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1.1危机意识与危机管理意识不足由于公共图书馆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的行政保障下，其相对弱化的竞争环境、死板管理体制等，都使图书馆对危机缺乏敏感[2]，在对某公共图书馆馆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一概念的占到了30％，而比较了解的仅占比例的25％，其余45%的人员只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其内涵。大多数图书馆馆员包括一些领导都认为，“图书馆危机管理"这提法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了，扩大化了，认为这不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就是日常工作中显示有危机征兆，也常常抱着侥幸心理，将其忽略，显示出了严重的文化财产保护意识的麻痹和薄弱，这将不利于公共图书馆未来的持续发展。

1.2危机管理职能机构缺失由于对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不够，经费限制和人员的不足等原因，目前，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并没有在组织体系中设有相应的危机职能机构。在对发生过重大危机灾害的公共图书馆调查分析中发现，居然没有图书馆是通过已有的危机职能机构来处理危机的。一般图书馆都是在危机来临并造成一定的灾难后，才成立一个临时救灾办公室、抗灾指挥部等，始终缺乏一个常设的综合性公共危机管理组织来有效地统领危机工作。正是由于这种缺失，使得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活动缺乏全面持续性，不能为公共图书馆长期的发展保驾护航[3]。

1.3危机管理制度有待建立分析中外危机管理大量事实案例资料表明，为了保证危机管理工作的顺利和有效开展，需要建立一套危机预防、控制、恢复等危机管理相关制度，保障危机管理活动达到预期效果，有效避免差错[4]。目前，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虽然近几年公共图书馆在危机管理防预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距离构建危机管理的整体体系，建立完整的危机管理制度框架还有很大差距。

1.4危机预警系统建设落后很多实践显示，危机事件的发生虽然难以预测，但却可以预防。建立预警系统是图书馆防范和控制危机损失的最直接有效、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它通过信息收集、分析来监测危机状态，提前就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发出告知，使图书馆能够做好充分准备，沉稳化解危机[5]。这样图书馆根据警报及时制定危机防范措施，可以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或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近几年，公共图书馆暴露出来的隐性危机相当明显，令人堪忧。一些公共图书馆防危经费投入不足，应灾设备、防盗设备等缺失；另有一些新建图书馆，各项设施齐全，却缺少对人员的培训，致使许多现代化预警装置形同虚设。

2加强公共图书馆的危机管理对策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会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潜在的危机。为维持图书馆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强化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使图书馆危机管理日常化、制度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危机管理系统，来避免和削弱危机事件带给图书馆的影响和损失。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距离完善还有待时日[6]。笔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结合中国当前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试提出几点关于加强中国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建议。

2.1牢固树立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思想

2.1.1树立危机意识建设危机文化危机意识的提高是解决管理危机的思想前提和保障。俗话说，“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如果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就很难及时的预防危机，从容的面对危机，危机管理措施也会都形同虚设；只有危机意识提升了，才能做到防微杜渐，消解危机于萌芽状态。危机意识，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的思想结晶，自古有之，即忧患意识，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公共图书馆来说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思想，强化危机意识，来保障图书馆未来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培养和加强危机意识不仅是图书馆领导层的事，更应成为所有员工的责任，只有当全体工作人员都充分认识到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图书馆危机管理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危机事件警示教育和危机相关知识技术培训来培养和加强全体员工的危机意识。一方面，通过宣传国内外各种图书馆危机现状及危机案例来提升馆员精神层面上的忧患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预防意识、避灾意识和时刻保持对危机的高度敏感性[7]。另一方面，加强馆员危机处理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培训，从而提高对危机的处理能力以及自救和互救的能力。危机意识提升的最终目标是建设图书馆危机文化，把危机意识上升成为危机管理文化，危机文化可以帮助图书馆形成上下一致的团队，提高图书馆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有利于图书馆面对危机时每个人都有一种自觉应对危机的觉悟和行为，从而提高组织预防和应对危机灾害的能力。

2.1.2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危机是“一时爆发"的，也是“长期造就”的。没有危机发生，并不说是没有危机存在，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社会文化组织之一，时刻处于各种不安定的环境因素下，这些潜在危机因素早晚会带来危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而已。所以说，“不打无准备之战”，图书馆平时要对馆内外可能诱发危机的各种潜在不安定因素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以便在酿成危机之前得以发现和解决，即便危机爆发也做到有准备的应对。

2.1.3要重视危机的征兆和信号“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危机爆发前一般都会出现一些征兆。如果在危机爆发前及时发现并重视这些信号的出现，就可以把危机消解于萌芽中了。由于危机的征兆和信号具有潜在性和隐蔽性特征，所以图书馆工作人员日常要保有对危机征兆和信号的高度敏感性，在平时工作重视这些信号的出现，从而可以提前发现潜在的危机。此外，要明白这些征兆和信号预示的着什么样的危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2.2建立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职能机构危机管理机构是进行有效危机管理的组织保障。为了实现危机管理的专业化和实效化，很多组织和行业都成立了职能机构，以此来提高危机管理水平[8]。公共图书馆也应借鉴此做法，建立一个危机管理组织机构，提高图书馆应对危机的能力能力，使公共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应对各种危机事件。建立图书馆危机管理机构的目的是要为维护图书馆安全、图书馆各项工作稳定开展和保障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它的主要职责包括搜集信息、分析信息、预测危机、制定图书馆危机管理战略，负责危机防范、危机监测、危机控制和危机恢复等。在非危机时期，负责危机的预防和预警工作，对相关人员进行危机宣传警示教育和应对灾害模拟训练，提高他们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9]。在危机发生期间，指挥和协调其它职能机构，进行图书馆内外部的沟通协调，共同应对危机。公共图书馆应根据实际成立确实有效危机管理机构，在现有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公共图书馆自身实际发展需要，根据公共图书馆的规模以及可能发生危机的概率和影响来选择其组织形式，成立单独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或是整合行业力量，成立区域性图书馆危机管理协作互助组织，来共同应对危机。特别是小型公共图书馆，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限制，常设一个危机管理部门并不现实，可以借鉴武先生提出的以人员代替机构的思路，即在图书馆各部门中指定专门人员行使危机管理机构的职能。

2.3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少西方发达国家都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了突发应急事件处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危机事件处理做出明确的制度规定，有效提高危机管理能力。中国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也为国内公共危机管理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公共图书馆应根据其自身所处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实际特点，参考和借鉴其它行业的经验，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条款，制定一部针对公共图书馆危机事件的《公共图书馆突发事件应对法》。各类公共图书馆应针对自身特点，因馆制宜地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危机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处乱不惊地进行。2001年4月由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和社会文化图书馆司联合召开的“图书馆法”专家座谈会，正式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目前图书馆立法草案，共8章37条，包括总则、图书馆的建设、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服务与读者权益、工作人员与内部管理、保障措施、评估与奖惩、附则等内容。根据图书馆现实和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图书馆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应加入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相关内容，将图书馆危机管理规范化，保证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制度化与健康发展，以不断提高图书馆综合管理能力。

2.4制定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预案危机突发性特点需要我们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了。图书馆危机预案，就是针对公共图书馆内外部环境，在危机事故发生之前就制定好危机处理的计划方案。危机预案制定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危机管理要达到的效果，所以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设计简单，缺乏科学性和操作性的预案，一旦面对综合化的危机，立即凸显危机协调处理能力的薄弱，完全经不起实践的考验，预案形同虚设[10]。公共图书馆应实事求是，结合图书馆的实际规模特点，分析馆内外环境因素，列出可能面对的危机隐患，参考并借鉴其它行业的经验，依照有关危机灾害管理条款，制定出真正有效地、切实可行地危机管理措施[11]。同时，根据危害等级，进一步细化应对危机的具体对策，以保证危机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如防火应急预案、停电应急预案、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等。而且，对应急预案也要实行公示和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从而提高预案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还应将各种危机应急预案编制成册，发放到馆内职工和读者手中，开展教育培训学习，有条件的话可以通过模拟演练，来熟悉掌握应急预案中的各项操作，通过演练还可以发现应急预案漏洞，从而进行修订完善。

2.5构建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体系在社会信息化环境中，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会组织，公共图书馆所面临生存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图书馆不仅受传统的人才、经费、资源等危机的长期困扰、又面临各种新的危机，如：形象危机、安全危机等。所以，构建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体系，提高图书馆应对危机管理能力是图书馆发展迫切需要的。图书馆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的内容广泛，牵涉到图书馆管理的方方面面。目前，中国关于公共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距离建立完整的危机管理机制缺少相关理论和实践，而且，不同的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有着不同观点。笔者结合中外危机研究成果认为，一套比较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应该涵盖危机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具体包括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和善后恢复重建机制3个方面。

3结语

第2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多模态信息；相似度计算；Folksonomy；RDF；文本聚类

〔中图分类号〕G25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12-0036-04

〔Abstract〕In a BIG DATA environment，the source of the crisis is complex，by using word similarity computation and network users free marking technology，the paper transfed the multimodal crisis information into a single information source，and an integrated model for the extraction of crisis information was established.The integrative course included three processes：collect information and extract features；describe and storage metadata；divide the feature domain.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the paper provided a uniform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mergency response of the crisis，to provide case analysis and intelligence warning.

