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 英国学派 安全思想 探微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5359

自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委员会成立以来，英国学派已经走了将近50年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怀特(Martin Wight)、布尔(Hedley Bull)、文森特(John Vincent) 和布赞(Barry Buzan)等人秉承追踪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nature)与潜能(potentiality)的宗旨，坚持格劳秀斯式的思想传统，用传统的多元主义方法以及非完美主义的伦理观对世界政治做出了独到的阐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

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安全研究因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与独特的魅力而备受瞩目。这一点对于英国学派学者来说也不例外，他们一直在国际安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们活跃于一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安全机构中，如皇家国际事务协会(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战略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以及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等。其中，布尔曾经在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中担任过十年的理事，而布赞则是闻名遐迩的哥本哈根学派领军人物。其次，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还参与了国际上围绕安全议题的主要争论，出版和发表过一系列颇具份量的著作与论文，如布尔的《军备竞赛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文森特的《军事能力与政治影响》(Military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布赞的《人民、国家与恐惧》(People，States and Fear)等。[2]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四代英国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安全探索历程来对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进行评述。

一、四代英国学派代表学者的安全思想分析

英国学派学者的安全思想异常丰富，在他们看来，安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之一，它只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植根于规范、规则和制度之中，由社会建构而非物质决定。[3]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实践的变化以及研究侧重点的差别，使他们的安全思想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1.第一代学者巴特菲尔德与怀特的安全思想

作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巴特菲尔德和怀特对于安全议题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在英国学派成立之初，巴特菲尔德就将与国际冲突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英国学派的研究目的之一；[4]第二，在他们共同担任主编出版的第一本英国学派著作《外交探索》(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中，就涉及许多有关安全议题领域的论述，如均势、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作为政策手段的战争、国际关系中的武力威胁等。[5]实际上，受基督教、二战和冷战的影响，他们二人的国际关系思维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安全思想。

巴特菲尔德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安全困境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原罪的，这个原罪是自私的表现，而正是这种自私导致了当代政治生活的困境。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霍布斯恐惧”概念，并以此来解释国际冲突的悲剧性质。他认为，国际关系最接近“霍布斯恐惧”，扩大权势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导致了国家不断寻求填补权力真空、不断被猜忌，也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成安全困境，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它是永恒的人类僵局。[6]但是，巴特菲尔德又不是绝对的宗教神学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基督教可以对那些为达到目的而追求过分使用武力的人们的权力意志加以压制，从而使其与上帝合作，服从天意。[7]为此，他进行了超越现实主义的尝试，希望借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来维持世界的存在与发展。[8]巴特菲尔德的以上思想在他对于冷战的态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冷战也是安全权力困境作用的结果，要想走出这个困境，有关大国中的一个应该为和平有所牺牲，实行缓和政策。为此，他向焦虑于苏联核武器威胁中的美国政府和宗教界人士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不必过度焦虑，要注意慎重行事。[9]怀特一开始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成立国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其感到失望，他开始逐渐转向现实主义。他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政治是“关于生存的理论”；国际关系是非道德的，道德在外交决策中只能起第二位的作用；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中心特征，国联则是国际政治中的“假制度”，它不能维护和平。[10]这种思想一方面源于战争的无情现实，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悲观主义情怀。与巴特菲尔德一样，怀特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同样把原罪学说看成是人类动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认为人性的罪恶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最终源泉。[11]然而，怀特也没有完全走向现实主义，他也强调国际政治活动应该受到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制约。同时，他还把大国、战争、军事、外交等因素放在非权力政治的背景下考察，从合作而非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维持国际秩序所起的作用。[12]

2.第二、三代学者布尔和文森特的发展与突破

综合第一代学者的安全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强调国际秩序的维持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其二，坚持国家安全中心论的立场。布尔和文森特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都各有发展。

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为国际安全研究做出了最基本的哲理规定，其不朽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在该书中，布尔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所必须追求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开始的。他认为，在这些目标中有三种情境特别重要：（1）努力保证人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侵害；（2）努力确保信守诺言或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3）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并且使之免受无休止和无限制的挑战。社会生活秩序正是一种追求上述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以此类推，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它的维持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应包括以下方面：（1）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2）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外部；（3）以和平为目标；（4）限制人身暴力行为；信守承诺；保护财产权。[13]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揭示了当今国际安全研究所要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在文森特之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安全议题上基本上是坚持多元主义立场的，这种多元主义立场集中表现为：强调安全只有在一个坚持与不干涉的国际秩序中才能获得，注重国家安全，忽视个体安全，肯定的作用，反对人道主义干涉。[14]文森特对此做出了挑战，虽然他也承认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载体，承认原则对于维持安全所起的作用，但是文森特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的价值的，他认为：（1）尽管保护基本人权（如生存权）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但只有国家拥有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国家拥有这种能力，国际社会必须坚持与不干涉原则。因此，他强调人权并不是对国家原则的挑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合法性。[15]（2）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不仅拥有，而且在于它能够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一国政府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时，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国际社会也就有着人道主义干涉的责任。[16]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安全问题上，文森特脱离了多元主义立场，比较看重个体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其安全思想的社会连带主义色彩比较浓厚。

3.新一代学者布赞在安全议题上的坚持与超越

作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以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重量级人物，布赞努力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先哲们的思想，并有所创新。

