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精选(九篇)

第1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2

前言：现阶段，我国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而区域经济发展对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人口问题的制约，因此，只有控制区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以及实现人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在辽宁人口问题的研究方面，对于辽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人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还不够全面，为此，本文旨在针对辽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人口问题和解决问题思路、方案加以研究和论述。

一、辽宁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系

（一）人口数量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目前，我国辽宁省的人口数量变化较大，人口数量逐渐增加，呈现正增长的趋势。现阶段，辽宁省已经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有了较好的控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一，优化了地区的人口类型；其二，减缓了区域资源、环境、人口之间的压力；其三，提高了区域人口的整体素质；其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辽宁省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既加快了辽宁省城市化的进程，又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目前，辽宁省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较大的控制，但是仍然呈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其人口数量的增加，致使辽宁省人均经济较低。因此，我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区域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只有保持人口数量与区域经济相适应，才能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1]。

（二）劳动力质量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辽宁省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质量对辽宁省经济有重大影响，一方面，高效的、复杂的劳动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低效的、简单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对较小，因而减缓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目前，我国辽宁省的劳动力水平普遍较低，而劳动力质量也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对于人口数量较多的辽宁省而言，其劳动力质量较低，则不利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甚至对辽宁省经济发展有着阻碍作用。劳动力质量对辽宁省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力的身体素质直接影响辽宁省的物质资料生产，辽宁省劳动力质量较低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辽宁省经济的发展。其次，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影响辽宁省的科技发展水平。目前，辽宁省不具备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阻碍了信息技术在区域内的传播，从而降低了辽宁省的经济效益。最后，劳动者的思想素质影响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劳动力的思想意识影响着劳动力的行为，而劳动力的行为又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以，劳动者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可以促进辽宁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人口文化、科技素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辽宁省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布不均，从整体角度而言，人口素质较低，所以对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辽宁省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导致人口流动较大。有许多年轻人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较低的文化水平使这些年轻人思想狭隘，不能对促进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作用。其次，辽宁省人口的科技素质较低，从而影响和制约辽宁省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人口的科技素质较低会阻碍辽宁省经济的发展。最后，劳动力转移对辽宁省经济影响也较大。区域劳动力人口转移多以青壮年为主，进而使区域人口结构以老幼妇孺为主，但是这部分人口的文化程度和实践能力都相对较低，所以导致区域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提升难度较大[2]。

（四）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区域经济有一定的影响，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是由于人们的观念等众多因素导致的。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区域的人口结构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人口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次，性别比例偏高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再次，多数区域的人口结构为成年型，而且结构较为优化，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成年型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必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我国多数区域的人口素质有所提高，地区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辽宁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

（一）人口质量的问题

目前，我国部分区域的人口素质较低，进而影响地区的人口质量，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辽宁省就是其一，人口质量较低问题是影响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然而，要想提高辽宁省的人口质量，既需要提高辽宁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又需要提高人口的科技水平，从而才能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但人口素质较低仍然是阻碍辽宁省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辽宁省有关部门要注重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我国辽宁省重在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高素质人才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可是在辽宁省较多的重工业企业中，缺乏高素质人才，致使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在辽宁省一些地区中，有许多高素质人才去往有更大发展的城市和地区，造成了辽宁省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辽宁省存在的人口质量问题，既不利于辽宁省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3]。

第2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 高速增长 背景与原因 质量与效益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似乎要慢下来了。对于已经习惯了高速增长数据的中国人来说，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似乎有些不习惯。人们总想去探究为什么经济发展会慢下来，放慢会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仔细分析会发现，速度的适当放慢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关键要看速度放慢的原因，以及速度放慢的同时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情况。

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背景及其问题

要说清楚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速会慢下来，首先要说清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特殊的背景包括以下要素：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相对充足廉价的简单劳动力供应，公民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以及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对淡漠等。因此，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大批外资涌入中国，他们利用中国便宜且勤劳的劳动力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向全世界销售。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几乎全世界的市场都向中国产品开放，巨大的全球市场，巨大的国际投资，加上巨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造就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

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给我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弊端和缺陷不少。首先，过去多年GDP增长率数值很高，但劳动者实际收益不高。我国生产的产品很多，但收益被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拿走了大头，本国政府的税收获得了小头，为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本国劳动者仅获得微薄的工资。

其次，我国GDP数值很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全世界，但把环境污染等负作用留在了中国。西方国家在廉价享有“中国制造”的同时，也享有着由于生产外移而给本国带来的环境保护收益。而中国在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产品以后，却不得不忍受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又要忍受西方国家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指责和嘲讽。

再有，这种高速增长还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着资本拥有者和管理及技术人才在高收入方面的“探顶竞争”，另一方面是压低普通劳工的工资福利水平上的“探底竞争”。在这由同样的因素影响和同一过程中产生的两个相反的力量撕裂着中国社会，使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使过去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社会迅速地走向分化。因而在向西方国家奉献了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把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在了中国。

最后，过去30余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包括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这一方面使我国经济获得了更广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很大。一旦国际经济发生问题，我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所遭遇的震荡和目前经济增速下滑都与国际经济的波动有关。从一定程度上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与欧盟和美国等重要经济体的不景气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有效内需的不足，使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受他国经济的拖累。

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来说，上述情景也许并不生疏。但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会允许或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国人对发展的渴望谈起。过去很多年，中国一直是穷国，但不甘心永远做穷国，因此要发展，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在差距很大、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要赶上西方国家就只能靠在自我牺牲基础上获取发展的速度。因此建国以后我国有了“”、“超英赶美”等运动式的发展及口号。改革开放以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直接展现在我国民众的眼前，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而坚信只有通过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才能使我国尽早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发展速度成为了我国发展战略最主要的目标。

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我们取得了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持续发展的障碍。应该看到，我们过去长期以来不计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依托国内简单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以此打开国际市场的发展策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继续支撑高速发展。即使我们想继续依赖这种路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目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形势下的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过去发展方式的问题和缺陷，寻找和培育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对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思

毋庸置疑，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更高的发展速度才能在较短的时期里赶超发达国家。但是，过去我们对发展速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误。

