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机构管理规定精选(九篇)

第1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关键词】银行保险；银行保险；保险兼业

【正文】

   

银行与保险合作是现代金融混业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专有名词“bancassurance”的生成就是典型体现，[1]“bancassurance”是法语banque（银行）和assurance（保险）的合成词，中文一般翻译为“银行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银行保险的内涵随着创新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而日趋丰富，并形成从销售、到组织、再到产品等多方位、多层次的形态。银行保险业务是银行与保险在销售环节的合作，属于银行保险的最基础形态，故称之为狭义上的银行保险，例如2000年经合组织（oecd）在研究报告《世界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前途与问题》中对银行保险的定义：“通常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most commonly refers to banks selling insurance products and usually vice versa）”。[2]与传统的保险机构相较，银行成为保险产品的销售渠道，具有以下无可比拟的优势：（1）银行的优质客户资源和良好公众形象有利于消除客户对保险产品的距离感，提升客户的信任度，从而为丰富多样的保险产品及其推陈出新，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2）银行处于客户需求的源发点，[3]通过对客户基本账户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够掌握客户购买习惯、经济状况和财务手段等资讯，如果对庞大的客户数据库进一步运用现代电子技术予以信息挖掘，精准地细分客户群和目标市场，则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保险产品。（3）银行密集而庞大的物理网点和虚拟网点构成保险产品销售和服务的网络资源，借助银行网络销售保险产品，是银行自身的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有助于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我国，银行业相对其他金融各业，发展得最早、最成熟，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的品牌优势、客户优势及地缘优势凸显，因此银行在保险产品的销售上所具有的上述天然竞争优势尤其突出。

一、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立法问题及成因

银行保险业务衍生了新的金融风险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是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重要保障，诸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影影倬倬地也授权监管部门通过制定行政规章等方式对其予以规制。2000年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是目前规范银行保险业务最直接且最具效力的行政规章，但其内容远远滞后于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客观现实，2006年保监会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市场，促进保险兼业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制定《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对保险兼业监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并决定在北京和辽宁两地先行试点，2008年保监会下发《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但是至今未正式成文。旧规则落后、新规则难产，监管部门只得一再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例如2003年《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3］25号）、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6］70号）、2009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09］47号）、2010年《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10］4号）等。

政策主治下的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一些基本规则模糊易变，以致在不断调整中银行保险错失发展良机。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建设受窘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与失衡的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分业体制对于解决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治理通货膨胀、防范金融风险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4]虽然金融混业已蔚为全球潮流趋势，但是受限于我国当前金融发展水平及相对薄弱的金融监管能力，不可能采取“大爆炸”的改革模式，一蹴而就完成金融一体化转型，金融分业体制在我国仍将存续一段期限。那么，在既存金融分业体制下，法律规范的构建应为以银保合作为代表的金融混业创新预留发展空间。同时，我国目前金融产业结构也是法律规范建设不容忽视的客观背景。我国金融诸业发展极不均衡，尽管银行业市场份额逐步降低，但是仍然占据金融的核心地位，而且与保险业低集中度、高竞争的状态相比，我国银行业内垄断格局未彻底地改变。这就造成银行保险中双方不对等的博弈困局。为此，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建设应以加强银行竞争、促进银保合作为取向，采取不对称的规制手段，建立银行、保险之间利益平衡机制。因此，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应遵循主体、关系、客体、结构的逻辑脉络，首先找到其逻辑支点，即主体、数量因素、行为矫正、治理结构模式，然后以下列内容为重点：（1）考虑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定位，以确定经营模式的法律形态；（2）明确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主体资格；（3）处理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权限及其与传统金融产品的关系，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关系内容；（4）进一步明确银行保险业务的责任分工，强化信息交流；（5）完善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漏洞的救济措施，等等，以完成对银行保险法律规范体系核心内容和有机结构的构建。

二、银行保险主体资格的法律定位

银行受保险人委托，在从事自身银行业务的同时，为保险人代办保险业务，属于保险兼业人。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第4条明确规定，“保险企业不得直接委托个人办理保险业务”，第7条第1款将保险机构分为专职保险机构和兼职保险机构两种类型，并将兼职保险机构名称统一定为“保险代办站”，但是没有加以特殊规定。1995年《保险法》出台，允许个人担任保险人，但是受当时银行保险发展水平的局限，法律未明确保险兼业人。1996年人民银行根据《保险法》规定制定、颁布《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保险人包括专业人、兼业人和个人人，同时设专章规定兼业保险人。1997年人民银行废止《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颁布《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该规定基本沿袭《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兼业人的规范。1999年保监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方案》（保监发［1999］31号），规范保险兼业行为，根据《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有关规定，下发《关于加强保险兼业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资格条件及取得《保险兼业许可证》程序予以规范。2006年7月，《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其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随即保监会又《关于商业银行申请保险兼业资格有关问题的解释》再次明确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但是对业已存在的各地保险兼业监管政策不规范做法予以承认，直至《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出台。2006年10月，《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采取分类监管，对保险兼业市场准入分成a、b、c三类，由高至低设置。相关机构经保监会批准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保险兼业活动。2008年保监会颁布《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该文件与试点办法基本一致，只是增设第12条：“分支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其法人机构必须具有保险兼业资格。经营范围为全国的法人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总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该法人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具体手续”。总之，立法上对银行保险业务的资格条件日趋严格，并将准入条件与监管政策相衔接，实施分类设置，同时规定相应的资金、人员、制度及设施等要求。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为一级法人，因此银行保险业务，总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然后拟办理保险兼业业务的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应由各省级分支机构统一组织申报。

银行销售保险活动存在多种法律关系，明确法律性质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银行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有利于增进银保合作的外部竞争氛围。例如理论与实践上认为银行收取保险费与支付保险金应当具备保险兼业资格，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对法条的误读，也缺乏法理支持。在法律规范中，1995年《保险法》第120条及2002年修正《保险法》第125条、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17条第1款对于保险人的定义基本相同，即保险人是指，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而所谓“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涵义不够清楚，一般认为限于参与承保，不应包括资金的收付。另外，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56条虽然规定保险兼业机构经批准后，可以经营收取保险费，但是这仅说明收取保险费可纳入保险兼业人的业务范围，不应反向解释为收取保险费必须具备保险兼业人资格。从法理上分析，与委托存在区别，的本质体现为人在权限内必须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之核心在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5]而委托虽然是意定中权授予的原因，但是委托中受托人代为实施的行为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银行收取保险费是保险合同履行中银行作为第三人对投保人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的代为受领，银行支付保险金是保险合同履行中银行作为第三人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保险金给付义务的代为履行。受领、履行都属于债的清偿，债的清偿有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及准法律行为等多种性质。[6]单纯的资金收付应为事实行为，因此银行代为受领保险费和代为支付保险金是委托，而不是。这些行为可以依附具有表意行为之而存在，具有行为的辅助性质，也可以单独作为委托的内容，受托银行不一定必须具备保险兼业人资格。

综上所述，银行保险的法律性质是兼职保险中的机构，机构内部相关人员应具备银行、保险双重从业资格与业务技能，因此人员从业资格是银行保险业务法律主体资格的核心要件。1996年《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兼业中的相关人员不需要参加保险人资格考试取得《保险人资格证书》。1997年《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则立即加以修订，即明确要求“具有持有《资格证书》的专人从事保险业务”是主体资格要件之一，并在之后相关立法中予以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规定仅将具有从业资格人员及数量的要求作为主体资格取得的要件，而不是银行保险的行为要件，即具体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人员并不一定需要取得从业资格。但是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不仅规定“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员均应当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且每一网点最低不少于1人”为保险兼业资格条件之一，还规定“保险业务人员应当通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我们认为，该规定过于严苛，对于银行从事保险兼业构成不合理的限制，建议予以差别性对待，即在主体资格的规定之外，借鉴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仅对银行销售投资连结类产品、万能产品及监管机构指定的其他类产品的人员，要求应取得《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银行其他保险产品的则不作限制。

三、基于数量模式的银行兼业保险法律关系

银行作为保险兼业人，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关乎银行保险的竞争与发展，是银行保险立法的重要议题。1992年《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于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没有规定。1995年《保险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1997年《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第57条也规定，“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只能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业务”。1999年《关于加强保险兼业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保险兼业人最多只能同时为四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其中只能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同年保监会针对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宽保险兼业人审批条件的请示》（华保字［1999］114号）批复指出，加强保险兼业人的管理是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兼业人保险业务的特殊性，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将对被保险公司家数的限制完全放开，极容易导致管理失控，增加经营风险。2000年《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人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予以限缩，第17条规定保险兼业人只能为一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同年保监会下达《关于执行〈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0］189号）指出，第17条按以下口径掌握：保险兼业人只能分别为一家财险公司和一家寿险公司保险业务，但不得同时两家财险公司或两家寿险公司的业务，这种数量规定被称为“1＋1”模式。2002年修正《保险法》第129条规定，“个人保险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即将针对包括兼业人在内所有保险人的人寿保险独家的规范，只适用于个人保险人，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5条完全沿袭这一规范。由于2002年《保险法》的修改，《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失去上位法的支持，“1＋1”的禁令难以维持，由多家银行保险及银行多家保险公司成为常态，一般称为“多＋多”模式。2006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第39条和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43条在分类监管的框架下规定：“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兼业机构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实行分类管理：（一）与同一家a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限；（二）与同一家b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5家；（三）与同一家c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1家”。2009年《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的银行可以与多家保险公司建立关系，银行应当根据自身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控能力确定合作的保险公司数量”。我们认为，对保险兼业人主要按资质条件和管控能力等标准进行分类，没有反映银行保险的发展需求，僵硬的量化指标不能适用我国发展极不均衡的银行保险市场。审批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时，除依据保险兼业人a、b、c的三级分类外，建议在立法上授予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更大的职权，斟酌银行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状态等因素予以裁量：

