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精选(九篇)

化学与化工的区别

第1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Abstract: Urban land grading and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basic work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macro-control, improve the land asset management, establish a standard real estate marke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land use system, and collect the land taxes. Firstly, we briefly introduce the work's overview of urban land-level adjustment and benchmark land price updating in Chongqing. Combined with a new round of urban land-level adjustment and benchmark land price updating, the problems of urban-land grading and evalu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re analyzed. And then, we put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urban land-level adjustment and benchmark land price updating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城镇土地定级估价;问题与对策

Key words: underdeveloped areas;urban-land grading and evaluation;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003-03

0 引言

城镇土地定级估价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完善土地资产管理,建立规范地产市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征收土地税费的重要依据与保障。10年来,在《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01)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01)的指引下,我国大部分地区相继开展了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总体而言,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市场较为发育,国土管理基础工作较好,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成效显著,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工作相对滞后。为此,本文以重庆市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为例,在分析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欠发达地区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具体建议与对策。

1 基本概况

自直辖以来,重庆市先后于2000年、2002年、2007年、2009年进行了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2011年又启动了新一轮城镇土地定级估价调整更新工作。这几轮都采用分类定级方法完成全市土地级别调整工作,结合国家规程和重庆市实际情况,重庆市城镇土地级别按照用地类型分为:商业、住宅、工业等3类。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域范围广,土地质量差异大,土地级别数量也相对较多,2000年土地级别调整,全市商业、住宅、工业用地分别划分了20级别,其中主城区商业、住宅用地为12级、工业用地为8级,并完成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及修正体系更新工作。随着重庆市城市建设的发展,主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2002年北碚区纳入到重庆主城区2616平方公里范围内,主城区工业用地级别随之增加至12级,并确定了相应级别的基准地价。2009年,为适应主城区由2616平方公里扩大至5473平方公里的需要,商业、住宅、工业用地级别分别增加至14级,并进一步补充了相应级别的基准地价。至此,目前重庆市全市城镇土地(商业、住宅和工业)级别为20级,其中主城区14个级别,并建立了相应的基准地价及修正体系。

2 主要问题

2.1 组织方式较为单一,有待进一步优化 城镇土地定级估价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复杂、技术性强的工作,一般而言,该项工作主要由技术实力较强的高校或科研单位承担完成。但由于重庆市受到现有科教发展水平与政府管理体制的限制,承担过或参与过该项工作的高校或科研单位相对较少,除2000年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由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邱道持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完成外[1-2],其余几轮调整更新工作大部分是由评估公司完成。评估公司一方面受技术力量的局限,成果质量上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受市场变化影响较大,一旦解体或破产,基础资料与成果的延续性将受到较大影响。在新一轮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调整工作中,特邀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作为技术指导顾问单位,由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作为技术牵头单位进行组织,主城区具体工作由评估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承担。这一轮调整更新工作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组织方式与模式,整合了多方技术力量,其工作模式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考量与验证。

2.2 工作底图缺失,基础资料不全 按照国家规程,城镇土地级别图的工作底图原则上以大比例尺城镇地籍图为基础,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和城镇总体规划图为参考。目前,受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重庆市现有土地类图件(包括土地现状图、土地利用图、土地规划图)格式不统一,AutoCAD、MapGIS、MapInfo、SuperMap、ArcGIS等各类格式图件并存,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土资源管理应用软件与平台,特别是重庆市国土与规划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部门之间受管理权限的影响,导致土规图和城规图衔接整合困难,包括主城区在内的大部分区县缺乏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工作底图。2009年重庆市城镇土地级别图仍是AutoCAD格式,缺乏空间分析与统计功能,严重影响了成果的质量与精度。此外,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工作涉及调查的内容较多,包括国土、规划、发改、商业、交通、环保、统计等多个部门资料,同时还要进入现场实地踏勘,而在实际外业调查过程中,除主城区及区县县城外,大部分小城镇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及管理水平限制,相关部门缺乏相应的资料与基础图件;另一方面部分城镇发展较快地区,随着新区建设,道路不断延伸,商业中心也可能转移,现有资料更新不及时,资料较为陈旧,大多以老城区资料为主,新区资料相对不足[3]。

2.3 定级因素考虑不足,级别体系有待建立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内陆欠发达地区重庆属于典型的山水城市,地势起伏大、跨江桥梁多,因而重庆特有的自然条件特点对城镇土地级别的影响较其他城市相比较大,特别是地形地貌因素对城市布局、规划选址、市政建设、景观设计都有显著影响,受到山丘、桥梁的阻力与阻隔,城市总体呈组团式发展,定级因素的空间衰减比一般城市要快,土地级别空间配置差异明显。目前,重庆市定级因素因子体系中,除遵循国家过程外,尽管在近几轮土地级别调整过程中设定了相关地形因素,赋予了一定权重,但总体而言对地形地貌因素考虑还有所欠缺,没有较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建立起符合重庆实际的定级因素因子体系[2,4]。此外,相比东部地区而言,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区域幅员辽阔,城乡差异显著,除主城9区外,现辖29个区县。目前国内其它地区土地级别调整工作都是以单一中心城市为工作对象,土地级别分布相应地呈现出由市中心向郊区逐渐衰减的规律,而重庆市若整个市域范围统一定级,由于城镇间相距甚远,各定级因素影响范围尚不足以辐射过远的距离,假若各个城镇单独定级并自成体系,由于城镇土地定级的目的是反映土地级差,势必造成评估尺度的不统一,有悖于土地管理的需求[5]。

