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道德范文

[关键词]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审视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认识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与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与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与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认识。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如果市场经济缺少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与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论语•八千宵[M].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史怀泽.敬畏生命[M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潘恩.潘恩选集[M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2篇：传统道德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基本内容；基本思想；特点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其前提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扬弃。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在新世纪新阶段，理应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道德积极进步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无“仁”更谈不上其它德行，由此逻辑地得出“为政以德”、天下太平的结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忙于征战，政治上的功利压倒了道德上的考虑，所以，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遭受着冷遇。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成了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孔子道德观因具有统一人民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而受到重视。到汉武帝的时代，董仲舒根据孔子的道德教义，在提出“三纲”、“五常”的同时，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硬手段，将儒家道德观念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地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商代“六德”就提出了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忠”、“信”等；《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政治伦理的规范；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宋元时期，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第一，天下为公。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整体意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天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也有以仁义为内容，以社会道德风气为主要表现的天下。如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显然，这两个天下有不同的内涵和阶级属性。但它们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必须普遍遵守天命的整体意识，或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形成统一的、具有社会性利益的整体意识。因此，出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规范——公忠。什么是公？“背私之谓公”《韩非子•五蠹》、“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谓也”班固：《白虎通•爵》。即是说与私相背、相反，就是公。而“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就是“尽己”，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一个人为人处事能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保留。“忠者，中心而尽乎己也”《谭嗣同全集•治言》。这样“忠”外延就很广，“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以身报国，尽力帮助别人，并且始终如一，都谓之“忠”。

“公忠”则兼有公与忠两个字的含义。讲的是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忠诚。它强调的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以公灭私”、“至公无私”，强调的是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实际上包涵了爱“君”之国家和爱“大家”之国家这两种内容和性质的爱国主义。其中虽然具有局限性，却也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之类政治伦理观念。

第二，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是孔子的观点，他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而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继承并深化了孔子的思想，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如何才能实现“为政以德”呢？那就是执政者率先垂范。“政者，正也”，为政者应先正己。从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同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示范力量对于保持政治廉明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政权的决策者和各级官吏的品德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政治道德，体现为官员从政须加强道德修养和以“仁义”为政纪的要求。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历代统治阶级或集团对于治理国家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正廉洁、开明政治的出现。实事求是地说，“为政以德”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德教为先。“德教为先”与“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递进的上下两层。“德教为先”并不仅仅在说道德教育为先，同时还明示了道德在儒家的政治蓝图中的核心地位，即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手段，视为立国之本。

德教是否是可能的呢？孔子通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回答了这个问题。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一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原来并不大，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并进一步分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即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有道德，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德教”当然就是人成为人的基础。反过来说，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所以，孟子回答别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荀子虽然持性本恶的观点，但其德教思想却和孔孟殊途同归，认为人性本恶，但后天教化却可以成善，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教育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无论是在地主阶级上升和发展时期，还是在没落时期，都有许多士大夫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营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德教为先的思想下，形成了中国十分注重道德的伦理文化，被誉为伦理之邦。

第四，修身为本。修身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孟子发扬光大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NB175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而荀子讲得更清楚，“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荀子•修身》从内容上讲，修身就是要正其心，整饰自己的心念，保持心地平和，净化、纯化自己的意念，不自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不掩饰自己的“不善”，逐步达到至善的境界。

但为什么要“修身为本”呢？关键之处就在于“本”。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克己”的目的在于“天下归仁”。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由此可见“修身为本”与“德教为先”是相贯通的，它们是实现“为政以德”的两翼。只不过“德教为先”的着力点在社会、在统治阶级整体或集体；“修身为本”的着力点在于从天子到庶民的个体。

《大学》中有这样一段家喻户晓的文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为本”的本就是“修”、“齐”、“治”、“平”。

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特点

第一，历史悠久，良莠杂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形成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置于其下的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虽然孔子的思想中也有我们不能接受的内容，但总体上是积极开明的。孔子的道德学说经其弟子，特别是孟子的继承发扬，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孔孟在世时并不被统治阶级所认可，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着。

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不能再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首选工具，而是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汉代董仲舒应运而生，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所谓“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路线。这标志着，孔孟的伦理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

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政治性明显增强，它必须服从并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当然，此时中国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社会的方向，作为政治伦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也同样具有思想上、文化上的先进性。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之不断地进行整理和改造，使之服务于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勃勃生机逐渐窒息，它狭隘的阶级私利日益膨胀，与此相应，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道德观念也趋于僵化并走向极端。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二十四)。这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导致“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的价值观，使得先秦以来的道义论走向了禁欲主义。这种变了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更显其反动性。南宋孝宗时，驱逐外敌，收回中原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而朱熹却对孝宗讲他“平生所学，唯此四字”的“正心诚意”。同样地，明末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理学家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讲的依然是“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这时的道德文化已经是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在历史上起了束缚人民活动的严重的消极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

第二，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反映了先哲们反对“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张载集•文集佚存•答范巽之》强调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密切结合的学风。而统治阶级也看重了“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等级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社会细胞，在一个“家”中，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有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社会治理得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关键在家。

孔子有差等的爱，就是承认尊卑、亲疏的存在。封建社会的亲疏关系就是与社会生产生活相联系的，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的，近亲的关系和疏远的关系。例如：处于首位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次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其次是亲戚关系，其次是邻里乡亲关系，其次是国人关系；从尊卑关系上说，既有家庭内部的尊卑关系，也有国家和社会上的尊卑关系。在家庭内部，是以父为尊，以男性为尊，以嫡长子为尊。宗法制度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如嫡长子为尊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有非常鲜明的表现。