第一，银行市场结构与竞争。分享银行的网络和客户资源是保险公司寻求银行保险产品销售的主要动机。我国银行市场结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不断变化，经历计划经济时期的垄断，以及后来打破垄断、寡头垄断到寡占程度不断降低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产业组织的深刻历史渊源，目前银行市场集中度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四大银行在存贷款及主要业务上仍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7]一方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银行在与保险公司的谈判中占据绝对优势，保险公司在手续费和公关费用等方面恶性竞争，银行对银行保险利润予取予夺，另一方面较早成立的保险公司占据先发优势，与主要银行形成独家合作协议，严重限制新兴和中小保险公司的业务推广，这些都是阻碍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银行向更多的保险公司开放通向客户的“关键设施（essential facilities）”，[8]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管制从“1＋1”转向“多＋多”模式的基本理由。

第二，银行与保险的合作程度。银行和保险之间低层次、松散化的耦合关系导致合作随意性大、约束力小、短期化行为严重等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有多种，但是“多＋多”模式的滥用是最主要的方面。一方面，银行保险业务过多，保险公司缺乏进行柜台人力资源培养、新银行保险产品开发等长远意义投资的动力，因为这些投资的资产专有性不强，无疑给其他竞争对手做嫁衣；另一方面，银行从银行保险中的获利来源主要是手续费的收取，增加合作伙伴数量而不是提升合作质量，必然成为银行的现实选择。我们认为，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在审批银行新增保险业务的时，应考察已有合作情况，对于合作层次较高、履约情况良好的，应放宽审批数量。

四、银行保险行为的法律矫正

目前我国银行保险的粗放式经营管理导致银行保险营销的混乱无序，银行保险行为屡屡失范、脱位，客户权益被忽视甚至践踏，引发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信任危机。我们认为，以法律手段矫正银行保险行为是确保方兴未艾的银行保险业务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结合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应建立健全规范银行保险的下列行为规则：

第一，保险费与手续费的管理。保险公司追求保险费的最大化，银行追求手续费的最大化，保险费的安全与手续费的公平是银行保险行为规制的重要内容。银行应当为代收的保险费设立专门银行账户，向被的保险公司告知户名和账号，并依据委托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保险公司移交。银行及其保险人员对代收保险费账户内的资金不得截留、挪用，也不能用于对手续费的抵减，不得以虚构业务的方式套取手续费，不得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索取或接受合作协议规定的手续费之外的其他利益。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约定向银行支付手续费，并要求银行如实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保险公司以诸如业务推动费、业务竞赛或激励名义给予的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支付手续费之外的任何费用，都属于违规行为。对于手续费标准的厘定，2006年《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以所谓保险公司自律的方式设定各险种手续费率的上限额度，但这种行为不仅缺乏约束力，而且涉嫌构成《反垄断法》上的固定价格卡特尔。我们认为，可以依据2001年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19条，由银监会或通过银监会授权中国银行业协会按商业与公平原则确定手续费标准，以遏制银行保险中针对手续费的恶性竞争。

第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竞争是市场主体从自利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果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市场主体会诉诸不正当的手段谋求竞争优势。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保险业务中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法律应当予以识别及纠正。结合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不正当竞争行为：（1）对外进行虚假广告的，从事引人误解的宣传；（2）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利用行政处罚结果诋毁、损害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中介机构的商业信誉；（3）利用行政权力、行业优势地位或职业便利等不正当手段，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中介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4）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或者承诺给予在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5）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返还或者变相返还手续费；（6）收受、索取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合同约定报酬之外的酬金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开展保险兼业业务之便牟取其他非法利益。

第三，保险产品宣传的规范。保险是无形商品，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实力形象和商业信誉十分重要，银行对保险产品的宣传是以自己的品牌为保证的，应当真实、全面。[9]规范保险产品宣传不仅有利于防止以不正当竞争方式侵害竞争者的利益，也是确保客户利益实现的关键。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保险业务时，应当出示客户告知书，客户告知书应载明银行的名称、住所、营业场所、业务范围、权限、法律责任、联系方式，以及被保险公司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等事项，并按客户要求说明手续费的收取方式和比例。当向客户所建议的是多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时，银行及其保险业务人员应当给予公平的比较。原则上由保险公司提供银行的保险产品宣传资料，宣传材料应当按照保险条款对保险产品予以全面、准确描述，采取醒目的方式提示客户注意经营主体、保险责任、费用扣除、现金价值和退保费用等情况，不得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收益，不得对不确定收益给予承诺或作出引人误解的演示，不得有虚假、欺瞒或不正当竞争的表述。[10]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保险合同重要事项提示书》等方式，督促银行及其保险人员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不得唆使、诱导银行从事保险违法行为，并对银行保险业务过程中的误导等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客户信息资料的利用与保护。丰富的客户信息资料是银行成为保险销售主渠道的优势之一，但是这不意味可以向保险公司无限制地开放相关资料。信息社会的发展凸显信息治理的重要性，个人信息资料保护立法迅速成为各国立法的趋势与重点。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已经超越传统的国家对隐私权的消极保障，衍生出“资讯自决权”这一新范畴。[11]我国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进展缓慢，2003年修正《商业银行法》第29条首次规定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对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应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泄露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被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相关规定着重限制而欠缺合理利用，且限制范围不够明确。我们认为，立法针对客户信息资料的不同类别，设计不同机制予以规范，以有效地平衡对保护与利用的双重要求：（1）对于个人公共信息资料，银行依据征信法律法规的条件及程序，对保险公司等第三人予以公开；（2）对私人基本信息资料，则采取opt out机制，银行事先告知客户将向保险公司等第三人提供信息资料的范围、内容及方式，除非客户立即予以书面拒绝，共享立即启动；[12]（3）对于私人交易信息资料，则采取opt in机制，即银行事先取得客户的书面同意，再向保险公司等第三人提供，客户的同意不得撤回。此外，基于鼓励金融混业的考虑，立法可以放宽对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银行与保险子公司相互之间信息共享的限制。

五、银行保险业务的治理结构框架

银行保险业务虽然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协同效应，[13]但是也存在风险扩散、利益冲突、信息偏在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促进我国银行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框架，该框架由内及外、从私到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基于自律的银行内部控制。银行的内部控制包括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内部控制措施、监督评价与纠正等内容，是保障银行体系稳健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网之一。依据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银行应当加强对保险业务的内控制度建设，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内部监督检查。鉴于银行保险属于中间业务，依据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银行保险业务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内部授权，明确各级分支机构在从事保险业务活动时的业务范围、授权权限；（2）建立和健全保险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业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3）创建对保险业务实施监控和报告的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准确、全面地反馈业务进展及风险状况，并对业务经营情况及存在问题向监管机构报告。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将“具有保险兼业业务管理制度和台账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对保险兼业业务档案的规范管理”等为银行申请保险兼业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之一。银行还应建立保险业务的内部审计制度，对业务的风险状况、财务状况、遵守内部规章制度情况和合规合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

第二，基于关系的保险公司检查监督。依据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7条，作为银行保险业务的委托人，保险公司不仅应承受银行根据自己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后果，而且在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银行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的表见，还应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可以基于关系对银行从事保险业务实施检查监督。一方面，对保险公司的检查监督权限及其行使方式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与保险业务的银行之间的基础关系是私法上的委托合同，双方可以对保险公司的检查监督事项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或补充。

第三，基于公法职权的外部监管。依据《保险法》，保监会是保险业务及保险人的监管部门。对于保险业务的银行，保监会可实施下列主要监管：（1）市场准入监管，即对银行申请保险人资格的许可、变更、延续及终止的核准；（2）保证金管理，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4条规定，保险机构应当按照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保险兼业机构按每家持有许可证2万元的标准确定保证金标准，保证金以存款形式缴存到保监会指定或认可的商业银行，保监会为保证金的管理机构；（3）非现场检查，即保监会仅对银行、保险公司递交的银行保险业务报表、报告等书面材料予以审查；（4）现场检查，即保监会可以直接进入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开展实地检查，对涉嫌违反保险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或者主营业务或保险业务存在重大风险或不能正常开展的，保监会有权责令其停止部分或者全部保险兼业业务；（5）审计稽核，即保监会有权自行委托或要求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展开专项稽核或审计，有关费用由银行承担。依据《商业银行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银行及其业务的监管主体是银监会，银监会有权对银行保险业务予以监管，包括依据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7条第9项予以业务审批管理。保监会与银监会对银行保险业务的管理虽然存在视角差异，但是也有交叉，为避免监管的冲突，依据2008年“加强银保深层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应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配合。银行保险业务还存在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除金融监管外，还存在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执法监管，[14]这是对银行保险业务进行金融监管的重要补充。

六、结语

银行保险既是银行与保险合作的基本形态，又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立法滞后产生的银行保险乱象，如恶性竞争、误导客户及盲目扩张等问题层出不穷，于是监管部门挥舞政策的大刀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清理整顿。我国银行保险原本起步较晚，又陷入一治一乱的困境，落后国外大约十年。商业银行全能化的全球走势大致两种模式：一种是开展批发金融业务，即商业银行向资本市场渗透成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另一种是开展零售金融业务，即商业银行向保险市场渗透成为“商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银行保险就是后者的起步。我们认为，不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待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应当明晰地认识，银行保险是银行保险合作乃至金融混业创新的突破口，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我国金融体制从分业走向混业转型产生的阶段性障碍，也是其他金融混业创新都无法回避的共性困难。因此法律规范的建构应持宽容态度，并积极地引导其走向高层次合作，例如以资本为纽带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合作机制，[15]以及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银行保险特色产品。另外，法律规范银行保险应注重维护竞争、控制风险及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考量，通过立法促进银行、保险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我国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ross cranston, principles of banking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5.

