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 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推荐指数：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推荐指数：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推荐指数：

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推荐指数：

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推荐指数：

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推荐指数：

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推荐指数：

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推荐指数：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推荐指数：

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推荐指数：

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推荐指数：

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第2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第3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和“思想危机”。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颜良恭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的缺位及其原因

公共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以及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是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重要原因。

(一)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

受近代科学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威尔逊、达尔、西蒙等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们努力使公共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其能成为知识殿堂中的体面一员。与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相一致，主流的学术期刊惯于 使 用 实 证 主 义 的 方 法 论 标 准 对 公 共 管 理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评 估 和 反 思。比 如H.E.McCurdy& Robert　E.Cleary、John　D.White、J.L.Perry&K.L.Kraeme、D.J.Houston&S.M.Delevan、Robert　E.Cleary、孙同文、江明修、詹中原、吴颖年等人曾使用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过评估研究。总体而言，使用实证主义标准对公共管理研究质量进行评价的结果是悲观的。对此，我们要问：到底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还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事实上，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框架。特别是将公共管理看做“人工物”而展开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的成果不仅无法纳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且这种技术设计研究尚缺乏一个合理、适宜和有效的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换言之，仅仅使用实证主义的单一标准评价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难免得出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不符合规范、质量低下的结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方法论标准“缺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

在试图将公共管理科学化信念的驱使下，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者以寻求管理的普遍原则作为最终的目标，并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那么这种普遍原则到底是经验规律的普遍原则，还是价值规范的普遍原则，抑或是人际沟通的共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定位的模糊性，也体现在西蒙和达尔、沃尔多等人关于公共管理学学科和方法论的多维争论中

由表1可见，沃尔多和西蒙的争论是多维度的，但后来的学者将两者的分歧聚焦在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西蒙和沃尔多争论中关于“纯粹科学”和“人工科学”的分野，忽略了在人工科学这一框架内，建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方法论框架。

(三)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规范研究有两项基本的任务：一是形成应然命题，确立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二是如何以优化的方式实现已经确立的价值前提。其中第二项任务既不属于“价值和规范”的范畴，也不属于“科学和实证”的范畴，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根据设定目标寻求优化方案的“人工科学”或者“技术设计”的范畴，其所使用的方法论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规范”并不等于“规范研究”。确立“规范”仅仅是规范研究的一个方面，规范研究的另一项任务是技术设计。

总之，学者们一方面将西蒙和沃尔多的争论归结为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忽视了规范研究的第二项任务，而聚焦于规范命题的形成、诠释和确立。与此相关，关于规范研究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学中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

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方法论基础

从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看，知识类型学是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的认识论基础和知识前提，设计科学和技术哲学则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知识类型学

知识分类问题一直是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和创造的科学三类。休谟将知识划分为实然领域的知识和应然领域的知识。康德则根据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特征，将知识划分为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知识。当代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亦形成了不同知识类型的划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认识与旨趣》一书中通过对哲学和方法论的反思性批判，继承、发扬并整合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Charles　Peirc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众多方法论流派的知识分类思想，提出了将认知旨趣、知识类型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的知识类型学思想。哈贝马斯认为“旨趣”是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任何认知活动都以认知的旨趣为前提。认知的旨趣包括三大类别：技术的认识旨趣、实践的认识旨趣和解放的认识旨趣。三种不同的旨趣形成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每种知识类型的方法论框架也不同。

在哈贝马斯知识类型学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将公共管理知识分为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理解和诠释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批判和反思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其中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科学发现类知识、技术设计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科学发现类知识旨在发现公共管理规律，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预测和决策提供支撑。评估类知识使用特定的标准、尺度和规范，评价、衡量和测量心理、行为、事件等公共管理现实的状况，是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公共管理现象中存在规律的前提基础。理解和诠释类知识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如果说技术控制旨趣的知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那么理解和诠释旨趣的知识则以价值理性、主体间理性为基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人则建立了批判主义的知识传统、理论和方法，批判类知识的认知兴趣源自人们追求思想和权利解放的兴趣，基本方法是自我反思的方法，“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旨趣决定的”。技术控制的研究旨趣除形成科学发现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外，还形成技术设计类知识。此处的“技术”是广义的：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技术过程包括技术设计、制造、使用和评价过程。“设计”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故称作技术设计类知识。上述五种类型的知识形态分别与公共管理的研究旨趣、问题类型和方法论框架相对应

公共管理知识类型学的划分，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确立了适当的位置。与此同时，设计科学的兴起，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

(二)设计科学

设计科学是对人工系统的研究，目标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技术系统(产品和程序)、技术系统与环境(人、自然、其他系统)的关系以及设计技术系统的程序。与自然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不涉及直接的实践应用，而设计科学是理解技术世界的桥梁。设计科学、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科学的设计和设计的科学是技术设计知识的不同指称，这些术语的含义相互交叠，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总之，设计科学作为对设计现象、设计方法、设计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探讨，本质在于揭示不同于“自然物”和“人文精神”存在的“人工物”的存在形态和建构规律。

对设计和设计过程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20世纪60年代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业设计理论、系统工程、现代决策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冲破传统学科间的专业壁垒。1969年，赫伯特·西蒙出版了《人工科学》一书，阐明了人工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对象、目的意义、设计的逻辑、设计的形态、设计的表现等设计理论的基本议题。西蒙对自然科学和人工科学做出了区分之后，设计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领域。目前设计科学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电子政务设计、公共服务供给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智能组织设计等众多领域。

设计科学在管理学界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武夷山、仇向洋、陈良华和张昉、凌峰和刘建一、Joan　E.Van　Aken等学者指出了以解释性科学为主导范式的管理学的困境，阐明了管理学兼具有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属性，倡议将设计科学与形式科学和解释型科学相并列，倡导基于设计科学的管理研究范式。总之，设计科学的研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三)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技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是技术哲学早期的研究重点，又被称为技术的人文哲学;二是技术的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使用哲学语言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提炼和描述，又被称为工程师的技术哲学。

1877年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1978年美国建立“哲学与技术学会”并创办《哲学与技术研究》，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进行了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建设制度化。技术哲学的发展还伴随着技术这一概念所指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狭义技术哲学研究逐步扩展为广义技术哲学研究。狭义的技术主要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使用的工艺、程序、规则、设备、系统、方法等。广义的技术概念的载体则从“人工物”扩展到了社会领域，技术哲学成为涉及人工物制造、社会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政策设计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并延伸出社会技术哲学或社会工程哲学这样的新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从哲学高度对技术进行反思和总结。技术集成了四种事物的属性：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体;二是知识;三是技术活动，包括技术操作程序和设计;四是作为目的、知识、行动和意志的技术。围绕技术的四项本质属性进行哲学探讨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技术活动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技术哲学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四、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议题和流派

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将公共管理看做是人工物的建构过程，公共管理研究是一个问题的求解过程，并将问题界定为“价值和现状之间不一致的状态”。在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下工作的学者们形成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学派，该学派运用设计哲学、设计科学、一般设计方法，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设计知识，结合公共管理领域的特征，通过战略与政策设计、组织设计、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技术手段设计等活动，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和目标。

1989年享格让(R.F.Shangraw　Jr.)、迈克尔·扣(Michael　M.Crow)和萨姆·奥威尔曼(E.Sam　Overman)提出作为设计科学的公共管理包括以下领域：(1)政治理论;(2)规范政治理论;(3)微观经济理论;(4)宏观经济理论;(5)组织行为;(6)组织发展;(7)组织和管理理论;(8)决策理论;(9)设计科学系统;(10)政策分析和定性定量工具;(11)宏观工程系统;(12)规划评估;(13)宪法;(14)公共行政的历史和哲学;(15)公共制度和机制的高端设计;(16)公共选择理论;(17)实质政策分析和设计;(18)公共行政和工具设计。可见，公共管理设计几乎涵盖了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公共管理设计学派和设计方法论的发展将推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实务的发展。

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是最具开放性、综合性、应用性的学派，很多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都在从事公共管理设计研究。比如，美国行政学之父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体现了制度结构设计的思想。威尔逊尝试将欧洲君主主义的良好行政管理引入共和主义的美国。为此，威尔逊引用了布隆赤里(Johenn　Kaspar　Bluntohi)的政治、法律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宪法和行政、政治与行政，从而为行政学争取到了“学术话语权”，奠定了行政学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学科地位。威尔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共和主义和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之下，为何要引入、如何引入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的问题。韦伯的官僚制研究则是公共管理组织设计的经典，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理性基础。德怀特·沃尔多也是制度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沃尔多认为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和学说，而且是社会中一切人为的发明，包括各种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关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要关注科学，而且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将经济学的“稀缺—理性选择—效率”范式转化为“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意”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新的范式从研究的目标看从效率取向转向了利益协调取向;从研究的过程看，从追求真理转向了追求共识;从研究内容看，从效率机制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制度规则。这充分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理性制度主义一个分支的特色。布坎南认为“这个结果不表示‘社团价值’或‘社会利益’，仅仅因为它产生于决策规则，根据设想，这种规则是在为政治制度规则的某个法制阶段被同意的”。布坎南等人开创了公共制度，特别是宪政设计的科学。

