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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收入管理论文

第1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思路

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和政府债务收入以外的财政收入,是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资金I,I,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非税收入逐年扩大,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例如: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另据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对辽宁、北京、内蒙古、河北、陕西、新疆、重庆、广州八个省、区、市非税收入统计分析,2007实现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8.8%。与税收管理相比,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相对薄弱。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分配关系、健全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深化非税收入管理改革,不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是其必然选择。

一、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现状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可分为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应主要由政府税收及其他财政收入为财力保障;满足私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由市场提供。社会公共需要可分为纯公共需要(如国家安全、外交、公安司法、行政管理、义务教育等)和准公共需要(如高等教育、公路等)。一般来说,满足纯公共需要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信用等手段筹集,即税收收入和债务收入;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向特定服务或受益对象收取有关费用解决,如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征收政府性基金等,即非税收入。据此,政府收入可以分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3部分,其中,非税收入已占有相当规模。

多年来,各级财政部门推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银行代收制、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等多项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逐步规范政府分配秩序和非税收入收支行为,对于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建立审批制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制度,收费项目由中央或省财政部门会同价格部门审批,收费标准由中央或省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定。政府性基金由财政部或国务院审批。罚款按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执行。公益金按照国家批准的发行额度、种类及游戏规则向社会筹集等。

(二)改进收缴方式,收缴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全国部分省在省级财政部门设立非税收入专门管理机构,负责非税收入征管工作。如湖南、四川、海南、江西、安徽等省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处(局)。二是设立收费大厅或政府办证(服务)中心,由缴款人直接到收费大厅或政府办证中心申报和缴费。三是部分收费或政府性基金由财政部门委托地税机构代收。四是财政部门委托部门和单位代收。

(三)加强预算管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非税收入分预算内及预算外两种管理方式。自1996年开始,国家规定预算外资金(非税收入的前身)要逐步纳入预算管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要缴人同级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近几年,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快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进度。目前,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公益金规定全部缴入国库;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一部分缴人国库,一部分纳入财政专户;行政事业性收费大部分缴人国库,小部分缴入财政专户。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努力在2011年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四)开展年度稽查。各级财政部门普遍建立了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每年定期开展非税收入项目、标准、票据、资金解缴的“年检”。

(五)制定管理办法。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还有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非税收入管理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例如:湖南省的<非税收入管理条例)成为全国非税收入管理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2004年,财政部为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概念、范围及管理政策,拓展了财政理财领域,了《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目前,我国正在起草全国性的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非税收入总体规模偏大。从市场经济国家情况来看,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要的资金大部分依靠税收渠道筹集,非税收入只是税收收入的补充形式。一般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10—20%左右,我国地方非税收入相当于本级财政总-收入40-50%左右,比例明显偏高。非税收入总体规模偏大。

(二)非税收入管理职责交叉。非税收入管理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财政分配问题,因此,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非税收入。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相对分散。例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中央或省级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审批,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审批。将同一行政审批事项拆分为西个部分审批的做法,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在财政部门内部,有的地方非税收入管理职能采用相对分散的管理模式,非税收入政策、征收管理、票据管理职能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突出表现为各个管理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降低工作效率,导致非税收入征收监缴管理职能缺位,容易造成非税收入的流失。

(三)非税收入未完全纳入预算管理。一是一些非税收入仍然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更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例如:行政事业单位门面租金收入原属经营性收入,2004年政策才明确将其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由于纳入非税收入管理相对较晚,加之管理难度大,一些地方尚未将其纳入财政管理。二是现行政策规定部分非税收入仍然放在预算外资金管理。不能全面客观反映政府收入全貌。

(四)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建设滞后。目前,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大多是一些规范性文件,且基本上都是以“预算外资金”为管理对象,实际贯彻执行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从全国来看,至今尚未出台一部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只有少数地方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致使各级财政部门监管非税收入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以做到依法管理,不利于严肃查处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各种违规违纪问题。论文

(五)非税收入管理信息系统相对落后。目前,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非税收入信息管理系统千差万别,亟待统一。对非税收入难以做到实时监控,部门、单位缴款不及时,截留、占压和挪用非税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非税收人数据不能实时上传,影响数据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不利于数据的汇总、分析和决策。

三、非税收入管理的思路与对策

(一)界定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实行分类规范管理

加强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需要对非税收入正本清源,区别其不同项目的性质。通过清理整顿实施分类改革,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使之“分流归位”。具体包括:

1。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应当按照“正税清费,分类管理”的原则妥善处理,使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结构比例趋于合理:一是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合并一些设置重叠、实质相近的项目,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二是将符合条件的收费、基金项目整合纳入现有税种之内或开征新税,如将排污费以及污水处理费等统一改为“环境保护税”;将社会保险基金改为社会保障税等;三是将不体现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由市场定价,国家依法征税;四是依法依规保留的项目,从源头上规范其收费行为;五是关口前移,严把新设收费项目关和提高标准,政府性基金仍由中央财政部门负责审批管理。

2公益金。主要包括销售收入扣除返奖奖金、发行经费后的净收入。目前,我国发行的潜力非常大,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管理经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健全法规,加强市场监管,丰富品种,扩大发行规模,降低发行费用,努力增加公益金收入。

3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国家无线电频率资源、出租汽车经营权等有偿出让或有偿使用取得的收入,应进一步完善现行制度,加强财政财务管理。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出租、出售、出让、转让等收入,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办法,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特别是加强经营性资产的管理,确保资产收益及时足额纳入财政管理轨道。

4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主要包括国有资本分享的企业税后利润,国有股股利、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股权)出售、拍卖、转让收益以及依法由国有资本享有的其他收益。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建章立制、规范收益及纳入财政管理等方面,防止滞留在部门和单位。

5罚没收入。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收取,全额上缴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强罚没收入管理,应着力建立规范的罚没物品拍卖处置管理办法,罚没物品拍卖(变价)收入应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6其他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一是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应全额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二是主管部门集中收入,随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财务应当实行彻底脱钩,这部分收入应逐步取消。目前取消有一定困难的,作为过渡性措施,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三是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二)改变分散管理现状,提高管理效率

1改革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办法。应将项目审批和收费标准制定的职能配置给中央和省财政部门,由其根据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结构比例,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实行立项审批、标准制定、资金使用一体化管理,可避免财政、价格部门“扯皮”,提高工作效率。

2整合财政部门内部分散的管理职能。应成立非税收入专门管理机构,其职责包括:制定管理政策、收入征收管理、财政票据管理以及非税收入统计,保证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增强政策统筹运用能力和执行效力。

(三)深化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完善征管查体系

1加快非税收入收缴改革步伐。按照“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要求,尽快在全国各级各地普遍推进非税收入收缴改革,将所有未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非税收入项目全部纳入财政管理,为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和收缴信息系统奠定基础。

2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信息系统。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水平,决定着非税收入能否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以“金财工程”为依托的全国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将项目管理、票据管理、账户管理和数据统计分析纳入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非税收入信息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通过信息系统,对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管、分析,提高财政监管能力和水平。

3严格非税收入票据管理。票据管理是非税收人征管的源头,也是监督执收单位是否认真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一个关键环节。加强票据管理,应严格管理印制、购领、使用、保管、核销及监督各环节,使票据与项目、收入、稽查相结合。减少或归并财政票据种类,使用更加精简有效和管理严-密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通过代码标准化的管理,使票据号码进入财政计算机网络管理,银行代收每一笔收缴业务,计算机网络都将自动核销一个凭证号码,使财政票据自始至终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

