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风险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1风险分析的柜架

风险分析(riskanalysis)是最近30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的系统化、规范化方法，旨在为食品安全决策提供参考。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将风险分析定义为“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3个部分组成的一个过程”。“危害”和“风险”是风险分析的2个基础概念，危害是指食品中存在或因条件改变而产生的对健康不良作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因素，风险是指食品中的危害因子产生对健康不良作用和严重后果的概率函数。风险分析的内容具体为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危害进行鉴定，定性或定量的描述风险的特征，在参考有关因素的前提下，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并与利益攸关者进行交流。风险分析框架(见图1)形象描述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整个过程，更进一步的信息请参考FAO/WHO的食品安全分析出版物。

2风险评估

作为风险分析的核心环节，风险评估(riskassessment)是对食品中各种危害的风险高低进行科学评估的过程，包括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4个步骤;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即政府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控制措施(包括法规、标准和监督)的科学基础，也是风险交流的重要信息来源与依据。

3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是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考虑风险评估结果与其他保护消费者健康和促进贸易公平的相关因素，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会商，权衡各种备选政策措施的过程;其目标是形成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标准、指南和建议。风险管理可以分为4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评估、监控和回顾。

险交流

根据CAC的定义，风险交流(riskcommunication)是指在风险分析过程中就危害、风险、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认知在风险相关各方中(包括风险评估者、风险管理者、消费者、业界、学术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互交换或交流有关信息和观点的过程，其内容包括对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依据。进行风险交流的要素包括:风险的性质、利益的性质、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从风险管理的过程来看，风险交流是风险评估结果和风险管理意见的传递及表现形式，也是风险管理的延伸。综上所述，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3部分相互依赖，并各有侧重，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且高度统一的连续、动态整体。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强调所引入的数据、模型、假设的科学性;风险管理是政府机构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管理措施，注重所出的风险管理决策的实用性;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利益攸关者之间交换意见的过程，强调在风险分析中的信息互动。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1风险评估的步骤

CAC对风险评估的定义是“对特定时期内因对某一危害的暴露而对生命和健康产生潜在不良影响的特征性描述”。通常包含危害识别、暴露评估、危害特征描述和风险特征描述4个基本步骤(见图2)。具体为利用现有的资料，对食品中某种生物、化学或物理因素的暴露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鉴定、确认和定量。继危害识别之后，这些步骤的执行顺序并不固定;通常情况下，随着数据和假设的进一步完善，整个过程要不断重复，其中有些步骤也要重复进行。

2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是识别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效果的风险源(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食品中的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风险因素)，并对其特性进行定性、定量描述的过程。识别危害因素的主要方法包括流行病学研究、毒理学研究、食源性疾病监测、食品污染物监测等。流行病研究资料是危害与人体健康损害关系最直接、确切的反映，但成本昂贵且数据较难获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毒理学研究(特别是动物试验)往往是危害识别的主要依据。

3危害特征描述

危害特征描述是定性和(或)定量的评价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一般来讲，在此步骤应建立消费环节中食品危害不同暴露水平与各种不良健康影响可能性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可以用来建立剂量－反应关系的资料类型包括动物毒性试验、临床人体暴露研究以及由疾病调查得到的流行病学数据。大多数情况下是使用毒理学或流行病学数据来进行主要效应的剂量－反应关系分析及数学模型的模拟。合理的剂量－反应关系的建立与分析取决于可得的实验室数据(如剂量水平、毒性或有害反应测量终点等)和所采用的数学及统计学方法。通过剂量－反应模型分析，可获得基于健康水平的推荐量值，如每日允许摄入量(ADI)、暂定每日可耐受摄入量(PTDI)、暂定每周可耐受摄入量(PTWI)和急性参考剂量(ARfD)等;与暴露评估结合还可以对危害因素的暴露边界值(MOE)急性估计，量化在特定暴露水平下的风险/健康效应。

4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是指对于通过食品可能摄入和通过其他有关途径接触的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因素的摄取量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暴露评估所需的基本数据为食品中微生物、化学物或物理性危害因素的含量及食品消费量。根据所关注的不良健康影响的不同，膳食暴露评估可分为急性暴露评估和慢性暴露评估，对化学性危害因素的评估通常是考虑慢性暴露(评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每日暴露状况)，对于某些污染物、农残和兽残等则还要考虑急性暴露(主要针对24h内食品中有害因素的暴露情况进行评估)。通过比较膳食暴露结果和相应的化学性危害因素的健康指导值，可确定该危害因素的风险程度。而微生物暴露评估主要是描述在消费当时的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的分布及消费量，通常针对一种受污染食品的单一暴露。在消费过程中各类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等)甚至是存放时间都可使致病菌危害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会增加评估的复杂性。

5风险特征描述

风险特征描述是指根据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这3个步骤的结果，对某一给定人群的已知的或潜在健康不良效果的发生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或)定量的估计，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对于有阈值的化学物，人群危险性取决于暴露量与ADI、PTDI、PTWI等测量值的比;对于没有阈值的化学物则需要计算人群危险性，即评价根据摄入量估计出所增加的癌症病例数是否是可以接受的(不构成危险)或不可接受的(构成危险)。微生物的风险估计可以是定性描述，如把某种致病菌的风险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也可以表述为定量形式，如每份食品中风险的累计频数分布、目标人群每年发生的风险、不同食品或致病菌的相对风险等。风险特征描述还需要说明风险评估过程中每一步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将动物实验的结果外推到人可能存在质和量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专家判断和进行额外的实验(如人体试验)加以克服。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的应用

风险评估结果可以用于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制定其他管理措施、确定国际食品安全监管优先领域、评估监管措施实施效果，并为风险交流提供科学信息。例如，对各种危害因素的评估得出的健康指导值是作为制定食品标准安全指标限值的依据，CAC明确规定在制定食品法典标准时必须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WHO的SPS协议也规定，各国食品安全标准制订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另外，把风险评估和经济学评估结合起来可确立用于决策的单一模型，这些模型能够将评估结果、健康影响、经济成本和其他成本等转换成可以直接比较的单位(如美元、伤残调整寿命年或质量调整寿命年)，以便于对风险管理者决策产生的后果进行更真实的描述。

国内外风险评估工作概况

1国际及其他国家的风险评估工作开展现状

目前国际上正对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生物性污染物、食品添加剂、营养素补充剂等均已建立相应的评估方法。表1列出的是主要的国际专家组织。虽然尚未有专门开展营养素评估的机构，但在2005年日内瓦会议上CAC通过了《建立营养素和相关物质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模型》，标志着以科学为基础，制定营养素及相关物质安全摄入量上限工作的开始。各个组织所开展过的评估工作及其工作报告可在其官方网站进行浏览。即使国际组织已经对多种危害因素进行了评估，但鉴于国民健康状况、生产加工工艺及食品消费模式的差异，每个国家都需要开展本国的风险评估工作，才能制定适合国情、保障国民健康的食品安全标准等风险管理措施，并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先进国家与地区都已设置了专门的评估机构(见表2)。美国是最早把风险分析引入食品安全管理领域的国家之一，可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机构非常多，表中列出了其最主要的几个部门。

2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开展现状

第2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本文介绍了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分析了行为风险产生的机理及原因，针对行为风险的产生机理，阐述了行为风险的分类辨识方法和特征辨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从技术和管理方面提出了行为风险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行为；行为风险；风险致因；风险识别；风险控制

Abstract: The human behavior is the result of risks arising from major factor in the accident, therefore, of human behavior and the resulting risk research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behavior, analyzes behavioral risk gen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behavioral risk, elaborat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behavioral risk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feature recognition methods, and on this basis the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put forward a behavioral risk control measures.