首先，他坚定地支持发展英国学派安全研究的分析思路。在布赞之前，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他们都经历了冷战激烈对抗的岁月，其思维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冷战的痕迹。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之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就成了英国学派所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时，许多学者要么对英国学派的发展抱着消极和悲观的态度，要么由于没有很好的把握前辈们的相关思想，又难以推动这一学派向前发展。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安全领域也不例外，以对冷战后的整体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例：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对峙结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层出不穷新的文化思想理念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步伐。对此，英国学派的许多学者仍以旧的思维模式来忧心忡忡的看待这些变化，认为它们会威胁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针对这种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学派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的观点，布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上变化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现实：战争减少、合作增加、国际法的作用变大了，世界变得更加接近格老秀斯式而非霍布斯式、国际社会这一概念也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了。在此基础上，布赞认为，英国学派对于前辈们开拓的关于战争、均势、国际法等涉及到安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新时期不能停止，而应继续深化。[17]布赞的这些论述为英国学派在新时期的安全研究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在深刻把握英国学派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建构主义与奥斯陆“和平思想”的相关理念，努力对英国学派前辈们的安全思维进行再次超越。这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安全复合理论”上。[18]这种“安全复合理论”将研究视点聚焦在地区层次，注重研究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观念因素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19]相对于传统安全研究而言，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研究领域较广。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英国学派的先行者们也只是将安全的焦点集中在与人权上。布赞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影响。在布赞眼中，这些领域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他将这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不再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20]第二，它的研究方法跟以前也有所不同。传统安全研究只强调客观物质力量对于安全所起的决定作用，英国学派的前人虽然意识到了非物质因素――观念的作用，但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论述。“安全复合理论”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它认为，安全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主体间性”的过程，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安全主体间认知的共享程度是理解行为类型的关键所在。[21]布赞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内核，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二、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特征

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反思，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如下一些特征：

1.重视安全的价值取向研究

与科学行为主义者完全排斥道德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不同，传统学派都致力于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研究，英国学派也不例外，它的安全思想更是如此。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文森特与布赞都无一例外地坚持这一立场，其安全思想无不充满着浓厚的对个人、国家和世界发展前途的深刻伦理关怀。尽管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区别，但在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建立一个完美的道德社会的目标，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也有所区别，体现出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关于安全价值取向的思考与他们各自对本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的伦理取向研究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安全价值取向理解侧重点的差异与他们对国际关系的道德思考的差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安全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分歧，从本质上看，也是其国际社会思想内部争论在另外一个领域中的延伸。

2.强调规则、制度对于安全维持的作用

英国学派的经典作家们非常重视对国际制度的研究，他们认为，良好的国际制度安排有助于遏制国际关系中的无序竞争和维护国际和平。在研究制度是如何维持安全的作用上，以布尔的成就最为出色，他从均势、国际法和外交等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均势分为局部均势和整体均势，它们的存在可以防止地区大国随意吞并或支配小国、防止国际体系因为征服行为而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还可以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其它制度的正常运转创造条件；国际法由一系列定义国家行为的法则组成，它的存在有助于使国际行为体的各项行为都做到有法可依，有助于动员约束国际社会行为体来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有助于为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从而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外交是国家和其它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官方代表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往的行为，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谈判、斡旋、调解等外交机制来协调处理各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减少国际摩擦、促进国际和平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尔看来，战争也是一种制度，它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在保持均势、维护秩序和实施国际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和平并非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受制于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是国际体系中的状况。[22]

3.注意对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在人们印象中，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很少与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大变化发生密切联系，[23]但英国学派在安全领域的研究却并非如此。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安全思想总是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国际安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紧密相关。在最近几年，英国学派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一点以他们对9・11事件后国际反恐问题分析上的表现较为突出――英国学派的学者们强烈的批判了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先发制人的战略以及军事为主的反恐措施。他们认为：（1）这种方法首先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与制度，它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从而最终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威胁安全；（2）这种方法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思想与文化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消灭恐怖主义；（3）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反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国际社会首先要通力合作，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对抗恐怖主义的制度，同时还要加强对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建设，消除贫困、愚昧与落后，努力促进国际关系走向平等公正，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他们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好反恐问题，维护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24]这种分析坚持了以制度为主的立场，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突出了对落后地区的人文关怀，丰富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

三、结语

从整体上看，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这一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因为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发展，也不管它的内涵如何改变，怎样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始终是英国学派所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它的国际社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发展演变的轨迹基本保持一致。在思想渊源上，英国的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思想一样，是在吸收了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合理机理的同时，沿着理性主义中间道路前行的。这种思想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优点，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容纳了这种传统的某些弊病，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基本思想流派。[25]尽管二者都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以悲观的态度、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战争和使用武力的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则是过于乐观的夸大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它们都走向了极端，无法完整的反映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真实面貌。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在分析思路上介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正好能够弥补它们的不足。在安全理念上，它吸收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因素，认为国际社会中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既有国家也有个人，主张对产生于复杂形势下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困境进行整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无疑比单纯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视野要开阔的多、思维要灵活的多，自然也会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平台上准确的把握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实际。

当然，这种在理论上追求中间道路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它试图协调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思想的内在紧张性以及理论立场的模糊性与非连贯性。这还不是其最大的缺陷，最为严重的是，英国学派安全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概念。尽管英国学派接触安全问题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但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都没有对“什么是安全”这个问题做过清晰的描述。在此之后，布赞曾经试图给安全做一个明确的阐释，但也没有获得完全成功。[26]这种理论内核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它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后劲。除此之外，正如国际社会理论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那样，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西方优越感倾向也很严重，其主张如“人道主义干涉”等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需要它的新一代学者加以协调和发展。

注释：

［1］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彭召昌：“英国学派对国际机制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1114页；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3页。

［2］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ment on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2, June, p.275288;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126页。

［3］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9,转引自房乐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及方法论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1823页；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2, 2004, pp.307330.