4规范非税收入分成管理办法。非税收入分成应当根据所有权、事权以及相应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确定。按照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凡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按照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执行;凡涉及省与市、县分成的非税收入,其分成比例按照省级人民政府或省财政部门规定执行;凡涉及部门、单位之间非税收人分成。其分成比例应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报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批准。

5建立健全多层次非税收入监督机制。一是健全财政监督制度,包括各级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日常检查和年度稽查。二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将非税收入收支情况及相关政策纳入各级政府每年向同级人大提交的财政预决算报告。三是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四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通过网络等媒体,将非税收入收支情况和管理政策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五是找准查处的着力点,对非税收入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除依法进行经济处罚外,还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四)加强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和法制化建设

第2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做好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意义做好铁路收入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铁路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做好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口众多,每天的铁路流动量非常的大,尤其是铁路货物运输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占据国民经济的很大比重,铁路运输收入能够大大打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借助铁路运输收入,可以增强铁路运输设备的更新与完善,进而发挥交通运输在资源中的优化配置功能,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做出应有的贡献。其次铁路运输收入是支撑铁路部门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铁路部门的日常运作离不开较大资金的支持,比如铁路员工的工资、福利,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保养,铁路工程的修建等都离不开铁路运输收入的支持,通过铁路运输收入可以为铁路部门带来巨大的金钱收入,而且运输收入也是铁路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没有铁路运输收入的支持,铁路企业的正常运作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做好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铁路运输财务管理人才缺失基于传统铁路运输收入管理模式的粗放化管理,铁路部门的财务管理人员只是负责简单的财务工作,而没有足够的收入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意识与能力,随着铁路企业化运作模式的发展,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也要朝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但是根据当前铁路部门的财务人员队伍质量分析,现有的财务人员无论是在业务能力上还是思想意识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前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需要,导致铁路运输企业的财务管理职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具体体现在:一是部分铁路企业还没有摆脱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模式,没有意识到铁路运输市场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根据市场化发展趋势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铁路运输财务管理制度;二是基于铁路部门巨大的业务量,铁路运输财务管理部门的员工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他们的薪酬待遇等却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有些铁路运输部门也没有实现绩效工资制度,仍然沿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结果造成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影响他们的业务素质的提高;三是铁路运输部门领导与财务管理人员之间的职责没有明确的岗位分工,具体的财务管理工作要受到领导的直接干预,最终影响财务人员的工作态度。

2.2对铁路收入管理的认识不全面当前铁路运输企业对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认识还不全面,其主要表现在:一是铁路运输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没有意识到运输收入管理绩效的考核,铁路运输企业在运输管理中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习惯性的以传统管理模式去从事一些运输管理业务,比如铁路运输企业在管理中进行的装卸车、排空车以及周转量等都是为了完成相应的指标。而不是站在盈利的空间上。二是一些铁路企业为了私利,他们不愿意完成较多的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也就是说铁路运输企业担心运输收入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铁路运输企业运输收入的增加会影响企业的政绩考核。三是铁路运输企业在收入管理中缺乏大局意识,我国铁路客运收入实施的列车担当局所有,比如从北京发往包头的火车客运票收入归北京铁路局所有,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对外局担当的列车,他们就会采取限售、不售,结果造成当局列车出现客运不满的现象,进而影响铁路运输的整体经济效益。再者相近的铁路段之间为了争夺货运资源,他们会采取恶性竞争的方式。

3提高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具体对策

3.1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自从铁路实施政企分离后,铁路运输企业面对市场竞争、传统观念转变的双重压力,铁路运输企业依托政府宏观手段进行经营的形式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铁路运输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要从提高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人员业务素质角度入手,因为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人员素质直接影响与决定了铁路运输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一是提高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人员作为铁路运输企业员工的一员,其必须要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敢于担当;二是要增强管理人员的创新意识,铁路运输政企分离,铁路运输企业就要接受市场的激烈竞争,对此铁路运输企业管理人员除了要具备基本的专业素质技能之外,还要具有创新意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敢于打破传统的运输收入管理工作。

3.2提升铁路运输收入管理水平要想提升铁路运输收入管理水平,首要就是提高运输收入管理力度,使运输输入管理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一是抓好运输收入基础工作,铁路运输企业要积极宣传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作用,提高铁路员工运输收入管理的意识,树立员工积极为铁路企业收入管理做贡献的意识;二是要建立明确的岗位工作制度,对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工作带来经济效益与做出贡献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而对影响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则要给予必要的惩罚;三是加强对运输收入管理过程的监管。基于铁路运输实施企业化管理的发展趋势,铁路运输企业要加强对收入管理过程的监管力度,具体而言就是对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全过程实施精细化管理,做好运输收入的预算管理、会计核算、票据管理等各项工作。

3.3根据运输市场需求变化开展营销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经济效益的提高最终需要依靠市场客户终端提供的业务获取利润,因此铁路运输收入必须要以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制定私人化的服务体系:一是在铁路运输销售中要始终坚持“客货齐抓、大小并举”的经营理念,要积极争取较大的客货资源,同时对于小批量的货运资源也要形成足够的重视;二是提高铁路运输新产品的推广,铁路运输企业要积极推广与宣传运输新产品,利用新产品优势吸引客户,比如铁路运输部门要拓宽运输工具与模式,并且在市场营销中宣传新产品的优势,鼓励客户选择新产品;三是铁路运输企业要积极开展电子商务收入管理,要借助现代互联网优势,打造电子运输商务,创新铁路运输企业收入管理模式。

第3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转、促进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诸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等问题比较突出,如少数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把收取的非税收入视为单位自有资金,大量非税收入在财政体外循环;多头征管,收费养人、三乱现象屡禁不止;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难于实施有效的监督等,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为此,湖南省2004年9月1日颁布实施了《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从体制上切断了个人收入与部门权力、资源占有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深化财政改革,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既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又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条例》颁布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规范账户管理,实行源头控收

根据《条例》规定,任何部门和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的,一律视同“小金库”处理。为了把这一规定落到实处,株州市财政部门一方面是在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统一设立了“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非税收入款项,并签订了代收协议,其网点均可代收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和缴款人可以就近将非税收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为执收单位和缴款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在征收管理系统上线和新版票据发放之前,通过严格审核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以湖南省财政厅统一制定的非税收入项目库和单位经过年检的收费许可证为依据,纠正了一些超标收费和乱收费问题。使用征收管理系统和新版票据后,单位执收的非税收入只能直接缴入“株洲市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单位过渡户得以撤销,“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规范。据统计,市本级共撤销严格意义上的过渡户14个,清缴以前年度滞留的收入211万元,接管国土收入过渡户收入4965万元。

(二)坚持收缴分离、依法加强征管

2005年元月1日起,市本级全面推行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征管模式。1.改进征收方式,坚持收缴分离。法定征收单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受委托征收单位在征收非税收入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人持缴款书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将款项直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收取之外,禁止非税收入执收或受委托单位当场收取现款。2.严格减免程序,做到应收尽收。非税收入正常的缓征、减征、免征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禁止随意减免、越权减免和收“人情费”的行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征或减免非税收入的,由执收单位提出意见,经同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3.明确征收主体,完善委托征收,进一步理顺了防洪保安资金、污水处理费、电费附加、水资源费、国土收入等委托征收收入的管理,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加强了核算。对防洪保安资金、国土收入、基本建设联合收费建立了征收台账。此外,对涉及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也逐步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实行就地缴款、分级划解。

