让我们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2017年民族团结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三】

作为一名教师，要教育好学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懂得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愿我校的民族团结之花常开不败。我们应该以身作则，用自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来维护民族团结，加强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思想，不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惜生命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因为天山松树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

第3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我们是“民族之家”中的一份子，维护民主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与班里的同学要和睦相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首先我们要从少年强做起，只要我们都有一颗民族团结之心，国家渐渐就会强大起来；只要我们有一颗民族之心，就算是一盘散沙，混合着一些泥土，也会慢慢的凝固起来；只要我们有一颗民族团结之心，就不会发生以往的悲剧。

历史书上曾经描写过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的小故事，在遥远的古代，这些少女都懂得维护民主团结，正是她们的贡献，才会使我们的民族团结意识越来越清晰。

阿尼帕.阿力马洪这个伟大妈妈收养了汉.回.维.哈四个民族的十个孤儿，这位民族妈妈家境贫寒，但她并没有放弃抚养这些孩子，并且努力的让他们吃好，穿好。当记者采访她时，指着墙上那幅全家福问她是否认识这些孩子，这位母亲说：“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虽然我们不能像这位伟大的母亲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平等对待班上的民族同学，不能受一些谣言的影响。希特勒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国家的创造，绝不是毅力单薄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所能济世的，只有具备钢铁般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一切运动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4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在成长最关键的幼儿时期，母亲角色的缺失对一个人的教育及未来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孩子的个性形成、身心健康和成人成才都与母亲息息相关，一个人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除血缘关系外，还有长大成人后继续起作用的价值观、行为风格、感情生活和人际关系等[1]。

一、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影响

（一）性别角色方面的影响

母亲角色缺失不利于儿童形成规范的角色行为。在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性别角色的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性别角色是社会规范和他人期望对男女两性行为模式的要求。大多数社会认为女性应该承担表达性角色，即女性应该是亲切的，善于照料他人的、合作的，能敏感察觉他人要求的[2]；因此，在儿童性别化的过程中，母亲对于儿童的性别角色认同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父亲所不能替代的。女孩通过对母亲的性别角色认同和模仿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性别角色行为，男孩也能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获得安全感和特有的关爱，并且从母亲身上获得关于异性品质的参照。母亲特有的角色示范和行为强化模式使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性别角色行为并以满足儿童安慰、养育和情感的需要，也就是说儿童内部情感的发展与母亲特质有关。而跨境民族的母亲角色缺失对母亲撇下的幼儿来说，在幼儿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时期被无情地剥夺了参照母亲角色的权利，这对他们形成正确的角色认同造成极大的障碍。

（二）母子情感方面的影响

母亲角色缺失不利于幼儿形成健康的心理。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他著名的“人格发展八阶段论”中就谈到，儿童在出生至十八个月时就要通过感官去领会世界，从母亲的形象中去信任世界。母亲通过亲子游戏诱导婴儿的积极情绪，给婴儿带来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对儿童的生活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使儿童从中得到信心和自信，得到对人容忍和宽容的动力，应付环境的能力，帮助儿童成为心理功能完备的人。跨境民族幼儿由于做母亲的离去无法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呵护，没有在幼年时期建立母子通感。即使后来有机会生活在一起，也需用很长的时间来磨合，终究难以弥补孩子童年时期的感情缺憾。在家庭中这些孩子易受祖辈的溺爱总是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不受管束。进入幼儿园后，这类幼儿易陷入忧郁、孤独、被抛弃的悲观情感状态，有时还会表现出自卑、自私、偏激，没有集体观念，很难融入学校集体生活中。

（三）民族自信方面的影响

在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除了极少数孩子认为是自己不乖外，大多数孩子都会认为母亲离家是因为自己生活的地方穷，母亲不愿意过苦日子才离开的。由于跨境民族母亲缺失往往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这让幼儿产生一种思维定式即钱是最有用的东西，这在调查中也得到印证。母亲缺失会误导孩子的价值取向，进而滋生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思想，不利于幼儿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这些小孩内心认为自己民族落后、贫穷、不先进等，当问起将来想做什么，他们都会说学好汉话，长大了离开本地去外地打工生活。他们稚嫩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外地生活的渴望和对本地环境的不自信，对本民族发展的不满意。母亲凭借个人的性别优势选择逃避而不是通过努力改变生活现状，这也在潜意识里影响孩子形成民族自信及民族自强的思想。

二、智力行为教育方面的影响

（一）语言审美方面的影响

母亲在抚育幼儿期间，为幼儿咏唱的绕口令等童谣、民歌，特别是代代相传的古歌谣，特有的四音格词的双声、叠韵等让幼儿在咿呀学语时锻炼发声器官，提高语言习得的水平。民族地区抚养幼儿更是母亲分内的事，母亲通过与幼儿之间的语言交流让幼儿顺利习得母语。有的年轻母亲还会有意识地教些汉语，为今后孩子学习汉语打基础。但对于母亲角色缺失的幼儿来说，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母亲的离去会影响其语言习得的效果，特别是母语习得的效果。母亲在抚育幼儿过程中，其自身穿戴的民族服饰就给幼儿产生强烈、独特、新鲜而亲切的视觉烙印。稍大一些，母亲在缝制衣物时对幼儿进行相关民族图腾标志图案、色彩及线条图案的历史渊源的讲解，让幼儿在体验民族服饰视觉审美的同时激发其想象力。

（二）行为习惯方面的影响

母亲缺失不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赫尔岑认为儿童教育极其成功有赖于家庭环境，有赖于母亲。别林斯基也认为儿童在七岁前应当在家庭里由父母来教育，尤其不可缺少母亲的教育。这些研究并不是认为父亲在促进儿童学业和良好行为上不重要，而是认为在母亲温和耐心的教养方式下，亲子教育能更好促进儿童良好学业成绩和行为。在母亲这一监护角色缺失的情况下，学龄前儿童的看管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祖辈或单亲父亲的肩上。祖辈及父亲因忙于生计或家务，无法及时帮他们洗衣洗澡、整理物品，不利于幼儿形成整齐有序的生活习惯和严谨认真的生活态度。

（三）人格培养方面的影响

亲子关系是儿童最早建立，也是其他人际交往关系建立的基础。因此能否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至关重要。最近研究发现，儿童虽然也能与父亲建立良好的关系，但由于母亲缺失而无法建立和谐健全的亲子关系，进而会影响儿童同同伴及师生关系等的正常建立。母亲和孩子的情感交流能够使孩子感到家庭的温暖以及父母的支持。根据E.Mavis Hetherington的研究，母亲缺失的男孩在与其他女性交往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在与女性交往中过于积极关注；另一种是在与女性交往中表现出害羞、胆怯、紧张、固执的特征，而来自完整家庭的男孩在与女性交往中就表现得很合适。与其他女孩相比，在年幼时母亲缺失的这些女孩对男性反映的方式上表现出越容易接近男性，也越有可能从事性的活动[3]。