概言之，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沃尔多、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Ostrom，VincentOstrom)、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在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共管理过程中，开创了民主行政制度设计的先河。拉斯韦尔等人开创了政策设计的先河。伊莲娜·奥斯特罗姆发现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设计原则”，开创了多中心制度设计的先河。巴里·波泽曼(BarryBozeman)、彼得·瑞(Peter　Smith　Ring)和詹姆斯·彼得(James　L.Perry)等人开创了公共部门战略设计的先河。可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设计知识、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发展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全钟燮(Jong　S.Jun)先后出版了《公共行政学：设计与问题解决》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等书，系统地总结了公共行政学中的设计问题，将公共管理问题分为社会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危机设计四种类型。全钟燮尝试将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形成的知识整合进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力图形成有建构主义的公共管理设计学说。事实上，公共管理的设计活动既要兼顾价值前提又要兼顾事实前提，而且在变革的社会中追求人类获得更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公共管理的设计学派是融合实证方法论、诠释方法论和批判方法论的统一。整合多元方法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将会推动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深入。

五、公共管理研究的

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是指范式的“解题规则和示例”，即解决问题的思路、步骤、程序和规则。Werner　Ulrich将技术设计的逻辑归结为西蒙的人工科学传统和切尔齐曼(Churchman)的社会系统传统。这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在于将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理解为问题求解的过程。本文从问题性质、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处理资料的方式四个方面分析公共管理设计范式的问题求解的基本逻辑。

(一)问题性质

技术设计问题是针对那些 “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的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一般包括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设计要素的归纳、方案的设计、方案的选优、选择结果的审查。其中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是技术设计类研究设计的起点。公共管理研究者在面对技术设计类的问题时，需要深入地了解现实问题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利益综合，在利益综合后形成的特定价值前提下，设计出满足这些价值需求的方案来。

(二)研究目的

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特定目标的优化方案，包括以下三点。(1)明确目标和界定技术问题。技术设计类的研究本身就有辨明相关需求、界定目标、明晰问题的目的。一般而言，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可以根据技术设计目标的不同情形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目标既定的技术设计。该类研究设计只需根据已经明确的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案。第二种情况是目标模糊的研究设计。该类研究设计的目标本身仅仅是一个方向性的、尚不精确的目标，需要技术设计者根据技术手段的可能性不断地调整具体的目标，技术手段的约束和目标的调适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第三种情况是目标未定的技术设计。该类技术设计是那些目标尚未确定，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才能将目标确立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中，上述三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技术设计活动本身需要明确的目标，确立目标、明确需求的过程是技术设计活动的前置过程，也是确立技术设计问题的必经阶段。(2)方案优选。技术设计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提出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而且根据相关标准，论证该方案是优化的。方案优化的约束条件和参数有多方面，可以从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两个方面分解为合意的、正方的、可能的、可行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交集就是方案优化的基本标准。(3)在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策。技术设计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出在既定约束条件和环境参数下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政策和手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设计、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三)资料类型与研究方式

技术设计类研究收集和处理的资料亦存在三种可能：质性资料、定量资料和质性、定量综合资料。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就体制、机制、组织设计而言，更多地使用质性资料。如在进行行政体制设计时，需梳理清楚分工与职能、权责分配、机构与人员等基本问题，然后根据职能、责任、机构、人员相统一的原则形成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会大量地使用定量资料，给出精确的政策建议，如中央政府对银行准备金额度、利率、最低收入水平的确立等政策的设计，就需要处理大量的定量资料，形成定量的政策建议。当然，公共管理研究中更多地是综合运用质性和定量的资料，进行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设计等技术设计活动。

(四)研究设计的逻辑

技术设计类的研究不像科学发现类研究提出一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而是更强调通过既有科学理论又有技术成果的比较，发掘不同方案在命令变量、固定参量、环境变量和效用函数方面的差异，在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借鉴和设计创新，形成新的设计方案，从而将冷冰冰的科学原理变为造福人类的手段。

设计问题的“内部环境”由一组给定的备择行动方案来表现。这些备择方案可以详细给出，但更经常地是由规定了任务领域的命令变量来表示。“外部环境”则由一组参数表征，我们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也可能只知道它们的概率分布。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所要实现的目标由效用函数(它是命令变量和环境参数的函数，通常是标量)确定，或许再补充上几个约束条件(如命令变量函数和环境参数函数之间的不等式)。最优化问题就是要求出一组可接受的、与约束条件相容的命令变量的值。在环境参数值给定的情况下，命令变量的这组数值使效用函数达到极大。对于只知道参数的概率分布的情形，可以说使效用函数期望值达到极大，而不是使效用函数极大。

第4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一、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

自1995年哈佛大学马克·穆尔教授提出公共价值概念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什么是公共价值、如何创造公共价值以及公共价值管理问题展开了持续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近年来，国际公共行政学界尤其注重对于公共价值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澳大利亚公共行政学报》等公共行政学重要杂志均开辟专栏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2011年10月，以兰州大学包国宪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美国波特兰举办的第二届政府绩效管理与绩效领导国际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并接连发表了系列成果。这一问题在这次论坛上也成为最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范式开始从新公共管理向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转换。

美利坚大学罗森布鲁姆教授关注非任务性公共价值在当代绩效导向的公共管理中的地位，他认为公共管理绩效对于结果和资金价值的关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非任务性价值（Non-mission Based Values）的缺失。他提出了同时测量非任务性价值和结果（Results）的需要，认为非任务性价值对于公共行政而言是核心的，并通过价值与结果、价值与管理的区分论述了测量非任务性价值的重要性。罗森布鲁姆教授提出了一个任务性价值和非任务性价值的平衡计分卡，包括政治系统、宏观政策、任务结果和管理绩效等四个方面，并进一步指出在同一周期上对每一个方面的测量可以保证机构或者项目不会忽略管理、政治和法律价值。兰州大学包国宪教授的报告围绕论坛的主题展开，他总结了新公共管理背景下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的贡献、困惑和理论反思，认为传统的政府绩效管理在提高政府效率和提高顾客满意度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却涌现出了大量的疑问，从理论上讲，这就聚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即为什么政府的产出和结果会有差距？包国宪教授阐述了绩效损失的概念，认为从绩效生产的角度看，绩效损失等于结果与产出之差，产生绩效损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由于管理方面的问题，投入没有充分转化为产出，这一方面的问题通过管理工具、手段和流程的优化可以得到改善，第二，一部分产出偏离了社会基本需求，未能体现公共价值，只体现了市场价值，而社会建构缺位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他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绩效治理是在政府绩效的社会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三个系统的互动作用下，生产符合基本公共价值的绩效过程。在此次论坛中，包国宪教授基于他提出的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PV-GPG模型），对治理绩效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并对模型中的关系和机制进行了解构，为下一步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概念逻辑。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道格拉斯·摩根教授也关注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间的关系问题，在以《绩效测量的信任范式和效率范式：对于地方政府领导和角色的启示》为题的报告中，摩根教授认为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和治理路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具有本质意义的。他以价值表达的处所为横轴，以价值表达的结构和手段为纵轴勾勒了公共价值表达、传导和创造的过程，论证了为什么一个价值为中心的路径在地方政府管理中是最为本质的，并提出了学术界应该在以价值为基础的治理和领导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摩根教授提出了包含政策发展，政策制定，政策管理和执行以及政策评估和反馈等阶段的以价值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治理战略，并从个体、结构和政策三个层次提出了激励地方政府实施以价值为基础的治理的战略。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盖力文博士则重点介绍了以绩效为基础的公共领导的内涵和本质，提出了工具性治理、公共价值的社会建构与表达框架并构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实践路径。

在本次论坛中，包括罗森布鲁姆教授在内的多位国内外专家聚焦或开始关注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包国宪教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对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进行解构的基本思路，摩根教授的研究已经涉及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治理战略，这些前沿性工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

二、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反思

从新公共管理产生的那一刻起，对于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产生于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反思也是一样。在此次论坛上，多位学者就政府绩效管理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未来的研究问题和思路。

（1）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和解决路径

以中国的双轨制和罗伯特·艾克尔斯教授发表的绩效测量宣言为借鉴，中国人民大学蓝志勇教授提出了绩效测量协助领导，而不能取代领导；绩效测量需要具有柔性和动态性；绩效测量总能得到结果以及成功的绩效测量可能来自于测量“被认为不能被测量的事物”等观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杨开峰教授就绩效测量研究的若干新方向做了主题报告。在对结果导向的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MFR）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绩效测量未来研究的9个领域，包括更加广泛的理论路径，中层（Middle-Range）理论和机制，结果导向的管理与合作治理，社会媒介与结果导向的管理，对本质问题的回归，民主化结果导向的管理，绩效信息、认知科学与行为经济学，设计科学与结果导向的管理以及结果导向的管理与文化等。澳门理工学院陈庆云教授则围绕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结果为本”特点，提出了十个亟待讨论的研究问题，包括组织绩效、员工绩效和领导绩效之间的关系，硬绩效与软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内绩效与组织外绩效之间的关系，长远绩效与近期绩效之间的关系，绩效管理的系统提出与其后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元利益绩效与单元利益绩效之间的关系，绩效管理研究中的二元方法论和多元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绩效管理研究中因与果之间的关系，绩效管理研究中诸因素之间多关系以及绩效管理研究中奖励与惩罚之间的关系等。中山大学蔡立辉教授主要关注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化问题。他认为政府绩效评估面临的科学化问题是基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提出来的并且广泛存在，主要包括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问题，如何实现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如何确定绩效目标、绩效标准，如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如何设置分值和赋予权重，如何实行分类评估以及分类评估之后各类被评估者的评估结果如何进行横向比较，如何选择与确定评估主体，以及如何获取评估资料，如何识别评估资料的真伪及其对绩效评估的价值等，而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政府+专家”的模式加以解决。以往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基于实践经验的技术和模式，而这将伴随着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发生变化，政府绩效治理中的国家、政府和社会合作将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2）新公共治理与政府绩效管理

