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 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 ,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强奸、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 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淫妇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

赖文.老年人犯罪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程东宁.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j].人民法院报,2003(4)  

费平 金进.当前老年人犯罪增长应以重视[j].

易明刚.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研究[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报,2002,3, 1 (57-58)  

吴宗宪.老年男性的犯罪心理[j].政法论坛,1992(3) 

陈丽平.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n].法制日报,2003(5) 

郭金亮 丁桂枝.论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j].求索,2003(4)  

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 1989 

侯玉波.人格与社会心理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 2000,9,5 (719- 724) 

赵俊康.中国大陆农村老年保障问题[j].

陈永革李缨.老年人犯罪的英法问题刍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报,2003,12(12)  

第2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犯罪心理学；犯罪；刑事

【中图分类号】 D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145-1.

近些年来，我国对犯罪心理学基础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理论基础，但是我国犯罪心理学研究在发展中仍存在的一些不足。犯罪心理学研究必须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治理犯罪及其刑事一体化的作用

大量的犯罪与对策心理问题存在于治理犯罪过程或者刑事活动中，譬如犯罪心理产生与形成原因及其心理发展变化过程，不同类型犯罪人的心理特点等，犯罪心理学能够将与犯罪有关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心理科学的理论、方法以及成果，全方位的协助和支持治理犯罪及其刑事科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在犯罪的治理及其刑事一体化中作用甚大。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为实现刑事一体化奠定心理科学基础。犯罪活动与犯罪的治理与社会多方面因素有关，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因此，对犯罪活动进行科学有效地治理，从刑法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之手，实现刑法运行的内外协调，实现刑事一体化，就必须综合分析与研究与犯罪活动相应的各类心理因素以及问题，认真探究因与罪、罪与罚、罚与效的因果关联，使刑法运作具备客观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达到全方位协调的最佳状态、刑事一体化最佳效应的目的。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能够提升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立法、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对犯罪本源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探讨犯罪的原始性、本质性、普遍性、偶发性以及随机性，对建立科学的犯罪学基础理论意义十分重大。而犯罪心理学研究以犯罪现象与犯罪行为本源为基础，对犯罪心理的产生与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依据不同类别的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特点进行科学深刻地揭示与掌握，对犯罪活动现象与犯罪行为能够正确区别与认识，为犯罪人处置以及教育改造措施提供心理科学依据。刑事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界发展的基本思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通过科学的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犯罪预防提供心理标准，有利于它们自身研究的提升，从而提升了治理犯罪以及刑事科学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弊端

由于历史原理，犯罪心理学发展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心理学学科才与心理学分支，在短短三十年内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弊端，尤其是在实践应用研究方面问题突出。一是我国心理学研究虽然在揭露、发现、证实和打击犯罪、有关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上等基本理论问题有所建树，但是关注与投入欠缺，致使犯罪心理学这门学科整体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应用性与可操作性更是不足；二是犯罪心理学在研究时，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一部分人出现认识偏差，片面的认为犯罪心理学的价值和作用主要是学理，失去了具体实践功用；三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一部分人缺失必须应有的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不能敏感分析出犯罪及其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不能将犯罪现象或者犯罪本源上升到心理学的认识与揭示的高度；四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一部分人不能充分了解与研究刑事法学等相关刑事学科及其司法实践，难于将心理学理论知识与有关刑事学科以及司法实践进行融合。

三、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明确犯罪心理学学科性质与定位。犯罪心理学研究既要为刑事科学以及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犯罪的预防提供着心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着具体的方法与技术，同时能够在刑事司法中具体的方法、技术体现，并能够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审判以及罪犯心理和行为的矫治等环节，使其兼备了学理和具体方法、技术两个方面的功用。我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必须明确其学科性质和定位，大力增强基础理论研究与提高学科理论水平，加大研究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使犯罪心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解决犯罪及司法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上下功夫，从而发现与探索新问题与新方法，不断开创新领域，充实和丰富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研究。

（二）掌握犯罪心理学研究发展方向。我过犯罪心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犯罪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犯罪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和普遍适用性，强调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不但应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还应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其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手段也不断体现科学性的特征。正逐渐形成完整的、独特的犯罪心理学学科体系与专门的研究方法，系统化的犯罪心理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已有雏形。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如果脱离应用就毫无价值，就失去自己生存的价值，因此，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不能搞理论上玄而又玄的所谓“创新”，甚至出现连专业人士都看不懂，既不需要实证、又无实用价值的空谈理论。

（三）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犯罪心理学必须增强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综合性研究。一是加大对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内的各分支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从各分支学科角度去分析讨论罪犯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矫治的措施和方法，让犯罪心理学融入到心理学各分支学科间形成的动态化体系结构中，达到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目的，从而促进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二是增强犯罪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外的诸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从而全面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分析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产生根源。

第3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面对这一两难问题，寻求理论上的出路，我认为：不是把资格主体与身份主体相区分，而是把主体与责任能力相剥离。这里的主体是行为主体，属于行为的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而这里的责任能力是与罪过相联系的，属于罪责，即刑事责任的范畴。责任是主观的，这里的主观，包括主观上的责任能力与这种责任能力支配下的主观心理态度。因此，责任能力与罪过是紧密相联的，是后者的前提，（注：意大利学者指出：根据一部分理论界的看法，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与罪过无关，而应属于犯罪人的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刑事责任能力是适用刑罚的个人条件。按照这种理解，刑事责任能力为存在的前提，而不是构成犯罪的条件。采用这种观点，意味着只能在严格的心理概念的意义上理解罪过的内容，因为只有将罪过视为纯粹的心理联系，才可能认为即使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主观上也可能有罪过。然而，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确也可能故意或过失地实施违法事实，但在认定刑事责任问题上，这种故意与过失的定义与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故意与过失有根本的区别，事实上，离开刑事责任能力，就无罪过可言。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0页。）只有将责任能力与罪过相贯通，才能对行为人进行主观归责。

3.违法性是否属于犯罪构成要件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是一个承前——构成要件该当性——启后——有责性的排除要件。在违法性中，主要研究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此相似，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虽然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是合法辩护事由，在犯罪构成内加以论述。

在前苏联及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违法性不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是作为犯罪的特征而确立的，至于违法阻却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构成的范围内，而是作为排除社会危害加以确立的，（注：前苏联学者指出：在犯罪构成学说的范围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个问题作详细的研究。参见［前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2页。）因而两者存在重大差别。

这里首先涉及对于违法性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同时还涉及在犯罪构成中是否需要设置否定要件的问题。我们认为，违法性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是犯罪的特征。整个犯罪构成实际上是刑事违法的构成。因此，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具体要件，降低了违法性在刑法体系中的意义。而且，犯罪构成作为一种定罪模式，主要解决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违法阻却事由主要是解决什么行为不构成犯罪的问题。显然，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与什么行为不构成犯罪，这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是肯定要件（或是积极要件）而不是否定要件（或是消极要件）（注：我国学者提出了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的概念，认为犯罪构成论的体系性特征，是解决犯罪论的形式性的问题。对不同体系的犯罪构成论内容的理论来说，搞清形式性的特征，即了解其体系性特征，是了解内容实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对形式特征的了解，对实质内容的讨论就会出现偏差。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五）犯罪构成体系的比较

犯罪构成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建构方式而形成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总和。三大具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体系，其组合逻辑结构不同，因而呈现出各自的体系性特征。

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递进式结构，在对犯罪的认定上采取排除法。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各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这种递进式结构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须进行三次评价，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评价，为犯罪提供行为事实的基础；违法性是法律评价，排除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性是主观评价，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主观根据。以上三个要件，形成一个过滤机制，各构成要件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形成独特的定罪模式。

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双层次结构，本体要件与合法抗辩形成犯罪认定的两个层次，在犯罪构成中介入诉讼要件，是英美刑法中所特有的，由于合法抗辩的存在，这种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在认定犯罪的活动中，引入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积极性，利用这一民间资源使犯罪认定更注重个别正义的实现。（注：我国学者指出，英美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形式特色在于将一般与个别一分为二，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合法辩护能否成立，采用这种排除法表明司法活动更具主动性，例外情况随时可能被作为合法辩护理由而得到认可。从形式意义上比较，英美犯罪构成理论似乎更注意个别、例外情况，其结构形态为例外情况作非罪认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参见宗建文：《刑法立法思想及其运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页。）英美法系的这种犯罪构成体系的形成，与其实行判例法有着极大关系，合法辩护事由主要来自判例的总结与概括。由于这种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这种法系特征背景，成文法国家是难以效仿的。

前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是一种耦合式结构，将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分而论之，然后加以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共存关系，即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只有四个要件全都具备了，才说得上是犯罪构成的要件。

以上三种犯罪构成体系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其体系性特征都十分明显。（注：我国学者对各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作了概括，指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是：（1）将行为的不同构成部分划分为各个构成要件。（2）体系内部各要件的相互依存性。（3）综合评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4）法定化的犯罪构成。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1）将行为整体的不同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2）多次评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3）体系内部的层次性与各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对独立性。（4）超法规的违法评价标准。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1）以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结合方式构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2）直接反映刑法总则体系的犯罪构成理论 体系。（3）构成要件的法定化与超法规合法辩护事由的存在。（4）保护客体的超构成要件。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以下。）如果从理论上对犯罪构成体系加以考察，以下问题值得研究：

1.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与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的关系

犯罪是人的一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犯罪行为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发展结构。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的演变过程，即首先存在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该人产生罪过心理，在这种罪过心理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然后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一个主观性外化为客观危害的过程。但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却恰恰相反，因为犯罪构成的目的是为司法机关提供定罪模式。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犯罪行为，因而确定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是定罪的逻辑。只有在对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作出肯定性判断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查明该行为是否在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出于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状态下所实施，从而为定罪提供主观根据。因而，定罪是一个从客观行为到主观罪过的逻辑过程。上述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与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的区别，恰如马克思所说的思维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总之，犯罪构成作为定罪模式，其逻辑展开不是从主观要件到客观要件。（注：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列，我国刑法学界通常的排列顺序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我国个别学者认为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在实际犯罪中发生作用而决定犯罪成立的逻辑顺序却不是这样的，其实际逻辑顺序是：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即符合犯罪的条件的人，在其犯罪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危害一定的客体即社会主义的某种社会关系。可见，在决定实际犯罪逻辑顺序上，犯罪主体要件与其它要件相比，是处于第一位的，由此得出结论，犯罪主体要件是犯罪构成诸要件中的第一要件，它是犯罪构成其他要件乃至犯罪构成整体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的基础。参见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0页。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犯罪构成的主体性，认为：犯罪构成的主体性是指犯罪主体对犯罪构成的控制和决定作用。在犯罪构成的最高级层次中犯罪主体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要件，是整个犯罪活动过程的发动者、驾驭者和控制者。所有的犯罪构成，无一不打着犯罪主体的烙印，无一不是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的表现和实现。因此，主张将犯罪主体列为犯罪构成的第一要件。参见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上述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以犯罪发生的逻辑结构取代犯罪构成的逻辑结论，因而不足取。）而恰恰相反，应当是从客观要件到主观要件。