[2]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又称为“assurbanking”。

[3]参见［美］莉莎·布鲁姆、杰里·马卡姆：《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第二版），李杏杏、沈烨、王宇力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640页。

[4]参见陈雨露、马勇：《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5]参见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页。

[7]参见崔晓峰：《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8]“关键设施”又称为“枢纽设施”，是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224 u. s.383（1912）一案确立的拒绝交易的认定规则之一。关键设施是指，市场垄断地位的经营者拥有必不可少的交易条件，该交易条件是不能或无法合理复制的。如果具备开放交易条件的可能性，却拒绝向竞争者提供，即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参见sullivan e. thomas, hovenkamp herbert, antitrust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5th ed., lexisnexis publishers, 2004. pp. 701－705. 我们认为，“1＋1”模式是对银行的关键设施的限制使用，具有反竞争的效果。

[9]参见孟龙：《国际视野与中国保险问题（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10]由于我国公众对金融认识的薄弱，目前银行保险中的主要误导问题是银行存款业务与保险业务的混淆或简单类比，诸如2009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各类保险单证和宣传材料上不得出现银行名称的中英文字样或银行的形象标识，不得出现‘存款’、‘储蓄’等字样”，“销售人员不得将保险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存款、基金等产品混同推介，不得套用‘本金’、‘存入’、‘利息’等概念，不得片面地将保险产品的收益与银行存款利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基金收益等进行类比”。

[11]参见许文义：《个人资料保护法论》，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13页。

[12]mandy webster, data protection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 113-114.

[13]参见陈文辉、李扬、魏华林：《银行保险：国际经验及中国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页。

第2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关键词:保险机构 法人治理 保险中介市场

    保险机构是指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向保险公司收取保险手续费,在保险公司授权的范围内专门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

    一、保险机构发展现状

    1. 保险机构是保险中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我国保险机构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机构数量不断增加,2001年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批准成立的保险机构121家,截至2008年3月31日,保险机构已经达到1752家,占到保险中介市场的74.71%。

    2. 保险机构连续几年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业务规模快速增长。2005年,全国保险机构累计全年亏损3572万元。2006年,全年亏损2361万元;2007年,全年亏损4830.08万元(图1)。

    3. 保险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初步建立。截至到2008年1季度末,保险专业机构共设立2105家,退出353家,进入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7家,退出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8家。

    二、保险机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占全国总保费收入比例较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保险机构是与保险市场同时产生、共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国保险机构规模小、效益差,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保险市场和快速发展的保费收入,保险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寿险市场,保险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比较低。

    2. 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尚不规范。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缺乏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一些保险机构缺乏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行为不够规范,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务技能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上,而是放在不正当的经营手段上,市场调研、客户分析、内部制度建设、人员选聘培训等基础性工作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

    3. 保险机构专业化优势不明显。《保险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可以经营的保险业务。《二八年一季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截至08年3月底,我国保险机构持证率为76.35%,虽然高于全国保险中介机构平均71.96%的持证率,但仍然和专业化服务的要求不符。

    三、我国保险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保险机构的发展,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促进了保险产品的销售,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的需求,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及时解决和完善,为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1. 加强监管 ,营造保险机构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我国的保险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底子薄固然是事实,但是可以不断借鉴国外市场成熟发展经验,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制度,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监管部门进一步促进保险相关法则和政策的完善,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股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内控机制,确保保险机构的规范运作,对保险机构的经营进行严格监控,防止违规行为的出现,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要求,继续扩大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推进市场竞争。

    2. 继续探索保险机构与保险公司的良性共生关系。从长远来看,这是保险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保险公司是保险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提供者,而保险机构则是介于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促使双方达成保险合同或者协助履行保险合同的第三方。简而言之,保险机构的基本作用是为保单当事人和保险人提供服务。当保险公司的经营实力达到一定的规模,保险公司会从成本和效益的辩证关系角度, 从经营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将相对程序化、规范化、技术固定化的展业和产品销售环节转托出去。

    3. 加强保险机构自身建设,提高专业化优势。首先,要树立保险机构守法观念和自律意识, 形成规范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其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树立诚信的行业形象,形成在保险业务经营上的核心竞争力, 逐步扩大社会影响面;再次,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保险机构专业人才,在人事、薪酬、培训等方面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制, 创新管理手段, 搞好自身业务和营销管理,制定一套严格的执业和品行规范,用保险中介的职业特征、职业水准、职业操守和职业形象赢得投保人、保险人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强化专业化服务意识。

    当寿险业发展到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集约化经营之后, 专业的优势日渐显现,而个人的作用则相对减弱,专业将逐渐取代个人而成为市场的主体,这是专属保险公司再向内控合规、法人治理完善的机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劲松,《论我国保险人法律制度的创新》,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

    [2]陈展翔,《论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建设》,保险职业学院学报(双月刊)第21卷第3期2007年6月.

第3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一、车船税征管现状

市自2008年4月以来，地税机关开始委托各财产保险公司在办理各机动车辆交强险时代收代缴车船税，当年共组织车船税入库178万元，其中由财产保险机构代收代缴116万元，这一数据与2007年该市全年征收车船税117万元基本持平；2009年代收代缴车船293万元，同比增长152.6%；2010年1-5月代收代缴车船税207万元，同比增长75%。事实再次说明，车船税委托财保公司代收代缴，有利于加强车船税税源控管，堵塞征管漏洞，提高车船税征管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方便纳税人；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机构辅助社会管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功能，促进了车船税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但是，调查中各财产保险公司分支支构或营销服务部在具体代收代缴车船税过程中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

（一）对外地车辆投保代收车船税不规范。经调查多数保险机构对跨地区的车辆投保交强险代扣车船税行为不够规范，主要表现在：属地物流公司挂靠的异地牌照车辆到本地投保时，有些保险机构保单上只有税票号码，无税票复印件，无法确定是否已代收代缴车船税；有些财产保险机构在办理车辆交强险时未及时代收代缴车船税；有的仅凭车主在挂牌地的完税证复印件办理了交强险。

（二）部分财保机构接受税票把关不严。具体表现在：一是用同一张税票复印后为不同的车辆办理交强险的情况，如税票（20082）赣地完00721563被纳税人用复印件分别为二部车辆办理了交强险，税票（20082）赣地完00726230被纳税人用复印件分别为三部车辆办理了交强险；二是用同一税票在不同保险机构为车辆办理交强险；三是用涂改税票或税票复印件为车辆办理交强险，如税票（20071）赣地完00027582、（20061）00471575被涂改、复印后，分别为两辆车办理了交强险；四是用非车船税的税票办理交强险，如0027582号税票交的是营业税代替车船税办理了交强险。

（三）个别公司存在履行扣缴义务不到位。有的财保公司为多拉保险业务，扩大业绩，在办理车辆交强险业务中以税收“优惠”作诱饵，不按车辆整备质量足额代收，甚至不收车船税。还有的财保公司在为公安、森林防火、交警等单位使用的非警用车，在其既未出示相关证明，又未扣缴车船税的情况下就办理了交强险。

二、产生车船税管理问题的原因

分析当前车船税收的征收管理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少数财保机构责任意识不强。部分财产保险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在办理车辆交强险过程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为留住客户和争取更多的车辆来公司投保，在利益驱使下，不顾法律赋予的扣缴义务，人为地放松对车船税的扣缴工作，甚至帮助纳税人钻政策空子，违规办理车辆交强险业务。

2、车船税政策不一执行难。《车船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代收代缴车船税。而省财政厅、省地方税务局于2007年6月11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通知，第3条又规定我省车船税的纳税地点确定为车船的登记地，给市外车辆的偷逃车船税者有机可乘，用税票复印件偷梁换柱，骗取财保部门的信任办理车辆交强险。同时,也给市内少数车辆拥有者,为钻税收征管上的漏洞，达到偷逃车船税目的挂外地牌照回当地营运，导致同一地的车辆因牌照不同，而实际税负不一样，造成税负不公。

3、县级税务监管财保扣缴难。由于县（市、区）级的财保机构是设区市级财保公司的分支支构或营销服务部，属非独立核算单位，财务实行的大都是报帐制，县级保险机构办理车辆交强险的保单备查联、税票复印件等相关原始资料都是按月或按周上解到设区市公司，当地只有电脑资料和登记台账，县（市）主管税务机关对属地保险机构扣缴车船税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举报案件难以核实、取证，造成税务机关对违规扣缴车船税的保险机构处理无据，不能有效查处保险机构的违规行为。