这样一种宗法等级制度，要求有适应自己并为自己服务的伦理道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封建伦理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孝悌忠信”都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性质。

第三，入世尚仁，重义轻利。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然而，道德的这些超越性和理想性的根据在哪里呢？外域的道德学说更多地是从“彼岸”或“来世”中寻找道德的合理性，表现为出世的特点。中国则相反表现出入世的性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对自己学说的入世性质的最好诠注。

“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人情世故。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入世原则，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仁爱百姓、爱万物。而且孟子还进一步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上升为伦理原则，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逻辑结构讲，仁的逻辑起点为孝、梯，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讲忠、恕、恭、让，并通过修己、推己、克己，使天下之人归于“仁”，从而达到调和人际关系，清除社会矛盾的理想的道德境界。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从社会现实中获得合理性，从而使这一道德思想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滋养和营养而经久不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书传》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有的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致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文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精神归宿的人会解读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不同的价值。本人认为，解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甚至简单地重复和张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历史上的某种解释是不够的，继承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面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然而，我们曾经全面地否定过这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至少两代人的精神中形成断层。正如罗国杰先生所说“一旦一个民族抛弃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被别的民族的文化所征服，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也就岌岌可危了”罗国杰：《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传统》，《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1期，第8页。。在这样的情况下，解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既是一种学习宣传，又是一种承袭和弘扬。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多卷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瞿振元、夏伟东.中国传统道德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魏英敏.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M］.昆仑出版社，2001.

〔5〕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第3篇：传统道德范文

〔论文摘要〕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道德。但是，传统的诚信和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诚信有着形式和内容甚至精神实质的差别。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是信用式的，传统的诚信是信任式的，它强调的是信于言、信于心和信于性，即尽言、尽心和尽性。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观念，自思孟学派从本体的角度对诚信作了阐释之后，诚信不仅是人际交往的道德要求，而且被看作是立物、立事、立人、立身之本，是一种道德精神，也是人的道德品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维路径。真实无妄之谓诚，言而有实之谓信，诚为信之本，信为诚之用。信不仅是一种言语或者承诺的真实，更是本心之真，本性之真。它不是求信于人，不是求人所信，而是尽己，即尽言、尽心和尽性。

一

信于言，忠于自己的言论，行与不行依于言，是为尽言。在行为的层面上，诚信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规范就是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事中诚实不欺、讲究信誉、信守诺言。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真即出自本心，诚即忠于本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欺人欺己，讲究信义，这样才能言可复，行可行，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保证其言行的一贯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历来受到高度的重视。孔子以“信”为“四教”(文、行、忠、信)科目之一，要求人们讲究信义，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得到他人的信任，其行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畅通无阻，相反，不讲究信义，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即使在自己所熟悉的家乡，也会使其行为处处受阻，遭到他人的抵制，无法实现自己行为的目的。

“信则人任焉”，说明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精神纽带，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往和相互的信任与尊重。首先，信要求人们言行一致，信守诺言，即所谓“言而有信”。儒家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重然诺，守信用，以诚待人，表里如一。其次，信要求人们的行为保持一贯性。孔子讲的“谨而信”、“敬事而信”、“笃信好学”等等，都是强调的这一点。做到了信，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理解、肯定与扶持，保证行为的顺利性和有效性。传统道德强调，君臣有信则仁忠，父子有信则孝慈，夫妇有信则义顺，兄弟有信则友悌，朋友有信则亲爱。

信也是立国之本。《左传》以信为“国之宝”，孔子则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而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吕氏春秋》总结先秦儒家的观点，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离俗览•贵信》）一个社会的结构、秩序、行为规范应该真实无妄，具有稳定性；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与自己的本性相符合，不能反复无常，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

尽言的要求是言行一致，做不到的不要说，说了就要想办法做到。言是思想、观念和意图的表达，是内心状态的一种宣示，反映的是人的内心本质和精神情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情感的作用。信于言，人们才有可能正常交往，思想和观念才能够具有通约性，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也才能维持人际交往的基本秩序。

二

所谓信于言，并非对语言外在形式的肯定，而是对语言所表达的内心思想、观念的肯定，言者尽意者也，信于言归根结底是信于心，心正则言正，心可信言方可信。这就是所谓尽心，传统道德将此概括为“正心诚意”。所谓正心即端正自己的本心；所谓诚意按照《大学》的说法即“毋自欺”。朱熹阐释说：“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类》卷一一九）信在应事接物中，首先是对自己的要求，信于己、不自欺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真实不妄的本性，行于外而动于中，动于中而发于外，应事接物皆率性而行，真诚坦荡，无一点怠慢，无一毫放荡，无一丝勉强，无一丝夹杂，完全出自本性，身心一致，真心真性真情可对天地。

只有信于己、不自欺，才能做到不欺人、信于人。荀子说：“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非十二子》）对他人守忠信，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忠诚，行忠于言，言忠于行，言与行均忠实于自己的本性。只要做到言行、表里如一，竭尽忠信，最终一定会得到他人的信任。这就是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孟子》也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不欺人、不欺己的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品德，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本性的连接和精神的契合。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诚信道德对人们的规约作用，重要的不是制导人言人行，而是制导人心。《礼记•王制》说：“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粥”同“鬻”，意为卖。诚信是对自己内心的要求，诚于中而信于外。不诚无物，不诚无信。因此，当自己都认为某种商品的质量和数量都不符合标准的时候，就不应该拿到市场上销售。在交易过程中，更应该诚心待人，做到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按，即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童叟无欺不仅不能以小充大、缺斤少两，更不能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买卖公平的关键在于不欺心，有不欺人之心，才会有不欺人之行。