(三)落实收支分离,推进综合预算

从2005年1月1日起,株州市本级根据《条例》规定,对非税收入实行了更规范的预算管理。株州市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于预算年度开始前,认真核定市直单位非税收入年度计划,测算并扣除政府统筹资金后,作为非税收入年度预算。株州市财政局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市级执收执罚部门取得的非税收入及时全额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各类非税收入都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归集后,定期划解株州市国库或财政专户,纳入财政管理。此外,在财政部门内部也实现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管征收的部门不管支出,管支出的部门不管收入。

总的来看,通过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理顺了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推进了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增强了非税收入运行的透明度,发挥了非税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支持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了腐败。

二、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条例》颁布实施后,在现实的政府非税收入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收支脱钩和全口径预算还没有真正到位

《条例》规定,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实行综合预算管理。此外,从规范的部门预算角度来讲,也要求做到财政性资金统一调度、统筹安排、“收支”脱钩,即单位的支出与单位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单位的支出依据其工作职能、工作项目的重要性来确定。但实际上,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在利益面前,仍有不少单位、部门思想上对此难以接受,所以目前为止基本还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从而导致单位、部门之间分配不公,苦乐不均,财政仅仅成了资金的“中转站”,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难以发挥。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收支真正脱钩,又将影响单位执收的积极性,致使非税收入不能应收尽收,导致收入任务难以完成。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当前,有些行政事业单位钻了政策的空子,将一些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服务性收费管理,仍然凭借行政权力变相收取,使用税务票据规避财政管理,增加了群众负担;还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下设的所谓的社会团体(协会),同样是凭借行政权力收取会费或拉赞助,没有纳入财政管理,有些就变成了单位的“小金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非税收入增收与规范管理不协调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一15%,中等收入国家为15一25%,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20-30%。一般说来,非税收入在各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多为20%左右。株州市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30%左右,比例较高。当前,株州市财政收入每年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水涨船高,对非税收入也有较高的增长要求。如果按照《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那么,从短期来看,传统模式的非税收入规模必将受到影响,至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将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对年度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将产生负效应。在县区特别是乡镇(街道办事处)一级,推进非税收入规范管理进度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财力的限制,不少基层单位经费不足,其本级财力无法保证正常运转,于是一些不规范的收入应运而生。要规范管理,首先要痛下决心,对这些不合理的非税收入进行规范,但同时又给财政增加了压力,所以,不少地方进退两难。

三、对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改进措施与建议(一)强化资金预算管理

非税收入是各级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规范非税收入资金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在当前非税收入尚未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的过渡阶段,政府应加大非税收入的统筹力度。要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真正统一的财政预算,把收支两条线落到实处,从而逐步改变过去那种“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分配格局,从机制上解决以前那种受部门利益驱动,乱收、乱罚、乱支等现象。总之,非税收入管理涉及面广,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综合考虑,既要考虑到执收单位的利益,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又要规范其执收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只有这样,才能使非税收入管理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二)加强监管,规范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

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行政机关不得有服务性收费。以服务性收费为主的事业单位,要按照彻底脱钩的原则,逐步、真正走向市场。因此,当前对于部门预算单位的服务性收费,要按照《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市直单位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将其税后净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目前,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门面出租收入利用非税收入征收平台进行征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社团收费,也要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规范。对于机构、人员、经费尚未与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真正脱钩的社团组织,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摸清底子后,这一块的收费要纳入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防止行政事业单位权力滥用以及社团组织变成机关的附庸。

第4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收益管理;酒店管理;收益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12902

收益管理,又叫做收入管理,出现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面向不可存储资产的收入管理,是一种为提高收入的动态定价策略。该理论综合运用了微观经济,企业管理,统计运筹等理论知识,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需求和产品供给趋势,持续增长企业经济收益。酒店收益管理是指在不增加企业成本的情况下,以最快速的反应和最恰当的价格细分,使酒店每天都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尽可能多的客房,从而使饭店收入达到最大。

1酒店收益管理理论及其系统

Sieburgh(1988)最早提出酒店收益管理概念,“为对价格和出租率实行控制的一系列程序”。Relihan(1989)认为收益管理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对房价指定与客房供应管理方面的应用,该理论与传统的饭店业房间住宿相比有一个更复杂的程序。Salomon(1990)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通过把现有客房以最合适的价格分配给已确定的细分市场来提高利润的销售额最大化技巧。Kevin Donaghy(1995)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利润最大化策略,它通过把可得到的客容以优化的价格预先安排给事先划分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来提高净收益。我国对收益管理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96年,王纯孝提出收益管理是指旅游企业管理人员根据市场需求量,为各个细分市场合理安排服务设施,制定合理的价格,在适当的时间,按照适当的价格向适当的市场提供适当的服务和产品以便最大限度的提高企业营业额。

酒店收益管理理论的定义目前在学术界尚不统一,但可以看出其目标都是为了提高酒店营业收入。酒店收益管理系统的使用远早于学者对该理论的专业性研究。1983年,Scotton D.Schade最早将收益管理系统运用到酒店业,马里奥特饭店集团(国内称为万豪集团)在1989年推出了“双人早餐计划”,把周末房价降至一半,用以吸引当地居民在酒店度周末,成功的提高了酒店的入住率和收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深入开发,收益管理越来越系统化的被运用到服务行业的各个领域,酒店收益管理系统也通过信息管理系统的推广逐渐形成了模型化的东西。Jones & Hamilton(1992)在对多个酒店进行了大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七阶段收益管理实施模型:培育收益文化、需求分析、确定饭店价位、市场细分、需求变化分析、记录销售量下降及被拒绝的预定情况、评估和采取措施。随着对酒店收益管理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过程的随机性和动态变化性上,Donaghy(1995)等人认为酒店收益管理的重要因素是对酒店服务市场进行细分和消费者行为在一定时间段内的需求,在研究了七阶段收益管理实施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十阶段收益管理实施模型,包括酒店管理中心、数据调研分析,确定最优消费市场组合、酒店容量最大值、引进先进服务设施和管理技术、评估定价、广告宣传渠道、人力资源潜力、激励机制和员工培训。

2收益管理动态定价理论在酒店中的运用——以河北××酒店为例

酒店经营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能否准确的掌握当地酒店服务的需求量,通过对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及顾客进行分析调整,从而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目前,衡量一个酒店的最新的评估标准是——RevPAR(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即每间可供出租房产生的平均实际营业收入。

收益率=实际客房销售额/潜在客房销售额×100%

=(实际平均房价×出租房数)/(门市挂牌价×全部房间数)×100%

=出租率×房价实现率

本文以河北××酒店为实例,分析该酒店在推行酒店收益管理前后的收益差异。河北××酒店是一家四星级标准的精品商务酒店,位于石家庄主干道与外环交叉口,酒店拥有共200个房间,15个就餐包间和2个会议室。该酒店距火车站4公里,距机场3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该酒店成立之初并没有运用酒店收益管理,其RevPAR如下表:

动态定价是指由于每天不同房间的需求量有所不同,酒店根据每天前来宾馆的顾客划分为不同的客户群,指导每天按照不同的价位安排合适数量的房间。即使同类型房间在每隔一段时间入住,价格仍都有所不同,而且对于某固定日期的房间,在预定期间每天订房的价格也有所不同。具体实施情况为住房时间与客户类型的双向动态定价机制,在酒店入住旺季,出租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为增加营业收入而适当抬高住房价格;在入住淡季,为保证入住率而相应降低房价吸引对价格十分敏感的一类客户。于此同时又将客户因类型分为如协议单位客户、组团客户、长租客户、散客等,因客户类型的不同,定价亦有所不同。价格是是销售最直接的管理杠杆,是酒店赢利增减的主要控制手段。现时在供大于求、竞争激励的市场情形下,几乎所有酒店都对价格管理由单一静态价格发展为多重价格、分时分段的动态定价。

以标准房间(95间)为例,在河北××酒店实行了动态定价之后。每间可供出租房产生的平均实际营业收入变化情况如下表:

同样的按照动态定价办法该酒店的单人间、标准大床房和商务套间的RevPAR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分别提高到80.2元、186.4元和162元,年收入由原来的786万元可以提升到理论上的1380万元。

酒店收益管理就是在准确调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根据价格、入住率、单房平均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适当安排,以实现收益率最高的价格管理手段。酒店收益的提升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同时离不开酒店其他经营策略的配合。酒店收益管理目前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更多的案例和调查研究来创建不同的酒店收益管理模型。

参考文献

[1]Emeksiz,M.,D. Gursoy,and O. Icoz.A Yield Management Model for Fivestar Hotels:Computerized and Noncomputerized Implement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06,25(4):53651.