［4］ See Adam Watson, “the 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watson98.doc

［5］ 参见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北京：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6月，第3435页。

［6］ 参见周桂银：“基督教、历史与国际政治――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7页。

［7］ 郭树勇：“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转引自省略/ news/view.asp?id=737；［美］肯尼斯・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第520页。

［8］ 参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第123页。

［9］ 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第520页。

［10］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4106页；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2), 2003,pp.8399;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省略/news/view.asp?id=395

［11］ 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8399.

［12］ 参见周桂银、党新凯：“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688页。

［13］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317页；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77187页。

［14］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pp. 307330.

［15］ Ana GonzalezPelaez and Barry Buzan, “A Viable Project of Solidarism? The Neglected Contributions of John Vincents Basic Rights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3), 2003, pp. 321339.

［16］ 徐雅丽:《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675页。

［17］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 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5461页。

［18］ 朱宁：《译者序――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参见［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序言部分第133页。

［19］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262266页。

［20］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912页。

［21］ 参见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的修正和演进”，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8996页。

［22］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80183页。

［23］ 苗红妮：“英国学派外交思想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1320页。

［24］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between Terrorism & CounterTerror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in Den Haag(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911,September,2004; Tim Dunne ,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p.303320.

［25］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37页。

第2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2012年11月10日，“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开。会议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华侨华人研究院承办。全国60多所高校的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单位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一

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

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

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

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

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

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

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

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

二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

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

首先，中国如何定位。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有信心了。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力量的概念而存在，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军事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文化方面有些欠缺；超级大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军事力量之和，中国目前硬实力够，但软实力不够；中国目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苏联强大了必称霸的老路。

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

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

（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

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

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

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

（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

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000万人，还有3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

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从内容上讲的，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固守阵地。就是坚持原本的设置，在此基础上完善学科建设，组织编写教材，总结学科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等。二是扩大阵地。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学科都会遇到不同的危机，有人提出可以进行学科融合，将一些相关学科纳入进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增加社会影响，扩大话语权等。三是另立门户。有人提出可以转危为机，将学科独立。另一方面是从形式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认为研究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学科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定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第3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新自由主义  化解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认为战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刻意避免冲突的国家之间，正是刻意的避免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即使是在均无有意伤害对方的双方之间，战争的悲剧依然会上演。“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2

赫兹则在学术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术语。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赫兹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是独立的权力单元，每个单元相当于独立平等的单子。但是，这些单子之间没有像莱布尼兹般的来自上帝的前定和谐，它们是浑然无序的，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没有强大的权威作为它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却只有猜疑和恐惧。为了求得生存，只得时时防备，并提升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越是防备，获得的安全感却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尔和赫兹提出以后，它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都发表了相关论文阐述了“安全困境”观念。

现实主义以人性恶的前提假设出发，对伦理道德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坚持政治与道德的划分，否定伦理在国际关系上的作用。它“对人性和政治权力采用现实的态度，以一种现实和历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尽量克服理想主义和道德伦理主义的干扰”4。现实主义把道德从政治理论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导致对建立国际间合作和信任机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由于国家之间缺乏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所以处于无法治的混乱状态。并且，它们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视为对于自身的威胁。为了避免对方的威胁，寻求安全，求得生存，双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则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肉强食”是重要的竞争法则，来自他国的威胁无处不在，自卫与威胁形成强烈的紧张关系。因此，各国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一方面加强国内实力，另一方面扩军备战，与其他国家形成对峙。但是，一国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又引起了他国的关注，被看成是对他国的威胁，他国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以达到力量的抗衡。可以说军备竞赛不断，力量对抗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而战争的发生将会给双方造成两败俱伤，最终不利于各国的生存与安全，反而对于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的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样就使得各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约瑟夫·奈总结道，“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势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5

第4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时局的深度把握，以及对世界采采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刻思考。由于和谐世界理念刚提出不久，还没有形成体系，因此，要加快理论建设、更新思路。以求尽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世界理论体系，服务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价值的外交构想既要源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又要具备对国际关系的反思。‘’马( P1’.l)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结构，权衡“软权力”与“硬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和谐世界理念”正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增强中国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试图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系统研究，着重探讨理论来源，挖掘其时代背景，再思其体系构建。

一、理论溯源

20p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讲话中，胡锦涛提出r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和谐世界理念率先由中国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特质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横摄于各个时代的各务实派思想文化之中，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形式。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容和仁爱的精神以及和为贵的处事哲学等方面。这些内涵无不包含着和谐、和平的理念，在古代就成为国际关系中处理民族及国家间关系的法则。“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也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全球化加速发展，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_仁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和合”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演化。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旨在依此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其次，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初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坚持独立自卞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E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i皆世界”新理念，显示r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点。既是对我国传统外交政策继承和升华，义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的进步性、崇高性和创新性。

再次，是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

美国总统一肯尼迪曾在1969年评论说:“人类必须避免战争，否则的活战争就会毁灭人类。”肯尼迪的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战争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出现的，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出现战争的年数远远超过和平的年数二在核武器时代，一旦爆发核战争，战争的死亡人数将会从每年百万飘升至瘫分钟百万，完全有可能毁灭人类。胡锦涛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n正是源于对人类战争灾难以及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反思，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寻求发展的愿望，契合了时代主题