诚信是一种真，真的道德，真的良心。人人心中有杆秤，心中有信才是真信。中国古代的儒商，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诚信精神。明代何良俊《语林•德行》记载：“公沙穆尝养猪，有病，使人卖之于市。云：‘当告买者，言病。贱取其直。不可言无病，欺人取贵价也。’卖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过价。穆怪问其故，赍（按，通资）半直追，以还买猪人。语以猪实有病，欲贱卖，不图卖者相欺，乃取贵直。买者言卖买定约，亦复辞钱不取。穆终不受钱而去。”在市场交易中，卖者应该将商品的情况特别是瑕疵告知购买者，否则就是有意欺瞒。因此，当卖猪者欺瞒了买者之后，公沙穆感到心中不安，坚持将售价的一半退还买者，其行为的动机不是兑现对买者的诺言，而是不欺心。

不欺心才是人际交往中真正的诚信，也是诚信的基础。信不是局限于契约，而是信于心。以心为信，则无论有约与否都应当遵循。因此，信并非语言或者文本的承诺，而是一种良心的承诺。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道德并不把契约的签订当作诚信的保障，而是将诚信看作一种生命的承诺，良心的约定。季子挂剑，说明了传统诚信道德精神的悠久历史渊源。春秋时吴国季札使齐路过徐国，“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史记•吴太伯世家》)徐君好剑，季札并未口头承诺给他，只是在心中默许。而正是由于这种内心的已然，季札就特地回徐国履行自己内心的承诺，而且并不因为徐君已经去世就不去践行。在传统道德的视阈内，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

传统诚信的这种德性主义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道德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精神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传统诚信注重的是信任，是对人的德性的一种评价和依赖，它将社会看作一种伦理秩序，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付于德性，于是就将诚信理解为心灵的相映，把道德作为保证诚信、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手段。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强调的是信用，是对人的理性的一种评价与肯定，它将社会看作一种法律秩序，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付于制度，于是就将诚信规定为理性对某种普遍意志的认同，道德只是保证诚信、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辅手段，在生活中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简而言之，诚信即是要求守约，但传统道德强调的是守心灵之约，是对良心的回应，反映的是对德性的尊崇；而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诚信强调的是守契约，是对法律文本的遵守，反映的是对法律的尊重。

基于德性主义伦理，人被赋予了道德的本质，每个人都具有至善的本性，都具有道德的自觉，道德不仅是生活的手段，也是生活与生命的目的。而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现实的利益出发的，道德变成了保障、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且是辅手段，法律的规约在社会生活方面与道德相比具有优先的信任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生活中某些行为需要契约的场景，两种诚信会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例如：两个亲属或者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借者让贷者写下借据，这是现代诚信发生的基础和保证；而如果贷者按照传统的诚信观念去评价这件事，他会极为反感借者的行为，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甚至是侮辱，因为诚信需要的不是契约而是心灵，信任也不能交付于一纸文本，而应该依赖于德性和情感。诚信就是尽心，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它高于法律的认可和规约。

三

大量的生活经验说明，由于主体素质、客观环境等等的制约和变化，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说话、许下的诺言并非都能够做到，甚至并不是都应该做到。除了能不能做到之外，该不该做还有一个标准的问题。在传统道德中，这就是义理。因此，诚信不仅仅是言信于行，也不只是行信于言，而是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必须信于义理。所以，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与义是不可分的，常谓之“信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以信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诚实不欺、重然诺、守信用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应该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这样才能取信于人，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相互沟通，也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相互信任。但是，中国传统道德并不以此为绝对的行为准则，并不把言行一致看作是绝对的戒律和僵化的行为模式，它注重的不是信的外在形式，而是其精神实质。

尽言要求的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尽心则是尽言的本质。但是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主观性，良心的通约性在任何时代都不具有普遍性，所以，王守仁倡导良知说，导致了其后学的分化和对传统的反叛。于是，中国传统道德对诚信又提出了第三个层次的要求：尽性。在这一层面，传统道德力图为诚信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

“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更是一个本体范畴。儒家认为宇宙万物是客观实际的存在，它们不是虚无的、虚假的、被设定的，而是真实无妄的存在。这就是所谓“诚”。客观的天道真实无妄，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表现也同样真实无妄，道德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天地之间。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种思想强调的就是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天以其客观自然为真实，而人尊重天道之自然、体验天道之真实，这就是人之诚。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诚首先是对宇宙存在的价值肯定，是对人的本性、人类道德的价值肯定。它强调人的存在、人类道德与人的本质、天地自然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性源自天性，人道本于天道。所谓“诚之者”、“思诚者”，就是要求人们尊重客观天道，认同客观天道，遵循客观天道，按照人的本质去生活、去行动，使天然的德性化为自然的行为，无一毫的勉强、做作，这就叫作“真实无妄”。