2.犯罪客观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的关系

犯罪具有其外在的客观方面特征，同时又具有内在的主观方面的特征。对此，各国犯罪构成理论都是一致认同的。但在两者关系上，存在不同的处理方法。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以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作为犯罪构成的本质要件，两者是一种并存关系。前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以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主观方面作为犯罪构成的两个基本要件，两者也是一种并存关系。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有责性，实际上相当于犯罪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是一种递进关系。在这种递进关系中，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并非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只有在具备有责性要件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一犯罪行为。我们认为，犯罪是一个整体，将犯罪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是一种理论上的需要。因而，犯罪客观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是对犯罪进行分析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犯罪的客观要件与犯罪的主观要件视为一种对合关系。在这种对合关系中，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映证，同时并存。

3.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关系

犯罪构成理论是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提供法律标准，因而其功能应当由积极要件来完成。但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本身又具有过滤机能。对于不具备这一要件的行为自然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在前苏联及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中，不存在专门性的消极要件。在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要件中，以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为原则，以消极要件（合法抗辩）为例外，在消极要件中，主要是免责条件，这种免责条件被认为与遗嘱、合同、结婚之类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心理条件之间具有类似之处。（注：参见［英］哈特：《惩罚与责任》，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尽管如此，在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是基本的，违法性基本上是以违法阻却为内容的，意在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消极要件。我们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是积极要件，而不应当包括消极要件。因此，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作为构成犯罪的例外，不应在犯罪构成体系中考虑，而应当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作为正当化事由专门加以研究。

根据上述论述，我认为犯罪构成应当采取二分体系，即罪体与罪责。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两者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三、犯罪构成的分类

在现实中犯罪现象是多种多样、表现各异的。与之相适应，法律对其规定的犯罪构成也各不相同。根据各种犯罪构成的不同性质、特点，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标准，大致可以把犯罪构成作以下几种分类：

（一）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

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基本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不同形态，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注：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把未遂犯和共犯当作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来对待，指出：关于未遂犯和共犯，一般都当作犯罪的“现象形式”或“态样”来对待的，但是，与其说是“现象形式”或“态样”，倒不如首先承认他们都是“特殊的”构成要件，未遂犯和共犯都是这一前提下的被修正了的“现象形式”或“态样”。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同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这一分类。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88页。但我国也有个别学者否定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的分类，认为这种犯罪构成的分类必然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例如，故意杀人罪这一罪名包括了未遂、中止、预备、既遂等不同形态。而根据上述分类，死亡结果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中是构成要件，而在未遂等场合则不是构成要件。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我认为，基本构成与修正构成是一种科学的分类，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两种构成形式的关系：前者是犯罪构成的常态，后者是犯罪构成的变态。基本构成与修正构成在内容上是存在差别的，承认这种差别并不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恰恰相反，否认这种差别才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由于刑法分则条文都是以单个人犯既遂罪为标本规定某一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的，因此，单独犯的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即属于基本的犯罪构成。以此为前提，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以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则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由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的内容都在刑法总则部分规定，因此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以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加以认定。

（二）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

普通的犯罪构成，又称独立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派生的犯罪构 成，是指以普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因为具有较轻或较重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从普通的犯罪构成中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它包括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两种情况。（注：加重构成又可分为各种形态，通常具有以下形态：结果加重、情节加重、数额加重、身份加重、对象加重、时间加重等。减轻构成一般是情节减轻。）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是相对而言的，有的具体犯罪，既有普通的犯罪构成，又有加重的犯罪构成或减轻的犯罪构成；有的具体犯罪，则只有普通的犯罪构成而没有派生的犯罪构成。

（三）简单的犯罪构成与复杂的犯罪构成

简单的犯罪构成，即单纯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均属于单一的犯罪构成。具体来说，是指出于一种罪过实施一个行为的犯罪构成。复杂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诸要件具有选择或者复合的性质。它包括：（1）选择的犯罪构成（注：我国学者认为，选择的犯罪构成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同质的选择构成与不同质的选择构成、单层次的选择构成与多层次的选择构成等。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92页。），即法律规定有供选择的要件的犯罪构成，包括手段可供选择，对象可供选择，主体可供选择，目的可供选择，时间可供选择，地点可供选择等。（2）复合的犯罪构成包括行为复合、罪过复合等。

（四）叙述的犯罪构成与空白的犯罪构成

叙述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构成的要件进行了详细叙述的犯罪构成。在采取叙明罪状的情况下，刑法分则条文对于犯罪构成的一切特征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从而为认定犯罪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根据。

空白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构成要件没有明白地规定的犯罪构成。（注：我国学者认为，空白罪状具有以下意义：（1）稳定性，使用空白罪状的规范的范围可以随其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扩大或缩小，但规范本身却无需修改与补充。（2）包容性，指使用空白罪状的刑法规范可以包容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3）超前性，指使用空白罪状的刑法规范既可以适用于已经产生的犯罪，也可以适用于将来可能出现的犯罪。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1页。上述空白罪状的意义同样适用于空白犯罪构成。）在采取空白罪状的情况下，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是由刑法直接规定的，而是需要通过参照法律、法规才能得以明确。

第4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犯罪心理 犯罪 刑事一体化

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中，也应当对犯罪心理学与刑法学和犯罪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对于犯罪概念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整合。但是，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单纯为了“刑事一体化”而将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照搬到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不但会使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失去其自身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且将会对“犯罪行为”这一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做出不必要也不应当的限制，从而导致犯罪心理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研究视角的片面性。因此，对于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犯罪概念，应当有本学科自身的定义界定。当然，笔者并不是对“刑事一体化”持反对意见，事实上，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对犯罪概念进行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界定与“刑事一体化”的要求并不矛盾，“刑事一体化”的要求也并不是将各学科的相关概念进行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应当在“刑事一体化”进程中，将各学科的相关概念进行整合，发现其一致性和个别性，明确相关概念在界定和使用上的相对逻辑关系，不但要从各学科自身的角度对犯罪这一重要概念进行界定，而且应当从整个刑事法学研究的视角对该概念进行全方位各种角度的探讨，这样才可以真正避免学科之间对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

首先，在刑法学研究领域，对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解，而且从各国立法实践上看，不同国家对于犯罪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德国、日本学者通常认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的、有责的行为。”但是，“作为规范学科，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这是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概念的形式定义，虽然近年来关于犯罪本质特征的争论此起彼伏，但学界对此概念的定义本身却争议不大。”此种观点对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刑法学的研究目的与学科任务上看，刑法学更加注重对于行为人的有罪与无罪的认定，或者触犯的是此罪或是彼罪这类问题。因此，在刑法学中，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由刑法（且只能由刑法）严格明确。罪刑法定这一普遍公认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刑法学界得到不容质疑的肯定，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惩罚性与严厉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罪名刑罚的确定上必然要求严格的法律主义，并且对事后法（溯及既往）、类推解释和绝对不定（期）刑也都要求严格的禁止，举例来说，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是14周岁，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未满14周岁，其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即使该行为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或者即使其仅差一天甚至一小时未满14周岁，该行为人仍然不能受到刑事处罚，因而其所实施的一切行为仍然不可能构成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如果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严格一致，那么关于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恐怕难以纳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事实上，在刑法学意义上，年龄是否已满14周岁是一个严格的划分标准，这一方面，是基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对于法律的认知和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方面确与成年人不同；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虽然对于在刑法中刑事责任能力采取的这种“一刀切”式的法律规定，在理论上是缺乏合理性的，但是鉴于刑法实务操作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测量与认定在目前也没有较为权威的标准与方法，所以也只能采用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了。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仍然以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学科的犯罪概念，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许多认定罪与非罪时具有数额要求的罪名上。例如，盗窃罪或者侵占罪，虽然各地的数额标准各有不同，但是都会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达到该数额的，就应当认定为犯罪，而未达到的，则不认为是犯罪，假设某地的数额标准为2000元，那么盗窃2000元整的行为人就构成了盗窃罪，而且盗窃了1999元的行为人虽然在数额上只有1元之差，却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这种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在刑法学上是可接受的，出于具体的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考虑，这种罪与非罪的界定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应当的，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这种以数额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显然也是缺乏合理性的。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界定的，这也是就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但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即将达到而尚未达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如杀人、抢劫等严重越轨行为（此处为了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做出区分，而采用“严重越轨行为”的表述方式），其行为性质与心理状态与14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同样的，盗窃2000元的行为人与盗窃19999元的行为人在行为性质与心理活动方面甚至可能是几乎相同的，因而都应当作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研究，如果犯罪心理学以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理论研究上的犯罪概念。那么，对于上述例子中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严重越轨行为等，都将无法纳入本学科的研究视野，这是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进行的不必要也不应当的限制，所以犯罪心理学应当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综合考虑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对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进行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界定。