英国爱丁堡大学史蒂芬·奥斯本教授是最早提出新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者之一。奥斯本教授认为在新公共治理背景下，公共服务系统是重要的，而对于关系的治理与专业技术对于有效的公共服务而言同等重要，同时，公共服务价值和公共服务使用者的核心角色对于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是最为根本的，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奥斯本教授提出了测度外部创新效用的定性指标，主要包括创造、创新、关系建立、过程/系统管理、传播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认为应该绩效管理应向绩效治理转变。英国卡迪夫商学院佐伊·拉德诺教授认为绩效管理是在绩效测量和报告基础上的行动，以改进行为和过程、促进创新为结果，但是缺乏与战略的整合，测量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的被理解。同时，她认为，绩效管理没有统一的愿景，对于“绩效测量的管理”强于对于绩效的管理。她提出绩效测量应该与战略相互连接，并提出了包含战略、愿景与目标转化、目标沟通与目标计划转化、目标行动转化等过程的闭合绩效管理系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吴琼恩教授、台湾中山大学汪明生教授、兰州大学何文盛副教授等与会代表也分别就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政府再造、治理结构和政府绩效评估的结果偏差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

政府绩效研究呈现从政府绩效评估到政府绩效管理，再到政府绩效治理的发展脉络，绩效治理的框架逐步形成。包国宪教授认为治理绩效包含社会绩效、管理绩效和战略绩效，是一个结构性概念，这一观点首次对治理绩效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与会学者通过质性、实证和比较的视角对治理绩效的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通过对已完成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来逐步修正理论，治理绩效研究的概念框架逐步形成，主要的研究问题进一步明晰。

三、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发展

政府绩效管理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对于实践的关注是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在本次论坛上，国内外多位学者就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进展和经验进行了报告，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创新成果。

（1）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和制度创新

近年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在国家层面的推动下进展迅速。厦门大学卓越教授认为公共服务标准化是“十二五”时期公共绩效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政务（行政）服务中心则是公共服务标准化的重点领域。他介绍了我国一些地方自主开展标准化管理的实践和法规，认为政务服务标准化是指以目前我国各地推行的行政服务中心服务标准化建设为代表，在传统的服务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将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行政服务领域，建立起行政服务标准体系，以实现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为主要目标，从而保证无论在服务窗口建设、服务窗口环境、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程序、服务岗位各方面都实现标准化。最后，公共服务标准化研究的逻辑思路被提出，包括分析已有公共服务标准化实践的发展背景，评估与验证已有公共服务标准化实践是否创新以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创新可持续性、创新时间可扩散性以及如何在已有创新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等。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吴江研究员关注我国公益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问题。他提出了包含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的公益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设计方案，并提出推进公益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若干措施，并就绩效工资核算中涉及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张定安研究员在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上，关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绩效评价问题。他精炼地概括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十余年来的成绩和主要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机制改革—体制改革—结构性改革”、“组织机构—职能结构—政府角色”的改革路径。他分析总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不高原因，认为将政府绩效管理策略引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进改革攻坚的重要途径，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理念，并在可操作的层面构建了改革推进框架。

（2）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进展与反思

纽约是美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标杆城市，纽约市政府绩效办公室副主任杰夫·垂恩斯从纽约市政府在政务透明，数据收集、处理和决策以及创新等三个路径详细介绍了纽约市在改进政府绩效方面的努力，并分析了每一个路径的优势和劣势，指出透明在使得政府成为一个责任政府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数据和创新则主要贡献于纽约市良好的管理。浙江大学胡税根教授以绍兴市“扩权强镇”改革为例，关注“扩权强镇”改革的绩效问题，提出了衡量“扩权强镇”改革绩效的基本框架和“扩权强镇”改革的未来思路。华南理工大学郑方辉教授以反思的视角对2007年开展独立第三方评价的“广东试验”进行回顾，总结了“广东试验”的基本特点，进而从评价主体、评价指向、指标体系、动机机制四方面对“广东试验”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经验总结。香港城市大学高洁博士关注绩效结果的使用问题，具体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回应公民满意度调查，并通过案例勾画了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演化的社会公民与地方政府进行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关系。国家农业部是我国确定的政府绩效管理试点部委之一，农业部办公厅王小兵副主任介绍了农业部绩效管理的基本做法和主要成效，着重阐述了由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评估和绩效反馈等部分组成的绩效管理运行模式，并从把握理念、组织领导、制度保障、结果运用等方面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和体会做了介绍。从国外到国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权，政府绩效管理已经成为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创新的重要抓手，基于这些创新实践，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对实践进行反思，并逐步形成了新的研究发现、经验和理论。

浙江大学范柏乃教授、山东大学曹现强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樊胜岳教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副总裁范文女士、澳门理工学院鄞益奋博士等与会代表也分别从省级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绩效评估模型、公用企业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生态治理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政府绩效评价实践面临的挑战和澳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等方面介绍了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并提出了推进的对策建议。

四、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多元视角

正如罗森布鲁姆教授对本次论坛的评价：“在这次论坛中，我们确实得到了许多关于政府绩效研究的有趣视角，这将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框架和思路”。在本次论述上，许多学者为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

（1）国家绩效理论体系首次提出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罗纳德·塔门教授和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贾塞克·库格勒教授围绕国家绩效进行了主题报告。他们认为与以GDP为导向的绩效测量不同，政治绩效是对政府能力的客观评估，是独立于政府类型、经济生产水平、人权和社会财富的。对于国家绩效的理解从三个层面展开，分别是政治资源获取能力、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资源配置能力。同时，他们给出了相对政治资源获取能力、相对政治影响力和相对政治资源配置能力的计算公式和指标含义。塔门教授和库格勒教授将国家绩效的研究分别应用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指出经济产出与政治绩效是不等同的，同时政治绩效也与政府类型无关，政治绩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增长的潜力、长期的增长趋势、国家的灾难复原能力和国家的成功模式，并就GDP导向的绩效测量和相对政治能力导向的绩效测量以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家为样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当今世界印度、中国、欧盟和美国是主要的世界主导者，而未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巴西会在政治绩效上可能会表现优异。以国家绩效理论为基础，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西芝雅美教授认为相对政治能力可以精炼地用相对政治获取、相对政治分配与相对政治影响三者之和表示，她以市政相对政治获取为例，运用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对测量相对政治获取的基本等式进行了拟合。首次出现在学术视野的国家绩效理论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政府绩效，突出了绩效的治理路径。

（2）政府绩效管理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创新

台湾政治大学陈敦源教授以台湾地区地方政府的“成绩报告单”为案例，认为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并不适用于比较，并提出了从相对测量的视角对主观评价排名进行改进的思路。他强调了在相对测量中确立参照基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三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设并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假设进行了检验，认为，地方政府公民满意度采用“确立参照的评价”是一项可靠的预测，同时，在理论上利用“估计量”进行城市间的比较是可靠的。兰州大学尚虎平副教授借助体验型研究途径采用电子政府网络实地体验的方法评估服务型政府建设绩效。研究发现目前服务型政府建设并未落在实处，厦门、宁波、上海、沈阳、大连、重庆、杭州、深圳等地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具有更好的回应性，同时，研究还发现电子政务技术存在的“技术黑洞”削减了政府的服务能力。诸如上述两项研究，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和方法被运用于政府绩效管理研究，这对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科学化，创新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大有裨益。

复旦大学朱春奎教授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服务动机与政府绩效。统计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与组织绩效显著相关，其中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四个维度中，只有自我牺牲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台湾淡江大学黄一峰博士也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绩效评价改革与上司信任的关系。同时，台湾政治大学詹中原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陈汉宣教授从比较的视角构建研究框架。詹中原教授比较了澳洲与台湾的行政机关施政绩效评估制度，陈汉宣教授则选择以民为本问题进行对话，目的是要了解公民的需求如何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反映给政府，同时，让政府更有效回应公民的需求。

（3）公共财政和电子政务绩效研究方兴未艾

针对绩效预算和公共财政问题，台湾大学苏彩足教授指出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带来的公共债务激增给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仅仅削减开支是不够的，对预算制度框架进行改革非常重要，认为财政规则和财政透明度是改革的两大关键要素。海南大学安应民教授认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并从公共财政支出的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的问题。借鉴英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与管理的经验，他提出了我国的改进思路和对策。吉林大学张锐昕教授则主要探讨了信息化背景下电子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和客体的角色功能，指出电子化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将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