如果诚是对天道的本性和存在的真实性的价值肯定，那么，信就是对人的本性和存在的真实性的价值肯定，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本性和存在，使自己的言行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相符合，因而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信，就人际关系而言，是忠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自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就主体自身的修养而言，则是通过思诚来择善、明乎善，并固执此作为自己的本性。只要明白了天地之善在自己本性中的真实性、实在性，就能够与天合一，无须努力即可行而合德，无须思虑即可见而有得，从心所欲，从容中道，所言所行，皆是率性之真。

真的存在是本质的存在，本质的存在是最有价值的存在。人的生活也只有符合自己的本质，成为本质的自然呈露时，才是真正道德的生活，才能以“应该”的行为方式处理好日常之事，处理好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故信为立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车子辕端的横木，缚轭以驾牛者；，车子辕端的曲木，勾衡以驭马者。古代以牛驾大车，以马驾小车，二者若无无，则无法套住牲口，车子也无法行走。人而无信，所言所行不符合真实无妄的本性，其言行也根本不可能行得通。

因此，信的实质是真实无妄，是对宇宙万物真实本性的价值肯定。从伦理学上说，诚信是对道德的忠实。它追求的是道德上与善一致的真，而不是简单事实之存在。传统道德强调在人际交往中不应轻易许诺，许诺就是承担一种责任。符合道德的，应该大胆地承担责任，不符合道德的，不能随便许诺，也不应该承担违背道德的责任。因此，所说的话是否需要践行，必须以义理为标准去衡量，而不是说了就要做。不顾义理的标准，“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被孔子斥为小人行径，是“匹夫匹妇之谅”。离开道义的标准，片面强调诚信，机械地遵守言行一致的行为规范，并不符合诚信的本质，而必然导致对道德的否定，其泛滥引发为所欲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所以，传统道德坚决反对践行不符合道德的言论，“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于非义之信”（张载：《正蒙•有德》）。

尽性的要求是信于义，就是对自己真实本性的忠诚，是对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高度的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这才是诚信的本质，才是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精神实质。社会对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为了保证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即忠实于应该自觉承担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这就是以义为宗、信于义理的诚信。中国传统道德讲信，从来就是要求人们安于本分，忠于职守，积极履行社会对自己所规定的职责和义务。只有如此，才能使诚信真正成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第4篇：传统道德范文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能够提供给一家人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几乎很少需要与除了家人或者家庭之外的人或场所发生联系，而市场经济却与构建公共领域具有共生互动的性质，即便在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这种公共领域的萌芽也因各种原因没有正常的发展下去。因此，中国从未真正形成一个“公共领域”的大社会。

其次，从社会结构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种社会结构的形成往往取决于一定的经济条件。因此，家庭和家族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农耕的生产方式也确立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冯友兰先生曾对此做过精辟阐述，认为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只能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所在的地方，地主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中国的家族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的最好的制度之一。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于是，中国先哲们将基本的物种人伦关系定义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在“五伦”关系中，除君臣之外，父子、兄弟、夫妇都是家庭成员，然后是与家庭成员关系最紧密的朋友，基本为私德。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界线清楚的团体，而是以个人为核心放射出去的关系网，在网内，与核心距离的远近决定于核心关系的深浅，这种结构被人类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所要求的道德观念也是有差别性的，以亲己之人事为重，以疏己之人事为轻。在这种文化里，与个人无特殊关系之人的利益自然容易受到忽视。最后，从意识形态来看，为了封建帝王专制的需要，古代学者们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构建，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从内在的得知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是知识分子理想的人生进阶过程，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推己及人，以道德的力量、教化的力量去影响其他人，这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辐射过程，却典型的缺乏频繁的公共交往活动和公共生活。古代知识分子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之前的每个条件为之后成就的前提，存在着递进关系。而齐家和治国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往往仅仅走到齐家这一步，就很难有人继续去治国、平天下了。正是这种伦理思想的宣扬，统治者就把人们牢牢控制在“家”的范围内，让生产者安心努力的干活，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与此同时，民众也被变相地剥夺了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权利，国家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除了纳税、服役之外没有任何干系的抽象概念，在具体的家庭和抽象的国家之间并没有一个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社会”将两者有机地连接起来。公德的建设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公德”观念不仅限于个人与社会集体利益的关系，也包括了个人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虽然传统中国并不缺少“公”的观念与价值，诸如“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耳熟能详的价值取向。然而实际上，笔者认为这里“公”其实是一种宽泛而抽象的概念，仿佛指的不是除己之外其他社会成员。当损害他人利益时，损他人者并不会认为自己损害了除己之外的、活生生的陌生人，很多人将诸如此类的成语作为人生信条，但“公”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什么样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就不得而知了。

第5篇：传统道德范文

具体讲到生命，人类有个误区，认为外观的身体就是生命，其实身体是由物质聚合而成的躯壳，躯壳受到思想意识支配，抬手走路，吃饭睡觉，都是思想意识在支配，如果没有思想意识，我们的躯壳什么也做不了，就是一具死尸，因此古人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靠里头人”，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个木偶，木偶的一切活动完全是由里头那个人即思想意识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的根本是思想意识，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躯壳。思想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形相没有气味，因此人们在平时不太注意，但就是我们忽略的，却是我们的根本。

二、思想意识的构成

一般来讲，思想意识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行识、藏识八个部分组成。眼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物质的大小形状颜色，耳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声音，鼻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气味，舌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物质的味道，身识的功用是分别外部世界中的软硬冷暖，意识的功用是对前五识摄取的信息加以分析判断思维，行识的功用是推动思想意识运动不停，藏识的功用是将前七识摄取的信息储藏起来。在八识中，藏识对生命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就像我们使用的电脑U盘，把所有的信息都储藏起来，不管你回忆起来还是回忆不起来，它的信息丝毫不差。