与刑法学对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与角度相比，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则更关注个体行为人基于特定心理基础或者受到特定的外界刺激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进而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影响的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考查角度。由此可见，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虽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却与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简单来说，可以认为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的界定都应当是一种广义上的犯罪概念。当然，在当前的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也可谓五花八门，目前还未出现学界公认的通说，如罗大华老师在《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中指出：“犯罪是刑法学的概念，一般定义为危害社会的、触犯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犯罪心理学中‘犯罪’的概念须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相一致。”梅传强老师在《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一书中也对犯罪的概念做出了界定：“犯罪心理学（Criminal Psychology）中的‘犯罪’概念，可以表述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运用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不认可且不能容忍的方式满足自己折需要，严重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流价值，依法应受到相应的刑罚惩罚的行为。’”还有国外的学者，如Ronald Blackburn在其《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中指出：“犯罪是一个法律概念，‘犯罪（crime or offence）是指一种可能引起刑事诉讼的法律过错行为（legal wrong），这种刑事诉讼可能导致刑罚。’”由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研究者在追求形式上的“刑事一体化”过程中，忽视了本学科应当具有的研究视野与角度，将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犯罪概念照搬到犯罪学或者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来，但是在自身研究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在广义层面上使用犯罪的概念，因而造成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问题；而相对地，另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视野与角度的不同，并且各自对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界定。为了解决上述的理论争议，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当中，对犯罪概念进行恰当的界定，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笔者认为，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首先应当包含的是社会危害性，即一个行为是否被认为是犯罪，应当以其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标准之一。如果是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那么即使该行为不符合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那么即使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也不应认为是犯罪。但是，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犯罪心理学界定犯罪是唯一标准，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也并不是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在具备社会危害性的同时，还必须是具有一般违法性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没有任何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禁止，那么此种行为也不是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违法性并不特指刑事违法性，还包括对于其他各部门法的法律规定的违反。举例来说，在民事法律中，一定数额以下的欺诈行为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因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是不应界定为犯罪的，其根据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并不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调整。换言之，亦即此种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未达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无法容忍的地步，所以，刑事程序也不应被轻易启动。这种观点在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则不应仅看到该民事欺诈行为并未造成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严重后果，而更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的心理状态等。事实上，由于我国刑法对许多罪名的构成都有具体数额的限制，造成许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而仅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其他法律进行调整，因而造成许多在行为上类似甚至基本相同的行为仅因程度上的差异，使得行为人承担了民事或者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这样就使这类行为在刑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都不被认定为犯罪。相比之下，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上述民事欺诈行为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较小数额的盗窃行为、侵占行为、行为、轻伤以下的故意伤害行为等，无论是在违法性还是社会危害性方面，都是可以且应当界定为犯罪的，而不应仅根据其是否触犯刑事法律而对该行为界定为犯罪与否。当然，不可否认，上述各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比，的确具有一定的程度上的差距，正如上文提到的，其并未达到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样应当看到，上述的各种违法行为有许多都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雏形或称幼苗，如果在这种犯罪的初始形态或者发展形态下对其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则很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上述行为会转化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亦即犯罪心理学中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举例来说，当一个行为人挤上公交车准备实施扒窃行为时，他可能并不知道此次盗窃可能收获的赃款数额，而在其实施了扒窃行为之后，我们才可以根据其所得的赃款数额对这次的行为界定为是否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是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在公交车上进行扒窃行为本身就已经可以认定为是犯罪了。因为，此种行为不但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至少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即使其此次盗窃行为一无所获，也并不妨碍其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被界定为实施了犯罪行为，所以无论行为人最后所得赃款的数额多少，均不影响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同样的，在民事领域，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使对方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此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民事欺诈，以合同诈骗为例，行为人假借订立合同，欺骗对方当事人以获得利益，在其实施诈骗行为的时候，也可能并不知道此次欺诈行为可能收获多少赃款，如果对方当事人较为谨慎，没有轻易上当，则欺诈者可能一无所获。但是，如果对方当事人防范意识不强，则有可能上当受骗。但是，又如果该被害人被骗的金额较少，则可能只能构成一般的民事责任，而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上述的欺诈行为虽然仅构成了民事责任，但是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都是明显存在的，因而也并不影响对其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当然，上述观点可能在刑法学领域被视为主观归罪的倾向，这其实是由于刑法学研究与犯罪心理学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造成的偏见，在刑法学领域，其学科特点和研究目的在于使刑罚更加合理化与人性化，慎用刑罚已经是各国刑法学界普遍承认的价值取向。在此种情况下，必然要求在刑法学研究中坚持客观归罪的要求，即不仅要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各种构成要件作为其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更要看其实施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是否严重到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程序对其进行调整。仅从刑法学研究意义上看，笔者是赞同这种看法的。但是，在刑法学界，也同样有着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理论争议，亦即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其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行为规范的违反。此种理论争议其实影响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由于犯罪心理学更多关注的是个体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而不是其在刑事法律上是否造成了足以被判处刑罚的具体罪名，更应关注的是，行为人实施一个违法行为时，其对于行为规范的违反，而不是该行为在客观上对法益造成的侵害程度。因而，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对于实质违法性的理解更侧重行为无价值的理论取向应当是合理的。易言之，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更应侧重的是犯罪行为而非犯罪结果，所以这并不是对刑法学上客观归罪和结果无价值理论的反驳，而只是两个学科间研究角度的差异造成的侧重点的不同。

参考文献：

[1]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梅传强.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3][英]Ronald Blackburn著.吴宗宪，刘邦惠译.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4]邱国梁.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与运用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

[5]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

第5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犯罪心理概念在英美法系的发展可以初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它的发展与成熟代表了普通法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同时，犯罪心理概念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直接导致了英美法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形成。当代美国刑法学界对其进行了合理的改造，改造的结果使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更现实，并且致力于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因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英美法系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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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犯罪心理的早期特性

（一）犯罪心理的萌芽—阿尔弗雷德法典（The Laws of Alfred)

早期的英格兰封建法律体系没有系统的犯罪心理概念，当时的不列颠岛最主要的法律渊源是盎格鲁萨克森习惯法，具有浓厚的原始法律气息，法律关系也相对混乱。{1}从总体上来看，其首先承认了犯罪行为的法律地位，通常以严格责任抑或身份责任为原则来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并没有多考虑犯罪人的心理活动。直到公元9世纪，英格兰进入中世纪相对成熟封建社会时期，当时的英国君主阿尔弗雷德大王结合日耳曼习惯法和新兴的基督教思想制定了被认为英格兰法律史中最典型的封建法律—阿尔弗雷德法典，其中“蓄意”(willfully）被列入法律规定之中，这是首次在犯罪认定过程中出现了有关心理要素的要求。但英美法律通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心理概念在此时并不存在。{2} (P635）因此，该法条仅是犯罪人主观心理的萌芽，代表了英美法系未来认定犯罪的方向，在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性使用的法律规范。

（二）犯罪心理的初步法律化—宗教法的贡献

罗马教廷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和兴起，基督教伦理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力逐步加深，基督教义被欧洲各国奉为圭臬，宗教裁判所的势力也随之扩大，并且开始基于宗教教义制定相关的法律以规范宗教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文明对刑法基本观念转变产生了主要的促进作用，犯罪与刑罚不仅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外在暴力与反暴力，而且是犯罪人由主观罪恶到消除主观罪恶的过程。{3}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成为了犯罪心理发展的重要源泉。11世纪中期，在罗马教会的宗教忏悔活动中，犯罪心理的雏形开始出现。教廷所依赖的最主要资源是圣经，教廷所做的工作是将圣经中的相关训诫演化成为宗教法律进行裁判的基础。圣经中所阐述的灵魂之恶初步演化成为现代犯罪心理的概念。在这个时期，两位学者对英国刑法犯罪心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是奥古斯丁（Augustine)，他首次使用犯罪心理（mens rea）一词来概括道德层面上的邪恶，即“邪恶的动机带来邪恶的行为，善意的动机带来善意的行为”，该原则成为宗教裁判所处理犯罪事务的基本准则。二是 13世纪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Bracton )，他明确提出了犯罪为有意识之伤害的法律原则，并确立了多项新的刑法审判标准。这些现代刑法标准的确立表明犯罪心理在普通法体系刑法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代表着英国刑法改革的推进力量。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也标志着犯罪心理正式登上了英国刑法体系的历史舞台。

（三）科克改革—犯罪心理地位的确立快速

到了16世纪，由于教会法以及教会裁判所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力，世俗法院的法官普遍吸取了教会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同时被认为是对上帝和国王的双重侵犯，英国的皇家法院开始设立专门的法庭来审理犯罪行为，希望能够完成宗教法律的世俗化。法院在审理普通法中的犯罪开始大量要求有犯罪心理方面的因素，通常用诸如 “恶意地”（maliciously)，“肆意地”(willful)，“故意地”(intentionally)，“欺骗性地”( fraudulently）等来表述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心理及其实施犯罪的动机，随后，为了方便法庭使用，将这些词语统一用犯罪心理（mens rea)进行表述。{2}(P635）犯罪心理在普通法时代确立了其在英国刑法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主要的普通法法院审判犯罪案件的依据。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犯罪心理在刑法中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由于其出发点是以犯罪人邪恶的动机（evil motives）作为确立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本点，17世纪的犯罪心理概念仍然与目前英美法系的犯罪心理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犯罪动机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当时的法官往往将犯罪动机作为决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并容易导致法官不考虑具体犯罪行为和事实做出错误判决的情况。针对法官过分在审判案件中强调犯罪动机的问题，18世纪的英国法院大法官科克（Coke）成为了推动英国刑法发展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看来，刑事责任的确立应该要有事实依据的犯罪心理而非通过犯罪动机推论而出的潜在的犯罪心理。犯罪心理是而且必须是与犯罪行为相对称的思想活动。谋杀罪的犯罪心理应该包括明确的恶意（actualmalice）以及暗含的恶意，{4}而非基于犯罪动机而推定出的恶意，两种恶意必须由当事人的行为加以表现或从法条含义中推出。在其努力下，英国刑法体系中终于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犯罪心理学说。此后，英国法院在科克理论的基础之上开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现代的犯罪心理观念。在Regina v. Faulkner的判决中，犯罪人因他企图盗窃船上的财物时，具有纵火烧毁该船只的不正当故意（wrongfully intent)。{5}(P501）这被认为是将犯罪心理的地位通过普通法判例形式加以确认，现代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心理正式成为了英国刑法中认定犯罪的重要标准。更为重要的是，犯罪心理在刑法中地位的确认带动了英美法系自身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形成，即“没有犯罪心理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二、近代美国刑法理论对犯罪心理的承继与发展（一）犯罪心理具体形式之法典化改造美国刑法在认定犯罪过程中，遵循科克格言，同样强调主客观相统一，但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犯罪心理所具有的普通法传统导致了在认定犯罪过程中的困难。由于在英国的普通法中犯罪心理具体概念一直没有法典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方式加以把握，特别是对于犯罪心理相关表现形式与犯罪动机应该如何正确区分以及如何界定道德上的恶意与法律上的犯罪心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是英国普通法在刑法领域的主要弱点之一。为了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恰当的对犯罪心理进行具体认定从而排除犯罪动机决定论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美国刑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希望将犯罪心理进行法典化改造，以此来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标准。犯罪心理的法典化改造是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了美国刑法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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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美国刑事法院的审判活动中，部分法官已经开始将犯罪心理与犯罪动机通过相关判例加以明确的区分，提出了著名“动机无相关性”理论，在州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的论述中，明确指出了作为犯罪心理要素的犯罪故意应该与犯罪动机有着严格的区分，二者在认定过程中不能加以等同。在此基础上，美国法律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制定的模范刑法典（modern penal code）成为犯罪心理法典化的重要标志。为了避免犯罪心理的模糊性，法典的起草人将犯罪心理统一为四种可罚性心理要素，即“故意（intent)、明知（knowl-edge)、疏忽（negligence)、轻率（recklessness)”, {6} (P81）并规定除了严格责任犯罪之外，其他犯罪行为的认定一定要具有其中之一方可确认行为人有责性（culpability)。在模范刑法典的基础上，大多数州的刑法典都以此为标准开始将犯罪心理规定于法条中。在美国刑法犯罪心理具体形式法典化之后，刑事司法行为也因此产生了重大的变革，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往往要考虑该定义来判决，普通法适用过程中所经常引起争议的犯罪动机决定论得到了避免，犯罪心理与犯罪动机也因此得以区分。在此基础之上，美国刑法也进一步明确了犯罪心理与普通道德恶意的区别，在模范刑法典中首次在认定犯罪过程中不要求认定犯罪人自身是否有邪恶意图（evil-ness)，而是将证明重点转向证明犯罪人对自身行为的法律认识之上。{7}(P21)由于模范刑法被美国刑法学界认为是理性的刑法典，因此，美国刑法学界正在逐步通过犯罪心理具体形式法典化进行自我完善，希望能够克服普通法自身的弱点。（二）犯罪心理证明标准的确立