三、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

（一）音乐舞蹈方面

民族童谣和儿歌都是以民族语言为载体，可以丰富儿童的认识，开发智力，幼儿在母亲的教唱过程中不断接受民族艺术熏陶，逐渐形成民族文化的初步认知。少数民族舞蹈及古歌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综合载体，凝聚着各民族先民集体智慧。少数民族都有在节日或婚丧嫁娶等重要日子唱古歌、跳民族舞的风俗，特别是婚丧嫁娶的打歌都是在夜晚进行。由于民族地区多高山，去参加打歌需翻山越岭，母亲外流的幼儿，有的父亲因迫于生计或受配偶离去的打击而离家外出，加之祖辈年迈体衰或因家务繁重，无力背上幼小的孙儿去参加打歌。母亲角色缺失的幼儿自小就比双性化家庭模式中的同龄儿童错失了耳濡目染的观摩机会，这既不利于他们培养集体意识、配合意识和团队精神，更不利于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及民族认同感的形成。

（二）饮食文化方面

在民族地区，家务事都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女性一般担负煮饭、喂猪、洗衣、带孩子等主内的事务。农忙时一起上山下地干活。民族地区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如鸡肉烂饭、烤肉、舂鸡脚、血肠、牛撒撇、粑粑、凉拌烤猪皮、手抓饭、菠萝饭、竹筒饭、茶叶饭、木瓜火腿鸡、酸辣鱼、姜辣子、炸茶叶、凉拌酸茶叶、炸香蕉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饭菜。同时，还有泡茶技艺，如雷响茶等。这些具有民族特色韵味的饮食文化，经过代代相传，已经深深烙下历史的印记。作为饮食文化的参与者，母亲角色的缺失无疑对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展示带来不利影响，特别对女性幼儿来说，是对自觉观摩和学习权利的一种无情剥夺。

第5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大家上午好！

****乡在各级党委关于做好“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正确领导部署下，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和***书记在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上“要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下去，实现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的要求，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为基准，高标准、高质量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工作，不断创新“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发展，大力推进我乡民族团结工作做好、做牢、做扎实。在全乡广大群众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乡“民族团结一家亲”氛围日趋浓厚、活动开展如火如荼。现就我乡“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2016年10月****县“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后，我乡结合实际开展全乡动员大会，成立“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乡深入推进“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实施方案》，专门设立“民族团结一家亲”领导小组办公室并配备“民族团结一家亲”专职干事2名，形成“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党政负责，各部门齐抓共管，全乡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确保“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二、注重工作创新，突出活动实效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时展的关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把创新提到中国“五大发展理念”首要位置，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开展中，创新也必应置于首要位置。“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大半年以来，在结亲工作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许多问题，在用老方法收效甚微时，我乡大胆突破传统，依托现实，推动工作创新，突出活动实效。一是坚持让干部每月为结亲亲戚干一件事，可以是和结亲户一起平整院子、拔草等小事，转变结亲工作只是简单的买东西去结亲户家看看的意识，在思想上、行动上用心与结亲户交流谈心，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结亲，真正做到思想上扶贫。二是将干部和结亲户户主的一寸照贴在个人档案盒封面上，便于管理识别。三是将结亲户家中长期不在家的家庭成员的近期彩色生活照置于档案盒中，加强对流动人员的了解掌握。四是开展独具创意的餐饮比赛，充分发掘地方传统特色美食，弘扬本地传统美食文化，进一步拉动民族特色餐饮业持续快速发展。五是举办首届集体婚礼活动，结合民族团结一家亲工作，积极鼓励基层群众告别陋习，倡导移风易俗，简约婚礼风尚的新浪潮，让广大青年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教育广大青年感恩伟大祖国，激发广大青年建设美丽家园的热情，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做新时代的新农民。

三、发挥领导小组职能作用，铺就民族团结进步基石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各族干部群众是铺石人。我乡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与实际结合起来，将各级党委的系列安排部署落到实处。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六项活动内容”、****“十大活动”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活动内容，确保“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落在实处，取得成效。

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档案工作，办公室共有公共卷档案柜一个，个人卷档案柜一个。一是规范各类公共卷档案，将2016年民族团结资料单独建档。共建30个档案盒。二是对全乡干部职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情况设立个人台帐，确保计划的各项内容落实到位。每名干部职工均单独设立个人台帐，包含内容有：干部姓名、结亲户姓名、入户时间、办好事实事情况、费用合计等，将每月干部职工活动开展情况一一分类，分别整理，让活动开展情况更加直观。三是把在全乡结亲的各个县直单位负责“民族团结一家亲”联络员的联系方式汇总成表，便于及时联系沟通结亲情况，及时准确上报每月的民族团结月报表。四是从主体抓起，建立一人一档。维护民族团结，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是自治区上下领导干部的分内之事，我乡结合实际，为干部职工建立“一人一档”。“一人”是全乡参与结亲的所有干部职工，以结亲干部职工为主要抓手，牢牢抓紧与农牧民之间的联系；“一档”是我乡科级及以下干部职工结亲的两户农牧民相关资料建档并存放于一个档案盒内，档案设个人卷目录，内容包括结亲户花名册、生活照、户口本复印件等信息，便于结亲信息查看，实时监督掌握每位干部的结亲状态。

四、扎实落实“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十项机制

我乡严格按照“要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下去，实现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总要求，建立健全结对认亲干部教育、“双语”学习、群众思想工作、扶贫帮困、协调联动、宣传、督促检查、组织保障、信息通报、考核奖惩十项机制。一是加强对结对认亲干部职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党的惠民政策教育、民族风俗习惯教育、宗教基本知识教育，加强作风建设，推动干部职工树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二是通过干部大会教育干部职工树立群众工作的思维，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三是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工作和扶贫工作统一部署、资源共享，更便于扶贫帮困结亲工作开展。四是督促干部每月入户后及时向乡“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登记备案结对认亲人员情况、走访情况、活动开展情况。五是根据文件要求让村每月、各单位每两月组织开展一次表彰活动，大力表彰奖励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五、“拼”民族之艺，润团结之花，丰富“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内涵，形成长效

第6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一、费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一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与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的“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人伦）”（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按费先生的说法，差序就是“伦”。那么，这种差序是怎样被决定的，亦即人们是按什么标准来分别关系的远近、亲疏从而决定相互对待的准则的？费先生没有直接作出回答，但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曾提到，“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在单系的家族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标准在农民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否都适用？对这一问题，费先生仍未直接给予回答，但他在“血缘和地缘”这一节中认为，“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而像商业交易这样的经济活动要以“无情”的身份来进行，需要的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

费孝通教授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着重指出，这种差序格局发生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这种乡土社会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它是封闭的、人口不流动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有一定排外性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它又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相对较薄弱的，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间自治从而给家族的长老统治留下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在家庭制度方面它也与西方现代社会有差别，它是“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即由许多家组成的族，是实行父系家族制度的。“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还有，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总之，它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

费孝通教授这里所说的乡土社会，就是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他所刻画的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人们相互对待的社会行为的主要特征。“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回顾费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基本是按照男系血缘（父系家族）来决定自己和他人关系的远近和亲疏的，所谓差序格局的行为方式即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其次，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不相容。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而血缘社会中奉行的是“人情”原则，两者是相抵触的，因此，血缘社会抑制商业活动的开展，而“理性”才是现代社会的特性。