[2]Bradley,Andrea,and Anthony Ingold. An Investigation of Yield Management in Birmingham Hote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1993,5(2).

[3]李文丽,陆亚刚.收益管理在酒店业的应用策略[J].社会科学家,2006,(11):140.

[4]陈旭.酒店收益管理的研究进展与前景[J].管理科学学报,2003,6(6):7278.

第5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责任理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利益最大化,为实现利润收入最大化,企业必须制定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企业资金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直接决定着资金的使用所带来的收益。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对人文、环境、社会等因素愈发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得国内的各个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当前企业的发展模式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弊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逐渐重视起来。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纳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实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一、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1)社会责任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争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社会的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利益应履行的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综合经营的指标。企业的经济、法律、环境、企业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责任都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外即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涵盖企业的经济任务、依法纳税、保护生态、促进公益文化等各个方面,也是其宏观职责;对内则指企业内部的运转规则、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各项管理目标的制定、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等方面,也是其微观责任的体现。(2)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目标是指在特定的经济体制和财务管理环境中,企业通过财务工作的科学组织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在整个财务管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财务管理目标中其企业总产值、企业价值、股票收益、股东财富等方面的最大优化是其主要内容表现。然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庞杂的工程,只有对企业的各项利益科学地定性、定量分析,将企业为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财务管理目标。(3)二者相关性分析。社会责任理论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首先,从对立方面来看,企业要兼顾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实现社会利益而制定财政管理目标,就必须加大对社会责任相关方面的经济投入。这些财政支出都必将增加企业在资金方面的额外负担,使得企业短期内收益减小。其次,从二者的统一性看,社会责任理论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最终价值指向都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因此,纳入社会责任理论的财政管理目标尽管在短期内收效甚微,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必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

二、构建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1)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建构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必须坚持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要立足于整个社会,深入分析社会对企业自身需要,制定相应的财务目标,在对社会责任的投入上,要做到科学分配,合理运用财务手段,实现投资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在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指导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企业对国家公益事业投入、投资者回报投入、消费者回馈投入、环保投入、销售服务的投入等都应制定合理的财务目标。(2)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法律、道德、人文、环境等各个方面,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做到企业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之上,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制定应该充满人性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资金投入上,合理加大对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员工利益上的投入,通过这种投入得到企业更长久的利益和更深远的发展。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和财务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财务管理目标的多元化。只有建构起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才能真正适应当今社会企业的发展趋势,只有树立起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念、以社会责任理论为导向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才能够真正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第6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税收管理理念 人本 服务 法治 诚信

一、现代税收管理理念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管理理念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定的管理理念总是基于一定人性假设之上的,管理者总是根据这些人性假设来确定他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的。

西方关于人性的传统基本假设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人是“自私自利”的,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根据这一传统的人性假设。管理学家麦格雷戈于1957年在其《企业中人的因素》一文中提出了x理论。x理论认为人天生是好逸恶劳,没有雄心壮志的。宁愿受到指挥,要求安全高于一切。因此,必须对大多数人实行强制的监督指挥和用惩罚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适当的努力。在此基础上,x理论认为多数人不能自我管理,需要另外的少数人从外部施加压力。在管理实践上,x理论强调强硬管理的权威性和服从性。在管理方法和措施上,x理论强调:管理的重点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基本上不考虑人的感情和道义上的责任;管理工作只是管理者的责任,是少数人的事情,被管理者的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服从管理,而无权参与管理;为了加强管理,需要制订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通常的激励措施是金钱刺激加严厉惩罚。传统的管理组织结构、管理政策、措施和计划都反映了上述假设。

然而基于x理论的管理理念在实践过程中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使麦格雷戈认识到,传统的指挥和控制的管理理念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管理实践,因此,需要一种对人进行管理的不同的理论,从而提出他的新理论——y理论。

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因为在工作中消耗体力和智力就像游戏、娱乐或休息一样自然;人们在自己对目标负有责任的工作中能够实现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而外部控制和惩罚只是迫使人们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手段之一;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而不仅仅管理者才具备这一能力;在一定条件下。人不仅能够学会接受责任,而且能够学会主动承担责任,而逃避责任、缺乏进取心、强调安全感一般只是经验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许多人对组织具有相当高的想像力,人的智力潜力仅仅利用了一部分。在这些假设下,y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成长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通过组织一体化原则,创造一种条件,使组织成员通过努力争取组织的和自我的成功,以最好地实现个人目标。因此,y理论主张的管理方法和措施有:管理者的工作重点,要从控制人转移到创造一种适宜的条件和环境,使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充分实现自我;管理者的职能和任务应当从单纯的指挥者,转移到成为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的良师益友,为发挥人们的才干创造良好的条件,减少人们在实现自我中的障碍;奖励方式从强调来自外部的奖励转变到强调内部的奖励。

y理论与x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x理论强调外来的控制,而y理论则侧重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由于x理论把人们的行为过分一般化、简单化了。因此,y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能提高管理者目标和被管理者目标一体化的管理理念,并体现了人性的发展。同时,他把尊重被管理者人格当作管理目的本身,而在x理论指导下的管理根本无法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利益的统一。因此,y理论为人性化的人本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现实中,虽然管理层很少会承认他们信奉x理论,但他们的实际做法与口头所宣称的相悖。如果实事求是地看一看管理者是如何管理被管理者的,那么大多数组织的管理方式都反映出这样一种理念,即:若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被管理者是不能很好地服从的。

(二)现代税收管理理念

税收管理是管理的一部分,关于管理理念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税收管理。一定的税收管理理念同样是基于对被管理者的人性和行为模式的假设基础上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认为并且强调:纳税人都不可能如实申报纳税,人人都想少缴税,最好不缴税。因此,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必须像警察对付小偷一样,对厂商企业和纳税人实行“上对下”式的强制型管理关系。

然而,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伴随着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

理”理论,根据现代管理理念的相关理论,对现代税收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公共管理运动缘于对20世纪7o年代以来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滞胀”困境以及西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期间传统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弊端丛生的深刻反思,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服务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主张把公共管理对象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这给谣方乃至世界各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带来深刻的影响,促使传统的韦伯官僚制模式向以市场与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同时,对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税收管理理念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取代了传统韦伯官僚制人性恶的假设前提,认为以人性恶为基点并试图通过规制导向约束人的行为来维护公众利益的思路是不完备的。应该承认人的经济性特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并实现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一点给西方国家税收管理理念带来深刻影响,促使税务机构从过去视纳税人为偷税者处处设防严罚,转变为重视对纳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通过提供高服务质量,降低税收征收成本,以提高纳税遵从率。有测算表明,一份纳税服务方面的努力,相当于50份税务监督打击方面的收获,成本收益率比较不言自明。鉴于此,一贯以严厉著称的美国联邦税务局也于1998年实施了重组和改革方案,把“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作为美国税收管理现代化的理念和使命,并把为每个纳税人提供一流的办税服务和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旨在确保税法得到公平实施的服务以及创造高质量的工作环境(为税务人员服务)作为其三个战略性目标。