2.4 土地房屋交易形式单一,地价人为因素影响大 受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内陆地区城乡土地市场尚不健全,发育程度较低,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城镇土地、房屋交易形式单一,主要以楼盘交易案例、土地招拍挂案例居多,土地房屋出租、土地征用等案例较少,而且样点资料中以住宅用途的居多,商业、工业用地的样点较少。同时,由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多数城镇商业中心与网点较为集中,导致所获取的地价样点基本集中于城镇中心区域,其他地区样点资料较少,地价样点整体分布不均,缺乏梯度变化;而且,部分样点地价在统计的过程中,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价格和实际不符,异常样点数据较多,造成能够作为基准地价评估的有效样点相对较少,从而导致计算出来的基准地价与实际不符,一般高于土地市场实际水平。同时,计算出的基准地价还要经过专家论证、意见征询的形式来确定其合理性,然而由于基准地价成果是在一定内涵界定下的标准,与现实情况有一定差距,从而导致人为判断上的偏差[6]。此外,基准地价是区域城镇土地平均价格的反映, 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才是地价评估的重要依据,基准地价修正体系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其影响因素与权重设置的合理性,都会影响到地价评估的客观性。

3 对策建议

3.1 优化定级估价工作组织模式 鉴于本轮城镇土地定级估价调整更新工作模式与实施效果,建议今后在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过程中,应进一步整合政府部门、技术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评估机构等多方技术力量,优化工作组织模式,搭建协同工作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合作联动机制,提高工作成果质量与水平。特别是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开展前期,在局调研项目、科技项目、前期工作项目中设立有关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相关课题研究,重点在山地城镇土地级别因素因子与用地分类、多层次的全市统一城镇土地级别体系、基于城乡统筹的主城区与区县基准地价一体化体系、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吸纳高校科研院所力量联合攻关,以有效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学术研究能力强的特点,进一步提高整体工作成果的科学性、理论性和实效性。

3.2 加大定级估价工作信息化建设力度 加快国土资源“一张图”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完善全市定级估价范围内工作底图的要素信息,增加工作底图要素的精细化程度,以满足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对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全市调整更新软件不统一的现状,统一规范全市调整更新软件;完善重庆市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数据库标准,形成历史数据库,避免数据重复建设,改变目前土地定级估价数据缺失、数据格式不统一、存放散乱等现状;开发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基础空间数据的采集处理,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精确评估,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信息的快速获取与查询,保证成果数据的统一管理与使用;研发基于WebGIS的城镇地价动态监测信息系统,通过互联网实现城镇地价数据的快速上传、动态更新、快捷查询与智能化服务,在满足政府管理信息化需求的同时,实现地价信息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3.3 建立“大统一,小分散”的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体系 结合重庆市域特点,着力构建以“市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重点小城镇-一般城镇”为主的全市统一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体系,即在各区县相对独立定级估价的基础上,加强主城区与区县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衔接,按照重庆市城镇体系,以主城区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成果为参考与依据,建立全市统一的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体系,并为城乡地价一体化体系的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7]。此外,结合重庆国土和房管合一的实际,探索“多因素综合定级”和“以价定级”[8]的有机结合,即在土地市场较为发育的主城区范围内探索“以价定级”,作为“多因素综合定级”的补充和验证,在土地市场尚不发育的都市区以外范围仍采用“多因素综合定级”的方法确定土地级别。

3.4 完善基准地价评估思路与成果应用体系 在地价样点的选择上,应力求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保证样点地价能真实反映同级同类土地的区域价格水平。同时,应进一步拓展地价样点的采集范围,划拨、协议出让等土地交易案例较多的样点,可进行相应交易方式修正后进行地价评估;尝试在建立城乡地价一体化体系的基础上,利用集体所有土地(农用地)上的土地房屋交易(流转)样点测算地价时,应进行相应的权利修正,并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等多种方法进行测算验证;在交易案例较少的区域,可采用空间模拟或空间插值,辅以实地交易案例验证的方法,进行地价评估;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应有差别地选择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和剩余法进行基准地价评估。此外,为增加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应逐步开展区段价、路线价和标定地价的评估工作,丰富完善基准地价的应用范围,增加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处理、部分特殊用地的应用说明,建立较为全面、完善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出台详尽的成果应用说明,以满足地价管理的实际需要。

参考文献:

[1]邱道持,廖和平,印文.重庆市基准地价更新方法探讨[J].经济地理,2002,22(4):444-447.

[2]刘明皓,邱道持,汪红群.山城土地定级地形因素评价方法探讨——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6(3):309-313.

[3]徐慧,刘正,徐朱.小城镇基准地价评估问题研究——以武进区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为例[J].中国土地,2006 (10):38-39.

[4]邱道持.合川县城镇土地定级方法论特征浅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18(2):186-193.

[5]王建国,殷海燕,董会和等.基于DEM的地形因素在城镇土地定级中的量化——以通化县城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61-64.

[6]王建国,殷海燕,董会和等.我国城镇基准地价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0(3):69-73.

第2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化工项目;影响评估;要点

1 引言

环境影响评估,是指在一些规划项目进行建设施工后,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以及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预防、减轻环境危害的有效对策与措施,同时还包括跟踪监测的具体制度和方法。化工工业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其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因此,必须对其环境影响进行科学评价。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技术难度较大,充分利用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有效工具的作用,可为化工类项目的决策服务。在此,笔者就着重分析化工类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点。

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点分析

2.1 产业政策、规划符合性,总图及选址合理性分析要点

化工项目环境可行的前提是符合产业政策、相关规划,总图布置和选址合理。化工项目原则上应进入依法设立、环保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园区,并符合园区发展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应从产业定位、土地规划、空间布局、市政公用工程(是否符合园区关于集中供热、供水、污水处理、供电、供气等要求)、环境保护、企业准入等方面论证项目与园区规划的符合性。

化工项目选址及总图布置还应满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定》(GB50160-200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中关于项目选址、总图布置、防火间距的要求;环评应给出总图布置优化建议。

产业政策和宏观规划符合性方面,国家层面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订)、《石油和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石化和化学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烯烃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石化产业和轻工业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另外还需关注项目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港口规划、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2.2 工程分析要点

化工项目环评预测的基础是准确的工程分析。工艺方案的选择、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污染源源强及排放参数、清洁生产等是工程分析的主要内容.