三、加强县级保险机构扣缴车船税对策

针对当前县级财产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的问题及成因，现就加强县级财险机构扣缴车船税工作提出以下对策：

（一）加强车船税法规宣传，提高依法纳税意识。运用各种方式加强车船税政策法规宣传，促进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一是要将车船税法规印刷成宣手册发放到各纳税服务窗口和财产保险业务窗口，并纳入到每年的税法宣传月内容，做到常抓不懈。二是要争取交警、财产保险行业部门的配合，将《车船税暂行条例》与交通法规、保险法规一并纳入普法宣传内容，做到车船税政策法规深入人心,人人皆知，提高广大司机朋友自觉缴纳车船税的意识，依法足额缴纳车船税。

（二）认真执行车船税法规，加强车船税代收代缴。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保险机构对本地或异地车辆办理交强险时都应代扣车船税，同时在代扣车船税时把好政策关，严格按标准代扣。对异地车辆在保险机构办理交强险时，如该车已在车辆所在地缴纳了车船税的，应要求提供税票原件，是税票复印件的要凭加盖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印章后才许抵扣，从源头上杜绝虚假税票骗取交强险，确保车船税代收代缴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4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关键词]兼业，车险统颁条款费率，行政区划经营

近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财产保险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财产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保监会各项保险方针政策是符合发展实际的，正在推动财产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毋庸讳言，当前的财产保险市场并非规范有序的，一些地区还比较混乱。保险费率持续走低，手续费节节攀升，保险公司经营效益每况愈下，苦不堪言。几年来，尽管每年都在对产险市场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整治，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些问题过去可能是表现在竞争充分的经济发达地区，现在却随着市场主体的网点铺设，其蔓延扩大之势令人堪忧。产险市场的这些问题，固然有保险公司改革不到位、竞争不理性、社会整体信用状况不佳、保险业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等诸多原因，但是否还有哪些政策与保险业发展所处阶段不相适应的问题，还有哪些因素背离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呢?

保险是经济的组成部分，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其发展必然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那么，保险市场的运行也不可避免地要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否则，就会走弯路，就会遭遇挫折。而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由“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进行自发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凯恩斯主义又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需要政府干预，需要进行宏观调控。保险市场运行也应当是遵循这一基本规律，通过保险商品价格围绕价值的上下波动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但同时，保险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调节。保险商品与一般有形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成本的不确定性。尽管在厘定费率时，参考了历史、经验数据，经过了精算，但毕竟是历史数据，不代表未来风险发生的可能。因此，保险需要提取责任准备金。这也就告诉我们，保险商品的价格是不可以随行就市，不能够随意降价的。即使要做出价格调整，也必须在经过精确测算的基础之上。但保险交易的完成不是付费出单这一简单过程，而是应在保险赔付结束以后，此其时间差；同时，同样购买保险，甲地可能出险，而乙地却平安无事，此其空间差。保险责任发生的时空差别，就会产生保险可以降价、甚至无限降价的假象，这也是当下保险市场上个别保险公司不计成本恶性竞争的蒙昧之因。因此，保险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其遵循的市场规律也就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规律。某种程度上讲，保险其实不是商品。正如吴定富主席所讲，“从本质上讲，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是一种市场化的社会互助机制，是一种用市场的办法从容应对各类灾害事故和突发事件，妥善安排人的生老病死的社会管理机制。”如何根据其特殊性，研究其运行规律是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毋庸质疑，当前保险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的。正如吴定富主席所指出的：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是整体规模较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功能和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初级阶段就表明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加强调控与宏观管理，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作用。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又快又好地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的前提下，依据市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现行的个别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可能更有利于保险业的科学发展，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产险市场上存在的“手续费节节攀高”和“保险费率持续走低”等一些突出问题。

一、调整兼业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关系，变多家为专属，以控制手续费

1999年，设计保险兼业制度初始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实行专属，即一个兼业机构只能为一家保险公司业务，并照此执行。随后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实践证明，当时双方的合作是健康的、有序的，手续费这一合作关键内容也是在乎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当时的手续费标准一般很少有突破8%这一上限的。这一模式有效拓宽了业务发展渠道，使保险业在经历了个人营销机制引入的高速发展阶段后又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由于市场主体只有人保、国寿、平安、太保等少数几家成立较早公司，在专属的规定下，兼业机构的归属很快被瓜分殆尽，“各归其主”。

2002年始，中国“人世”后，保险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延伸、铺设。由于兼业机构已各归属于成立较早公司，新设公司要求放开专属规定，允许多家的呼声日高。为体现国民待遇与公平原则，实行无歧视对待，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各地陆续放开专属这一限制性规定，允许兼业机构可以多家保险业务。应该说，这一改革体现了市场取向原则，让双方自由选择，通过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符合发展方向。但由于市场尚不成熟，双方合作缺乏战略性规划，多数只是靠手续费的简单维系，合作层次较浅，基础不够牢固，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差，业务质量也不容乐观，有的甚至出现了误导客户等损害保险行业声誉的问题。专属改多家后，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保险公司在扩张规模的压力下，有的不计成本，不管质量，为兼业机构炒作保险公司提供了可能，保险人的主导地位丧失，无奈地接受着兼业单位不断攀升的价码。于是出现了兼业机构“不及时划转保费”、“坐支手续费”、“手续费不入账”、“要求现金支付手续费”等诸多违规问题，要求保险公司管理兼业机构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甚至个别兼业机构采取招标等方式，让保险公司自相残杀，从中渔利。多数保险公司除了支付不菲的手续费外，还要以联谊、出资旅游、实物奖励等多种方式来维系脆弱的关系和以趸缴费为主、不易持续增长的业务，许多保险公司感觉，兼业成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长此以往，不仅侵害了保险业的利益，更影响了公众对保险行业的信心，危及到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一状况必须彻底改变。

  　要改变这一状况，单靠要求保险公司规范竞争、合理合法支付手续费是不够的，实践证明效果也是微弱的。根本有效的途径之一是调整现行的关系政策，恢复兼业专属业务，让一家兼业机构只能为一家产险公司和一家寿险公司业务。只有这样，合作的基础才会牢固，合作双方才会长远谋划而不急功近利，战略合作而不浅尝辄止。具体操作方式可以考虑，在限定时限内(如2个月)，由保险公司与兼业机构通过市场自由选择，并签定协议，关系目录报监管机构备案管理。协议有效期一年，一年后双方可续签，也可重新选择关系对象签定协议。之后，凡与无协议的单位发生业务往来的，不论是保险公司还是兼业机构即视为违规而予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公司的主动权，实现《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所提出的，保险公司加强对兼业机构的有效管理，杜绝业务的违规问题发生，降低保险业的经营成本，实现这一渠道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稳定持久的战略性合作。 　　二、统一全行业的车险条款费率，以控制价格下滑

车险是财产保险公司的主打险种，占有70%以上的结构比例，车险经营的好坏，关乎产险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关乎其偿付能力的充足与否。同时，随着汽车进入家庭步伐的加快，汽车消费群体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的车辆占绝大多数，而现在更多的是私家车。车险成为与社会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保险产品，关系众多的社会公众利益。因此，按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必须保证其充足的偿付能力，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产生的风险，属于严格监管的范畴。

实施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体现了市场取向原则，让客户通过市场甄别保险人，让保险人以差别价格承保不同质量的客户。改革的目的是要体现差异化，通过改革促进保险公司改进服务，打造晶牌；让优质客户少付费、多保障，而高风险的客户要付出高成本，让广大保险消费者分享到这一改革成果。但实践中，由于市场不成熟、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导向存在偏差等原因，出现了本不应发生的大量诸如“变更车辆使用性质承保”、“违规使用费率优惠系数”，继续采取高返还、高退费、高手续费等手段进行不当竞争等问题，致使改革的结果与最初的设计发生了偏离，改革既未使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并未给保险人带来丰厚的回报。大量的利益让中间商抽走，流失到保险行业以外。发展中介本是为了壮大保险业的实力(当然，中介也应得到适当的报酬而非暴利)，而现在是“富了和尚穷了庙”，事与愿违。如果说执行统颁条款时，车险的竞争还多是集中在手续费层面的话，而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以后，其竞争则扩展至手续费与价格的双重压力。手续费的不断攀高已令保险经营者苦不堪言，产品价格的持续走低更是雪上加霜，“一高一低”严重挤压了保险公司的利润，经营状况令人忧虑。由此，我们还要重复那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语：中国的事情很复杂!改革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美好的愿望毕竟不是现实。改革实践中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与修正，才能确保改革不会偏离预定的轨道。

既然车险关乎社会公众利益，就不能等同于一般保险产品，否则，国家就不会颁布《机动车辆交通责任事故强制保险条例》，就不会对“交强险”搞法定。“交强险”已经实施，这是恢复车险执行统一条款费率的绝佳时机。对车险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只要费率精算合理、定价适当，不仅有利于增强保险业抗风险能力，而且有利于真正降低投保人的负担，而不致利益流失到行业以外。特别是在治理商业贿赂的形势下，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打击商业贿赂为由，恢复统颁条款。