二、树立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

(一)转变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

我国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正是基于前述的x理论。税收管理的重点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了加强对纳税人的管理,制订了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指挥与服从管理的关系,是一种传统的“上对下”式的强制型管理关系。这种传统税收管理理念是一种任务统帅下的陈旧理念,其直接后果是纳税人与税收管理者形成一种对立甚至敌对的态度,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纳关系和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逃漏税和税收流失。给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从根本上加以转变:(1)从传统的征税人即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纳税人居高临下的纵向管理,转向征税人对纳税人的横向平等的现代人本管理;(2)从传统的权威管理和服从管理,转向现代的和谐管理和服务管理;(3)从传统封闭式的以税收计划和税收任务为中心的管理转向全面开放的以依法治税为宗旨的现代税收管理;(4)从传统的人治管理、目标管理、承包管理,转向现代系统管理、综合管理、有效管理和法治管理。

然而,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跨越以规制导向为特征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强制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体现的税收管理理念于现阶段也不可能在我国全面推行,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仍是我国当前税收管理的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所蕴含的“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必将成为我国税收管理理念创新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税务部门应由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参与者的角色逐步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转换.并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提供优质的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

正是基于此,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树立“监督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税收管理理念,明确地把我国税收管理理念定位为“优质服务+科学管理”。这是一种新型的适应税收管理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税收管理理念,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需要的税收管理理念。它把重视服务和加强管理相提并论,是对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扬弃和对新形势下税收管理活动的内涵和实质的准确把握,是我国今后税收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现代化税收管理理念的具体内容

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树立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实践的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

1.树立“人本”管理理念。现代税收管理强调“以人为本”,首先就是以纳税人为核心,把纳税人服气不服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罱税务机关执法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要根据纳税人的确切需要,做出正确的税收征管决策,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贴近式的服务,引导纳税人正确理解国家的税收决策。增强其税收遵从意识;其次,要注意提升税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思想品质教育,强调任人唯能和奖优罚劣原则,实行“功绩制”考核;严格把好税务人员“入口”和“出口”关,招聘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充实税务公务员队伍,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培训机制,培养造就复合型知识人才,承担起知识时代税收征管任务。

2.树立服务管理理念,实现办税服务与日常税收管理的有机结合。要转变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改变把纳税人放在税务机关对立面的做法,应通过多种形式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服务。如成立纳税人服务中心,建立纳税服务专门机构,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政策法律咨询、纳税辅导与培训、票证领购表格领取或下载等互动式服务;建立公共服务型税务机关,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将纳税服务贯彻到税务检查、行政处罚、听证、复议、诉讼全过程,使纳税服务制度化,利用信息网络,采取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等多种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天候”优质服务。

3.树立信息应用和科技管理理念,实现由传统的手工征管向现代化信息征管的转变。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金税工程”、“大集中”工程等信息化措施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信息集中。集中信息的目的是应用信息,实现对税收工作全过程的分析、监控、改进和完善。各级税务人员既要善于利用信息网络广泛采集信息,并对信息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又要增强信息安全意识,使税收管理情报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得到保障。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就要整合现有信息系统,建立依托计算机网络和统一规范的应用系统平台,覆盖所有控管税种和工作环节的税收管理系统;开发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软件,按照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工作规程,对纳税流程实现计算机自动监控管理;建立覆盖各部门的税收综合管理体系和信息管理监控系统,实现税务与其他各部门的联网与资源共享。提高税收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理念。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税收征管模式,是—个不可分的整体,所有税务人员都应该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的观念,掌握本岗位工作如何与相关岗位进行配合衔接。尤其是在专业化管理模式下,必须注重征、管、查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注重运用系统整体观念来系统分析,综合解决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树立系统综合管理观念、自觉地把税收管理系统与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税收管理系统的运行质量。

5.树立法治管理理念,实现由依靠行政手段管税向依靠法律治税的转变。要最大限度地弱化行政权力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强化税收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和覆盖面,建立规范的税收立法机制、科学的税收征管机制、有效的执法考核机制、严密的内外监控机制,把税收执法的各种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之下。

6.树立效率管理理念,实现由注重完成任务向注重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的转变。简化办税程序,减少征税成本,将税收效率作为评判税收征管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扩大窗口办事权力,谁受理谁负责。谁办理谁承担责任。合理设置人员机构,弱化任务考核,强化质量考核,把征管质量高低作为判断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规范税收征管费用支出,并列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年终考核指标,调动全员参与税收成本管理。

7.树立社会管理理念,发展中介机构。现代税收管理是一项牵涉颇广,工作量巨大的工作,仅凭税务机关的力量是很难做到完美的。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大力发展税务业,将税务机关的主要精力放在大税源的监控、稽查上,而对报税环节的监管从税务机关转移到税务中介机构,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有效提高了征管效率,使税务在为纳税人提供广泛社会化纳税服务的同时,也成为税收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

8.树立文化管理理念。税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是先通过一定的载体,凝练在管理上、制度上以及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层面的,然后通过学习和观念上的提升来达到提升管理理念的。所以税收文化建设应该更好地与税收征管各方面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税收文化建设,营造一种氛围,让征税人和纳税人逐步理解税收本质,形成征纳双方一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把税收意识融入日常管理中,最终增加征纳双方的诚信度、责任感和法律意识。

9.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实施分类征管。将西方风险分析理论引入税收征管,借鉴日本的“三色”申报机制、美国的“分三级管理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纳税人的收入风险不同的现实,在税务机关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类型纳税人的不同特征,分类管理,做到合理安排税务机构内部资源,将税收征管能力集中在税收收入风险较大的纳税户的监管上。

第7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

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4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性质、范围、管理原则、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以形成包括立项制度、审批制度、征收制度、预算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科学管理体系。用以指导、约束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为。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第8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风险偏好;创新激励;业绩差距;创新投入

一、 引言

本文基于前景理论,首先从总体上将公司业绩状况分为两类:高于预期业绩的收益状况、低于预期业绩的损失状况,深入分析这两种状况下创新激励的驱动因素有何差异;其次,进一步根据业绩水平对企业进行分类,从动态视角实证检验管理层风险偏好转移对创新决策的作用,理论分析面临不同业绩状况水平时,管理层激励差异对创新决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过程中,我们将着重考虑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动态变化之于企业创新决策作用的影响,这有别于当前文献大多集中于静态研究,从而拓宽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

二、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静态视角

1.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风险偏好指的是对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是风险偏爱还是风险规避。前景理论是企业行为理论中用于分析风险偏好对决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主要观点是人们会理性地“自利”,因而经济运行也具有自身的“理性”。而行为经济学论者则认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该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ey(1979)在心理调查基础上,针对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个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行为中的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分离效应而提出的新理论,他们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前景理论的开拓者Kahneman和Tverskey(1979)、Tversky和Kahneman,(1992)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在作选择时会经历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需要对企业“前景”作简化和重新编码,由于企业组织是一个目标引导的系统,因此管理层根据其企业组织当前的状况与预期状况进行比较,也即根据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作出反馈,并通过一些简单的决策规则来编辑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前景”。在评价阶段,则假设决策者对每一个被编辑过的前景加以评价,然后选择最高价值的前景,进而形成风险偏好的类型。因此,可以用图1简单描述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形成过程。