二、80至9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姻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与利益进入差序格局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亦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

王思斌通过在河北农村所作的调查，有如下发现：（1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的组织单位，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农民家庭与他们亲属（包括由血缘及姻缘产生的亲属）的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合作是加强的，而且，这样的合作主要发生于男系家族之内。（2）工副业生产更宜于非亲属家庭之间的联合，并且， 在像工副业生产这样的商品生产中，即使有亲属的联合存在，他们在生产中的合作也是以生产合作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亲属的身份出现。由于受经济利益的支配，其亲属关系变得越来越非亲属化。（3 ）由于生产中的合作必须考虑可靠性和有效性，有血缘与姻缘关系的亲属就成为他们视野中最可信的人。但是一旦关系最亲密的小家族（男方三代之内家庭组成的群体）中有了矛盾，则与姻亲家庭合作的比例就会大大增加。此外，空间距离，尤其是对方是否具有合作能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合作。

王思斌认为，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民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和加强，农村中的亲属关系首先出现了强化与紧密化的特点。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其次，与女系亲属家庭的广泛合作成为区别于解放前亲属家庭关系的重要特点。再次，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亲属家庭走到一起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生产上更有效地合作，是为了经济上的互利。因此，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家庭之间相互疏远。只要农村仍执行现行政策，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这种亲族性社会关系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注：见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参见乔健、 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一书中王思斌所写的《家族意识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稍后，郭于华和刘小京都撰文讨论过农村社会的亲缘关系网络。郭于华提出“亲缘关系”概念，用以表述当前社会条件下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宗族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她认为，亲缘与宗族相比有着更大的覆盖面，在人们目前十分关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亲缘关系这一传统的社会关系范畴相对于获致性的现代社会关系，如契约关系、正式组织关系等是更为相应和匹配的。它既涵盖了按照父系继嗣形成的宗族群体，也容纳了由婚配构成的姻亲群体，而后者在我国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也有重要功能。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顽强存在，正是当前许多地区宗族势力东山再起的原因，同时它亦是整个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基础和模本。

但是，与王思斌的结论不同是，郭于华并不认为传统的亲缘关系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会迅速衰落下去，“从当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交织、融混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乡镇企业所引动的乡村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先赋关系非但没有疏离、弱化，反而与获致性的业缘关系和正式组织关系掺混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带有先天的血缘和亲缘特性。”“在农村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过程中，亲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郭于华还指出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的倾向。她认为，在许多正式组织如单位、企业、机构的人际关系中，作为内容而存在的主体之间已不具有任何事实上的血缘或亲缘连带，然而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整个网络的运作方式却相当完整地或部分地复制了传统亲缘群体的运作方式。其主要表现是：（1 ）在称谓上沿用类似亲属称呼的符号体系。（2）在一些正式的经济组织如乡镇企业中， 人事安排和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表现在要职、美差、一般工作、苦累活计按照内外亲疏的差别在人群中分布；在管理方式上亦遵循特殊主义的差序规则和权威家长的领导。（3）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上， 人们通常尽量避免诉诸法律手段或正式契约去对簿公堂，而宁愿通过面对面的商议、调解或类似宗族内部关系的某种极端手段等处理方式而私了。（4 ）在尚无“老关系”有待开辟的领域中，可以找出关系、拉出关系，“找”和“拉”的具体方式常常是拟亲缘的……一旦成为“自己人”、“熟人”、“圈内人”，便亲近起来，各种事情的解决就可以循人情而定了，各种利益的获得也就不难了（注：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在经历了约10年的改革（城市约为6年）之后，到90年代， 中国城乡经济或先或后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9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相互对待的原则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城乡的建立，开始了全面理性化的进程。即它将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如折晓叶所言的“利、权、情”秩序的新格局，从而与“血缘、感情”一起构成了支撑人们相互对待原则的三个维度，并且在其中占有的比重也日益增大。

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书中提出了“利、权、情”秩序的新观点。所谓利益秩序，“是合作者出于获利目的而结成的合作格局，它以合作时支付的‘本钱’，如土地和资金为依据。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允许合作利益圈子以外的任何人分沾。”所谓权力秩序，“是合作中最终以谁为行动主导和中心也即是社区资源流向哪里或由谁控制的问题。”由于现有体制下权力资源的分配倾向于村集体组织，村组织又具有作为合作主体的主动行为，因而在村庄中自然形成了以村集体为合作轴心的合作体系。所谓情义秩序，“是说合作行动不仅是出于单纯获利的目的，而且也出于人情的关照、亲族的情感和道义的责任。村庄在这种秩序中形成了相互扶助、扶贫济困、共同富裕的合作取向。”（注：折晓叶：《村庄的再造》第88～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他进一步指出，以“利、权、情”维系的合作圈子，建立在家族村落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它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而合作范围是相对封闭的。凡是“利、权、情”三种关系同时交织的，才发生合作的关系，才为合作体系所接纳，可称之为“内合作体系”，它只覆盖有“家族加村籍”身份的人。这似乎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特有的合作模式。但在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的农村，随着村庄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展，就会发展出一种“拟似家族”的连带关系和网络，以扩大“外合作体系”。也就是说将家族连带的关系模式移植到新扩展出的非家族的合作体系中去，在其中起连带作用的仍是“利、权、情”的原则和秩序。这个拟制出的合作体系，不仅涉及到外部的行政体系和外商，也涉及到进入村公司的外聘人员群体，甚至涉及到从家族母体中分离出去的非村民成员和“空挂户”，等等（注：折晓叶：《村庄的再造》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折晓叶通过自己的调查证实，从家庭沿父系的血缘关系向外推三代，是近亲—本家的概念。而实际中的家庭生活则极少与本家以外的人发生联系，即使在与亲属有关的重大活动中，如祭祖（此处指家庭祭祖而不是家族祭祖）、办红白喜事等也是这样。以参加者的范围而言，家庭的红白喜事往往要大于祭祖，但这还要看处于中心地位的当事人家庭势力的强弱及其经济财力的大小，扩大的范围仍沿差序格局从本家一直扩展到房乃至族。而在房族杂居的村子里，新的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就可能取代房族的关系，其标志是该村的居民会更多的认同于地缘和行政的关系，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重大活动也很少回到原来的房族中去（注：折晓叶：《村庄的再造》第214～2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因此，在已经工业化的农村社区中仍可保持差序格局的存在，尽管与乡土社会比，可能在形式与内涵上它们都有很大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折晓叶在文中已经指出了这样一点——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

我们在河北农村所作的乡镇企业的个案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差序格局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又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乡镇企业发展中出现的企业家族化现象。乡镇企业发展中出现的企业家族化现象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背景：其一是指原集体企业由于家族成员的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关系，并伴随出现集体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现象。其二是指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调动家族资源建立起新型的个体企业和联办企业。其实质就是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企业，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家族化性质。