第四，是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0 Lal c E}ztss}并认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二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川< }uu“人们都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一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间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贵任。‑ } s J c czar zs}z}此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澎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纵观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幻，根据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预测，提出了战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将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今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中国也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仍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人类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就能够逐步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胡锦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思想，希望通过构建“和谐世界”，使世界各国在和谐的氛围中，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世界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二、时代背景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孤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严重阻碍了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霸权主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文明冲突论”、“单极稳定论”、“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等一系列论调的出现，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积极鼓吹美国治下和平的霸权理论，欲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实力，企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对持不同理念的国家经常挥以大棒。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委内瑞拉政变到朝鲜、伊朗核间题;从邪恶轴心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端指责;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美国霸权的影子。正如乔治·索罗斯所批评的:“开放社会承认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谁也不能掌握最终真理，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则断言，正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所以我们更有道理，因此也更有权力。f6l< ca”因此，如何制约霸权主义，构建有利于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和谐世界理念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国际延伸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相互关联。如果国内社会失调，对外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就缺乏说服力。因此，内构和谐社会是外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同时，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内政的建设，和谐的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如果我们面临的外部世界总体趋向和平与发展，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会顺利的进行;相反，如果外部世界不稳定，甚至爆发大的战争，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随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建设和谐社会就成为国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胡锦涛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在总结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构和谐社会、外推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理念。从而把我国自身发展与促进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起来，保证了我国治国理念与外交思维的统一，防止了外部事务与国内建设可能出现矛盾;同时进一步明示了我国的外交理念，减少了因不确定因素而引起的误解的可能。

再次，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严重威胁世界的安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要解决这两大问题，既得要和平，更得谋发展，两者缺一不可。在新世纪、新阶段这一理念仍然适用。近年来，由于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造成了新的国家和地区陷人战争漩涡之中。因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与反恐怖而引发的冲突相互交织;发展也面临许多困难，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挑战都改变不了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主流的现实。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总体保持稳定，利益相互交织。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深人发展也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局势仍将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局部战争、局部紧张、局部动荡仍会持续，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并不和谐。面对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让世界少一些战火，多一些安宁;少一些贫困，多一些富足;少一些对立，多一些合作。“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别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正是顺应了时展的基本潮流，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诉求。 第四，和平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盆要力t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多亿美元，已经发展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0综合国力的巨大发展，是中国政府外交心态变化和外交理念转型的基础。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的心态，即“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种“受害者心态”妨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自信日益增强。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指出:和谐外交的基础是实力与自信。没有实力，人家就不会跟你搞“和谐”。·一中国抛出上百亿美元采购欧洲与美国的大批客机，对伊朗和印尼进行上千亿美元的能源长远投资，这种运用经济财力资源来推动政治外交关系的情况，是以往中国外交所不可想象的。川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也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s1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融人国际机制，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转变为有保留的认同者和建设性的融人者。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以行动证明自身的努力，通过积极参与制订、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和谐世界理念向世界表明，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政治上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上也会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三、体系构建

为在世界推进和谐世界理念，使其效能最大化，有必要做出新的尝试。

首先.平要改革外交思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机制

中国对外交往的目的与美国不同。美国追求的是利益全球化，向世界推销其硬权力主导下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试图使世界各国都臣服于其霸权体系下，并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的国家;而中国推行的是和平外交，其目标是塑造中国形象和营造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追求“和为贵”的境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将和平外交提升至战略高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体系，使其成为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强大推动力，以此来践行中国和平外交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新的和平外交思维。它凸现了在一个“无序世界”里，“霸权稳定论”不能一统天下，国际体系需要平衡、需要和谐。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当今世界开出的一剂“良药”，体现了新理想主义的精髓，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将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和谐世界理念”正可以成为构建中国和平外交机制的逻辑起点。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谐世界理念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延伸。必将有助于改变世界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一些错误认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有助于我国占据国际道义的至高点，反制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有利于遏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局面;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

其次，必须主动出击，利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力促‘，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流行中国战略文化涵养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感情。其主要内核—“和合”与“中庸”的思想更是博大精深。“和合”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种“中和”内涵决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和外交哲学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为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的流行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也造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保守和内向的倾向，体现在外交领域就是缺乏先人一步的主动出击战略。“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基调，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口敛以及谦和的姿态，但是这种外交政策在规避一定风险的同时，也给中国外交造成一定程度的被动。

和谐世界的理念虽好，可以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出路，是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你不去主动向r比界表达、宣传、解释，就有可能被别国错误解读。与其可能被别人错误解读，不如自己主动出击，对原有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并阐述“和谐世界”的理念就体现了某种改变的迹象。‘但笔者认为力度还不够，不仅是高层领导，学者和民间也要动起来，要通过学术与民间交流来加速这一进程，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强化公共外交来推行这一理念。

再次，积极推动并强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作用，规范国际行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谐的基础，但民主并不等于和谐，要强调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和制度，尊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代国际法的主要准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法文献中。它们是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原则的制度保证。这些准则包括: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等。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国际法基本准则凝聚了现代条件下各国公认的世界民主、平等正义的国际道德。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能有效保障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之，国际关系就会陷人紧张、动荡之中，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就会受挫。

因此，我们强调建设和谐世界，就要严格遵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尽管其基本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体现了大国的观念和权力，但是基本可行、相对合理，我国也从中受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在维护的基础上改善、创新，使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促进自际关系的民主化。

最后，树立“新安全观”，构建集体安全机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疾病和自然灾害等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现实也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旧安全观，特别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旧安全观，是世界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应该携手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新安全观以互信为本，反对依靠军事同盟和增强军备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主张互利原则，反对以牺牲他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追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以平等求安全，主张各国加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协作，保障共同安全和世界和平。

第5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在国际政治中，强大的实力的确是一项值得羡慕的资产。因为，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中，实力不仅是维护自身安全与福祉的重要资源，而且是推进国家其他目标的坚强后盾。然而，正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强大的实力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它有可能招致他国的敌意与制衡。强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在运用自身实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同时不招致他国的嫉恨与敌意?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涉及一国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战略目标，还关乎它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它们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能否克服权力的傲慢而“谦卑内敛”，在实现战略目标时能否抵制诱惑而不滥用权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朱明权先生最近出版的《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领导》)一书系统考察了冷战后美国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视角解读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根源。通过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作者试图回答：在一个权力失衡的世界中，权力优势的国家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在选择和决定某种安全战略时，哪些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各自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　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解读

