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精选(九篇)
第1篇：汉语汉字范文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第2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汉字教学 笔画名 简繁汉字 小游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2-0040-01
1 横竖折三种笔画名分布情况
汉字中的横和竖这两个笔画，不同的时候名称是不一样的，有些学生对此会产生疑问。比如在横折这个笔画中，其中的折更像是竖，但我们称它为折。到底什么情况下横、竖就叫横、竖，什么情况下它们又改称折呢？分三种情况：（1）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基本笔画中，我们就分别叫它们横和竖；（2）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复合笔画中，并且它们在这个复合笔画中是先写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复合笔画中是起笔①，那横仍叫横，竖仍叫竖；（3）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复合笔画中，但它们在这个复合笔画中不是先写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复合笔画中不是起笔，那横就要改叫折，竖也要改叫折。因为此时的横或竖都是第二笔或第二笔之后的一个折笔，是一个“折”（turning）。
还是以横折这个笔画为例。横在横折这个复合笔画中，仍叫横。因为横在这个复合笔画中是先写的，是起笔。而横折中的折其实更像是竖，但因为竖在这个复合笔画中不是先写的，不是起笔，所以就改称折。
再以竖折这个笔画为例。竖在竖折这个复合笔画中，仍叫竖。因为竖在这个复合笔画中是先写，是起笔。而竖折中的折其实更像是横，但因为横在这个复合笔画中不是先写的，不是起笔，所以就改称折。
当然，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我们没有必要将重点放在每一个笔画的名称上，学生只要会写就行了，至于每个笔画叫什么并不重要，就算是中国人，也很难说出每个笔画的名称。但如果有学生问到横和竖的笔画名称，也许上文的解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 汉字教学小技巧
汉语的学习者，哪怕是零起点的初学者，也一般会认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安排一个这样的游戏：老师把学生的姓名中的汉字写在卡片上②，然后说一个学生姓名中有的一个汉字，要学生根据自己的名字举起卡片。有时候不止一个学生的姓名中有某个汉字，那这时教师说出一个汉字时，就要求有多个学生举起卡片。这样学生就会对汉字有些字是相同的字，有些字是不同的字有个亲身的感性体会。
通过多媒体技术，利用软件与网页资源，例如用flash等工具和手段，对汉字的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及基本字义给学生进行详细展示，必要时可适当地对汉字进行组词扩展，这样学生就能直观地掌握汉字的书写。需要说明的是，运用这种方法时，应该注意以下一个问题：
如果是在综合课展示，所展示的汉字应该是课文中所学的汉字，否则会给学生带来记忆的压力，再者即使向学生展示了课文外的汉字，学生在当时课堂有所收获，但是由于缺乏会话和语境操练，学生很快就会忘记。如果是在专门的汉字课上，所展示的汉字及组词可以多于综合课，但仍不能太多，特别是组词。众所周知，汉语中一个汉字往往有多个字义存在于不同的词中，但不能将这些义项都一一列举出来，应该将在课文或语境出现的义项按出现顺序一个个地教。
当学生掌握了汉字的笔画、笔顺之后，对学生的汉字书写就不用再像初级阶段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了。因为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认读汉字比书写汉字更加重要。这个阶段，应该多让学生进行汉字认读③练习，让学生能够做到不需借助拼音就能阅读。
3 简繁体汉字教学建议
目前比较认可的汉字的简繁教学原则是教简识繁，即教只需教简体字，简体字要求学生“三会”（会认、会读、会写），繁体字只要求学生能认识就行。这个原则对汉语作为第一语言教学的学校教育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如果将这个原则推及到全民的话，就不大合适。中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农民认识的简体字就不多，何况是繁体字。再者，农民不像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高校的学生一样，他们是没有学习繁体字的需要的。另外，如果把这一原则应用于对外汉字教学中，也要慎重，也要分清情况。以大陆的对外汉字教学来说，应该教简体字，因为大陆通行的是简体字，即使有些学生希望学习汉语后是想在港澳台或海外华人社区使用汉语，我们不能为了少部分学生的需要而教繁体字④。至于识繁，对在大陆的留学生来说也没有多大必要，大陆通行的是简体字，掌握简体字就可以了。大陆的汉字教材上遇到有对应繁体字的简体字，一般都会标出其繁体，但简繁字读音和意义还是一样的，这样教简体字的同时，学生也同时会读、也知道这个繁体字的意思。至于写，没必要要求会写，学生能写更好，不能写也无妨。相信就算一些来自于母语中有汉语繁体字的留学生如日本和韩国学生，当他们接触汉语简体字后，也会觉得简体字比他们母语文字中的繁体字更容易学。这样，繁体汉字仍在他们的母语中保留起来了，在汉字学习中又学会了简体汉字，交际起来也更方便。
注释：
①最好不要说是起笔画，因为复合笔画虽是复合的，但其仍是一个笔画，仍只能算一画。
②如果班上学生很多，可以选取班上部分学生的姓名做成汉字卡片。
③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个再认过程。
④当然，一个班的学生都是在大陆学习汉语而却又都想在非大陆地区使用汉语的情况是极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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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惠芬.张老师教汉字（汉字识写课本） [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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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立国.汉字简化――既要摆脱繁难，又要传承文化[J].福建教育学院：2005（4）.
[7]梁彦民.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4）.
第3篇：汉语汉字范文
语义型语言和语法型语言在结构原则上的差异，我们曾进行过一些具体的讨论（徐通锵，1991），但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
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
研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要摆脱这种“眼光”的束缚，还得从“字”开始，研究它与语言结
构的关系，就汉语论汉语，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为汉语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一、“字”和汉语结构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一种语言如何将现实编成“码”，使之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与该语言社
团的思维方式有关。印欧语社团的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导，采用下
定义的方法把一个个概念说清楚。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大体的情况是：词对
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判断；概念要接受判断规则的支配，与之相应，词的结构要受特定句法规则的制约，具
有能机械地适应句法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机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去表示结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推理由
于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语言编码的规则可能与它的关系远一点，
而篇章结构的特点则与它的关系较为密切。
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
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论断的根据。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首先是古希腊的哲
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语法理论对后世语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特定的编码视角、编码方式有着内在
的联系。希腊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把现实分为十大范畴：实体(substan
ce)、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
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在逻辑判断的结构中，实体最主要的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
上说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句子的结构规
则和逻辑判断相对应，主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语(subject),能充当主语的词是体词(subsantiveword)或
名词；宾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谓语(predicate),能充当谓语的词是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主语
和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相联系。这一逻辑理论体系以希腊语的结构为根据，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语
法理论的基础。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如果说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结构的语言，他就会创立另一套逻辑理论
体系，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总之，
这一理论体系抓住了印欧系语言编码机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一致关系相联系的“
主语－谓语”结构是这一语法理论体系的“纲”，构成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词的结构和功能都只是这个“
纲”上的“目”，一切特点都受这个“纲”的控制。比方说，词的句法活动范围与句法结构位置存在着规律性
的联系，因而功能单纯，可以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是名词，谓语位置上的是动词，定
语位置上的是形容词，等等）；由于一致关系的要求，词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套能随句法结构位置的变
化而变化的形态体系和词根加前、后缀构词的派生法构词体系（徐通锵，1991，56－59）。这些特点
概括起来就是：句子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只要是一致关系所联系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句法结构单位的
语法特征突出，无论是构词、变词还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加以控制。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
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象”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指现实现象，“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系辞上》）。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
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解释“象”
的方法多取定义式的说明，如“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尔雅·释山》
），而解释“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大多不用判断性的定义，不用推导，而用比喻，一种“象”通过与另一
种差别很大的“象”的比较，找出共性，把握实质，即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去把握
“象”的本质，古人所说的“援物比类”就包含这种意思（王前，刘庚祥，1993）。如果以印欧语社团的
思维形式为参照点，那么汉语的“象”大体上相当于概念，而“援物比类”的“比类”则相当于推理；这里没
有与判断相当的思维单位，这可能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根本不同于印欧语句子的结构的一个深层原因。下面为了
便于理解和行文，“象”仍以概念名之。以这种思维形式为编码的基础，汉语的结构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不
同于印欧语结构的特点。和“象”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字”，和“比类”的思维形式相对应的是“因字而成
句”（《文心雕龙》）的句。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当于印欧语的“判断”那一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因字而成
句”时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开放性地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句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
特点，不象印欧系语言的句子必须限制在一致关系的框架之内。
“字”是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不同，具有自己一系列特有的特点
。这可以概括为：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表义性突出。“字”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
的“1×1＝1”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它是表达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个音节，形成“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徐通锵，1991）。这是汉语的结构基础，各个结构层面（