反思之一：GDP导向的缺陷。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以GDP增长率来衡量发展速度，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的指标。在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中，GDP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中，GDP增长的数据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国家和地方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迄今为止没有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纳入其中，这一指标自然也就不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标准之列。

GDP确实是测量发展速度的指标，但它只能测量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情况，而无法反应财富分配和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应该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物质产品和服务只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这些手段能否达到最终的目标，还需要考察其分配和使用环节的情况。我国多年来过分地强调GDP指标，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关注GDP的高速增长，而相对忽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以及财富的增加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这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运用的不合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反思之二：如何对待当前发展与未来长期发展的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长跑竞赛一样，在每一个阶段上既要保持当前合理的速度，又要为后面的竞赛补充和积蓄能量。如果只顾眼前的竞赛而不合理地加速，必将导致下一阶段能量的提前消耗。经济发展虽然不能简单地与长跑比赛类比，但其基本原理相通。一方面要保持当前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为将来的发展积蓄资源潜力，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本国资源能力基础上选择合理的发展方式。国家的资源能力既要依托其固有的资源禀赋，也要通过一定的行动而推动持续性的资源建设。从前一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都不够充分，而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足。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过去的发展战略中比较重视眼前的发展，而对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重视不足。从短期发展看，最大限度上利用我国简单劳动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仅仅依靠简单劳动力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为了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向科技投入，向人力资本投入，让更多的人接受更高的教育，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培训，并大幅度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长线投入，而这很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应该在当前的发展速度目标和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做出平衡。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政绩而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则可能忽略长期发展潜力的培养和积蓄，其结果必然是短期GDP看上去不错，但将来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然而，在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标准中设立了GDP增长率等具体的指标，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却没有具体的指标，因此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当期的GDP更加重视，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重视不足。

反思之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始终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集中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本来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但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为可以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或者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社会发展。结果在过去30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经济总量已经坐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但社会发展却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却无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过去30年中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多指标上甚至还有所倒退。近年来，社会发展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社会建设已经被排在与经济建设并列的五大建设之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正在出现好转。但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规划水平仍有待提高，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力度仍不够大，许多地方在社会建设方面仍是口号远大于实际行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例如，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民生事业和社会福利水平一直很低，近年来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刚刚有所增加，马上就有一些“警惕福利国家陷阱”的言论。事实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各级政府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还很低。2010年我国各级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以及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在一起，只占到GDP总量的7.19%，①而同期欧盟27国在这方面的平均财政投入占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②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在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离发达“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民生事业和福利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而不是福利水平过高的危险。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重视程度还存在不足。客观上看，政府财政对经济建设及其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取得直接的GDP收益，而投入到社会建设方面的直接经济收效不够明显。这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软任务”，将社会建设看成是花钱的事情，对其重视程度远低于“挣钱的”经济建设。但是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获得最终的收益。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而要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总量，其根本途径也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确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发展速度

在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过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不同程度发生了改变，这要求我国新的发展战略必须基于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发展目标。在新的发展阶段里，我们仍应该保持并进一步提高发展速度，继续重视GDP的增长。但本文强调，在未来的发展中仅靠速度难以保证赶超战略的成功。要成功地实现赶超战略，还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发展的质量，二是发展的实际效益。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应该更加均衡，应更重视GDP指标与其他发展指标之间的综合和平衡，寻求建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模式。

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如前所述，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市场，国内劳动力充足，民众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较强，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等背景和条件。但在新的发展阶段里，这些背景和条件正在发生改变，新的环境和条件正在产生。

首先，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经济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的策略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消除了很多国家对我国的贸易壁垒，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而我国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生产的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且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成了互补关系，获得了发达国家市场的认可，极大地带动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国际市场条件正在发生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和欧美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使我国的出口受到明显的影响。从长期看，国际市场对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品需求潜力不会无限制的增长，因而我国依托海外市场的低端制造业发展将缺乏增长后劲。要适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必须要改变依靠低端制造业的发展策略，将未来的发展定位于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上。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将逐步从过去以互补为主的关系转化为更加直接的竞争关系，这将改变我国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条件，导致更多新的国际贸易摩擦。能否建立新的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我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有效地利用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供应的充足不仅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还使外向型企业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但这种特定阶段的“人口红利”目前正在弱化。在未来20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必将加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明显降低，因此很难再维持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势必提高，很难继续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发展模式。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使我国外向型制造业很难维持竞争优势。这也使得我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策略，不得不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去保持国际竞争的优势。

再次，我国民众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将大大改变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在过去30年里，我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市场竞争、效率优先等“市场主义”的观念，而在权利、公平、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识相对薄弱。我国民众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总体上容忍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容忍了一些群体（如农民工群体）权利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容忍了一些有损社会公平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这使得过去许多以牺牲社会平等和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项目能够免遭公众的质疑。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目前，我国民众对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识大大增强，要求政府的发展战略、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更多地体现出公平正义、社会平等、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制定各项公共政策中的自由选择空间在缩小，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在增大，不得不对民众日益上升的权利主张、公平诉求和环境保护要求做出回应，单纯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难以再持续下去。

不难看出，在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下难以继续维持过去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目标。因此，无论从合理性还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都必须将发展目标更贴近民众实际需要，更强调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实现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并不一定要牺牲发展速度。从理论上看，新的发展目标仍然可以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新的发展目标不应该不顾社会和环境代价单纯追求速度，而应该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较高速度的发展。