第一种类型的企业家族化现象普遍出现于80年代初期。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放宽使权力转化为资本有了可能性。Element　Hankiss 和J. Staniszkis 等人提出“精英再生产理论”（theory

of

elitereproduction）。他们认为在改革进程中，精英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从政治精英模式转变为经济精英模式。他们有机会利用权力转变自己。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理论得到了验证。同时又由于家族关系的作用，使得这一模式产生了新的转化方式。在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干部利用权力的优势，在利益分配中向家族成员倾斜，通过让家族成员承包企业，使更多的集体财产流入家族成员的腰包，同时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这样的承包结果必然是掏空了集体经济，而集体资产向家族成员的流失也为日后家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家族化，即家族性质的企业的兴起普遍出现于80年代中期以后。在第二种类型的企业中，来自家族内部的帮助对这些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壮大是最具关键意义的。来自家族成员的信息往往更及时、准确、可靠；家族成员之间由于长期的交往，通常十分了解彼此的能力，内部集资能够得到最合理的使用；家族成员提供的技术和劳力有效地帮助企业压低成本和小规模高效率地运转，这些在企业创业之初都是最具实效的支持。而且，有家族关系的引荐、介绍或保证，企业在其产品的销售上也得到诸多便利，销售后款项通常能够及时收回，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村中的大姓、大家族的成员经营的企业往往在创办和发展时会顺利一些。而且由于家族比较大，在基层政权中当干部的本家人就比较多，因此更容易争取到国家的贷款等便利条件。大家族具有发展企业的优势。

总之，在目前中国农村工业基础差、资金底子薄的情况下，家族关系的运作、家族资源的调度为家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同时，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正是在充分发挥家族关系的积极作用，避免家族关系对工业生产的消极作用的基础上取得的成绩。由此，我们也发现了家族关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弹性。我们拟用“家族关系的泛化”（注：参见侯红蕊：《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这一概念来表述我们关于家族关系对工业化生产所作的调适的认识。

所谓“家族关系的泛化”是指传统家族关系在改革后的农村社会中，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传统的家族关系始终强调的是男系一支的家族关系，而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母、妻两方面的姻亲关系与拟血缘关系——干亲在经济领域的活跃程度并不亚于男系的家族关系，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姻亲关系在家族关系中作用的增大甚至威胁到男系家族关系的不容质疑的核心地位。另外，在企业生产中非家族关系取向日益明显，出现了传统社会中的“人情”原则与现代社会中的“理性”原则之间的冲突，表现在：（1 ）家族关系中的特殊主义规则——希望按亲疏远近得到特殊对待与企业的正规化管理容易发生冲突；（2 ）特殊主义规则的存在总使得劳动者试图打破企业生产中的业主与工人的正式关系，获得工作上的特殊待遇；（3 ）家族关系中的特殊主义规则与工业生产的正规管理发生冲突会破坏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因此，乡镇企业在生产环节往往回避家族成员。表现为拒绝亲戚到企业中来干活，或者对到企业中来工作的家族成员明确提出正规化管理的要求，实行非特殊主义的安排。

这样，企业的家族特征与量才录用、安排和管理雇员的理性选择由于将企业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而得到了统一。在乡镇企业中，首先，企业主与企业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共同利益。企业是企业主与管理人员共同创造出来的事业，企业的生存发展与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主与企业管理人员是低流动性的。其次，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具有一种从地缘和业缘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情感，企业主仿佛是家族中的家长，管理人员对企业主就像家族成员对家长一样忠诚。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认同的“拟似家族情感”。因此，在中国农村家族文化的背景下，“利益＋情感”的双重整合使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拟似家族关系”。如前所述，这种拟似家族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差序格局”包容范围的扩大并波及日常生活领域，虽然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

三、对差序格局的再认识

在对以往和当代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研究作了一下较为详细的回顾之后，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判断和假设。

本世纪40年代，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并没有穷尽对中国乡土社会和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农村广大地区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人们相互对待的标准的认识，而是仍然留下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

对乡土社会（不管是未工业化的乡土社会还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当前的农村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首先是中心，这是差序格局中最初的个人或家庭（尤其是需引入姻亲关系的时候）所处的位置。接着，在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下按男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向外推出去，以上推两代（到祖父）及下推两代（到孙子）构成近亲范围的最近的同心圆；而在此范围内的亲属（或他们的家庭）则按血缘的远近分别为同心圆上的点；然后是五服（上至高祖下及玄孙）的同心圆，在此范围内的个人或其家庭亦按血缘的远近分别成为这类同心圆上的点。我们还可以再外推至房和族，此范围内的个人或其家庭亦按上述原则分别成为这样的大同心圆上的点。由于血缘关系是自然形成的，与作为中心的个人或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个人或家庭在各自的同心圆上所处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差序格局原本是以这一位置和血缘顺序为基础而展开的。

我们还应该对“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这两个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所谓关系的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亦即在同心圆（即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显然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关系的亲疏，是指往来的频度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血缘的远近可以成为关系亲疏的一个前提，但这不是绝对的，它也会因为双方利益的不同或其对另一方的期待不能得到满足而淡漠甚至彻底疏远。因此，可以认为原有的传统农村中的差序格局就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结构：（1 ）关系的远近（这带有地理坐标的含义），这首先是由血缘决定，并且也是固定的。（2）关系的亲疏， 这反映着差序格局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个人或家庭与其他个人或家庭的互动情况以及感情的亲密程度，它是差序格局的中心和周边同心圆上各点之间的连线。这种线怎样连、原有的连线的牢固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变迁这样的连线是否会有变化，不仅取决于因血缘产生的亲情，也取决于已有的互惠格局及这种格局的变动，但这种格局决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在乡土社会中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农村中，由于取得各种资源的可能性增大、提供资源的渠道增多及当事人原有的亲属网络不能提供新增加的对资源的需要，导致了农民的合作对象经常改变而使这种变动更为频繁，表现为现代农村社区中亲属关系的易于变动性。

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农村中原有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并没有消失，虽然它的内涵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变化。普遍存在的企业家族化现象以及乡镇企业中家族关系网络的运作均可视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家族关系的顽强存在与有效运作的典型例证。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过程中已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家庭文化的烙印。这些事实显然与建立在西方社会发展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传统假设相悖，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预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传统的人际关系诸如家庭、宗族、亲缘网络的功能和重要性将逐渐弱化。而在中国社会中，源于血缘和姻缘的亲缘关系影响几乎无所不在。 “姻亲”进入差序格局包含了两层含意。第一，这意味着它进入了过去只包容血缘关系的这样的同心圆中，并且也可按与配偶的血缘远近而分出关系的远近。第二，与姻亲关系的亲疏也受这种血缘的远近和互惠原则的双重影响。很显然，当姻亲关系能进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之时，“互惠”或者利益在决定一方和另一方关系的亲疏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当前农村中拟似家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农民对资源和合作的需求在原有的差序格局中无法得到满足为前提。但是农民将原本可通过建立契约关系这种方式达到实现合作或获得资源的目标的做法改为建立拟似家族关系，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特点。拟似家族关系从实质上看，是一种“感情＋利益”的关系（注：参见侯红蕊：《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发展拟似家族关系的结果是原有的差序格局的扩大。它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来的业缘关系（正式）转换成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非正式），从而纳入差序格局的范围。