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因而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字”为基础。正由于此，“
字”的含义广泛，所指模糊而不定，既可以指它的书写形体（如“说文解字”），也可以指一个音节（“吐字
清楚”“字正腔圆”），还可以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
等），甚至还可以兼指以上各项内容。总之，“字”在它的简单的结构中隐含着复杂的内容，过去把它仅仅看
成为一种文字单位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它缺乏印欧语的“词”那样的语法特
征，既没有和句法结构位置的固定性联系，也没有表示语法功能的形态性标记，因而其语法功能模糊而隐蔽，
无法根据特定的句法模式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例如“图”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线索，它有12个义
项，其中有些义项的功能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地图、版图），有些相当于动词（绘画、描绘；思虑、谋划等
），有的相当于形容词（图片、图像）。应该把“图”归入哪一个词类？很难说。汉语的词类问题所以一直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和“语法功能模糊”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有顽强
的表义性，这恐怕是“字”的一种本质特点，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内在结构基础。这一点人们颇多疑虑，需要
在这里进行一些重点的分析。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
”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
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
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
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
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
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
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
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1915年，吸收西方语言的
外语词计2431条；《辞海》出版于1937年，吸收外语词计12879条。根据耿军（1990）的统
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词30512．56％
专词118748．82％
意译词93938．62％
《辞海》
借词
521840．51％
专词
意译词766159．48％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
是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
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
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
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
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
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
”“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
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
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
，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
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
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19
91，73），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
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
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
，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
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
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
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
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
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
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的结构单位
，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
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
（《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
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
元任（1975，233－234），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
，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
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
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
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
”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
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
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1989，168），“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1
986，32）。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
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
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
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
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98个之多（张永言，1
984），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
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
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
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
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
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
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
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
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
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
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
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
湘（1963，21）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
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
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
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
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
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
，‘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
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
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
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
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
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1964，45），“字”与
“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
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
统（continum）。请比较：
（附图[图]）
这里只分析到二字组。三字组（“红通通”）、四字组（“稀里哗啦”）由于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里
从略。“看书”作为一种非词的二字组放在这里，以便比较。着眼于“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
对应的结构格局，就可以发现“词”的语音形式的一种连续统式的分布，如果把方言中的所谓Z变韵，D变韵，
嵌1词之类的现象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排比，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类型。根据这种连续统式的
分布状态，“字”与“词”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规律：字组（这里含单字，把它看成为一种特殊类型
的字组）越短，它的语义越广泛、模糊，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多，因而它的语义功能也就越复杂，可能代
表的词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越长，则它的语义越明确，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少，语
义功能、句法功能也就越单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长字组只能有一个意义、一种功能。这种字组
的长度与语义功能、句法功能的明确性的反比关系顺着连续统而渐次发生变化，这也是汉语的“词”难以确定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方面的区别足以说明，汉语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实际上不是一种性质的结构单位：word受句
法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的支配，而汉语的词则受语义规律的制约；把由“字”的结合而构成的“词”叫做“
字组”或“固定字组”，恐拍比叫做“词”更确切、更合适。不过“词”这个概念现在已颇为流行，可以因循
旧贯，因为重要的是“确定介乎音节词（指“字”－－笔者）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
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1975，240）。
汉语的“词”以表义性的“字”为基础，没有“字”也就不会有“词”，不管是认字的还是不认字的，都
知道“字”是什么东西，而“词”则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结构单位。赵元任说“字”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而“词”则是在许多不同意义上的辅的副题，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是
“中心主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结构本位。汉语是一种以“字”为结构本位的语言，语言研
究如果能紧紧扣住这种结构本位，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国外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使汉语的研究
水平向前发展一大步，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五·四”前后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高本汉在研究汉
语音韵时没有偏离“字”这一结构本位，而是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改进这种
结构本位的研究，因而为汉语音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徐通锵、叶蜚声，1980，1981）。汉语
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人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任，但是他没
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二十年代编成《汉语方言调查表》
；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的研究。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
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
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与语素”的连读变调。这种以“字
”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领域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
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成
果都比较成熟。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