〔Key words〕multimodal data；similarity computation；Folksonomy；RDF；text clustering

随着2015年“8.12”天津港的爆炸事件，应对突发事件的公共危机安全问题愈发受到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回顾近几年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1]，既有诸如“汶川”大地震的地质自然灾害，也有诸如“H7N9”禽流感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网络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大数据环境下，面对诸如此类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危机信息的呈现方式和载体形态逐渐多样化，采集的信息样本除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外，还有半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和非结构化的图像数据。海量的多模态危机信息使管理决策部门迷失在信息的洪流中，给危机管理应对过程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带来了巨大障碍，如何把形态各异的不同载体形式的海量危机信息进行统一标准和规范的整合与组织，为危机应对提供情报支持，是应对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重要环节，并受到了国内情报学领域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

毕玉青通过分析发现信息化社会中公共危机载体形态呈现出规模海量、影响广泛、未知性强、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大数据特质，提出应对危机管理的政府管理建议，从而提高危机应对的有效性[2]。

熊枫从传统政府危机信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带来的契机，进而深入探讨大数据时代政府有效管理危机信息，以弥补传统危机信息管理之不足的策略[3]。

武汉大学的李阳等通过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情报需求，提升应急决策情报支持能力，探索一种新的应急决策情报支持架构――以情报工程化为主导、情报平行化为支撑的“两融合”应急决策情报服务模式[4]。

吴春玉从政府决策过程入手，在分析不同决策过程信息需求的基础上，选定政府决策信息源，借鉴信息资源库的建设方法，构建政府决策信息采集模型[5]。

通过笔者对当前危机信息的相关文献整理研究后发现，危机情报的应急处理基本上都是围绕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需求，从研究作用机理入手，构建危机应对管理模型。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例分析，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和Folksonomy自由标记语言，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段，整合海量数据下不同载体形态的危机信息数据，按照统一的元数据标准规范进行存储，把多模态的危机信息转化成单一的情报信息源，聚类划分文本内容特征域集，从而为危机管理中的决策部门提供精准的危机情报。

1 TF.IDF、Folksonomy、RDF的概念及其模型

1.1 TF.IDF的概念及定义

著名的信息检索系统Smart中提出过一套词语权重的计算方法，这种度量词语在文档中反复出现程度的形式化指标称为TF.IDF。TF.IDF是信息检索领域常用的方法[6]，计算词语的TF.IDF权重值，权重得分高的词语就是文本文档的主题词和关键特征词。

TF.IDF的定义如下：

定义1：假定文档集中有N篇文档，词项i在ni篇文档中出现，并且fij为词项i在文档j中出现的次数，词项i在文档j中的TF.IDF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TFij.IDFi=（fij/maxkfkj）log2（N/ni）

TF是词项频率，是指词项在文档中出现次数和文档中所有词项出现的最大次数的比值，那么文档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项的TF值是1，文档中其余词项的频率都小于1；IDF是逆文档频率。

1.2 Folksonomy的概念及模型

随着WEB2.0的兴起，淡化了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界限[7]，网络用户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资源的组织和共享中去。用户通过自己的主观认知和对资源的理解程度，对网络共享资源进行标记和整理，使得资源更加具体化并便于检索。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献分类方法――自由分类法，即Folksonomy标记语言。

Folksonomy包含资源、标签和用户3个属性，基于Folksonomy的自由分类法是通过鼓励网络用户的兴趣爱好，针对网络资源标记标签的过程。譬如网络用户A和网络用户B，针对共享资源S1和S2，都标记了自己的标签Label1、Labe2、Labe3、Labe4。Folksonomy模型如图1所示。

1.3 RDF的概念与定义

资源描述框架（RDF）是面向语义Web的标准框架，是语义关联数据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语义网的基本特征是面向文本所表示的数据，实现计算机自主阅读和理解的网络化搜索模式。语义网通过使用RDF资源描述框架直接进行深度的资源描述，RDF以标准的XML形式表达，提供一种表述、交换和利用元数据的框架[8]。

RDF的定义如下：

定义2：RDF通常采用三元组（R，D，F）的资源描述框架来描述信息资源或数据对象，其中R是表示资源信息或者数据对象的本身。di∈D={d1，d2，……dm}（i≤m），D是表示资源的m个属性，或者是事物的某些特性。fi∈F={f1，f2，……fm}（i≤m），F表示资源的每个属性相对应的键值等具体内容。

2 多模态危机信息的组织整合模型研究

网络泛在环境下，突发事件的危机数据来源复杂多样，因此采集获得的信息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危机信息的来源包括诸如危机管理平台以及遥感监控平台等途径，危机管理平台记录和收集了大量的文本类型数据集，而遥感监控平台则记录了大量的图像类型数据集。危机数据的组织整理是获得危机情报的基础工作，危机信息的组织整合过程包括数据集合内容特征项集的提取、信息的RDF资源描述存储和文本内容特征域的聚类划分3个阶段。危机信息的组织整合模型如图2所示。

2.1 内容特征项的提取

针对收集整理过程中生成的文本和图像数据载体信息，需要通过使用文本表示语言和网络用户自由标记的途径，把不同模态的危机信息源转化成计算机可以理解和阅读的单一的自然语言信息源，即通过文本数据和图像数据的语义降维模式，把多模态的信息源转化成基于内容特征项的词语集合表示。

2.2 元数据的统一存储

危机信息经过特征项的提取后，通过使用基于语义分析的RDF本体语言来描述危机信息的属性和概念，生成危机信息的资源描述框架，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信息组织。根据语义网技术RDF三元组的定义，重新进行深度的描述和整理，使非结构化的数据有序化、结构化和整体化，从而为危机信息数据的采集和萃取整合提供数据级的保障基础。

2.3 文本内容特征域的聚类划分

经过信息的整理和特征项集的采集提取之后，形成了以内容特征项集作为标识的词语集合。为了聚类发现已经存储的信息特征项集，通过采用计算词语集合的文本相似度距离来进行聚类计算，把规范化的信息集进行自组织分类，从而为危机信息的预警分析提供相同类型的案例。

3 多模态危机信息的内容特征项提取

公共危机信息采集的数据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来源途径是危机管理平台通过采集网络社交网站的舆论信息而形成的文本数据；另外一种来源途径就是通过城市摄像头等传感设备采集到的图像数据格式。由于文本文档和图像文档都是不属于结构化的数据形态，为了使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存储采集的危机信息，需要通过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和Folksonomy自由标记语言，转换成基于内容特征项的词语集合。

3.1 文本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

文本载体类型的数据信息组织和存储，需要对文本文档的内容进行字词切分处理后，从文字中抽取能代表文档内容特征和彰显文档主题特征的关键词。把获得的关键词作为文档的项特征集合表示，使用文本内容的项特征集来描述相应的文本文档。描述主题的特征词的提取可以通过计算词语在文档中的重要程度来形式化表示，TF.IDF是信息检索中常见的形式化表示模型。

TF.IDF模型是测度词语在文本中重要程度的量化表示。其中TF是通过统计学的知识来衡量词语的重要性，是词语项在本文档中的出现频率，与词语在文档中出现次数成正比。IDF是逆文档频率，是样本集合中文档总数与出现词语项文档数的比值的对数，与词语项在样本集合中出现的次数成反比，TF.IDF模型通过测度TF和IDF的乘积，通过抑制单纯的词语频率度量方法，调整TF权值，可以有效的区分不同文档。

通过计算词语的TF.IDF权重值，选择TF.IDF计算得分最高的m个词语作为文本文档的特征词项，从而把文本载体型数据描述成m个词语项的集合进行信息存储。

文本载体型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算法如下：

输入：N篇文档

输出：N个集合，每个集合包含m个词语

Begin

Step1.使用2-shingling算法进行字词的切分处理

Step2.调用停用词表删除文档中的停用词

Step3.计算词语文档中的TF.IDF权重，选择权重最大的m个词语作为文本的特征词项

Repeat Step1，Step2，Step3

Until所有文档处理完毕；

文本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即是通过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的表示算法，使用特征词语集合来表示文本内容，从而把获取的危机信息文本载体型数据进行结构化的统一表示和存储。

3.2 图像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

图像数据的计算机存储是以图像的像素数组来构成，我们可以计算图像像素的平均数目等简单属性，但是无法给出任何图像特征的内容项。但是自由标记语言使得我们对图像内容的辨认和识别有了可能性，Folksonomy的自由标记语言允许和鼓励用户对网络上导航的图像信息数据库进行标记，因此针对图像数据的存储可以通过采用用户自由标记的关键词Tag项作为其内容特征的识别方法，使非结构化的图像载体类文件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数据表示。

大数据环境下，Folksonomy中海量的用户参与资源信息的标记为我们确定图像的特征词项提供了数据基础，偶尔的错误标记也不会对该图像内容属性造成大的影响。自由标记语言统计图像的用户标签频次，通过可视化技术使资源的标签按照频次多少进行上浮和下沉，然后选择标引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作为该图像的特征词项，从而完成图像载体形态数据的结构化表示过程。

图像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算法如下：

输入：N个图像

输出：N个集合，每个集合包含m个词语

Begin

Step1.计算图像的所有标记词语的频率次数

Step2.选择频率次数最高的m个词语作为文本文档的特征词项

Repeat Step1，Step2

Until所有图像处理完毕；

根据图像数据表示的处理算法，把获取的危机信息图像格式数据进行文本表示，把图像数据的用户标记进行频次统计，提取对应的关键词项集合。

3.3 特征项集的RDF描述存储

文本文档格式和图像格式的危机信息数据经过提取代表内容特征的词语集合进行表示，萃取后的词语集合不但能够代表相应的数据源特征，而且能够把不同的数据来源进行归一化处理，转换成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存储的结构化数据。

基于语义网关联数据挖掘算法的出现让突发事件应对相关的危机全数据采集成为可能。语义网是新一代的互联网核心，语义关联数据模型是指基于语义关联的数据表达和结构组织模型，该模型不但包含资源信息，同时也包含信息之间异构的语义结构。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信息组织，为危机数据的聚类计算提供基础条件。

危机信息中的资源描述框架中，R是危机信息来源，D是危机信息的内容特征属性，F是能够表示该危机内容特征的属性值，即特征项的集合。使用RDF三元组来表示和描述归一化处理后的危机数据，可以更深层次的揭示危机信息的内容特征属性，同时是非结构化的危机数据有序化。危机信息的元数据的RDF/XML表述如下：

〈？xml version=″1.0″？〉

〈rdf：RDF

xmlns：rdf=http：∥/1999/02/22-rdf-syntax-ns#

xmlns：dc=″WB000002″〉

〈rdf：Description〉

〈dc：feature〉

〈rdf：Bag〉

〈rdf：li〉关键词1〈/rdf：li〉

〈rdf：li〉关键词2〈/rdf：li〉

〈rdf：li〉关键词3〈/rdf：li〉

〈/rdf：Bag〉

〈/dc：feature〉

〈/rdf：Description〉

〈/rdf：RDF〉

危机信息的特征词项集合通过上述的RDF语义关联结构来描述和存储，把非结构化的多种数据存在形式转换成统一的、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语义结构表示，为危机信息的聚类分析和情报预警提供数据级的基础保障。

4 基于Map-Reduce的危机信息聚类研究

公共危机信息经过采集后，形成了以内容项为特征的词语集合，因此可以通过采用计算不同词语集合之间的相似度距离来进行聚类计算，把采集的公共危机进行自组织分类，自动聚类已经存储的危机信息特征项集合，发现该危机的类型并建立危机模型，从而在危机预警期间为危机的管理决策部门提供相同类型的分析案例和预警方案，提高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本文词语集合之间的组织分类采用距离计算中的Jaccard距离度量。给定词语集合A和词语集合B，那么词语集合A和词语集合B的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Jaccard（A，B）=1-SIM（A，B）（1）

SIM（A，B）=A∩B/A∪B（2）

假定词语集合A={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4}和词语集合B={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5}，因此集合A和集合B的并集共有5个关键词语，集合A和集合B的交集是3个相同关键词，由公式（1）、（2）可知，词语集合A和词语集合B的距离Jaccard（A，B）=1-3/5=0.4，假定给定的距离阈值是0.5，距离阈值可以根据分类的实际效果进行设定。由于Jaccard（A，B）

在网络泛在环境下，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危机信息是单个人和单台机器无法计算和处理的。面对海量的数据，分布式的高效存储系统具有高度的容错性和并发性，是处理海量数据的基础条件，同时分布式的高效处理系统就更加显得非常重要。Map-Reduce是非常强大的分布式计算方法，通过使用Map-Reduce计算模式的投影算法能满足非关系型危机数据的分布处理需要，支撑起组分异质型数据的融合处理，从而满足海量数据的同步计算和分布处理，保障大数据环境下海量危机信息数据的分类组织，为危机的预警管理提供情报支持。

5 结束语

针对危机信息中常见的两种存在形式，本文通过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和Folksonomy自由标记语言，把不同模态的危机信息源转化成单一的基于内容特征项的词语集合。然后通过使用基于语义分析的RDF本体语言来描述危机信息的属性和概念，生成危机信息的资源描述框架，聚类划分文本内容特征域集，把规范化的信息资源进行自组织分类，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信息组织和整合，为危机信息的预警分析提供相同类型的案例。但是还要加强其他信息情报机构的参与和纵向合作[9]，为危机管理中的决策部门提供精准的危机情报，从而积极发挥情报效用，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进行案例分析和情报预警。

参考文献

[1]郑红玲.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领导科学，2010，29：55-56.