从理论高度来挖掘和解读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领导》一书的一大特色。在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探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用了近两章的篇幅(第一、二章)来论述形成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安全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安全观与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激烈对垒，可以看作是理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轨迹的理论框架。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与分歧由来已久，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本质、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实现和维护等基本问题上，它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于人性的原因或国际体系的特征，国家间的关系注定是“零和”性质的，“一国之所得即他国之所失”，国家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认为，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就必须依靠本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也并非意味着无秩序，国家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缓解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实现国际合作和确保国际安全。

作者指出，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世界观中，实际上已经可以发现它们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处方：前者更强调国际政治冲突的一面，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武力在实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合作的一面，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相对宽泛，认为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减少国际冲突。

除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会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外，作者指出，安全观对决策者战略制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所谓安全观，“是指个人(特别是政策制订者)、组织(特别是政党)和政府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观念和设想”。实际上，决策者的安全观与其理论取向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一个具有新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可能会与持有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种联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冷战后，由于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出现了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作者指出，大体来说，这种竞争主要出现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中，而每一种安全观的内部又包含了不同的变种。保守主义安全观可以细分为孤立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可划分为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作者指出，总的说来，保守主义安全观与上文提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它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保守主义安全观对国家利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主要关注的是本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保守主义安全观还十分看重权力的作用，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思想渊源上说，保守主义安全观实际上更多地继承了19世纪欧洲政治家如梅特涅、俾斯麦的冷漠的现实主义政治。一般而言(新保守主义是个例外)，它反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主义，反对“到国外去寻找魔鬼加以摧毁”。

在保守主义安全观的大家庭中，新保守主义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支力量。它是保守主义安全观在保守方向上的极化。它“仇视和排斥它所认为的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以转变这些政权和重建其国家为己任，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实际上是一种糅合了现实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理念的大杂烩。它既强调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迎来了它的第一个春天，在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死灰复燃，甚至“劫持”了布什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安全观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共同体和民主。自由主义安全观并不认为“威斯特伐里亚世界”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着一个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以大国协调、特别是以国际机制为主要特征，它们维系着国际的秩序与安全。与共同体观念相联系的是，自由主义安全观对民主国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它们更容易和平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民主国家的扩大，将更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历史上的威尔逊主义以及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设想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在对上述诸多安全观进行梳理、比较后，作者还特别指出了自由主义安全观与新保守主义安全观的异同，指出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在是否要促进和扩大美国的价值、规范和制度问题上并无分歧，差别只在于，这一目标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将、专制政府当作一项突出的国家利益，并不惜以军事力量加以实现；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避免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二　冷战后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

作者指出，冷战后的美国，不仅存在不同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人们对于美国应采取何种国家安全战略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福祉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作者依据巴里・波森(Barry R．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L．Ross)等多位数学者的划分，将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归结为四种不同安全战略模式的争论，即“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以及“美国至上”(Primacy)。这些不同的战略处方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对威胁的判断以及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之手段的选择，都有着极为不同的观点。

冷战甫一结束，美国国内就出现了要求美国从欧亚脱身、进行战略收缩的呼声，新孤立主义安全战略集中反映了这一要求。新孤立主义战略的鼓吹者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只有两种，即自身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冷战后有利的战略环境，使得美国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威胁。因而，美国没有必要频繁介入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美国应恢复并维持自身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放弃那些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从欧洲和亚洲抽身，“不必继续实行昂贵的前沿部署”，不必维持庞大的军力规模和军费开支。

与新孤立主义那种“孤傲”的战略处方不同，合作安全战略鼓吹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该战略的提倡者认为，当今世界处于高度的“战略依存”之中，任何地区发生战争、冲突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可能危及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狭隘的自身安全与福祉，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的利益“处于无法逃脱的相互依存之中”。该战略还认为，冷战后大国间的安全竞争已经不是严重的安全问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环境问题、种族冲突等“非传统威胁”的危险则上升。这些问题的解决，靠“单边”或纯武力都不能奏效，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集体行动。鉴于冷战后威胁的性质，合作安全战略特别重视军备控制以及防扩散，同时也提倡对地区潜在冲突实行“合作式的”预防性介人。

选择性介入战略则介于上述两种战略之间，既不同意从世界抽身，也反对广泛的国际介人。该战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及“值得谋求的利益”，前者包括美国的本土安全、欧亚大陆的和平以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后者包括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民主与人权以及全球环境保护。该战略主张，美国应聚焦于核心利益，必要时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但不应为了“值得谋求的利益”过分浪费资源。在威胁认知上，该战略较新孤立主义战略悲观，认为“无赖国家”、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波斯湾地区的征服战争甚至大国间的战争都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该战略认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主义，特别是美国的传统联盟网络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合适工具。

美国至上战略是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种战略。它认为，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属于“明确的单极”，美国居于无人能比的霸权地位。美国的霸权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多极则是不稳定与动荡的来源。因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同辈竞争者”的出现，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同辈竞争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周边地区的动荡”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该战略还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鼓吹单边主义，主张美国“应当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维持霸权”，支持维持较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在对四种不同的安全战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作者从安全观、威胁认知及手段等方面简要概括了它们的异同。作者指出，新孤立主义、选择性介入及美国至上战略实际上都基于保守主义的安全观，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选择性介入则部分搀和了自由主义理论)；只有合作安全战略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和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对威胁的认知上，新孤立主义、美国至上战略相对乐观，而选择性介入和合作安全则要悲观得多。在手段方面，新孤立主义和美国至上都主张单边主义，前者要急剧削减联盟义务和承诺，要削减军事规模和防务开支；后者则不相信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主张依靠美国强大的实力来实现政策目标。作者还认为，除了新孤立主义对介入国际事务持高度怀疑态度外，其他三种战略都主张国际介入，区别只是在介入的方式以及介入的程度上。