以质量为基础的发展速度。以质量为基础的发展速度要求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核心是注重产品的档次和质量。我国各类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很强，“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但高端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能力仍然不足，“中国制造”仍然没有摆脱低端和低质量的“标签”。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特别注重提高“中国制造”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即使为此牺牲一定的速度也值得。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低端和低质量的产品确实会有一定的市场，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继续大量制造低端和低质量产品，则经济发展的实际意义将大打折扣。而且，大量低端和低质量的产品生产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所制造的产品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贡献，是对资源和生产能力的浪费。例如，在大量劣质的廉价消费品市场中，人们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低质量的耐用消费品不仅难以“耐用”，也难以提升生活的幸福感，有时反而会使人们因为产品质量的低下而陷入烦恼。又如，我们的许多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因质量低下而导致平均使用寿命较低，尽管低使用寿命会因重新拆建而增加GDP，但这种情况下获得的GDP不仅不会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且还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过去产品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是对质量重视不够，二是技术能力有限，三是存在着对低端和低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而提升产品档次和质量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比较重视“低成本”，而对产品的高档次和高质量重视不够。这既反映了经济落后国家的“穷国文化”特点，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档次不够。要想使中国经济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使中国进入富裕社会，首先要克服这种“穷国文化”，消除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中的“低成本桎梏”。第二，提升产品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技术水平。而要提高技术水平，首先需要大力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只有达到了全社会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够达到全社会高档次和高质量的产品。因此，多投入一些资源到教育培训等提高人力资本的行动中，短期内会牺牲GDP的增长速度，但是，“磨刀不费砍柴工”，从长期看将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第三，要逐渐压缩对低端和低质量产品的市场需求，提升市场，尤其是国内市场对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未来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应该克服过去那种“好东西先出口”、出口产品质量好于国内销售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模式。高档次和高质量的生产和贸易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在满足国内市场基础上再向国外市场扩展。而要提升国内市场对高档次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关键是要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使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对高档次和高质量产品具有充足的支付能力和有效需求。

在注重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提升社会质量。所谓“社会质量”，是指包括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关系和谐程度、社会分配和社会结构合理程度，以及社会运行平稳程度等综合性社会发展指标。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目标，任何经济发展都必须要通过提升社会质量而最终惠及全民。同时，也只有大力提升社会质量，才能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奠定社会基础。因此，社会质量的提升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

以实际效益为导向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是指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发展能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方面获得的实际收益。高效益的经济发展就如优质的转化器，能够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充分地转化为实际收益。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高，但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却并不很高。

首先，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所获得的实际财富收益不够高。尽管我国GDP等经济数据很耀眼，但实际获得的财富却并不像经济数据那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使较大一部分财富流向了国外。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使较多的财富作为投资不断地投入到经济运行中，每年生产的产品减去投资后，用作实际消费的实际收益下降。再一方面是由于物价上涨侵蚀着经济发展的实际收益。例如，在房地产等领域因过分的投机而使房价大幅上涨，虽拉动了GDP的大幅度上升，但实际的财富（房子本身的质量和数量）却没有太大的增加。

其次，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改善方面的实际收益不够高。一方面，由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不完善和不充分，导致居民存款率过高，以及民众将个人收入大量投入房地产和股市等领域，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对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对文化服务设施和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居民与发达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实际购买力）上，而且还有公共服务获得水平的差异，后一方面的差距甚至更为突出。

再次，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合理，导致部分群体的生活水平改善缓慢，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对不高。我国采用GDP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总量和人均量之下掩盖了巨大的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实际收益偏低。如果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将进一步导致各个群体在文化、社会交往、社会与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分化，很可能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冲突增大、以及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不仅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收益，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所有上述问题都应该在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下加以纠正和治理。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应该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应该增强经济发展中的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国际投资和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增大本国居民在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中的份额；提升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最大程度低保护环境；积极推进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健全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服务体系，释放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实实在在地增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各类居民服务的公共投入，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高水平地转化为提升社会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效益。

如果真正做到了上述要求，即使GDP增速比过去30年里低一些也无大碍。真正的发展速度应该财富的增加值（可以GDP增长率来衡量）与财富增加的质量和财富分配和使用的效益加权后相乘得到。在质量和效益较高的情况下，即使名义财富增长率低一些，也能获得较高的实际发展速度。相反，如果质量和效益很低，即使名义财富增长率很高，实际的发展速度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不要为当前或今后我国经济发展中GDP增长率的波动太多揪心，更多关注质量和效益及其可持续性的情况，这才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注释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数据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第3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转型升级；资源环境；主成分分析；专家赋值法

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贸易、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这三大传统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近几年中国经济正在探寻新的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改善收入分配模式，实现经济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出发，基于转型升级的视角，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较丰富，但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也是基于对内涵的不同理解而进行的。近些年，大部分文献都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多维度的丰富内涵。国内钞小静等（2009，2011，2012，2014等）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钞小静等（2011）构建了包括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资源环境、收入分配、居民福利等多指标来研究经济增长质量，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丰富，其所构建的指标只能反映主要方面，并不能完全涵盖。钞小静等（2012，2014）分别研究了资源环境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显著。本文也将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多个维度来刻画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是将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的过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通常从多个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通过选取基础指标，采用不同的方法赋予权重，经逐步加权得到经济增长质量。从现有文献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比较多元，本文尝试从转型升级的视角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考察我国各省经济增长质量。

三、指标设定

经济增长既要考察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活动的效果等动态过程，也要反映出收入分配、质量效益等发展结果。此外，经济增长的实现也付出了资源高投入、低产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代价，何强（2014）及钞小静等（2012）均对资源环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资源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影响。因此，转型升级背景下的经济增长质量除了涉及经济发展，更多的是考量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以及收入分配更趋公平。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参考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基于需求的反映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统计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分别包含了经济稳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

1.经济稳定。经济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转型升级的必要保障。西方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有4大基本目标，分别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据此，本文分别使用GDP增长率、城镇调查失业率、CPI等三个指标来反映各地经济稳定情况，使用税收占GDP的比重作为辅助指标，补充衡量经济发展情况。

2.结构优化。结构优化着重反映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情况，是体现转型升级、经济增长质量效果的重要方面。结构优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生产率更高。本文通过如下6个指标来反映各地结构优化情况，分别是全员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比重、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

3.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本文衡量转型升级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反映指标。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钞小静等（2011）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使收益递增，从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本文的创新驱动侧重于考察技术创新，采用R&D经费与GDP之比、每万名就业人员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与R&D经费之比、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等5个指标来衡量。

4.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对资源环境过度开发和利用，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钞小静等（2012）研究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何强（2014）研究资源环境和要素禀赋后指出，能源消耗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面临的重要约束之一。