[2]毕玉青.基于大数据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2）：141，143.

[3]熊枫.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研究[J].兰州学刊，2015，（5）：193-197.

[4]李阳，李纲.工程化与平行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下的应急决策情报服务构思[J].图书情报知识，2016，（3）：4-14.

[5]吴春玉.政府决策信息采集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06，（3）：373-376.

[6]覃世安，李法运.文本分类中TF-IDF方法的改进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3，（10）：27-30.

[7]余本功，顾佳伟.基于Folksonomy和RDF的信息组织与表示[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4，（11）：24-30.

第3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公共危机；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06-02

一、公共危机及其特征

（一）公共危机的定义

公共危机是指影响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乃至严重威胁社会的正常秩序的一种状态。公共危机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人类自身的原因引发的公共危机，例如食品安全、官员腐败、以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等等。另一种是由于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因素引发的，例如地震、洪涝、瘟疫等自然灾害。而自然界的危机和人类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破坏等等。公共危机的破坏性非常大，往往威胁到一个区域内的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然环境，很容易引起群体性的恐慌，引发社会动荡。公共危机的发生超出了政府的常态管理能力，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特殊的应急措施来应对，能否妥善的处理公共危机，是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二）公共危机的特征

公共危机发生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共性。公共危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公共性。公共危机发生的范围小到地区大到全球，是一个公共社会的范畴，影响到范围内每一个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甚至威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损害公共的利益。公共危机的公共性使其从爆发开始就会成为焦点，吸引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同样，公共性的特征也决定了公共危机的处理过程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与参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危机最终得以有效解决。第二、突发性。公共危机从最初出现苗头到全面的爆发往往只有很短的时间，政府部门如果没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危机会进一步扩散，随着事态的发展危机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加大了政府危机管理的成本。第三、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公共危机在爆发前没有非常明显的先兆，而且危机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都变幻莫测，加大了政府监控预防工作的难度。对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公共危机，政府部门的预防机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却很难准确预测。而相对于自然灾害来说，人为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表现的更为明显，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政府处置问题失当、某些引起公愤的言论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危机爆发的潜在诱因。政府部门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应该把重点放在传播渠道上，公共危机的爆发也许无法避免，但如果措施得当就可以遏制危机的大规模扩散，把损失降到最低。第四、双重性。公共危机的后果一般都是负面的，不但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应对不力还会损害政府的形象，使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下降。但危机两个字不仅仅包含危险还孕育着机会，而这种机会取决于政府的危机公关是否成功。四川会理县PS事件的危机公关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当事人及时的向网民进行了道歉，在官方微博上贴出了原图，还原了事实真相，还与网友展开了轻松的互动交流，话题从PS事件逐步转向会理县的风土民情。这次危机公关不但以真诚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谅解，而且成功的宣传了会理县，为会理的旅游业等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会理县PS事件危机公关的成功充分的证明了，当危机爆发时，政府采取恰当的方式，以真诚的态度与民众展开持续的沟通，不仅可以有效的缓解危机，甚至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

二、公共危机频发的原因

（一）社会的发展造成各种矛盾激化

社会的转型与政治制度的变革，必将导致各种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与社会权利的调整转移。而当前我国正处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人民群众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各个阶层的矛盾日益升级；而政治体制的缺陷致使腐败事件频发，政府的行政管理问题突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逐渐在丧失；社会公众的整体素质与道德水平逐年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食品安全问题、工程质量下降、环境污染等等层出不穷。虽然社会经济快速的发展繁荣，但随之出现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矛盾长期积累必将导致各种危机的频繁爆发，影响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甚至导致社会繁荣的衰退。

（二）危机的信息传播渠道发生变化

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互联网的普及程度逐年提高，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从地域分布来看网民主要集中在城镇等发达地区，从年龄分布来看网民主要集中在10岁至60岁这个年龄段，这部分人群是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分子、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意见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网民的言论足以引领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网络的发展趋向移动化，微博用户持续增长。“截至2012年12月底，手机网民4.2亿，年增长率为18.1%，网民中使用手机的比例继续提升，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稳固。”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没有固定的时间在办公桌前使用台式机上网，便携的手机就成为了台式电脑的替代品。随着手机上网资费的降低，手机上网用户的增速将进一步提高。另外我国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较上年底提升了六个百分点，达到54.7%，“截至2012年底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2.02亿，高达65.6%的微博用户使用手机终端访问微博。”当前，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手机操作系统的功能已经非常接近台式机操作系统，台式机上网能做的事情手机上网基本也能办到，相当一部分用户访问和发送微博的行为发生在手机终端上。网络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已经从传统的有线网络逐渐转变为无线网络，网络危机的爆发与传播产生了质的飞跃，加大了危机管理的难度。

三、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缺乏

公共危机的出现与发展都与政府决策层的理念和危机管理能力密切相关，所以对执政者来说，虽然无法准确的做到危机预警，但是可以从管理入手提高危机的应对和管理能力。目前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很多政府部门缺乏最基本的管理构架，分工不明确、岗位职责模糊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各级政府专职的危机管理人员不足，很多都是其它岗位兼职的，危机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经验匮乏，造成和公众互动进行情绪疏导时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无法回答民众的问题，或者回答的内容不全面或不够准确，这样一来，会加剧民众的猜疑和恐慌情绪。另外由于公共危机通常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缺少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联动机制，阻碍了危机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当公共危机爆发时，政府部门应该本着真诚的态度及时的开展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工作，引导社会舆论向良性发展，如果一味的回避只会使矛盾更加激化，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给后续的危机管理带来困难。

公共危机的爆发与传播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反映出管理体制中存在着相应的问题，如果危机应对失败，就有可能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在危机公关过程中，要查找并消除管理体制中的隐患，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危机过后总结经验不能只限于自身，还要从别人的失败案例中吸取教训。政府部门既要在危机前做好预警工作，在发生危机时及时、快速、准确、全面地开展危机公关，也要重视危机后期的学习和反思。只有有效的学习和反思才能总结经验，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政府可以把公共危机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当成重塑政府形象的机遇，实现危机过后政府管理能力的新提升。

参考文献：

[1]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中国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2013（3）.

第4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特征

中图分类号：D03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010―05

突发事件对公众的危害程度，除了事件本身的危险，还包括社会公众抵御灾变的能力。公共危机教育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教育方式提高社会公众抵御灾变能力的过程。公众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危机应对水平是决定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注重强化公共危机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且不惜花费巨资对国民进行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并在现实中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社会危机意识的缺乏、危机应对能力的低水平是导致公共危机扩大化、复杂化的重要因素。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的特征，并在我国公共危机教育中加以学习借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一、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的主要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是其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危机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情景、教育方法、教育结果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具体来说，有下面五个方面。

（一）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层次性

1.教育体系的完整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教育体系既包括政府如危机教育管理机构，又包括公共组织如各类危机教育培训机构、危机教育科研机构等，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如各种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等。参与面广、体系完整，体现出完整性的特征。以美国为例。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高度自治权，为加强对防灾救灾的综合管理和统一指挥，州政府设有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州防灾救灾工作的日常管理和综合协调。同时，美国联邦在各州、市、郡都建立了培训中心和培训基地，以便于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强化训练。这些培训机构是对外开放的，可以为愿意参加培训的组织和个人提供相应的应急培训。所有的应急工作人员每年都必须参加应急管理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应急管理办公室是该州政府应急管理的专门机构，负责该州危机教育的管理工作。加利福尼亚州专业化培训处，负责各机构事故管理的培训，为地方、州、联

邦、私人部门和外国学生提供培训，通过教育、宣传、培训、演练等方法帮助公众做好防灾救灾的准备工作。同时，该州还有50多个志愿者组织活跃在应急教育和培训中，其中仅红十字会就有10多万人。

2.教育体系的层次性。西方危机教育体系既包括对管理者的教育也包括对民众的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具有层次性的特征。如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全国灾害管理学院，用以培养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同时，澳大利亚的应急管理署下面设有教育和培训处，主要负责社会教育与培训的开放和执行、应急管理资格标准和课程的开放和维护、应急管理研究和社区教育。还对普通百姓进行危机防范意识教育，如向每户居民邮寄有关反恐的资料，指导人们在发生恐怖事件时该如何应对。日本从幼儿园起就对孩子进行避险逃生的训练，通过杂志、录像以及互联网介绍应急知识，进行减灾知识宣传。同时面向公众开设各种减灾培训班，如向企业、社会机构开设消防员培训班，内容包括防火管理的一般知识、防灾人员的责任、应急设备的使用方式、综合防灾操作训练等内容。日本各地还设有防灾体验中心，免费向市民开放，供民众亲身体验发生灾害时的实景，了解避难方法。

（二）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实用性

1.教育内容的丰富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教育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危机意识的提高、急救知识的掌握、逃生的要领、自救互救的本领等。德国政府把增强国民的危机意识作为危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危机预防信息系统”（DENIS）向公众集中提供各种保护以及危机情况下自我保护的知识，包括应急文化的熏陶、应急知识的教育和应急技能的培训等内容。在明确各级政府在应急事件中的职责的基础上，德国政府非常注重公民自身应急素质的培养。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组织对公众开展应急预备、应急应对、灾害恢复以及政府与应急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知识的培训，发放《突发事件预防手册》。