尽管在美国刑法体系中犯罪心理各个形式已经通过成文法律加以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对这些犯罪心理形式进行合理的确认仍是一个难题。目前的犯罪心理证明与美国司法体系中所流行的法官自由裁量制度密切相关，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在证明犯罪心理诸要素的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运用自由裁量权，要求通过推知（infer）的方式去证明犯罪心理的存在，进而决定该行为是否可归责。推知要求具有合理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的运用要基于正常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基础之上，即要求在法律推知过程中要抱有平常的意识。{8} (P521）在美国司法体系之中，为了能够保证适用犯罪心理的一致性，要求在审判过程中对刑法法条的犯罪心理概念不能进行延伸理解以及超常理的特别理解。这种平常的意识往往体现在对犯罪嫌疑人自身行为推知上，在大部分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无法通过被告人的陈述直接证明出其心理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因此，美国刑事司法审判更加注重于从各种间接证据中进行推知。在推知的基础之上，为了进一步强化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确保认定犯罪行为的准确性，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确立了自身的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同时发生原则（concurrence)，据此将刑法中的推知行为与刑法中的犯罪行为结合起来。同时发生原则是传统的普通法认定犯罪的原则，但在英国普通法实践过程中无法将道德之恶与法律上的犯罪心理相区分，导致了所谓的转化故意问题（ transferred intent）甚至犯罪心理转化（transferred mens rea)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对该原则进行了刑法上的改造，其主要强调的是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所存在的法律认定上的对称性，二者要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坐标之中，强调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犯罪行为推知的过程中，要认定犯罪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犯罪行为能够归因于犯罪心理而不仅是道德上的恶意。在推知的过程中，对称意味着必须把二者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unity)。如果二者被证明无法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那么将不被认定为是犯罪。而且，在认定二者是否同时发生的过程中，同样应该对犯罪人的行为和心理构成以平常的感觉去认识，还要注重对犯罪人行为以及相关环境进行分析。所以，二者的对称性是结合了伴随的环境以及与事件相关联的背景而产生的对称。快速

推知以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为前提，要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要做到对犯罪嫌疑人“宽和”( levity)。这代表了美国刑法发展中人性化的一面以及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的重视，在刑法发展的历史中，刑法应该如何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思考贯穿始终，保护人之基本权利是刑法学者所致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得到了刑法理论界的确认。{9}在当代美国刑法实践之中，正是通过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心理要件的过程中贯彻宽和原则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三、犯罪心理完善时当代美国刑法的影响

从英美刑法犯罪心理发展脉络以及当前美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来看，其反映了美国刑法一直所遵循的为司法实践服务的价值取向，强调刑法理论之实用性，以刑事司法经验为逻辑起点；强调刑法实践之程序性，认定犯罪要通过法庭控辩程序排除各种合法辩护事由才能最终完成。{10}(P4）在这样的价值指引之下，犯罪心理在美国刑法中的完善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即犯罪心理的完善有利于英美法系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发展。美国犯罪心理理论将科克所提倡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美国刑法特点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增强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刑事司法上的操作性。我们认为，科克格言代表了英美刑法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整体性理解，美国犯罪心理完善的过程则表明美国刑法学界如何将该整体性理解与美国当代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从犯罪心理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英美法系刑法致力于区分道德之恶与犯罪之恶，犯罪动机与犯罪心理，希望对犯罪心理进行合理的定位，使得能够更加科学地确认犯罪。然而，通过普通法自身框架无法很好的实现这一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存在着认定模糊的问题，这也导致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英美法系中缺乏实际操作的确切依据。犯罪心理法典化以及认定标准的提出避免了在认定犯罪心理上的模糊，合理的解释了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空间所应该具有的对称性关系以及明确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证明标准，为美国刑法学提供了一条实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合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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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心理理论完善基础上，英美法系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也体现了平衡效率与公正的趋势。公正与效率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范畴。公正被认为是刑法价值构造的基石，{11}“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12}(P31-32）在英美刑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官的能动性以及普通法的灵活性被现代法学界公认具有很高的经济逻辑，因此可以保证刑事案件审理的较高效率。但因缺乏有效实体性法律的支持，也长时间遭到对其公正性的怀疑。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处理效率与公正的冲突是英美法系刑法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美国的犯罪心理理论以及相关的实体设计，体现了美国刑法希望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中平衡公正与效率的趋势，即一方面继承了普通法所具有的灵活性，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仍能通过行使有效的自由裁量权来保证刑事案件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对犯罪心理概念的法典化改造和证明标准的确立，将犯罪心理概念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现实化，通过解决英美法系中长期存在的无法正确区分道德的恶意与犯罪心理的恶意、犯罪动机与犯罪心理界限等阻碍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贯彻的问题，避免了普通法在认定犯罪问题上的模糊性，同时提倡运用宽和原则来避免在审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侵犯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情况，从而保证刑事案件审理的公平和公正。

综上，我们通过对犯罪心理概念的历史考察，总结出其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发展的影响，厘清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美国刑法中如何实现的问题，虽然在法律制度设计上与我国刑法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我们可以发现，在两种刑法理论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都被通过不同的方式加确认。因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在现代刑法中的基础性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应该通过比较法的视角，特别是着眼于目前国内研究有限的英美法系刑法去继续深入对该原则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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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犯罪构成要件；内涵界定；理论重构

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探究

犯罪构成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l3世纪意大利纠问式程序中的“犯罪的确证”概念。在这种纠问式诉讼程序中，法院首先必须调查是否有犯罪存在(一般审问，或称一般纠问)。在得到存在犯罪的确证后，才能对特定的嫌疑人进行审问(特别审问，或称特别纠问)。但是这时的犯罪构成仅只有诉讼法的意义。直到l9世纪初，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才明确地把犯罪构成引入刑法，使之成为一个实体法概念，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融入了他参与制定的l8l3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该刑法典第27条规定：“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这以后，关于犯罪构成及其要件就一直成为有关理论界反复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对犯罪构成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学者贝林格。贝氏强调，必须以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中心来建立犯罪的概念，即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任的并对此有适合的处罚规定和满足处罚条件的行为。其后，麦耶尔将贝氏的犯罪概念简化为：犯罪就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而归责的事件。尽管贝氏理论受到了后来的新构成要件论者、目的行为论者等的批判，但“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是得到广泛承认的犯罪概念，“构成要件一违法一责任”三段论体系是最普遍流行的犯罪论体系。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之外，美国刑法的犯罪定义由各具特点的要件构成。带有普遍性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结果、因果关系、情节和刑罚。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双层次性：实体意义上的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实体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是包含在犯罪定义之中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犯罪定义之外的责任条件和政策性危害则是诉讼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要件。

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皆不相同，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特拉依宁提出，“有一条基本原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即行为只有符合分则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才能受刑事惩罚。”1954年和1955年，《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关于犯罪构成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将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定型为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1)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行为(犯罪)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这些要件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2)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分为一般客体(一切犯罪都侵害的客体)、同类客体(一定种类的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和直接客体(每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客体)。(3)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危害社会行为的客观特征，包括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犯罪的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问的因果关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此外，还有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4)犯罪主体，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5)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在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此外，还有目的、动机等。(6)每一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危害社会的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的统一。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最初是移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50年代后期犯罪构成理论遭到全面否定，直到1978年以后刑法学界才重新开始讨论犯罪构成的理论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与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架构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其中的理论性发展是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每个子系统又有各自的复杂结构，自成系统。

二、问题之提出

从犯罪构成的理论发展和各国先行的立法、司法状况我们不难看出犯罪构成理论的构建目的和意义只有两个：一是为司法实践者在对犯罪的确证过程中提供一个客观，公证，经济、简便的科学定罪模式。二是使法律适用者必须遵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到最大的保障。如果一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建构只是为了建构一个与众不同犯罪构成体系，那无疑是毫无意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可以说是一国刑法学的核心，各国都有自己的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从前面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探究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学说主要有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双层次构成模式、以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以德、日为代表的递进式构成模式和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和我国为代表的耦合式犯罪结构模式。仔细分析三种不同的犯罪构成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结构模式反映了不同的犯罪确证过程。

美英的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将定罪的过程分为本体意义上的定罪和诉讼意义上的排除，其是和本国的审判模式分不开的，英美的审判模式属于对抗式诉讼模式，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只是消极的裁判者，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完全是通过控诉双方在诉讼中的控辩行为完成。因此其将犯罪构成分成两个层次，这种定罪模式应当说是和其审判模式匹配的。

德日的递进式构成模式同样是和大陆法系的审判模式分不开的，大陆法系采用的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中法官居于主导地位，对于犯罪的确证完全靠法官依自我正常的的思维逻辑完成，而立法者认为：“对于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者来说他一般对于犯罪的一确证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将责任范围逐渐收缩(排除合法、排除无责)反映‘定罪过程’的过程”，所以二者同样相符。

前苏联和我国为代表的耦合式犯罪构成模式是适应阶级专政需要，静态反映‘犯罪规格’的平面整合结构式。这种模式一方面继承了大陆法系的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又将犯罪构成的各要件平面化，使这些要件的内涵要素彼此含混，互相联系，相互依存，互成整体的，对某一个要件的判断都会而且必须要有对其它要件的评价参与方可完成。其实质就是将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分而论之，然后加以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共存关系，即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只有四个要件全都具备了，才说得上是犯罪构成的要件，这似乎就使得对每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一次性的评价都可能及于对全部要件的评价。应当说耦合式犯罪构成模式其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刑法学理论是有起历史贡献的，其对犯罪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总体上说也是周密的。但由于其耦合式的结构特征，使得司法实践中适用这种模式对犯罪进行确证复杂化，加大法官的劳动量，浪费司法资源，同时也客观上加大了犯罪人及其亲属、广大群众对于判决中犯罪确证理由的理解难度和认可度。这对于刑法发挥它的教育和一般预防功能是不利的。同时客观上也给犯罪嫌疑人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角度为自己进行抗辩提高了难度。这种构成理论的含混关系的存在与犯罪构成理论提出的初衷：“保障人权和科学化，明晰化、简便化定罪过程是不相符的”。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现行司法界及学理界对于传统犯罪构成程理论的不满。居于此，本文将从犯罪构成的概念及意义出发，试图对我国犯罪构成各要件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重构。

三、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缺陷的分析

(一)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评价重复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它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与其他构成要件相并列，没有犯罪主体就没有犯罪构成。对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组逻辑分析，来看其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共识，法律只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规范，一个犯罪行为的存在从逻辑上说，其必然是有其实施者的。即所谓行为只能是人的行为，犯罪人也只能是实施了危害行为的人。

有危害行为存在，就必然有其实施的主体存在，所以从构成要件来说，只要我们将行为纳人构成要件，其实质也等于是将主体也包含了进去，如果将主体再单列出来进行评价，其实相当于进行了重复评价。再来分析我国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理论，我国犯罪构成犯罪的客观方面所指的行为是指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身体动静，从这一概念我们也不难看出，我国犯罪的客观要件的评价同样也包含了对主体的评价。

因此，如果我们如果将犯罪主体纳入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理论对犯罪主体所作的解释，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同样我们在对主体进行审查的同时，对行为的评价也包含其中，仍然是重复评价。而重复评价无疑是加重法官和检查官处理案件的劳动量。

(二)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评价重复

我国刑法理论对于犯罪主观方面是这样界定的，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结果所保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犯罪目的和动机。其中罪过是犯罪主观方面不可或缺的内容，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不但给故意和过失下了非常明确的定义而且还进一步对故意和过失两种过错形式作了分解。认为他们应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所谓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是否有认识和认识能力。如有认识和认识能力就满足了认识因素。这里是否有认识和是否有认识能力则完全取决于行为人行为时的精神状态，以及行为人行为时的年龄，身体状态等。而这是属于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要素的评价范畴。这样其实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观方面在刑事责任的评价上无疑又是产生了重复。