结构本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三、以词、语素为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
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
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
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
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1918）。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
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
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熙（1985）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
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
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
”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在句法层面，由“1个
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1，56－59），因此“印
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
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
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1922，14）。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
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
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
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1924，2－3）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
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
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
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
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
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
。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
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
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
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
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
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
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
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
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
。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
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
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
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
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
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
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
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
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
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
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
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1945，99－105）已为
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
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1973，
93），“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
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
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
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
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
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
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
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
欧语的眼光”，但在评述“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
题的（徐通锵，叶蜚声，1979），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
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
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熙，1985）。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
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前面简要的历史回顾说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的影响和干扰，
我们就难以根据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能是“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
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用来分析印欧语，固然可以得心应手，而用
来研究汉语就会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下的词类划分以及
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结合”中的最大难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论争基本上就是围绕
着这条轴线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犹如南辕北
辙，难以调和。语言学家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的结构本位，但都难以
调和两类语言在结构上的矛盾而实现“结合、的目标。《马氏文通》用“字”研究词法，用“词”研究句法，
由于这里的“字”对等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所以是一种以词为本位的语法研究（邵敬敏，1990，51）
。《文通》凭语语义分词类，由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以何如耳”，因而无法
解决词类以及它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此路不通，黎锦熙（1924，6，29）主张以句为本位来解决这
个难题，提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
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之点。所以本书以句法为本位，词类多从
句的成分上分别出来”，并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著名论断。这里虽然已经发现
汉语与印欧语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依照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给词分类。句本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
中是成立的，只要抓住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可以进行词类和它与句子成分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在汉语中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一个句子能否成
立，不决定于有无“主语”或“谓语”，也不决定于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还是几个“主语”和“谓语”
，而决定于一个事件的话题的相对完整的叙述（徐通锵，1991，1994），因而无法把它纳入“主语－
谓语”的封闭性结构框架中去研究。语言学家发现这种理论－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不能解决词类与句
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放弃，另探新路。五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熙，他用结
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没有在结构本位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意见，
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前期偏重于语素，认为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词、词组、句子等都只是语素的
不同层次的序列；后期在理论上偏重于词组，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以以词组的结构规则为“纲”来研究汉语的语法（熙，1982，1985），后来人们把这一思想明
确地概括为词组本位，陆俭明（1992，127）还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语素有没有成为一
种“本位”，作者没有说，学术界也无评论，我们也不必给它安上一顶“本位”的帽子，但语素在熙的理
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词组本位”的理论，它的是非曲直应该放到汉语
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是在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以及它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
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熙想用这一理论来解决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的矛盾：既要保持“主
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又要排除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为此，他提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
第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名词和主宾语对应，动词和谓语对应，形容
词和定语对应，副词和状语对应），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如动词和形容词不仅可做谓语，而且可以做
主宾语……）；第二，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主谓结
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句子，不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子句”，“汉语的主谓结构
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熙1985，8）。这两个特点，以“二”为
体（本位），以“一”为用，这样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就可以限制在词组的层次上，只要分析“主谓”“述宾
”“述补”“偏正”“联合”这些词组的结构就行，词类的划分也是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分布，不必考虑它与
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是熙的语法理论的一个发展，1982年的《语法讲义》还把能否“作谓语”“
作定语”作为划分形容词的一个标准，而到1985年的《语法答问》由于考虑到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
系是一对多的错综“对应”，不能不放弃这种句法功能的标准，不然，“由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
以做主宾语，能够做定语的名词百分比更高”，就会陷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的泥潭。
熙的词组本位理论在理论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因而能够运用的范围很
窄。汉语句法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与印欧系语言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封闭性的主谓结构形成鲜明的
对照。词组本位不仅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而且还进一步把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缩小到词组的结构，
这就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难以分析汉语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句法结构。其次，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