2.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还是以德国为例。在现实生活中，德国政府通过应急部门网站、宣传手册等，使每个公民都能了解、掌握以下基本知识和技能：报警需要的信息、紧急呼叫的电话、如何正确报警、家庭紧急文件夹（将一些重要的家庭文件如合同、房屋所有证、出生婚姻证明、存款账户登记、保险证明遗嘱等在亲戚、律师或者银行中保存这些文件的副本）、紧急情况配套工具、能源无法使用时可缓减能源失效的预防措施、储存食物和饮料、困难情况下的卫生保持、紧急情况下广播和其他信息来源等。

（三）教育情境的实践性、生活性

1.教育情境的实践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教育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枯燥的教育内容通过诸如应急演练、防灾演习等具体行动传递给公众。加拿大每年三月的第一周是紧急预案周，通过政府与其他紧急预案社团组织的合作，在全国范围进行应急演练，目的是增强公众对紧急预案的关注。在地方组织的引导下，参与各方包括紧急响应者、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通过尽可能逼真的实践化情境，锻炼社会对危机来临时的应急应变能力。在日本，通过应急演练培养危机意识从小学就开始了，孩子会在演练过程中受到教育，一旦发生地震不要慌乱，要保护好头部，从容有序地躲避。幼儿园的孩子们会被带到地震模拟车上体会大自然狰狞的一面。救灾演练也是美国危机教育的重要内容。每年美国都进行大量的针对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疾病传播、核辐射等的救灾演练，既有地方政府组织的小规模的演练，也有由联邦政府或几个州联合举办的涉及多机构、多部门、长达数日的全面动员的实战演练。

2.教育情境的生活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教育通过营造生活化的教育情境，将危机教育渗透进民众的生活之中，从而更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危机教育从社区生活入手、从公众的日常生活出发是日本危机教育的一个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日本非常重视社区防灾能力的培养，使社区形成良好的居民参与机制，以便于他们受灾时在政府救援到来之前可以开展自救与互救。2009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了千万人参加的防震演习，以纪念旧金山大地震20周年，参演者在办公室、餐馆、公共交通工具、学校以及家中演练当强震来临时如何进行防护、自救、互救。

（四）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人本性

1.教育方法的科学性。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在方法上的科学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其方法使用的科学，二是方法运用时注意科技含量的提高。其既重视通过科学研究使其危机教育方法得到合理使用，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在使用传统教育方法的同时，通过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英国，政府研发制作出表现地震损失和引发各种问题的危机教育课件。在学校里，通过音像资料、电子地图和电脑动画等，形象地再现出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房屋、道路、桥梁等损毁，医药、食品、衣物等必需品短缺，交通、治安等出现混乱，让受教育者有如临其境的感觉。在美国，政府通过各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红十字会、计算机网络等各种传播渠道向社会进行预警，关于危机的相关动态信息，并编制《市民安全应急指南》、《工商企业安全应急指南》等材料，为公众和企业、组织提供必要的应对知识。美国还专门开发了考验人们在强震下的应急对策的电脑游戏，让公众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危机教育。在日本新都心，兵库县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利用声、光、电等现代科学技术，逼真地再现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场面，全景式地展示了震后恢复重建过程，使人们能够真实地体验灾害，从而增强忧患意识。同时，该中心还从事防灾研究，并组织开展各种灾害管理培训与研修，开设灾害应对概论、危机应对时的组织论等课程。

2.教育方法的人本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教育方法的使用上，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公众接受危机教育的身心发展规律，体现出较好的人本性特点。日本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海啸、台风等“天灾”与地震、火山喷发等“地灾”的威胁很大，因此，在危机教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体现以公众为核心的思想，考虑公众群体的差异。比如，气象部门以日文、中文、韩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向公众预警信息，以满足不同国籍公众的需要。

（五）教育结果的显著性、有效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教育有显著性和有效性特性，这是其长期正确开展危机教育的有力证明。美国在“9・11”袭击刚过，就有许多民众自发赶往事发地点，参加搜救工作和排队献血。这些成熟的公民行为，显示了社会的强大凝聚力，给了政府以极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德国1998年发生的脱轨事件死伤几百人。在救援中，各种组织的1900名救援人员，还有很多志愿者、39架直升机和354辆车，在两个小时内都赶到了出事现场，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将所有伤员送往医院。在救援过程中，各种组织的成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与事先培训演练有很大关系。在印度洋海啸中，当10岁的英国小姑娘蒂莉・史密斯看到海水中有气泡而且潮水迅速下退时，马上想到在学校里学过的关于海啸的知识，预感到要发生海啸，并告诉了她的母亲。于是，在海啸来临前几分钟，接到她母亲通知的近百名旅客从这处海滩撤离，避免了人员伤亡。2003年，日本北海道发生里氏8级地震仅有1人死亡，而同年在伊朗巴姆市发生的里氏6.3级地震中死亡人数竟高达2万多人，另有5万余人受伤。据伊朗有关方面总结经验称，伊朗人防震意识不够是这次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危机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二、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所呈现的特征，对我国进行公共危机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下面五个方面。

（一）必须建设系统完整、层次分明的危机教育体系

第一，对于我国目前的危机教育体系来说，关键是要转变过去“全能政府”的观念，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教育体系中来。对非政府组织的紧急救助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成员能够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是国际上加强非政府组织应急能力建设的普遍做法。一是非政府组织作为跨部门、跨行业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联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可以迅速将有关的灾害信息和预防办法传播到各自的成员；二是非政府组织扎根于社会基层和某些特定人群，其所组织的防灾宣传教育大多简便易行、因地制宜、贴近实际，有时比政府部门统一编制的宣传材料更有针对性，更易被特定群体所接受。第二，要将防灾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系统，实施全民、全程、全方位的减灾教育、宣传、普及和训练演习，增强减灾意识、知识和技能，形成全社会防灾减灾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才能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充分的综合体系保证。第三，要注意将管理层的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危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它既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参与和受教育，更离不开政府决策者的组织领导。管理者的危机教育是危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要注重危机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和实用性

在各个不同教育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在预防教育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灾害背景、灾前征兆、防灾准备的宣传和通报，使公众掌握观察、分析灾害的知识，在心理上、物质上做好准备。在临灾教育方面，要使公众在面临灾害时保持清醒和冷静，具有主动处置事故的应变能力，增强紧急状态下的服从指挥意识和自救意识，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在灾后教育方面，要稳定受灾民众的心理状态，保证灾后正常的救灾秩序和社会秩序，防止灾后可能出现的失控现象，要迅速投入医治创伤、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建设中。

同时，教育内容的选择要注意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性。在国外，中小学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课程是必选的，而且每个学期的成绩都要记录在小学生的成绩单里，和文化成绩同等重要。公共图书馆里有很多画册，以图片的形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龙卷风、火山喷发、岩浆等，如果遇到了灾难应该怎么办。就我国而言，在学校里，目前危机教育往往仅停留在书本上，而且很少将其放在与文化课同等重要的地位，很容易导致教育流于形式。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严重脱钩，在很多情况下，容易导致危机教育空心化倾向。因此，在选择危机教育内容时应该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要将现实应用性作为危机教育内容选择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三）要通过构建富有实践性和生活性的情境提高危机教育的实际效果

应急演练是危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实战演练情境能够使人们更加快速地熟悉各种灾害情况，可以大大提高救援团队的互相合作与快速反应能力。同时，通过在实战情境中的演练，能使民众对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当采取的紧急处理措施、逃生手段、灾后恢复中应当注意的程序和途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娴熟的应用。因此，情景式应急演练不仅可以发现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向社会公众宣传预案，进行公共安全教育，提高公共安全意识，提高应急行动技能。在这一实践情境中，需要提高政府管理者的危机意识，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以及政府的危机预警能力。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公众进行危机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实践情景的培训，使政府和公众对危机的类型以及处理危机的办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在组织开展防灾救灾的教育、宣传、培训和演练工作过程中，必须通过生活化的情境构建，有效提高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应对灾害的意识、知识和能力等。普通老百姓所遇到的突发事件，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因此，从公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进行危机教育，既可以让公众尽快熟悉危机教育的流程，也有利于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懂得如何从身边开始进行自救和他救。这就要求培训者在进行危机教育情境构建时，充分利用好各种日常生活环境。可以根据公众的生活环境、居住条件，组织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和培训。

（四）要注意危机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

在危机教育中，对方法的使用要注意从公众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对象，采用切合教育对象实际的办法。比如，针对农村的危机教育，印刷品的印制就需要考虑农村群众的教育水平，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说明，配上丰富多彩的图片。对在校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要考虑其年龄、兴趣、接受能力，多选择鲜明活泼的教育方式，以提高其参与感和体验感。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专门针对中学生骑车上学进行“驾照”考试，把交通安全教育作为学校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学校操场上布置了一条“马路”，放置着模拟路牌、三色交通信号灯等交通工具，和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一模一样，以此来提高危机教育的实效性。

危机教育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公众的感受，尊重其主体地位，注重人文关怀，注意心理疏导。做到危机教育为了百姓，危机教育尊重百姓，危机教育依靠百姓。公众危机教育是反危机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危机教育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警示宣传、自救互救培训、学校教育、社会演习等各种方法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整体的危机应对能力，是危机教育方法运用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与配合。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搞群众运动式的教育，一个命令发下去，不管群众同意不同意，就在社区进行轰轰烈烈的演习，既干扰了群众的生活休息，也达不到危机教育本该有的效果。同时，还要注意心理疏导方法在危机教育中的运用。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普遍出现心理失衡、心灵创伤等问题，引起所谓的“应激适应综合症”。2004年，台风“云娜”肆虐过的我国浙江温州，受灾地区有80%以上村民有焦虑和抑郁症状，比正常人患病率高4―6倍，其中重度和极高度焦虑和抑郁的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因此，要在非危机时期加强对公众的危机心理素质的训练，以提高公众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

（五）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育效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教育结果上的显著性和有效性启示我们，危机教育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在社会正常状态下，开展多层次的危机教育、提高公众应对危机时的心理素质，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一项基础工程。同时，这种危机教育知识的普及和危机意识的培养反过来又能对公共危机管理和传播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能促进公众参与的能动性和理性。能否加强经常性的减灾科普教育，让公众掌握减灾科学知识、约束自己的行为，能否让公众切实学会减灾技能、灾前自防、灾时应急、灾后救治，不仅关系到能否让全社会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关系到提高应急管理人员和全社会的心理素质、应急能力和防范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减少突发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破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把救灾物资的调集准备、紧迫的救灾抢险行为视为“硬措施”，那么危机教育更多的则是通过公众思想意识的提高来应对危机，体现的是一种“软措施”。二者虽然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如何尽可能降低突发事件对公众的冲击。如果危机教育工作做得好，民众对于灾害来临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逃生的要领、急救的知识都非常清楚，遇到灾害不慌乱，具备了自救和互救的本领，就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同时，危机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应对灾害事件中关系重大。我国在历次抗洪救灾等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都是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才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就整个危机教育系统而言，危机教育体系的构建、危机教育内容的选择、危机教育情境的设置、危机教育方法的选取，都关系到危机教育的效果，而危机教育的效果反过来又检验着危机教育体系、内容、情境、方法的构建、选择是否恰当、合理。只有在实践中对这些方面进行辨证把握、科学运用，才能使公共危机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丽华.公共视角下的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段明华.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升[M].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2007.