第7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摘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关键词：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刑事侦查 应用

1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针对犯罪嫌疑人异于其他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通过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等各方面的信息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近几年，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渐渐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手段。

1.1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兴起是侦查领域里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也许，自从有犯罪现象发生的一天起，心理学就一直被类侦查人员或侦查人员应用于他们所遇到的各种与刑事侦查有关的工作中。但无论如何，由于这类侦查手段未广泛应用，这还不被认为是一种专门的刑事侦查技术的手段。但是，有人试图将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知识应用于司法方面得益于犯罪心理学、行为科学、犯罪学等这类学科的慢慢兴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也由此产生。

1.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定义。通俗的来讲，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根据犯罪人在犯罪现场所遗留的物质痕迹进行心理分析，是全面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依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并涉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寻找犯罪嫌疑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而破案的一种刑事侦查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有人将其定义为“建立在其所实施的犯罪分析基础之上的个人主要行为和人格特征”。这一定义不仅从犯罪心理画像的结果入手定义了犯罪心理画像，强调了犯罪心理画像的任务在于辨认犯罪人的行为和人格特征，而且还指出了犯罪分析――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基础。

1.3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中国的出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部门正式成立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取得了不少重大的成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州立联邦机构和执法机构大都设立了这样的心理画像的部门。北美洲加拿大，欧洲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的执法部门也设有专门的画像部门，有专门从事心理画像工作的工作人员。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们已经逐渐掌握了一套根据犯罪现场痕迹,来探究分析罪犯嫌疑人的心理，从而勾画处案犯外貌及形象的方法。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性格和行为特征之间关系数据库的逐渐成型，这门技术就会成为真正的刑事侦查科学技术。而随着中美两国执法机构交流的逐渐加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技术，在我国得到推广运用并极大促进了我国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

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应用

2.1 人们起初对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运用的看法。一种新的技术，一门新的科学，当它还不成熟时，人们对它难免产生各种疑虑。而且，犯罪刑事侦查领域对指纹、足迹等痕迹的检验测试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是必须用科技手段进行实证的，用于刑事侦查的技术手段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人们会这样怀疑，这种可以被称为艺术的方法是否能在刑事侦查的领域上派上用场呢？所以人们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尚在襁褓中的“轮廓描绘的艺术”的新生儿，当然不会达成共识。但随后的事实证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具有很大作为，并且很好地推动了刑事侦查手段的不断进步。

2.2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刑事侦查领域的应用。顾名思义，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与犯罪心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刑事侦查。可以这样说，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是随着刑事侦查手段的发展而产生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并不是犯罪心理学家的主观臆断，而是犯罪心理学工作者在总结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它是科学的，客观的，不是凭空杜撰的。

二十世纪末，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搜索痕迹进行追踪，一直是一种很重要的刑事侦查的手段。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发展使刑事侦查又多了一种侦查手段。犯罪个性心理特征是犯罪分子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犯罪经历中渐渐形成的，与他的工作、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方面关系密切，这种心理特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并成为了一种行为定势。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这种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就会通过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从而留下心理痕迹。这构成了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心理画像技术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将其进行了新的拓展。从思维过程上，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心理，反之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所处环境而达到从犯罪行为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

因此，对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加以分析，描绘出犯罪心理特征，对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犯罪心理画像对侦查而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研究并扩展刑事侦查能力的问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该技术采取从犯罪行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从犯罪心理分析犯罪人的外部生活环境从而达到从犯罪行为来认定犯罪人的研究思路。心理画像技术改变了过去研究罪犯原因的侧重点心理痕迹因人的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影响和制约，利用倒置的犯罪心理学的原因论，只要我们正确运用心理痕迹理论与现场物质痕迹进行联系分析，再狡猾再顽固的犯罪分子也抹不去自己的心理痕迹，就能突破传统侦查手段的瓶颈，就能够非常传神地勾勒出罪犯的心理画像，提高打击犯罪的效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准确地认识与评价侦查中犯罪心理画像的应用价值非常重要，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不仅将使刑事侦查对犯罪嫌疑人的分析更趋于完整并科学化，也是刑事侦查可支配的一笔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1］ 于文菲.犯罪心理画像中的行为分析对象及方法［J］.［期刊论文］-金卡工程,2010

第8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在大体相当的法律结构基础上，因文化的差异，德日、英关和中俄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显著不同。三者的外在形态、逻辑结构和文化特点差异颇大，但其基本功能大体相当，各有其道理。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经过长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我国不宜全盘移植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或英美双层次要件模式。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犯罪构成四要件模式的内在理论结构，是我国当前相关理论争议的合理出路。推进我国刑事法治，有必要注重刑法机制之刑事一体化理论知识形态。

 

    引言：基本概念与问题缘起

犯罪构成结构，即成立犯罪诸要件的组合形式，它可分为两种，即法律结构和理论结构。前者即法律规定的（罪刑法定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组合形式；后者即理论上建构的（刑法解释学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组合形式。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也可视为犯罪论体系。德日、英美、中俄等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法律结构大体相当，[3]但理论结构差异显著。

随着国外两大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引介而人．我国刑法学界对相关理论体系（尤其是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进而对其合理之处有所体悟。于是，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全面移植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以替代我国的四要件模式，从而实现我国大陆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全面转型。对此，我国大多数刑法学者持反对态度。反对者的基本立场大体为：我国的四要件理论模式与国外两大法系之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模式皆为根植于其各自法律文化土壤中的理论模式，各具特色，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且各已为各自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适就，虽可相互借鉴，但不宜全面移植，否则会“水土不服”——全面移植的“革命性”方案有失于对我国大陆本土法律文化资源的深切考虑，不可取。wwW.133229.coM

有比较，方能有所鉴别。本文拟从三个不同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的外在形态、逻辑结构、文化特点和出罪功能等四个层面的比较中，发掘其中的道理，寻求我国刑法学相关理论争议的合理出路。

一、外在形态之比较

（一）德日模式的外在形态——三阶层

就外在形态而言，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由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组合而成的三阶层的结构体系。

（二）英美模式的外在形态——双层次

就外在形态而言，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由犯罪本体要件（即刑事责任基础）和法律辩护事由（即责任充足条件）对合而成的双层次的结构体系。

（三）中俄模式的外在形态——四方面

就外在形态而言，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由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等四方面组合而成的对称性的结构体系。

二、逻辑结构之比较

（一）德日模式的逻辑结构——三阶层纵向递进式的抽象思维逻辑

第一，作为第一阶层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其旨在以抽象肯定的逻辑大体地框定犯罪成立的“典型事实构成要素”{1}，即在一般、典型的情形下，某行为很可能构成犯罪。该阶层反映着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对犯罪圈的初步逻辑划定，它一方面以一种抽象肯定的逻辑对符合相应特征的行为予以纳入，另一方面又将其它不符合相应特征的诸多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以外。

第二，作为第二阶层的违法性（即是否具有排除违法性的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业务行为、执行命令等），其旨在（从客观层面上）考察某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是否符合“更大法益原则”，是否得以排除违法性或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排除违法性的行为也被称为“正当行为”[4]）。如是，则该行为得以出罪；如否，则进入下一阶层的逻辑考察。

第三，作为第三阶层的有责性（即是否具有排除有责性的事由，如精神病态、意外事件、不可抗拒等），其旨在（从主观层面上）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可以排除行为人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的主观罪责（故意和过失）。如是，则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如否，则行为人的行为因具备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等三个层次的要件而成立犯罪。

可见，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看，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一种抽象纳入＋（双层）具体排除的剥笋式的纵向递进的三阶层逻辑结构体系。

（二）英美模式的逻辑结构——双层次的纵向对合式的动态诉讼逻辑

首先，作为正面、积极维度的犯罪本体要件，即刑事责任基础（行为和心态），其旨在以抽象肯定的逻辑将某行为纳入犯罪圈，即“在刑事司法中，公诉一方只需证明被告人行为符合犯罪本体要件，即可推定被告人具有刑事责任基础；如果被告人（一方）不抗辩，犯罪即告成立”{2}。

其次，作为反面、消极维度的法律辩护事由（legal defense），即责任充足条件，其旨在为辩方提供出罪辩护的法律事由，即“在行为特征符合犯罪本体要件时，如果被告人（一方）能说明自己不具有‘责任能力’（responsibility），如未成年、精神病等；或者说明自己的行为正当合法（iustification），不具有政策性危害，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体育竞技等；或者说明有其他可宽恕（excuse）的情由，如认识错误、被胁迫、警察圈套等，便可不负刑事责任”{2}36。

可见，“要成立犯罪除应具有犯罪本体要件外，还必须排除合法辩护的可能，即具备责任充足条件。在理论结构上，犯罪本体要件（行为和心态）为第一层次，责任充足条件为第二层次，这就是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2}36。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看，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一种抽象纳入＋（单层）具体排除的控辩式的纵向对合的双层次逻辑结构体系。虽说英美理论的第二层次（责任充足条件）在内容上大体相当于德日理论的第二、三层次（即违法性和有责性），但前者直接反映出犯罪认定的控辩对抗局势，更具实践性，而后者更为理论化，其对控辩对抗局势的反映不太直接。

（三）中俄模式的逻辑结构——依次判定的横向平展式的真实生活逻辑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源于前苏联，与俄罗斯的理论模式具有大体的一致性。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隐含着两种基本的逻辑顺序：

第一，侦查逻辑顺序：客体——客观——主体——主观。以某人死亡案件为例：（1）人死即刑法所保护的生命权（客体）疑似受到侵害；（2）侦查人员力图查清该人的死亡是否为他人行为所致（客观要件），如否，则无犯罪行为发生；如是，则疑似的客观要件具备；（3）接着，侦查人员力图查清致人死亡的行为是何人所为（主体），以及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体要件），如否，则无犯罪；如是，则疑似的主体要件具备；（4）最后，侦查人员力图查清该行为主体是否是在具有主观罪过（即认识辨别和意志控制的一般可能）的情况下非法致人死亡的，如否，则不构成犯罪；如是，则成立犯罪，同时前述三个要件得以一并确认。

第二，审判逻辑顺序：主体——客观——客体——主观。司法人员首先审查的是被告人是否具备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即主体要件），如否，则指控罪名不成立；如是，则继续审查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受指控的行为（客观要件），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客体要件）；最后，再审查其主观罪过（主观要件）是否成立，如否，则宣告无罪；如是，则判定为犯罪。[5]

可见，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大体是横向的、平展式的，但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逻辑顺序的，其对犯罪成立问题的判定是按照犯罪查证的真实生活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的，因而易于被司法人员所理解和接受。

三、文化特点之比较

（一）德日模式的文化特点——抽象性与精密性

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和精密性。笔者认为，这些文化特点与德日民族思维方式的精密性及其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抽象性，即指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三个层次（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全然是抽象的思维概念，而并不具有具体形象的依托。这种抽象思维概念体系的建构与德日等国家的传统思维习惯（喜欢且擅长运用抽象概念来表达思想）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精密性，即指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三个层次及其内在概念的建构具有显著的精密性。一方面，其概念的数量非常丰富，且其概念的界分非常精细；另一方面，其概念的逻辑建构层层递进，相当严密。精密性是对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肯定话语，但其反面的否定话语即过于繁复、过于精细，以至于不容易理解和运用。甚至于有学者批评其“有唯体系论的倾向，偏离了现实的司法实践”{3}。“各种学说、各种理论，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叫人眼花缭乱。连日本学者都感叹……到处充斥的场景，除了刑法学以外，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3}42