三、藏识在生命形成时的作用

人类一般的认识是，生命的形成是男子的和女人的卵子结合而成，忽略了藏识的作用。古人则认为，在男子的和女人的卵子结合的同时，藏识加入其中。胎儿在母胎中的发育成长过程，就是在藏识中的信息作用下聚合物质的过程。藏识的信息与现代科学中的DNA遗传信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现代科学认为胎儿在发育过程中产生某种缺陷，是由DNA遗传信息或者母亲受到外部力量及药物所致，而古人则认为藏识中的信息有好有坏，胎儿的缺陷是由藏识中的坏信息造成，坏信息是内因，外力和药物是外因，没有内因外因不会起作用。古人用藏识信息对生命形成的解释，很圆满的解释了胎儿发育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个父母所生孩子在性格秉性上存在巨大差异现象等一系列的科学难题。

四、藏识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

人类在生活中，疾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疾病的产生原因，有多种解释，但多是围绕外部环境影响来解释，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疾病产生的原因。古人认为，人体的气血运行，脏器的活动等等一切生理现象，都是由藏识中的信息控制着，如果藏识中坏的信息起了作用，人体就表现出疾病。人体在出现疾病前，往往会有外部因素引发，这就给人类造成错觉，以为疾病是外部因素所致。事实上，外部因素只是个诱发疾病的条件，外因，真正的原因是藏识中有那个疾病的坏信息，是内因，如果没有内因，外因是不会起作用的。

五、藏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人生的历程，是由无数个事件组成，事件就像人生的点。把这些点串起来，就组成了人生。每个人在处理事件时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些想法，都是藏识中的信息在发挥作用，无论你说是以前的经验也好，你说是聪明才智也好，这些都在藏识中储存着，如果藏识中没有这样的信息，无论如何你也产生不了那样的想法，因此说藏识中的信息在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件时，不要怨天尤人，说自己的命运不好，而是自己藏识中没有那样的好信息，所以就处理不好事件，得到不好的结果。

六、藏识在死亡中的作用

对每个人来讲，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要怕死亡。人在死亡时，每个人都会出现不一样的境界，就像梦一样，有的出现好境界，有的出现恐怖的境界，因此有的人死后面相非常好，甚至面带笑容，有的人死后面相非常狰狞可怕。为什么每个人死时会出现好坏不一样的境界呢，是因为每个人藏识中的信息不一样。藏识中好的信息多坏的信息少，死时就出现好的境界；藏识中坏的信息多好的信息少，死时就出现坏的境界。至于死亡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古人有很详细的描述，现代科学也有研究，科学界称为濒死学。

七、藏识与传统道德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藏识中所藏信息的好坏，在生命的形成、疾病、事件、死亡中，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样的信息被藏识所藏成为好信息，什么样的信息被藏识所藏是坏信息，古人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古人认为被藏识收藏会成为坏信息有：（1）杀生。古人认为生命都是有感情的，被杀后有很大的怨气，被藏识收藏后就是坏信息，这种坏信息多在人体上发挥作用形成疾病，也可能在事件或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2）盗窃，包括以各种手段占别人财物上的便宜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古人认为盗窃就是亏欠，这种行为被藏识收藏后是坏信息，这样的信息多在事件上发挥作用致使破财贫穷，也会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3）邪淫，就是指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古人认为这种情结淤积在藏识中，主要在事件上起作用形成障碍，也会形成疾病或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4）妄语，就是指不当语言，有四个方面：一是编瞎话骗人；二是开别人的玩笑，不尊重人；三是背后讲别人坏话；四是用恶毒语言骂人。这些不当语言被藏识收藏就是坏信息，这种信息起作用主要让自己是非缠身，也可能在其它方面起作用造成不良后果。杀生盗窃邪淫妄语，这些不好的行为语言，都是由贪婪、嗔恚、愚痴三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引发，在由思想意识中的藏识收藏，如此恶性循环，无尽无休。古人认为被藏识收藏会成为好信息有：（1）布施，包括用财物帮助别人叫财布施；把所学知识传给需要的人叫法布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人，不让他人畏惧叫无畏布施。布施行为被藏识收藏就是好信息，这种信息起作用可化成你的财富、智慧和健康。（2）忍辱，就是把一切看破放下，没有怨没有恨，只有一颗慈爱的心。忍辱被藏识收藏后形成好信息，发挥作用会使人相貌端正威严，受人尊重。（3）爱语，就是用的语言安慰他人，这样的信息作用主要是在事件中得到他人帮助。同样，布施忍辱爱语，这些好的行为语言是由利他这种好的思想意识引发，在由思想意识中的藏识收藏，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古人的藏识信息好坏观点，就是传统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很好的与生命根本规律结合，体现了古人的高度智慧。而现今，这种道德文化被破坏得面目皆非。比如杀生，现在人认为除了杀人不对，杀其它动物根本不认为和道德有什么关系，所以过度杀生，造成动物种群灭绝，这已经冲破了道德底线。比如盗窃，在商界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比比皆是；在官场，贪污受贿，也屡禁不止，所有这些都是古人说的盗窃行为。比如邪淫，当今社会把有小二小三看成了一种时尚，不要说道德，连一点廉耻心都没有了，可见已严重到何种地步。妄语更是花样翻新，生活好了，男女一起去馆子里吃一顿，黄段子一说，互相耍戏一番，有人还把这种行为叫做酒文化；电视广播里传播的那些教人，教人骗人等不良信息，犹如病毒一样毒害着人类。凡此种种，皆是人类不正确的思想意识造成。要想改变道德滑坡问题，就要有一套正确的理论体系，利用这套理论体系加强教育，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第6篇：传统道德范文