[3]麻宝斌，王郅强.政府危机管理理论与对策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4]丁文喜.突发事件应对与公共危机管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5]房宁，杰.突发事件中的公共管理――“非典”之后的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7]刘波，姚清林，卢振恒，马宗晋.灾害管理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管理概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第5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由于复杂性现象的普遍性使得CAS理论的思想和方法迅速地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更是为公共危机管理尤其是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系统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牵涉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和演化本质上是一类非线性的复杂演化过程”[15]。而复杂适应系统实质上是一个主动的、开放的、动态演化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系统，其所具有的特征，在公共危机决策机制中同样被发现。也就是说，CAS理论与公共危机决策机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1）层次性。系统层次特性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典型特征。它是指整个系统是由多元主体构成，每个主体又是由单元构成的。而这些主体和单元被看作是具有自身目的性和主动性的自组织活动主体。CAS理论的层次性特征，在公共危机决策系统中体现为多元决策主体的层次化。从决策主体中的决策机构看，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市政府，再到县级政府，每一级政府内部都有自己的决策机构。这些机构通常包括中枢决断机构、参谋咨询机构和综合协调机构，它们构成了决策系统的主体。从决策主体中的个体而言，决策主体中的个人包括最高行政首脑、专家、政府要员、非政府组织等，它们构成了决策系统中的主体单元。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之间，其分工都是十分明确的，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等级性，即最高行政首脑及其对应的中枢决断机构具有最终决断的权力，而专家等对应的参谋咨询机构的职能是协助中枢决断机构做出决策，综合协调部门则是按最高行政首脑领导的意图协调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2）适应性。CAS中的主体是主动的、活的实体。不同性能的适应性主体的行为可以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主体将探测器探测到的消息与规则集进行匹配，发现匹配规则后直接激活效应器产生行动或激活另一个相匹配的规则，这一过程是一个循环的链式反应过程。”[1]也就是说，主体正是通过与环境、与其它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从而实现对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同样地，在公共危机决策中，决策者在面对危机时，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危机所造成的各种现实，更不是对其束手无策。相反地，决策主体在收到公共危机的信息时，可以根据情况的轻重缓急，在职权范围内通过集中各种社会资源、调动各方社会力量进行统一决策，从而降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3）共生性。共生性是指决策主体之间、决策主体与环境之间、系统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同处于一个共生系统之中。体现在决策主体（个人、组织）可以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而表现对他人的迁就和融合，而不是仅仅为自己奋斗。这是因为处于复杂系统中的主体没有实际的方法来优化它们的行为，而最明智的办法则是通过其他主体的行动来改变和提高自己。在当前情势下，公共危机决策所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政府已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决策而需要把各种专家、政府要员及其各种社会力量纳入到决策中来。政府以外的决策主体之所以参与决策，或出于增加决策信息量，抑或是为了增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又或是为了促进政府与公民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公共危机决策系统中多元主体之间的组织行为是一种互助协作而非竞争的关系，他们参与决策的目的更多是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公众参与决策都将是各国政府进行决策的理性选择。（4）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体现为系统内部之间、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之间在空间上的开放。一方面，内部主体与主体之间沟通顺畅而没有阻碍，并且系统中的各种资源可以自由地流动和共享而不受阻滞。另一方面，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的各种资源可以实现自由进出而没有壁垒。而现有的公共危机决策系统，其开放性往往限于系统内部之间有限的资源流动。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相对封闭导致了各种信息无法顺利地到达决策层，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效率和效果。事实上，在公共危机决策系统中，无论是专门部门之间，还是上下级部门之间，或是决策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各种决策资源应该根据需要自由流动，它们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沟通顺畅、资源共享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得以保障。（5）非线性。复杂适应系统演变和进化主要来自于系统中的各种互动关系。“整个宏观系统的演变或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而成的、更大主体的出现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16](P106)。这种演化或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螺旋上升并逐渐向更高一级的系统发展变化。公共危机发生的过程极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前兆阶段、爆发阶段、蔓延阶段、缓解阶段和终止阶段。在不同的危机时段，决策者所面临的决策环境是不尽相同的，危机所处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导致了系统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提高。因此，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着的环境，公共危机决策系统中决策主体、决策模式等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寻找复杂性中的平衡：基于CAS理论的公共危机决策机制构建

1.优化公共危机决策主体

决策主体是公共危机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共危机决策主体是指“为避免和应对公共危机而履行决策职责、参与决策过程的特定个人和组织机构”[17]。通过完善主体中的个体和建立通行法约尔桥的决策组织系统两种途径可以达到优化公共危机决策主体的目标。（1）优化主体中的个体。CAS理论认为，系统的主体是多元的，作为系统的主体具有主动性、能动性。主体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不断进行“学习”和“积累经验”，并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来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公共危机决策系统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主体应该通过不断地优化以维持组织的复杂性高于环境的复杂性。第一，决策个体的多元化。长期以来，在公共决策系统中，政府或行政首长往往成为主导决策过程的家长式人物。他们通过强调政策质量要求而排斥“外人”参与决策。事实上，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在公共危机决策环境日趋复杂的条件下，管理者需要更多的信息以促进政策质量，这就通常需要依赖更多的公民参与而不是更少的参与[18](P27)。因此在公共政策中，政府应该从以往的单一决策主体的决策模式到多元决策主体的转变（见图2）。在确保行政最高首脑在决策中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前提下，根据其能力和现实要求，允许专家、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在危机的不同阶段参与到决策中来。第二，转变危机决策观念[19]。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转变观念是政府做好优化公共危机决策机制的基础。通过树立效率和授权意识，解决危机决策的时滞性问题；通过树立沟通、协调与合作观念，解决危机决策信息闭塞和力量分割的问题。第三，提升决策主体能力。对于参与到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个体，不管是政府人员、专家还是非政府组织人员或是公民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危机管理方面的知识，并且这些个体应该不断进行学习，从每次的参与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和积累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公共危机决策出谋献策。（2）建立通行法约尔桥的中枢决断系统。中枢决断系统是“按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有关法律，在出现危机状态下，拥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力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特定个人或政府机构”[17]。中枢决断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负责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和处理的方针、政策指挥和总体协调。传统的中枢决断系统的决策过程是（见图3）：基层政府在接收到危机信息时，首先上报到省政府决策机构，省政府再上报到中央政府决策机构，是遵循着严格的等级性原则。其结果是，不仅速度慢而且还会造成由于信息传递链过长而导致信息失真，甚至还会因为时间的搁置而导致贻误决策的最佳时机。CAS理论认为，系统中的主体实质上是一种智能体，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环境适应性。因此，在公共危机决策中，当决策主体通过探测器探测到危机信息时，他们应该根据相应的决策规则直接激活效应器产生行动。这就要求建立一种通行法约尔跳板的决策系统（见图4）。如图4所示，公共危机决策系统包括中央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四个层级，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处于第一线的地方级政府决策机构首先做出相应的决策，同时及时地向上级决策机构汇报危机实情，接受上级的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在征得上一级决策机构允许的条件下，A下级决策机构可以直接与同级的B决策机构进行沟通、交流。法约尔跳板的搭建不仅可以使下级及时的做出决策，同时还能使决策机构集中更多的可供决策使用的资源。

2.决策组织网络化

CAS理论研究表明，“一个能够在复杂、不确定、快速变化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其关键的特征是内部单位的‘自治’、‘关联’和‘变革’，具有比环境更高的复杂性”[10]。也就是说，基于CAS理论的公共危机决策组织机构必须是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其变化，并向着最有利于组织本身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地增强内部结构的自组织能力[15]。传统的公共危机决策组织是典型的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的层次结构，它要求下级必须接受上级的监督和控制，是一种封闭性的组织结构。在这样的组织里，个体与整体的行为通常是保持高度一致性，组织整体行为可以根据个体行为进行推测，因而组织的复杂性程度低。而现有的公共危机决策组织是一种事业部或矩阵式的混合组织结构。下级具有一定的自我管理权限，个体行为和整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由于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因此组织的复杂性上升。但是根据各种组织结构的特征并结合当前公共危机决策面临的复杂性不断上升的环境，混合组织结构并不能使组织本身造就高于环境的复杂性。层次结构组织和混合机构组织都属于环境复杂性高于组织复杂性，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这两种形式根本无法适应当前公共危机决策的需要。因此，新形势下的公共危机决策组织必须是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即网络化组织。这是因为，网络结构组织中的各个主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当他们相互关联时，整体就会出现难以预测性，个体行为亦难以描述，组织的复杂性程度高。网络化的决策组织形式，要求做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辅助”。“一个中心”，即决策组织做出任何决策都应该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保证中枢决断机构、参谋咨询机构和综合协调机构的自治性；使决策机构内部的每个单位、部门、个人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外部环境之间建立起相互依赖关系[10]。“一个辅助”，即完善的决策信息采集系统。信息是决策生成的基础，是决策执行的依据。因此要确保决策的时效性强、准确性高，一方面，从中央政府部门到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各级危机预防控制中心必须构建相应的政务信息资源网，实现电子信息自由交换。另一方面，在遵循保密性原则的前提下，政府与社会之间遵循开放性原则，实现信息无障碍共享。

3.决策模式的创新

第6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 网络公共危机事件 网民参与心理 公共管理应对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0-0

网络公共危机事件指特定的社会问题事件，在经由互联网络平台的传播过程中，引起网民广泛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公共性和危机特征的公共危机事件。在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网络公共危机事件越来越成为公共政策活动、公共治理活动乃至国家立法活动必须应对的公共问题。因此，考察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的形成及网民参与心理动机趋向，乃是进行公共政策应对、公共管理应对乃至国家法治化建设应对的重要环节。