工程分析的重点在于划分化工生产单元,按照化工单元给出发生的反应及工艺类型,各单元原辅材料、资源和能源消耗情况,分析物料流向及变化,确定产污节点及污染物,运用类比、实测和物料衡算等方法,核定三废产生源强。

工程分析要给出带排污节点的工艺流程图,对于含化学反应的单元应将主要化学反应式一一列出,主要装置操作/反应温度、压力、物质的转化率/冷凝效率、催化剂等工艺参数,要给出主要工艺单元/全厂的物料平衡、水平衡、蒸汽平衡、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平衡等。

化工项目还应关注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并给出源强,如开停车、检修及装置泄压排放等。

另外,对于改扩建或技术改造项目,还应给出现有工程概况、主要工艺流程、主要污染源及排放强度、主要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重点关注现有工程存在的环保问题及“以新带老”工程内容,尽量做到增产不增污、增产减污。

关于依托工程的可行性分析:化工项目要求选址于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园区,园区公用环保设施是可以或必须依托的;对于改扩建项目,原有工程的公用环保设施有相当部分也是可以依托的;对于依托的可行性,应进行详细论证,主要包括依托工程的设计处理能力、现状处理规模、剩余处理能力;依托工程的处理工艺、边界条件;最好有监测数据支撑依托工程可稳定达标排放等。

关于无组织排放源强的确定:化工项目无组织排放涉及装置区、罐区、装卸站等。储罐区无组织排放源强推荐采用《石油库节能设计导则》(SH/T3002-2000)附录A给出的各类罐型大小呼吸损耗估算公式;装卸站无组织损耗(包括蒸发损耗和残漏损耗)可参考《散装液态石油产品损耗》(GB11085-89)估算,再根据装卸产品的物性,估算蒸发损耗量;装置区无组织损耗量无成熟可靠的计算方式,一般按照原料年用量或产品年产量的0.1‰~0.4‰粗略估算,在设计资料非常详细的情况下,可根据静态密封点和动态密封点的数量及其泄漏率标准,根据泄漏经验公式估算无组织损耗。

2.3 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要点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污染防治对策是化工项目环评的重点之一,是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的重要环节。

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要对不同的处理工艺进行比选,给出选定工艺设计处理能力、详细的工艺流程、各单元处理效率、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在国内外的应用案例及效果等,最好有类比监测数据来支撑其工艺可靠性和运行稳定性。对于化工装置余热、余压、冷凝水、中水等给出推荐的资源综合利用方案。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1)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污染防治分区方法及防渗方案,可参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防渗设计通则》(Q/SY1303-2010),首先将厂区划分为污染区和非污染区,再将污染区进一步划分为重点污染防治区、特殊污染防治区和一般污染防治区;结合项目所在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各污染防治区的防渗结构和防渗要求;涉及地下水敏感区的,应设置足够数量的监控井,必要时应设置应急抽水井。

对于委托处置的危险废物,要附委托处置协议,处置单位的营业执照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化工项目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无组织排放,应设定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内不应有居民点、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涉及拆迁安置的,要有拆迁安置方案。

2.4 环境风险评价要点

化工石化项目环评的重点之一是可信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环境风险评价的内容包括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后果计算、风险评价、风险管理等。环境风险评价应以环境风险识别,重大危险源和最大可信事故及其源强和发生概率,风险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及其充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为重点,后果计算可适当弱化。

目前,化工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的主要依据有《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等。

环境风险识别应包括生产设施和危险物质的识别,有毒有害物质扩散途径的识别(如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等)以及可能受影响的环境保护目标的识别。

有关生产设施风险的识别:应结合安全预评价结果进行,但区别于安全预评价,不是所有存在安全隐患的环节都存在环境风险,安全预评价的重大危险源并不等同于环境风险重大危险源;生产设施风险识别应包括生产装置区风险识别、储运工程风险识别(包括厂外运输)、公辅工程风险识别等,重点关注危险物质在线量或储存量大、高温、高压、存在化学反应的生产设施。

有关物质危险性的识别:物质危险性识别应包括原辅材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等;主要依据《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和《危险化学品名录》、《剧毒化学品目录》、《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GB13690)、《突发性污染事故中危险品档案库》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卡》(中文版)、《常用化学危险物品安全手册》、《化学物的毒性及其环境保护参数手册》等进行危险物质的物化和毒理数据查询;重点关注易燃易爆、易挥发、毒性强、易产生二次污染的物质。

有关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应正确理解功能单元的定义,功能单元指“至少包括一个(套)危险物质的主要生产装置、设施(贮存容器、管道等)及环保处理设施,或同属一个工厂且边缘距离小于500m的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每一个功能单元要有边界和特定功能,在泄漏事故中能有与其它单元分割开的地方。”关于这个定义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储罐区,我们是以单个储罐作为一个功能单元,还是以整个罐区作为一个功能单元来判定是否构成重大危险源呢?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理解。

有关最大可信事故,是指“在所有预测的概率不为零的事故中,对环境(或健康)危害最严重的重大事故”。在风险评价中,一般人都存在这样的误解,即最大可信事故以及后续的源强和后果计算是基于重大危险源的,而从最大可信事故的定义并不能看出这一点。因此,本文认为确定最大可信事故应全面考虑各个风险单元,而不仅仅是重大危险源。另外,导则并没有给出最大可信事故的确定方法和原则,本文推荐首先根据个人经验筛选一定数量的最大可信事故,然后可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附件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分级方法”对前面筛选的最大可信事故所在单元进行分级,把级别为一级和二级的单元可能发生的最大可信事故确定为风险评价的最大可信事故。

有关后果的计算:气象条件可选择静风、小风和区域多年平均风速,稳定度A、D、F级;必须给出半致死浓度(LC50)范围、伤害阈值浓度(IDLH)范围,一般还需给出短时接触容许浓度(PC-STEL)范围,对于恶臭类气体可给出嗅觉阈值浓度范围。另外,化工项目还应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交通运输风险。

2.5 其它

石化化工建设项目为高耗能行业,且多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较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大型化工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一般不应低于二级。

位于国家重点控制区范围内的新建化工项目执行重点行业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实行区域现役源2倍削减量替代(污染物包括SO2、NOx、工业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环评报告中应体现削减方案。