关键词:传统美德 德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4(b)-0180-01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指中国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具有影响,可以继承,并得到不断创新发展,有益于下代的优秀道德遗产。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的总和。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它也是我国人民两千多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结晶。教师采用多种方法渗透美德教育,培养学生高尚道德品质,促进中小学校全面和谐发展。

1 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中小学德育工作中,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小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对历史知识掌握的不多;现今的社会、家庭环境对学生影响很大,很多学生存在自负、逆反等心理;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中小学生思想尚未成熟容易走极端,在德育工作中,将传统美德中积极向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厚德载物等优秀品德引领学生,启发人的内心自觉,教育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方法,并让他们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热爱人民的情感,强调在家庭、学校及日常生活中积累道德行为,加强自我修养。因此,将传统美德渗透到德育中培养学生优秀道德品质,不仅使家庭和乐融融,对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维护社会秩序、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

2 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渗透的方法

2.1 历史故事法

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教师可以运用讲述历史故事的方法进行教育,如立志、苦学、勤劳、公正、坚毅、尊长、诚信、友爱、创新等方面的历史典故,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加强人格魅力培养,大力弘扬传统美德。

2.2 文献参考法

教师在为学生讲述历史文献时,应引导他们理解文献中蕴含传统美德的篇章。例如讲述《论语》、《孟子》时,针对里面的名言警句要引导学生加深理解,使他们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从而让他们将学习到的美德应用到生活中,促进学生个人品德积极发展。

2.3 实践教育法

在现实社会中,教师要随时利用实际生活中可以弘扬传统美德的例子对学生进行教育,如讲述见义勇为例子让学生更深入感受中华传统美德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精神;学习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模范等,启示学生磨砺坚强意志,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中华美德,增强责任意识,做“四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遵循的原则

(1)系统性原则。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要使学校环境中的各种教育因素对学生心理整体、协调地发生作用,不应仅仅零星地挖掘和研究单一因素或某几个因素,并夸大其作用。学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目标要和新课程中的“以德为本”的目标相一致。

(2)适应性原则。对于学生来说,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要考虑其心理特征,适应其心理发展需要,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性格特点因人施教。

(3)主体性原则。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体现了“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理念,要求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环境育人中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把主体性教育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使学生的主体性达到最饱满程度。

(4)情感性原则。情感智力往往决定着每个学生的心理愉悦性。新课程标准十分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非认知因素,有助于形成和促进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有了这种交流、理解与沟通,学生往往会在无形中去学习他人的审美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方式及对事物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比较容易形成符合社会需要的美德。

4 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的促进作用

4.1 中华传统美德促进中小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是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地方,发挥着潜移默化育人的功能。学校要利用丰富的传统美德教育教学内容营造校园文化,如结合学校周边的地理、历史、人文信息,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班团活动,在校园悬挂中华传统美德名言警句、名人画像等,营造有浓郁地方历史特色的校园文化,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传统美德教育,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

4.2 中华传统美德促进中小学校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中小学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至关重要,习惯成自然,良好的习惯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将传统美德渗透到对学生进行良好行为规范的训练中,帮助学生克服不良学习与生活习惯,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关心别人,在集体生活中谦让、自律、自爱、自强;教育学生规范自己的言行,在团结互助中营造良好的校风班风。

4.3 中华传统美德促进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开展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提升道德素质,内化美德精髓。如学校举办与时俱进的主题活动,组织学生清明扫墓、参与本校教师组织的“草根”教育、考察汽车城等,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立志成才、树立远大理想,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可针对生活中的某些道德现象,及时开展各种形式的讨论,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总之,把中华传统美德渗透到德育工作中,并结合时代特点推陈出新,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提升师生的整体素质,丰富学校的文化内涵,进一步促进中小学德育工作开展。因此,在中小学德育教育中,更要重视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使它不断发杨光大,促进中小学校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凤权,田刚.对传统美德教育的一点思考[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2(2).

第7篇：传统道德范文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伦理道德，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至今还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和积极作用，其中蕴含的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和方法等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的开展更是具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吸收借鉴合理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将有助于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

1

我们要借鉴传统伦理道德的整体主义精神。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情怀

群体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贯思想(这也与当今我们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它强调自觉地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的群体和谐而献身的精神，儒家的“公忠观”是其集中的体现，这种群体和谐精神曾培育了一代代爱国志士，对历史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令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和借鉴。

眼下，虽然我们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振兴中华的大业远未完成。一方面，我们的国土尚未统一，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状况未能改变；另一方面，国际上企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依然强大，而且出现了与国内一些反动势力(诸如法轮功骨干分子、西藏分裂主义者等)相勾结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处于新世纪、身负重任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更要坚定爱国情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学校德育要吸收传统道德的“天下为公”的和谐群体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以古代公忠为国的英雄事例和警言教育，激励青少年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做新世纪“公忠为国”的国家栋梁。