一、网络传播的公共化效应

这里把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看作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事件。从操作性角度理解，公共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广泛的人际影响范围和广阔的地域影响空间，影响的路径不仅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还包括基于特定价值观念或价值信仰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社会问题事件，则是指某些社会事件中所显示出来的过程信息或结果信息，有悖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同取向，使他们形成相应的否定性评价，常常伴有批评、批判乃至改变事件进程的内在心理需求和外在行为表现。

特定的社会问题事件，经过互联网络的广泛传播以后，就会呈现出明显的公共化效应，无论是其人际影响范围，还是地域影响空间，都有着迅速且近乎无限制的扩展趋向。这种公共化效应，主要来自于网络传播所固有的几个特征：

1即时性

通过各大门户网站的讨论版、论坛网站等网络信息平台，在信息的者和获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似的“零距离”或“零时滞”特征，这使他们基本上处于面对面的共同在场式的对话关系状态，这种对话关系状态促成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特征。通常情况下，网络信息一经，所有登陆到相关网站或论坛的网民，便立刻接收到该信息。虽然有些网站或论坛实行信息审查制度，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关键词”或“忌讳词”为主要技术依托的信息审查对于信息的即时性，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对于信息传播而言，即时性又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迅速和快捷。

2开放性

网络信息平台的信息具有公开展示特征，网民只要进入相关网络平台，就都能够获取相关信息内容。虽然有些网站要求“注册会员”的准入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传播或信息的网民），但是，绝大多数的网站对于注册资格都没有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通过互联网络平台，无论是对信息的分布者，还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传播都具有一种指向广泛人际范围和地域空间的开放性特征。

3几何扩展性

通过互联网络平台的信息分布，信息传递和信息获取都不是单路径的，而是有着多重和多选的传播路径。信息者和信息传递者可以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方法向多个网络平台相同的信息内容，信息获取者也可以借助于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从互联网络上获取几乎所有包括相关信息内容的网络信息平台。这种多重、多选式的信息传播过程，将导致相关网络信息传播覆盖对象上的一个巨大的滚雪球效应，从而形成信息传播趋向上的几何扩展性特征。

4客观明确性

这里的客观明确性不是指信息的具体内容，而是指信息借以传播的符号载体。不同于其他的社会舆论、社会流言或“小道消息”，网络传播信息一般都有着明确、可视以及可复制占有、原件传递的客观性特征，通常都依附于文字、图像（照片）以及视频、音频等传播载体形式，通过这些具有客观性特征的传播符号载体，不仅使该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快捷、方便，而且更容易使相关的信息接收者或信息获取者确信相关的信息内容，为信息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传播要件。

即时性、开放性、几何扩展性以及客观明确性分别从信息传播的动态形式、结构特征、过程趋向以及符号载体等四个方面，促成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公共化效应，使得相关社会问题事件具有了特定的公共性内涵。公共性是该事件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成为公共治理对象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最终能否真正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推动公共权力机关动用公共资源加以应对，还取决于事件的“问题”性质，即在该事件经由网络传播形成广泛的人员影响范围以后，相关的信息接收主体，是否对该事件所展示出来的信息内容，表达具有否定性意向的评价回应信息。只有在广泛的信息受众那里出现较为普遍的否定性评价信息的条件下，我们才有理由认为，经由网络传播，该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公共权力机关必须面对的网络公共危机事件。

二、网民参与行为方式分析

在事件发生的意义上，内在的行为动机或行为取向需要外在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在网络公共危机事件中，诱导网民广泛参与的共鸣取向、发泄取向、归属取向或关怀取向，也需要通过特定的网络参与行为方式介入到相关事件的演变进程，这里主要讨论点击——围观式参与、发帖（包括回帖式发帖）——表达式参与，以及转载——传播式参与这三种最具普遍性质的网络参与行为方式。

第7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职能；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6）12－0030－02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其中明确提出将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一论述是《决定》对于我国社会基本形势的准确判断，也是《决定》提出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只有切实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实现社会安定与和谐。

当前，我国总的基本的社会状况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社会转型、改革深入的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存在并会不断出现影响社会和谐的大量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中，社会公共危机因其对社会和谐负面影响大和其对社会发展破坏性强而具有典型性，是社会管理必须直面和应对的挑战。

社会公共危机，一般是指对社会根本价值或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及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损害或重大影响的突发性事件或状态。因其多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也被称为突发性公共危机、突发事件、风险。就世界范围而言，此类公共危机有急剧增加并日益频发的趋势，并具有由个别孤立事件]化成普遍现象、由偶发事件变为频发现象、由单一事件变为复合事件、由局部向全局蔓延甚至]化成跨国危机的特征。在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害是巨大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使各国损失惨重，公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9・11”事件、法国社会骚乱、“别斯兰事件”等社会安全危机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动荡、恐慌。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公共危机也进入了频发期。自然灾变，重、特大事故灾难时有发生，“非典”、“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社会严重威胁，环境污染、商品安全、社会等社会安全危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类社会公共危机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干扰了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破坏了投资环境，冲击公众心理，影响社会安定。

《决定》在提出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同时，阐发了创新社会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观点，为完成这一任务，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挑战，指出了基本的方向和路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这一新的“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格局中，要强化政府管理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就要按照《决定》的精神，首先加快实现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社会公共危机涉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基本范围及其基本性质，决定了公共危机的管理（对于公共危机的预警、控制、化解等）是任何国家的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责，即使是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审视，政府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主导性要素，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从本质上讲政府所行使的行政管理，是有别于其他管理的，政府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并因此承担公共责任的管理活动。这一性质从根本上规定了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开始了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历程，但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政府成了经济建设型政府，忽略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一本质职能，忽略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由此导致了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片面发展形态的出现。与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业高峰、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愈益严峻的环境污染、急速恶化的生态、触目惊心的公共医疗卫生缺失以及引发社会公愤的，呈现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非均衡、非协调、非和谐。这有悖于政府管理的基本性质、基本职能，不仅未能很好承担起包括公共危机管理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还为公共危机的产生留下了隐患，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摒弃片面的政府行政管理观念，加快实现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强化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职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的本位复归。在社会公共危机的管理实践中，按照《决定》的精神，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大格局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按照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的原则，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信息平台，建设精干实用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和自救能力，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以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挑战，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实现社会安定与和谐。

第8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突发事件对公众的危害程度，除了事件本身的危险，还包括社会公众抵御灾变的能力。公共危机教育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教育方式提高社会公众抵御灾变能力的过程。公众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危机应对水平是决定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注重强化公共危机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且不惜花费巨资对国民进行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并在现实中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社会危机意识的缺乏、危机应对能力的低水平是导致公共危机扩大化、复杂化的重要因素。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的特征，并在我国公共危机教育中加以学习借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一、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的主要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是其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危机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情景、教育方法、教育结果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具体来说，有下面五个方面。

（一）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层次性

1.教育体系的完整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教育体系既包括政府如危机教育管理机构，又包括公共组织如各类危机教育培训机构、危机教育科研机构等，还包括各种民间组织如各种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等。参与面广、体系完整，体现出完整性的特征。以美国为例。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高度自治权，为加强对防灾救灾的综合管理和统一指挥，州政府设有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州防灾救灾工作的日常管理和综合协调。同时，美国联邦在各州、市、郡都建立了培训中心和培训基地，以便于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强化训练。这些培训机构是对外开放的，可以为愿意参加培训的组织和个人提供相应的应急培训。所有的应急工作人员每年都必须参加应急管理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应急管理办公室是该州政府应急管理的专门机构，负责该州危机教育的管理工作。加利福尼亚州专业化培训处，负责各机构事故管理的培训，为地方、州、联

邦、私人部门和外国学生提供培训，通过教育、宣传、培训、演练等方法帮助公众做好防灾救灾的准备工作。同时，该州还有50多个志愿者组织活跃在应急教育和培训中，其中仅红十字会就有10多万人。

2.教育体系的层次性。西方危机教育体系既包括对管理者的教育也包括对民众的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具有层次性的特征。如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全国灾害管理学院，用以培养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同时，澳大利亚的应急管理署下面设有教育和培训处，主要负责社会教育与培训的开放和执行、应急管理资格标准和课程的开放和维护、应急管理研究和社区教育。还对普通百姓进行危机防范意识教育，如向每户居民邮寄有关反恐的资料，指导人们在发生恐怖事件时该如何应对。日本从幼儿园起就对孩子进行避险逃生的训练，通过杂志、录像以及互联网介绍应急知识，进行减灾知识宣传。同时面向公众开设各种减灾培训班，如向企业、社会机构开设消防员培训班，内容包括防火管理的一般知识、防灾人员的责任、应急设备的使用方式、综合防灾操作训练等内容。日本各地还设有防灾体验中心，免费向市民开放，供民众亲身体验发生灾害时的实景，了解避难方法。

（二）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实用性

1.教育内容的丰富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教育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危机意识的提高、急救知识的掌握、逃生的要领、自救互救的本领等。德国政府把增强国民的危机意识作为危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危机预防信息系统”（DENIS）向公众集中提供各种保护以及危机情况下自我保护的知识，包括应急文化的熏陶、应急知识的教育和应急技能的培训等内容。在明确各级政府在应急事件中的职责的基础上，德国政府非常注重公民自身应急素质的培养。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组织对公众开展应急预备、应急应对、灾害恢复以及政府与应急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知识的培训，发放《突发事件预防手册》。

2.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还是以德国为例。在现实生活中，德国政府通过应急部门网站、宣传手册等，使每个公民都能了解、掌握以下基本知识和技能：报警需要的信息、紧急呼叫的电话、如何正确报警、家庭紧急文件夹（将一些重要的家庭文件如合同、房屋所有证、出生婚姻证明、存款账户登记、保险证明遗嘱等在亲戚、律师或者银行中保存这些文件的副本）、紧急情况配套工具、能源无法使用时可缓减能源失效的预防措施、储存食物和饮料、困难情况下的卫生保持、紧急情况下广播和其他信息来源等。

（三）教育情境的实践性、生活性

1.教育情境的实践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教育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枯燥的教育内容通过诸如应急演练、防灾演习等具体行动传递给公众。加拿大每年三月的第一周是紧急预案周，通过政府与其他紧急预案社团组织的合作，在全国范围进行应急演练，目的是增强公众对紧急预案的关注。在地方组织的引导下，参与各方包括紧急响应者、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通过尽可能逼真的实践化情境，锻炼社会对危机来临时的应急应变能力。在日本，通过应急演练培养危机意识从小学就开始了，孩子会在演练过程中受到教育，一旦发生地震不要慌乱，要保护好头部，从容有序地躲避。幼儿园的孩子们会被带到地震模拟车上体会大自然狰狞的一面。救灾演练也是美国危机教育的重要内容。每年美国都进行大量的针对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疾病传播、核辐射等的救灾演练，既有地方政府组织的小规模的演练，也有由联邦政府或几个州联合举办的涉及多机构、多部门、长达数日的全面动员的实战演练。