当然，不仅是车险，企财险、货运险、建工险、安工险、责任险等等的价格也已低至惊人程度。如企财险的费率，过去以千分计，现在却是万分之几，风险保额在以30%-40%的速度增长，而保费收入却在下滑，风险的积聚不可小视，控制非车险价格的下跌也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当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保监会已了有关规范非车险市场经营行为的有关制度，明确了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对非理性低价竞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地铁、水电工程和高速公路等大型商业险费率开始上升，体现了监管机构的审时度势，总揽全局。

第5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关键词]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保险公司治理结构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十分重视保险公司治理问题，在1997年首次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1cp)中，即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列为重要内容。此后，在2000年、2003年版的icp中，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内容不断得到强化和细化。2004年10月，iais又了《保险公司治理的核心监管原则》，提出了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的要求及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重点与方法。近些年来我国十分重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不仅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而且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定位为现代保险监管制度的支柱。因此，认真研究iais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核心原则，对完善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一、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核心原则的内涵

在iais监管核心原则中，icp9“公司治理”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作了专门规定，icp7“人员的合格适宜性”、icps“股权变更和业务转移”、icpl0“内控”、icpl3“现场检查”、icpl8“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icp26“面对市场的信息、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等icp中也包含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内容。另外，在iais颁布的一些原则、标准、指引中也涉及了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的内容，这些原则、标准、指引主要有《监管标准1：执照的监管标准》、《监管标准2：现场检查的监管标准》、《监管标准3：衍生产品的监管标准》、《监管标准4：保险公司资产管理的监管标准》、《监管标准7：再保险产品评估的监管标准》、《监管标准8：再保险公司的监管标准》、《监管原则6：再保险公司监管之最低要求的原则》、《指引引1：新兴经济市场的保险监管指引》、《指引3：适宜性原则及其运用的指引》、《指引4：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指引》、《指引7：运用精算人作为监管的一部分》等。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核心原则。综合iais监管核心原则、标准与指引，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核心原则的内涵主要有：

一是保险监管机构应要求保险公司遵守所有适用的公司治理标准，并对保险公司是否遵守了前述标准进行检查。这种标准包括当地的公司法等企业组织法中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保险法或保险公司法中关于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以及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的有关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遵守所有适用的公司治理标准，既是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监管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路径。

二是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应区分和保护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公司治理问题最初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而导致经营者有可能偏离所有者利益。随着公司治理理念的进步，特别是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诞生，公司利益相关者概念应运而生，公司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不仅仅涉及股东的利益，而是关系股东、经营者、员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一观念日益被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接受，并在立法上不断得到确认。保险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在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监管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区分和保护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

三是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对象与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机关构成、职责，包括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组成与职责；高级经营层的任命和撤换；公司机关重要担当人的任职资格；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保险公司的合并与业务转移；保险公司的内控；信息披露，等等。

四是董事会是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重点。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地位十分重要，其既是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也是公司的重要执行机构。因此，有效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首先仰赖于保险公司有一个有效且受制衡的董事会。icp9指出，“董事会是治理结构的重点，董事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和行为负最终责任。”既然董事会处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因此要有效监管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对保险公司的董事会进行有效的监管。

二、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标准

为有效监管保险公司治理结构，iais提出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标准。这种标准分基本标准与附加标准两种。其中，基本标准是运用监管核心原则的最主要标准，监管机构要表明遵守了某一原则，就必须符合该基本标准；附加标准是比基本标准更高的要求，它不用于评价是否遵守了某一原则，而是用于评价一国保险监管体系及提出一些建议。

(一)基本标准

1.保险公司应遵守所有适用的公司治理原则。保险公司首先是公司，故应遵守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定；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须遵守那些针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所做的特别规定。为确保保险公司遵守所有适用的公司治理原则，监管机构应就此对保险公司作出要求，并对保险公司是否达到了此要求进行检查。

2.董事会应发挥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明确规定董事会在执行具体的公司治理原则时的职责；制订政策、目标及落实政策实现目标的方法以确保政策的贯彻与目标的实现；建立和维护有效、审慎的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任免、评价和监督公司高级经理层人员，包括任命和撤换公司高级经理层、建立一套定期评价的薪酬制度、对高级管理层进行评价和监督；建立公司人员的业务操守标准；制订公司处理利益冲突等方面的政策等。

3.经理层应履行其职责，包括：对董事会负责，根据董事会制订的目标、政策和相关法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为董事会提供全面及时的有关信息，以供董事会评论其业务目标、策略和政策，并对其行为负责等。

4.董事、经理、精算师等关键职位人员应具有相应资格。

5。保险公司股东应符合一定要求。主要股东应有与其职责相适应的能力与品行。当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不再满足合格和适宜的标准时，监管机构必须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使该股东放弃在保险公司中的所有权和利益。

6.保险公司股权变更应置于监管之下，包括：法律应明确“对保险公司的控制权”的定义；控制保险公司股权或股权重大变动均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保险公司必须将任何购买或变动股权的情况向监管机构报告；保险公司控制权人应达到一定的实质要求，包括监管机构要确保希望获得控制权的人要满足发放执照过程中的标准、icp7关于合格人员的要求也适用于保险公司未来的所有者、监管机构要求包含一个保险公司潜在控制人的金融集团的结构应当足够透明、监管机构如果发现某一收购会对保单持有者产生不利影响就可以拒绝批准收购的申请。

7.业务转移应受到一定监管。

8.保险公司应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这种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使所有与保险公司相关的市场参与者能够正确作出相应的判断。

(二)附加标准

1.董事会可设立相应的专业委员会。在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既有利于决策的专业化，也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因此，设立专业委员会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特色。作为一项附加标准，iais提出，保险公司董事会可设立诸如薪酬、审计和风险管理等专业委员会。

2.薪酬制度应具有良好的行为导向作用。薪酬制度不仅在于准确、公正地评估受薪人员的贡献并按贡献给予劳动报酬，而且更在于通过这种评估和报酬，引导受薪人员实施公司期望的行为，激励他们更好地为公司作贡献。

3。董事会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公司合规经营。在现代社会，公司良好的经营首先表现为合规经营，违法违规是公司经营的最大风险。对具有社会性、高负债性、负债长期性、技术性特征的保险公司而言，依法合规经营更显重要。因此，为确保保险公司经营不偏离依法合规的轨道，保险公司董事会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确保公司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为确保专门人员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完成前述使命，这种专门人员最好由公司高管人员担任。同时，负责合规的专门人员应定期向董事会汇报公司合规情况，以利董事会准确、及时掌握公司的合规情况并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4.精算师应能直接与董事会联系。

5.考核审计师和精算师合格适宜性的标准包括专业水平、实践经验、专业组织的会员资格及对本专业最新发展情况的掌握情况。

6.对审计师和精算师的资格认定，监管机构可以依靠制订和实施相关执业准则的专业组织。

7.保险公司应提供股东的信息。这是指，应监管机构的要求，保险公司要提供其股东的信息及任何直接／间接行使控制权的人的信息。

三、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情况与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核心原则比较

在我国，涉及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及其监管的法律法规较多，主要有《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等。将这些法律法规关于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规定与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要求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与iais的要求相比，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规定有以下四种情形：

(一)达到、基本达到或略超过iais的要求。属于这种情形的主要有：基本标准中的“明确规定董事会在执行具体的公司治理原则时的职责”、董事会“制订政策、目标及落实政策实现目标的方法以确保政策的贯彻与目标的实现”、董事会“建立和维护有效、审慎的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董事会“任免、评价和监督公司高级经理层人员”、董事会“独立、客观地做出决策”、“经理层应履行其职责”、“董事、经理、精算师等关键职位人员应具有相应的资格”、“保险公司股东应符合一定要求”、“保险公司股权变更应置于监管之下”；附加标准中的“董事会可设立相应的专业委员会”、“薪酬制度应具有良好的行为导向作用”、“精算师应能直接与董事会联系”、“对审计师和精算师的资格，监管机构可以依靠制订和实施相关执业准则的专业组织”、“保险公司应提供股东的信息”。附加标准中的“董事会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公司合规经营”。

(二)虽然无iais所要求的明确立法，但依相关规定可推出我国也作了同样的要求。属于这种情形的主要有：iais基本标准中的“保险公司应遵守所有适用的公司治理原则”、董事会“建立公司人员的业务操守标准”、董事会“制订公司处理利益冲突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应明确‘对保险公司的控制权’的定义”；附加标准中的“考核审计师和精算师合格适宜性的标准”。

(三)我国的立法规定与iais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属于这种情形的主要有：iais基本标准中的“保险公司应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必要时，监管机构与国内外的监管机构交流信息，以审核人员是否合格”、“当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不再满足合格和适宜的标准时，监管机构必须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使该股东放弃在保险公司中的所有权和利益”、“业务转移应受到一定监管”。

(四)我国立法规定了iais所没有的公司治理结构监管要求的内容。例如，《公司法》、《保险法》、《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指导意见(试行)》中关于监事会及其职责、加强监事会作用的规定等。

四、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核心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已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确立为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体制与机制。借鉴iais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原则，对完善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有以下启示：

(一)树立保险公司是公开公司的理念

关于此点，iais保险监管核心原则虽未明确提出，但从iais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规定中可以发现，iais在事实上是将保险公司(无论是否公开募股，也无论其股票是否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开交易)作为公开公司对待的。否则，我们无法合理解释iais保险监管核jb原则为何要求对保险公司实施严格的监管、为何要求保险公司披露其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为何要求监管机构批准或不批准购买保险公司主要股权或获得保险公司控制权的其他股权方案、为何要求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业的业务转移予以批准等。