2

要借鉴传统道德的“以义制利”的原则。启示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利轻义、以义制利的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是有其进步性、合理性的。

今天，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与金钱的关系问题随之明显地凸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允许经营者在市场上追逐利益，另一方面，从社会公德来说，又反对谋取不义之财，这就需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的不当乃至错误，会诱发为攫取金钱、财富而不顾信义的丑恶现象。当今青少年面对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见利忘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种种丑恶现象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正确对待“利”，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为了净化未来社会，培养社会公德，应带头反腐倡廉。因此，学校德育必须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义利观”提到重要地位，充分挖掘传统道德在这方面的积极素材和思想，结合实际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教育，使他们树立对待物质利益的健康态度。

3

学校德育要借鉴传统道德中的气节观念。培育青少年学生的自尊、自强、自立的人格精神

重气节，维护人格尊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了独立人格在个人的立身处世中的重要地位。传统道德的“气节观”不但影响了志士仁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而且在激励志士仁人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抵制邪恶势力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第8篇：传统道德范文

摘要：中国是世界文化史上唯一经久不衰的文明发源地。在远古时代，中国文化就与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古时代，中国文化就屹立于东方，与西方希腊罗马文化交相辉映；欧洲自中古以后，进入历史上所称的黑暗时代，而中国文化却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到了近代，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不免落后，但中国文明形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并未消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曾为、正为丰富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学校德育、启示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伦理道德，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至今还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和积极作用，其中蕴含的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和方法等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的开展更是具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吸收借鉴合理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将有助于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

1

我们要借鉴传统伦理道德的整体主义精神。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情怀

群体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贯思想(这也与当今我们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它强调自觉地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的群体和谐而献身的精神，儒家的“公忠观”是其集中的体现，这种群体和谐精神曾培育了一代代爱国志士，对历史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令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和借鉴。

眼下，虽然我们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振兴中华的大业远未完成。一方面，我们的国土尚未统一，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状况未能改变；另一方面，国际上企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政权，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依然强大，而且出现了与国内一些反动势力(诸如法轮功骨干分子、西藏分裂主义者等)相勾结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处于新世纪、身负重任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更要坚定爱国情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学校德育要吸收传统道德的“天下为公”的和谐群体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以古代公忠为国的英雄事例和警言教育，激励青少年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做新世纪“公忠为国”的国家栋梁。

2

要借鉴传统道德的“以义制利”的原则。启示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利轻义、以义制利的原则。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是有其进步性、合理性的。

今天，我们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与金钱的关系问题随之明显地凸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允许经营者在市场上追逐利益，另一方面，从社会公德来说，又反对谋取不义之财，这就需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的不当乃至错误，会诱发为攫取金钱、财富而不顾信义的丑恶现象。当今青少年面对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见利忘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种种丑恶现象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正确对待“利”，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人翁，为了净化未来社会，培养社会公德，应带头反腐倡廉。因此，学校德育必须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义利观”提到重要地位，充分挖掘传统道德在这方面的积极素材和思想，结合实际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正确教育，使他们树立对待物质利益的健康态度。

3

学校德育要借鉴传统道德中的气节观念。培育青少年学生的自尊、自强、自立的人格精神

重气节，维护人格尊严，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了独立人格在个人的立身处世中的重要地位。传统道德的“气节观”不但影响了志士仁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而且在激励志士仁人维护中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抵制邪恶势力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青少年一代虽然生活在国家繁荣富强的时代中，但是社会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带来的丑恶现象也不断地冲击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青少年学生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坚定立场，坚持正义。此外，青少年学生要担当起精神文明的重任，带头弘扬正气，为消除丑恶现象、维护国家安宁贡献力量。为此，我们学校德育应义不容辞地加强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将传统的“气节观”渗透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感染他们做“出污泥而不染”的新一代。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还有宝贵丰富的内容，如“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刚健有为”的奋发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等，在我们今天的学习德育中仍闪烁着它

[1] [2] 