第5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 学科生长机理；公共管理学科；西部地区财经院校

[中图分类号] G6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4-0045-05

任何学科的发展壮大都必须以学科基因为生长源点，在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的发展规律之间所形成的张力空间中寻找到合适的生长点、生长路径和生长空间，由此形成一种学科生长机理。任何高校的学科建设都必须在学科生长点、生长路径和生长空间中谋求地位、功能和作为。在西方公共管理诸多思潮的催化下，公共管理学已经成为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西部地区绝大部分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与中东部高水平财经大学相比有较大差距，在促进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等方面，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如何开辟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路径是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学科生长机理的角度探讨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路径。

一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SWOT分析

本研究将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的优势因素、弱势因素、机会和威胁设计成一份开放式问卷，发给本校熟悉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去填写。后经过整理，获得6个优势因素、7个弱势因素、6个机会因素、5个威胁因素。然后将这4类24个因素设计成以“强、弱”为评价词的4级李克特量表，后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西部地区财经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共发100份邮件，最后回收45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的内部弱势和外部威胁极为明显（80%左右），而内部优势和外部机会严重不足（30%～60%）。从内部能力学派视角看，这些高校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能力很弱，先天不足。主要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单科发展路径，综合学科发展趋势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事情，而公共管理学科也是在1990年代从西方引入而在我国兴盛起来的（主要是在985高校）。这突出表现为专业人才、高层次学科团队严重不足。现有40岁左右的学科骨干人才的学科背景绝大部分不是行政管理、管理学、经济学等与现代公共管理学科较为密切的学科，而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具有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数学等学科背景的人才一般不会进入公共管理学科，因为专业选择主要不是凭兴趣而是实用主义。即便是这些骨干人才，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博士层次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也不是很多。从资源学派的观点看，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能够获取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这突出表现在：学校自身、政府部门支持公共管理学科的意愿严重不足（78.7%）。学校自身支持不足，是由财经院校的属性决定的，它们重点需要发展经济学、管理学（工商管理等）等优势学科，体现了很强的学科路径依赖。政府部门支持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科偏见，即认为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一些理工学科才能真正解决发展问题，同时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等同起来――在多数人看来，行政管理无师自通，任何人都可以做。

内部优势尽管不明显，可是仍然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与通常的看法不尽一致。表现在，这些高校为本省区培养的大量财税人才并与地方财政、税务等部门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是比较优势（75.8%），但与财政厅的渊源关系（这些高校原来基本上由财政厅管理）并没有成为明显的优势因素（54.5%），具有蕴涵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的学科谱系（如财政学等）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认同（36.3%）。造成第一、二种情形反差比较大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地方财税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学缘结构不同。现在西部地区市县财税部门骨干人员（包括主要领导）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主要是在本省财政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的，而且是包分配的。他们与本省的财经院校有着割裂不了的血缘关系。而财政厅的层次比较高，其骨干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来自综合性大学比较多，即便是来自财经院校，主要也是毕业于中东地区高层次的财经院校，与本省财经院校的血缘关系不浓，主要是I务关系――这种业务关系在通讯、交通、网络等技术发达以及综合性高校学科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已经多元化、网络化进而弱化了。造成第三种情形的原因，应该与前述的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骨干人才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学科路径依赖使得他们主要不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等“显学”来思考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而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等传统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进行定性的理论谋划。

就外部机会而言，地区性、区域性是学科发展的比较重要机会，但并不非常明显（50%左右）。与985高校、高水平财经大学服务全国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同，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其公共管理学科也理当如此。这个机会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一是综合性高校（包括西部地区综合性高校）服务范围的扩大，从所处省市到全国。这得益于它们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以及现代信息、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这可以解释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威胁是国内重点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挑战（82.9%）。二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少对地区性、区域性、民族性公共事务和问题，以及管理细节、比较管理等研究的冲动，喜欢研究“高、大、上”问题，多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宏观到宏观，较少扎根于实践经验，较少扎根于细节，较少通过比较研究实现公共管理本土化。喜好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来审视我国管理实践，不相符时，不是用不同的管理实践来丰富、提升公共管理理论内涵和内容，而是往往要求改变管理方式――这是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立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存在于各种类型的高校。三是可能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体制有关。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以来，我国存续的都是大一统的体制模式，即无论是政治架构、组织机构设置，还是管理运作流程基本上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模式进行规范的――当然个别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微观组织架构存在细微差别。这种大一统的管理运作模式在理论研究上就会形成大一统的研究范式――求同存异。这当然不利于理论创新，不利于学科发展。

二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基因

学科生长基因一般是不会变的，但其约束条件及其强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是不同的。本研究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基因是约束性组织技术效率。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基因仍然是效率，但与985高校、高水平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基因的约束性应该是不同的。效率的约束性来自于公平、责任、规范、回应、满意、伦理等多种因素。如公平对效率的约束性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吗？还是负相关？或是不相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留给我们的基本理念似乎是：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政府、国家管理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事实也表明，20世纪80、90年代公平价值在政府、国家管理中地位式微。换言之，公平价值对效率的约束力微乎其微。这种成功的管理模式在当今西部地区发展中是否依然有效呢？显然，它不适用于时代、环境迥异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因为在原来全国普遍贫穷、信息闭塞等情况下，贫困问题只有通过效率才能解决；但在东西部地贫富差异明显的今天，西部地区的贫困乃至经济发展较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公平来解决――转移支付、东部地区的支持。然而，这是宏观层面的观点，往往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要着力考虑的范式。从微观角度看，公平价值对效率的强约束性已经招致了不满。根据实地调查，现在西部地区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不少项目建设嵌入了强公平价值理念，但却形成了“撒胡椒粉”式项目建设模式――资金、项目过度切割、碎片化、低效。政府部门许多工作人员以及相当部分群众也常常抱怨这种模式的无效率、浪费资源。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需要更多地考虑这些微观层面的效率约束模式。

三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空间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在与985高校、高水平财经院校、省区内其他高校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比较中形成比较优势，谋求生长空间。可以在三个方面的综合比较中形成优势，开辟生长空间。一是学科发展的地区性、区域性、民族性。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省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也较大，不同民族的习俗、心理、民族性公共产品迥异。尽管信息、交通等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发展很快，但985高校、高水平财经院校仍然难以为西部地区有效地提供服务，而且学科服务需要成本，也存在收益期望值，高水平学科服务往往意味着高成本、高收益期望值。而且距离远，实时服务难以实现；地方情况把握不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二是学科“路径依赖”。就是要遵循公共管理学科生长机理所体现出来的学科“路径依赖”性。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特别是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会计学等二级学科在本省区往往具有很强的特色和优势。可以将它们与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整合起来，形成学科生长空间。这样就可以在与省区内其他非经管类或经管特色和优势不明显的高校比较中获得公共管理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三是学校定位。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可以依据应用型本科定位获得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生长空间，也即主要不是创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学科理论，而是在理论与应用之间进行链接，搭建平台。如，云南财经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教育正在探索财政公共管理硕士（FMPA）、税务公共管理硕士（TMPA）教育，不仅遵循了学科路径依赖，而且契合了学校定位。而且，这种应用型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在当今应用技术型本科转型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具有更加实在、可操作的内涵和内容。

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生长空间很大，至少存在十大领域：（1）地方政府管理现代化问题。众所周知，西部地区、东北三省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管理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东部地区政府管理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管理效率低不仅表现为管理技术和流程落后，而且表现为管理理念陈旧――以规则为本（不出事、平平安安），效率、效果意识不强。为什么？这不仅与宏观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有关，也涉及财政、政府会计甚至税收等方面的制度，更与这个政府的机构设置、管理技术手段、激励机制等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一个管理上的激励问题。（2）留守儿童问题。这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而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涉及教育、经济发展、法律、户籍、安全稳定、城乡一体化、交通、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教育方面已经出台了如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农村义务教育营养午餐补贴、招收农村支教教师等政策措施，但其他方面改革没有跟进，措施不配套，单兵突进，留守儿童管理的整体效率仍然很低。（3）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西部地区最容易引发安全、稳定、违法犯罪、社会分化加剧、腐化堕落、道德衰微等公共问题连锁反应的突出问题，因而是一个元问题。贫困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管理问题，如宏观层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不足以实现兜底脱贫；个人所得税作用有限，调节初衷没有达到，等等。微观上，一些保障政策、扶贫措施在具体实施中走形变样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些政策措施渗透的主要是公平价值，但政策措施的实施管理则主要是一种效率价值――既有资源配置效率，更有组织技术效率。所以精准扶贫中的“精准”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管理意涵、效率价值。（4）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根据2010年12月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地区主要是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但在致富冲动、出政绩、望晋升等激励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压力。如何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博弈路径以及政府在其中应起何种作用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5）安全稳定问题。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安全稳定问题的重要地区，这在近一两年经济增速下滑、国际压力增大的形势下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应对安全稳定问题的能力以及建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保障应急效率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6）区域合作治理问题。西部地区区域合作治理有着特殊的对象和内容，如广西、贵州、云南协同治理石漠化；云南、广西、广东协同治理“入境、中转、分销、消费”贩毒链条；广西、云南边境旅游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建设，等等。这些公共问题治理涉及许多政策制定，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7）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包括民族经济快速发展、民族教育平衡发展、民族文化良性发展、民族融合等，以及这些方面的管理问题。如，为了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财政、税收、项目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设立了如自治区主席基金等，但实施的效率、效果如何？是否有更好的实施路径？等等。这需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8）农村社会管理问题。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交通、信息、理念等基础条件比较落后，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婚俗观念异常，农村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不仅宗族影响依然存在，而且滋生了帮派黑恶势力把持农村的不良现象。如何加强对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管理，缩小城乡差距，步入现代化道路是一个急迫的大问题。（9）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具有特殊性，因为子女基本上不在身边（外出打工），家庭收入微薄难以进入条件好的养老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实际上西部地区的养老服务难以引入社会化机制，因为家庭收入低，基本没有利润），而且医疗条件相当有限。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解决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10）与沿边国家合作发展问题。西部地区多数省区都存在一个与沿边国家合作发展经贸关系，治理跨国的、婚姻人口、河流、生态环境等问题。这需要建构沿边性跨国治理机制，相互吸收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财税政策的支撑作用。