近几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有增加趋势,公众的环境意识有显著提高,化工项目由于其环境敏感性,其环评的公众参与工作不容忽视,在采取信息公示、发放调查表形式的基础上,必要时开座谈会、论证会、专家咨询会等。对于特大型化工项目一般应进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对于涉及生态环境敏感目标(如自然保护区、水源地、风景名胜区等)的,要进行专题评价。

3 总结

总之,化工类项目对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在现今社会以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的前景下,需要通过每一位环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突破,科学评价化工类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将项目的建设与保护环境密切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市发展价值 工业化 差异化

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盲目工业化问题

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很多开发区呈现出规划的工业园区工业项目不济,很多工业园区圈而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工业园区在经历10-15年开发中,最终由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成为房地产项目用地居多。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市的郊区、远郊区也存在类似现象。但是诸多城市规划工业区、产业区、科技区还是乐此不疲。其次,在产业政策上,“工业为大、工业为重、工业为先”的思想较重,推进工业可以“零”地价、还可以给予税收5-10年奖励,给予技改等政策支持,与之相反对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科技知识智力密集型服务业重视不够,地价、税收优惠支持少,激励措施乏善可陈。再有,在工业发展定位上存在大量雷同规划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现象。

城市化进程与实际发展需求产生较大的偏差,究其原因,有对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路径认识的偏差问题,也有对城市价值和定位的认识问题、制度与激励措施误区等问题。实际上,大多数专家对工业化、城市化一般规律描述的多,对处于二线、三线乃至县域城市、县域城镇、都市郊区等非我国主要城市发展的城市发展差异性、特色性研究不足,在整体研究城市圈、都市圈的同时,在比较小的区块、功能分区研究不足,总体呈现特色不够、产业布局不合理、城市功能发展不足、城市生态绿色功能弱化等问题。

关于城市价值、工业化路径的差异化认识

(一)关于城市发展价值观的认识

城市价值不在于城市人口集聚多少,而在于城市的自然景观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生态宜居价值。诸如很多城市并非在经济增长的带上,但其有鲜明的山水自然和历史人文特色,应该尊重自然生态,保护山水形态,提升城市景观价值和生活品味。首要的是注重发展中与城市拥有的特色、景观价值相融合,而非用所谓科学发展规律的思想。只有舍弃不切实际的“中心城市”、“大城市”理念,树立城市的整体价值观,才能正本清源,从而走上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关于城市关系与城市功能定位的认识

当今城市群、城市网络化构建成为现实,城市专业化分工和城市特色才能显示城市活力。Henderson和Lee对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规模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专业分工。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和城市专业分工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小城市比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一般意义上讲,大城市在商业服务、小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专业程度更高。如果电子信息、新材料、汽车等产业在大多数城市均进行重点规划,势必削弱发展动力,也会影响社会管理,使自然资源环境付出沉痛代价。

哈里斯(1943))曾把美国的988个城市分为8种类型,即大学城、观光和休闲城市、批发城市、制造业城市、运输城市、零售城市、矿城和杂业城市。日本学者小笠原义胜按照城市的主导功能,将城市分为商业城市、矿业城市、工业城市、交通运输城市、水产业城市、公务自由城市和其他产业城市7类。

(三)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快于发达国家,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速度最快。世界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种类的国家,城市化发展有相当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80%,预计到2020年人口城市化率仅上升到84%,城市人口达到5.5亿,发达国家面临的城市问题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种族和移民冲突、贫富悬殊等。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城市化率到2020年上升到46%,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是许多亚洲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非洲城市化增长率最快,未能形成真正的工业经济,因而缺乏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经济手段。

联合国研究指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城市居住,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都会在城市出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解决世界城市化所带来的贫困、住房、交通、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城市更适合人类的生活需要,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推进成正相关关系(见图1)在地区国民收入与城市化率的实际比较中得到佐证(见图2、表1)。

(四)单个城市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认识

1.工业化不一定带动城市化。从区域人文环境构建和业态上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不同的具体发展内容,指向不同的发展目标(见表2)。可见工业化发展不一定带动城市发展诸多功能的实现,不能直接带来城市价值提升。

2.城市化不一定带动工业化。国际经验表明,代工、制造并非每个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并不是每个城市未来都将成为“老工业基地”,就单个城市的拓展因为自然环境、区位以及历史文化可以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而工业化并非一定是发展制造业产业区,特别是那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流动转移型”制造业。在工业的高端体现“服务化”的研发、金融、战略管理等;在一般工业产业的分工上,也存在高附加值工业研发、工业业,这些在城市中心区“产城一体”也能很好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路径的认识。

3.工业化、城市化不一定带动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工业化是影响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重要变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结果并不一定带来居民财富的增长。国际经验也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城市化初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后期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范式,也不是绝对的正相关。美国经验表明城市化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

关于新城区拓展规划及功能分区规划的启示

首先,深化城市价值的理解,塑造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功能。新的城市发展区域也应该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城市综合功能,特别是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名城、自然生态名城等地,应该尊重自然生态,注重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保护山水形态,形成植被保持丰富、风景优美形态,提升城市魅力。以自然、生态、宜居的环境对高层次人才居住、创业产生吸引力。

其次,差异化理解城市发展路径。基于以上的分析,不能单纯运用城市化、工业化率,二产三产结构比对来定性发展的阶段与发展性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倒退也可能是合理的,特别是并非综合性大城市的二三线城市、县域城镇化,要差异化错位发展,不能一味追求城市化率,出现招商引资饥渴症,以“零地价”5年、10年给予税收奖励等政策,引入没有核心能力的企业,最终是带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层次结构、环保、破坏人文等问题。

再次,差异化理解城市化中的产业集群发展。工业化不一定是发展制造业,根据城市的特色定位,特别是中小城市,要立足城市的长期价值,按照未来发展趋势,体现更高特色化专业化分工程度,更多考虑城市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发展特色行业,可以细分出旅游、港口区位、打工、自然消费性城市等。