本文选取单位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森林覆盖率等4个指标来衡量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5.收入分配。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一，若只有部分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悬殊，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本文使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城乡收入比、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GDP之比来衡量居民消费能力，进而衡量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本文将分别测算各省的总体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各省各个维度上的质量。在研究指标评价的文献中，熵值法、专家打分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法都有较成熟的使用，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而选用不同方法。相比较而言，主成分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都是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而非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权重结构，可以很好地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但是对于包含多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而言，因子分析法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只能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趋势，而主成分分析法却能够获得构成经济增长质量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30个省市的总体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依据主成分分析法的计量结果，结合经济转型升级的特点，对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设定权重，加权得出5个维度的指标值。

2.数据处理。本文使用SPSS16版本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及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两个维度的指标对总指标影响较大。因此，相对赋予较大权重。此外，结合转型升级时期经济的特点，本文对GDP增长率、单位GDP能耗、城乡收入比和居民消费水平也赋予相对较高的权重。同样使用经过标准化后的数据和相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份每个维度上的指标值，以及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值。为方便理解，本文所呈现的计算结果均经过处理。这里需要说明的，由于的某些数据不完整，本文的研究中，暂时不包括。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五、测算结果

本文基于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构建了测度我国经济质量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赋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对22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测算了2014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及各个维度的指标值，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总体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分别测算了2014年和2006年各省份总体经济增长质量，从转型升级的视角看，2014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好于2006年，表明经过近10年的发展，各省的经济增长质量均有所提高。同时，经济增长质量表现相对较好的省份均为经济发达省份，北京的经济增长质量最高，上海次之，接下来是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这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符。两个年份相比较而言，重庆、湖北、海南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增长质量进步较大。第二，在经济稳定性方面，各地相差较小。北京表现最佳，其次是海南、上海、贵州、广东、青海。北上广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经济稳定维度上的各指标表现也一直平稳；贵州和青海是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但是经济稳定维度上的指标表现较好。相比较来说，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在经济稳定性方面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第三，在结构优化方面，表现最佳的是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江苏。这几个地区都是经济发展较好，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城镇化水平较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也是最好的几个地区。其余省份在这个维度上相差不大，说明我国大部分省份在结构优化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第四，在创新驱动方面，表现最好的是北京，接下来依次是上海、浙江、天津、广东、江苏，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较好，人才优势明显，市场环境相对较好，创新和研发的储备力量较强，发展动力更大。其他地区在创新驱动维度上表现相差较小，从创新驱动角度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五，在资源环境方面，各地差别较小，这说明各地在发展经济中都开始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能源。表现最好的是上海，依次是福建、广东、北京、吉林。山西和新疆两地资源较丰富，在节约资源、降低能耗方面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六，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部分地区差别较小。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余省份的收入分配维度的值均位于79~81，其中有18个省份的值位于80~81，表明我国各省份在收入分配方面发展程度相当。总体来看，无论是综合指标还是各维度的指标预测结果，经济发达省份在当前转型升级阶段的经济增长质量好于其他地区。其中，各省份在经济稳定、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方面发展程度差距相对较大，可以在相关领域采取措施，提升水平，使经济增长更有质量、更有效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6):75-86.

[2]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11(4):26-40.

[3]钞小静,任保平.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4):102-107.

[4]钞小静,任保平.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财贸研究,2014(5):1-9.

[5]何强.要素禀赋、内在约束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统计研究,2014(1):70-77.

第4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111-05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经济；经济增长；产学研结合；学科建设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s regard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2000 to 2009，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both and found that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highest， the east lower， and the middle the lowes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lowest， the east higher， and the middle on average. The policies of high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reas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情况，突出表现为大学生的就业率不断下降〔1〕。因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就我国高等教育与东、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根据2000～2009十年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中数据源于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国家公布数据。我们依据代表性、层次性、可比性、综合性等原则，构建了我国东、中、西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指标由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消费率、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和人均地区财政收入等构成；高等教育指标由每万人本专科招生数、每万人本专科毕业生数、每万人硕士生在读数、每万人博士生在读数、平均每所大学在校学生数、每万人高校数、高校生师比、高等教育就业人口比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和国外主要机构收录论文数等构成〔2〕。

2.综合评价指标的确定

（1）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为了使2000～2009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且尽可能全面反映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笔者将10年数据通过SPSS 19.0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1）。

表1中5个因子反映了93.825%的信息量，我们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2）确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

采取同样方法将10年数据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2）。

表2中5个因子反映了92.599%的信息量，我们也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3.综合评价结果

表3为2000年与2009年各省和东中西部三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综合测评值排序，反映的是各区域的经济与教育协调情况。但是，仅从等级差上观察协调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北京市高等教育评价值为0.8337，经济评价值为0.2616，若该市两项评价值与高等教育排名保持不变，但是经济排名下降（由于其他地区的经济评价值上升引起），则等级差将扩大，这是否说明北京市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一定变坏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灰色关联方法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测评。

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

1.协调模型的选择

本文选取刘聚龙先生的灰色关联系统模型进行分析〔3〕，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分析不同系统行为序列之间的微观、宏观或几何拟合程度，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寻求不同系统之间的数值关系的一种方法，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以时间为序列的动态特征，且已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李青合通过对华南三省（区）扩招1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日益明显〔5〕；中国矿业大学的樊华、陶学禹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无序化到有序化慢速发展过程，1995年以后呈有序化快速发展的趋势〔6〕；朱迎春等采用协整理论，通过Granger进一步分析，得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变量水平序列均为时间序列，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7〕。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测评，能够从动态发展中把握协调性：灰色关联数值越高，说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好；反之越差〔8〕。

2.协调性测评值

以时间为序，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作为灰色关联分析中的参考序列，将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值作为比较序列，分别将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三地区的2000～2009年综合评价值带入模型，计算得到10年来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系度，以反映二者之间的协调情况（见表4）。

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1.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协调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协调值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中海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达到了0.801785，但是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全国中下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调是一种低质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浙江省，其值为0.558187，该省的经济发展十分靠前，但是教育水平与经济相差太大，协调性较差；与该省情况类似的还有福建与广东省，其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幅度较大。北京市虽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很高，但从历年的发展来看，教育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协调分析的值不高。

中部地区中河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23886，但是其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也是一种水平较低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吉林省，其值为0.572961，该省的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从2000～2009年的发展趋势看，教育与经济的协调情况较差。