四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点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学最基础的理论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学科一级生长点。由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科依赖性很强，与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主流学科交叉融合（在尼古拉斯・亨利的公共行政学范式转换中体现极为明显），会形成对这一基础理论的不同观点，进而形成不同的二级生长点。

本研究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点（不分学科生长点的级别），然后进行理论分析。本研究从三个方面收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主题：一是通过开放式问卷，设计的问题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要建设有特色或者有比较优势的公共管理学科，应该优先研究哪些主题？”；二是从王乐夫（2005、2006）、陈振明（2009）、薛澜（2002）、何艳玲（2007）、董克勇（2005）、高培勇（2002）等学者的研究中收集研究主题；三是从《2013中国公共管理年鉴》、赵景华教授和沈志渔教授主编的《中国公共管理发展报告（2012-2013）》收集研究主题。然后邀请几位公共管理学科教授根据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需要对收集来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初步筛选，选出了42个研究主题，并设计成3级李克特量表，评价词及等级为“优先、次优先、无所谓”， 后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西部地区财经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共发100份邮件，最后回收45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频次分析，将“优先”选择频率超过50%或者“优先”和“次优先”选择频率相加达到70%的研究主题挑选出来作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点，结果如表2所示。

对上述研究主题进行归类，可以概括为：（1）财政经济类，包括公共预算与财政、政府采购管理、公共经济管理、准市场、委托、交易成本、扶贫、就业、劳动关系、政府失败。（2）区域管理类，包括地区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政府间关系，体现的是区域依赖性。（3）公共服务类，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益慈善、社会工作、环境管理，体现的是社会需求性依赖性。（4）管理方法工具类，包括政府规制和监管、公共项目评估与管理、绩效管理、公共管理方法与工具、电子政务、公共政策。（5）其他领域类，包括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传媒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等。

其实，从学科依赖性看，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学科优势主要是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二级学科，特别是财政学（含税收学）、会计学占据绝对的优势，具体参见表3。对表3中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进一步归类整理到学科门类，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学学科门类，其中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有2所；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有7所，主要包括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二级学科。二是管理学学科门类，其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7所，主要包括会计学、工商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二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3所。三是统计学学科门类下的统计学一级学科7所。

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三大优势学科来分析表2总结出来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财政经济类研究主题的主要体现是经济学的学科依赖性，管理方法工具类研究主题主要体现的是管理学的科学依赖性，公共服务类、区域管理类、其他领域类也融入了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依赖性。由于统计学是纯粹的研究工具，特别适用于经济学、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类主题。

其中优势特别突出的二级学科有会计学、财政学、税收学、金融学、统计学、工商管理6个，公共管理学科通过与这些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如下一级、二级生长点：（1）公共财政管理，包括A算、预算绩效管理、政府采购管理、政府间财政关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事权与财力平衡关系、公共项目评估与管理、委托、准市场等。（2）税收管理，包括分税制与政府职能、税收征管、个人所得税与社会激励机制、保税区与政府管理协调性、区域性经济区与税收政策支持等。（3）政府会计与财务管理，包括政府会计基础改革、公共受托责任及其解脱、政府财务管理流程改革、政府财务管理社会化探索、电子政务与政府财务管理等。（4）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管理，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与社会抗风险能力、养老保险、公益慈善、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险、社会救助、扶贫、就业服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养老服务、劳资关系与劳动关系管理等。（5）公共管理方法、技术与工具研究，包括合同外包、产权交易、内部市场、凭单制等经济管理方法，以及目标管理、标杆管理、全面质理管理、战略管理、流程再造、平衡计分卡等工商管理方法和技术，还有时兴的引入社会资本形成的PPP项目管理模式，等等。此外，是否可以利用统计学优势，建构数量公共管理学这一新兴学科呢？可见，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与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可以形成许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生长点。

五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

本研究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界一些知名学者所采用或论述研究方法的文献中收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含民族学、民俗学）6大学科中收集了63种研究方法。然后把这6大学科和63种研究方法设计成三级李克特量表，评价词及等级为“优先、次优先、无所谓”， 后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给西部地区财经类高校中的公共管理学科教师，共发100份邮件，最后回收45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频次分析，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将“优先”选择频率超过40%，或者“优先”选择频率超过30%且“次优先”选择频率达到60%的研究方法挑选出来作为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主张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从其他学科吸收的研究方法依次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含民族学、民俗学），而政治学、心理学不是优先选择的学科。这显然是与西部财经院校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同时又体现出区域性、民族性的特征。而主张吸收的具体研究方法（前10名）依次为社会调查、社会测量方法、行为学分析方法、博弈论分析、社会统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数量统计分析、利益集团分析、管理过程分析、田野调查。这与前面的学科排序基本一致，同时又体现出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急切需求。所以，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应该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主流学科中吸收一些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并加以创新，为形成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累积模式奠定坚实基础。这种研究方法诉求不仅体现了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特色、优势，而且切中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痛处――喜欢从理论到理论研究“高、大、上”问题，忽视从实践经验到理论研究具体细节问题。同时也是与国际公共管理学科接轨的需要。

从学科知识累积路径和模式看，西部地区财经院校主要应该根据学科依赖性强的特点，采取合适的策略，实施可行的战略步骤。本研究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可以采取的策略是：拼盘式――包装式――嵌入式――独立式。（1）拼盘式生长路径。主要是指公共管理学科与其他主流学科并非真正交叉融合，而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突出表现在学科生长点只不过是研究主题的拼盘而已，并没有用公共管理学科基因（效率）去引导其他主流学科的主题研究，纯粹是为其他学科服务，于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和意义。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生长路径的最低级阶段。（2）包装式生长路径。主要是指用主流学科的研究主题名字来包装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或者用主流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主题，对双方学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许多研究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形式，如政府失败，其实就是行政学中的政府管理低效率问题，但它采用了经济学的名字，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这是公共管理学科初级阶段的生长路径。（3）嵌入式生长路径。就是将其他主流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嵌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实现了学科生长路径的整合。如，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坚持了公共管理的效率元基因（组织技术效率），同时融入了经济学的效率基因（资源配置效率）、法律学的公平基因、政治学的正义基因等，采用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投入――产出等研究方法，并与自身的组织机构研究（官僚制变革）、激励研究等方法整合在一起。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中级阶段。（4）独立式生长路径。主要是指公共管理学科在与其他主流学科研究主题、方法等整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创性的研究主题演化体系以及演化路径模式，如同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主流学科一样，完全有自己的研究主题演化体系、研究范式。这是高级阶段。显然，公共管理学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虽然这四个阶段并非机械的步步推进，但总体上看是这样循序渐进的。目前公共管理学正处于从包装式向嵌入式过渡的学科生长路径阶段，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更加缓慢一些，需要找首约旱难Э粕长点，尽快进入嵌入式生长路径。

六 结语

西部地区财经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但也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既要遵循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般机理，特别是效率基因，以此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知识演化，而不必最后从后现代的话语中寻找归属；又必须扬长避短，在财经性、区域性、民族性、应用性、实证性等上面做足文章，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主流学科中吸收一些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推进嵌入式生长路径。具体而言，西部地区财经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框架如表5所示。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的学科定位与知识增长[J].行政论坛，2010年（4）.

[2]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6（1）.

[3]王乐夫.试论公共管理的内涵演变与公共管理学的纵向学科体系[J].管理世界，2005（6）.

[4]陈振明，李德国.我国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与比较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09（2）.

[5]薛澜，彭宗超，张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世界，2002（2）.

[6]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 [J].政治学研究，2007（1）.