在传统公司法理论上，公开公司原指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有的人也将之用于指代那些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公司，即上市公司。在这些公司中，由于股权高度分散、股东一般不参与公司经营，故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证券法专门对其公司治理等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并要求对其实施严格监管。将公开公司仅用作指代公开募股公司，这种提法在股东中心主义时代是合适的。但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多德与伯尔那场著名的“公司为谁利益而存在”之争论以后，特别是二战后，为解决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公司社会责任学说渐被广为接受，公司股东中心主义渐被抛弃。在这种背景下，仅以股东是否多数及分散为标准来区分公司的公开性与闭锁性，并将之作为监管强弱的标准，显然不再适用。因此，公开公司的内涵应从专门指代那些股东多数、股权分散的公开募股公司，扩展至所有涉及利益主体人数众多而且分散的公司，这种利益主体的多数不仅包括股东多数，而且包括债权人多数。

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企业因处于经济体系的核心而地位日显重要，而且金融企业涉及广大客户的利益，因此，现代国家均将其作为严格监管的对象。虽然国家严格监管金融企业的原因众多，但重要的一点应是其所具有的公开性。把握此点，对于正确认识监管金融企业的重要意义及对金融企业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均至为重要。保险是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司是金融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树立保险公司为公开公司的理念，对科学监管保险公司，特别是科学监管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尤为重要。

(二)完善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信息在市场经济中是呈不对称性分布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产生了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信息优势者很容易利用其有利的地位，提供虚假、遗漏、过时、误导的信息，致使信息劣势者信以为真，并依此作出决策，此时信息劣势者极易遭受损害。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使所有与公司有关的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均得到公平的保护，防止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公司利益关系人地位有高有下、有强有弱之原因无非缘于以下两个事实：经济力量不平等与信息不对称。在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中小股东等利害关系人的关系上，保险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经理等内部人为信息优势者，中小股东、投保人等为信息劣势者。为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公司治理目的，必须尽量减少此种信息不对称。为此，iais的icp26规定，“保险公司被要求提供其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具体披露的信息应当是：与市场参与者作出决定有关的、能够在作出决定时及时取得的、市场参与者不需支付不合理费用就能及时取得的、全面和有用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全面评价保险公司情况的、可以作为决定依据的、可以在不同保险公司之间进行比较的、二定时期内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进行趋势比较的信息”。

我国《保险法》第119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将上一年度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有关报表报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并依法公布。”这一规定虽然似乎明确规定了保险公司披露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有关报表的义务，但事实上，由于该规定用的是“依法”公布，目前我国除证券法等法律要求上市保险公司披露前述信息外，尚无其他法律法规要求普通保险公司披露前述信息。故事实上未上市的保险公司并无义务披露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等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等作出正确交易判断至关重要。因此，从构建良好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出发，有必要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使保险公司的信息，特别是重要信息真正对所有利益关系入公开。

(三)在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加强与国内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

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涉及内容极其广泛，特别是在金融综合化、保险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有时单靠一国保险监管机构的努力尚难真正奏效。对某些内容，如人员合格性的监管、股东资格的审核等，均须国内其他监管机构甚至国外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助。icp7规定，“必要时，监管机构与国内外的监管机构交流信息，以审核人员是否合格。”icp8规定，“股权变动的监管可能需要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的合作。”目前，我国尚无立法对此予以明确，将来有必要予以完善。

第6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有关报告、报表、文件、资料,是指由保险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依法制作的、记录和反映其各自从事保险经营活动情况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是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为了解和掌握保险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的经营情况,加强对保险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的监督管理,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提供的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检查保险公司的业务状况、财务状况及资金运用状况,有权要求保险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的书面报告和资料。保险公司依法接受监督检查。保险公司应当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将上一年度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及有关报表报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并依法公布。保险公司应当于每月月底前将上一月的营业统计报表报送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保险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适用于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保险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应当按照保险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保险公司、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不依法报送有关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7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即保险企业对所承担的风险，在发生超出正常年景的赔偿数额时应当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偿付能力的监管是保险业监管的核心。我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刚刚步入法制化轨道。但还存在如下问题：

保险市场秩序还没理顺，业务质量低。由于保险市场不成熟，监管力量还比较薄弱，在部分省、市，破坏性的价格竞争较为普遍，导致了保险市场秩序的混乱。有些公司不计成本“跑马占荒”，扩大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业务质量降低，赔付率居高不正有的为了公司自身的费用，不顾风险，扩大保险责任，采用以赔促保，搞人情赔付，关系赔付，致使保险企业利润低微，甚至亏损经营，无法积累资金，直接影响到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资金资产管理混乱，资产质量低。个别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已经发生，存在资本金虚假，资本金不到位或与其业务规模不相适应的情况。有的保险公司不足额提取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动用保险资金搞投资、贷款、拆借和“三产”，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其中绝大部分难以收回，已经形成呆帐、坏帐。有些保险公司挪用、挤占责任准备金，购置办公用房、宿舍、汽车等固定资产，影响了资金的流动性。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监管对策：

1、严格按照《保险法》、《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规定执行。尽快制定执行标准和处罚规定。《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目前保险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数额”标准，同时严格按规定的数额标准对保险企业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对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采取措施，限期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保险法》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超过的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企业承保的业务总量是否超过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额的四倍，要进行检查，对经营风险进行分析监管，对保险企业承担每一危险单位的责任是否超出《保险法》的规定，超过部分是否办理了再保险，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管，对违法、违规者进行严肃的处罚。《保险法》对各项准备金的提存有严格规定。《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成立后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20％提取保证金，存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银行，除保险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得动用。保险监管部门应经常对保证金进行检查，是否落实，是否到位，有无动用。除人寿保险业务外，经营其他保险业务，应当从当年自留保险费中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取和结转的数额，应当相当于当年自留保险费的50％。此外，还应按《公司法》的规定提取各项公积金。《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的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的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5％至10％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金50％以上的，可不再提取。保险监管部门应对各种责任准备金，各项公积金、法定公益金进行定期检查，制定处罚规定，对不按规定提取或挪作它用的要严肃处罚。建议保险监管部门成立一支业务精、素质高的稽查审计队伍，定期对保险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保险企业的财务状况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保险企业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2、建立保险企业风险评级制度。保险监管部门通过定期不定期检查和抽查方式，加强对保险公司风险状况的监督和指导，通过监测有关风险状况指标，如财产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变动率、赔付率、综合费用率、应收保费率、流动性比率、资金运用比率、单个险种保费收入比重、综合费用率、准备金变动率、资本及盈余变动率、资金运用率、资金运用效益率等，对其风险状况进行评级，对评级情况进行通报，对保险企业起到警示作用，促使其守规守法经营，并逐步做到定期向社会公布风险评级结果，加强社会监督。

加强监管保险经营主体，维护市场秩序

近几年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出现无序竞争、各自为战的局面，主要表现如下：

支付保险费回扣。有的保险公司收取标准保险费后，在帐外暗中给予投保人钱物或其他利益等，其方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利用高手续费。低费率争揽保险业务。在市场竞争中，有的保险公司为了争取业务采取支付高额手续费和提供超低费率的做法。个别公司支付的手续费竞高达60％以上。保险公司不顾保险的经营原则和大数法则，使费率大幅度下降，其结果不仅使保户在受损时得不到偿付保障，危及保户的利益，也损害了保险业利益，破坏了保险公司的信誉。

侵犯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我国《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第45条明确规定，保险公司新开发出来的保险条款有半年的保护期，在保护期内，其他保险公司不得经营此险种。有些保险公司为展业需要，擅自使用竞争对手在保险期内的条款，或者以竞争对手条款为基础，调低保险费率，通过签订书面保险协议的形式进行承保。这种行为违背公平竞争原则，侵犯了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

地区壁垒。保险市场竞争要求保险的地方市场、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形成统—开放的体系，因此保险高层竞争在本质上是排斥地区封锁的。而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地区封锁，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通过行政权力设置市场壁垒，这种情况多表现在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在分支机构设置的核准和审批上。

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有的保险公司为市场竞争需要，采取不正当途径，窃取竞争对手的保户资料，如工作计划、财务统计数据、业务分析报告等，侵犯竞争对手商业秘密。

抵毁竞争对手。保险公司利用业务人员散布竞争对手没有经济实力，不能按约履行保险责任，或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体，有损竞争对手商业声誉的消息等。

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保险市场竞争。有的保险公司在展业时，不是依靠自身保险条款优越和优质的保险服务去竞争，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取得竞争优势，而是利用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通过与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文或请行业主管部门发文的形式，明确规定行业内单位必须到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垄断此行业内的保险业务。依靠行政权力开展业务是对市场正当竞争的扭曲。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监管对策：

1.要健全和完善各项保险法律法规。为适应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加紧修改《保险法》、《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并加快制定与《保险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条例、细则，如《保险业法》、《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法》、《保险会计法》、《保险公司破产法》、《展业管理法》等，逐步解决现有法律中不配套、不完善的问题，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保险法体系，使我国各保险公司有法可依，也使来华办保险的外资保险公司有法可依。 2．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保险监管机构应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和制止保险公司的违法经营活动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并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同时，还应加强对设立保险机构的审批和控制、财务的监督和管理以及业务经营范围的界定和划分等方面的工作。应当注意的是，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要遵循保险市场发育的内在规律，要防止过分依赖行政力量的现象发生。