Keywords: behavior; behavioral risk; risk causation;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Control

中图分类号：TE34

一、行为风险产生内因

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能否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工业生产的各种作业都要求人员具有一定的能力才能胜任，危险性较高、较重要的作业，特别要求操作者有较高的能力。这里的能力包括：感觉能力、注意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等信息处理能力。而因人具有个体差异性，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个人，其能力也是变化的，这一般取决于每个人的硬件状态、心理状态和软件状态。

硬件状态：主要包括生理状态、身体状态、病理状态、药理状态等。

心理状态：恐慌，焦虑会扰乱正常的信息处理过程。过于自信、头脑发热也妨碍正常的信息处理。家庭纠纷、忧伤等情绪不安定会分散注意力，甚至忘了必要的操作。

3、软件状态：包括熟练技能、按规则行动能力及知识水平，经过职业教育、训练及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可提高软件水平。

在上述诸因素中，操作者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及软件状态对行为风险的产生影响最大。其中，前面两种因素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而后者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变化。

二、行为风险产生外因

1、建筑学特征：建筑学特征是指空间的大小、距离、配置，物体的大小量等工作场合的几何特征。

2、环境的质量：温度、湿度、粉尘、噪声、振动、肮脏及热辐射等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恶劣的环境也会增加人的心理紧张度。

3、劳动与休息：科学、合理地安排劳动与休息，可以防止人员疲劳，让人们精神饱满的工作。

4、装置、工具、消耗品的质量及利用可能性：进行生产作业需要适当的装置、工具及物品，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误。

5、人员安排：人员安排不合适时，增加人员的心理紧张度。

6、组织机构：职权范围，责任，思想工作等对人员心理产生影响。

7、周围的人际关系：领导、班组长、同事等的工作情况。

8、报酬、利益等。

三、为风险的特征识别

1、心理异常特征

当人的个性心理因素发生变化，即心理异常时，就会使人的行为不同于正常情况，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例如，当一个人的反应比平时慢得多，或过于兴奋时，他很可能感受不到风险或忽视风险的存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工作伙伴之间，当发现同事表现出此类心理异常特征，就应该对他的行为多加观察，以防事故发生，若遭受心理巨变的，应建议他停工休整。

2、非理智行为特征

大多数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都属于非理智行为，它们在引起工业事故的不安全行为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非理智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主要有：侥幸心理、省能心理、逆反心理、凑性心理等。所以在安全工作中要及时掌握职工的心理状态，进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自觉的避免不安全行为。

3、生活变化特征

一般来说，人们生活状况的变化会增加思想负担而容易发生事故。如表3-1所示，为生活变化单位打分表，该表中所列的项目是国外的人们在生活中发生的、对个人思想情绪影响较大的事件，以及相应的分数值。按照该理论，当一年中生活变化的总和超过150时，有37%的可能性在二年内会生病或受伤；当生活变化单位总和超过200时有51%、超过300时有79%的可能性会生病或受伤。

四、行为风险的控制

1、用机器代替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劳动更多的为各种机器所代替。例如，各种机器取代了人的四肢，仪器代替了人的感官，计算机部分地取代了人的大脑等。与人相比，机器运转的可靠性较高，而故障率是人的行为失误率的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因此，用机器代替人的操作，不仅可以减轻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减少人的行为引起的风险。

2、冗余系统：

冗余是把若干元素附加于系统基本元素之上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采用冗余系统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人的可靠性、防止人的行为产生风险的有效措施。例如：本来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操作，由两人来完成，当一个人的操作发生失误，另一个人可以纠正失误；由人员和机器共同操作组成的人机并联系统，人的缺点由机器弥补，机器发生故障时由人员发现故障并采取适当措施来克服。

3、耐失误设计：

（1）利用不同的形状或尺寸防止安装、连接操作失误，例如：把三线电源的三只插脚设计成不同的直径或按不同角度布置，如果与插座不一致就不能插入，可以防止因为差错插头而发生电气事故。

(2)采用联锁装置防止人员误操作，例如：洗衣机滚筒运转时，如果筒盖被掀开，甩干滚筒立即停止运转，防止伤害人的手臂。

参考文献：

[1]邵辉.王凯.安全心理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1)：26～34

第3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一、支付风险防控面临的挑战

近一年来，受宏观经济波动、业态发展变革以及新冠疫情蔓延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支付业务风险呈现出线上化、全场景、犯罪手法智能化等特点。疫情期间，线下消费场景受到较大冲击，线上消费有序“补位”，支付业务风险随之向移动互联网渠道迁移。同时，黑色产业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寻找并冲击业务短板，使相关风险从资金交易环节向业务全链条渗透。

1.黑色产业已成规模，新型电信诈骗发展迅猛国内针对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已形成较为庞大的规模，渗透到支付业务的各个环节。一是黑灰色产业链条向产业化、智能化形态快速转变，不法分子分工明确，包括非法买卖银行账户、电话卡及身份证号，提供电信诈骗短信发送服务，搭建钓鱼网站等在内的一系列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已形成复杂的利益链条。二是新型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以“套路贷”“杀猪盘”等为代表的新型电信诈骗发展迅猛，不法分子从非法违规渠道获取受害人信息后进行精准诈骗，作案手法由先骗取手机短信动态验证码后实施盗用，转变为诱导受害人主动发出资金转移指令。

2.客户信息泄露严重，社会工程学诈骗猖獗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客户在网络上留存的信息越来越多，不法分子已经形成“拖库-洗库-撞库-社会工程库”的完整的客户信息窃取方法。客户信息泄露已经成为危害互联网行业的重要风险之一，给线上支付安全带来极大挑战，客户信息安全保护及客户身份识别将成为新的风控重点。

3.市场参与方违规频现，风控难度加大目前，支付市场存在部分支付机构对商户资质审核不严、客户身份识别不健全、通道违规外放的情况，使得支付接口被作为电信网络诈骗、跨境网络、洗钱等非法资金快速汇集转移的重要通道，支付通道违规风险频现。为逃避监管机构和公安机关的打击，规避产业机构交易风险监控，甚至出现了新型资金转移工具“跑分平台”。由于“跑分平台”资金分散至多个真实账户，涉及账户数量较大且大多账户原本为风控模型中的“可信账户”，使得风险侦测识别及处置账户难度大幅增加，为支付风险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4.支付便捷性提升，支付风控难度加大互联网金融时代，客户对支付体验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快捷支付、二维码支付、无卡支付等为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客户的青睐。该类新型支付方式具有交易便捷性高、业务参与方多、客户身份非面对面核定等特点。由于银行无法掌握完整、准确的交易信息，存在难以追踪分析可疑交易及主体、风险监测和调查难度加大等问题。

二、支付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实践

为应对支付风险新情况、新挑战，工商银行深入探索行业领先风控技术和金融科技前沿知识，积极构建智慧风控新生态，一方面继续发挥传统线下优势，通过专家经验和组织架构满足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系统、数据、模型和策略，建立大数据风控体系，构建新型智慧风控生态系统，建成“事前全面感知、事中柔性控制、事后持续监测”的全流程智能风险防控体系，为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保驾护航。

1.支付风险控制的全流程管理支付风险控制不能仅聚焦于孤立、单一的支付环节，而应从业务全流程进行整体防控，避免因某个环节的短板引发支付风险。工商银行兼顾客户体验与风险防控，在支付业务涉及的注册、登录、交易等各环节建立了“全面管”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思路。一是把牢注册环节。本着“大额讲安全，小额讲便利”的原则，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渠道的注册功能，审核或验证客户身份信息后，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二是重视登录环节。通过评估支付设备的可信程度、更换可信设备时加强验证等方式，将发现风险的时机前移，为实施控制赢得主动。三是聚焦支付环节。支付控制是风险防控的最后一关，工商银行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多维度交易信息，研发出专业风控模型及风控规则用以识别风险交易，并根据交易风险特征灵活部署人脸识别、交易拒绝、电话提醒、短信验证等干预措施，既能准确防范风险，又能提高客户参与感，赢得良好的客户口碑。

2.双轮驱动，推进风险防控智能化发展工商银行坚持总分行双轮驱动，全面提升风险管控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在积极发挥传统线下优势的同时，践行“数据文化”理念，研究实践“专家规则+智能建模”的支付事中风险监控策略。一是围绕客户、账户、交易、设备等维度，深入分析风险特征，已研发部署多个人工智能风险识别模型，线上风险交易识别准确率提升了近30%。二是基于工银图灵超维实验室机器学习平台，构建电子银行转账汇款交易欺诈风险识别机器学习模型，在超高维度特征空间进行计算分析，实现对复杂事件的决策和预测，能够辅助或替代专家经验来解决复杂问题。三是利用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对海量、异构、多源的数据进行图分析，尝试挖掘出人人、人卡、卡卡等关联关系，构建千万级知识图谱，后续将进一步探索实现资金流转可追溯、诈骗团伙信息可视化。

第4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发展周期与风险来源

城市有其物理与文化的双重属性，道路、建筑、基础设施及自然条件构成了城市的物理属性；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归属感及城市文明的社会文化底蕴构成了城市的文化属性。城市的存在离不开其物理属性，而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更依赖于其文化属性。西方的城市理论及城市演化历史表明，城市的发展有其生命周期。城市总是经历着从生长、扩展、繁荣到崩溃瓦解或再度繁荣的过程，这个周期性重复的转换过程往往又与文明的兴衰同步。这意味着，城市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建没更新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常常会是一个由各种生产方式、各种集权机制以及多元价值追求相互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同时存在推动社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再生产的多重因素，它们的相互协作或者冲突，会使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异常复杂并相应地面临阶段性的风险。