图1中,可以看出管理层风险偏好的产生过程。具体来说,管理层通过比较企业实际绩效和预期绩效两者之间的差额,对企业的风险进行编辑阶段,从而将企业分为两类:预测盈利类和预测亏损类,对企业风险进行评价。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盈利”情况下风险偏好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当企业实际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在管理层看来,这属于“盈利”的情况。前景理论认为,面对“收益”的情况下,决策者会变得风险规避。

推论1:当企业绩效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微盈利”的局面,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但随着企业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冗余资源,这种资源是组织中实际的或潜在的一种闲置资源,它包括闲置的能力和员工,以及财务资源等(Levinthal & March,1981),它可以使组织成功地应对内部调整的压力和外部政策改变的压力,以及应对外部环境而改变战略。因此,企业行为理论认为除了问题式的研究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研发方式是冗余导向型研发,它指的是当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冗余资源时,它作为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缓冲剂,可用于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冲突,从而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Cyert和March(1963)认为冗余式的研究方式也是当今企业适应环境的一种战略。企业可以将冗余资源投资于开发尚未被挖掘的新技术方面,以此减缓未来不可控的或有事件对企业造成的危险。因此,当组织有更多的冗余资源时,它有更多的机会研发新产品,且企业管理层所受的绩效监督相对较小,也更愿意及更有耐心开展R&D活动,属于风险偏爱型(Greve,2003)。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2:当企业绩效远远高于预期绩效时,面临这种“大盈利”的局面,企业的R&D投入强度随着企业冗余资源的增加而增大。

(2)“损失”情况下风险偏好对R&D投资的影响。因为,前景理论认为,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决策者由于“损失厌恶”,而变得更倾向于冒险,属于风险偏爱型。因此,当企业实际绩效若低于预期绩效,则管理层寻找渠道以达到目标预期值的倾向会增强。因为与成功企业相比,不成功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往往较高。基于这种观点,则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时,企业会增加它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行为理论也将企业的研发方式分为两种:问题式研发和冗余式研发(Cyert & March,1963)。当企业实际绩效达不到预期绩效时,意味着企业处于“损失”状态。“损失”情况下,企业当前绩效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时,则企业“前景”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偏爱风险,而有很强的动力去开展创新活动,因此这种研发方式成为“问题式研发”。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的推论:

推论3: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微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企业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差距的增大而增强。

但是随着企业绩效状况的恶化,比如濒临破产边缘时,管理层会变得更加谨慎,会缩减开支,尤其是对于创新投入这类需要长期投入且见效慢的投资。因此,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4:当企业绩效不如预期时,面临这种“大问题”困境,企业的R&D强度会随着距离破产边缘差距的增大而下降。

三、 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基于动态视角

1. 基于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的分析。从上文的推论可以看出,根据前景理论的假定,管理层风险偏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将视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的差距而定。即使是在“盈利”情况下,随着企业“微盈利”与“大盈利”的变化,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也不一样,从而影响企业最终的创新投入决策。这就是所谓的前景理论之“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认为,风险偏好参考点是管理层在作出风险偏好判断时的主观参照点,管理层用于评价利得和损失的这一参考点是会随着“前景”问题的变化而发生转移的,而管理层在评估问题时依据不同的参考点所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Kahneman & Tversky,1979)。

2. 风险偏好之“框架效应”运用到创新决策。

本文假定:(1)企业当前t期的绩效状况为亏损状况-L(L>0),t期实际绩效低于预期绩效,且差距绝对值为G(G>0,G

因此,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1落在G0的左边,R&D投资预期收益G1y1,这一结果表明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后的收益值(x1)大于合并后的损失减少值(y1),故这种情况下将当前绩效状况L和研发投入未来收益G分开考虑是最佳的,从而得出以下的结论:

(1)对于绩效L,存在着一个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的临界值G*(G*∈[0,L]),当绩效之差G值落在 G

结论一: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损失”严重的情况下,即使管理层能预测到投入R&D投入强度为a1能产生G的收益,但由于相比损失而言,G太小了,于是管理层会放弃a1强度的R&D投入,变得更加谨慎。因此,R&D投入强度视绩效差距G而定,如果G太小,则投入动机不强。

(2)当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之间差距G值落在G>G*的区间,管理层则将t+1期研发带来的收益G与当前绩效状况的损失L整合考虑,由于研发收益G合并导致收益值所带来的心理价值被缩小,则R&D投入强度为a2,且a1>a2。

结论二:即如果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的差距G足够大,超过了临界值G*,此时,管理层才会将R&D投入强度a1所带来的收益G考虑进来,此时,R&D投入动机才明显。

3.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

(1)“损失”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将以上结论与企业创新决策相联系,则相当于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损失”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当企业的实际业绩微低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希望通过开展新的创新活动等途径创造新的赢利增长点,以实现预定目标,此时“达到预期”是管理层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但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G比较小,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不强。

推论5:当实际业绩稍微低于预期业绩时,“微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动机明显。

而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濒临破产边缘时,面对这类“损失”严重的状况,如何使得企业能够存活下来是管理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为了让企业存活下来,管理层“背水一战”,寄希望于通过创新投资来改变企业命运。此时,绩效之间的差距G足够大,管理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进行创新投入的动机比“微损失”状况下的要强。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6:当实际业绩远远低于预期业绩时,“大损失”下管理层为了让企业摆脱困境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很强,且激励作用强于“微损失”动机。

(2)“收益”情况下,管理层激励如何转移?从动态视角来看,实际业绩高于预期业绩时,管理层激励是否因“收益”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呢?同理,本文也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当企业实际盈余水平稍稍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比较小,企业积累的冗余资源较少,此时管理层会相对谨慎些,他们的创新决策激励更多地集中在如何保持现状,管理层投资决策更多地放在短期投资活动(Nohria & Gulati,1996)。而当实际盈余水平远远高于预期盈余水平时,企业拥有很多冗余资源时,由于绩效之间的差距 足够大,管理层激励参考点集中在如何充分利用冗余资源上,此时的投资决策往往倾向于一些着眼于改善企业长期业绩的活动(Cyert & March,1963)。

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推论7:当实际业绩稍微高于预期业绩时,“微盈利”下管理层为了保持预定目标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明显。

推论8:当实际业绩远远高于预期业绩时,“大盈利”下管理层为了利用冗余资源而开展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相比“微盈利”更为明显。

四、 研究结论

1. “损失”情况下与“收益”情况下,不同业绩状况影响了管理层不同的创新驱动决策。“损失”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会增加强创新投资以缩小业绩差距,但随着差距的扩大,创新投入强度会下降。同样地,“盈利”情况下,冗余资源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且实际业绩越高于预期业绩,积累的冗余资源越多,也越有利于创新投资。

2. 管理层风险偏好对创新投入存在着框架效应,这一框架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受公司业绩实际值与预期值之差距影响。当差距足够小时,管理层风险偏好不明显,创新投入动机不强,只有当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差距超过了G这一临界值时,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才会倾向于创新投入。

3. 从动态视角来看,管理层激励转移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得到了证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当企业面临不同的业绩状况时,管理层激励转移是如何影响创新投资决策的。其中,“大损失”下管理层的创新投入动机要强于“微损失”的投入动机,“大盈利”下的同样也强于“微盈利”下的投机动机,这些推论与前文数理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Kahneman D, Tversky A.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 1979,47(2):263-291.