作者指出，虽然冷战后人们一度对美国是否要持续介入国际事务产生过疑问，但很快“朝野上下”就取得了共识：美国应当继续介入世界，实行国际主义。因而冷战后的战略争论很快就转入到美国应如何介入世界这一问题上来。换言之，冷战后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更大程度上是在后三种战略模式中进行的。作者还认为，这三种战略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分歧，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实现这一秩序以及维护美国地位的手段上，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应当奉行领导世界的战略，还是应当奉行支配世界的战略。

三　从领导走向支配：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

从“领导还是支配”这一战略视角来考察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构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作者指出，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不仅较好地概括了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而且也反映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实际推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本质分歧。所谓领导世界，指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带领其他国家朝既定目标前进。本质上说，它是通过说服和吸引来推动国际合作。领导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相对安全，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相对乐观，重视软权力的作用，对使用军事力量持较为谨慎和克制的态度。它更多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理论取向，主要包含了上述的合作安全战略，也部分含有选择性介入战略的成分。所谓支配世界，指美国处于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地位，“以力压人”，统治和控制世界。支配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对安全环境持悲观看法，更加迷恋自己的硬权力，甚至在行使软权力时也采取了刚性方式。它主要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安全观和现实主义的理论取向，上述的美国至上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战略诉求。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第三、四、五章)，作者就是从“领导还是支配”这一战略视角来具体考察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战略实践。

作者指出，冷战结束后，老布什对国内一度升温的新孤立主义思潮迅速做出了否定性的反应，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负有“保证国际平衡与稳定的关键责任。”在1991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老布什勾画了“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宣称美国“将按照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在这一新秩序中，将“禁止使用武力解决争执，”而一旦这一原则遭到破坏，各国将形成一个由共识集聚在一起的“世界共同体”，并由联合国对侵略行为采取“集体行动”。老布什宣称，为了使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特殊可能性”得以实现，“美国的领导不可或缺”。他还特别强调了美国价值观及在全球推广这一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国内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联系，权力和目标的联系”。概言之，在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中，世界已经不再“分裂”，而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主导价值观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共同体”的安全将由建立在大国合作基础上的联合国维护。美国是这一新秩序的领导。

作者指出，如果说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仅仅折射出“领导世界”战略的大致轮廓，那么克林顿执政时期奉行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则充分体现了“领导世界”战略的蓝图。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重塑国际安全机制；实行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该战略认为，只要民主价值观在世界不断扩展，民主共同体日益扩大，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为基础，联合国、欧安组织等集体安全组织同时得到重要发展，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得到有力促进，那么美国的安全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将得到有效的加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将会最终确立。该战略对民主的强调，对大国合作及多边主义的倚重，都鲜明反映了自由主义安全观的诉求和“领导世界”战略的精髓。

然而，作者指出，即便在大力推行“领导世界”战略的老布什及克林顿政府时期，“支配世界”战略的幽灵也时隐时现。在老布什时期，1992年被泄漏给报界的政府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文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文件宣称，在一个注定要面对多个竞争者和冲突的世界中，美国的潜在对手既包括过去的敌人，也包括过去的盟国。美国必须具有足够能力去阻止任何竞争者对美国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战。虽然该指导文件最终胎死腹中，但这一插曲本身依然表明，甚至在老布什的班子里，仍然有一批“支配世界”战略的支持者。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对一些国际条约的态度(如拒签《禁止反人员地雷条约》等)及“无赖国家”的提出等，都迎合了“支配世界”战略的诉求。

这一滑向“支配世界”战略的倾向在小布什上台之初更为明显。小布什一上台，便对克林顿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增加防务预算和重整军备，对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说不，反对多边主义，推行单边主义。但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小布什还没有明确推行“支配世界”战略，而是处于战略“摇摆期”。

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决定性地结束了小布什的战略徘徊，“支配世界”战略最终得以确立。九一一恐怖袭击不仅使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情绪急剧上升，也导致小布什班子中新保守主义势力影响扩大以及小布什本人安全观的进一步保守化。小布什开始更多地从“善恶两分”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认为美国代表了正义和自由，而恐怖主义及其同路人则是邪恶与专制的化身。在这一善恶搏斗中，美国必须果敢坚毅，承担起管理世界的责任，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这一保守主义倾向急剧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布什主义”的提出和实施，后者完整地体现了“支配世界”战略的主旨。

作者指出，布什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说和观念，还是一种真正得到实施的政策。美国的超强实力是布什主义的物质基础，新保守主义及强硬民族保守主义则是其思想基础。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政权更迭、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以及美国至上。

政权更迭是布什主义的重要内容。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小布什开始将政权更迭提上反恐议事日程。他认为在反恐战争中，仅仅打击和摧毁恐怖训练营是不够的，必须斩草除根，铲除恐怖主义赖以孳生的土壤。而那些“无赖国家”及“失败国家”，正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为此，美国必须对这些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从外部植入民主，建立“民主和平区”。此外，由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及那些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对理性的无动于衷，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已经无法有效保护美国的安全，因此，在必要时，美国必须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坐等威胁找上门来”。这要求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必须敢于“单干”，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安全，而不是寄希望于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