第6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一）公共行政的起源与特质

公共行政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从政治学当中分离出来、形成自身特有的学术研究体系，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公共行政研究起源于美国，而后经由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而拓展到世界各地，为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必然要求。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在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高速向前推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层出不穷。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政党分赃制”（Spoilssystem）一度大行其道，由选举造成的周期性政治震荡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官员更替；这种人员频繁更迭进一步使得政府管理工作非常不稳定，公共政策也难以长期坚持和落实。行政管理变革的要求迫在眉睫，1883年美国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宣告了美国行政文官制度的建立和“政党分赃制”的终结。为了回应社会现代化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同时也作为对行政文官制度的深度理论阐释，1887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行政学研究》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出来的必要性。1900年，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发表了《政治与行政》一文，指出了美国环境下实现政治与行政二者协调的特有方式即法外调节。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和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在各自的大型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可以用于行政管理的、普适性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习得的。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研究自其诞生之初，就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而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当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1926年伦纳德·怀特（LeonardD.White）所写作的《行政学导论》作为世界上第一本论述公共行政学的大学教材，对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同期卢瑟·古利克（LutherGulick）根据自己在美国公共行政研究所的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体化行政原则”，由此公共行政研究的“价值中立”取向和“政治无涉”立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至此，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础。

随着各派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探索的不断深入，这门学科的内容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其研究视角和价值判断立场也不时有变化的倾向，整体呈现出“螺旋式前进”的状态。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公共行政如今已经成为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高校当中建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与之相适应，体现出了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

（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重建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发展

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建立，源于我国社会科学界对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重新重视。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者夏书章的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使得原本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过程中被撤销的公共行政学科目得以恢复，重新回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领域。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共同举办的行政管理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反映出政府对公共行政研究开始了正式的重视。而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成立，更是被誉为中国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1]。自学科重建之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学科重建，即建立学位点和教育体系。有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公共行政研究都在这一时期产生，但从整体上来讲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队伍规模有限，对于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范围仍然比较狭窄，专业化的程度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内容大多以概念讨论和辨析的层面为主，对我国的本土实践问题的关注也较少，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应用尚显不够。对于根植于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处在吸收借鉴的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吸取西方对公共行政研究早期与中期的成果来实现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大环境的广泛影响，我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也在逐步拓宽领域、越来越多地结合本土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38—39。

我国各大高校设立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呈现出了与公共行政研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发展趋势。自学科重建至今为止，我国各大高校相继开设的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对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教学研究的延展，与国外高校的相近专业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是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较快，无论是在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方面都一直有所提升，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兼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截至2010年9月，全国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院校已有308所[3]。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学术研究推动着公共行政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和素材。因此，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当中遇到的难点，也正是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的内容与特质所决定的。

二、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所在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带有浓厚的“移植”色彩，主要表现为研究范畴与学科结构的“移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效仿，以及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流派、思潮、热点问题等等在我国国内引起的关注与共鸣。在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国际知识的引进和消化属于国际化，立足本土需求的外来知识的加工和新知识的生产属于本土化，本土知识的输出又属于国际化的范畴。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对西方理论和治理模式的了解具有高度同质化色彩，而对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异质性缺乏足够的把握”[4]。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适配性，避免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面前被动受限，落入“简单西化”的窠臼，则成为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环节当中，则凸显出更为重要的一面。

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分为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两类，这两类教学在课程体系设置、教材选择和教学过程管理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仍存在某些共性可循，教学环节遇到的难点也具有共同之处。

（一）课程体系设置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体现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实践双重性。一般来说，本科阶段设置的课程主要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分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类）、全校选修课、社会实践和学位论文这几大模块。其中，除了全校选修课内容与行政管理专业理论没有直接关系之外，其他几大模块的课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行政研究有直接联系。例如，学科基础课涉及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课则有中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领导学、市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关系学等；社会实践要求学生参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等相关职位的实习活动；学位论文更是考量学生对本科四年学习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在研究生阶段，课程的几大模块划分基本不变，但受到学习年限的影响，使得每个模块所包括的课程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减少，但在课程内容和深度上较之本科阶段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对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思维创新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如我们对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的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同样呈现出综合性、交叉性、理论实践并重性的多学科复合特色。首先，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始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复兴，故而起初基本上借鉴的就是国外高校的相关专业设置模式，其课程包容性强、涵盖了公共行政研究涉及到的绝大多数学科，而这一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公共行政研究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并非纯粹“务虚”的研究学习。因此，不仅仅是社会实践这一门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当中很必要，而是所有课程都需要学生经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理解和感悟才能够真正融会贯通。再次，课程体系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课程所在学科都产生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积累起了相当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我国的研究时间也已不短，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仍然是以参考西方的研究成果为主，中国化的研究理论尚未真正充分建立起来。

由上所述，如何对课程体系加以改进，在课程体系中更多凸显中国特色，是值得深思的。

（二）课程教材选择

想要一门课程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适当的教材使用是分不开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积累，参考了大量学术资料之后进行的原创编写，此类教材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编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21世纪公共管理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等等；二是国内学者挑选比较经典的、评价较高的、使用口碑较好的国外著作，通过合法渠道得到授权，再翻译成中文版本并在国内出版（中译本一般都会适度地去除不适宜中国国情的内容），此类教材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经典译丛”系列著作等等；三是原版的外文教材，或者是前面所述中译本的原文教材，或者是其他在国内尚未有中译本但质量较好的学者著作。原版外文教材大多由一线教师推荐给学生用作前两类教材的补充，或者对教学内容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将其当作课外参考书目使用。不同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安排差异性很大，所使用的教材也包括了以上三大类，具体到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以上三类教材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使用当中也各有利弊：第一类国内学者自行编写的原创教材，从目录章节编排到行文用词都更为贴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学习思维，因此学生使用起来难度最低，适合本科生教学使用；缺陷是往往以纯粹的文字内容为主，显得内容枯燥。第二类国内学者出版的国外教材中译本，根据中国国情适度删除了书中不适合教学的内容，较好地保留了原书中基本的理论体系和趣味叙述，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具体案例都能够体现出显著的西方特色。由于语言叙述差异和文化习惯有别，学生初始阅读可能会存在某些理解难点，需要教师指点和多次反复学习才能适度克服，适合研究生教学以及学有余力的本科生使用；缺陷是教材内容完全来自西方，与我国本土现实差异较大，学习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由于原书语言所限，文字难免不够简练。第三类原版的外文教材，则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进行知识灌输，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全盘西化”的，因此适合外文基础较好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推荐参考书目；缺陷是书中可能存在不适合于我国本土教学的内容，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干扰。

因此总体来说，如何管理、使用好教材，使其更有利地服务于教学也是难点之一。

（三）教学过程控制

根据对现实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大多以理论传授为主，虽然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实践要求，但并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活动，因此对理论知识的传授成为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由前所述可知，在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传授的基础知识有不少来自西方理论。然而，如何在指导学生理解基本理论的同时，阐明来自西方的理论知识在中国特色背景下的适用局限性；如何在掌握和辨别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自发提炼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解释中国国情下的本土实践，这些都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以基础知识为主，由于考虑到现实需求和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主要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学科基础理论，努力拓宽知识面，尽量按照“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进行教学。因此，教学的课程科目虽然较多，但内容一般不会过深。这就突显出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的重要作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基础课，对学生要求的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理解方面和对课程内容体系的整体把握方面；专业课对于学生的要求较之学科基础课要略高一些，考察学生在掌握了学科基础知识之后对于更加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而且教学内容也更为集中倾向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因而，如何引导学生在接受理论知识的同时，对其在解释中国本土实践的局限性方面形成清晰认识，仍是需要克服的难点。

在研究生教学过程当中，则更应注意以上问题。研究生阶段的教学科目较少但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在学生已然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之后，鼓励学生进行自发思考、提问与探索。这就对教师的课堂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中”实践与“西”理论的有机结合，避免学生的思维被西方价值观所占据，杜绝“言必称西方”的情况在课堂出现，也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这些都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解决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难点的若干建议

分析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难点，有利于我们对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对教学实践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而明确了问题所在之后，接下来就要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的放矢，方能避免资源浪费，也能帮助我们聚焦问题的核心，从而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处理。

（一）课程设置方面

1完善课程体系，增加实践内容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方案进行优化整合，在保留现有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学位论文等模块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实践在整个课程设置体系当中所占的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课余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实习或者志愿服务等活动，并且要求上交实习证明，撰写实践报告和论文；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当中，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参与课外实践的形式切身感受公共行政学在中国本土实践当中的实际应用情况，从而加深对学科知识的真正理解，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探索将学生课外实践情况以一定的比例计算进该门课程的总成绩当中；鼓励学生将课外实践中的所思所想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提出来，并且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撰写学位论文；加强对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重要性的宣传。

2调整课程科目，增加选修课程

要对现有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科目进行一定的调整，在保证专业必修课数量、不过分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专业选修课的数量，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性；教师在开设专业选修课的时候，应以研究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为核心，增加对于国内公共行政学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导学生对本土实践问题产生兴趣，鼓励学生阅读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相关研究的著作并认真思考。

（二）教材选择方面

1鼓励使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研究积累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让教师优先选用国内学者原创编写的教材，作为该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目使用；应当鼓励教师根据自身的研究成果、教学经验和本专业教学大纲来自行编写课堂教学讲义，作为学生温习与参考之用，但要注意教师不应强行向学生指定必须购买自己编写并出版的教材。

2适度使用国内学者翻译的国外教材

对于国内已经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学科和课程，在优先选择国内学者原创编写教材的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度使用一些国内学者所翻译的、较为优质的、已去除不适合内容的原版教材中译本，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参考书目，供感兴趣的或是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外阅读；在研究生教学当中，可以适度增加原版教材中译本在参考书目当中的使用比例；教师应当谨慎处理原版教材中译本的使用，向学生阐明该种参考书目的特质和局限性，必要时加强对学生的指导。

3严格管理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

对于某些学科由于国内研究和发展水平所限，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吸收最新知识的，应当进行专门备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5]目的是坚决捍卫高校这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防止高校课堂教学被“精神污染”所侵蚀。因此，对于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必须严格进行管理；教师在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的时候，要指导学生认真分辨教材内容，自觉批判和抵制其中不适宜的部分。