2.教育情境的生活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危机教育通过营造生活化的教育情境，将危机教育渗透进民众的生活之中，从而更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危机教育从社区生活入手、从公众的日常生活出发是日本危机教育的一个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日本非常重视社区防灾能力的培养，使社区形成良好的居民参与机制，以便于他们受灾时在政府救援到来之前可以开展自救与互救。2009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了千万人参加的防震演习，以纪念旧金山大地震20周年，参演者在办公室、餐馆、公共交通工具、学校以及家中演练当强震来临时如何进行防护、自救、互救。

（四）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人本性

1.教育方法的科学性。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在方法上的科学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其方法使用的科学，二是方法运用时注意科技含量的提高。其既重视通过科学研究使其危机教育方法得到合理使用，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在使用传统教育方法的同时，通过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来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英国，政府研发制作出表现地震损失和引发各种问题的危机教育课件。在学校里，通过音像资料、电子地图和电脑动画等，形象地再现出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房屋、道路、桥梁等损毁，医药、食品、衣物等必需品短缺，交通、治安等出现混乱，让受教育者有如临其境的感觉。在美国，政府通过各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红十字会、计算机网络等各种传播渠道向社会进行预警，关于危机的相关动态信息，并编制《市民安全应急指南》、《工商企业安全应急指南》等材料，为公众和企业、组织提供必要的应对知识。美国还专门开发了考验人们在强震下的应急对策的电脑游戏，让公众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危机教育。在日本新都心，兵库县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利用声、光、电等现代科学技术，逼真地再现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场面，全景式地展示了震后恢复重建过程，使人们能够真实地体验灾害，从而增强忧患意识。同时，该中心还从事防灾研究，并组织开展各种灾害管理培训与研修，开设灾害应对概论、危机应对时的组织论等课程。

2.教育方法的人本性。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教育方法的使用上，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公众接受危机教育的身心发展规律，体现出较好的人本性特点。日本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海啸、台风等“天灾”与地震、火山喷发等“地灾”的威胁很大，因此，在危机教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体现以公众为核心的思想，考虑公众群体的差异。比如，气象部门以日文、中文、韩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向公众预警信息，以满足不同国籍公众的需要。

（五）教育结果的显著性、有效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教育有显著性和有效性特性，这是其长期正确开展危机教育的有力证明。美国在“9?11”袭击刚过，就有许多民众自发赶往事发地点，参加搜救工作和排队献血。这些成熟的公民行为，显示了社会的强大凝聚力，给了政府以极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德国1998年发生的脱轨事件死伤几百人。在救援中，各种组织的1900名救援人员，还有很多志愿者、39架直升机和354辆车，在两个小时内都赶到了出事现场，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将所有伤员送往医院。在救援过程中，各种组织的成员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与事先培训演练有很大关系。在印度洋海啸中，当10岁的英国小姑娘蒂莉?史密斯看到海水中有气泡而且潮水迅速下退时，马上想到在学校里学过的关于海啸的知识，预感到要发生海啸，并告诉了她的母亲。于是，在海啸来临前几分钟，接到她母亲通知的近百名旅客从这处海滩撤离，避免了人员伤亡。2003年，日本北海道发生里氏8级地震仅有1人死亡，而同年在伊朗巴姆市发生的里氏6.3级地震中死亡人数竟高达2万多人，另有5万余人受伤。据伊朗有关方面总结经验称，伊朗人防震意识不够是这次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危机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二、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危机教育所呈现的特征，对我国进行公共危机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下面五个方面。

（一）必须建设系统完整、层次分明的危机教育体系

第一，对于我国目前的危机教育体系来说，关键是要转变过去“全能政府”的观念，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到教育体系中来。对非政府组织的紧急救助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成员能够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是国际上加强非政府组织应急能力建设的普遍做法。一是非政府组织作为跨部门、跨行业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联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可以迅速将有关的灾害信息和预防办法传播到各自的成员；二是非政府组织扎根于社会基层和某些特定人群，其所组织的防灾宣传教育大多简便易行、因地制宜、贴近实际，有时比政府部门统一编制的宣传材料更有针对性，更易被特定群体所接受。第二，要将防灾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系统，实施全民、全程、全方位的减灾教育、宣传、普及和训练演习，增强减灾意识、知识和技能，形成全社会防灾减灾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才能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充分的综合体系保证。第三，要注意将管理层的教育纳入教育体系。危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它既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参与和受教育，更离不开政府决策者的组织领导。管理者的危机教育是危机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要注重危机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和实用性

在各个不同教育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在预防教育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灾害背景、灾前征兆、防灾准备的宣传和通报，使公众掌握观察、分析灾害的知识，在心理上、物质上做好准备。在临灾教育方面，要使公众在面临灾害时保持清醒和冷静，具有主动处置事故的应变能力，增强紧急状态下的服从指挥意识和自救意识，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在灾后教育方面，要稳定受灾民众的心理状态，保证灾后正常的救灾秩序和社会秩序，防止灾后可能出现的失控现象，要迅速投入医治创伤、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建设中。

同时，教育内容的选择要注意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性。在国外，中小学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课程是必选的，而且每个学期的成绩都要记录在小学生的成绩单里，和文化成绩同等重要。公共图书馆里有很多画册，以图片的形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龙卷风、火山喷发、岩浆等，如果遇到了灾难应该怎么办。就我国而言，在学校里，目前危机教育往往仅停留在书本上，而且很少将其放在与文化课同等重要的地位，很容易导致教育流于形式。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严重脱钩，在很多情况下，容易导致危机教育空心化倾向。因此，在选择危机教育内容时应该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要将现实应用性作为危机教育内容选择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三）要通过构建富有实践性和生活性的情境提高危机教育的实际效果

应急演练是危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实战演练情境能够使人们更加快速地熟悉各种灾害情况，可以大大提高救援团队的互相合作与快速反应能力。同时，通过在实战情境中的演练，能使民众对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当采取的紧急处理措施、逃生手段、灾后恢复中应当注意的程序和途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娴熟的应用。因此，情景式应急演练不仅可以发现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向社会公众宣传预案，进行公共安全教育，提高公共安全意识，提高应急行动技能。在这一实践情境中，需要提高政府管理者的危机意识，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以及政府的危机预警能力。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公众进行危机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实践情景的培训，使政府和公众对危机的类型以及处理危机的办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在组织开展防灾救灾的教育、宣传、培训和演练工作过程中，必须通过生活化的情境构建，有效提高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应对灾害的意识、知识和能力等。普通老百姓所遇到的突发事件，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因此，从公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进行危机教育，既可以让公众尽快熟悉危机教育的流程，也有利于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懂得如何从身边开始进行自救和他救。这就要求培训者在进行危机教育情境构建时，充分利用好各种日常生活环境。可以根据公众的生活环境、居住条件，组织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和培训。

（四）要注意危机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

在危机教育中，对方法的使用要注意从公众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对象，采用切合教育对象实际的办法。比如，针对农村的危机教育，印刷品的印制就需要考虑农村群众的教育水平，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说明，配上丰富多彩的图片。对在校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要考虑其年龄、兴趣、接受能力，多选择鲜明活泼的教育方式，以提高其参与感和体验感。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专门针对中学生骑车上学进行“驾照”考试，把交通安全教育作为学校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学校操场上布置了一条“马路”，放置着模拟路牌、三色交通信号灯等交通工具，和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一模一样，以此来提高危机教育的实效性。

危机教育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公众的感受，尊重其主体地位，注重人文关怀，注意心理疏导。做到危机教育为了百姓，危机教育尊重百姓，危机教育依靠百姓。公众危机教育是反危机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危机教育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警示宣传、自救互救培训、学校教育、社会演习等各种方法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整体的危机应对能力，是危机教育方法运用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与配合。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搞群众运动式的教育，一个命令发下去，不管群众同意不同意，就在社区进行轰轰烈烈的演习，既干扰了群众的生活休息，也达不到危机教育本该有的效果。同时，还要注意心理疏导方法在危机教育中的运用。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普遍出现心理失衡、心灵创伤等问题，引起所谓的“应激适应综合症”。2004年，台风“云娜”肆虐过的我国浙江温州，受灾地区有80%以上村民有焦虑和抑郁症状，比正常人患病率高4―6倍，其中重度和极高度焦虑和抑郁的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因此，要在非危机时期加强对公众的危机心理素质的训练，以提高公众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

（五）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育效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教育结果上的显著性和有效性启示我们，危机教育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在社会正常状态下，开展多层次的危机教育、提高公众应对危机时的心理素质，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一项基础工程。同时，这种危机教育知识的普及和危机意识的培养反过来又能对公共危机管理和传播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能促进公众参与的能动性和理性。能否加强经常性的减灾科普教育，让公众掌握减灾科学知识、约束自己的行为，能否让公众切实学会减灾技能、灾前自防、灾时应急、灾后救治，不仅关系到能否让全社会做好组织上的准备，关系到提高应急管理人员和全社会的心理素质、应急能力和防范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减少突发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破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第9篇：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对危机沟通相关研究的梳理．指出网络舆情已成为当前危机沟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主题，归纳了危机沟通视角下网络舆情演变的差异性、时段性、随机性特征。总结了网络舆情演变研究现有的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利用抽样统计方法对网络舆情形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二是利用舆论动力学及相关仿真方法分析舆情的形成规则及演变的影响因素，最后对研究进行了评价和展望。

    当各种公共危机事件、企业危机事件出现时，由于互联网具有信息传播快捷、参与主体互动等特性，危机信息的网络传播及网络舆情表达对组织危机响应的影响力被极大提升。网络舆情在预测危机事件发展趋势、沟通和调整危机利益相关者关系、制定危机响应方案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危机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演变不仅仅是政府组织、商业机构管理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发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现有研究中对网络舆情研究都有所关注，本文通过对网络舆情演变问题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能为危机沟通及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一些有益思路。