两大特点实际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
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以此为准，汉语的“对应”就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反映，而一对
多的所谓“对应”，这里只能说不存在规律，不成规律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马氏
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总之，词组本位象词本位、句
本位那样，仍旧不能把握汉语语法结构的脉络，难以有效地解决语法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一方面抛弃汉语特有的结构本位－－“字”，而另一方面
却又在“印欧语的眼光”的支配下寻找它的本位，从语素、词、词组到句子，差不多各级“本位”都试过了，
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说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适用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拿来研究汉语，由于语言
的普遍特征，在某些狭窄的领域内可能适用，但无法解决汉语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
个，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是一个领域一个“本位”。汉语的研究还得继承
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字为“本位”，研究句法的结构规则。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不需要实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而是说在“吸收”和“结合”的时候必须以汉语的
结构本位－－“字”为基础，因我之需，为我所用，不要因“印欧语的眼光”的干扰而把汉语“结合”到印欧
系语言理论中去研究。研究汉语的方法论原则还得立足汉语，参照科学思潮的发展，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
的理论和原则，“张冠李戴”式的研究恐怕很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
四、“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前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字”与汉语结构的关系，但要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还得弄
清楚“字”与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是因编码视角的
不同而形成的接受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以“字”为结构本位，其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
念”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顽强的表义性；它以“比类取象”为编码的特定视角，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
不需经过特殊的形式规则的调整，因而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与印欧系语言的两类范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汉语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可以在语言规则和现实规则之间建立起对
应的联系，用临摹性(iconisity)原则来描写。
临摹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为时还不长，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Peirce的论述，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
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家的研究实践，希腊－罗马传统的规定说和约定说之争，我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
都与这种原则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临摹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据Perice的描述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临摹
图像(iconicimage),它必须与它所指的事物相似，如相片、塑像、语言中的拟声词；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diagram),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
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中成素(element)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
的顺序”就是Peirce用来说明语序规则的临摹性的一句名言，经常为语言学家所引用(据Haiman1980;jakobso
n).Peirce的这两类临摹性后来Haiman（1985）简化为“成分临摹”和“关系临摹”，以此探索语言研究
的方法论。
语言规则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临摹性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象汉语这种直接接受现
实规则的投射的语言，临摹性原则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尽管缺乏理论性的探讨，但在实践中却
始终恪守着临摹性原则，训诂学中“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两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形
求义”可能因其“形”而归入文字问题，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形”只是求“义”的一种方式。汉字为什么一直
顽强地坚持它的表义性？就是由于它与汉语临摹性的编码原则相适应，是“字”中有“言”，可以通过“形”
去研究”“言”（义），是观察“言”的一个窗口，世界上别的任何发展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如
果说，“以形求义”的“形”终究与文字有关，那么“因声求义”的“声”就完全是语言的问题了。为什么可
以通过“声”而能求取“义”？这不是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约定性矛盾吗？不错，有点矛盾。我们过去对音
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理解有点绝对化，固然，狐立的一个字人们看不出它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如着眼于字族的
结构，那就不难发现同族字中“字”与“字”之间的制约关系，找出理据，使人们有可能去“因声求义”。段
玉裁、王念孙等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一声之转”的“转”去探求“字”的语义，从而使汉语的语义研
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这种“因声求义”的原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它是汉语
临摹性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
字”中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汉语临摹性编码的基本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已经基本上把“字”与临摹性原
则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临摹性问题，建立语义句法，继承和发展汉
语的研究传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但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基本精神就是
弄清楚句法规则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在语言规则中找出现实规则的投射理据。现在这方面有点深度的研究在我
看到的材料中主要有戴浩一（1985）的时间顺序原则(Theprincipleoftemporalsequence)和石毓智（
1992）关于语义的“±定量”和句法的“±肯定”的关系的论述。时间顺序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两个句
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列举了大量事例对此进行了很有启
示性的分析。确实，这是汉语的一条重要的临摹性原则，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往的语言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意
见，例如洪堡特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特殊的优点(据Robins,1973,36);Hai
man(1980,516)也曾依据语序的特点提出“有理据的临摹性”(theiconisityofMOTIVATION:"语法规则像拟
声词一样直接表现它的意义。这种临摹性的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语序。如果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叙述句描写的陈
述次序和它们所描写的事件的次序是对应的。”应该说，汉语是最一贯地遵守这种临摹性原则的语言。戴浩一
的时间顺序原则是对这些论述的改进和补充。这种原则在汉语的研究中很重要，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度”
，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戴浩一对这个“度”的解释是：“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
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这恐怕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先请看下面的两例。
1．槽内的水左冲右突，翻着花，滚着个，激扬飞溅，像暴炒着一串玉珠，风翻着一槽白雪，隆隆声震荡
着山谷。（郑伯伦：《黑龙潭印象》）
2．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例1除最后一句“隆隆声震荡着山谷”外，中间的各个“动词”性词语的顺序只代表观察者的思维顺序，
而不代表现实现象的时间顺序，更动其间的次序，句子照样成立，而且意思不变。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语
”是无生的“槽内的水”，时间顺序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主语”的有生性有关，戴浩一列举的全部例子的
“主语”都是有生性词语，离开了这个条件，“谓语”中即使有若干动词，它们的排列顺序也不一定与现实现
象本身的先后时间顺序一致。例2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地塑造”虽与时间顺序有关，但在“出色”和“表
演”之间，“成功”和“塑造”之间就与时间顺序不一致，因为只有在“表演”之后才能知其是否“出色”，
“塑造”之后才能定其是否“成功”。这种矛盾与说话的时点有关，只有在演出之后才能依照例2的次序排列
，说明汉语的句法分析不能局限于“主语－谓语”的框架，而应引入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之类的内容
，进行实际的语义分析。所以时间顺序原则在接受现实规则投射的时候有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不能随便扩
大它的使用范围。
石毓智关于“±定量”和“±肯定”关系的分析是临摹性原则的一次成功的运用。“量”是一种重要的语
义特征，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或程度字修饰的都是不定量的（前者表离散，后者表连续），反之即为定量的；
不定量的“字”或字组可以加“没”或“不”否定，即既可以用于肯定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否定的结构，而定
量的“字”用于“±肯定”就有很大的限制。他根据现实的规则“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存在，量小
的容易消失”的投射理论研究汉语的“±肯定”的语义规则：语义程度极小的定量“字”只能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定量“字”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不定量“字”才能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
结构中。假定有一组同义系列的“字”或“字组”，按其语义程度的大小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系列（左边的为小
量，右边的为大量），例如：
挂齿提起说起谈论叙说诉说倾诉
这些字组的句法表现可以整理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连续系列：“挂齿”的语义量小，只用于否定结构，
前面都有表否定的“不”或“没”；“倾诉”的语义程度高，只能用于肯定结构，其前不能加“不”或“没”
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
定结构，表现在前面加上“不”或“没”说起来更顺口，而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
如前面加上“不”或“没”否定，说起来比较别扭。我们以往不知道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什么联系，石毓智的研
究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另外，这也为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要求以语义量
的大小排成一个系列，从中比较和研究它们与句法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新领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句法研究现在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疏，而且还没有摆脱印欧
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是有生命力
的，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我们这样推崇临摹性的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偏爱，而是根据以“字”为结构
本位的汉语编码方式的特点而得出来的结论。“字”的临摹性必然会引向句法结构规则的临摹性。这是观察汉