文章屋在线编辑整理本文。

第9篇：传统道德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国传统道德观；契合；超越

【作者简介】周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陕西西安710049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006-04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中共十报告对道德浓墨重彩的强调，为我们全力传递社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指明了方向。映射出党和人民“崇德向善”的美好道德愿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不仅要吃透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夯实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统领地位，也要理性审视中国传统道德智慧，明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智慧的“合”与“分”，厘清道德理论的学术混沌，为公民道德实践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道德观作为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是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对西方传统“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工具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在理性审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西方传统道德基础上，最终选择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道德观的理论原点，突出人的需要，承认道德的物质制约性、阶级性、历史性，凸显利益是道德发展的力量之源，崇尚自由和公平正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道德追求的“此岸世界”，实现了西方传统道德工具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最终促成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质的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拒斥“永恒道德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最终决定于经济关系的社会存在，人们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道德作为应然性的要求，保障个人与群体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从而促使人类道德观的萌芽。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向我们昭示了道德不是完全独立的实体。它的发生与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物质制约性，这突破了西方传统道德形而上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桎梏。同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是在与资本主义旧道德的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对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更深刻揭露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裸的金钱和利益道德，而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幌子，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而无产阶级是在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劳动阶级。秉承集体主义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充分继承了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的优良品质，保障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催生不同的道德观，不存在杜林所谓的超阶级、超历史、超民族的“永恒道德”。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崇尚公平正义。强调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公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公正与非公正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并伴随历史的变更而变化。在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坚持公正旨在封建特权，实现资产阶级利益，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推崇的公正则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本阶级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公正的虚伪性，把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实现真正公正的本质内容，但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社会公正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公正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各领域的完善，人类的历史将逐步趋近于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道德的应然性。人类从道德自发过渡到道德自觉和道德自由，社会的公正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同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所渗透的公正原则主张“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范畴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把平等看作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而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要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平等才是真实的。人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人民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的不等就是不公平、非正义。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倡导人道主义。旨在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核心理念，它昭示着人的权利、尊严、人格和自由的觉醒。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反对封建特权方面具有进步性。但确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摆脱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金钱与利益交换在资产阶级内部盛行，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抽象的说教。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批判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说教，主张将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同反对剥削和压迫联系起来，把争取个人的自由、权利同争取全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在继承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加以扬弃。从而将人道主义推向更高的道德境界。此外，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突出“现实的人”的道德主体性，“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是道德观发生的历史前提之一。马克思认为，人的道德意识并非单纯地服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而是能够积极能动地认识、改造社会存在，说明道德具有相对的独立实体性。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人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发展中实现了人的主体价值与道德本身独立实体性的和谐统一。最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人只有在这样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主要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观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洗礼后，积淀了厚重的道德底蕴。虽然不乏一些封建糟粕，但更多地是传承人本、和谐、整体与正义思想的道德精华。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今天，依然是提高我国公民道德素质、实现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历史文化瑰宝。

（一）“人道仁爱”的人本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本思想孕育于西周初年的‘敬德保民’观念，萌芽于春秋时期的‘民为神主’观念，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人最为贵’观念。”这种人本思想以人为根本，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我国传统道德观中，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以“仁爱”为主线，“仁”既强调人的内在修养的养成，又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核心是爱人，这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说明“仁”是“人”所必须，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爱护、相互体恤，才是具有人之人性，成为真正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体现了孔子的“忠恕”思想，做到推己及人。孟子的“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则把孔子的“仁爱”思想扩展至社会领域，提倡克己复礼、厚德载物的道德观。墨子则把“仁爱”理解为“兼爱”，“兼相爱、交相利”，提倡爱人，视人若己，达到自爱和爱人的统一。同时，儒家的人本思想还体现在治国安邦上，《老子》中记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把“民”（即人）看作是治国的决定性因素，突出“爱民、利民、达民”的民本思想。

（二）“和为达道”的和谐思想。《中庸》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为达道”、“和为贵”是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中遵循的重要道德原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谐思想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和”文化的集中体现，有“和谐、协调”之义，倡导“和而不同”、“取和去同”的处事之道，而“和”非“同”，“和”强调在多样性、多元化前提下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中国传统道德的“和谐”蕴涵着“和谐宇宙观、和谐天人观、和谐人际观、和谐社会观”等丰富的思想内涵，表达了人们对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社会的美好追求，儒家主张“和为达道”的和谐思想强调万物之间以及万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以“和”作为根本原则，在道德实践中坚持中庸之道，才能保证育养万物、天人和谐，正所谓“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乐论》）。

（三）“天下为公”的整体思想。中国传统道德最初是在以宗族和地缘为本位的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公共领域和人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血亲情理”占据突出地位，“仁爱”的范围由“亲亲”推至“国家”，“家”即是“国”、“国”也是“家”，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为人们形成“天下为公”的整体思想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条件，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推崇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道德观“天下为公”的整体思想还体现在重视群体利益上，《尚书·周官》记载：“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天下、国家利益为重就是“公”，用公心消灭私心，民众才会归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出死无私，致忠而公。”（《荀子·臣道》）正是反映了儒家“公忠”政治道德理念。此外，墨家的“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法家的“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韩非子·诡使》）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观重整体、倡公忠的整体思想。

（四）“以义统利”的正义思想。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义利之辨”长期存在，“义”与“利”的道德评价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形成了“以义统利”、“义即利”、“重利轻义”三大派别，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儒家的“以义统利”、“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主张以“义”作为君子道德评价的标准。但孔子并不反对“利”，主张“见利思义”（《论语·述而》），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则更加推崇“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将“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荀子所谓“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强调国家应把“义”当作利。可见，儒家思想的“义”是“公正、适宜”之义，“以义制利”就是以公正适宜的道理来制约“利”，从而达到义利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契合与超越

道德观的发展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而继承和发展作为道德观的存在方式，必须结合时代主题进行批判地扬弃。现代视域下，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合”（契合）与“分”（超越），就是在坚定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契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我们无限趋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中国传统道德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二者在人道主义、和谐共生、集体主义、公平正义等观点的契合。合力护航当今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首先，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重视人主体价值的实现，主张尊重人、关怀人，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传统道德观以“仁爱”为主线的儒家思想相契合，孔子强调人性，突出人道，指出“仁”是人之为人的关键因素。其次。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我国古代传统道德强调“和”的道德理念，“和为贵”、“和而不同”，从而达到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恰好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和谐思想相一致。再次，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揭露资产阶级的金钱和利益道德。并指出无产阶级旨在实现“全人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观主张全人类的解放，渗透着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传统道德观提倡“天下为公”的道德理念，“公”即有集体主义之义。最后，公平正义。马克思曾说过：“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秉承公正原则，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但更强调社会利益，主张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实现以利统一；我国传统儒家坚持“以义为上、以义为重、以义统利”的道德观，正是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公正原则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