2. Levinthal, D.A.and March J.G.A Model of Adaptive Organizational Search.Journal of Eco- 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1,(2):307-333.

3. Nohria N, Gulati R.Is slack good or bad for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1245-1264.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S20120400065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1104908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2YJC630008)。

第9篇: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7807

一、引 言

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政治改革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政府进行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发展。其以提升政府从事社会政治事务和公共服务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通过重塑管理理念,调整管理目标,整合管理资源,再造管理流程,优化管理手段,培育管理文化,试图将政府管理活动改造成一种建立在多数人认可和参与基础上的、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到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制度运行的过程。其不仅契合了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代表着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最高水平,而且对指导和促进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及其改革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被许多国家用于指导本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正因如此,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明确提出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实行国家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中国当前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政府管理的诸多领域中,税收活动不仅承担着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能。因此,税收治理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一方面,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税收治理必须符合国家治理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税收治理又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实施与成效,如果税收治理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则国家治理也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故如何运用国家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就成为当前中国税收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对国家治理理论和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与现状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前税收征管的实际状况,试图对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进行必要的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1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家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政府失灵”的背景下,于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政府管理与改革的理论。按照治理理论的著名代表学者林登[1]的观点,国家治理应该建立无缝隙政府,以打破政府传统的部门界线和功能分割的局面,以单一界面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和服务。他认为,无缝隙政府理论的核心是政府流程的再造,在此过程中,应坚持顾客导向,把服务对象看做顾客,将顾客满意度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标准;应把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亦看做顾客,努力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为政府治理创造新的、内在的动力;应坚持结果导向,在确定目标的前提下,重组管理结构,建立扁平化的组织体系,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和团队自我管理,及时控制和导向阶段性结果,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应强调竞争导向,把一些公共产品与服务推向市场,允许和鼓励民间参与和提供,使公共机构与民营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之间、民营机构之间展开竞争,以向社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2]等也认为,政府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造新的能力,并能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的过程”。其在论著中从战略高度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路线图。他们认为,再造政府的关键是寻求能够引起政府组织变革的“基本杠杆”?D?D即政府体制的DNA。政府再造的过程就是改变政府体制的DNA,从而触发整体体制的变革过程。其将这些基本杠杆分为五种类型,并称之为五个不同的战略,简称5C战略,即核心战略(Core Strategy)、后果战略(Consequences Strategy)、顾客战略(Customer Strategy)、控制战略(Control Strategy)和文化战略(Culture Strategy)。其认为,核心战略的功能主要在于描述政府的主要职能或目标,其他战略的功能则在于描述政府实现核心战略的手段或方法。如果说核心战略的功能在于明确政府的掌舵职能的话,那么其他四种战略的功能则在于提高政府划浆的职能,其中,后果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构建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机制,顾客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的责任机制,控制战略的功能在于确定公共组织的决策权力,文化战略的功能在于创造一种企业家文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俞可平[3]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其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治理与统治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其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通过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易承志[4]则认为,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系、方式和过程,不仅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而且还强调公私合作与相互信赖,强调参与和自组织发展,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等。孙洪敏[5]则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国家治理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个部分组成。

综上,治理理论以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试图通过改变政府管理的理念、方式、手段和过程,从而实现再造政府的目的。它代表着现代政府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方向和最高水平,对指导和促进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税收征管改革的研究

在国外,税收征管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税务机构实际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一系列具体活动或流程,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征管改革也主要是由政府税收征管的职能机构具体负责和实施,故有关改革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税务管理机构公布的相关文件和实际征管的过程之中,鲜有专门的学术论著。尽管如此,但从西方国家税收征管改革的战略规划或工作规划中,笔者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家治理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税收征管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加拿大税务局的总体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加拿大税务局将继续与政府客户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效率和继续减少加拿大税务管理部门的总体费用[6]。

在国内,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进行了诸多研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刘奇超[7]认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该在中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关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的目标展开。重点应该包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为基础的税收征管制度制定以中长期税收战略为目标的工作规划,进一步推行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分类分级专业化管理,强化以专业化和集约化为特征的征管组织机构建设,深化以信息管税为主导的信息化支撑体系,不断提高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及国际税收竞争力。王化敏[8]根据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历程与现状,认为中国税收征管改革应该确立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规范税收征管体系的基本内容。姜敏[9]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印发的《“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规划纲要》,认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该践行继承式创新,创建稳定持续良好的征纳环境;强化税收监管职能,确保为政府决策提供真实的财政数据;完善报表数据采集功能,满足信息管税的数据分析需求;以税收管理为本提供税源专业管理人力保障;运用身份识别功能识别纳税人并提升其纳税遵从度。综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国外税收征管改革实践经验的学习和借鉴。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征管改革历程及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提出可资借鉴的意见和建议。二是侧重于对中国税收征管现实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与分析,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研究也都存在着共同的缺陷与不足,即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支持,有些研究成果不免显得零乱和细碎,有些研究结论或对策显得比较勉强和武断,甚至有些研究成果本身存在矛盾,导致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基于此,本文将从国家治理理论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税收征管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得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中国税收征管的演进脉络及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

1950年,根据建国初期中国税收工作的实际需要,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中国的税收制度进行了统一和规范,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税收制度的正式建立。6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税收征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或五种不同的模式,即1950―1987年的专管员模式、1988―1993年的三分离或两分离模式、1994―1996年的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2年的新模式以及2003年以来的修正的新模式。应该说,每一个发展阶段或每一种征管模式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税收征管现实决定的,这些模式也基本满足了当时国内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但毋庸讳言,每一个征管模式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都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和不足。根据笔者的整理,这五种模式及其主要内容与不足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税收征管模式经过多次的改革,其运行机制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不仅有效强化了税收征管机构的征管能力和服务能力,而且有力提升了纳税人的遵从度和满意度。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这五种模式都是在国家管理论的背景下产生的,都重在强调对纳税人的控制与强制,因此,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就一直无法得到很好地运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在行政管理领域内由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转型,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就越来越不适应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控制与强制的税收征管模式背离了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一般而言,在国家管理论的背景下,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从事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主要运行方式是控制与强制。而在国家治理论的背景下,政府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统治机构,而更多被认为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运行方式是服务。因此,在国家治理的时代,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在明显弱化而服务性职能在显著增加。“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就是这一转变的直观体现。在此背景下,税收征管改革也应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转变税收观念,在保持必要强制力的前提下,强化服务功能。否则,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控制与强制,就会使税收征管改革背离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第二,强调控制与强制不符合现代税收征纳关系的实质要求。尽管从表面来看,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但在本质上,二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博弈与合作的关系。这是因为,虽然税收会减少纳税人的财产和收入而导致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存着一种天然的张力,但对于大多数纳税人而言,他们都会慑于税法的强制性并对不申报纳税后果进行理性权衡后选择与税务机关合作,主动履行纳税义务。故对于这些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的主要工作是为其履行纳税义务提供必要的配合、帮助与服务;而对于极少数选择与税务机关对抗、拒绝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税务机关的工作才是控制与强制,因而控制与强制并非税收征管的主要内容。故以强调控制与强制为主要特征的税收模式就不符合税收征纳关系的实质和税收征管的现实。

第三,强调控制与强制必然会使税收征纳关系更趋紧张,从而为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更大的阻力。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事实虽然表明中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和征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在大大增加,这无疑会使征纳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在此条件下,如果继续强化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控制与强制,势必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导致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进一步对抗,使税收征管工作面临更大的困难。