1网络舆情研究:危机沟通的新课题

    在危机管理的视角下，公共关系专业人员需要在危机爆发前期、中期和后期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和对话，以降低组织包括形象和声誉等方面的损失，从改善公共关系角度提出的一系列措施、策略以及其整个管理过程，被称为危机沟通(crisis communication)。有效的危机沟通致力于促进组织和目标公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评价危机沟通效能的最终落脚点是人们对危机事件的出现以及对危机响应措施的感知(perception)，这从危机沟通的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有关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危机响应策略对利益相关者(stakehoder)的感知的影响上(e. g: dean, 2004; arpan&roskos一ewoldsen, 2005}2};coombs& holladay, 2009 , jeong, 2009 )。鉴于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广域性，如果将组织的沟通对象从单纯的利益相关者扩展到更广泛的公众群体上，则可以将危机沟通过程中产生的舆情(public opinion)看做公众对危机响应感知的一种体现。舆情的主体为公众，公众的态度、意见、情绪则构成了舆情内容，其客体为各种危机事件以及其引发的相关危机信息。国外研究者在突发灾害事件的舆情调查、企业危机事件的舆情研究等方面已经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也有多位学者从舆情的视角对危机管理理论进行了研究(刘毅，2005;王来华等，2006}6};陈月生等，2006)。通过对国内外大量危机事件案例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管理者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恢复等各个危机管理阶段能否及时有效地掌握舆情信息并根据舆情信息准确及时地采取响应措施，对于危机管理的效能提升至关重要。

    在互联网媒体深度介人危机事件发展的背景下，在危机沟通中利用互联网工具及相应技术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有研究已经从理论上探讨了互联网在危机沟通中的所起着作用(e. g. esrock &leichty,1999 ;kent, taylor& white, 2003)，互联网可以在多方面改善危机沟通的效果。“在危机中，网络在线群体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争论、表达各种情感的机会，也使得组织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 macleod, 2000)。涉及基于互联网的危机沟通主题的研究多是从危机处理者与危机事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角度出发的，实践操作关注了组织如何将互联网整合于危机沟通之中(taylor&kent , 2007 ) ，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网络工具进行修复形象、改善危机事件利益相关者态度等问题(e. g. taylor et al, 2001; jefferson,2006。网络工具可以提供给任何类型的组织以单向及双向的沟通平台，网络这种快速的反应方式，有助于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在有关美国“9·11”事件的危机传播研究中，greer&moreland(2003 )通过对美国联合航空及美国航空两家公司在恐怖事件中的危机传播案例分析，指出了互联网在危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网络使公司有能力对突发事件进行快速反应，并且可以同时将组织的危机响应与不同的受众进行沟通。sifra & huertas( 2008 )指出了博客(blog)在事件发生时发挥了劝诱和提供信息的功能，并且可以在危机沟通中获取对舆情有重要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的支持。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到，危机沟通研究主要是从危机处置者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角度展开，但也不乏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在互联网应用日趋普及的背景下，危机沟通中公众的网络舆情表达对危机管理决策影响越来越大，危机事件本身以及组织危机沟通过程中产生的诸如危机相关事件被媒体挖掘、曝光、沟通措施及新方案实施等刺激性信息，都会激发公众对危机信息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改变，而由此形成的网络舆情又会对危机事态的发展构成影响。网络媒体可以同传统媒体互动，推动和促成舆论的扩大，网民可以选择在自己感兴趣和关注的网络论坛、博客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进行点评和交谈，这也是网络舆情得以形成、传播的重要基础。“网络媒体环境下，公共关系强调与危机沟通中在线个体进行双向、对称的交流”( kirat,2007) 。在互联网应用普及的今天，受众的意见反馈及这种反馈对危机管理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已经在危机沟通过程中被提升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的局面要求研究者从新的视角审视危机沟通问题。

    网络舆论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徐晓日，2007)。现实生活中民众的观点和情绪在网络上反映而形成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危机管理者了解利益相关者对危机响应感知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演变过程可以理解为公众显现于网络媒体且随危机事件发展、危机响应事态变化的危机感知动态变化过程。在本质上，网络舆情则是民众与管理机构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体现，其演变有其自身的特征。

    综合相关文献内容，危机沟通中的网络舆情演变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a差异性:从个体角度看，由于社会公众的文化背景、认识水平和利益立场不同，人们对危机事件的观点和态度会存在差异。从群体角度看，公众针对危机事件释放的刺激性信息形成的多元的情绪、态度，随着危机事态发展，这些观点在整个网络舆情系统中保持着此消彼长的变化状态，而且往往会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发生分化，形成极具差异甚至对立的观点;b.时段性:在危机发展不同阶段网络舆情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危机的研究一般认为，危机可以划分为突发期、扩散期、爆发期及衰退期，一定时间区间内，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反映在相应的网络舆情上表现出从平静状态到爆发的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事态的发展，形成的网络舆情状态在逐渐平息和消逝，同时也可能存在某种震荡、反复的状态。随机性:网络舆情演变由于危机管理者、媒体、受众等多因素参与，其状态变化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危机事件本身的受关注度，会引发公众在网络空间的激烈讨论，使得网络舆情可能朝着任何一个方向演变，网络舆情随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会表现为网络舆情演变的随机性。

    “互联网已经成为争议性事件爆发时公众表达舆情的重要场所，网民不再是无形的实体(invisible entities)，而已成为了危机管理专家需要认真对待的公众群体。在研究危机沟通的传播机制、响应策略以及效果评价时，不能忽视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公众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对危机沟通各环节的作用机制。网络舆情演变的行为是危机沟通中政府、媒介和公众为代表的危机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一种动态表征，利用网络舆情的演变行为对危机沟通进行考察是一个新研究思路。

2网络舆情演变相关问题的研究模式

    在借鉴国内外危机管理、危机信息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对网络危机沟通的规律及舆情演变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现有文献中的研究主要可归为以下两类模式:

  2. 1利用抽样统计方法对观测到的网络舆情数据形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已有一些文献对社会中出现的热门话题、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变进行的量化或质化分析，此类研究模式通过获取网络论坛、新闻门户网站的实际数据，以例证的形式分析网络舆情的演变行为，利用统计方法对舆情演变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秦州(2005)利用新闻事件在搜索引擎中的页面数的查询、搜索与统计结果来刻画有关某个新闻事件的网络舆情。谢海光、陈中润(2006)通过对某大学一次校园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在校园网论坛上传播过程的实证研究，提出互联网内容与舆情的热点(热度)、重点(重度)、焦点(焦度)、敏点(敏度)、频点(频度)等十个分析模式。rowe et al. ( 2008 )针对禽流感事件对来自bbc网站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相关主题帖子的回复信息内容进行分析，以获取公众对政府危机响应的评价意见。针对危机信息传播的网络舆情演变，魏玖长((2006 )通过对sina网站有关危机事件的新闻专题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出危机事件的时间演变模型分为4类:指数型、正态型、泊松型、波动型。吕莎莎(2008 ) 基于网络媒体的角度，选取inve，逆曲线增长模式和s曲线增长模式作为新闻报道统计模型以预测危机事件爆发后信息数量的发展趋势，对某大型门户网站的危机信息新闻报道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2.2利用舆论动力学(opinion dynamics)及相关仿真方法分析舆情的形成规则及演变的影响因素舆论动力学学者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并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来探讨舆论形成(public opinion formation)的机制。舆论动力学学者认为舆情演变行为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无数个体在特定时间对具体事件的意见，总是在环境与他人的互动中改变的。基于这种研究思路，由于个体在发表意见中的相互影响，可以用协同学分析舆论形成的场，hacken等人根据协同学理论建立舆论形成的随机模型。近年来有多位物理学家将统计物理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舆论研究中，sznajd在2000提出了sznajd舆论模型，其模型演化规则中考虑到了发表言论的个体态度受到临域个体态度的影响，后续的研究者不断对sznajd模型进行调整，并提出了改进的模型和演化规则。以deffuan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舆论观点离散间题进行改进，提出了连续观点有界信任( continuous bounded confidence)模型，关于舆情演变问题，舆论动力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情作为在特定传播渠道上表现的一类舆情，也有针对其进行的动力学仿真的研究，曾祥平等(2007 )建立了一个基于元胞自动机的网络舆论激励模型，用情感倾向度和情感倾向度门限来确定元胞发表言论的状态，用情感激励描述元胞的移动规则。网络舆情系统中各主体复杂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单个主体所不具备的特征，这种涌现机制很适合运用多主体系统的建模方法(mufti一agent based modeling)，刘常星等(2009)建立了基于mufti - agent的网络舆论传播仿真模型，分析了网络舆论传播中新闻跟帖与bbs传播。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目前的一些研究都涉及到了危机沟通与舆情演变的主题，各学者研究侧重点不一，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网络舆情演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也为进一步深人探讨危机沟通实践问题和管理理论开启了思路。

3对进一步研究空间的展望

    对于网络舆情演变规律的分析和探讨有利于进一步把握互联网危机信息传播的本质，提升危机管理的水平。现有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很大的探索空间。

    a.国内外公共关系学(public relation)、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情报学(infomatics)等领域近年来有多位研究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危机沟通相关舆情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多数成果以实验设计及反思的形式对个案进行分材 .较少涉及对网络舆情演变机理的模型研究。危机沟通的网络舆情演变问题由于研究跨越的学科较多，属于交叉学科领域，应开展学科间的融合、借鉴，这有助于丰富危机沟通的研究视角、方法。

    b.舆情演变是个体之间局部交互的复杂过程，舆论动力学的研究思路是针对个体的行为转变及舆情传播环境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舆情演化规则，建立了相应的舆论演化模型。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到，舆论动力学的研究侧重舆论演化规则的研究，所选取的现实问题大多是常态情形中舆情变化，已有的复杂网络、多主体仿真实验较少涉及到基于现实危机情形下的舆情演变规律的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关注基于危机沟通的网线舆情演变规律，根据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将演变规则更加丰富化，将仿真应用在诸如危机事件热点生成机制、网络危机信息议程设置等现实危机管理问题中。

    c.现有的危机管理研究中，对网络舆情演变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由于网络舆情是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状态，在危机情形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有时甚至会产生非常极端的情绪性舆论。网络空间出现的特有的“极化效应”、“从众效应”等传播特征对危机沟通提出新的要求。下一步研究可从舆情演变的角度研究危机管理中的网络信息传播问题，找到网络舆情演变与危机管理的结合点，围绕危机事件产生、发展及危机沟通各因素对网络舆情演变的影响进行深人研究。

    d.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研判方式日益丰富，目前包括舆情危机话题捕捉、舆情热点跟踪、舆情趋势分析、舆情预警等技术手段已经在危机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会为危机沟通中网络舆情演变的规范化研究提供信息支持。已有研究文献对网络舆情观测对象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主要集中在论坛、新闻组、博客、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及留言评论等几种形式上，在下一步中可逐步确立网络舆情信息的观测指标体系，结合信息技术，提高网络舆情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