语句法结构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否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束缚的一条重要途径。自然，要用临摹性原则建立汉
语语义句法的一个完整体系还有一系列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和“字”的语义分类之间的
关系。结构与分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印欧系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和名词、动词、形容
词的词类划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
有语句的结构，自然也就不必对“字”进行分类。汉语研究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眉目，其他如结构规则、句型、语序、层次、虚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定
”“±肯定”之类的问题的解决才有可靠的理论根据。结构框架的问题我们建议采用“话题－说明”（徐通锵
，1991，1994），而其他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附注：
①这里指合音字，北京话比较少见。历史上曾有相当数量的合音字。方言中的变音（包括变声、变韵、变
调）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合音的范围。
②代表单音节化的儿化。
③“子”代表轻声，马蒂索夫把这类现象看成为“一个半音节”，很有道理（据戴庆厦，1990，3）
。
④这里代表变调。变调的实质是使两个单字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跟单音节声调相类似的声调（五台，1
986，4）。所以这种类型的例子，从声调看，它相当于一个音节；从声、韵母的组合来看，它是两个音节
。这一类例子把它看成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都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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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文化意蕴；视角；汉字教学；字族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5-0159-02
著名德国汉字教学专家柯彼得曾说过：“学习汉语最大的难关就是中国的传统汉字”。汉字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不仅数量多，而且难读、难辨、难写，一直被普遍认为是留学生汉语学习中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碍。而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属表意文字，它不止呈现了汉语的音和义，还蕴含了先民们的智慧和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通过研究汉字蕴含的文化，指导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课题。
一、汉字的文化意蕴
汉字属自源文字，它的产生使中国哲学、文化和历史得以记载和流传。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的消失导致古巴比伦、古埃及的古代文化的失传。因此汉字成为了现代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并且作为汉文化的载体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把汉字称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汉字直观、形象、概括，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汉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文化特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汉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1]既道出了汉字的工具性，又指出了汉字文化传承的功能。“这一文字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2]汉字承载着无数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代表汉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学习和研究意义。“汉字的表意特性使其在形义之间、音义之间、字义变异的联系中，常能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烙印，且在其形、音、义的历史演变中进一步透视出文化变异的信息。”[3]因此，汉字素有“历史文化化石”之美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系社会里“男”字和“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田”字代表的是田地和小路，而“力”是手臂的象形，两个字合起来，就表示田间劳作的主外的男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甲骨文里，“妇”字左边是女子的形象，右边是扫帚的形状，合起来就表示拿着扫帚主内持家的女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二、汉字的文化意蕴对汉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以外国人为教学对象，以现代汉字为教学内容，用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让留学生掌握汉字及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包括讲解汉字的音、形、义，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在很大程度上，留学生掌握汉字的数量和汉语水平的高低成正比。汉字的文化意蕴是汉字的组成部分，在汉字教学中，注入汉字的文化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文化渗透。文化信息是语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准确理解和掌握汉字，就必须了解汉字所属的文化。在汉字学习过程中，仅仅注意汉字的结构形式而缺乏对其深层次文化知识的了解，就不会充分领会该语言所包蕴的深层内容和意义，学习很难深人。“汉语文化因素包含在汉语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学习中国文化知识除了直接有助于汉语水平的提高，还对提高学习者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4]在汉字教学中，导入文化知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渗透。
2.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汉字的读辩。汉字属音义文字，完全不同于拼音文字，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汉字就仿佛一幅幅抽象的图片，音义之间很难找出规律。在教学中，很多欧美留学生直接放弃汉字的读写，仅进行汉语的听说训练，这种“重听说，轻读写”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到听、说、读、写能力的平衡发展，也不利于汉语学习的深入。“汉字教学的时候，应该相应地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分析的系统性越深，教学的效果越好，因为学生在分析的基础上才意识到汉字结构的内在规律，他的记忆由此会得到支持。”[5]在教学中，适当讲解汉字的造字理据，通过声旁形旁的讲解，把难读难辨的汉字通过归类整理，有利于汉字的读辩和记忆，优化汉字学习过程。
3.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任何学习的最好的老师，学习汉语也不例外。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汉语学习的目的，但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他们都充满了对汉语的好奇和新鲜感。对外汉语教师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留学生的这种情感因素，积极地激发并保持他们对学习汉字的兴趣。传统的汉字讲授的方法是留学生在“机械、枯燥的符号记忆中很难找到学习的乐趣与快乐，更不用说有效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了。”[6]而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能赋予汉字无穷的生命力，是促进汉字学习的一剂良方，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是相当感兴趣的，因此，加入文化元素的汉字教学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是留学生乐于接受的。
三、结合汉字的文化意蕴谈汉字教学的策略
“在汉字教学中不可能不涉及汉字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但我们不能把汉字教学的重点放在文化揭示和知识讲授方面。汉字教学虽然涉及文化，但是汉字教学不是文化教学。”[7]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文化教学和汉字教学是不同的概念，汉字的文化意蕴是汉字教学的一个部分，利用汉字蕴含的文化信息促进汉字教学。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1.导入汉字文化故事，进行汉字教学。讲解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故事，既能使留学生深刻了解汉字的词汇意义及其文化信息，还能让其深入体会中华文化的深邃和广博，不断增加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在汉文化里，竹、梅、松被文人墨客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竹子高直挺拔、四季常青、中空有节、质地坚挺，人们常用“高风亮节”形容它。清代诗人郑燮在其《竹石》一诗中用“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对竹子的赞赏。梅花开独先天下春，花中气节最高坚。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花卉，它已成为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面对充满故事和深刻文化意义的汉字，任何人都不可能失去兴趣。
2.分析汉字的字义信息，进行汉字教学。汉字是由音、形、义三个部分组成的语素文字，音形可以变化，但字义却基本不变，它的性质使汉字教学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把握汉字的字义信息，能很好的促进汉字教学。现代汉字中的“女”字，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保持不变。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有“女”字组成的合体字大约244个，比如“姐、妹、姑、嫂、婚、姓、娶、妻”等。“女”是一个可以组成多字结构的基本语素，把其前置有“女儿、女婿、女工、女方、女士、女权、女仆”等，后置有“少女、妇女、闺女、美女、才女、侍女”等。根据“女”字字义，就可认知由其组合的合体字及其与之有关的词语的意义。因此，汉字的字义信息是对外汉字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讲解汉字构型和构词的原理，可以促进留学生汉字的记忆能力及加强其组词造句的能力。
3.解析汉字的字形结构，进行汉字教学。六书是我国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论，有助于研究汉字史、了解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理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六书”中的象形和指事字是独体字，即以笔画为单位构成的字，它是一个囫囵的整体，就像古埃及的文字一样，是一幅幅的图画，不能分为两个或几个偏旁，会意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的字。对于象形字、指示字和会意字的教学，最为生动形象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古文字形图解。“山”就像一座大山的样子，在一群山的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山峰。“水”本来画作流水的形状，现在把它变成三点水，放在跟水有关的字的左边。在汉字里面，跟水有关的字的左边，一般有三点水旁，比如汗、河、江、流。跟人有关的字就用人字旁，如你、他、们及表示人靠在树上休息的“休”等。形声字由偏旁构成，偏旁大多具有表意或表音功能，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85%以上。掌握汉字的构字偏旁，可以简化汉字的学习。“所以在教学中，应教会学生常用的汉字偏旁以及它们的功能和意义，这不仅能帮助他们尽快记住一个字的形、音、义，同时也能提高他们在阅读中的猜字能力、培养阅读兴趣”[8]。“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古人造字过程中充满了智慧的联想和想象，既方便了汉字的产生，又利于记忆和读辨。因此，联想和想象不仅是构造汉字的思维和方法，同时也是识记汉字的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六书理论的讲解同样能优化留学生汉字习得的过程。
4.利用“字族”理论，集中进行汉字教学。“汉字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意义相通、读音相同或相近、字形结构前后传承或有密切关联的汉字。我们称具备这种特点的一系列的字为一个字族。”[5]根据汉字字族形、音、义的特点和孳乳规律，把相关的汉字字族集中起来地进行教学，有利于根据汉字教学的规律，科学地帮助留学生认识并记忆汉字。从“加”字族着手来领略汉字的无限魅力。加，《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从口。”段注：“引申之，凡据其中曰加。”《玉篇》：“加，增也”即为其义。以具有此引申义的“加”字为母文，加注有关的类属标志，便孳乳出一组音近、义通、形传承的同族字。加注类属标志马旁则有“驾”字，《说文》：“驾，马在轭中，从马加声。”是将轭加于马脖之上。段注：“驾之言以车加于马也。”加注类属标志贝旁则有“贺”字，《说文解字》：“贺，以礼相奉庆也。从贝，加声。”段注：“贺之言加也，犹赠之言也。”加注木旁则有“枷”字和“架”字，枷、架初为一字之异体，为衣架义，今已分为两字，枷字表示加于人身上之枷，架字表示可在其上加置衣物的器具。加注“病字旁”（病的古字）则有“痂”字，用于表示加于皮肤之上的疮痂之类物。这样则加、驾、贺、枷、架、痂形成了同族字。将汉字“字族”理论运用于对外汉字教学，不仅可以明字理，明音、形、义三者的关系，而且便于联想记忆，能做到温故而知新、举―反三、触类旁通的功效。
汉字是超越时空的文化信息载体，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映像。然而，要深入、准确、生动、有趣地讲解汉字的文化意蕴，必然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化知识功底和文化素养，而且要把握汉字文化输入的度，切不可把汉字教学课讲成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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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汉语汉字范文