第四,科学进行城市拓展和功能分区。当前,城市新的功能区拓展要重视提高城市发展中被忽视的人文和社会因素,根植城市人文特点,保持以人为本正确的城市价值观,集中构建特色定位亮点核心区、发展带,集中布局科研机构、研发中心、大学城、知识城,集聚科技、研发、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统一规划、精心布置城市景点、景观,注重绿色生态保护,形成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科技和深厚的文化品质,建设新的城市支持系统,通过开展大型博览会、运动会、交易市场(会),以及产业基地、新型社区、商务园区、科学研究园区的场馆建设,形成人才集聚、园林新区、卫生新区、环境管理示范新区等。

第五,推进城市建设与发展规划的科学化法制化。城市规划应该更加注重形成科学化、法制化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避免决策上存在的朝令夕改和功能分区定位的频繁变动,以及出现的诸多“小”、“散”布局和低档次规划、生态退化等现象。抓好其中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提高规划本身的科学化水平;二是执行规划和监督(法制化)的刚性。比如没有真正的民主专家委员会机制、“官员型”专家较多,就不能形成真正民主思辨决策的局面;关于规划土地用途性质的调整变更服从于领导者的急功近利招商引资的问题,必须加快从建立法制化、公开化的机制上予以根本解决。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杨现领.城市化不会自然导致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2

2.陈映.成渝经济区城市化发展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第4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大别山 业结构 源禀赋 色文化

湖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顺应民意作出了建设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重大战略决策,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让革命老区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此次试验区建设的出发点。从整体上来看,这是湖北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努力构建中西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推动思想大解放和富民兴省大跨越的历史性机遇,也是革命老区人民重新焕发革命热情,改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面貌的历史性机遇。

一、大别山革命老区支撑开放开发的资源禀赋条件

考虑到试验区建设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初期启动范围以国家和湖北省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主,具体包括黄冈市的红安县、麻城市、英山县、罗田县、团风县、蕲春县,孝感市的大悟县、孝昌县8个县市(简称“6+2”模式)。省委、省政府希望通过实施“红色的大别山、发展的大别山、绿色的大别山、富裕的大别山”这一总体规划战略目标,把试验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红色文化传播基地、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成为全国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全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和生态保护示范区。革命老区的开放开发重在试验,需依靠革命传统与生态文明教育,通过红色旅游等抓手来拓展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

我们沿用新古典的资源禀赋分析方法,从总体上来反映大别山革命老区真实的资源禀赋状况。这种比较分析的范围主要涉及到自然条件、经济规模、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度等几个方面。为了便于进行比较,也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比性与可得性,主要以黄冈市的6个县市为分析样本,这样的统计分析样本的选择在区域上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我们在分析禀赋状况时,采用的是资源禀赋系数,即某一地区的资源禀赋系数是该地区第i种资源在省内第i种资源中的份额与这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在省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则表示该地区的i资源在H-O(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意义上是丰富的,反之则反。

第一,从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大别山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地带,峰峦叠嶂、山川秀美、生态优良,区域内森林覆盖率在40%以上,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和南北气候的交汇区,是中部地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乃至环渤海经济圈重要的生态屏障。以黄冈为例,这里有4个部级和9个省级森林公园,长江流经全市216公里,有倒、举、巴、浠、蕲、华阳河六大水系,百湖千库星罗棋布。贯通四条铁路(芽九铁路、合九铁路、沪蓉高速、京广联接线),飞架六座长江大桥(鄂黄大桥、黄石大桥、九江大桥、鄂东长江大桥及建设中的黄冈长江大桥和九江二桥),纵横六条高速公路(沪蓉高速公路、黄小高速、麻武高速、武英高速、大广高速以及建设中的麻竹高速)。目前,黄冈境内共建成高速公路530公里,总里程跃居全省第二位,具有“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得中独厚、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支撑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石油、铁、煤、铜等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比较缺乏,由于该地区属海洋季风气候,雨水丰富,日照充足,为动植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山、水、茶就成为大别山特有的绿色资源。这里的森林植被丰富,植物种类属北亚热带典型的常绿、落叶混交林体系,仅国家二级保护树种就有连香树、银鹊树、香果树、鹅掌揪、大别山五针松、小勾儿茶、红豆杉等十几种之多。由于大别山主峰地区地域辽阔,植物茂盛且种类繁多,所以这里也就成了利于动物繁殖生长的天然动物园,大山里活跃着草鹿、斑豹、灵猫、松鼠等动物,珍稀的有娃娃鱼、穿山甲、鹿獐等。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经济规模总量小,贫困人口比例较高。按照农民人均1500元以下统计,仅黄冈全市就有贫困人口180.6万人,其中纳入首期试验区范围的共有110.6万人,占红安等6县市总人口的26%。2010年,湖北全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5806.09亿元,人均GDP为27613.71元(全省2010年末常住人口5724万人)。而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红安、麻城、英山、罗田、团风和蕲春等6县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8500元以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英山达到8477.22元,占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1%;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蕲春仅为8098.78元,占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9%(见表1)。本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2010年湖北省和部分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1美元兑换6.58人民币。

第二,从劳动力资源禀赋状况来看,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劳动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用从业人员总量这一数据来进行劳动力丰富程度的比较,这样的选择基于以下原因:如果采用总人口来比较,总人口中包含未加入工作的(如18岁以下)以及已退出工作的人员(如60岁以上),这些人本不应该进入统计,因为他们不属于劳动力之列,即使计算失业率也不会用总人口作为分母;况且失业率数据不可得,各地区的失业率更无法得到;2010年全省的从业人员统计总数不可得,以2009年的数据作为参照。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2010年红安、麻城、英山、罗田、团凤、蕲春的从业人员分别达到35.9、60.91、27.98、37.66、17.55、49.65万人,在H-O(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意义上,它们的禀赋系数分别达到2.83、2.85、3.67、3.28、2.4、2.63。其中,英山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系数为最高,达到3.67,团凤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系数为最低,达到2.4,都大大高于1,突出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实际上,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系数都是比较低的,东部沿海地区更低,一般不会超过0.2。过去几年湖北省的劳动力禀赋系数一直在0.5左右徘徊。在省劳动力资源比较匮乏这个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红安等大别山革命老区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就业率非常低,劳动力资源浪费严重,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不够、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从文化软实力来看,大别山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早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时,第一批入盟的会员有70多人,其中黄冈就有9人。一大批黄冈有志青年投入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参加辛亥首义,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黄冈成为辛亥革命最早收复的州府。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两大红军主力,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文荟萃,坡、李时珍、李四光等文化名流和科学精英享誉海内外,黄梅戏曲、禅宗文化、中医药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第四,从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水平来看,大别山革命老区各类市场发育缓慢,外资企业奇缺,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极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通常与该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里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之和来表示一个地区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其中,外贸依存度是指某年该国或该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同期GDP的比率;外资依存度是指某年该国或该地区所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占同期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即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