西部地区中，重庆市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64572，但其情况与中部的河南省类似，也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青海省，其值为0.53707，由于经济政策对西部地区的扶持，青海省在2000～2009年期间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却长期处于全国垫底水平，其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很不协调，协调测评值较低；与青海地区相反，陕西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其经济的发展处在全国中等水平，二者也表现出不协调的发展状况。

2.东中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的质量分析

（1）划分标准。我们以协调度最高的海南省和协调度最低的青海省的数值为基础，将各省（市、自治区）放在三个区间，第一区间为0.713547～0.801785，属协调度良；第二区间为0.625309～0.713547，属协调度中；第三区间为0.537070～0.625309，属协调度差。同时，我们根据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排名，将名次在1～10名之间的认定为协调质量高，名次在11～21之间的设为协调质量中，名次在22～31之间的视为协调质量低。由此，就有了协调度高低和协调性优劣两个维度的协调质量的分类（见表5）。

（2）各地区协调质量分析。表5中，从协调度高低来看，协调度为良（0.713547～0.801785）的地区其协调质量都在中低水平，东部有 颖焙秃D希胁坑泻幽虾桶不眨鞑坑兄厍臁⑽鞑睾透仕唷P鞫任校？.625309～0.713547）的地区，东部有北京、辽宁、上海和江苏，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质量高；中部有湖南和江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的四川、贵州、云南、宁夏和新疆的协调质量低。协调度差（0.537070～0.625309）的地区，东部有天津、浙江和山东，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质量高，福建和广东协调质量中等；中部有吉林、黑龙江、湖北和山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有陕西、内蒙古、广西和青海，其协调质量低。

从协调性优劣来看，东部地区63.6%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属于高质，中部地区87.5%的省份其协调质量属于中等质量，西部地区83.3%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处于低水平。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度属于中等水平，但其质量较高，中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低且质量也为中等，西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高但其质量很低。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综上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有如下三个特点：

（1）协调程度不高。东部地区协调值为0.64680，中部地区为0.63690，西部地区为0.66202，最低的青海省仅为0.53707。

（2）协调质量差。即使是较为协调的地区，由于其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二者协调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们看到，处于全国高等教育和经济中下水平的省份其协调值往往较高。比如，协调度最高的海南（0.801785），其协调质量属于差等。

（3）协调质量差的分类。协调度较差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集中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二是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第三是由于政策因素的影响，为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升起来，政府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与扶持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大幅攀升，但是其教育却始终发展缓慢，因而协调度较差。

2.启示

根据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适时调整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是必要的：（1）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上：首先应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调整高等教育学科和专业；其次，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来合理配置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最后，应继续加强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系，将智力支持转化为劳动成果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切实将产学研结合起来〔9〕。

（2）在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调整上：首先对于高等教育落后的地区，一要政府提供适度宽松的环境，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二要高校加强自身软实力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三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为民间资本提供可靠的投资环境与制度保障；四要加强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双落后地区的教育与经济转移支付，提高此类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对于高等教育超前的地区，要适当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提升软硬件实力，变横向扩张为纵向提高，打造一批特色重点学科，提升高校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1〕王斌，王义全，张宝玲.本科大类培养必须改革教学方法〔N〕.中国教育报，20091109（06）.

〔2〕毛盛勇.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J〕.统计研究，2009，（5）：82-85.

〔3〕邓聚龙.灰色系统教程〔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128-134.

〔4〕黄元亮，陈宗海.灰色关联理论中存在的不相容问题〔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8）：118-121.

〔5〕李青合.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分析――以华南三省（区）为例〔J〕.煤炭高等教育，2011，（3）：47-53.

〔6〕樊华，陶学禹.区域高等教育――经济发展复合系统协调性研究〔J〕.科技导报，2005，（9）：53-55.

〔7〕朱迎春，王大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40-43.

第5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论文摘要：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之策。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果断地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和正确方针，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坚决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在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之策。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果断地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和正确方针，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坚决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在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

一、必须坚持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

在经济建设中，努力走出速度快、质量高和效益好的新路，是我们党指导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在当前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重要方针，务必实现经济增长数量、速度和质量、效益相统一。

坚持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与其他事物一样，经济也是量与质的统一体，没有数量自然无所谓质量。发展经济必须追求一定的数量和必要的增长速度。然而没有质量，数量也就失去意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如果没有用，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是无用的，也不能形成价值。这就是说，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形不成使用价值和价值，构不成社会财富。同时，商品生产必须讲节约、讲效益，做到投入少、产出多。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再生产过程、不断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在追求较快增长速度时，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在经济发展中，什么时候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什么时候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什么时候忽视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就大，甚至走弯路，欲速不达。

坚持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靠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很低，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就必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过去讲“又快又好”到强调“又好又快”，虽然只是“好”与“快”顺序的变化，但含义深刻。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升华。强调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实质上就是把握经济发展“好”和“快”的关系，要坚持“好”字当头，在好中求快。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片面追求产值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现象依然存在。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指针，在经济快速发展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在经济遇到困难时更要毫不动摇地落实。

坚持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迫切要求。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与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叠加在一起，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下行压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强调发展速度重要，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把保增长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实现扎实的、效益好、可持续的增长。保增长，决不能沿袭粗放型发展方式，特别要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扩张。如果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走盲目投资上项目的路子，就会形成严重的重复建设，使社会生产循环不畅；就会造成能源、原材料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加重；就会不计成本，造成大量损失浪费，甚至埋下更多的隐患，使深层次矛盾更加难以解决，最终，较快的速度还是要落下来。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着眼点，不仅在于遏制经济下行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重要的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