（二）英美模式的文化特点——实践性、简便性与动态性

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简便性与动态性。这些文化特点与英美传统思维方式的灵活性及其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实践性，即指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在长期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总结，将诉讼规则演化为实体法的总则性规范，是判例法传统的产物。换言之，“美国犯罪构成的理论结构是刑事责任基础和责任充足条件的结合，全同于法律结构，即犯罪本体要件和排除合法辩护，理论上的双层次是法律文本两部分的再现（直接反映）。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奠基于传统司法实践（判例法，对抗式诉讼模式，陪审制），同源于刑法立法。美国刑法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结构是实践性的，是法官型的。”{2}200

简便性，即指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具有显著的理解和操作上的简便性。之所以如此，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该理论的正反两层次，一方肯定（纳人），一方否定（排除），相互对合，简单明了；其二，该理论结构是对其法律结构的直接再现，是直接源于实践经验的，并与刑事司法程序相应，便于把握。

动态性，即指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反映着司法实践认定犯罪的动态过程。“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第二层次，以排除合法辩护的形式来充实刑事责任条件，完成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反映犯罪构成是动态的‘定罪过程’，而不仅仅是静态的‘犯罪规格’。”{2}36。另外，在类似的意义上，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和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都具有动态性。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即前者侧重于理论思维过程意义上的动态性，后者侧重于诉讼实践过程（即控辩对抗）意义上的动态性。

（三）中俄模式的文化特点——形象性与对称性

受我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结构具有显著的形象性和对称性的文化特点。

形象性（或直观性），即指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皆源于对刑事案件场境中的实际形象（生活意义上的刑案原型）的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直观抽象，如客体要件乃是对犯罪对象（被害者）的抽象，客观要件（危害行为）乃是对行为人举止的抽象，主体要件乃是对行为人的抽象，而主观要件（主观罪过）乃是对行为人心态的抽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早就成立为一个由“心脏”而“取象比类”[6]的概念——亦是相关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称性，即指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概念之间有着显著的对称性，如主体对客体，主观对客观。这种严整的对称性，显然有助于我国学习者的迅速认识和理解。这一特性显然受到了两方面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一，我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称性的文辞表达方式，如对联、唐诗宋词，“云对雨，月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之类的耳熟能详的对仗文辞，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语言文辞习惯；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质与量、对立与统一、表象与实质、具体与抽象等对称性的基本哲学范畴，随着始于高中阶段以至于博士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培养，其对我国的学术思维表达范式的影响也是相当深透的。

四、出罪功能之比较

出罪功能是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不仅备受关注，而且为我国刑法学界评价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优劣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皆可提供行之有效的出罪机制，但从具体路径上，三者各行其道，各具特色。

（一）大体比较

总体而言，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犯罪认定中“犯罪圈”多层次缩限的抽象思维过程，即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抽象概念层次人手，首先对典型情形下的疑似犯罪行为模型予以抽象纳入；然后再从客观层面考察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即尝试排除相关行为的（客观）违法性事由；最后从主观层面考察相关行为的有费性，即尝试排除相关行为的（主观）有责性事由，并由此而确定相关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从而使“犯罪圈”得以逐步缩限，体现着具有其自身特点的出罪机能。

英美的“犯罪构成双层模式，即犯罪构成方式由两个层次相结合的过程来完成。第一层次侧重体现国家意志，表现为公诉机关的权力，确立行为规范，发挥刑法的维护秩序和保卫社会的功能。第二层次侧重体现公民权利，发挥刑法的保障人权的功能，制约国家权力。两个层次相辅相成，构建美国刑法运行的内在制约机制，体现刑法公正性的价值取向。正（符合犯罪本体要件）反（排除合法辩护）两方面结合完成刑事责任的认定”{12}36。可见，英美模式直接反映犯罪认定的控辩对抗的诉讼逻辑——这是其显著特点（即体现其司法实践性及其与诉讼程序的动态结合性），并以此体现其保障人权的出罪机能和价值取向。

而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从客观层面人手，通过对具体要素的实际形象的直观抽象，横向地划定犯罪成立要素的基本方面。同时，这种横向的划定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严格的查证犯罪的真实生活逻辑顺序。依此逻辑顺序，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逐一划定入罪与出罪的界限，从而体现其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

对比而言，中俄理论实际上将德日、英美理论的纵向性的入罪与出罪功能予以了横向的整合；而德日、英美理论的纵向思维模式实际上将中俄理论的横向性的入罪与出罪功能予以了纵向的分解。笔者认为，中俄理论虽未直接反映犯罪圈缩限的纵向过程，但其横向性的依次缩限结构在功能上与德日、英美理论“异曲同工”。

（二）内在理论资源比较

德日、英美犯罪构成的内在理论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如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社会相当性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和超法规免责事由；英美刑法理论中的充满人性的“可以宽恕”免责概念、不问小事原理（de minimis doetrine）、法律的生命在经验这种实用主义理念并配以控辩对抗式诉讼。同时，两法系“权利外延开放”的理念导致其出罪机制畅通。

而我国目前的相关理论资源相对贫乏，缺乏德日和英美的上述理论学说，因而可以从中有所借鉴——事实上，我国刑法理论正在对此予以学习借鉴。但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是一个饱含着社会情理的概念，与德日、英美刑法理论中的上述理论学说之间有着极大的契合性，[7]可以进行更多、更深的理论开发和实践运用。[8]

五、我国之理论抉择

基于对中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批判，我国一些刑法学者主张废弃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而代之以德日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对此，我们不赞成。结合上文的论述，我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四要件理论的价值

1．理论本身的合理性

冯亚东教授认为：“犯罪构成是由立法者和理论工作者所共同建构的认定犯罪之模型，作为模型之运作意义就在于需要将其同实在的行为相比较……显而易见，被犯罪化的对象欲满足上述要求，就只能是社会生活中完整意义之危害行为：……至少应包含如下要素：一是行为的发出者即行为主体；二是支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即罪过；三是行为本体与伴随状况，即身体动或静及能够决定行为危害性的犯罪结果、时间、地点、方法等；四是行为在社会意义上的具体指向与承受体，即行为本身侵犯了何种权益。犯罪构成模型实际上是对完整意义的危害行为的抽象，而抽象之认识基础自为实然行为之本体四要素。前苏联的刑法学者们之所以建构起平面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及‘四要件说’，自有其道理和实用价值所在。因此我们认为，将犯罪构成的整体模型分解为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方面要件显然符合典型行为的特征，在现阶段中国制度转型的国情及……思维方式的背景下……并无重新构造之当务必要。”{4}

高铭暄先生对此也有一番经典的论说：“深入到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内部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逻辑严密、契合认识规律、符合犯罪本质特征等内在的合理性。可以说，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并不是毫无法理基础的特定政治条件下冲动的产物，而是经过了审慎思考、反复论辩形成的理论精华，其精致程度足可媲美世界上任何一种犯罪论体系。”{5}[9]

2．本土文化的适就性

如上文所论，德日、英美和中俄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皆有其各自的文化土壤根基，各有其合理性。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有其本土文化思维表达方式的基础，如传统的中国文化、业已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同时，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业已为我国数以百万计的法律人所普遍接受和熟练运用，而且基于我国的本土文化思维方式，该理论结构非常易于被我国未来的法律人接受、理解与运用。

“从更具体的情况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所以具有现实合理性，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并无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历史传统……只有以四要件为核心的中国刑法学体系，随着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扎根开花，广为传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强行掐断已经生机勃勃的中国刑法学，再移植进一个完全没有生存土壤的德日犯罪论体系或其他什么体系，是否有舍本逐末之嫌？”{5}6

3．司法实践的适用性

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司法人员大体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四要件理论来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案件问题，而且未见明显问题。“实务界普遍的观点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方便、实用。目前尚未见到有实务界的人士明确提出，由于运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导致重大冤案、错案的发生。”{5}6“近年来，理论界对犯罪论体系、刑法学体系的争论十分激烈，而实务界却反应冷淡，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实务工作者并未感觉到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司法障碍吧！”{5}8

“这种操作方法可称之为‘块块分割，逐块分析，综合评价’。几十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过程基本是按此思路进行并形成定式，它简单易行，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4}356“就解决同一问题而论，越简单的方法越科学。”{4}355同时，通过深入刑事司法实践工作，笔者也并未发觉在刑法（实体法）的层面上，有什么案例不可以通过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来加以合理认定的——虽然有所争议，但实属正常现象。

总之，通过30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检验，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基本可资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纷繁复杂的刑法案例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适用性。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

（二）四要件理论结构的不完善与可完善性

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并非完美无缺的，正如德日理论也从未停止检讨与更新一样——其纷乱局面较我国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刑法学界的相关批评也是不无道理的。但笔者认为，相关的理论结构缺陷也不是不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构架中予以合理完善的。[10]

1．批评之一：四要件内在的逻辑阶位问题

有批评日：四要件理论结构之所以不合理，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四要件并不在同一个逻辑阶位中，而其目前的横向平展式的整合结构模式显然有问题。

笔者认为，四要件理论内在隐含的逻辑结构关系值得注意：一方面，就两两关系而言，主观要件即主体的罪过心态，换言之，主体要件即主观要件的责任能力基础（或前提）；客观要件即针对客体的侵害行为，换言之，客体要件即作为客观要件的侵害行为的目标。也就是说，四要件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另一方面，就总体关系而言，主观要件（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归宿与核心，其它要件（大体可归属于客观层面）是围绕主观要件、为确证其是否成立而设置的思维逻辑过程——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基础，即主观见诸客观——由客观（现象）人手，查证主观（本质）。可见，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可以从纵向维度大体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客观层次和主观层次。[11]其中，客观层次基本为事实判断，主观层次基本为价值判断。只是这种内在的纵向立体性的思维逻辑阶位关系尚未获得我国刑法学界的充分认识和理论建构。[12]

2．批评之二：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与四要件的关系问题

有批评日：四要件理论结构未能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正当行为）有机地纳入，而是将其拼接在四要件逻辑结构体系之后（或之外），其理论结构缺陷明显。

笔者认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一类不典型的现象，但对此类行为性质的分析未尝不可纳入四要件理论结构中予以完成。其大体思路即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有其客观层次和主观层次：一方面，其客观层次可以考虑纳入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予以甄别，即如在正当防卫的情形下，存在着基于维护整体法秩序的防卫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与不法侵害人权益之间的“更大法益”的抉择问题，即相对而言，正当防卫行为并未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或日，四要件中的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具有相对性，即在法益保护冲突的情形下，需要进行相对的价值权衡。说得更简单、直接一些，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基本意思即该行为实际并未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另一方面，其主观层次可以纳入主观要件（主观罪过）中予以甄别，即如与正当防卫行为相关的“客观防卫”和“假想防卫”（或主观防卫）问题，可以归入主观要件的范畴（以认识错误的理论）予以解决。如此，则条理清晰，问题迎刃而解。