从表3可以看出,2010年湖北省的外贸依存度为0.1078,外资依存度为0.0169,对外开放度为0.125。2010年红安、麻城、英山、罗田、团凤、蕲春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0.0016、0.0167、0.0048、0.0337、0.0145、0.0517;外资依存度分别为0、0.0051、0、0、0.0003、0.0003;对外开放度分别为0.0016、0.0218、0.0048、0.0337、0.0148、0.052。其中,罗田的对外开放度最高,达到0.0337,这可能与罗田的板栗出口有关;红安的对外开放度最低,仅为0.0016,这与农业大县对外经贸实力不强、外向性企业严重缺乏息息相关。从整体上来看,以红安、麻城为代表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普遍不高,对外开放度远远低于全省0.125的水平(参见表3)。

二、大别山革命老区新一轮开放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1、工业化水平较低。2010年黄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占全省第2位,而户平规模却占全省第9位,工业增加值仅占全省4%,平均每个企业实现的增加值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45.2%,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人均增加值居全省末位。“十一五”时期工业的较快增长是低基数、低基础的增长,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等传统产业占50%以上,工业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不高。长期以来,国家在黄冈没有布点重大工业项目,没有重大的专项政策与资金支持,黄冈的工业是在“五小”企业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缺乏大项目、大企业的带动,还没有一个百亿元产业。尽管近年来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黄冈,但大中型骨干企业少,中小企业多,科技开发型企业少,一般加工型企业多。大多数企业都是利用本地资源发展起来的加工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集群起步较晚,发育时间不长,几大支柱产业的企业间关联度不强,产业链条短,产品生产配套能力不强,经济外向度低。黄冈2010年工业生产企业共完成出口产品交货值1.97亿美元,只占到工业产值的1.5%,内向型经济占90%以上,明显滞后于先进市州。创新意识不强。大别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现状,与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要求相差甚远。事实上,大别山革命老区已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较多,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创新意识不强,小富即安、清净无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2、产业结构单一。大别山革命老区工业化起步非常晚,总体上很多县市的第一产业仍然是农业,占到30%,第二产业不到30%,还处在起步的初级阶段。从表4可以看出,2010年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13.6:49.1:37.3,英山、麻城、红安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36.43:33.22:30.35、28.16:34.17:37.67、21.25;47.53;31.22,大大高于全省水平。“一高两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以蕲春为例,2010年,全县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8.57:37.68:43.75,反映出第一产业不强、第二产业不大、第三产业不优的“结构通病”。据黄冈市发改局反映,黄冈全市7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城镇化率仅为33.4%,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种传统种植业一业独大、效益不高的经济结构严重制约着革命老区产业发展提档升级。特别是当地高效经济作物面积较小、优质产品的比重依然很低、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了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发展的步伐。随着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有序推进,全省各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热情不断高涨的同时区内产业趋同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3、县域经济实力不强。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弱小。从全省县域经济考核排位情况看,黄冈没有一个县市进入第一方阵,2010年全省20强县市区GDP平均为208.6亿元,是黄冈平均水平的1.42倍。全省20强县市区人均GDP达到30357元,比黄冈平均水平高1.26倍,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黄冈除黄州区(26072元)和武穴市(19977元)外,绝大部分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财政收入质量不优,从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看,全省20强县市区平均达到69.6%,黄冈10个县市区平均为46.79%,远低于20强县市区的平均水平。城市化进程不快,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黄冈目前城市化率为35.7%,分别低于全国和全省水平12.3和12.2个百分点。全省20强县市区城市化率平均为43.08%,黄冈只有黄州区(市区)超过平均水平达到55.08%,武穴市比20强县市区平均水平低2.96个百分点,其他8个县市区都在30%以下。

4、国家对革命老区的“输血”不够。老区贫困人口压力仍然较大。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速度缓慢,贫困人口较多、城镇化水平低,行政区划分割、发展被边缘化等问题带有普遍性,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老区、山区和库区,因自然灾害返贫、因病致贫、经营不善致贫等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大别山有2000多万人口,人均GDP只有全国的40%,贫困人口超过300万,而且返贫人口比例占60%,这个标准还是定在1196元这个非常低的人均年收入上的。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统计,黄冈全市共有贫困人口180.6万人,其中纳入首期试验区范围的共有110.6万人,占6县市总人口的26.2%。部分贫困县级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掩盖了农民收入的低增长,城镇化发展掩盖了农村贫穷落后的事实,相对贫困现象日益凸显。目前,黄冈10个县市区中,仍有5个县被定为部级贫困县,1个县被定为省级贫困县。受历史、自然、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黄冈老区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农村贫困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三、敢字当头,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开放开发

1、敢字当头,转变思想观念。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苦地区之所以落后,关键还是思想观念落后。必须把解放思想作为加快发展的前提,着力引导干部群众冲破旧的观念束缚,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把思想、行动统一到跨越式发展的轨道上来。建设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必须坚持走特色开发、绿色繁荣、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有限,创新无限,省委书记李鸿忠多次强调思想是一切行动的总开关,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试验区发展的速度和成效。试验区各市县要抢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机遇,深入解放思想,大胆闯、大胆试,学会用市场的办法、改革的办法、开放的办法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形成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和文化,聚集更多资源投向革命老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最主要的差距还是观念的差距,只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着力转变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实现超越。特别是要自觉破除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狭隘封闭、惧怕困难、畏首畏尾等思想,真正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落实到科学决策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全过程。