如上所述，“家族的泛化”对农村中原有的差序格局来说，意味着内涵的改变、范围的扩大及关系亲疏格局的变化。但是，这种范围被扩大了的差序格局在实际交往方面却被染上了更浓的利益色彩，因为就姻亲关系和拟似家族关系被纳入的动机及这两种关系实际所起的作用来看，无不与资源的取得和合作的成功相联系。如果说姻缘加上拟似家族（亲缘）关系现在进入过去只以血缘远近决定的同心圆，标志着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或家庭间距离的标准的变化，那么，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的砝码。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

利、权、情的动态合作秩序的建立，表明了原有乡土社会中以差序格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在该社区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所作的改变和适应，这种改变和适应表现为对代表国家及地方政府权威的村级行政机构、村集体组织（它控制着村里的主要资源）的再接纳和承认，尽管实际上村级行政组织在国家和村民之间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难明确界定的，但是村级行政组织的存在表明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深入和控制。这标志着作为乡土社会的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结构除了差序格局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维度（应该说这个维度在改革之前就存在，而且，它与差序格局可能是一个交错的关系）。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曾提到，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是不相容的，因为乡土社会中的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而血缘社会奉行的是“人情”原则。对费先生的这一说法我们可否考虑再作这样一点拓展：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之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通行的是由差序格局决定的、费先生所说的“人情”原则（即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了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今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值得一提的是，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之后，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在生产经营的范围之内，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无论农民亲属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互惠是发端于他们经营的企业内部还是发端于家庭之间的联合和互惠，其最终的结果可能都会是这样——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生活，从而让正式关系带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则尽量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这就是步入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和相互对待的标准的原则所作的选择。

上述在步入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中所发生的变化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趋势，我们可以用“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来概括。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如何在保留传统形式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它原有的内涵，从而使这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能和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毫无疑问，他们这种纯自发的做法具有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这将为我们今后的社会学研究开辟出一块新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第7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正名叙事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意识形态出现的重大变化，阶级斗争学说逐渐淡出主流，少数民族文学的阶级斗争叙事明显弱化。1984年，中国文坛兴起寻根文学思潮。对于汉族作家而言，文化寻根或许只是中国文学试图获得世界文坛认同的一种手段。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文化寻根则成为民族意识重新唤醒的一个机缘。这一时期，张承志的创作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典型个案。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199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灵史》显示出张承志民族意识演变的三个阶段。《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虽然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但作者的关注点并不是蒙古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生活历史。作者通过讲述三个故事，塑造了一个蒙古族额吉（母亲）的形象，进而回答“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问题。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场春天的白毛风（“暴风雪”）突然降临，知识青年“我”正在草原放牧中，随时可能被白毛风吞噬，在万分危急之际，额吉骑马赶到，用自己的山羊皮外套为“我”挡住了白毛风，自己却因为受冻而下肢瘫痪。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牧场发生了火灾，两个北京知青烧伤了，其中有一个姑娘，伤势比较严重，额吉听说了这事后，不顾自己下肢的瘫痪，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姑娘，给了姑娘巨大的精神安慰。第三个故事说的是草原摔跤手班达拉钦被宣布为阶级异己分子并被撤销了书记的职务，理由是他从小在牧主的蒙古包里长大，是牧主的养子。额吉得知此事后，告诉“我”草原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一顶蒙古包下面，有穷人和富人两种人”，也就是说，作为牧主的养子，并不意味着就具有牧主的剥削身份，额吉提供的经验经过知识青年们的理性思考，使他们得出结论“，蒙古族社会的剥削现象，经常是在家庭的掩蔽下进行的！”换言之，养子虽然住在牧主家，但他却是牧主的剥削对象。“养子这种剥削方式是蒙古族社会的一个历史特点”。这种理性认识使班达拉钦的冤屈终于得到纠正。这三个故事的性质接近，第一个表现了额吉对住在自己蒙古包里的知青的爱，第二个表现了额吉对自己不认识的知青的爱，第三个故事表现了额吉对蒙古族阶级同胞的爱。三个故事共同表现了蒙古族母爱的博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说中的第三个故事，涉及到蒙古族阶级问题。虽然小说中专门为班达拉钦平了反，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否认了阶级的存在。当然，这个小说的主旨既不是表达蒙古族意识，也不是表达阶级意识，它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主题：“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显然，在这个小说里，作为回族的张承志，并没有明显的本族意识；作为内蒙古草原的插队知青，他也没有代蒙古族立言的意思；他努力表达的，是一个超越民族的思想，即“母亲———人民”。可以看出，1978年的张承志，还没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反而有明显的阶级意识。这与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还是很合拍的。到了《黑骏马》，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总体上看,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比，《黑骏马》的创作意图发生了重要变化。《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表现的是“母亲———人民”主题，这里，无论是“母亲”还是“人民”，都只是一个多民族概念，泛指整个中华民族。但是，到了《黑骏马》，民族意识已经明显浮出了海面。作者试图思考“蒙古民歌的起源”、“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试图探求“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①，试图讲述“草原古老的生活”①。显然，这些都是独属于蒙古族人的，不像《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那个升华为人民的母亲更带有泛指的性质。其次，小说里有几个细节，专门写到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有关“血缘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心理活动。那是当白音宝力格得知索米娅怀上别人的孩子而与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喊一声坐在身旁冷眼旁观的奶奶，竟喊不出来，他感到了他与奶奶之间的隔膜，“一种真正可怕的念头破天荒地出现了：我突然想到自己原来并不是这老人亲生的骨肉。”②这里，白音宝力格的血缘意识被激发起来了。而在奶奶跟他说了一大番人生的道理之后，他无法认同无法接受，小说写道“：也许就因为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发现了自己和这里的差异。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那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③这两段心理描写表明作者有了明显的民族意识，亲生骨肉代表着血缘，土生土长代表着文化，白音宝力格从血缘和文化两个因素否定了他与蒙古族的认同，而这两个因素，恰恰是民族构成的核心因素。张承志在文坛最有影响的小说都是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的。饶有意味的是，张承志并不是蒙古族人，甚至，也不是汉族人，而是回族人。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个小说中，张承志几乎是没有民族意识的，他更多是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去体验他所插队的地方的百姓的品质。可是，在《黑骏马》中，他因为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体验而产生了民族意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时候，张承志笔下白音宝力格的民族意识并不是他的回族意识，而是“几年来读书的习惯渐渐陶冶了我的另一种素质”，即我们可以想象的主流民族或者说是汉族素质。以这种主流素质看，在草原之外，还有一种“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④1984年，张承志走进了大西北。在之后六年的时间里，张承志自称他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⑤。这个“脱胎换骨”的标志，可以理解为他找到了“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⑥；可以理解为“一九秋，我宁静下来，开始了我的人生尔麦里”⑦；也可以理解为，他成为哲合忍耶的一支笔，写了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⑧，那就是长篇小说《心灵史》。《心灵史》的出版，表明张承志的回族意识得以复苏。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⑨与《黑骏马》相比，《心灵史》的最大变化就是张承志显示了他作为回族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有了回族的文化自觉。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他对自己原来所接受的主流文化影响有所反思，他获得了一批回民民间“秘藏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近一百六十份家史和宗教资料”①“、一些文人界外的大作家的秘密钞本”②。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对他理解历史、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承志的文化转向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作家。如果说阿城、韩少功、王安忆等作家文化寻根的终极目标是深化和壮大中国文学的文化根本，其目的仍是文学追求；那么，张承志的文化寻根则越过了文学，他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录和信仰宣言，从而使文学批评在他的文本面前变得“失语”。③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而言，一方面，寻根文学用文化叙事取代了政治叙事，将文学从单一的政治叙事引向了丰富的文化叙事阶段。今天来看，寻根型的少数民族文学有一种为其族别写作正名的冲动。它要找到其民族文化根源，传达其民族意识，实现其民族认同，将其族别文学从共名状态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寻根文学可能导致当代少数民族存在脱离现实、走向封闭的地域文化或民族历史的倾向。从近2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形，一些作品自我封闭于民族历史，割裂了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联系，基本脱离了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叙事，虽然在展现文化的多样性方面有较多的成绩，但对文化融合，文化包容的一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匿名叙事