综上所述,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强调控制与强制的税收征管模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的税收征管及其改革必须要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持。虽然当前国内外政治理论与税收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多种理论支持,但相较而言,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核心内容与中国目前税收征管改革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更高的契合度。因此,以治理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不失为一种上佳的选择。

四、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路径导向

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国家职能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相适应。换而言之,国家职能与国家治理方式的发展,为税收征管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可行的理论范式。因此,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应在国家治理理论的指导下,确定改革的路径导向。

第一,以目标为导向,校正税收征管的目标和职能。按照国家职能的分工,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专门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能在于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和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10],与此相比,其他的目标或职能都只能处于次要的和附随的地位。因此,税收征管行为从管理学角度讲就是一种目标导向行为。在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依据国家职能的分工和税收征管的内在逻辑来校正税收征管的目标和职能,一方面,要突出和强化保障国家税收收入这一目标;另一方面,要弱化或减少加诸于其上的其他目标和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税收征管目标简单明确并具有更大的指导性,否则,如果继续给税收征管改革强加许多其他的目标和职能,就会使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因目标模糊不清而失去了指导意义。

第二,以合作为导向,促进税收征纳关系的融合与发展。虽然税收征纳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但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不同的是,如果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没有纳税人的遵从与配合,那么,即使税务机关再强大,要想完成庞大的税收任务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税务机关只有强化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与博弈的关系,才有可能完成税收征管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当代西方国家的税务管理者们开始借鉴企业营销管理中发展起来的客户理论,并将其用于对纳税人的管理中。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在很多场合下都把纳税人改称为Client或Customers,即客户。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把税务机构称为Service,即服务(机构)。如此,把纳税人当成客户,不仅能弱化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张力,而且使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和谐,有利于重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过程中,应借鉴西方客户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合作为导向,通过采取有效的手段与措施,密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消除税收征管中的制度性障碍,为更有效地完成征管任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三,以激励为导向,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创建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税收文化。虽然近年来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税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改善税务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但由于过去一直把税务人员作为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对象和管理工具看待,从而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激励失灵”的情况,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引入治理理论指导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与激励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应充分认识到税务人员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以满足税务人员的正当需求和价值实现为目标,对税务人员实行激励性管理。在借鉴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在人的五大需求(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中,虽然每一个需求的价值都与其满足程度有关,但前三项需求的价值相对我较低,而后两项需求的价值相对较高。同时,虽然受条件限制,在无法满足价值相对较高的需求时,也应该在相对较低的价值需要中寻找相对较高的价值点。,应该重点满足税务人员的某些高端价值需求(例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通过建立尊重人才、鼓励创新、提倡奉献、促进竞争、奖惩有力的制度,在税务机关内部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税收管理文化,对税务人员产生稳定的、持久的促进作用,使其能够高度忠诚、高度负责、高度热情地投身于税收征管工作之中,从而推动税收征管工作目标的实现。

第四,以服务为导向,重塑征管流程,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近年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税收征管的工作内容归纳为,“服务+执法=遵从”,即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服务和执法来提高纳税人的遵从水平。其中,服务不仅位居执法之前,而且是税收征管的主要内容。因此,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的高低,就直接决定着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状况和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情况。特别是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的急剧变化,使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快速、灵活和多变。在此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顺应这种时代的变化,根据国家治理理论的要求,重新调整内部机构设置,再造税收征管流程,将工作重心前移,给纳税人提供无缝隙的服务,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税务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所固有的分工僵化、各自为政、本位主义、无效率和分工过细等的缺陷,也才能真正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

第五,以监督制约为导向,将税务人员的审计监督与纳税人的检查相结合。在现实中,虽然逃税者是少数,但却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因此,加大对逃税行为的治理,一直是税收征管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虽然学者们将逃税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的相关信息所致,但事实上,个别税务人员与不法纳税人内外勾结也是导致税收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的思路,将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稽查与对税务管理人员的内部调查结合起来。除要完善对税务人员的日常监督和业务审计外,应在对涉嫌逃税的纳税人进行稽查时,应同时对相应的税收征管人员进行内部调查;反之,在对税务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进行内部调查时,应同时对其税收征管业务进行专项检查。

五、中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进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不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而且也成为当前中国税收征管的当务之急。为了使中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供改革者参考:

第一,在税务管理资源的配置上,应该根据不同管理岗位的工作特点和内在需求,调整人力资源和其他管理资源的配置。具体而言,就是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要根据“服务+执法=遵从”的税收管理理念,重点加大对纳税申报前的税务登记、票证管理、纳税辅导等服务岗位人力资源的配置,将更多的管理资源用于基层和一线的管理和服务上。通过对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与纳税人实现无缝对接,从而使税务机关在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并督促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同时,应该充实纳税后检查岗位的人力资源。通过配置更强的稽查力量,加大对税收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税收违法案件的发生。而对于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岗位,由于税款申报缴纳方式的多样化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发展,已使这些岗位的工作量大大减少,因此,应该减少征收岗位的人力资源。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除了应该加大对税务管理人员业务配置的投入外,还应该加大对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等的投入,以保障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第二,在税务管理的方式上,变按税种管理为按纳税人管理。在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下,除个人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外,大多数的税收都是由企业或其他的社会组织承担的,同时每一个企业都要同时承担多个税种,且这些税种之间都具有内在的联系[11]。因此,将现行的按税种管理改为按纳税人管理,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事实上,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税收征管的普遍趋势,例如,澳大利亚将纳税人群体分成个人、微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非赢利性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六个不同对象分别进行管理。美国国内收入署从2000年9月起按纳税人的不同将其管理机构分为四个执行部门,即工资和投资收入部、小型企业和独立劳动者部、大中型企业部、免税和政府机关部,每个部门负责向相应的纳税人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南非税务局将纳税人分为三类,即少数的大企业和有高平均纳税额的个人、不断增长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大量具有较低平均纳税额的微型和非正式实体,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业务模式。这些改革措施在现实中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因而笔者建议,中国的税务管理可以借鉴上述国家的改革经验,根据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或收入情况,对其进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分类征收和分类检查。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大规模引入现代电子技术,实现大规模、数字化的管理。现代化的税收征管离不开大规模的电子高新技术和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持,因此,优化税收征管系统,实现大规模、数字化的管理是当代世界各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12]。例如,澳大利亚以“大规模就是数字化”的思想为指导,希望税收申报和税收核查均能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来进行。加拿大税务局实施开发新的GSH/HST系统,通过在线工具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美国则希望在最近几年中用现代化信息系统来代替主申报程序,从而实现将业务流程与技术策略融为一体,强化业务系统现代化(BSM)项目的管理。笔者建议,中国应汲取上述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手段,根据中国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在优化现有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组织开发具有更强大功能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以实现技术手段与管理流程的高度融合。

第四,在执法手段上,实行集中执法,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税务行政执法的水平。虽然中国目前的税收违法现象较为普遍,但一般而言,税收违法犯罪及由此导致的税收流失自有其分布的规律,且不同纳税人群体的税收违法犯罪与税收流失的规模和后果也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治理的效果也并不相同。因此,应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主要的执法力量,一方面,加强对税收违法犯罪的重点税种(如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群体(如非工资收入的高收入群体)和重点经济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等)的检查与处罚;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的力度,使违法犯罪者为其税收违法犯罪行为付出更高昂的经济代价、法律代价和政治代价,从而使其不致再犯,并对他人产生警示和教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