同时，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与四要件的这种理论结构上的可融入关系，并不妨碍将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作为一类特殊情形放置于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之后予以独立探讨。

3．批评之三：《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与四要件的关系问题

有批评认为：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规定与四要件的理论结构关系不顺，即在四要件判定之后，还要再进行一次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判定——带着一个逻辑的“尾巴”，四要件理论结构不够严整。故而有学者甚至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13条但书之“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具有我国刑法特色的出罪性法律规范。该但书规定反映了我国刑法之犯罪概念是定性维度和定量维度的结合。根据我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关系，即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或系统结构化，二者形式不同，但内容范围相同。申言之，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机制并非在于犯罪构成结构之外，而是在于其内，是对我国刑法规定之犯罪构成结构中内含的定量因素的一般概括——有学者关于“我国刑法情节弥漫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中”的感受即为此写照。同时，罪与非罪的认定其本身就是包含着一种基于社会情理（笔者认为，社会情理是法律规范的内在精神实质）[13]的综合价值评判——英美刑法之正当程序原则和德日刑法之社会相当性理论即包含着这一精神。与正当程序原则及社会相当性理论相应的我国刑法的近似话语即情节。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规定，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及其出罪机制而言，其意义非常重大，其中包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正当程序原则或社会相当性理论，断然不可废除。[14]因此，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定性模型）的判定之后，再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之规定，对犯罪构成中所包含的情节（定量因素）进行一番排除性（或出罪性）的综合价值判断，非但不妨碍四要件理论逻辑结构的严整性，反而更为科学。[15]

总而言之，因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对本土文化的适就、业已经过长期刑事司法实践的检验以及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构架中予以合理完善，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不宜废弃——那种代之以德日或英美理论的全盘移植方案绝非上策。结语：注重刑法机制之刑事一体化理论知识形态

德日、英美抑或中俄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建构或理论批判，其宗旨无非在于促进刑事法治建议。为此，我国刑法学者已经在刑法（刑事实体法）理论（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上投入了相当巨大的学术精力。然而，刑事法治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一个刑事一体化的问题，它至少涉及到刑法（实体法）、刑事诉讼法（程序法）、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政治环境等4方面的问题，是4方面综合关联、动态运行的状态及结果。刑事法治需要4方面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而我国刑法学者多倾向于将我国刑事法治的问题过多地归咎于刑法（实体法）的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的不完善。如果注意对我国刑事法治实践状态的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导致其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刑事实体法的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

对此，我国刑法学者所需要做的是，在刑事实体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去关注、联系和综合其它刑事学科的知识，注重刑法机制，逐步实现我国刑法知识的一体化式的动态化的转型，并从而更为实际、更为系统化、更为深层次地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程。所谓刑法机制，即刑事司法机制。它是一种基于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立场的、注重刑法动态运作状态及效果（即关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内在关联性）的、刑事一体化的理论知识形态。就我国刑事司法机制的现状而言，注重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实体与程序）的深度融合，注重刑事司法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显得尤为紧要。“刑事一体化”恐怕是“中国刑法的知识转型”{6}的重要方向，而局限于刑法学（刑事实体法学）内部的理论重构恐怕只能收效甚微。

 

 

 

注释:

  [3]有关的具体论述，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9—100．

  [4]英美刑法的相关概念，如“正当化的行为”（justified behayior）、“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

  [5]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我国犯罪成立的定性还要结合“情节”之定量指标体系来予以综合判定。

  [6]关于“取象比类”的中国传统哲学方法，参见：吕嘉戈．中国哲学方法——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56．

  [7]换言之，德日、英美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上述理念与我国刑法情节中的社会情理的精神内涵大体一致。

  [8]相关的详尽论说，参见：高维俭．我国刑法情节之辩证与实质（g）／／高维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之检察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16—136．

  [9]在该文中，高铭暄先生从历史合理性、现实合理性、内在合理性和比较合理性等四个角度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

  [10]黎宏教授的基本观点与此大体一致。参见：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j）．法学研究，2006，（1）：32—51．

  [11]张明楷教授也提出了所谓的“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参见：张明楷．刑法学（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8．；李立众，吴学斌．刑法新思潮——张明楷教授学术观点探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6—143．）值得指出的是，张明楷教授理论的实质是对我国四要件理论的基本否定，更接近于德日理论，或者说是德日理论的翻版；而笔者的理论是对我国四要件理论的内在理论结构的理顺和完善，是对四要件理论之合理性的尊重和坚持。

  [12]关于四要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的核心”的观点及独到论说，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7—282．

  [13]关于该观点的具体论述，参见：高维俭．前言：本研究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构架（g）／／高维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之检察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3．

  [14]相关的有价值的论说，亦可参见：王政勋．论定量因素在犯罪成立条件中的地位（g）／／梁根林．犯罪论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0—68．

  [15]陈兴良教授的《本体刑法学》建构了一种“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构成体系，与笔者的上述理念较为近似。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2003，（秋）；阿炳．读《本体刑法学》（j）．现代法学，2002，（5）；蔡道通．理论与学术的双重提升——评陈兴良教授《本体刑法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1）．

  【参考文献】

  {1}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m）．陈忠林，译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7．

  {2}储槐植．美国刑法（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6．

  {3}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j）．法学研究，2006，（1）：42．

  {4}冯亚东．罪与刑的探索之道（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355—357．

第9篇：犯罪心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犯罪人分类标准，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犯罪人格

犯罪人分类是依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将犯罪人归属不同范畴的过程和结果。在犯罪学史中，犯罪人分类对犯罪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以来，犯罪学家们在研究犯罪人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分类。发展至今，犯罪人的类型已经极为丰富，并随着犯罪学的研究而不断深化。但遗憾的是，在犯罪人分类的理论中始终缺乏一条可以贯穿于始终的主线，犯罪人的类型过于繁杂，难免令人无所适从，从而影响了犯罪人分类的实际功效。本文以人格主义为立场，希望能够对犯罪人作出相对统一的分类，以促进对犯罪人分类的实践意义。

一、犯罪人分类标准之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相类似，纵观犯罪人分类的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

客观主义的分类法是以古典犯罪学派为代表，注重以犯罪人的客观行为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如依照犯罪人的行为把犯罪人分为暴力型犯罪人、窃取型犯罪人、欺骗型犯罪人；按照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将其分为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人、侵犯生命健康权的犯罪人、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人。客观主义的立论基础在于，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通过检验和观察等方法来把握的。对于犯罪人的研究只能以客观行为的逻辑法则为准则，犯罪人的内心是不可知的，即便是可知的，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如日本学者久礼田益喜认为：“由于有自由意志的精神状态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犯罪的轻重大小以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大小轻重而定，刑罚亦应适应之科处。” [1] （42）在我国，监狱管理机关对犯罪人进行分类主要是依照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在1991年印发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工作的实施意见》来进行的，这一分类是以犯罪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将犯罪人分为财产型、性欲型、暴力型和其他等四大类，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我国还有学者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将犯罪人分为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和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在后者中又划分出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和一般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又可再细分为职务犯罪和累犯。[2]

与客观主义相对应，主观主义的分类法是以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为基础，由龙布罗梭、加罗法洛等人加以发展。主观主义的立论基础则是，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客观行为必然是在主观意志的支配下产生的，客观行为可能有着固定的模式，可隐藏于客观行为背后的主观意志却千差万别。犯罪学研究的不应只是客观行为，不能用单纯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犯罪现象，而应用解释、说明的方法来进行研究。1876年，受孔德的实证哲学启发，龙布罗梭在《犯罪人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生来犯罪人”的概念，并将犯罪人分为：（1）生来犯罪人；（2）激情犯罪人；（3）精神病犯罪人。[3]（12）从而使人们研究的重点从犯罪的客观行为引向了犯罪人。但龙布罗梭过分地强调了犯罪人的生物学因素，因而受到了猛烈抨击。加罗法洛则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犯罪人进行划分，他将犯罪人分为：（1）谋杀犯；（2）暴力犯；（3）缺乏正直感的罪犯；（4）色情犯。[4]（110）1894年，德国学者艾温德·奥尔利克发表了《论犯罪人的分类》一文，根据犯罪人的意志力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之后的学者多从犯罪心理学、精神病学等角度对犯罪人进行分类。[5]（470）如德国精神病学家格鲁莱依犯罪心理将犯罪人划分为（1）倾向性犯罪人；（2）薄弱性犯罪人；（3）激情性犯罪人；（4）确信性犯罪人；（5）贫穷的犯罪人。[5]（474）

除此以外，有些学者在对犯罪人进行分类时，采用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相混合的分类方法。如奥地利犯罪学家恩斯特·泽利在《对犯罪人的划分》一文中，采混和标准将犯罪人分为九类：（1）职业性犯罪人；（2）财产犯罪人；（3）攻击性犯罪人；（4）性犯罪人；（5）危机性犯罪人；（6）情绪性犯罪人；（7）原始反应性犯罪人；（8）确性犯罪人；（9）临床—精神病学犯罪人。[5]（824—825）

不难看出，客观主义的分类法只关注犯罪人的客观行为及行为后果，对犯罪人之所以犯罪的原因却不予涉及，他们所做的分类只不过是对犯罪的分类，还谈不上是对犯罪人真正的分类。客观主义分类法的意义也仅仅只能是去追寻对不同的犯罪人如何来施用刑罚罢了，却无法开展对犯罪人实行犯罪预防的机制，所以现在很少被采用。

主观主义的分类法相对于客观主义而言有着显著的进步，使犯罪学的研究进入了以“犯罪人”为中心的时代。至此，人们开始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犯罪人的内心世界，去探求人之所以犯罪的主观因素。正是基于主观主义的的这种研究，对犯罪人进行事前预防才成为可能，为减少和消除犯罪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主观主义过分强调意志的决定性，认为任何犯罪都只不过是内心起因的产物，忽略了与外部客观世界的联系，因而所作出的分类是不科学的。因为单纯的情绪不可能引起犯罪，犯罪必然是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如果承认光凭内心的情感、情绪就能产生犯罪，无异于承认了思想犯罪，有违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主观主义另一个缺陷就是将那些尚未实施犯罪而认为有犯罪倾向的人列为了犯罪人，从而为刑罚过早地介入个人生活、侵犯私人权利提供了口实。依主观主义，只要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者情绪上有犯罪的倾向，那么他就被贴上了“犯罪人”的标签，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对他进行监控和制裁，这样就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残害人民提供了主观擅断的依据。

混合分类法看似结合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二者的优点，其实不然。社会学家宋林飞在谈及社会学中分类问题时曾说：“建立概念分类框架时，必须遵循两条原则：第一，穷尽性原则，即对总体中所有分子都能归类。第二，是排他性原则，即对象总体中任何一个分子都不能同时归属于两个或者更多的类别。”[6]（127）以恩斯特·泽利的分类为例， 攻击性犯罪人可能与情绪性犯罪人发生重合，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基于情绪而攻击他人的事例。确性犯罪人也可能与职业性犯罪人发生重合，因为职业犯罪人多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常常形成了内心的确信力，并决意实施犯罪。结果混合分类法由于没有遵循科学的分类方法，没有对犯罪人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并造成了分类上的混乱。