2、以旅游为抓手,重点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大别山地区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黄冈集红色、绿色、人文三元素为一体,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大别山水、人文黄冈”是黄冈最大的无形资产和旅游品牌,要充分利用大别山境内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旅游,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古色”旅游,以大别山自然生态为主题的“绿色”旅游,形成大别山特色旅游产业新格局。特别是要加快黄冈大别山12大旅游景区、20个红色旅游景区(点)、4个省级重点旅游名镇、13个省级旅游名村、63个重点旅游项目建设。以列入国家红色经典景区建设为重点,抓好红安中华将军园、七里坪长胜街、董必武故居、陂安南县遗址、麻城烈士陵园、红二十七军诞生地等项目建设,扩大红色经典旅游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大别山主峰等景区为重点,加快罗田薄刀峰、天堂寨,麻城龟峰山、五脑山,红安天台山,英山吴家山、桃花冲,蕲春云丹山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整体打造大别山生态旅游经典景区。优先发展旅游交通,加快景区路网建设,打造大别山生态旅游线、红色经典旅游线、名人名址文化旅游线、医药保健及溶洞探险旅游线等特色旅游精品线路,把大别山建设成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度假避暑胜地,以及国内外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大别山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资源极其丰富,要将文化产业纳入大别山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深度挖掘黄冈红色文化、东坡文化、禅宗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人文资源,突出特色,着力打造“文化黄冈”。一方面,加快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高标准建设文化产业项目,抓好东坡赤壁文化产业园、黄冈传媒文化产业园、黄梅戏文化产业园、黄梅禅宗文化产业园、李时珍医药文化产业园、蕲春赤龙湖影视文化产业园、红安中华将军园及12个名人纪念馆(园)等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加快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升黄冈文化产业的档次和水平。大力发展具有黄冈元素的影视制作、出版印刷、数字技术、动漫创意、网络传媒等,提高科技含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拓展文化发展的新领域。与此同时,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主体,促进老区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4、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对大别山试验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国家应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别山交通建设纳入国家革命老区公路建设示范工程,与延安等老区同等对待,加快随州―麻城―安庆、黄冈―安庆、南京―西安复线等铁路建设,尽快打通麻城―金寨、英山―岳西等东西方向的高速公路及省际出口路、断头路。在支持大别山试验区建设过程中,金融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把信贷投入与大别山试验区的资源优势、潜在优势、后发优势结合起来,在低碳经济、科技创新、现代农业、改善民生等领域下功夫,协调推进大别山试验区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要保证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要,特别是黄冈列入全省重点建设计划的林浆纸一体化、城际铁路和黄冈长江大桥、黄鄂高速、武汉新港江北铁路黄冈段等21个重大建设项目,金融部门要跟进服务;保证政银企合作协议资金需要,各金融机构要主动介入大别山试验区发展,加强与上级行、地方政府和签约企业的沟通协调,合理安排信贷规模,提高已签信贷合同和授信协议的履约率;各金融机构要按照各自不同的市场定位,在已有的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抵押担保创新,形成适合县域经济特点的区域性金融产品和抵质押办法。特别是在推广“公司(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信贷模式和订单农业贷款上,采取“公司担保、联合共管、分环节投资”的方式,围绕订单农业的合理订价机制、信用履约机制,建立和完善订单贷款管理制度。

5、做好规划,将黄冈全域纳入大别山试验区。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水平、速度和质量。当前,为了打破大别山革命老区按行政区推进城镇化的做法,必须整合规划体系,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黄冈市10个县市区都属于大别山革命老区,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大别山试验区建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是推进革命老区实现新跨越的一个重大载体。因此,搞好大别山试验区建设要试点先行,全域推进,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除初期启动的红安、麻城、英山、罗田、团风、蕲春6县市外,经试点后可以扩大到黄冈全域,建议把武汉新洲区、黄陂区、随州广水市、河南新县、安徽金寨等环大别山山脉的区域,全部纳入试验区范围内,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最后建立环大别山经济区,把大别山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努力实现“三年明显变化,五年大变化,十年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

(注:本文系2011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圈批调研课题“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思路”的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陈孝兵;课题组成员:陈金清、刘龙伏、刘保昌、徐志勇。)

【参考文献】

[1] 佩特逊:收入、就业和经济增长[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2] 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王世杰:产业升级与综合竞争力提高的理论思考[J].综合竞争力,2011(1).

第5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旅游;SWOT分析;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F470 [文献标识码] B

引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消费观念的改变,传统旅游业一方面满足不了游客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建设,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与威胁,生态旅游日益受到青睐。生态旅游是一种既满足游客对回归自然的需要又保护自然、一种可持续的关注地方文化的体现环保意识的选择性的旅游方式[1]。生态旅游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融合为一体,在自然生态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能很好地兼顾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促进旅游市场结构、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区域结构协调发展[2]。在国内外很多地区,生态旅游业已逐渐发展为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增加经济收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集山区、库区、革命老区与贫困区为一体的安徽大别山区,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特色文化资源,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对大别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徽大别山区发展生态旅游的SWOT分析

安徽大别山区位于西南部,包括金寨、寿县、霍邱、太湖、宿松、潜山、岳西、望江、利辛、临泉、阜南、颍上、霍山、舒城、裕安、金安和桐城等14县2区1(县级)市,其中金寨县等12县属部级连片贫困地区,集山区、贫困区和革命老区为一体。

(一)优势

安徽大别山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悠久的历史红色文化,共同构成了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为生态旅游业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1.自然资源丰富。安徽大别山区属北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气候温和,光热条件好,雨量充沛,山区峰峦迭嶂,自然景观奇特。拥有花岗岩峰丛地貌的天柱山,是全球瞩目的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带的重要地段,是世界地质公园。境内还有天堂寨部级森林公园以及众多4A级景区,如部级生态县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景区、位于大别山第一峰白马尖的大别山庄度假区、舒城县的万佛湖度假区、岳西县的鹞落坪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山区珍稀动植物资源丰富,盛产茶叶、毛竹、板栗、油茶、水产等农产品和石斛、天麻、茯苓等名贵中药材。