3、确定费率的最低限额和手续费的最高限额。由于我国目前尚缺乏强有力的价格调控机制，出现了以低费率和高手续费竞争保险业务的现象，导致了保险市场的混乱。为保证市场的稳定和有序，国家保险监管机构应制定合理、统一的费率标准，确定每个险种的基本费率和浮动费率，以及手续费的最高比例限额，公布实施，并负责监督执行。对违反规定提供过低费率和支付超过标准手续费扰乱市场秩序、践踏公平竞争的行为，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惩罚。

4、加强保险经纪人制度的建设。利用经纪人办理保险，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来说是一种既方便又省时省力的办法。由于多家保险公司的共同经营，我国保险市场已为保险经纪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保险经纪人的活动不受区域限制，方便灵活，可打破保险经营中的地区性和行业性垄断，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切实监管中介人，完善中介机构

保险中介人主要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证人和保险咨询人。目前我国保险中介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保险公证人、保险咨询人等还处在起步阶段。保险人在我国已具相当规模，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保险中介行业还是比较幼稚的，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建立保险中介机构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对保险中介人的管理不够严格。自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又陆续制订了《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等配套法规，但由于国家对保险中介人的管理力度不够，出现以下问题：一是有些保险中介机构利用保险市场管理漏洞，从事违法行为。二是对现有保险机构管理不严。多数保险公司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职能部门对机构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管理。有的地方聘用人员不按照规定办理，照顾关系，滥竽充数，致使部分人员素质不高，工作责任心不强，错帐、乱帐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出现截留保费、截留赔款、以赔谋私、贪污挪用等问题。三是有些保险中介人为多家公司业务，甚至利用手中的业务向各家公司索要高额的手续费(佣金)和无赔款返还费等，致使某些险种的手续费比例高达40—80％。此外，还出现保险人通过行政手段搞变相强制保险等问题，有悖于保险的自愿原则，给保险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保险中介机构发展不均。这不仅表现在保险经纪人、保险公证人、保险咨询人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而且表现在业务发展的地域与种类上的差距。三是兼职代办在农村的发展仍大有潜力。我国农村地域辽阔，现有的兼职人员显然不能适应群众需求与业务发展的需要。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监管对策：

1、对保险人实行”城乡并重”的发展战略。由于农村保险人的发展现已具一定规模，当前重点是解决好不断完善，加强管理的问题。对于城市网点的建设，在一些经济繁荣的地区以及大中型企业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险机构，并聘请兼职人员，加强服务，把保险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使保险人在争取保户、拓展业务上发挥尖兵作用。

第8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关键词 社会保障基金 管理风险 分权管理模式 第三方监管

    2006年以来,各地社保基金挪用事件频频被揭露,其中,上海社会保障基金案最令人震惊。社会保障基金安全为学者和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完善监管机制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但他们对管理风险的根源缺乏必要的分析,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保障基金分权管理的模式和第三方监管的实施机制。

    1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概念剖析

    一般认为,“风险”就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是指发生伤害、毁损、损失的可能性。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fund)则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就是发生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可能针对社会保障基金发生的毁损或损失。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二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个人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三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专门负责管理,有较高的透明度。文中的社会保障基金限定在第三大类以外的其他三类基金。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在政府集中管理下由独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实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形成了两层委托—关系:第一,基金的实际所有者(社保对象)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第二,地方政府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关系实质是一种法律强制下的新型委托—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着行政权力,方和委托方的地位不平等,容易导致被方利益受损。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就是要消除这种管理关系中存在的风险。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是指社会保障基金从收缴或下拨完毕到支付之前,在多层次的委托—过程中,由于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的实施环境等原因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表现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预期目标的不能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完整性受威胁。

    2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来源分析

    2.1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来源的理论根据

    (1)委托—理论。委托人与人存在信息不对称,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在交易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使对方的利益受损。

    (2)政府的内部性。政府的内部性(Internalities)是指公共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或组织自身的目标而非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由于政府内部性的存在,政府的干预行为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2.2 社保对象与地方政府委托—关系诱发风险分析

    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各级统筹资金及个人账户资金由政府强制集中管理,社保对象与地方政府基于法律而非自由选择形成了委托—关系。地方政府具有垄断能力和信息优势,可能因顾及地方其他利益而产生行为的异化。第一,地方政府是多元利益的综合体,各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可能相异,地方政府可能会选择某个重要目标而适度舍弃保障目标。第二,许多地方财力有限,社保基金被当作一块肥肉被随意挪用挥霍,或用来平衡财政预算。第三,地方政府内部各个机构为扩大部门利益,争相取得有关社会保障的事权和财权,导致社保基金管理多元化、分散化,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管理混乱。

    2.3 地方政府与经办机构委托—关系诱发风险分析

    受政府“内部性”影响,社保经办机构及其官员易利用手中权力去获取额外的利益。目前,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由于财政预算经费有限,极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社保基金用于创收,以改善办公条件和提高机构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这些创收活动主要是向企业贷款、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等。

    由于对社保机构主要领导的决策行为缺乏有效监督,他们能够进行违规投资和借款。同时,机构中的普通工作人员从领导的大胆“改革”做法中得到一些物质利益,个别官员的意识和腐败行为,会演化为整个机构的无意识和腐败行为,变成整个机构所有人员都参与的违规行为。

    在此关系中,政府可以从人事、财政等方面迫使社保经办机构按中间委托人即政府的意志活动,社保经办机构受政府的领导和监控,对于政府的要求必须完全满足;上级社保部门对下级社保部门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当地政府,对于下级社保部门的行为无法监控和制止。

    3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出现“真空”的具体原因分析

    3.1 监管主体缺位、监管难见成效

    我国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是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独立机构,这些机构享受行政编制,受劳动保障厅(局)的领导和管理,实质上并不独立。在行政监督主体方面:中央监管机构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地方监管机构是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内设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处。

    上级社会保障监督机构监督下级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困难重重,形同虚设,主要在于监管机构主体行政级别低,监督职权有限,监督经费缺乏,监督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监督手段落后,根本无法有效实施监督。

    另外,当地政府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方面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导致监督与管理者实质的同一,监督主体缺位。由于政府其他利益目标的存在,政府往往指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违规挪用或运营社会保险基金。

    3.2 多层次、多头管理,导致监管难度大

    目前,大多数省市的社保基金统筹层次多,管理机构分散化。多层次的分散管理,提高了管理成本,同时存在着管理不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管理不透明的问题,众多的小规模基金,远远超出了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使得监管力度显得分散与薄弱。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财政、民政、人事等部门都参与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和管理,如农村养老基金由当地民政部门管理,基本养老保险由各级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管理,造成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复杂化,也增加了基金安全监管的难度。再加上信息化建设滞后,各部门信息不能够有效传递,对于同一基金项目的多头管理,无形中扩大了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风险。

    3.3 监管立法滞后,违规成本过低,难以抑制违规管理

    现有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法规制度规定比较粗浅,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管理和营运等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解决机制,事后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

    现有法律对于监管主体的规定不完全,监管权限、监管职责、监管的内容、危害社会保障基金的行为形态、处罚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监管无法可循,上级行政监管机构往往以行政命令代替监督。同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目前对这些行为的处罚大多集中在行政处罚的范畴,导致挪用、挤占社会保障基金的成本较低。

    3.4 缺乏社会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

    社会保障基金的产权所有人是社会公众,其基于对自己权益的关心和维护,有愿望了解和监督各类社保基金的情况。由于社会公共力量分散、单个个体实力弱小、监督权能的欠缺以及搭便车心理的存在,即使赋予了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利,没有有效的监督实施机制,社会监督实际上无法发挥作用。

    社会监督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权力地位不对等下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以及经办机构都拥有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力,他们掌握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所有信息,社会公众无法自主获取基金管理的实际信息。现有的社会监督实施机制过于简单,没有化解社会监督面临的难题,社会监督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4 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

    4.1 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

    分权式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一个好的选择。在该模式下,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资产管理权与负债管理权相分离,统筹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和个人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相分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享有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除基金管理以外的其他事务,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享有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资产的经营权。

    在中央设立统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委员会,其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对国务院负责;在各个统筹层次,分别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其直接受上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下,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社会保障基金,其不受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和干预,但要受其监督。该委员会的主任由上级委员会任命,其成员包括社保部门、雇员、企业主代表以及专家,实行委员会制度,委员会下设专业的经营机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派驻一个副厅(局)级领导监督委员会的工作。统筹账户的负债经营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直接在社保部门的指令下,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进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

    4.2 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

    必须创造有利于第三方监督的实施机制,使监管起到实效。所谓第三方,是指社会公众,以及代表公众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机构。为避免分散性,社会公众必须借助组织和机构去行使集体监督;这些组织和机构应该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凝聚了社会分散的力量,使单个的社会意思,变成了统一的集体意思;并且,许多研究社会保障,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金融、审计、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记者的加入,也为非政府组织履行监督的职能提供了条件。国家应在法律上给予这类组织以特定的法律地位,使其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法律应规定涉及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机构,对于此种组织要求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的要求必须满足;对于此种组织提供的建议和意见,必须给予认真对待。如果对于该类组织指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及时改正,该类组织则可以向上级监督机构提出举报,并代表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