［论文摘要］汉字源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文字的主要构成部分。汉字的输入，不仅使日本产生了音标文字“假名”，日本人还根据汉字的特点，用“六书”造字法，造出了日本“国字”。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汉字对日本语言的特殊贡献。
汉字是中日两种语言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与发展的中枢纽带。汉字传入日本，为日本的零
文字历史填补了空白，同时从内容形式、方法内涵上，也丰富了日语语言的表达。今天，日本人虽然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了假名，但终究并没有取代汉字的位置。汉字的地位及它的这种超强的生命力，主要是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汉字在日语语言中所起的作用
汉字在日本已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日本的重要典籍和文物，都是用汉字载录的，汉字让日本人和他们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汉字具有很强的表意映像能力。人们看到汉字，会因脑神经闪电式的反射作用而得其意义，这是假名及拼音所无法比拟与抗征的。在特殊的场合、特殊的状况下，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人看到用汉字书写的日本天皇的大名时，情绪就会立刻激昂起来，产生让人们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日本的同音词太多，约占日语词汇的36.4%，同样的读音，往往可以写成几十个汉字，例如读作“告”.的汉字就有“辉、聆、规、纪、着、摄、氛、楼、器、期、基、木、榭、黄、奇、己、鬼、食、季、生、忌、喜、祈、旗、耙、轨、氛、希、既、葵、掩、窥、企、危、伎、嬉、岐、雀、挥、机、棋、毅、案、徽”等几十种写法，如果不用汉字，就会混淆不清，难辩词义和句义，发生不可避免的错译和误会。因此，可以说汉字是治愈同音字的最佳有效的良药。
汉字是具有音、形、义的表意文字，用它记录的句子，克服了用假名记录句子的冗长，且难于理解的弊端，使用汉字进行记录，极为简洁精密，常常只从字义或字形上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如“再石”这个词，汉字有“馥、冤、看、替，轼”等多种写法，而每一种写法都表现着思想上的细微差异，这正是汉字文化的精华所在。它可以按照我们表达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和使用适当的汉字。这是表音文字的假名所无法达到和无法满足的。
汉字具有很强的造词能力，几乎每一个汉字都可以作为日语词汇的构成词，例如汉语中的公园、地铁、银行等等，都是日本人创造的。据统计，现代日语中，汉语词汇约占47.5%，几乎达到日语总词汇的半数。使用汉字，可以使文章简练明确，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洋科学大量涌入日本，在翻译或介绍西洋科学、艺术上的一些新词语时，富于创造和模仿的日本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正是利用汉字的这种特殊功能，圆满地完成了与之最相适应的新词语的创造性的翻译。得到了社会和人民的赞赏与好评。
二、汉字对中日语言交流所做的贡献
在中日语言长期的交流、借鉴、引进的过程中，中日相互通用的文字——汉字，使汉语和日语之间产生了一些相互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古汉语(连同中国的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对日语在文字、语音、汇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在文字方面
(1)奠定了平、片假名产生的文字基础。据文献记载，日本原本是没有文字的，汉字传入日本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用近似于古汉语的读音来读汉字的。后来经过种种摸索，产生了音、训兼借的“万叶假名”。在此基础上终于创造出了日本人自己的文字——平假名、片假名，并逐渐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章书写方式——汉字假名混写体。
(2)提供了创造“国字”的依据。在不断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为了表达日本特有的事物，聪明的日本人利用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发明创造出了日本独有的“国字”。汉字不仅是日本文字的母体，而且也是日本文字主要的构成部分。
(3)为吸引外来语提供了便利。由汉字慢慢演变的日本平、片假名的创造和使用，又为近代吸引大量的外来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在语音方面
汉字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新的音节，充实了日语的语音系统。
(1)拨音的产生：古日语中没有拨音“忘”，汉字传入日本时，带去了鼻音。为发出这一原来没有的音，日本人经过反复尝试，最后终于创造出了能替代汉语鼻音的日语拨音“忘”来了。
(2)促音的产生：中古汉语曾有入声，传入日本时，日本人根据促音的特点，创造出了摹仿中古汉语入声的促音。后来，促音又广泛用于和语，它的主要作用是“音变”和加强语气。促音的产生使日语语音更加丰富且有力。
(3)拗音的产生：在奈良时代的日语音韵体系中，拗音仅限“劝”行和“b”行。引入汉字时，为准确发出汉语音而出现各行拗音，并作为普通的日语发音固定下来。因此，现在日语中大量的拗音也是汉语对日语影响的结果。另外，还有日语中的浊音、半浊音以及音变等等现象，也都是受汉语的影响。总之，汉字的传入，充实了日语的原有的语音系统，对日语的音韵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在词汇方面
汉字的传入，增加了日语的词汇量，丰富了日语的表达能力。
(1)弥补了日语抽象名词贫乏的不足。和语中，表达抽象概念的名词以及有关星座、人体内部脏官的词汇很少，汉语的传入给日语增加了词汇，特别是弥补了用和语词无法表达的抽象概念词汇的不足，如“忠、孝、礼、德、百、千、万”等。
(2)对日语的词汇结构也产生了影响。学习日语的人都知道，日语的词序是宾、补在前，动词在后，这与汉语恰恰相反。比如：“雨尔降局”是中文“降雨”的意思；“山忆登石”是中文“登山”的意思；“本卷靛老”是中文“读书”的意思。日本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吸收了汉语语法的词序，创造出了反映近、现代文明生活的新词语。如：“凳雷、人学、肚草、肚军”等等。这些词语的产生，充分说明了日本人的某些语启‘习惯的深层已经汉语化了。不过，日本人毕竟是日本人，再长一点的词语就不这样说了。如只能说“胜草禁止”“输人制限”，而不说“禁止胜草”“制限翰入”。
三、日语对汉语的影响
与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来比，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古汉语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字、语音、词汇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近些年来，日语对汉语在单词引进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古以来，多半是日本从中国学到汉字文化，而如今中国把日语中利用汉字标记的意译词、自造词及古代汉语外来词搬到汉语中来，其实这主要是指日语中的汉语词，其造词结构和构词形式与汉语相同，中国在学习和引进日本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的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日本的语言文化带入了中国。在中文报刊广告上经常会见到“日本料理、新发卖、景气、公害、新干线”等词语。还有中文常见的“理发、公园、银行、哲学、宪法”等词语都是由日本人创造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还用古汉语中某些现成语词经过改造，去意译欧美语词或表达日本自创的概念。这些词再回到中国，就犹如游子归故里一般，是词汇中的“回归词”。如：“革命”一词就是日本人在翻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时，借用《易经》中“汤武革命”一词衍变而成的；“生产”一词，日本人意译英语“production”时，是借用《史记•高祖本纪》中高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中的“生产”一词衍变而成的等等。
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其实就是日本人利用汉语的特点，运用汉字，以汉语(或古汉语)为文化基础，对汉字进行反吸收、反归纳、与反总结的结果。日语的这种利用汉字而翻译成的西方语言，从狭义的民族心理上看，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从民族进步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举双手赞同它。
汉字促进了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日本文化中有相当比例是由中国输入或接受中国文化而发展起来的。而如今汉字的倒灌，这种现象丝毫不会影响这批汉字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实质作用。其本质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融入，这种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世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是华夏民族走向世界，走向先进行列的必要条件。完成这一重任的恰恰是汉字。因此汉字有功于世界语言的交融。有功于中国，有功于汉语。为华夏儿女向世界人民弘扬汉字文化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第6篇：汉语汉字范文
一、汉字教学的“因字施教”原则
从汉字的造字方法来说，汉字有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我们可以利用汉字的造字方法来实施相应的教学方案，不拘泥于某种教学方法，而是“因字施教”，不同的字用适合的方法。这也符合“后方法论教学原则”，同时也是哲学上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体现。有效的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做到因字施教，才能我们在教学中更加游刃有余。在汉字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初级阶段的学习、了解和感知打下汉字学习的基础，形成汉字的字感是很重要的。由于大多数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都是由象形字衍生而来的，象形字的学习是学习其他字的基础，所以象形字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桥梁式的非同寻常的作用。因此，象形字的学习在对外汉字教学的初级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象形字都为独体字，是古人用来表达某一事物的图画演变而来的文字，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特点进行相对应的教学。
二、象形字的教学方法
由于象形字是图画演变而来的，我们为了让留学生更直观的了解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将文字还原为图画。例如“山”字，我们把这个字稍加描画就还原了它的图画形象，学生就很容易了解和掌握这个字了。也就是找到汉字的字源，即字源教学法。例如“水”字，我们可以将这个字从图画变为文字的过程体现出来，找出从古文字到现今文字的演变过程，这样留学生就能很直观的了解这个字了。我们还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找到或者做出对应的动画，动画的方式更能体现文字的变化，能直观而生动的展示文字的变化过程。在学习了象形字这些特点之后，我们还可以带学生做游戏练习学习的内容。比如看图画写出汉字，如果看着图画马上就能汉字，那么证明学生掌握了这个字。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既掌握了汉字的字形同时也掌握了其字义，可谓一举两得。也可以反过来让学生做到举一反三，例如，我们在学习“火”字的时候，可以先让学生自己想象它是怎样的原形，怎样把“火”画成其图画形象。让学生先动手画然后再给出答案让他们进行对照。这样，学生不但印象深刻，容易掌握汉字，并且趣味性很强，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汉字，把学习汉字的乐趣充分发掘出来，这也是应对学生学习汉字时情绪低下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指事字的教学方法
指事字是在象形符号上加标识来表明意义所在。在学习了象形字的基础上，再学习指事字就容易很多了，例如“本、末”两个字就可以同时教学，把“木”画成树的形状，然后在底端示意表示树的底部，“根本”便是“本”的本义。同理，“末”便是“尾端、末尾”的意思。再例如，“刃”字，在掌握了象形字“刀”的情况下“刃”学起来就容易多了。
四、会意字的教学方法
会意字的教学也可以从象形字入手，例如“休”就是一个人靠在一棵树上休息的象形，很容易理解。这样，掌握了方法之后汉字的学习就变得容易了很多，在学生掌握了很多汉字，到中高级阶段之后一些特殊的汉字，我们无法把他们解释得清楚明白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基础，再学习那些字也不再显得那么难了。
五、形声字的教学方法
第7篇：汉语汉字范文
2、汉语拼音韵母表
单韵母：a[阿]、o[喔]、e[鹅]、i[衣]、u[乌]ü[迂]、(上边有两点读於)
复韵母：ai[哀]、ei[唉]、ui[威]、ao[奥]、ou[欧]、iu[由]、ie[耶]、üe[椰]、er[儿]
前鼻韵母：an[安]、en[恩]、in[因]、un[温]
后鼻韵母：ang[昂]、eng[摁]、ing[英]、ong[雍]
整体认读音节：zhi、chi、shi、yi、wu、yu、yin、yun、ye、yue
3、汉语拼音声母表
b[玻]、p[坡]、m[摸]、f[佛]
d[得]、t[特]、n[讷]、l[勒]、g[哥]、k[科]、h[喝]
j[基]、q[欺]、x[希]
z[资]、c[;雌]、s[思]、r[日]、zh[知]、ch[嗤]、sh[诗]
y[医]、w[巫]
4、汉语拼音是以北京语音系统作为语音标准的。北京音也是中国地域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北方方言的典型代表。
5、解释汉语拼音用法和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拼音文字方案的国家标准，也是联合国规定用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专用词语的国际标准。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拼音方案，是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用名词和词语的国际标准。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批准公布推行。