为什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阶段能够形成与当时主流文化高度认同的共名叙事？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初期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了‘’和民主改革运动，得到翻身解放、无偿分到土地的那一代少数民族民众从内心感激共产党和中央政府。”④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确实越过了民族意识的籓篱，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为什么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正名叙事？这也可以从1976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中寻找原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最初，这种转型是全社会受惠。然而，好景持续十多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原来财富相对均衡的社会出现了各阶层的分化；另一个层面是原来相对平衡的社会出现了欠发达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分化。落实到少数民族这个问题，确如马戎所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就业难和生存难。由于汉语水平低和就业技能弱，他们在与内地来的汉族农民工和汉族大学生竞争时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斥……”①阶层的分化和地区的分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从主流叙事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虽然它有表现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分离长期持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会产生消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阶层分化和地区分化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分化和地区分化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重视，但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阶层分化、地区分化往往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一些少数族裔及少数民族地区就在这次社会分化中沦为赤贫，并且失去了社会所应该给予的保护。这种生存现状使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更加疏离，就像马戎所指出的：“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生存困境与族际差异联系起来，这就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与民族隔阂叠加在一起，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化。”②也就是说，如今，中国社会几个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如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这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都可能隐藏有民族问题在其中，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使单一的社会问题变成了复合的社会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备受媒体关注的现象。其一是农民工犯罪现象，比如这些年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广西天等县温江村“砍手党”在珠三角的犯罪事实，人们普遍注意到温江村的贫困、温江村人受教育的程度，但有一个情况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天等县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八。③其二是拐卖儿童以及流浪儿童现象，其中新疆维吾尔族流浪儿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其三是乡村正在沦陷，显而易见，这些正在沦陷的乡村，又以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首当其冲。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关注的这些社会现象之前好些年，一批作家已经写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与上述三种现象相关，正好有三个中篇小说涉及了当下媒体关注的领域。它们分别是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凡一平的《扑克》和李约热的《巡逻记》。《被雨淋湿的河》④描写了一个叫陈晓雷的农民工，因为各种社会不公而最终走上了抗争与犯罪的不归路。这个小说的责任编辑李敬泽曾经撰文回忆他编发这个小说时的心情，当时的他认为，“鬼子对‘现实’的‘描写’是偏僻的、刺耳的、可能‘越界’的……”，然而，经过六年的多次重读，他不得不承认，这部作品“拓展了我的世界观，使我得以接近和理解‘遥远’的人群———对我来说，他们是遥远的，远在我的生活疆界之外———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并且意识到那些遥远的人群隐蔽而确凿地参与了我的‘现实’的构成。”①李敬泽的话也许有些费解，通俗的理解，大意就是后来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印证了鬼子小说中的描述，也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巡逻记》②写的是一个名叫宜江的乡镇，这是一个只生长赌徒不生长粮食的地方，男不耕女不织，少不读书，老不安逸。2010年评论家梁鸿出版了纪实作品《中国在梁庄》，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读《巡逻记》以及李约热其他的小说，会看到梁鸿的观察早已在这些小说中有更细腻、更深入的叙述。李约热给宜江的取了个颇能给人联想的名字：珠穆朗玛，套用梁鸿的思路，也可以说“中国在珠穆朗玛”。《扑克》③写的是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王新云的命运遭际。小说并不像许多相关题材的叙事那样将重心放在被拐卖儿童丧失亲情的悲惨，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失子父亲寻找儿子的过程，以及被拐儿童成年后知道自己身世时的复杂心理。就后者而言，小说的责任编辑李倩倩说过一段话“：‘王新云’一直是处于隐匿状态的，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世，且隐蔽在一段越轨的爱情当中。这又恰恰说明了，在个人私密空间日益缩小、社会信息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隐匿是现代城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④隐匿是现代城市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李倩倩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重要提醒，提醒我们注意上面三部作品作者的身份。《被雨淋湿的河》的作者鬼子是仫佬族，《巡逻记》的作者李约热和《扑克》的作者凡一平都是壮族。然而，阅读这三篇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人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借以判断是否少数民族文学的元素基本丧失。作者的民族身份大都隐匿，主人公的民族身份未加说明，作品失去了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域标志，也没有相应的民族习俗或者民族符号作为提示。然而，如果深入了解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家的成长经历，会发现，他们自身的经历以及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和环境，或与民族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活状态与过去相比有了巨大的差异。沿用传统的思维，将少数民族圈定在传统的聚居地和传统的文化圈中，无异于画地为牢或者刻舟求剑。我们必须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匿名的存在，注意到少数民族在新时代的新变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发现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看到新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看到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在建构中华民族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李咏梅黄伟林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8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我叫王小义，我叫买买提，今年都是退伍兵，个头差不离……学习十七大，心中有方向，你帮我，我帮你，一起都进步……”在三九严寒季节，当这首改编的《一对亲兄弟》在驻独山子某部民族六连里回响时，记者感受到的是浓浓的春天般的暖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伴随着歌曲送走了一茬又一茬的官兵，人在变，但和谐的音符始终未变，民族团结的力量与核心铸就了这支历史悠久的连队。

有人说，他们聚起来是一团火，撒出去是满天星。近十年来，民族六连退伍的官兵成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骨干力量。在民族六连荣誉室，“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青少年民族团结模范集体”……一面面锦旗、一块块奖牌印证着曾经辉煌的历史。历史的荣誉也是对后来者的激励，如今民族六连的官兵继续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着不凡的业绩。

融合缔结和谐基石

走近民族六连与战士们交流，你会感觉到似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助推着这个连队不断前进，为什么民族六连走过这么多年依然长盛不衰?为什么一个青年只要来到六连就会慢慢转变?为什么从民族六连走出的官兵个个优秀?当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刚刚调到民族六连的指导员方新徽，此前在另一个单位已经任职四年，眼看着就要到晋职的时候了，却到了民族六连，他对记者说：“六连是一个响当当的连队，只要六连的荣誉室里有我的照片就足矣。”