风险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来源。比如，传统农村向城镇转变的初期，城市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密度与集中度相对较低，城市的风险相对较少。随着城市人口与建设规模的扩张，各种资源、市场、信息等在城市聚集，城市日益面临着诸如秩序失衡、人口对环境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压力加大等结构性风险。当城市活力不足，进入相对衰退期，城市的风险则会系统性地爆发，比如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会增加社会的贫困，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住房的紧张等问题会导致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的增长。当城市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更新，不能在制度和政策领域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这些风险就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危机。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以纽约、伦敦、芝加哥、底特律等为代表的欧美大城市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现代化阶段，它们的人口规模与空间密度逐步接近各种资源承载能力的临界点。超常规的城市化使得特大型城市面临城市生命周期的严峻考验，比如基础设施老化与公共服务更新缓慢所产生的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最主要的风险之一，2012年夏天北京大雨导致的城市水灾及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又如，有研究指出，我国很多城市的地下管线是在20世纪80年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30多年，由于各类项目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加上当初管道材料质量不佳、管道施工不规范、管道保养缺乏等原因，城市地下管道的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大。

从某种程度上看，特大型城市的这些风险不仅与快速的城市扩张相关，更与公共安全与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没有同时受到重视相关。究其根源，还在于城市开发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因与“利润延伸”被长时间地放在了优先位置，而高度开放的城市中人口异质性所提出的公共安全的多样性教育还很缺乏。

多阶段多类型风险的集聚特质

作为人口、资源、资本、信息、科技及时尚的中心的特大型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开放使其风险呈现出密集性、流动性和叠加性的特征。相比于西方特大型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的发展历程，中国特大型城市只用了30多年就经历了这个过程。因此，中国特大型城市的风险结构聚合了城市发展多阶段多类型的风险。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深度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以及国际各种风险的传导和转嫁的影响，城市文化遭遇到多重挑战，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结构性特征。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曾提醒21世纪经合组织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新兴系统风险，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医疗卫生系统、交通运输系统、能源供应系统、食品和水供应系统、信息和通信系统所将遭遇的威胁。中国特大型城市面临着多阶段多类型风险在同一时空叠加下的挑战，其中既有传统的常规风险，又有后现代、后工业阶段的非传统风险。

一方面，特大型城市会时常遭遇诸如火灾、水患、流行疾病等传统的常规性风险，但由于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流动性高、城市空间密度高、人群集聚等特征，常规性风险会带来难以估判的巨大破坏性，比如当上海的摩天大楼遭遇火灾。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特大型城市还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金融风险、信息网络安全风险等非传统危险。

具体而言：其一，在全球经济危机及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特大型城市日益受到新型恐怖主义的威胁，公共设施、轨道交通、公园、机场等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将给整个城市带来巨大的创伤。如地铁由于通常是高风险密集的场所，正成为“恐怖事件”制造的首选之地。其二，特大型城市通常拥有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以及资产规模巨大的金融市场。在失控的情况下，某家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往往会转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蔓延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稳定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三，由于信息网络技术具有匿名性、超越时空、即时性等特征，其广泛运用使得全球的经济社会生活紧密连成一体，人们的多样化诉求基本都可以借此得以满足，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也隐含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网络黑客的大量存在，有可能导致个人、组织乃至国家重要情报信息被窃取和泄露，“棱镜计划”丑闻就充分显示了信息安全风险的严重性。

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以风险分配为主的时代——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风险造成的灾难将具有极大的延展性与扩散性，不再局限于风险的发生地；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超出人们的预警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传统常规风险与新型的非常规风险的叠加聚合，需要当前中国特大型城市认真应对。

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要求，为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方向。如何从传统政府一元主体主导的行政化风险管控体系发展为多元化、系统化的风险治理体系，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由于特大型城市的风险结构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复杂性，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需要构建起系统化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路径。这就要求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上，形成科学、及时、有效的风险信息提取与反馈机制，利用多元渠道，及时甚至前瞻性地判断风险的来源与扩散的路径；在风险与危机的处置上，构建以政府管控为主，多部门、多元力量有效协调的组织体制与机制，形成处置复杂风险的强大合力；在风险的事后管理上，建立严格的考核与评估制度。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思考特大型城市风险生成的社会与文化土壤，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机制设计，从源头上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复杂风险生成的诱因，将风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以系统治理的思路来应对特大型城市的风险，首先必须考虑如何确保风险治理制度网络能够有效运行。中国特大型城市近年来都形成了一整套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冈险治理制度体系（或预案），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这套制度体系的运行效率常常差强人意，尤其是在涉及跨部门、跨体系联动的环节上，往往是模式化的制度安排与复杂化的实践严重脱节，这种脱节极大地削弱了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能力，并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系统治理中跨部门整合、动员机制何以可能。现实生活中，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往往隶属于不同的体系，其遵循的基本规则也不尽相同。此时，空有一套将其编织于一体的制度网络，显然无法解决治理主体间协同时的权力规则问题。基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特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政党组织“高位推动”和跨体系动员的组织能力，并以此敦促各部门“守土尽责”，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制度化责任链条，并将其纳入法制框架。

二是风险治理中关键决策者的激励机制设置问题。特大型城市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不确定性。此时，风险治理的决策者承担着一定的决策风险（比如误判形势），而如果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使其始终保持警惕，这些决策者就可能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尽可能少地或不启动风险治理程序。而积极合理的激励机制首先会涉及对城市管理者政绩观的修正，以及围绕风险治理的投入产出比形成新的绩效评估体系。

乔尔·科特金指出，任何一个城市的产生、存在、发展、繁荣、可持续，都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认同、安全、活力。 人们在一个城市生产、生活是否有全方位的安全感，是其能否形成并保持有活力的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深层的精神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面对城市快速扩张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城市风险的干预和系统治理，才能够在持续的城市发展中增强综合竞争力，创造有序、安全、宜居、充满活力的城市家园。

注释：

①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讨论了大都会增长和衰落的周期，他修正了帕特里克·格迪斯提出的六阶段理论，提出了从“原始都市一城邦一大都市一超大都市一暴虐都市一废墟都市”的城市周期过程，参见《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长鸣的城市警钟——城市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公共治理．探索与争鸣，2011 （2）．

[2]刘克会等．城市地下管线主要风险因素分析．工程勘察，2013 （9）．

[3]钟开斌．国际化大都市风险管理：挑战与经验，中国应急管理，2011 （4）．

第5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关键词：移动保险 操作风险 风险源 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8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38—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的纵深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移动技术的成熟，各種基于移动设备的保险应用纷纷出现。从手机保险网站、短信投保到移动理赔系统，移动保险采用了多種多样的形式。本文所指的移动保险，指通过移动设备（包括智能手机、掌上电脑等）接入无线网络实现保险经营活动开展的一切形式。

在保险企业与IT企业的联合推动下，移动保险迅猛发展，但是移动保险涵盖的产品却只是电脑网站的简化版，险種也仅限于投保手续简单的险種。对移动保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疑虑，是许多顾客不选择移动终端投保的重要原因，指引性文件的空缺也使保险企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怯于推广复杂险種。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企业应该如何从人员、业务流程、系统、外部因素四个方面进行有效操作风险管理，减少由移动保险带来的纷争，值得探讨。然而，目前操作风险管理研究仍然欠缺。本文意在借鉴移动电子商务风险管理以及保险企业操作风险管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源头、特征、表现形式的初步探讨，为强化移动保险风险评估和改善风险源提出建议。本研究将移动保险操作风险定义为在开展移动保险过程中由于人员、系统、业务流程、外部事件引起损失的风险。

一、移动保险操作风险源

进行有效的操作风险控制手段之一就是控制或者改善风险源。因此，有必要找出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风险源。根据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理论，风险源指可能促成不利结果出现的危险因素的来源，移动保险的危险因素源自下列环境：

1.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移动保险的开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移动终端、移动通讯与相关人员的影响。恶劣的天气、自然灾害可能影响移动保险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和安全状况进而影响移动定损查勘等工作的开展，可能导致移动终端的破坏与丢失、移动通讯的中断，进而导致保险信息的丢失。我们虽然无法控制自然环境，但是可以通过有效措施切断风险的传递。

2.认知环境。移动保险的认知环境主要体现为移动保险企业的企业文化，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宗旨、企业使命和企业目标，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起到导向、激励、约束作用，影响企业资源整合。目前，我国保险企业操作风险管理理念不强，风险管理作为一種管理职能基本上还未纳入保险企业管理，保险经营还处于财务型控制被动经营状态，这样的企业文化容易导致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产生。

3.运作环境。动保险的运作环境主要指保险企业的产权制度。目前，中国保险业形成了以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导，多家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分企业并存的竞争格局，中国保险业的产权也演变为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并存的混合产权形式。移动保险企业中包含政府部门、保险企业管理层、移动保险开发商、移动保险合作方、保险企业员工及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五个层次的委托关系，多层委托导致各级委托人信息不对称，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产生操作风险。