美国至上则是布什主义的核心。无论是进行政权更迭，还是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抑或是实行单边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美国的霸权或至上地位。这一至上地位建立在美国的实力、特别是超强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谨防任何潜在“同辈竞争者”的出现。

布什主义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具体的实施，而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国内外轩然大波及对国际秩序的负面影响，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支配世界”战略的弊端。它导致了美国与其他大国、甚至是盟国间关系的疏远和裂痕；它以武力萨达姆政权以及在中东推进民主的做法，还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疑虑和反感，甚至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最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遭遇的一系列困境也表明，以武力推进民主或以暴易暴式的反恐，非但无法有效铲除恐怖主义孳生的土壤，反而很可能导致“愈反愈恐”。

第6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第7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论坛以“以人为本、安全发展”为主题，围绕如何推动安全生产理念创新，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建设都市、行业和企业安全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届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安全生产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部分国际安全生产领域专家等400余人将出席会议。

一、论坛时间：20*年11月

二、论坛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术报告厅

三、论坛主题：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四、主要议题：

（一）安全文化——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水平的软手段、软实力，兼谈安全生产监管的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

选题思路：通过对比“执法监察”等硬实力、硬手段与“安全文化”等软实力、软手段，探讨全社会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设，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奠定理论基础。

（二）“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行业文化与安全生产关系研究。

选题思路：通过发掘不同行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法律环境、人员构成、操作惯例、行为习惯，分析安全文化建设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作用。

（三）国际安全生产经验及其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借鉴。

选题思路：通过了解国际安全文化研究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对德国煤矿企业安全生的借鉴、日本全民安全教育体制的借鉴、英国石油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的借鉴，总结国际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我市现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参考意义。

（四）城市安全文化建设——国际视野下的首都如何构建“有序、安详、幸福”的安全环境。

选题思路：通过都市视角，分析安全文化对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影响，以及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当中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五）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从石油、石化行业实践看“健康、安全与环保”体系的建设经验和落实情况。

选题思路：通过石油、石化系统HSE建设的具体例子，分析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以及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企业责任。

（六）危机预警及动员——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

选题思路：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七）根据论坛主题，专家自拟课题

五、论文征集

1、热忱欢迎国内外高校、企业及研究院所的安全生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它科技人员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有意者请填写并以电子邮件返回会议回执；

2、提交的会议论文将编入《第二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

3、论文语言：中文

第8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实主义；均势安全；集体安全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56-03

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依存，不断加长的国际机构名单，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不断增长的相互信任和不断深入与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又相互猜忌，频繁更换外交伙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危机和间歇性的战争时有发生，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是中外所有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在自由主义那里，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随着当代安全领域问题的层出不穷和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人站在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融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观点进行折中，针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容。

一、现实主义

1948年，《国家间的政治》一书的出版，使现实主义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书中核心的观点是，权力争夺是无所不至的，从家庭到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都是如此。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在这种不稳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是软弱无力的，所以确保国家间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在世界各国家中，各国应该达成一定的谅解。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是一种霸权安全。

在其基础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现实主义眼里，如果一个国家以不合理性的方式挑战现有安全模式，将会受到惩罚。它看中的是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经这种理论所诠释的均势安全是国家追求安全的一种传统模式。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是这些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论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成为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卷”[1]。对此，基辛格有一句精辟恰当的评价，“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2]，然而，均势安全或均势论在历经历史检验后，也显现出它的另一面。因为均势往往孕育着超级强国的优势和霸权欲望。国家对其安全的关注与担忧总不会以均势为满足，各国对自己的安全总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各方不断谋求对于对手的优势，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在这种安全模式下，小国往往会成为均势下的牺牲品，如朝鲜半岛的分裂，波兰的三次被瓜分，就是大国玩弄均势外交的例证。同时，历史上对大国追求霸权的反应也并非总是伴随着制横的出现。霸权及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便利，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去制横。此霸权及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武力征服，也可以依靠文化和经济影响来包容和束缚他国。同时，一国应该具有的制衡能力和意愿在国内众多问题的侵扰下会增添制衡困难，甚至促使一国专注于国内事务而根本不做任何制衡的努力。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不像传统的理想主义那样，他们不认为国际组织能够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也不像现实主义认为的，国际组织只是体现大国利益的场所，他们确信国际组织对协调一国内外政策及建立各层次国际组织联系方面将产生重大的作用[3]。但同时，这样一个经过国际组织协调、利益复杂交合的国际社会并非一定会变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复杂性的增加和等级结构的日益衰弱，可能还会导致在行动的过程中失去有效的领导，他们看到，在这样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旧的霸权必然会衰落，在不同领域会出现多重领导的状况，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局面，因而，建立多元安全制度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4]。

如果说均势理论是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集体安全模式就可以认为基本是和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在由一定国家构成的诸如同盟、条约组织、国际组织等的一定的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国为了保护或者获得所想要的经济利益，承诺共同行动，援助受到侵犯的成员国，必要时敌人施以军事打击制裁或打击。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原则，到维也纳会议确定欧洲协调，其中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联合国，国际组织构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形式，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不管它的功效如何，至少在普遍性上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法”[5]。

然而，这种理论也有问题。在民族国家依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经济因素还远未强大到让民族国家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完全放下手中的武器，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并未因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而销声匿迹。当各国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恐惧时，让他们保持行为中立、协商签约并建立互信合作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即使在发展合作关系的制度渠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会是如此，很难想象在彼此恐惧怀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成功[5]。很显然，这种安全模式掺进了太多的道德伦理因素，这明显违背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

三、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很强调利益在指导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利益被认为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各国掌权者会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理论或者事实将之证伪。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与其把国际争端说成与客观不变的利益有关，不如说与各国在相互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致认同有关。换言之，国家和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定位他人。