（三）教学过程方面

1把握好教学流程

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解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在采用具体案例分析时要强调“中”和“西”之间的差异。同时，还要注意掌控课堂讨论的方向，不向学生传递歪曲错误的言论和思想观念，发现学生有理解偏差时要及时纠正。教师本人要坚定不移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学术态度，课堂教学也绝对不能“言必称西方”；若发现学生当中出现不良话题，也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劝导。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讲：“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要强化理论武装和正面引导，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5]

2以教学促进科研

教师要对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科研过程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整体地提升经验研究的质量，通过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扎根真实世界，开展中国公共行政的经验研究，并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基础进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要继续重视规范研究，探讨和反思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价值规范性问题并做出合理的阐释；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程度，积极吸收学科前沿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于公共行政学的新的认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需求[2]42—44。

四、结束语

整体纵观我国的行政管理本土实践经验，其复杂程度绝非仅仅是通过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视角就可以完全涵盖和充分解释的。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应当在国家转型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概念、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并非只是跟随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解释而为。因此，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应该努力超越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当中的“管理学定位”[2]42。与此相应，我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也应积极跟随本土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步伐，立足中国国情，处理好“中西结合”中的难点，区分开“中西之间”的差异，在熟悉研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能够充分阐释中国国情的特色理论体系，并且将其应用拓展到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使学生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端正学习态度、服务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本土公共行政学的教研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李春根，金俊宏.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探析[C]//“经济转型与政府转型”理论研讨会暨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下）.武汉：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2011：664.

[2]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公共行政评论，2012，（1）：38—39.

[3]吴波，傅志明，于秀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基于上海、武汉与杭州10所高校的调研分析[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2，（2）：20—25.

[4]周志忍.迈向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统一：中国行政学发展30年的回顾与前瞻[J].公共行政评论，2012，（1）：10—11.

[5]袁贵仁.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法律、道德三条底线[EB/OL].新华网—教育频道，20150130.

Peculiarity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TeachingDifficultyoftheMajorinCollege

TIANShu

（SchoolofHumanitiesandLaw，BeijingUniversityofChemical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Themajorofpublicadministrationincollegeisrootedin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intheUSA.Comprehensivenessoftheresearcharealeadstocomplexityofthemajorsystem.CurrentlyseveraldifficultiesexistinteachingpublicadministrationmajorincollegesofChina.Therearesomecontradictionsbetweenwesterntheoryandourlocalpracticeinseveralaspects.Theyarecurriculumprovision，teachingmaterialselectionandteachingprocess.Soweshouldmakegreateffortstoexploreteachingmethodsofpublicadministrationmajor，andmakesurethatthemethodscancombinebasictheorywithsocialistconstruc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WeshouldalsomakethecombinationofChineseandtheWest，andclearlyunderstand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theWesttoeffectivelyresolvethedifficultiesinpublicadministrationteachingincollegesofChina.

Keywords：college；majorof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teaching

（责任编辑：侯秀梅）

第7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第8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 行政主体多元化 行政方式非权力化 行政法 发展 论文论文摘要：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 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行政法就是解决关于行政问题的法。行政实践和随着行政实践而产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法的基础。因而有人说，行政法是静态的行政管理，它将成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因为行政法和行政实践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促进和保障，行政实践的不断发展还为行政法提供了新的基础，行政行为方式的变化使得行政法面临着一系列的新课题。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中国的行政改革也有类似的取向。新公共管理被学者们认为是不同于传统行政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些行政主体和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改革的背景下面临着转变观念，补充和发展行政法内容的新任务。 一、 传统的公共行政和行政法 20世纪初期，在西方国家中行政国家开始兴起和出现。所谓的行政国家是指，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主体关系中，行政权力和活动扩张，具有制定同议会立法效力相当的行政命令和制定同法院判决效力相近的行政裁决权，行政权力大量直接管理和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从而起到最活跃和最强有力国家作用的一种国家现象。①其中的原因是，公共事务的增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已是无能为力，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政府角色从后台的守夜警察变成了社会前台的强权管理者。人们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并允许政府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化解社会经济危机，增进公共利益。因而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不断扩大，国家行政的观念也随之而形成。国家行政的观念强调行政主体的唯一性，即行政主体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并强化行政权的优越性。我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来进行行政指导和干预，行政国家的色彩更为浓厚。 在行政国家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行政法，基本上就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观念出发而构建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以我国的行政法为例，第一，我国的行政法将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即从行政主体角度来看，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我国的行政法学教材对行政的解释是：“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政是国家的”，②“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③这些表述都强调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作为行政行为的本质。对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体现出国家享有以命令和强制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的特征。第二，从行政法的功能来看，在强调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下，行政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和如何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虽然行政法有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控制论、管理论、平衡论等，它们的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但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在侧重保障国家行政权与控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阐述。此外，在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认识上，学者们都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中必定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地位不对等，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困惑 1. 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却出现了以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现象。政府管理也危机四伏，政府扩张、机构臃肿、效益低下、政策失灵。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这在客观上引发了西方政府的改革浪潮。另一方面，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长期的分化、初步融合之后，开始向整体化迈进，出现了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 各种与政府管理密切相关的学科取得了迅速发展。在公共管理部门实践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力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新公共管理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新公共管理学，反映了80年代后西方在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领域的新成就以及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新趋势，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一种指导理论。新公共管理学采取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它和传统的公共行政有明显的区别。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1）公共管理学将研究对象由政府行政扩大到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机构，甚至私人部门的公共方面。（2）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由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向重视项目、结果和绩效的转变，这使得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战略管理、绩效评估、公共责任等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3）打破政治－行政两分法的传统，充分吸收当代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与工商管理学融合。（4）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研究又是规范研究。（5）公共管理学来源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又指导部门改革尤其是政府改革的实践。④ 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指导下，政府改革基本围绕三条主线进行：一是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趋向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宁要小规模机构而不要大规模机构；宁要劳务承包而不要通过没有终结的职业承包而直接劳动；宁要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而不要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供给方式；宁可向使用者收费，而不把普通税金作为资助不具有公共利益的公共事业基础；宁要私人企业或独立企业而不是官僚体制作为提供服务工具。”⑤ 二是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除了拓宽和完善官僚机构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职能。”⑥三是改革政府内部的官僚体制，提高公共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将工商管理中的绩效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之中。⑦ 2. 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中面临的困惑在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非盈利组织或者称为第三部门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研究中，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在行政组织法中却处于尴尬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存在有合理的一面，但由于突破了行政事务专属权属于国家的国家行政观念，其地位、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相当缺乏 。⑧学者们多将新的行政主体的出现从权力的委托或授权的角度去研究，研究的重心放在授权或委托的程序、侵权责任归属、救济方法和途径方面，而忽视或回避了对行政权力社会化合理性的直接研究。 公共管理强调可以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方式引入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出现了以淡化强制性管理为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主流方式。对这些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有关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性质的界定的传统行政法理论都难以解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即使勉强拉入现在的理论框架中，“不全面又不顺畅。”⑨ 在研究这些新的行政方式时，为了表明这些问题是行政法的问题和其内在地包括着国家行政主体和行为要素，主要强调这些行为虽然有合意的一方面，但其要素仍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国家行政机关居于优越的地位，其行为本质包括权力性因素。 可以看出，现有行政法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仍是在旧的框架指导下，无视“准行政行为”、“第三部门”等领域的存在或把它们置于行政法研究的边缘，这与公共管理的实践不相适应。行政改革实践的发展呼唤行政法研究的新观念，要求行政法的新发展。 三、公共管理下行政法的新发展 为了与公共管理的实践相适应，行政法应从转变传统观念出发，以有效解决问题为尺度，多层次、多重心地开展研究，促进行政法的发展。 > 1.行政法传统观念的转变 行政的观念是行政法研究中的基本理论观念。行政法的新发展首先应从行政观念的转变开始，也就是要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传统的国家行政的观念主张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是由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权力实现行政目标。新的公共行政则强调公共事务的最佳选择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由多主体共同参与，合理分配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这种观念的变化包含了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等几方面的变化。行政目标的变化，预示着要从传统的以国家管理为中心的目标扩大为管理和服务并重，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为行政的直接目的。行政主体的变化，体现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只要能有效实现行政目标，各种组织包括非赢利组织、地方团体甚至私人企业的公共部门都应成为行政主体，它们应通过法定的途径进入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域。行政方式的变化表明，行政并不仅仅是行政行为和行政强制执行，而且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行政目的。行政目标转变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后，基于平等、公开基础上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应大力推广。 与行政的观念相联系，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从以政府权力为主导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主导。政府权力为主导，研究政府应该如何行政；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由谁来行政和怎样来行政都是研究的内容。行政法不再机械地以权力性行为认知行政法的研究对象，行政法功能性质不再是“控权”和“管理”的问题，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将是行政法的基本任务。公共利益变成了行政的直接目标，同时也成为行政法研究的直接对象。这样一来，“政府权威行政观念转变为民主行政观念，行政主体多样化的研究就成为行政法研究的基本课题，行政合同、行政激励、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行政行为也不再是行政法中的反常例外行为。抛开僵硬的教条和学科限制，以问题定向，运用法律规范手段，实现权威行政向民主行政、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以促进人民福祉，应是行政法在未来的主要任务。”10 2.行政法内容的发展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主体的必然组成部分。公共管理中行政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行政法主体的内容相应扩大。这些非政府的行政主体资格的界定，如何与政府进行权力划分，它们如何合法地进入公共事务的管理，如何进行管理以及相应的救济方式问题，都成为行政法的新内容。? 随着公共管理中市场化、社会化的取向，政府在不断地放松规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非权力性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多。对哪些领域应禁止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哪些公共事务应交给市场来处理，不仅仅是行政学要研究的问题，也是行政法的研究内容。行政法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激励等行政行为的研究将极大丰富行政法的内容。 随着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和非权力性行政行为的日益增多，行政法的调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行政法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在权力色彩和强制观念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合意的观念。近年来世界各国出现了一些突破原有国家行政观念的现象，如行政组织私法化、行政行为之非制式化、行政任务民营化、行政法关系的多面化等。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行政机关在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的定向，采用“提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以实现公共利益，这也就是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的学者称之为“公法向私法逃遁”的现象”。11 公共管理在实践中还未成熟，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研究途径，被认为是代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补充和丰富新的内容，因而也不断地向前发展。 注 释： ①张国庆主编.《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②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③胡建淼主编 《行政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④陈振明. 公共概论范式的兴起与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⑤转引《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613页 ⑥〔美〕V. 奥斯特罗姆. 《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北京工业出版社，19 94 ⑦陈振明主编. 《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⑧转引苏力等. 《规制与发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⑨刘辛等主编. 《转轨行政法学新理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10.11张勇伟.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法律科学》，2001年第2