    4.3 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

    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制度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保障基本法,二是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专门法律,三是与社会保障基金相关的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

    社会保障基本法应该专章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的最高准则,包括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机构和体制的规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权限,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基金投资的比例和方向等内容。

    专门法律是对社会保障基本法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内容的具体化和细化,它包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考核,专门的监督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基金具体运营的机构(公司)及其选择、考核,以及对有损社会保障基金安全行为的具体规定和处罚等内容。

    此外,提高违法成本,实行司法保护对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对“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的”给予定罪处罚,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挪用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挪用的成本非常的低,因此,专门规定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罪,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监督的有效性。

    4.4 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社保基金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和传导机制,基金的所有者无法了解到基金管理的真实信息,上级监管部门不了解下级管理部门的真实情况,由于基金多样性和分散性,甚至一些管理部门对自己所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零散和不完整的数据使监督变得非常的困难。

    为此,推进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起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税收、企业和银行等之间横向以及上下级部门之间纵向的统一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的终端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每个下级部门按照当地的社会保障基金构成定期上传相关的信息,并由上级部门定时到相关的银行检查账户情况是否属实。该数据库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李珍.社会保障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 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 赵曼.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 胡晓义.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5 李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选择—以国际比较为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第9篇：保险机构管理规定范文

关键词：银行保险；经营模式；资本融合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银行保险的快速扩张逐渐引起了金融服务领域的广泛关注。银行保险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在银行保险的发源地欧洲，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在部分国家的寿险总保费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0%- 35%；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香港已经成为亚洲银行保险发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接近25%；新加坡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加权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在过去几年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在马来西亚，，2004年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保费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人渠道。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银行保险甚至在南美洲、澳洲、南非等地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银行保险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蓬勃之势，中国银行保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也使得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一、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

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国内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等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尝试涉足银行保险。表现为，银行以兼业形式销售寿险业务，主要在商业银行和寿险公司的基层网点之间开展合作，寿险公司没有针对银行销售渠道开发专门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的总体规模也一直很小。

2000年以后，银行保险在产品的开发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8月，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门的银行保险产品——“千禧红”。随后，其它寿险公司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银行产品，如中国人寿的“路路顺”、“家家福”、“事事达”、“鸿泰两全”、“鸿星少儿”、“鸿信消费信贷”；太平洋的万能寿险、“红利来”；新华人寿的“红双喜”；泰康人寿的“千里马”、“世纪之星”、“福寿两全保险”等。自此，银行保险对中国寿险业务的影响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1423.96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44.5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3.13%； 2002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2 274.83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388.4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 17.07%；2003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为3011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达764.9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 25.4%，同比增长96.9%。其间，银行的保险业务甚至超过团体保险，成为中国人身保险产品的三大销售渠道之一。除了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各家保险公司和银行在银行保险的组织架构方面也都进行了建设和完善，以配合业务的发展。表现为，几乎所有的中资寿险公司和少数外资寿险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银行部门，一些公司还实行银行保险事业部制，加强银行业务的独立运营和核算；此外，部分商业银行也设立了一级或二级的保险业务部门。

然而，进人2004年，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业务结构调整，主动收缩银行保险业务，导致银行保险的发展速度放缓。2005年第一季度，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9.5%。整个2005年，银行保险机构由 2004年的76437家下降为65 853家，银行实现的保费收入为803.25亿元，约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1.7%。2006年开始，银行保险又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中国银行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保险虽然总体上发展较快，但业务起伏较大，目前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良好合作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一)产品结构单一，影响持续增长潜力

目前，各寿险公司的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结构单一，在市场上常见的多是保险责任、保单费率基本相同，保险金额、分红方式等略有不同的五年期、十年期趸缴型分红产品。这些产品与银行储蓄产品较为相似，在业务发展初期，易于为银行客户接受，但从长远来看，此类业务不仅会逐渐给银行施加争夺储蓄存款、分流客户的压力，还可能对寿险公司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可能透支潜在的优质保险资源，不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保险公司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推出万能保险的同时，期缴业务的比重也大幅提高。然而，与银行业务具有一定关联性和互补性、能充分激发银行分销潜力的银行保险产品，如捆绑销售的住宅火灾保险与银行抵押贷款等，仍属空白。

(二)手续费恶性竞争，导致经营成本增高

目前，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缺乏长期利益共享机制，更多的是在手续费上进行博弈。一方面，各银行网点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主要以手续费的高低作为选择合作公司的标准，而且有的银行网点在手续费的支付上要求寿险公司采用不规范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寿险公司不惜成本，竞相提高手续费率，甚至出现贴补费用进行恶性竞争，导致有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了不少，但利润却反而下降了。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手续费要价过高已经使理论上寿险公司通过银行网点降低保险产品分销成本的结论落空。例如，2002年，国内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同比增长了67.45%、212.99%和28.92%。

2002年10月修改的《保险法》取消“1 1”限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在实践中，有的银行网点同时与多家寿险公司签订协议，销售多家寿险公司产品，但具体以手续费高低为标准决定推销力度，从而加剧了寿险公司之间的手续费竞争。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手续费率的不断攀升，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导致寿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制约了银行业务的发展。

(三)激励机制不畅，引发诚信问题

虽然银行高级管理层从总体战略考虑，愿意发展银行保险以拓展中间业务，但是银行的中层及基层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多以存款的多少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重要指标。增加保险业务并不能增加存款，银行基层人员办理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尽管中国银行保险在崭露头角之初，不乏借力于银行较保险营销员更好的信用和品牌这一因素，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大多数的寿险公司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上，忽视了对银行、邮政网点业务人员的培训，客观上致使这些代办人员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产品的条款内容及宣传要求，在对客户说明讲解的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或误导，导致退保或产生纠纷。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存在偏差，片面追求保费规模，而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对误导风险的认识不够，也导致误导现象的发生。误导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判断，混淆寿险公司和银行的责任，而且损害了银行渠道的形象，严重时甚至会动摇银行保险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

中国银行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与目前所采取的初级经营模式有关。Sigma的研究指出，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可以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在金融业严格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国内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中还不涉及资本的融合，银行保险的经营还停留在分销协议和战略联盟这些相对初级的模式上。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浅层次的合作下，协议期限较短，伙伴关系变动频繁，很难保证寿险公司未来稳定的保费收入来源，也无法实现银行保险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银行代售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保险分销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需要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才能通过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为客户提供方便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由于网点的稳定性较差，寿险公司不愿也不敢加大对银行业务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进而影响到银行保险的持续发展。而从国际银行保险的成功经验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利润共享的关系，其实现的途径之一就是资本融合。例如，在银行保险发展较快和较好的欧洲，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多由紧密的股权纽带形成。

(一)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政策环境

目前，依据中国金融业三部基本法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的规定，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必须实施分业经营，不能从事交叉业务，也不得设立非本行业的附属机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保险法》也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寿险业和财产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仅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不允许直接投资于企业股票，更不允许投资于商业银行。

然而，在实践中，金融集团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在它们当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目前，平安已经形成了以保险为主，融银行、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紧密型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已经为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预留了政策空间；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也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各类社会资金投资保险业，探索和研究银行、邮政投资保险业，不断为保险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政策法规限制的放宽，使得未来中国银行保险的资本融合成为可能。

(二)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可行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银行保险的四种经营模式中，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是较为高级的、涉及资本融合的两种模式，也是银行保险较为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的模式。针对目前银行保险经营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国内银行业务的发展亟需模式和机制上的突破，寿险公司和银行也正在积极探索银行保险合作的新模式。

通过资本、股权等形成相互渗透或是建立合资企业即专业的银行保险公司，正好符合上述形势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从机制角度解决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利益共享，避免银行业务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实现银行向成熟的银行保险制度转变，有助于增强和扩大保险业的实力和影响。

采取金融集团模式则是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从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来看，借鉴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经验，实行金融控股集团制是较为稳妥的选择。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

(三)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监管挑战

在国内寿险公司和银行积极探索银行保险业务的同时，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规范银行保险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2003年4月，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与银行力口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加强寿险业产品的宣传和信息披露管理，客观公正地宣传银行寿险业产品，不把保险产品作为储蓄产品介绍，不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利益。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从加强机构资格管理、加强业务内部管理、规范手续费管理、规范销售人员资格管理、规范产品销售、加强监督检查、加强行业内外沟通与交流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保险业务提出了监管要求。

与此同时，行业自律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2006年9月，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60家保险公司签署的《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面世。《自律公约》从销售人员资格管理、手续费支付方式、手续费比例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旨在维护银行、邮政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信用社合作过程中的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防止商业贿赂，促进银行保险业务持续和健康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监管规定的出台，仍是以中国银行保险采取较为初级的经营模式为背景的。而银行保险一旦涉及资本融合，将产生比分销协议、战略联盟模式下复杂得多的风险，这必然会给监管机构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产品的界定问题、监管套利问题、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等等。如何进一步加强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逐步将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升级为一种正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实现双方共享监管信息，建立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的出现，是监管机构在引导和规范银行保险未来发展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2]胡浩.银行保险——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丛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黄金财.欧洲银行保险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保险研究，2002，(7).

[4]黄金财.法国、意大利银行保险制度比较研究[J].中州学刊，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