二、坚持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要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注重在提高经济质量基础上增加经济数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来自经济规模和“量”的扩张，而且来自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自经济“质”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生产层次讲主要是指产品能够更好满足需求的能力。产品有市场，能够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是产品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的标志，是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前提。否则，产品生产的数量越多，库存积压就越大，必然带来劳动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当前，国外需求的大幅萎缩，凸显了国内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要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就必须统筹考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统筹考虑市场需求的现实状况和走势，全面分析和估量市场需求容量与结构，积极顺应市场变化。同时，要努力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创造新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产需衔接。产品能否有销路，还要看产品质量，不少产品滞销，往往是质量差、性能低造成的。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消费品的质量则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命安全。市场竞争的法则，不只是数量的较量，更重要的是质量的较量，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开拓和站稳市场。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一些国家纷纷抬高准入门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企业要保持原有市场、开拓新市场，就更加需要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无论从企业还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考察，都必须把提高经济质量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求得经济数量的增加，这样才能显著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才能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要处理好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注重降低物质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生产出较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是经济效益的本义所在，也是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投入多而产出少，经济效益不高，经济难以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靠高投入获得的高增长，是以廉价获得能源、原材料、土地占用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代价的，以致能源资源原材料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这方面教训必须认真汲取。国家近来大规模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阻止经济过快下滑的重大举措。增加投资不是不讲产出效果，而必须注重提高投资效果，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都要在努力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大功夫。必须坚决改变单纯依靠增加资金投入、增加资源消耗发展经济的旧模式，否则，多年来投资与消费关系扭曲的状况不仅难以改变，而且还会加剧，能源资源和环境也承受不起，国民经济就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要处理好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的关系，注重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微观经济效益是指生产单位的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是指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但宏观效益不是微观效益的简单相加，现代化大生产是建立在广泛分工协作基础上的社会化经济，企业、产业、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否合理，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能否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宏观经济效益。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方面是资源配置能使国民经济大体协调发展，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畅循环，另一方面有利于各种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达到最佳宏观经济效益。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在一定情况下，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也会发生矛盾。对一些微观经济有利的，不一定对宏观经济效益有利；而对宏观经济有利的，也可能会影响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需要按照国民经济各方面关系大体协调发展的原则，促进全社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这就要求在当前新一轮扩大投资中，统筹兼顾，合理布局，促进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的共同提高。

要处理好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注重实现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的统一。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必须把实现近期增长目标和长远发展战略有效衔接起来，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决不能为了一时的速度，在扩大投资中“寅吃卯粮”，在开发资源中“竭泽而渔”，那样虽然眼前的速度和增长上去了，但会妨碍长远的发展和效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中央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重在解决经济“短板”，重在改善民生，重在增强发展后劲。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决不能放松节能减排的标准和目标；在保增长的同时，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要坚决防止陷入搞层层攀比增长速度、层层加码增长指标的恶性循环中。

总之，我们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契机，切实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突破和重大进展，真正从主要依靠大量资金投入和能源、原材料、劳动力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上来，从主要依靠经济规模的扩张，转变到主要依靠结构优化升级和规模经济效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效益的发展。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主要途径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保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最根本的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特别要着力抓住五个关键环节。

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这既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迫切要求。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与开拓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统筹协调发展三次产业。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搞好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效益农业。尤其要加大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投资拉动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机遇，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最近，国务院陆续出台了重点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着力调整和振兴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这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关键是要真正使之得到落实。要大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加快区域布局调整，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大力构建服务业市场体系，不断提高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水平。

着力推进科技创新。这是保增长和提高经济素质与效益的关键，也是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根本支撑。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要更加注重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形成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要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把自主创新的战略重点放在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上。要营造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积极发挥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引导作用，要切实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大力推广应用科研成果，使之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着力深化体制改革。这是保经济增长、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强大动力。要着眼于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和促进数量、质量和效益统一的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度。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困难环境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特别要大力推进财税体制和价格体系改革，实施合理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加快建立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要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尽快理顺重要产品价格关系，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进一步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界限，推动企业改革重组改造，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优势行业集中。

第6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论断，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或提高生产效率，引起产品数量的增加、产值的增长、劳务总量的增加等。其衡量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收入（NI）等。但经济发展不仅指一般的经济增长，还包括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的投入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升级、资源配置的优化、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增加的粗放型向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提高的内涵型转变。但无论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并不要求经济质量的改善。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仅包括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重要的是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的“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二、从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1.资源问题瓶颈凸显，能源消耗过度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但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的消耗也是在不断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年增长速度为8%～9%，而能源消耗增长为14%～15%，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能源消耗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可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来实现的。与此同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瓶颈制约也日益明显，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主要矿产品对外依存度从1990年的5%提高到现在的50%左右，铁矿石、氧化铝、精铜矿石等40%甚至50%以上依靠进口。而且由于人口众多，我国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贮藏量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和79%，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1/6和1/9；人均耕地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根据资料，2006年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仅为1.282亿公顷，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全国的耕地面积正以每年平均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可见再过几年，我国就没有可以用来开发的耕地了。同时，我国耕地的土壤质量也在不断下降，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为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耕地的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所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此外，我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812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被列为世界人均水资源贫乏国家之一。

2.环境污染严重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产业所占比重过高，造成粉煤灰、废水、废渣、废石、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据资料，我国工业废水的排放量约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位居世界第一；化学需氧量、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危险废弃物每年约1100万吨，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几十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甚至在我国的大多数城市中，已经很难看到蓝天白云了。

与此同时，全国有18个省、471个县、近4亿人口、耕地和家园也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尤其是黄河、长江、淮河的发源地三江源已成为草地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如今草原退化和碱化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在以每年200公顷的速度增加。

三、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

1.加强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此外还要加大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在节能减排等关键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

2.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由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因此我们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产业的增长，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关系，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3.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关键的是促使经济发展向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的方向转变。首先应大力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振兴制造业。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强化和完善涉农补贴政策，保证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发展。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和新兴行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根据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积极推进生态工程建设。组织实施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加快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提升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第7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报告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过去经常提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仅仅两个字的变化,折射出党领导经济发展的理念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从增长到发展:经济发展理念的升华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的。表现为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重铺新摊子、轻原有企业技术改造的现象,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质量、低效益的状况,带有明显的粗放特征。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以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明确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多年来,我国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提高经济质量,但是这种转变主要强调通过提高资源效率来增加经济总量,依然是追求数量扩张,并没有特别强调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更没有要求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党的十七大正是在总结我国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总要求,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字之差,内涵却远远不同。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主要表现在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上。而经济发展通常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时出现的一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比,其鲜明特征在于:经济发展的内容不仅涵盖了经济增长,还涵盖了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整个社会的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内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绝不等同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增加的粗放型向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的内含型转变。但无论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还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结果都是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并不要求经济质量的改善。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要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得多,它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包括把经济增长的目标从单纯追求GDP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来;把注重“物质化”的发展转变到注重“人本化”的发展上面来,更加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比,它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是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步历史性跨越。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发展这一关键环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因此,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进步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发展这一强力支撑,谈社会和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国有效持续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和抓好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物质基础,才能统筹兼顾和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各阶层群众和谐相处。虽然一个富裕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贫困肯定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做好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