民族六连的官兵总是将集体荣誉看得高于一切。这个连队党支部连续17年被新疆军区和师团表彰为“先进党支部”，四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荣立集体二等功。连队先后有五人作为代表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士官艾力・吾拉音2006年被表彰为“优秀士官”。2007年，上一任指导员王学治代表连队参加了自治区建军80周年座谈会。各种荣誉光环辉映下的民族六连，现在由维吾尔、哈萨克、克尔克孜、回、蒙等五个民族组成，在历史上这个连队曾经出现过13个民族战士并肩战斗的辉煌一页。

按照常人理解，这么多种民族战士组成的连队，就连日常生活的交流都成问题，更何况将来一旦走上战场，能打赢胜仗吗?确实，语言能否沟通是摆在这个连队面前最现实的难题。

连队文书、回族士官马新武对语言交流存在的障碍深有感触。刚进新兵营时，连队外出组织劳动，排长打电话用维语说，让他给几名回来晚的同志“他马克”(维吾尔语“打饭”)。大家回来后，看到小马拿了两盒烟跑过来，原来小马把“他马克”听成了“他马卡”(维吾尔语“香烟”的意思)。通过这件事连队的战士认识到掌握双语的重要性，生活中因语言的误解损失可以挽回，但如果在战场上，一个失误的口令就可能酿成全军覆没，后果不堪设想。

去年新兵下连后，连长叶尔兰发现一些战士由于语言交流不畅，造成教育内容记不牢的现象，连队决心开办汉语言学习班。连队把汉语基本用语编成小册子，每人发一本，平时每一位战士的身上都装有这种“口袋书”，提高大家汉语水平。

语言能力提高以后，战士们的学习热情高涨。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时，全连围坐在电视机前，为了让官兵尽快了解会议精神，哈萨克族连长叶尔兰对照着总书记的报告，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进行同步翻译。连队的五人翻译小组挑灯夜战，将十七大报告翻译成维文，印制成“口袋书”，人手一册。

士官努尔买买提・尔肯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向指导员多要了两本，装进信封寄往远在喀什巴楚的老家，并附信对爸爸妈妈说：“十七大把事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放在了突出位置，你们好好看看吧。别忘了告诉左邻右舍，跟着共产党走，村里平房变楼房，毛驴车变汽车的日子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看到努尔买买提的举动，连队其他战士都给家里寄去了十七大报告“口袋书”。老兵复员时，十七大“口袋书”成了老兵带给父老乡亲的一份特别礼物。

每月民族六连的各民族官兵都要举办一次麦西来甫，这是战士们最开心的一天。展示各自才艺的绝好机会战士们岂能错过?由哈萨克族战士塔力哈提和柯尔克孜族战士巴依纳扎尔表演的《鹰舞》吸收多种民族元素，深受战士们欢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等战士演唱的《各民族歌曲串串烧》也是必演的曲目。

现在，民族六连的战士们每人都掌握两种以上语言，基本生活用语都是汉语和维吾尔语。据了解，五年来，三十多名官兵顺利拿到了HSK(汉语资格考试)证书，18名战士考入军校，27名官兵获得自学考试大专文凭，95％的官兵具有汉语听、说、读、写能力。

信念塑造精兵风范

团结缘自信念，坚定的信念是民族六连党支部的第一政治责任。长期以来，民族六连党支部成员都是由多种民族组成。连队党支部坚持“不同民族都相同，工作成绩论英雄”的原则，着力为各民族官兵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哈萨克族战士木呼塔尔汉毕业于大专院校，文化程度较高，经常为连队写材料。因为成绩较突出平时流露出一些傲慢的情绪，一些战士对他很有看法。去年底，木呼塔尔汉想转士官，借着有关系，到处托人给连队打招呼。个别战士私下议论，他和连长叶尔兰是同族，又是老乡，说不定会照顾。最终，连队党支部用事实消除了官兵的疑虑。战士们说在六连，我们信组织，靠组织，就算个人愿望没实现，心里也服气。

连队文书、回族士官马新武说：“忠诚要有忠诚的本领，否则就会力不从心，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技能，才能更好地去实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在六连，几乎每一名战士的胳膊上都有训练时留下的伤疤。2005年4月，新战士瓦和普在训练中表现出怕苦怕累的情绪。一次组织五公里训练，刚跑出不远，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愿意跑，班长艾力・吾拉音并没有批评瓦和普。当天晚饭后，艾力・吾拉音与瓦和普谈心，还让他看自己因训练在身上留下的多处伤疤，讲清“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的道理，通过班长推心置腹地谈心，瓦合甫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当即表示表示要好好干。

一天，连队组织400米障碍训练，瓦和普看着12组障碍，心里发虚，两腿打颤，又重复了前一次的怕苦作态。当时，班长艾力・吾拉音身体不适，在连队休息。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不顾自身情况，亲自给瓦和普作示范，忽然，艾力・吾拉音觉得眼前一花，大脑顿时一片模糊，从高板上摔了下来。瓦和普看到班长如此坚强，他咬着牙奋力向障碍冲去。从此，瓦和普不仅战胜了400米障碍，而且练 就了顽强的毅力。

就是凭着过硬的军事技能，民族六连连续八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2006年11月，新疆军区对团进行作战能力考评时，民族六连全员参加，合格率达到100％。连队先后参加“上合组织――2003”联合反恐演习、西部06演习等重大军事行动，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军队和地方的高度赞誉。

友情筑就温暖之家

团长常万琦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民族六连的所有战士都把连队当作自己的家，正是有了家的感觉，他才会在家的氛围中提高个人素质，帮助关爱战友。”“以连为家，连兴我荣”在民族六连决不是一句空谈。

今年21岁的维吾尔族战士哈那提2006年9月21日从和田某部调到民族六连，这个日子让哈那提刻骨铭心。睡觉前，班长阿不来提・卡德尔给他端来了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那一刻，哈那提感觉六连就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长到这么大，只有亲生母亲给自己端过洗脚水。

和田籍战士艾克热木，2005年2月入伍时，小学文化水平，性格孤僻，脾气暴躁，工作训练热情不高，连队将他列入重点关注对象。连队了解到艾克热木从小缺少家庭温暖，父亲再婚后，他与继母的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每次父亲打电话他从不接听。

哈萨克族连长叶尔兰多次找艾克热木谈心，化解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增加了他对父亲的反感，这些并未影响叶连长做好其思想转化工作的决心。10月3日是艾克热木的生日，叶连长精心策划，亲自张罗生日晚会，给艾克热木穿上了父亲亲手做的羊皮背心，为他读了父亲期盼儿子原谅的信，艾克热木流着热泪说：“我长这么大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第二天，艾克热木在叶连长的帮助下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承认了错误。从此父子俩和好了，艾克热木变得开朗了，工作学习热情也提高了不少。第二年他被评为优秀士兵，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复员后应聘于和田地区法院。

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爱兵、练兵以达到育人的目的是连队一班人经常琢磨的问题。十七大报告中重点强调以人为本，在部队如何让这一精神得到体现与落实?