4.技术环境。移动保险的技术环境主要指移动技术、移动保险操作系统、移动终端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家保险信息化投入情况。近几年学者纷纷开展移动保险主要技术（包括GPRS、WAP、J2ME、SMS等）的研究并指出各種技术的优劣势及改进方法，但是随着技术发展，技术风险也不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国保险行业信息化投入为65.5亿元，较2010年同比增长12%，IT投入进入持续增长期，有利减少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

5.法律环境。移动保险相关法律的欠缺导致操作风险的产生。我国对保险企业操作风险的研究、立法起步较慢，至今尚未有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及其管理的立法。这样的情况下，解决移动保险带来纷争只能依据保险法，但是移动保险相关资料电子化、通过移动网络传递，保单的生效条件、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说明义务的履行形式与传统保险应有所不同，保险法没有做出与移动保险相适应的修改，保险合同双方都面临法律风险。

二、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特征

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与传统保险具有共性：内生性、非盈利性、普遍性、可控性。同时，移动保险由于终端的移动性和接入网络的虚拟性，其操作风险相对传统保险操作风险有以下突出特征：

1.成长性。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成长性源于移动技术的发展、应用程序的开发。

移动技术的发展可能消除移动保险原有的操作风险，同时也催生新的操作风险。移动保险正处于不断变化阶段，从手机保险网站、短信投保、移动理赔到自助保险卡，每一種形式的移动保险操作风险都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移动技术进步、移动保险形式更新，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特征会不断变化，具有成长性。

2.隐蔽性。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的隐蔽性源于其运用网络的虚拟性与保险信息的电子化。

移动保险的投保单、理赔资料等数据在移动终端中保存，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这些电子信息不为人们所见，泄露、丢失、被窃取或修改都不易被发现。另外，人为破坏造成的机器硬件和手机终端表面损坏很小，风险产生后较少留下破坏痕迹或者很容易消除表面痕迹，移动保险操作风险不易被发现。

3.高科技性。移动保险的部分操作风险具有高科技性，这是由其运用平台的高科技性决定的。

移动保险风险的有些制造者具有较高的科技知识背景与掌握较高的科技手段。黑客是其典型代表，他们利用自身的计算机技术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搜寻移动网络、移动终端系统的漏洞，伺机攻入移动保险的核心程序，通过更改程序、向计算机系统输入非法指令等手法，盗取、伪造投保人信息和理赔资料，给移动保险企业带来风险。

4.高传导性。移动保险终端的可移动特点以及其接入的网络虚拟的特点，使得移动保险操作风险可在地区间甚至全球的高速传导。移动终端可移动、终端的持有人可移动、网络信息的高速流动，三层流动决定了移动保险相关人员的失误行为、犯罪行为带来的后果可以高速传导。

移动保险操作风险隐蔽、高科技、高传导的特点决定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尽管移动保险风险复杂多变，但由于它是由于人员、系统、业务操作流程、外部因素经内部因素传导引起的，具有内生特点，仍然具有可控性，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方法进行风险控制。

三、移动保险操作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类

为了对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有清晰的认识，奠定操作风险度量的基础，本节在借鉴巴塞尔协议与传统保险中操作风险分类的基础上，对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进行分类。如表1。本分类只是对现有移动保险操作风险进行初步探讨，随着移动保险的创新，其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具体描述需不断改进。

（二）风险分析——以手机投保为例

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手机保险网站有中国平安、泰康人寿与人保财险的手机网。三家公司手机投保流程相似，如图1所示，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保险条款阅读仅作为选择环节，免责条款需要用电脑登录网站才能阅读，投保人在利用手机投保时只能获知保险保障金额与保障范围。这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投保人在不便于上网查看详细条款的情况下，出于紧急需要直接投保，后期容易出现理赔纠纷；保险人设置责任免除条款阅读的环节形同虚设，依据保险法该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企业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

二是被保险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对应的名字、信用卡持卡人姓名不一致仍然可以进行投保，产生利用他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就为非法定可为其投保人投保，进行骗保的可能。虽然保险企业可以以投保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经被保险人同意为由拒赔，但是这样就无法保护误填信息的保险消费者。

相关数据表明，外部欺诈和执行、交割以及流程管理的风险事件占我国保险企业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比例超过60%，手机投保流程导致的操作风险必须引起重视。

五、移动保险操作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一）强化风险评估

1.运用模糊影响图分析移动保险风险要素关联情况。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产生的环境复杂，通过关联因素高速传导，一系列的风险事故或者多个风险事故组合到一起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应对其相互关联的风险因素一起评估。模糊影响图是处理移动保险相关专家给出不够精确、完整的模糊信息的有效工具。

2.融合专家意见，决定移动保险操作风险因素等级。移动保险操作风险不断变化、隐蔽、高科技的特征，使得操作风险数据获取极其困难，无法定量分析损失发生的频率以及决定风险因素等级。因此，融合专家评价评估出风险因素等级就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征集与移动网络密切相关方面专家的意见，进行群决策，避免由于问题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专家对问题认识的局限性从而导致评估信息的不确定。

通过运用模糊影响图分析移动保险风险要素关联情况、融合专家意见决定移动保险操作风险因素等级，移动保险企业可以决定各类损失是否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采取对应的措施。

（二）改善风险源

1.建立重视操作风险理念的企业文化氛围。认知环境是操作风险生长的土壤，移动保险的操作风险管理应该从建立重视操作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氛围开始。移动保险企业从三个角度着手改善企业文化氛围：第一，从保险企业的董事会到基层机构都明确各部门的风险管理目标，并且建立操作风险管理激励机制；第二，通过日常规章制度规范操作，同时，适时地组织学习应对恶劣天气、系统问题、意外事故等问题的技巧，从实践中树立重视操作风险管理的企业风险文化氛围；第三，吸引、招纳具备风险管理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让他们推动重视操作风险管理的企业风险文化氛围的建立。

2.完善移动保险业务操作流程。业务流程的不完善是移动保险操作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保险企业加强与IT企业合作完善业务流程，是减少操作风险的重要措施。手机保险要进行推广得从这些方面完善流程：把保险条款中可能引起争议的条款做突出处理，对专业术语作详细说明；把免责条款的阅读作为投保的必要环节；减少数据传输可人为操作环节；建立精细有效的身份认证机制确保投保人的真实身份。

3.提高移动保险的安全性能。移动保险的安全性不高是阻碍其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改善技术环境既得有政府重视保险信息化投入，学者们技术研究，还需要保险企业重视操作风险管理，从物理层、网络层安全和系统层三个方面进行安全防范。物理安全防范应从设备、线路、系统所处环境进行；网络层可以通过防火墙安全技术、入侵检测安全技术等防止黑客、病毒入侵，保护移动支付安全。系统层安全防范需要关注移动系统研究最新成果、及时进行系统升级、数据备份。

[项目基金：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1184611008）]