(二)实现社会和谐,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将带动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产生持续压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压力。这些问题和矛盾从不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弱点,就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还没有整体性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也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极不适应。因此,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在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实施经济发展政策时,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一最高原则,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和谐社会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实现社会和谐的主要途径,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决定资源消耗结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影响着城市功能、环境质量、生活品质。抓住经济结构问题,就抓住了经济发展的主线。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大力开发和使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适用技术,加速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坚决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

(二)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经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是要突出“一个重点、两个关键”。一个重点,即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两个关键,即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要加快技术改造,提高现有产业和企业的节能减排能力,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的手段,引导和促进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落后产能。二是增强招商引资的选择性,从源头上推进节能减排。努力引进技术水平高、消耗低、污染少的先进加工制造业,积极承接农业和旅游、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项目。三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循环性,着力拓展节能减排的新空间。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运用财税、金融、价格、投资等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四是建立健全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监督管理机制。完善企业的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以及安全、质量、技术等市场准入标准,健全项目、规划和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能源、资源消耗审核制度,从建设、生产、流通和使用等各个环节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三)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充分发挥品牌集聚要素、整合资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重要作用,培育更多的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二是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加强重点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力争在特色优势产业中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三是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的综合整治技术,支持高效节能产品推广、重大节能建设项目和重大节能技术示范。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以科技人员为主力军、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对科技成果的先进性、实用性的评价要更加全面地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把“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做到“一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二不包办企业决策,三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二是建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机制,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企业转变发展模式的强大经济驱动力。三是抓紧建立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现代环境产权制度,在资源领域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四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五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评指标体系,形成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绩考核体系,逐步建立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的制度和机制,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

2、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第8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质量与效益；指标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30-03

[作者简介]刘晓玲（1981-），女，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概念，随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突出了“开放型经济”这个关键词。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开放型经济体系将建成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明确判断：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党的十提出要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此外，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等重要文献中都多次强调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概念[1]。

把握住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构建起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一、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相关概念

在国际经济学中，开放型经济是指商品、服务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的经济[2]，也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状态。

根据不同国家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基于政府政策主导和基于市场而形成的两种开放型经济类型。

经济发展质量实际上是指经济发展满足使用者需要的能力和程度，即经济发展对人的适用性[3]。开放型经济下，发展质量就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配置与流动的优劣程度，包括发展速度的稳定性、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等。

经济发展效益是指一个经济体消耗一定量的成本后，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方面获得的实际收益[4]。其既包括短期的、显性的经济收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投入与产出关系，如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率等，还包括长期的、隐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相对于区域开放型经济而言，其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不仅取决于区域内部资源的拥有量和开发程度，而且取决于与区域外部（包括国外及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和产业分工合作程度、对外部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外部资源的流入数量[5]。

二、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一个开放的区域系统中，国民收入账户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性的主要工具。它提供了开放条件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系统记录，而这一账户的不同内部结构则反映出一国不同类别的对外交往状况。可以借助国民收入账户中的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中的某些子项来分析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点。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家统计年鉴以及海关统计年鉴能够查阅到的指标项，可构建反映开放型经济质量和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指标分析

（一）开放质量方面

1速度的稳定性

速度的稳定性是指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健康和有质量的重要指标。该层面的指标可以通过以下二级指标予以反映和衡量：

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增长波动率=（当年对外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外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外贸易增长率。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是开放型经济的首要特征。

对外贸易的波动只有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才能避免外贸大起大落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才能保持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贸增长波动率=（当年对内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内贸易增长率）/上年对内贸易增长率。对开放型经济而言，它主要反映国内贸易的情况，衡量对国内市场依赖程度，并采用国家统计年鉴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进行计算。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波动率=（当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当一国经济开放到相当程度时，开放性就不仅体现在商品、服务流动这一较低形式上，还体现在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独立的国际流动。该项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开放环境的好坏和开放质量的高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波动率=（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上年我国在外直接投资增长率。

对于区域开放型经济而言，特别是内陆省份，境内省外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2结构的改善

结构的改善是指开放型经济的协调程度，它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也是党的十报告中开放型经济“多元平衡”的首要内容。该层面的指标主要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进出口结构、外资与内资结构等。

货物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货物贸易总额/贸易总额。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服务贸易总额/贸易总额。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均衡发展，有助于平衡我国经常项目余额，减少我国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服务贸易能够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

一般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一般贸易进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贸易方式上，自主的一般贸易往往能够获得比加工贸易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现阶段，加工贸易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两者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关系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出口占货物贸易比重=出口贸易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占货物贸易比重=进口贸易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出口贸易结构比是评价货物对外贸易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后危机时代，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应保持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出口贸易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反映了地区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部门和初级产品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制成品的附加值相对较高，对应获得的贸易利益也就会相应增多。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值。它不仅反映出口工业品中高新技术的含量和贡献以及科技进步状况，还包含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是对前一指标的进一步细化。

3发展的可持续性

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开放型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支撑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传统生产要素的红利空间正在缩小，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6]。以要素贸易条件、贸易竞争力和外向型企业R&D投入等指数来评价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能力，能合理反映要素禀赋的变化趋势，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

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出口商品价格指数/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出口商品生产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这是单项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它能反映该国的价格优势、要素生产率和竞争能力的变化趋势，进而体现该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

贸易竞争力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它是分析国际竞争力时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该指标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方面波动的影响，其值在-1～1之间。如果越接近于0，表示竞争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如果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处于劣势；如果为-1，表示该产业或产品为进口专业化；如果越接近于1，则表示竞争力越强，处于优势；如果为1，则表示该产业或产品为出口专业化。

外向型企业R&D投入指数=外向型企业研发经费/地区R&D总投入。以外向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整个国家研发投入比重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加大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力度，使经济在不断科技创新中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出口商品品牌优势指数=报告期出口商品品牌数/基期出口商品品牌数-1。品牌是一种高级生产要素。出口商品中是否拥有一定数量且具有良好信誉的自主品牌，将影响该国出口商品的最终竞争力。