可是，如何定位是充满主观判断的。当前的美国政府在多种场合传达了对叙利亚动武的信息，因他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与正面临着因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相比，前者显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迫切，原因在于，在美国与叙利亚的长期交往中，美国认为叙利亚伊斯兰政权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美国的行为是誓将敌人除去而后快的观念使然。“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结实能力的权力和利益”[6]。

按照这种理论的阐释，当今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对话，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就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和争夺权力，而是要通过这种不断地接触和沟通，创建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北朝鲜开始积极接触以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相互敌意，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现实主义或许会将之看成是双方利益调整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南北双方继续敌视而不反思对方，继续将对方视为民族的罪人而不加以重新定位，对抗将重新取代何谈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当前半岛形势说明了这一点。

身份确认有助于理清各自的利益，反过来，理清后的利益也会形成认同，但新的认同的形成是否会导致一个稳定的世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体察。一种新的定位和认同的产生是以以往的定位或认同的趋弱为前提的。事实证明这在当代世界是困难的。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会将来自他国或民族的伤害和威胁，在短时期彻底忘却，更何况，不是每一个给他国带来痛苦经历的国家都能像勃兰特和科尔那样，对过去加诸他人的伤害以跪谢罪。因此说，国家民族之间的重新定位是艰巨的，其中需要没完没了的对话和行动，需要双方对过去的事实甚至是伤害有真诚的彻底的认识。认同一经形成将会有很大的稳定性，短期内很难改变。危机和对抗会导致相互敌对的认同，这种认同一经形成将很难化解，于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日两国的现状就是明证。

四、我国的战略选择

持续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提升加速，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与各国间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国力的强势提升引出了多重的反应，周边关系向强势大国的结构转变，这与过去的弱势中国下的关系特点不同。强势中国下这样的关系，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逐渐形成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即中国对本身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增强了，所有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弱势情况下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强势情况下就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很自然。再一个趋势是应对强势中国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一种共识，就是如何适应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区域内大国，心态更加复杂，这就会催生现实主义所说的复杂的“准结盟”应对力量。虽然这种结盟是行动力较弱的松散的联盟。过去是我们应对别人，现在是别人应对我们。当前的南海和领土争端正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的帝国，都希望中国会成为另一类型的崛起大国。而避免成为众人心中的西式帝国也是中国的必要选择。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纵深依赖，而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影响力。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现实的选择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专注于经济发展。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靠的是经济力量及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靠的也是经济实力，而非军事恫吓。中国复兴最根本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本身可以促使各个相关国家走向同一“跑道”，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总要好于军事竞争。同时，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国际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量。解决国际事务时，谨慎决策，不受诱惑，避免替美国担当，过度将自己卷入。

第二，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避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降低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嫌弃外在世界太麻烦，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是，封闭就要挨打，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也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如果一时头脑发热选择另组体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势必将会使得那些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而不单纯是小国的合众连横。届时，中国必然面临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巨大的国际社会联合体很可能会让立志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遭受致命打击。

第三，走和平发展国家道路。当前的局势和未来国家利益的维护需要进行军事现代化，需要将坚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维护国家和安全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基点，但要将之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防御性质之内。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不可持续。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四，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积极对话。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和各大国的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的接触和沟通，让对方对我们的政策和原则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消除各行为体观念中因误解而产生的不满，创造机会让他们从多层次了解中国，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看到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平衡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方面是加强在国际舞台的交往和合作，更积极参与制定各种国际规则，更加广泛地开展首脑外交、民间外交和各种非政府外交等，大力扩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王逸舟.论综合安全[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14）.

[2]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36.

[3]梁艳菊.关于国际安全的思考[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4）.

[4]谢青.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理念[J].世界经济与论坛，2000，（4）.

第9篇：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汇率与国际竞争力:非政治化的探讨

欧元危机与引发机制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竞争政策FDI和产业升级——基于可贸易产品的实证分析

新形势下我国外贸内生型增长研究

中澳FTA谈判进展问题分析——基于双方贸易总量和结构的解释

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带动效应的国际比较研究

江苏沿海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基于“环境观”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测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与内外部环境经济学分析

论当代美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特点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

近三十年来西方民主在亚洲的扩展

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市民社会变迁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总目录

张志英工笔花鸟艺术作品赏析

合作安全——后冷战时代安全思维的理性回归

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挑战抑或融合: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南北关系

国际投资与大国关系——日美投资摩擦与中美投资摩擦比较研究

论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双重标准

金融危机下中美贸易模式的转变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盟投资效应分析

欧盟对外贸易反倾销的动因分析

论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

论区域外大国介入与南海地区安全格局变动

平衡与失衡之间: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与走向分析

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动因及其作用

奥巴马政府能源新政背景下的中美能源合作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弥合分歧,拓展合作

中国FTA战略中的国际环境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国外医疗服务体系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

我国会展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和政治共同体的转型——一种林克莱特三重视角的诠释

“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

征稿启事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

QFII与国内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比较研究

“反弹琵琶”：论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欧盟对中国FDI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研究——以江苏地区为例

欧盟东扩视角下的俄欧关系

地区间主义的发展及对我国的意义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进程对美国的挑战及其应对

美国《2007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评述

欧盟集体身份“布鲁塞尔化”建构模式探析

美国当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策分析

生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政府形象风险及其化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经济联系

王霸之辩与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从孙中山的“王道观”谈起

中国国际政治类期刊的进步及不足——基于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的分析

欧美国家高速公路融资模式及其借鉴

征稿启事

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经济新挑战

美国投行巨头的崩溃与政府危机对策分析

分工演进、交易深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