第6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自1998年全面推进和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房地产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离不开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两者紧密结合快速发展使得房地产金融风险积聚。风险隐患一旦暴露和形成风险，势必通过风险的传递，损害房地产金融主体的相关利益，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和稳定运行，甚至影响和冲击国民经济发展。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调控一直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课题，而建立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预报和信息披露是管控的主要措施。当前我国有效和完善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不多，信息披露准确性有待提高。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借助预警系统预测2017年我国31省市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状况和评价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水平，可以为未来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提供分析工具及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相关研究。Koetter和Poghosyan（2010）认为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源于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是否稳定运行，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基于此选取德国75个经济区域的人口、GDP等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商业银行CAMEL等指标作为预警指标，得出房地产价值偏差及商业银行自身稳定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陈万铭（2004）提出分层次和级别建立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供求状况指标、市场价格指标、投机程度指标等四类宏观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其中，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地价增长率/GDP增长率等；房地产供求状况指标包括市场供应增长率/市场吸纳增长率和出清时间；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标包括房价收入比和实际价格/基础价值；房地产投机程度指标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增长率/居民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率等。薛星（2010）、张振勇（2011）具体将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租金收入比、房地产价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商品房空置率5个指标作为房地产市场预警统计指标，并划分预警范围，根据指标数据，确定警兆的警级，结合警兆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综合为指数，根据指数反映的市场风险表现，为调控房地产提供参考。（二）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方法及模型相关研究。1.传统金融风险预警方法及模型。景气指数法、统计预警法和模型预警法是当前金融风险预警的主要方法及模型。模型预警法中，国外学者Grudnitski（1992）探索了神经网络方法在房地产预警中的运用。在其基础上，Witold（2002）通过HP滤波模型建立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指标。使用GDP、家庭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投资结构、资产回报作为变量指标，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胡鹏、姚长学和钟叔平（2003）以销售率为基准循环，构建包括销售面积增长率在内的8个指标作为房地产市场先行指标体系，建立房地产市场先行扩散指数预警监测系统，并以此系统对四川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进行预警监测。统计预警法主要包括LOGIT、VAR、ARCH和ARMA等。唐根年等（2010）基于格兰杰检验的视角，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基础支撑面稳固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突变模型对我国35个城市房地产风险进行比较和预警。2.症状监测预警方法。美国CDC认为症状监测（syndromicsurveillance）是对临床确诊前的相关数据和疾病可能爆发的信号进行监测，以做出进一步的公共卫生反应。在医学领域，症状监测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预警与控制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由于其预警分析的机理和其他学科或安全事项预警机理相类似。因此，症状监测思想亦被应用于其他领域的预警研究和实践中。庞皓、黎实、贾彦东（2009）创新研究方法，首次将症状监测应用到经济及金融研究领域，基于症状监测的思想，构建了我国金融安全预警机制和系统。韩宝兴、贾彦东（2009）沿着症状检测思路，构建了我国外债安全状态指数并对我国外债安全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债安全并不稳定，其出现风险可能性有升高趋势。（三）文献述评可以发现：第一，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生成和传递机制较为复杂，当前对于风险的生成研究侧重于单一主体或市场角度，基于此构建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亦显得有失全面，不能全面真实反映风险运行和水平，从而影响预警效果。第二，梳理预警方法和模型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方法及模型基本上是沿用传统金融风险预警的方法和模型，适用并符合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特点的专有方法和模型较少。因此，未来有必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研究分析风险生成和传递，建立更加全面有效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的模型。本文的主要内容即以症状监测作为理论指导，把房地产金融主体作为监控点，选择并确定预警指标的组成，结合预警方法和模型，构建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然后将构建的风险预警系统应用到我国31个省市2017年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找到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三、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本文将症状监测思想进一步应用于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建立风险监测点（可能病变器官），构建预警指标（症状），前置发现指标特征（症状表现），合理预判风险类型（疾病类型），管控和防范风险发生（疾病爆发），形成稳定健康的房地产金融系统。（一）预警主体选择。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房地产金融各组织机构作为风险的主体，通过风险载体即房地产金融产品或工具及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影响，使得风险在各主体间生成和传导。初级市场体系中，主要的房地产金融主体是房地产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消费者。二级市场体系中，房地产金融机构将来自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消费者的抵押贷款进行打包发售，建立一定流动性的资产池，发售证券、信托计划等在资本市场进行发售，获得资金的回流。如下图2所示，风险的传递离不开各类金融融资产品和工具这一风险载体，通过载体的传递，将不同原因导致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传递到相应主体自身。本文最终选择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消费者、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作为风险的主要来源即预警主体。（二）预警指标体系构建。1.预警指标组成。在前人有关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选择研究基础上，本文依据症状监测的症状非特异性、时间性、空间性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要求基础上，对预警指标进行扩充和改进，具体如表1所示。指标体系分为四个监测点（预警主体），金融机构（A监测点）、房地产企业（B监测点）、房地产消费者（C监测点）、宏观经济（D监测点）。表1中四个监测点共计10个指标构成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按照陈万铭（2004）对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分类，其主要分为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房地产供求状况指标、房地产价格指标和房地产投机程度指标四类风险预警指标。（1）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该类指标从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周期角度考察风险的生成和传递。在发展时期由于房地产市场资金的快速集聚，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向好心理预期不断加强，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可能性加大，易导致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产生和积聚不断向金融系统蔓延和传递。第一，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A1）。信贷杠杆是推动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力量，金融机构过大房地产贷款占比易导致泡沫风险从房地产市场向金融系统转移和传递。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D2）。在宏观经济处于成长和繁荣时期，房地产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支撑作用较为明显，D2的数值可能偏大，这也是泡沫风险最易产生的时期；较低的D2值也可能代表衰退型房地产市场存在可能性。（2）房地产供求状况指标。房地产金融风险传递的主要原因之一源自房地产市场产品和资金的供求失衡。第一，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增长率（B3）能准确反映房地产市场供需状态。过大的B3值说明市场对于房地产的需求较大，销售额增长越快，企业越有动力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二，人均房产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C2）。该指标同样反映消费者对于房地产需求的影响。房产税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过大会带来消费者对购买房地产的负担和消极态度，减少对于房地产需求。第三，人口增长率（D1）。从宏观层面反映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情况，人口越多，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越大，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投资。（3）房地产价格指标。房地产价格是房地产商品实际价值的直接体现，影响着房地产的有效需求。房价增长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1）是价格指标的典型代表。C1值的增加一方面说明房价相较于收入不断增加，高房价的消费者可能加大个人住房贷款比重，造成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向金融机构的传递。（4）房地产投机程度指标。高利润的房地产金融行业易吸引投机资本的进入，造成市场供求失衡和投机风险暴露。第一，资产负债率（B1）。过高的资产负债率表明企业资金杠杆较高，投机程度较大，可能造成企业发生流动性风险。第二，房价增长率/地价增长率（B2）。其表示房价和地价的增长速度快慢。过大的B2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拿地成本相对较低，而销售价格相对偏高，形成高利润而引诱投机资本的加入，一旦泡沫破灭即造成风险暴露。第三，M2增长率（D3）和贷款基准利率（D4）。M2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贷款基准利率的大小一方面影响房地产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基于投机目的的房地产开发投资。2.警限划分。对应上文划分的不同范围域对应不同指标特征表现，只有当指标处于正常特征范围域以内，才保证房地产金融的安全；超出特征范围域以外，则可能出现一定房地产金融风险。本文采用3δ法作为范围域的划分方法。其认为数值分布位于平均值加减正负3倍标准差之外的概率为1%，可被作为异常值处理。本文将这一方法进行细化改进，正负1倍标准差之外的数值作为关注指标，2倍标准差之外的数值作为控制指标，3倍标准差之外数值作为恶化指标，从而将指标划分为过冷、冷、偏冷、正常、偏热、热、过热7个特征。μ,σ分别表示平均值和方差，“正常”表示该指标无风险，特征范围为(μ-σ,μ+σ)；“偏冷”或“偏热”表示应该对该指标进行关注，范围分别为(μ-2σ,μ-σ)，(μ+σ,μ+2σ)；“冷”或“热”表示该指标出现不良趋势，应加以控制，范围分别为(μ-3σ,μ-2σ)，(μ+2σ,μ+3σ)；“过冷”或“过热”表示该指标已经恶化，有爆发风险的可能性，范围分别为(-∞,μ-3σ)，(μ+3σ,+∞)。3.预警方法及模型选择。根据我国大陆行政区域划分，将我国分成31个省市，考虑到预警精度的要求以及我国房地产市场在2000年才开始逐步发展的实际情况，搜集每一个省市的2001~2014年的表1中10个指标数据。如表2所示，结合BP神经网络和Matlab编程，输入2001~2010年的指标数据作为训练样本，为降低年限的关联影响，间隔3年期为标准，输出2013年指标数据作为训练目标，待训练完成后，输入2002~2011年症状数据作为检验样本，输出2014年数据作为检验目标，待检验效果符合误差范围，分别输入2004~2013年、2005~2014年指标数据作为预警样本，输出2017年指标数据作为预警目标，将目标值与特征范围进行对比，得到特征表现。