去年野外驻训期间，团里组织四火箭筒射击比武的关键时刻，班长、技术骨干牙合甫却提出了休假的申请。到底批不批?连长、指导员商量着：牙合甫当班长都五年了，另一半还没着落，这次家里好不容易给他物色了对象，若是不能及时回去见面，恐怕就要耽误一辈子。最后批准了他的休假，牙合甫归队前，与一个漂亮的中学教师定了亲。去年在连队老兵演讲会上，牙合甫说：“我能找上心上人，多亏了连队党支部的关心!”

团结才出战斗力，六连官兵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爱心滋润鱼水之情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部队。”独山子石化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刘明荣深情地说。

2005年春节前夕，独山子紧急购买调用3000万吨发电用煤，以保证春节期间厂区生产、职工用电需要，由于临近年关，铁路运输紧张，当天运到的煤，必须当天卸完。独山子石化总厂面临严峻考验，情急之下向部队求援。六连一马当先，冲到了团队卸煤大军的最前列。

时值三九，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粉煤和车皮冻结成一体，十字镐刨上去，官兵虎口震得发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官兵饿了在工地吃，困了轮换着在车间打个盹，连续奋战72个小时抢卸煤炭1000吨。“当时干活的情景，战士们如同一条传输带运煤，解决了热电厂的燃煤之急。”刘部长回忆说。

1月12日上午，当记者在民族六连采访时，适逢独山子石化公司炼油厂蒸馏车间党总支书记许磊来到民族六连走访，这个单位是六连的三个共建单位之一。“我们单位与民族六连共建十年，收益最大的是学到了军人纪律严明、勇敢顽强的作风。”许书记说。

许磊介绍，蒸馏车间2002年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是中国石油股份公司的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作为企业，安全生产是头等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去年，车间主要负责人在部队开展了一次“军事日”活动，收获很大。今年，公司计划组织全体职工到部队来感受军人精神。

到过现代化石化新城独山子的人都知道，马路越来越宽，街道越来越绿。近几年来，团里为民族六连整理了一组数据：累计挖埋光缆200余公里，植树一万余棵，铺设草坪110平方公里，修整林带8000多平方米，资助失学儿童30多名，捐款捐物超过16000元……

第9篇：民族一家亲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乡村初中生　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如助人、分享、合作、规范、自我牺牲等。亲社会行为是当前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和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影响因素及其培养，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乡村初中生在偏僻的农村生活和上学，他们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其社会化过程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对乡村初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家庭条件、性别、民族差异的分析

对乡村初中生调查研究发现，乡村初中生亲社会行为在总体上都呈负偏态分布，亲社会行为表现趋于良好，助人、规范、合作、分享等亲社会行为中，规范行为表现较为突出，这表明规范与道德在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学生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把家庭条件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类。研究表明，乡村初中生亲社会行为在规范行为表现上，家庭条件差的初中生显著优于家庭条件好的初中生，但是在其他方面与家庭条件的关系无显著差异。规范行为上的显著差异，可能是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在其行为上较为主观控制，存在自卑心理，行为表现较为保守慎重，只有通过遵守规范和规则来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尊重以及赢得更多的朋友和伙伴。研究还发现，与父母同住一起的学生和离开家庭父母另外住的学生在助人、规范、合作、分享等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乡村初中生女生的亲社会行为表现优于男生，原因可能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对男生赋予阳刚之气而女性温柔贤淑、体贴关怀等性别行为特征，虽然研究被试为初中生群体，但这种文化无意识地影响着学生行为的发展。也有可能是因为女生的移情能力和同理心高于男生，所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丁芳（2000）的研究发现，即当移情水平较高时，女孩的亲社会行为表现显著多于男孩[1]。李红霞（1996）对初中生的亲社会行为调查也表明，初中女生的亲社会性发展好于男生[2]。不过亲社会行为具有很多种表征，范围较广，在不同维度上，男女性别受到自身特点的影响，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表现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根据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探索被试自身多方面因素。

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初中生的亲社会行为差异分析发现，汉族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规范行为和情感关系表现较为明显。在情感关系和规范行为的表现上不一样，其原因可能是，社会约束和家庭教育以及情感表达的含蓄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情感关系的差异上也可能存在少数民族学生与父母的交流和沟通少于汉族学生，才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在情感关系方面的亲社会行为表现显著低于汉族学生。而规范行为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学生的规则和汉族学生的规则存在一定的差异，用汉族文化的规范来衡量少数民族学生的行为不免会有偏差。汉族学生的亲社会为普遍高于少数民族学生，也有可能与自然生存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文化程度及民族自卑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二、对乡村初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培养

对初中生的亲社会行为培养，应该针对青少年的发展特点，从学生认可的亲社会行为着手，从学生的日常行为入手建立亲社会行为的干预模式，这样才能易于操作和行之有效。

1. 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维持良好的群体规范。

在初中生的教育中，应重视培养学生体贴、尊重、孝敬、宽恕、诚实、合作、负责、勇敢、平和、忠心、礼貌、独立、等道德情操。大多数初中学生在有利于发展亲社会行为的环境中,通过观察学习、直接训练、奖惩等方法,能把体现亲社会行为规范的价值观和信念内化,产生道德义务感,从而形成良好的亲社会行为。

2.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情绪胜任力。

人际交往是初中学生人格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往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个体的利他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其中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质量对个体利他行为的影响比亲子关系的质量更为突出[3]。因此，要在校园里开展并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建立兴趣社团,活动,促使他们建立健康向上、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 尤其要注意引导性格内向的学生积极参与。

3.注重移情能力的培养。

移情是一个人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

他人情绪和情感的心理过程，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来源和促进因素，具有引发助人行为和抑制攻击等亲社会功能[4]。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夫曼指出：移情在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儿童亲社会行为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5]。培养、训练学生的移情能力,可以先培养他们的角色选择能力和从他人的角度来解释、评价自己及他人行为的能力,从而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自我归因能力和习惯。因此, 移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性情绪情感，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训练和发展初中生的移情能力,充分发挥移情作用, 增强亲社会动机,提高亲社会行为水平。

4.注重个性发展和培养，提高人文素质。

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男女有别，应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全面培养。德、智、体、美、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必须协调,才能有益于人格的发展。教育工作者必须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言行给学生以启迪、教育,以自己良好的人格形象为学生树立起活生生的学习榜样,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健康人格的认同和追求。同时,教师应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形式对学生家长进行交流，转变一些家长不合理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因此，必须把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贯彻于整个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系统。

总之，想要充分发挥教育培养的效果,教师应该根据初中学生的年龄、性别、家庭背景、民族习惯等实际情况,选择契机,选取有效的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参考文献：

[1]丁芳．儿童的道德判断、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2]李红霞等，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和亲社会行为发展的调查与教育对策，现代中小学教育，1996,4.

[3]卢咏莉等，·社会榜样、社会关系质量与青少年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

[4]hoffman，l.m.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