第8篇：汉语汉字范文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简称为对外汉字教学。它是“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①长期以来，对外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难点，是影响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瓶颈，尽管此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外汉字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对外汉字教学的意义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汉字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留学生汉语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因此对外汉字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助于提高留学生的汉语水平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与汉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能熟练掌握汉字，不但不能顺利进行书面交流，即使是口头交流，也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和同音词。而运用汉字的能力又不是天生的，不能像语言那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习得，必须经过系统正规的学习。因此外国留学生要想学好汉语，就必须首先学好汉字。
1.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具有形、音、义3要素，在这3个要素中，人们首先感知到的是字形，而字形与字义又有着直接的联系。汉语单音节词的意义，其实就是记录这个词的汉字的意义，而汉语双音节词的意义往往也就是所用汉字的组合意义。因此，认识汉字，理解汉字，对掌握汉语、运用汉语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2.掌握汉字还有助于提高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会说汉语，能听懂汉语；二是能正确使用汉字。但是，由于汉字与拼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数量庞大，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在留学生的眼里，就像一幅幅“难懂的画”，因而产生畏惧心理。当教师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帮助留学生克服这一个个障碍后，就会大大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积极性，进而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
（二）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同时，汉字本身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汉字既承载着文化，又作用于文化，创造着文化。炎黄子孙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并传播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扬光大。
千百年来，汉字的形体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等，却一直保留至今。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构造，深入挖掘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无疑会大大加速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已经引起了广大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外汉字教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汉字教学明显落后于口语教学，仍然是对外汉语教学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一）课程设置问题
与表音体系的文字相比，汉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结构复杂，难认难写，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障碍。要想克服这一难题，首先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课时来进行汉字教学。可现实情况是，由于受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影响，许多学校过分重视口语教学，强化会话训练，而忽视汉字读写。有的学校只在第一学期每周安排2―3课时的汉字课，从第二学期以后就不再安排汉字课了；有的学校甚至在第一学期也不安排汉字课，而是采取随文识字的方法学习汉字。众所周知，即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要想掌握常用汉字，至少也需要二三年的时间，更何况是外国留学生呢？汉字教学的课时安排严重不足，增加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困难，也导致了留学生汉语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二）教师素质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的好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从事对外汉字教学工作的教师，都没有受过对外汉字教学的专门培训，从理论上缺乏对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特点的认识，也不了解国外进行汉字教学的情况和方法，缺少必要的汉字教学的实践经验。严格来说，这样的教师是很难适应对外汉字教学工作的。
（三）教学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教学观念和教学理论。长期以来，受外语教学的影响，总是习惯于把词和句子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而汉字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有人认为，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那么语言就是第一位的，汉字是第二位的，因此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于是普遍出现了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
除此之外，没有掌握汉字的认知规律，也致使教师采取了不恰当的教学方法，片面地突出汉字理论教学，而不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训练。国内的汉字教学经验告诉我们，汉字的认知是从形象入手的，汉字教学主要是一种实践行为，因此需要反复地感觉刺激，反复地认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汉字难学的问题。
三、对外汉字教学的方法
要解决对外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对外汉字教学水平，首先从宏观上要加强汉字理论研究，掌握汉字特点；提高对汉字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加教学时数；加强教师业务培训，提高教师汉字教学水平。其次从微观上，可以尝试以下具体的教学方法：
（一）字理教学法
所谓“字理”，就是指汉字的构字依据和组字规律。字理教学法也叫字理识字法，“是依据汉字的组构规律，从了解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的方法”。②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因形示意，意寓形中。汉字这一构造特点为汉字教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汉字字形经过长期的演变，虽然象形性逐渐减弱，符号性逐渐增强，但汉字业已形成的据义构形的方法和表意的部件系统，仍然没有改变，这就使据形识义成为可能。
字理教学法主要适用于讲解那些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象形字如：“人”像侧立的人形，“木”像一棵树，“果”像树上结的果实。指事字如：“本”在“木”下加一符号指树底下的根，“刃”在“刀”上加一符号指刀最锋利的部分。会意字如：“涉”从“水”从“步”表示徒步过河，“休”通过人倚靠着树表示休息，“明”把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起表示明亮。
通过汉字的理据性来教学汉字，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增强汉字教学的趣味性和科学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畏难情绪，增强他们学习汉字和汉语的信心，从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
（二）系联识字法
系联识字法和字理教学法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系联识字法，就是指在汉字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形声字形符和声符的系联，使学生认识到汉字的系统性和理据性，并自觉地遵循汉字规律去学习汉字的一种教学方法。
系联识字法主要适用于形声字的教学。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大多数，利用系联法去认知、理解、记忆形声字，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如以“氵”为意符的字，多与水有关，如“江”“湖”“流”“溯”等；以“扌”为意符的字，多与手的动作有关，如“推”“拉”“提”“抓”等。再如以“里”为声符的字，多读为“li”，如“理”“锂”“鲤”“俚”等；以“皇”为声符的字，多读为“huang”，如“煌”“潢”“簧”“璜”等。
实践证明，系联识字法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使留学生认识到，汉字虽然数量庞大，结构复杂，但也不是一盘散沙，其构成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汉字还是比较容易学会的。二是运用系联识字法，避免了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去孤立识记，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效率，从而收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文化导入法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符号，不仅记录了汉语中的词义，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古代先民在创造汉字时，采用什么形象，选用哪些部件，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他们要通过汉字来反映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等。今天我们分析汉字的形体，就能反观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③
汉字难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但如何克服这一难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是摆在对外汉字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教学实践证明，文化导入法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汉字笔画繁杂确实给留学生学习带来了困难，但“汉字的独特造型与它象征的东方古老文明对西方人来说颇具新奇感和吸引力”。④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充分挖掘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展示独具魅力的中国古代文化，不但符合外国留学生的好奇心理，而且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汉字学习效果。
注 释：
①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1）：71-72.
②戴汝潜.汉字教育学[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53.
第9篇：汉语汉字范文
关键词：汉字教学 教学模式 教材编写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悄然兴起，如何利用这一热潮，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如何进一步扩大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在这些国家推广汉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阻碍就是汉字教学。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眼中，汉字优美而古老，但是其结构复杂，犹如天书，汉字的难学难记，导致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语时浅尝辄止，往往停留在初级水平，很难跨越中级，甚至因为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而彻底放弃汉语的学习。“汉字难”成为“汉语难”的主因，这严重影响了汉语在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推广。为了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依托汉字认知研究、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革汉字教学方法和教材，充分展示汉字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汉字成为推动汉语及文化传播的动力，而非阻力。
本文讨论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初级水平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应采用的教学模式以及编写相应教材时应注意的原则和策略。
二、汉字难学的成因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收效并不理想，于是他们对汉字产生畏难或排斥情绪，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生自身认知模式和现行的汉字教学模式。