四、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以贵州省为例

（一）样本数据与警限划分。鉴于31个省市预警过程相同，为节省篇幅，本文以贵州省为例进行预警分析，其他省市预警过程省略。表3为2001~2014年贵州省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数据。然后据表3指标数据，可得各指标的特征范围，设置预警范围。见表4。其中μ、δ分别表示均值和标准差。（二）样本检验。利用前文BP神经网络模型和Matlab编程对样本进行训练，训练次数为5000次，权值和阀值都为0.5，训练精度为10-6。神经元个数范围为（5，15），输入2001~2010年指标训练样本和2013年训练目标，得到最佳神经元个数为9，进而得到训练完成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其输入2002~2011年检验样本，得到2014年模拟值并将其与2014年真实值进行比较，按照指标特征作为参考标准，若经过MATLAB训练样本得到的2014年检验模拟值表现特征与2014年真实值特征均表现为正常，则神经网络训练较好，准确率为100%，可以引用到接下来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如表5。表6即通过预警模型得到2017年贵州省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特征。2017年，A1偏冷，其意味着贵州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余额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较少；B类指标中B2、B3偏冷可知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相对于土地价格增长率缓慢，房价的增长率低于地价增长率，导致地产商成本上升，资金负荷过大；而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有所下降，会导致房企利润下降资金回笼缓慢。C类和D类指标中，C1和D3偏冷说明2017年宏观货币M2投放量增速会继续放缓，贵州省房地产市场继续受到宏观调控影响，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占银行贷款余额的比重不高，房价增长率放缓，而D1过热表示会因为人口增长率上升，导致居民增大购房需求。鉴于其他指标的正常表现，可以判断贵州省2017年房地产市场属于继续去库存的一年，供给端继续偏冷，房价增长率小于地价增长率，房地产开发企业会减少房地产的开发，从而减少成本损失。或会因为人口上升导致居民增大购房需求；房地产继续去库存量，房地产金融风险总体保持稳定，但需要防范某些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缓慢，拿地后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银行贷款和工程款的风险。（四）我国31省市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分析。1.我国31省市2017年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分析。按照上述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过程，本文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进行预警分析，得到2017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的表现。8所示。2017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异常指标主要集中于A1（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B2（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土地价格增长率）、C1（房地产价格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2（人均房地产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D1（人口增长率）、D2（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如表8所示，其中，北京、天津、山西、海南的A1指标表现过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过大；吉林等7省市A1指标表现为热，各地应该加大该指标的监管；辽宁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占比金融机构贷款有所下降，可能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降速和人口减少有关；其余20省市在A1指标上表现正常。B2指标中，广西、海南、重庆三地房地产价格增速明显，福建、山东及四川房地产价格亦有所上升，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较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辽宁为主的东北地区房地产价格增速显著下降。C1指标中，、山西、上海、安徽、广西、云南等地的房地产价格相较于当地人均收入来说，增幅过快，房地产购买力会有所下降。C2指标表现中，河北等10省市指标较热，即人均房地产税相较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相对过多，潜在影响该地区对房地产的需求。上海等5省市D1指标较热，即上述五省市未来人口有所增加，提升房地产消费需求。天津、广西等房地产投资额增长较快，会加大房地产供给；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等房地产投资增幅慢于GDP增长幅度，意味着未来上述区域的房地产供给有所下降，房地产市场不太景气。从表7中指标恶化率可以得到，指标恶化率超过20%的有11个省市，其中天津、上海、安徽、河南、四川、六省市指标恶化率为30%，河北、辽宁、吉林、广西、海南五省市为40%，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宁夏五省市恶化率为0，其他省市指标恶化率均为20%。华北区域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地区和东三省、豫皖地区、琼桂地区、川渝地区、甘藏地区等六个区域。其中京津冀地区主要是A1指标较热和C1指标较冷，即房价相对于人均收入增幅较低，可能导致较大的房地产需求，促使房地产企业加大贷款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和供给。东三省主要是D2指标的过冷，即2017年东三省区域房地产投资增速严重下滑，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琼桂川渝地区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增幅远远高于土地价格增速，可能造成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供给和投机行为，产生房地产市场泡沫。甘藏地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相对于人均收入增速来说，该区域的房地产价格增幅和房地产税收增幅较大，可能抑制房地产需求，给房地产销售和供给带来较大压力。加之过大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会给房地产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可能产生企业违约和信用风险。因此，相较于2016年，可以预测2017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在深度上有所强化；在广度上，风险有进一步向区域集中化和多范围扩散化的趋势，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应进一步加大相关异常指标的关注和控制，防范区域性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产生。2.预警结论。综上预警分析，本文认为我国2017年爆发恶劣型区域性房地产金融风险乃至整体性和规模化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可能性较低。可能产生风险的原因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企业贷款余额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过大、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税负的区域不合理征收、不同区域房地产投资建设逐步分化以及区域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积蕴等。

五、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

第7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网络金融；风险管理；征信；反欺诈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普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日趋可用数字化表达，整个地球无时无刻不在加速生产各种数据信息，人类的“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大数据对许多行业的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击，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中枢，将不可避免地与大数据融合。传统金融数据以结构化数据为主，而网络金融海量的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更是加速猛增。显然，网络金融风险与以往传统风险相比出现了较大改变，尤其是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兴网络金融业态，其金融风险问题非常突出，而且产生的、未产生的各种潜在风险更为复杂多变。一旦风险爆发，造成的影响通过互联网放大波及范围有多广、危害有多大，其最终后果往往难以估计。因此，如何设计、开发、构建有效的网络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金融大数据与网络金融

（一）金融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和价值密度低（Value）四大特征[1]。目前，金融大数据的定义并未得到准确定义，百度百科中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金融大数据的称谓却已经在很多报告文献中出现。从狭义看，金融大数据首先要符合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其次数据是在任何与金融相关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以及新兴互联网金融各个分支领域中积累的数据。从广义看，有些大数据貌似与金融无关，但被金融家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获取了其中服务于金融业务的有价值信息，那么这类大数据也将“摇身一变”成为了金融大数据的范畴。例如，现在微博的数据量，早在PB级以上，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从金融微博中提取“数据财富”[2]，通过些挖掘出这些数据内含的股票投资者的情感信息，辅助决策金融市场投资获取收益。

（二）网络金融的定义与特征

网络金融，又称电子金融（e-finance），从广义上讲，就是以网络技术为支撑，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金融活动的总称。它不仅包括狭义的内容，还包括网络金融安全、网络金融监管等诸多方面。它是指传统金融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高度紧密集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金融服务形态[3]。随着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金融也以移动支付、众筹、P2P风险管理等新型金融产品的方式涌入大家的视线。与传统金融相比，网络金融在大数据操作平台、构建征信体系、市场参与者、创新信贷产品、信贷风险管理、降低运行成本等方面存在着自身一些独有的特点。

二、网络金融的风险分析

网络金融风险主要归结为两类：一是网络金融信息化技术造成的技术风险；二是基于网络金融业务本身带来的经济风险。前者是一把“双刃剑”，发达的信息技术既促进网络金融繁荣发展，同时又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它会带来网络金融的数据如何保证不被泄露，支撑网络金融的各项IT技术能否被正确选择应用、能否与原有系统保持兼容、否则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损失等问题，例如，IT技术跨地域兼容、业务流程复杂的跨境移动支付的风险管理等问题[4]。后者同样有利有弊，总体看利大于弊。网络金融打破了原有金融既定模式，推动了整个金融业利用网络基础设施迅速奔向混业经营，各种金融创新眼花缭乱，金融全球一体化发展呈现不可逆转之势。由于网络金融数据信息传递高速、海量且不受地域时空限制，网络金融业务会对金融风险的发生产生放大作用，一旦控制不力，造成的危害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以至于其后果可能难以估计。网络金融的风险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在大数据与云计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开始盛行于金融领域的今天[5]，显然我们要积极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对网络金融风险进行预警、评估、控制，这不仅能管控网络金融新风险，又能对传统金融风险管理方式进行优化和升级。

三、基于大数据的网络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各种金融行业内部业务网络与互联网融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多维、实变、跨域的网络金融环境。置身于如此复杂的网络环境中，金融业务如何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资产和业务的安全运营，无疑是网络金融发展的核心关键。本着“化繁就简，去粗取精”，网络金融风险管理主要是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网络金融的征信风险管理；二是网络金融的反欺诈行动。征信与反欺诈几乎贯穿了所有的网络金融业态的需要，征信主要起到了评估借款人信用高低以及其及时还款的可能性；而反欺诈则是要辨识申请人的身份真伪、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有效，以及是否为有组织的团伙欺诈犯罪的作用。因此，反欺诈和征信对于降低借贷平台信贷风险起到了互补的作用。目前，解决征信和反欺诈风控问题的最新、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引入大数据技术构建网络金融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付诸于实施。

（一）基于大数据的网络金融征信风险管理体系

征信就是指专业化、独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通过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为放贷机构的风险管理提供信息支持的活动。尽管央行征信系统不对外开放，但从官方表态来看，央行是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央行并不阻止民间非官方组织发展征信业务。因此，从公司开发应用征信系统的角度出发，本文研究设计基于大数据的网络金融风险管理体系，该体系并非是类似央行的征信系统，央行的征信体系作为国家机密是无法获知的。该体系主要针对网络金融市场的，通过采取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监控、事后风险分析三阶段一体化风险管理方式，从而实现全覆盖、可预测、联防联控的大数据网络金融风险管理体系，详见图1所示。

（二）基于大数据的网络金融反欺诈体系

金融欺诈风险和信用风险有着本质的不同，欺诈风险具有主观性，是客户由故意采取的主动行为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的是基于大数据的网络金融反欺诈体系，同理，配套上述的网络金融征信风险管理体系也采取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防控、事后风险处理与分析三阶段一体化的风险管理方式，通过教育客户安全预防、风险技术防控、风险模型防控、风险处理与分析层层防控，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手段，采取智能化面对复杂化计算模型，构建网络金融的反欺诈风险管理体系，详见下图2所示。