看来，对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面，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就会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将会出现绝望性，即不可能存在一种统一的标准对犯罪人进行划分，这对犯罪学的研究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客观地”观察行动者的行为和思想状态，同时依靠研究者的“主观”直觉和理解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意义作出判断。[7]（3）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着手寻找主客观之间的折衷概念。

那么，存不存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第三种概念呢？或者说，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能否通过另一种概念进行折衷呢？在综合比较之后，我们认为“人格”理论能够担此任务。

二、人格主义的泛起

“人格”一词曾被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伴随着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人格”一词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弗洛依德建立了以感性主义为中心的人格理论，马斯洛和弗洛姆则分别以个人需求和个人意识为立场阐述了人格的内涵。美国心理学家Jerry M·Burger则从心理学角度将“人格”定义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8]（3）人际过程就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指的是发生在人们内部的，影响着人们怎么行动、怎么感觉的所有那些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在交叉学科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了“模糊概念期”，即某一领域的概念往往被跨领域或超领域地使用，人格概念的内涵因此极为丰富。

在刑事法领域，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创始人李斯特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危险性格。刑罚的处罚中心应归结为犯罪人，特别是犯罪人的性格或心理状况，应当以犯罪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为评判标准，个别地量定刑罚。李斯特的这一思想在刑事法学上有着重要意义，被认为是人格主义的滥觞。日本学者牧野英一深受李斯特的影响，创立了“犯罪征表说”，认为犯罪不是对法益的侵犯，而是犯罪人主观恶性的表现。德国刑法学家毕克迈耶在李斯特的基础上发展了“人格责任论”，这一理论后由日本学者团腾重光加以系统化。人格责任论主张在刑法中所认为的行为是作为行为者人格主体的现实化的身体的动静，责任非难不能仅论行为，而必须论及在行为背后的人格环境。[1]（339）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塞尔亦主张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不能仅依据客观犯罪行为作为标准，还应考虑犯罪人的人格。

三、人格的犯罪学内涵

最早将“人格”的概念引入犯罪学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塞缪尔·约克尔森和斯塔顿·萨姆诺，他们认为精神病人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特别容易从事反社会行为，由此揭开了利用人格概念进行犯罪学研究的新篇章。[9]（253）

在实证犯罪学派之前的古典犯罪学派并不注重对犯罪人格的研究，而将研究的重点只局限于犯罪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菲利对此批评到：“古典学派把犯罪看成法律问题，集中注意犯罪的名称、定义以及进行法律分析，把罪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人格抛在一边。”[10]（26）以龙布罗梭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将对犯罪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犯罪人，对犯罪人格进行理论研究才成为可能，而弗洛依德的心理冲突论、人格结构分析理论则为犯罪人格的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

那么，什么是“犯罪人格”？对此，学者观点尚不一致。我国有学者将犯罪人格定义为：“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群所持有的稳定而独特的反社会心理特征的总称，它是一种反社会人格。”或“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内在的相对问题的反社会行为倾向的特定身心组织。”[11]也有学者将人格定义为：“犯罪人格是指直接导致犯罪行为生成的严重反社会且为刑事法律所否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12]

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犯罪人格的内涵，应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

首先，犯罪人格应该是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这是犯罪人格最主要的本质。犯罪人的性格首先应该表现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社会秩序的蔑视。意大利刑法学家、激进的社会防卫论代表人物格拉马蒂卡认为犯罪人的反社会性包括了客观的要素、心理的要素和法的要素。客观的要素指的是客观行为，心理的要素指的是反社会的能力和意思，法的要素指的是违法性。[1]（350）

其次，犯罪人格不是犯罪人一时的心理冲动，也不是对某一项事物的情绪，而应该是犯罪人在较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一种明显的行为倾向。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本《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说明了社会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也认为人的行为说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所决定的。日本学者团腾重光认为：“对先天素质中的部分因素进行抑制，对另一部分因素进行助长，始形成人格。”[1]（383）他进而将这种在人格形成中发挥作用的“环境”称为“人格环境”，犯罪行为就是在这种人格环境和行为环境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我们在论及犯罪人格时，断不能将犯罪的社会原因排除在外，而应该考虑犯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其他社会因素。

最后，犯罪人格在关注犯罪的社会原因时，不能排除犯罪人的生物学因素。龙勃罗梭的生来犯罪人理论过份夸大了生物学因素的作用，自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他对于犯罪原因的实验论证，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以年龄和精神状态来确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本身就带有人类学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染色体异常者能否被确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对刑法学和犯罪学提出了挑战。法国学者安塞尔认为，人格调查不仅要调查犯罪行为外部的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而且还包括被告人生物学体质、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及社会问题。团腾重光也认为：“人格并非单纯的精神的要素，而是精神以及身体的统一体。因此，行为不仅在身体动静这一点上直接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同时，在人格背景方面，亦具有生物学的基础。” [1]（383）我国学者曲新久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犯罪人的人类学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犯罪人的内在原因系统中剔除，否则，‘犯罪人’就成为缺乏生物学内容的纯社会学概念。” “在人类学因素对犯罪人的人格和自我心理形成与发展有着明显影响的情况下，在罪犯的处遇过程中，应当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人类学因素。”[13]（201、 206）可见，如果我们把犯罪人的人类学因素抛弃在一边，全然不顾先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必然会造成刑罚适用上的不公平，同时也无法找到预防犯罪的正确途径。因此对那些有先天缺陷的犯罪人就不能按照正常人那样剥夺其自由甚至生命，而应当把他们当作生了病的人那样，给予治疗和隔离。

至此，我们可以将犯罪人格定义为：“犯罪人格是犯罪人基于较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理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社会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倾向。”这样，犯罪人格就能够将主客观方面统一起来对犯罪人进行评价，能够成为划分犯罪人类型的较为科学的标准。正如李斯特所主张：刑罚轻重不能仅仅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而应以犯罪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或危险性的强弱为标准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并据此实行刑罚的个别化，以期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1]（213）

四、   基于人格的犯罪人分类

我们认为，如果以犯罪人格为标准，可以将犯罪人划分为以下四类：

（1）纯正的犯罪人：包括了多次故意实施犯罪的犯罪人、暴力侵害性犯罪人、累犯和惯犯。这类犯罪人在人格上表现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往往具有持久性，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实施犯罪。同时这类犯罪人往往深受犯罪文化和亚文化的影响，不像常人那样对犯罪有耻辱感和畏惧感，他们甚至认为通过犯罪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不具有常人的正直感和怜悯心，所侵犯的多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这类犯罪人的反社会倾向根深蒂固，不易消除。比如累犯犯罪人，他们曾经体会过刑罚带来的痛苦，对犯罪的危害后果也有预见，但他们往往会再次选择犯罪，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反社会性格。又如惯犯，多涉及到、盗窃、抢劫这类的财产犯罪，绝大多数惯犯并非穷困到非犯罪不可的地步。他们犯罪多是因为怕苦怕累，加之在初次犯罪后往往没有被发觉，增强了他们犯罪的侥幸心理，所以条件成就时，他们就自动选择犯罪，从而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犯罪人格。因此，对纯正的犯罪人，应采取加重处罚的原则，在刑罚的实施方式上，则应采取剥夺犯罪人再犯罪能力的方法，比如长期监禁甚至执行死刑。

（2）不纯正的犯罪人：这类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并不强烈，他们犯罪并不侵害其他人的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利，而往往基于个人的欲望或者个人信仰而违背了公认的社会秩序，因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这类犯罪人包括了无被害人案件的犯罪人、政治犯、宗教犯、以及有伤道德情感的犯罪人。如在中世纪的欧洲自杀是被认为是犯罪，因为按神学的观点，生命是“神”赋予的，个人没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事实上，自杀并没有侵害他人，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完全是出于宗教偏见。又比如在认为吸毒是犯罪的国家，单纯的吸食毒品除了对本人造成伤害外，并不会对国家和其他人带来伤害。但是吸食毒品却极易诱发其他犯罪，故国家利用刑法对其加以禁止。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为民主而斗争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犯罪，原因是统治者认为这样会对他们的统治秩序带来危害，而这些争取民主的人往往很可能被人民视为英雄，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也许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这类犯罪人的人格本质并不是去反社会，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不符和统治者的价值要求或者是道德标准，而被统治者贴上了犯罪的标签。故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这类犯罪人，单纯适用刑罚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应该辅之于教育，注重对犯罪人在思想上进行引导。

（3）偶然犯罪人：包括过失犯罪人、防卫过当者、避险过当者。这类犯罪人在人格上并不具有危害社会的倾向，危害社会的结果也不在他们的意志范围内，从内心上来看，他们是反对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他们犯罪是因为偶然因素而没有尽到其应尽的注意义务，故将他们称为“偶然犯罪人”。有学者认为此类人由于不具有反社会性，所以不能称其为犯罪人。[11]（400）我们认为，既然刑法已经对过失犯罪进行了评价，并对过失犯罪规定了刑罚，那么实施了这类犯罪的人就应该是犯罪人。如果不承认这类人是犯罪人，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刑法对过失犯罪进行处罚的依据。因为依罪刑法定的原则，无犯罪则无刑罚，一个种行为不被刑法评价为犯罪，刑罚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同理，一个人不是犯罪人，那么就不应该对他进行处罚。所以，如果将过失犯罪人排除在犯罪人的范畴之外，将有违现实情况。当然对这类犯罪人，由于并不具有反社会人格，而是存在一般人格的缺陷，对他们应当减轻处罚，在刑罚施用方式上可采用缓刑、假释、罚金等方法减轻刑罚所带来的痛苦。

（4）弱性人格犯罪人：这类犯罪人是基于生理原因而导致人格发育不完整或者不健全，包括了青少年犯罪人和病理性精神障碍犯罪人。青少年犯罪人由于社会阅历的限制，加上青少年的身心还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往往表现为较弱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人格上就有一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因为心理冲动极易诱发犯罪，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如果进行正确引导又能够及时矫正其犯罪倾向。所以对于青少年犯罪人不宜采用集中关押的方法，以防止交叉感染。同时，对青少年犯罪人也不宜采用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方法，而应当多采用劳动教育、保安处分的方法，并尽量减少青少年的过错行为对其人生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病理性精神障碍犯罪人，由于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程度不同，所以要给予不同的处遇。对那些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障碍的人自然不必视其为犯罪人，而对那些存在一般精神障碍并具有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犯罪人，可以给予一定的刑罚，但要与常人有所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对待这类犯罪人要给予及时的医疗。

总而言之，在对犯罪人实施刑罚时应该充分考虑其人格因素，对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应当给予不同的处遇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发挥刑罚的功能，为使犯罪人早日走上复归社会的道路，从而为预防犯罪和消灭犯罪指明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 [M] .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2] 李希慧、杜国强。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 [J] . 法学论坛 ，2003 ， （4）：39-46。

[3] 切萨雷·龙勃罗梭。 犯罪人论[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4] 加罗法洛。 犯罪学[M]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5] 吴宗宪。 西方犯罪学史[M] .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