认知方面，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人脑的语言功能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洛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尼克区”。汉字阅读的主要区域是布洛卡区，而拼音文字阅读的主要区域在威尼克区。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与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不同，威 尼克区的记忆主要靠听说。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习得汉字需要通过布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习惯于利用威尼克区的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张必隐，1992）。因此，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缺乏方块模式概念，往往出现偏误。曲凤荣（2012）将这种偏误概括为四种：部件偏误、笔画偏误、结构混淆、音同或音近造成的偏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其拆字、组字能力较差，对汉字本身的字义理解能力较差，进而影响到以字组词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此外，国内普遍采用的汉字教学模式并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目前，国内的大学一般不开设独立的汉字课，或者即使有汉字课，也是依附于综合课的，也就是张朋朋（2007）所谓的“语文一体”“语文并进”模式。“语文一体”是指在教材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语文并进”是指在教学方式上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 步进行。这种教学模式不区分“汉语”和“汉字”，认为“汉字”包含在“汉语”之中，因此，只提“汉语教学”（张朋朋，2007）。即“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也就是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这种模式的缺点是：1.对于初学汉语的学生，识记汉字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限制了听说课的进度，降低了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2.教材中所出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学生一开始就面对“您”“谢”“起”等复杂的合体字，使学生觉得汉字难写、难记，仿佛“天书”一般， 一开始就对汉字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影响到汉语学习的兴趣；3.由于汉字教学没有把汉字作为一个有规律、有理据的组合系统来教，学生对汉字的部件、结构、理据性了解不足，影响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灵活运用能力，以及自学汉字的能力；4.汉字教学受“词本位”影响，学生在学习时总是以词为整体，缺乏语素概念，不注重对每个汉字意义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制约了“以字构词”的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有的教学模式完全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为了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加快汉语的传播步伐，必须针对教学对象，同时结合汉字的特点，改革汉字的教学模式，并编写相应的教材。
三、教学模式改革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初级阶段可以采用“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关于“语文分开”的模式，前人已有过讨论，如崔永华（1999）、赵金铭（2011）主张“先语后文”，张朋朋（2007）主张“语文分进”等。笔者赞同“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认为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应该开始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佟乐泉（1997）也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汉字有时可以成为学汉语的重要依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以文带语’……如果能够在学汉语时通过视、听两个通道同时接收到汉字的符号和汉语的声音，就有了互为联想线索的便利”。所谓“语文分进”是指“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授独立的内容。语言教学是教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汉字教学是教中文的汉字读写能力，二者相对独立（张朋朋，2007）。其具体做法就是分别设“汉语课”和“汉字课”，根据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特点分别编写独立教材。“汉语课”利用拼音教授基础会话，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听说能力，这既提高了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也为今后学习汉字打下了基础。汉字课不再依附于口语教学，自成体系，根据“由简到难”的原则选取常用的、构字能力和构词性强的汉字进行教授。主要教授汉字的“部件”及其构造规律，介绍字形结构及其理据性，教学时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对于汉字的负面情绪，使学生形成“部件意识”，学会分析汉字结构，并初步了解汉字“音义”的组合规律。教授汉字的同时，给出1～2个由该汉字组成的典型的、常用的词语，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的日常会话，并且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回归“语文合流”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汉字字形已有认识，汉字教学从字形转向字义，立足于“字本位”原则，通过“以字构词”的方式，将被动的因词而记字转变为主动的因字而组词，使字的记忆变成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扩展和生成过程。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这个阶段主要教授汉语课中已经出现的汉字，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为基础，结合字形、字义、构词特点，围绕核心字（有笔画、部件、结构上的典型性和类型性，便于扩展联想出其他的字）适量扩展，以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的（王汉卫，2007）。这样，汉字不再是汉语学习的“拦路虎”，反而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成为汉语学习的助手。
采用新模式进行汉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
（一）注重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江新（2007）曾通过实验验证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教学方法的成效。通过实验对比，她发现增加认读量、减少书写量，遵循了汉字学习的规律，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因此对提高识字效率有显著效果。
（二）注重部件教学。传统的笔画教学过于分散，不利于汉字识记和运用。基于“多认少写”原则，利用汉字的可分析性和部件的音、形、义特征提高识记汉字的速度和质量，通过训练学生拆字能力，培养学生自学新字的能力。费锦昌（1996）认为“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崔永华（1997）基于心理学假设“汉字拆分出的记忆单位越少、可称谓性越高、含义越明确，越利于记忆”，论证了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教学原则：注重独体字教学、注重对比分析、注重结构教学。
（三）注重提供汉字的使用语境。徐彩华（2010）通过试验证明，频率是汉字学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贡献量达到15%～31%左右，而其他文本因素（如笔画数、声旁规则等）均在5.5%以下。学习者身处外国，从“零”开始，汉字课堂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汉字时间”，如何增加学生接触汉字的频率？课堂提供的使用汉字的语境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所教汉字组成的词语、短语。随着所学汉字量的增加，可以编写句子、短文，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复现率，巩固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记忆，而且“以字构词”的方式，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学生在增大识字量的同时提升了阅读水平。
（四）注重汉字的复现率，避免“前学后忘”：对外汉语教学界相关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出现频率和复现率与汉字认知有显著正相关，当汉字复现率达到24次左右时，外国留学生对汉字音义识记的正确率为69%。在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复现率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提高汉字的复现频率。（梁焱，2012）
四、汉字教材编写策略
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依赖于相应教材的编写，下面谈谈根据“先语文分进，后语文合流”教学模式，编写初级阶段汉字教材时应采用的策略。
汉字教材的主体是汉字的选取与排序，所教汉字是否实用、排列是否合理，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成功与否，目前市场上的汉字教材，虽然选字都是来自汉字大纲、或根据频率统计，但是排序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前后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导致学生常常前学后忘，从而丧失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在体例上，虽然有的教材给出了字源解释，或者给出了该字组成的词语，但是词语往往没有注意选择常用的、学生已知的或便于记忆的，这徒增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仅给出词语，在汉字的复现率和强化记忆方面作用有限。在练习方面，目前的教材都不注重练习的设计，练习量少，并且题型陈旧，无法起到强化练习的目的。以下就上述方面给出一点建议。
（一）汉字的选取与排序
1.从简到难：基础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汉字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日后的后续性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该阶段的汉字选取应结合汉字的难易度和常用度，可以按照以下类型和顺序进行教学：（1）构字能力强的独体象形字，比如：人、木、水、心等；（2）常用且理据性较强的会意字，比如：好、美、休等；（3）构字能力强、表义度高的常见形旁，比如：亻、氵、艹、讠等；（4）声旁简单、表音比较准确的形声字，比如：妈、们、请等。
2.关联性：每一大类中汉字的组织必须合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对汉字进行分组和排序。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根据“语义”进行分类，比如教授象形字时，可以分为动物类“马、牛、羊、鸟、鱼、虫”，自然现象“日、月、云、山、水、木、目”等；或形似字，如“人、从、众、大、太、天、夫”。随着识字量增加，逐步过渡为由部件、形旁以及结构作为分组线索，如按照形旁组织“江、河、海、湖”，按照声旁组织“青、晴、情、请、睛”。无论采用哪种线索，目的都是保证每次学习的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使学生不孤立地识记汉字，而且习惯把具有联系的汉字放在一起记忆，如具有相同形旁或声旁地汉字，有助于学生建立其心理字典。
3.以旧带新：进行下一部分汉字教学时，基本上应以上一部分的汉字为基础，循序渐进，以旧带新地教授新的汉字。比如象形字部分我们教授了“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可以教授“本、未、末、林、森”，这样既巩固了以前学习的汉字“木”，又容易使学生掌握新字。
4.理据性：在象形字部分我们学习了“人”和“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学习了“本”，因此在教授“单人旁”的汉字时，可以告诉学生“人倚靠在树旁休息”“人的根本是身体”，这样学生很容易记住汉字“休”和“体”，使汉字学习高效而有趣。实施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选择教授的汉字时，必须是构字能力强的常用字。
（二）练习的编写
1.认写分流：在编写练习时，减少传统的抄写或听写练习，增加认读练习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使用拼音输入法用电脑打字，增强学生对于汉字的敏感度及辨析力。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适当设置一些写作练习，从句子到短文，如让学生用电脑写作“一天的日程安排”。
2.汉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利用所学汉字编写简单的短文，未学过的汉字加注拼音。在教材中定期出现短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复习所学的汉字，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阅读和书写。
3.循环性。学生识记汉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因为缺乏环境而导致前学后忘，因此在编写练习时必须注重汉字的循环复现，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复现率，帮助学生巩固、记忆以前学习的汉字。在编写练习时，可以根据已经学习的汉字，定期为学生总结一些汉字规律，或者把散落在各单元中但是具有相关性的汉字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线索再次呈现在学生面前，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例如，可以定期复习已经学习过的同音字，如“做、作、坐、座”，或者复习含有相同部件的汉字，如“门、问、间、闷、闻”等，同时比较这些汉字的使用区别，帮助学生建立起已学知识点的关联性。知识点间的关联度越高，记忆越清晰、越长久。
五、结语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经验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需求，为了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对汉字教学进行改革。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优秀的改革建议，但是如何实施这些建议，如何根据改革建议编写新型的汉字教材等工作仍然亟待完成，仍然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
本文曾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届年会暨首届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上海同济大学）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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