四、政策建议

（一）大力加强我国金融科技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应用科技成果转化，为此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应用机制的合理有效运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强化，一定离不开对侵权行为的打击，打击盗版侵权行为是对创新创造者权益者最有效的保护。要积极开展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来真正帮助创新主体降低技术转让成本，提升转化效率。另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吸引人才，本身也是一种激励机制，通过调整专利资助政策，切实提升专利含金量。

（二）构建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数据挖掘等新金融科技体系

新金融科技体系中最为突出的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服务机构渠道和模式上的创新工具。随着金融机构、运营商、手机企业等快速进入移动支付领域，其配套政策环境将逐步完善，移动金融服务机构在行业大发展的拐点已初露端倪；大数据、云计算在金融生产环境中的深度应用，更具创新力的云管理服务平台将在金融行业成为大势所趋。因此，通过构建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数据挖掘等新金融科技体系[5]，推动金融新服务业创新发展，借助新金融科技体系的支撑，可以实现借船出海，引领金融创新发展。

（三）加强基于大数据的网络金融应用人才和监管人才培养

基于大数据网络金融应用人才方面的需要，不但包括领军人才、顶尖科研团队的吸引与培养，更应该关注能够帮助技术扩散、落地而必需的职业培训、专业技能全方位的人才培养。具体措施包括：（1）加快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持体系[6]；（2）建立市场为主体的人才合作机构；（3）积极引进政策重点支持领军及各类高端人才；（4）强化金融职业培训、金融工程分析师、金融科技管理人才培训。

参考文献：

[1]刘智慧，张泉灵.大数据技术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2013，（6）：957-971.

[2]许伟，梁循，杨小平.金融数据挖掘———基于大数据视角的展望[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92-194.

[3]张劲松.网络金融[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6-9.

[4]郭建峰，李言.基于跨境移动支付大学生群体感知风险研究[J].西安邮电大学学报，2015，（3）：109-114.

[5]严圣阳.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状况浅析[J].金融经济，2016，（11）：156-158.

第8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关键词：操作风险；风险特征

一、操作风险的界定金融界的学者以及国际上著名的金融风险管理协会对操作风险的界定颇有争议，因为操作风险不像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那样具有清晰的定义。在对操作风险的界定过程中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甚至人们怀疑尝试性的去度量操作风险的可行性。通过对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产业的咨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正式定义是：操作风险是指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不足或错误的内部程序、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的这一定义包含通常的内部业务和外部事件，如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安全漏洞、监管效果和自然灾害。它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因为后两个是很难衡量的。

国际清算银行（IBS）在其早期出版物给出的操作风险的定义：（1）其他风险；（2）“不归于市场和信用风险的其他任何风险”；（3）“由于人为失误或技术上的错误等导致损失的风险”。

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参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后，银监会2007年5月，了一个“《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指出操作风险的定义是：从不足或失败的内部流程、人员和信息技术系统和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

二、操作风险的分类巴塞尔委员会根据事件类型将操作风险分为以下七类：

1）内部欺诈（Internal fraud），内部欺诈是指发生意图进行欺骗的事件，不合理的财产或者绕过监管部门或者公司政策的监管，涉及至少一个内部成员进行欺诈活动，内部欺诈分为未授权交易活动和内部盗窃与诈骗。

2）外部欺诈（External fraud），外部欺诈是指由于第三方的攻击造成意图欺诈，侵吞财产，绕开监管和公司政策的事件，该事件可分为盗窃、欺诈和系统安全漏洞。

3）雇佣惯例和工作场所安全（Employment practices and workplace safety），不符合就业、健康或安全法规和协议，由人生伤害理赔或多样性/歧视事件等所引起。该事件分为雇员关系、安全的环境和文化的多样性和歧视。

4）客户、产品和商业惯例（Clients， products， and business practices），因产品的性质及设计等未满足对特定客户（包括受托性和适用性的要求）的职业义务。该类事件包含泄露机密与受托人，不合理的商业惯例或市场惯例，产品瑕疵以及咨询活动。

5）对实物资产的损坏（Damage to physical assets），由自然灾害和其他诸如恐怖主义事件导致实物资产的损失和损坏。

6）业务中断和系统失灵（Business disruption and system failures），导致业务中断和系统故障的事件。

7）执行、交付和过程管理（Execution， delivery， and process management）。来自于贸易对手和经销商的失败的交易处理或流程管理。此类事件在交易达成，实现和维护；监测和报告，客户文件包括；客户/客户帐户管理；贸易对手和经销商和供应商。

三、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特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银行业面临着三大最主要的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长期以来，银行界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非常关注，并根据治理这两种风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累积，银行业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认识和管理水平相对成熟。而操作风险一直以来都被银行界划分为其他风险的类别，没有很好的关注操作风格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失的一面。为什么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的不足，不仅在银行业没有被当作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问题，但也有自己的操作风险特征有关。

研究操作风险的特点，增加操作的一个全新的事务的知识的危险，并为研究对象的特征的理解，我们可以应用到其他区分开来，并且更适当地对事件分类和损失数据收集。在一般情况下，操作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1） 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不对称性，它不对称风险，操作风险将导致银行损失，并且不会带来任何潜在的好处。相反，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越大，往往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利润，这是对称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存在。

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一般原则是，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高风险和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风险和回报之间，但操作不相同的风险，操作风险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唯一的损失是减少银行利润，银行不保证长期连续运行，高收益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减少能源成本运行操作风险控制和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操作之间没有损失风险和利润直接因果关系，操作风险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操作风险风险源的产生都来自于自身， 都是由于内部潜在的不利因素引起的内部的损失，特别是管理的缺陷，自己只能为自己的过错买单而承担风险。至于意外的外部冲击（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等）造成的损失无关外人，更没有收益一说。

对复杂的市场化交易技术（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等等）解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证应通过相应的操作风险影响，市场风险或提高生产费用和必要条件。合理可减少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减少利润波动的威胁，操作风险也间接提高银行盈利的稳定性。因此，操作风险管理的目的不是减少运营风险，但要实现最佳匹配的益处和风险。

（2） 除了外部事件，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引起的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是内生风险的银行操作风险指的是操作风险管理活动的内生性质密切相关的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的独特环境。

这些内部风险包括：企业文化、人力资源、质量、权威和激励，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操作风险和内部控制更直接、密切联系。内部控制是银行管理的一个基本部分，以确保和平是一个必要的银行。是风险防范的核心，预防和控制操作风险是主要的。巴塞尔委员会认为，“提高操作风险管理取决于健全的内部控制。”

内生的风险操作风险作为一个独立的主要特性。相比之下，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多的是一个外生风险。信贷风险主要是客户信用等级的变化，意外接触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金融资产，因此他们主要是外生的，由外部因素的影响。

（3）操作风险损失的肥尾性操作风险的损失在统计学上表现出肥尾性，即存在低频高危的风险事件，这类风险事件的发生往往会给银行带来灾难性的损失。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但一经发生，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银行破产，甚至在短时间内造成金融系统的瘫痪和各银行纷纷发生挤兑的银行业恐慌的连锁反应，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典型案例。对于这种“百年难遇”的风险事件，我们不能报侥幸心理而去忽视它，反而应该加强提防。