（二）开放效益方面

1投入产出的效率

投入产出的效率是指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它是衡量整个经济发展效率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单位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多，表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效益越高。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评价开放型经济发展效益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

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平均人数。这里采用人均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由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产出率=外商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企业平均资产。投资产出率，也称投资产出效果系数，反映企业单位资产投资额所带来的收入。

2生产能力的充分性

福利经济学认为，生产能力的未充分利用是社会福利的最大损失。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越高意味着要素利用得越充分。鉴于统计数据的限制，这里只衡量了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要正确评价开放型经济生产能力利用的充分性，必须完善该指标的统计和考核办法。

外向型企业就业弹性系数=当期外资外贸企业就业人数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该指标从劳动就业变化角度来衡量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外向型企业就业弹性系数越大，说明外向型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利用外资弹性系数=当期利用外资增长率/同期GDP增长率。根据我国统计年鉴投资资金来源的分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5大类。利用外资弹性系数越高，说明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该指标包含着外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弱的信息。

四、结论

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指标所构成的整体，它提供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劣程度以及效益高低的评价标准；有助于政府对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有效监控，从而科学决策。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可以利用连续若干年的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计量方法测算出一国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水平。在实证结果运用的过程中，仍要结合定性分析，并跟踪监测。由于统计数据的欠缺，在进行效益分析时，指标体系以经济效益分析为主，缺乏对综合效益的评估，而且对经济效益方面的评价也不够全面。因此，要在实践运用中开展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与改进。

[参考文献]

[1]袭长洪中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演进轨迹及特征评估[J]改革，2008（9）：15-25

[2]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李永友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研究：江苏的经验——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8（8）：113-119

[4]方建中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J]群众，2013（2）：52-53

第9篇：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范文

关键词：发展；速度；质量；统一

一、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始终是以发展为主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新世纪，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科学认识到这一时期的主要的矛盾，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快速发展，指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

1，加快经济增长是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一穷二白，国势积弱，备受。为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在1963年也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P9）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本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作为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2]（P169）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尽早实现富民强国，迅速追赶成为社会各界唯一的共同期盼。

2，加快经济增长是当前现实主要矛盾的必然需求。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但是人均资源占有率却很低，环境、人口、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在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时，我们始终要把握住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至今，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一部分生活水平低下，利益矛盾，社会矛盾突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大，等等。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

3，加快经济增长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途径。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发展为前提”，“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只要不断发展，提高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3]（p377）由此，我们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发展环境、条件和基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初，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重点领域快速发展。我们采取的是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断增加资本投入是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在取的GDP高分的同时国内经济结构面临了全面失衡的危险。高速度、低质量成为无法调和的新矛盾。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投资不断加大的同时，使得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的稳定性降低。同时，由于长期受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影响，往往忽略了创新和科研的发展，致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始终较低。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红利”逐步消失与社会成本上升。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消耗巨大的“资源红利”为支撑。以透支资源、能源、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红利的消失不可避免，靠以往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全球化红利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方式难已为续，数量型的人口红利不断减弱，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2004年的1.5亿下降到2012年的三千多万[4]，可见工资成本会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成本进一步提高，过去以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方式已无法维系。

2、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非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中国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的是开放，靠不断出口促进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我国以往偏低的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各种能源成本、用地价格的持续高涨，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低附加值出口的企业不可避免的会被淘汰出国际市场，过去一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转移到一些要素成本较低的国家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严重粗放的问题。一旦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过头来找内需补上。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国内长期以来一直是投资增长为动力而非消费增长。特别是以“房地产化”主导的经济增长，更是过度消费未来不可持续的增长。

3、分配不平等与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影响经济增长阻碍社会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中国长期仅注重数量扩张而忽视分配环节的粗放式增，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导致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缺乏购买力，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形成了需求不足。由于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因此投资产出的供应能力最终得依赖消费需求来消化。换句话说，投资带来的产能扩大，若缺乏最终的消费需求，会进一步酿成更大的问题。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部分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值得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

4、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目前，缺乏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机制，缺乏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前提条件。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完善，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的制限条款很多，行业的行政垄断和地区的保护主义，使得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性严重的不畅通。市场环境竞争不公平，各类市场主体不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生产要素，民营企业和与国有企在经营条件上面临着显著的融资可获性和融资成本的差异。国有企业很容易从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而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使得“融资难、融资贵”且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税费负担。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国有企业获取稀缺资源既容易又便宜，如矿产、电网、电讯等民营经济很难进入。

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理论创新。

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长为前提，经济发展缺乏质量则不可持续。正如同志指出，“现在，我们之所以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强调，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作为”[5]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与要素积累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经济结构的优化，可以节约要素在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成本，在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中，达到提高要素积累效率的目的。现实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必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1、必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由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只有在合理的增长速度条件下，才能给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以必要的空间和余地。所以以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就是要快速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的需要在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6]“三个转变”进一步阐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的深刻内涵和要求。十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速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深刻地反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的更高的要求。

2、由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创新转变。我们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质量型增长依赖于智力资源，所以发展要素依赖必须由过去的物质资源依赖向智力资源依赖转型。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通过产业创新形成新型产业体系。构建科技含量高、品牌效益强、低碳环保为发展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撵，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科技发展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任务，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党的十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揭示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3、必须处理好分配问题。注重分配公平，增加居民购买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故而产生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失衡使居民难以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对拉动内需不利，而且于国家长远发展不利，不少富人将大量的财富转移国外，甚至移民，使得国内巨大财富的流失。收人分配失衡还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性，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甚至会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从中等收人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7]十七大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众所周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只有通过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才能活跃市场。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进一步注重分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党的十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4、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机制，形成新的“制度红利”。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种种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不够协调和不够完善，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要彻底打破行业、部门及地区垄断，改变市场行为的扭曲，发挥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机制。形成以市场为决定的资源配置机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最大限度上消除扭曲的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报告的经济理论创新是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重大飞跃，从制度上保障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R].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刘志彪双重追赶战略下的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十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江淮学刊，2013.2

[5].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M].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