第9篇：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范文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设置和MPA研究生教育的开办，关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理论的探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观点颇丰。在此，笔者只选择有关理论予以介绍。笔者选择的值标准是:该理论、观点在学术界较为主流或权威;该理论、观点有助于公安管理内涵的研究并对公安改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行政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公共行政即行政，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1行政管理学。①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许多不同定义，区别主要集中在“政治”与“管理”两个层面对“行政”一词的不同理解:持“政治”行政观的是一些早期行政学者，他们从宏观国家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将行政理解为狭窄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功能或事务，认为凡国家立法、司法以外的政务总称行政，行政是政府行政部门所管辖的事务;持“管理”行政观的主要是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后的一些行政学者，他们从科学管理的原则出发，认为行政是完成或实现一个权力机关所宣布的政策的一切运作，行政学特别注重管理方法、程序、具体操作，是研究政府做什么和如何做的理论。仁2〕也有学者认为，仅就“行政”与“管理”而言，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陈振明从学科专业词典和教科书的解释中归纳:“行政”本质上包含遵从指示和服务的涵义，而“管理”首先意味着获得结果以及管理者为获得结果负个人责任，基于这种差别，加上“公共”定语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亦有所不同，“公共行政”是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行政官员或行政人员在这种活动中主要执行由别人(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与法律，关注的焦点是过程、程序以及将政策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并以内部定向，关心机构和人员以及办公室的管理，而“公共管理”有以最小成本达到目标以及管理者为获得的结果负责的内涵。以传统的“行政”概念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公共行政)肯定有别于以“管理”概念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3j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与政府失灵等，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说面临着严峻挑战，公共行政陷人有管理无公共的窘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试图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结合起来，探讨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途径，即公共管理研究途径。「4〕公共管理理论先后被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到政府改革实践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并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我国学者对此亦有不少论述:张成福、党秀云将公共管理定义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扯与公共利益”;〔5张良认为“公共管理是指社会公共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推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增进社会共同利益实现，通过制度创新和手段创新对社会公共事物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活动”;①「6]顾爱华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依法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②「4与公共行政相比，公共管理更广泛、更综合、更少受功能专门化的限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要学科基础是政治学，尤其是以官僚体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作为理论基础的。

公共管理学则更多依赖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将研究的焦点由传统公共管理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使得战略管理、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以及公共伦理等这样一些在传统公共行政学中没有的或不受重视的主题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同时，公共管理学还涉及大量公共行政没有涉及的其他主题，如公共物品、公共选择、集体行动的逻辑、制度与创新、成本核算等等。[4公共管理的积极意义反映在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履行政府职责的理念、方式以及管理过程的控制等所作出的新的选择:在管理理念上，政府由单纯的注重效率发展到效率、效益以及社会公正、平等并重，并把提高管理与服务的社会效益、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平公正等放到突出位置;在管理方式上，公共管理打破了传统的由政府垄断的管理方式，在行政体系内部以及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地引人市场机制，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管理，并把管理的主体扩大到非政府公共机构领域，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调动更多的公共机构参与公共服务与管理;从管理过程来看，则更多关注管理的结果，并把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等重要概念引入公共部「1的管理之中。「7]

二、公安学者对公安管理的界定

目前，公安学界有关“公安管理”的界定，较权威的是1999年出版的全国公安管理专业指定教材《公安管理学》(杨健和等，以下简称《教材》)中的界定:“公安管理亦称公安行政管理，是指各级公安机关为提高系统的效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依法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充分发挥公安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的作用而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活动”。「8〕显然，这一界定关注的是“内部取向”。同时，《教材》还认为“广义的公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管理学、交通管理学和消防管理学，因为这三门课程都属于公安行政管理”。可以看出，《教材》对公安管理的界定和划分沿承的是传统“政治”层面上的行政理论，关注的是对公安机关系统内的管理，系统的开放管理也是有限度的。另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光也提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公安行政管理是国家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促进公安行政行为的实施以确保公安机关职能充分发挥的活动过程”;“所谓公共行政就是国家机构有效地推行国家政务和实施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9这一界定有些模糊，并且在定义中出现了被定义的“管理”一词。另外，张光在解释该定义的含义时也有些矛盾:首先，他认为“公安行政的客体是公安机关所面临的公安行政事务和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公安行政的途径是有效组织管理和公安业务工作的实施(这里将犯罪侦查、武装警卫等职能列人其中)……公安行政的目的是体现公安机关的宗旨和使命……”然后，他又认为，这种“广义的研究过于庞大和繁杂，而且将警察行政职能的各项活动都由一门学科来承担不切实际……业务执行工作应交给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陷人这种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一界定仍然建立在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上。

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公安管理的基本内涵

笔者选择这一角度并不是照搬公共管理理论，也不是否定公共行政的学科背景。笔者认为，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探讨公安管理，有以下积极意义:第一，可以拓展公安管理学的研究视野和空间，使公安管理的研究不局限在“内部取向”的研究上，公安管理学不仅研究“为提高系统效能”“对公安机关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也研究公安机关对社会的管理:关注所提供的治安保障与服务的过程、程序以及实际执行行动，关注公众对治安保障与服务的利益需求，关注社会治安管理的公正与效率，关注以最低成本取得最佳结果，关注公众对所提供的治安保障与服务的评价等。第二，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公安管理，可以解决过去在阐释公安管理特质时陷人的学术尴尬，一方面不再停留在“公安管理总体上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同时还具有部分司法职能活动和一定的武装性质活动两个个性”，「9〕“广义的公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管理学、交通管理学和消防管理学”这种传统“政治”行政观层面;另一方面可以用公共管理学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内容来引导公安管理学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如公安战略管理、公安管理的政治环境、①警察公共服务的制度与创新、治安效益目标及评估研究等等)，不再简单认为一旦公安管理研究对社会的管理，就会出现“所有警察行政职能的活动都将由一门学科来承担”的状况，准确把握公安管理学与其他公安专业学科的关系，解决目前公安管理学研究游离于各公安学科之间的不确定性问题。第三，从公共管理视角探讨公安管理的内涵，能从理论上阐明当前许多公安改革举措(如社区警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能为公安改革提供一个更新观念的理论思路—这种思路也是与当前政府改革的趋势(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一脉相承的。笔者将公安管理初步界定为;公安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为实现治安效益目标，②依据依法获授的公共权力，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与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对法律规定的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过程。

这一界定包含七层含义:第一，公安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政府内部的行政事务管理，还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如公共安全与秩序、公共问题、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等，公安机关专门司职公共安全事务中有关社会治安与秩序的事务。公安管理同样分为公安机关对自身的管理和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公安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管理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没有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要求，公安机关对自身的管理就失去意义。公安管理学不能仅停留在“内部取向”的研究上。第二，公安管理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公安管理是一个开放式管理体系，公安机关在政府领导下，在法律范围内，可以运用委托、授权、以及组织、发动等方式发展与社会各种力量的伙伴关系以及互动关系，形成共同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义务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多元化主体模式中，各管理主体的地位、作用、参与管理方式都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依然是社会治安管理的主体，其核心地位不会因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有所动摇。第三，公安管理的客体是法律规定的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这就表明公安管理不仅仅是治安行政管理，也包括刑事司法管理、武装性质的管理等。只要是法律规定的，涉及到社会全体人民整体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都属于公安管理的客体。值得一提的是，公安管理学的客体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各公安专业学科的具体的对策性研究，它的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基础性、宏观性的特征，如公安战略和政策选择、公安管理的政治环境、治安目标及评估等等。第四，公安管理的基础是国家、人民授予的部分公共权力，如治安行政管理权、刑事司法权、紧急状态处置权等。公安管理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法律授权即管理，法无授权即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