正是由于操作风险损失存在肥尾的特征，才让我们对操作风险损失度量的模型研究越来越关注于尾部的局部损失分布。

第9篇：安全生产风险特征范文

场外交易的主要法律特征探讨 1．双务特征 从法律性质上讲，金融衍生工具都是一种契约。既然是契约，就有单务和双务之分。双方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与另一方享有的权利相互关联、互为因果，是双务合同的明显特征，场外交易显然符合。依据ISDA组织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所给出的定义——“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以转移风险为目的而互易现金流量的双务契约”，可见，该定义更泛指场内、场外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均具有双务契约特征。 2．协议性特征 这一特征是区分标准化合约与非标准化合约、区分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的最显着的特征。场内交易的合约都是标准化的，无需经过谈判，唯一能够自由决定的就是成交价格。而场外交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要通过谈判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交易规则，包括交易时间、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各个要素，具有灵活宽松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协议自主性特征。所以，协议性对于确立权利义务、条款设置、甚至交易目的，都留下了弹性空间。 3．交易主体适格特征 场外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交易，均需要较高的金融专业能力和风险鉴别能力，所以，明确界定交易主体资格应在情理之中，进而让符合交易资格的双方进行相应的场外交易，避免因主体不适格或缺乏交易能力等而产生相应法律风险。 在实践中，场外衍生品交易参与者可以分为两类：交易商和最终用户。交易商通常都是大型金融机构，最终用户主要包括政府主体、机构投资者、公司、基金、金融机构和个人。我国《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能够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体仅限于金融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等作为交易商。 另外，对于交易对手（即最终用户）的法律地位和交易资格，《暂行办法》中也进行了规定，即由上述金融机构自行建立的控制法律风险的机制和制度中加以规定，充分赋予金融机构的自主权，此外还可自行制定评估交易对手的交易目的、信用风险等适当性的相关政策。可见，交易主体双方均应具备适格的条件，以确保具有缔约能力和履约能力。 4．交易对手的缔约权限特征 此特征在于，某些交易主体虽具有法律上的缔约能力，但因没有获得缔约权限，或缔约权限的审议、授权程序有瑕疵，使其缔结的契约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而发生交易合约无效或撤销的法律风险。也有文献将其称为“对手风险”。金融机构开展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既有对公客户，也有对私客户，两类交易对手之间主要在于机构和个人之别。尤其是从对公客户角度来看，超越缔约权限，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比如，保险公司无权从事与保险相关业务以外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另一类是超越内部审议的权限。比如，上市公司或国企等从事场外衍生品交易的话，一般要经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审议通过。当然，表见是否足以防范此类风险也是值得探讨的，在此不作展开。 5．交易动机特征 对于理解交易动机，也要从交易主体的不同角度来看。一方面，作为交易对手的交易动机会因“避险性”和“投机性”而有所区别，给交易协议带来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风险因素，甚至会增大法律风险敞口程度。比如，国有企业不得从事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作为一种禁止性规定的话，显然这样的交易动机构成了法律风险。另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交易动机，其特征分析起来则略显复杂。因为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商，一边为交易对手设计交易产品并达成交易，以符合其避险的需求；另一边又必须通过场内衍生产品或反向成交的方式对冲自己的风险。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交易动机包括两类，我国《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有界定：（一）金融机构为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获利进行衍生产品交易，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最终用户。（二）金融机构向客户（包括金融机构）提供衍生产品交易服务 ，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时被视为衍生产品的交易商，其中能够对其他交易商和客户提供衍生产品报价和交易服务的交易商被视为衍生产品的造市商。 另外，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不仅可以用于资产管理，还可以作为一项新的增加盈利的业务。但是，这样的逐利动机，势必会在产品的设计、定价和合约的条款上，体现交易商的强势特征，反之则造成交易对手方的弱势法律地位，因而也隐含法律风险。 6．信息不对称特征 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因而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这也是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显着区别之一。一方面，对最终用户来说可能构成风险。由于这些产品是由金融机构等交易商开发和定价的，交易对手基本上无法掌握与金融机构相同的信息，最终用户必须自己评估产品价值，且在成交后仍需要不断进行动态管理与估值。最终用户不得不对交易商高度依赖，即便具备较高的金融实践能力，也可能因信息不全面、估值方法不同、产品过于复杂等原因导致估值结果差异很大。倘若信息滞后或有瑕疵，则风险更大。另一方面，对交易商来说也可能构成风险。交易商对于避免信息滞后或瑕疵，似乎可以掌握主动权，也可以主动履行风险告知、产品解析等义务，以规避因最终用户提出无效交易的风险。可是，对于最终用户的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则不得不被动地承受风险。 7．标的双重虚拟特征 金融衍生工具泛指一切以一般金融产品为基础并由此衍生出来的投资工具。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解读：“一般来说，衍生交易是一份双边合约或支付交换协议，它们的价值是从基本的资产或某种基础性的利率或指数上衍生出来的。”如果说指向一般商品的远期、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只是交易对象的第一步虚拟化的话，那么，指向证券的金融衍生品，则是作为权益持有凭证的证券在信用制度下的再次虚拟化了。 场外交易的标的一般以远期、互换和场外期权为主，相比场内交易而言，这种双重虚拟特征就更明显。金融衍生产品合同交易已脱离现实资产运动，成为一种获得收入的权利符号，甚至从法理上说，都已无法完全界定其中的权利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了。所以，一方面，资产所具有的双重虚拟性特征无疑加大了金融风险，而另一方面，从法律上对于权益的保护，则更增加了难度和风险，不再像股票、债券等基础资产权益那么简单。 8．射幸特征 金融衍生交易具有射幸特征，保险合同中的这一特征最为明显，具有避险功能的衍生品交易合约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因为该特征属于法律特征范畴，很多研究观点以此特征作为研究交易协议的合法性和解决争议的关键。 所谓射幸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是否履行义务有赖于偶然事件的出现的一种合同，这种合同的效果在于订约时带有不确定性。决定金融衍生合约价值的汇率、利率、股票指数等数据无法预知，其变化走势完全不受交易当事人的控制和影响，这使合同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后果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此特征描述为射幸性。当然，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都有此特征，且风险因素几乎类同，而场外交易合约甚至可能是一系列射幸合同的组合。 9．流动性差特征 由于场外市场不存在集中交易，一对一的个性化交易合约注定流动性较差，这一特征也是场外交易的显着特征之一。如果一对一的交易对手在合约到期不能清算，那就意味着几乎没有流动性。任何一种金融产品如果遭遇流动性风险都会出现恐慌性的大幅贬值，场内衍生品如此，场外衍生品就更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的国债不能流通，导致国债在地下黑市低于面值转让，就是由于流动性差而导致的。 当然，这一特征所伴随的风险，不是法律实务能够解决的。但是，场外衍生品交易风险通常表现为单一合约主体间的履约风险，此种风险的控制与一般的契约风险控制措施无本质差异，主要依赖履约担保、违约责任追究等，这就离不开用法律实务的方法去解决事前设计和事后救济的环节，避免因不能结算而出现流动性风险。&n bsp; 10．净额结算特征 由于许多衍生品场外交易是按名义金额计算的，具有很强的杠杆交易特性，另外，由于在从事衍生品场外交易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重复交易和交易集中度高的情形，导致潜在风险也集中在这些金融机构身上。为了有效控制衍生交易风险，避免引发市场系统风险，国际市场实践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同安排——净额结算机制。 所谓净额，又称轧差，是现代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普遍应用的一种清算方式。所谓净额结算，是相对于全额结算而言的，是指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的交易中，对交易一方而言，有的交易有盈利即正向价值，有的交易有亏损即负向价值，交易双方将全部交易的正向价值和负向价值进行抵销，得出一个净额价值，以该净额价值作为双方之间需要支付的金额。 场外交易属于双边净额结算。研究这一特征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净额结算制度是降低交易双方信用风险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净额结算法律规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场外交易协议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净额结算条款通常依据合同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具有法律效力，所以，研究它的法律特征和防范法律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2007年版的《NAFMII主协议》和《CFETS主协议》中已引入了终止净额结算相关条款，但相关概念不够明确，后来在2009年版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中进一步清晰体现了净额结算制度并加以改进。这些法规虽然解决了法律上的有效性问题，但与《破产法》、《担保法》等存在冲突问题（如债权保护问题、债务抵消问题），目前这方面问题的法律处理依据仍处于缺失状态。 11．交叉违约特征 交叉违约是指如果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在其他合同或类似交易项下出现违约，那么此种违约也将被视为对本合同的违约，本合同的债权人可以对该债务人采取相应的合同救济措施。这一特征源于1992年的ISDA主协议第5条第a款第vi项的规定。从法律上说，交叉违约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在场外交易合约中的应用，一般情况下，交叉违约属于交易主协议项下的选择性条款，交易主体既可以选择适用，也可以选择不适用，实践中往往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加以约定。由于这一特征在场外交易合约中的违约条款和终止条款中非常有实践作用，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应用此条款也伴随着非常大的风险，一方面，对于有关条款的明确界定是十分重要的，如起算金额、债务范围、违约信息获取的界定，尤其体现在作为金融机构的交易对手的弱势一方；另一方面，是否选择适用该条款，更是首先要衡量的，因为它可能加速了债务到期、加大了违约惩罚，甚至加大了未结算之前的财务风险，且后期后果十分严重，所以也要考虑慎用问题。 结束语 从国际衍生品市场发展历程来看，发展场外交易是大势所趋。那么，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如何发展则是重要的实践问题。目前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市场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果，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实践证明，金融市场对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急剧增长，而场内衍生品市场却不能完全和及时地满足所有需求。场外交易相对于场内交易具有监管法律环境宽松、交易成本较低、个性化较强等特点，符合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交易主体。比如，便于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便于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大额度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便于因人而异的个性化衍生产品的设计。所以，场外交易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以偏概全、偏激待之，应遵循市场规律鼓励其尽快发展，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场外交易场内化、交易协议标准化、交易对手集中化等先进发展模式。 在场外交易各类风险中，笔者尤其关注法律风险。因为整个交易过程均以法律行为贯穿始终，且最终离不开交易完结的法律结果，因此，运用合约条款加以防范和杜绝法律风险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