2.文化底蕴丰厚。大别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根据地。其中金寨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大将军县。安徽大别山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古城史迹众多,有潜山薛家岗文化遗址、寿县古城墙、安丰塘等部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宿松县、望江县等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之乡;寿县是楚文化的故乡,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望江县的传统特色工艺“望江挑花”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地理位置优越。安徽大别山区处在我国中东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部,处于在皖江城市带、长三角经济区和武汉城市圈的中间地带,贯通南北、承东启西,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多条铁路、高速公路贯穿大别山区,为联接东部发达经济区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且随着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打造,区域内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为大别山区生态旅游的发展带来机遇。

(二)劣势

1.软硬件基础条件制约。安徽大别山区以山地为主,景区主要分布在深山区、偏远地区。从硬件设施看,道路交通、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景区附近住宿、餐饮、购物等配套服务功能尚不健全。由此,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旅游产业化发展不足,对地方经济带动力较弱。从软件条件看,大别山区缺乏旅游接待服务、旅游管理等专业技术人员,景区综合管理服务水平不高。

2.经济基础薄弱。安徽大别山区属全国第二大集中连片贫困区,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山区自然灾害频发,经济与社会建设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财政投入有限。生态旅游与传统旅游不同,是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开发难度大、资金要求多[3]。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大别山区生态旅游资金投入不足,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致使投资环境较差,不利于引进外资,从而进一步导致生态旅游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旅游产品及品牌宣传受到很大制约。

3.旅游资源整合度不高。安徽大别山区景区偏远,景点之间相对分散,距离较远且路况不好,山区景区未开发成片,各景区独自发展的现象十分明显。且大别山区生态旅游产品较为单一、层次不高,旅游品牌少。区域间旅游资源缺乏整合联动发展,未形成系列配套旅游产品体系,不利于构筑跨区域的大别山生态旅游圈。

(三)机遇

1.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继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后,党的“十”又强调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安徽大别山区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生态文明建设为大别山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与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途径。同时,生态旅游的发展要求在旅游开发与旅游服务过程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契合。

2.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政策扶持。2013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大别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将大别山区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批复指出要将大别山片区建设成为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示范区、国家重要粮食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区、红色旅游胜地和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华中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同时,随着国家将旅游业提升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安徽省及各地方市县更加重视旅游产业发展,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编制地区产业发展规划,扶持山区旅游业发展。

3.生态旅游消费观念不断增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剧、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及城市生活压力增加,人们开始向往乡村生活,追求“原生态”产品和民俗文化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一种新的趋势,以往拥挤喧闹的黄金周游、跟团游等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特色旅游、休闲旅游等受到游客的欢迎,短期短途、自助自驾乡村旅游逐渐受到青睐,这为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机遇。

(四)挑战

1.同质化竞争激烈。随着生态旅游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各省市地方都在极力打造生态旅游业。安徽大别山区的旅游资源与片区内的湖北省、河南省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不仅拥有较为类似的自然资源,甚至文化资源也比较接近,受到周边生态旅游区替代性竞争的压力与挑战。红色旅游市场竞争很激烈,不仅大别山片区有河南新县、湖北黄冈的竞争,而且还有周边省份江西井岗山、瑞金,陕西延安、贵州遵义、河北西柏坡等五大革命圣地的挑战,这些地区知名度高,且红色旅游已形成规模。

2.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生态旅游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是在旅游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保护意识淡薄、系统规划思想不足,由此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会造成盲目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生态旅游的开发,景区规模的扩大、游客数量的增加,旅游管理发展的滞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环境的污染、对自然景观完整性的破坏,甚至生态平衡的打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生态旅游资源利用期限和生态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影响并制约大别山区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

基于SWOT分析,安徽大别山区生态产业的发展应充分发优势、弥补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通过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与文化产业等产业耦合互动,打造特色产业体系,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提升内生经济增长动力。

(一)生态旅游与生态农业耦合发展模式

安徽大别山区应充分利用其优越的空气、水、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及原生态的高山蔬菜、土鸡、黑猪特色农产品,重点发展生态乡村旅游,将旅游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以休闲为目的,以城市游客为对象,开发兼具观光、休闲功能的旅游产品,增进体验式旅游,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等发达地区的“后花园”。

第一,建设精品旅游线路和知名的旅游品牌,在风景区周边和沿线发展观光与休闲旅游项目,拓展旅游项目与路线,避免旅游景区的单一。第二,合理布局一批特色农业经济区域,打造一批观光采摘的特色农业生态产业园,如生态果园、生态茶园等。第二,建设一批集观光、养殖、垂钓、农庄、餐饮及消费为一体的“农家乐”等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项目,如在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等库区发展“渔农乐”项目等。

(二)生态旅游与生态工业耦合发展模式

安徽大别山区应通过产业链的跨部门整合,增强生态旅游业与生态工业的耦合发展,在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地区农副产品加业的发展,提升山区经济实力。一方面,发展工业旅游,开发生态工业旅游项目,在本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企业、基地,如柳编企业、缫丝厂、竹产品加工企业、茶叶加工企业等开展参观、体验及购物等活动。另一方面,重视传统民间工艺产品制造和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的开发,利用新技术、新创意使传统工艺加工业与特色文化产业相结合,使提高特色工艺品及旅游品的附加值。利用大别山区特色农业资源扩大本地农副产品的知名度,吸引游客,举办各种农产品展览促销活动。

(三)生态旅游与文化产业耦合发展模式

旅游业作为以满足人们愉悦需求为目的的产业,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宣传促销,都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促进安徽省大别山生态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可以充分发挥大别山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在带动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升山区社会经济的量与质。

第一,发展大别山区红色文化旅游,加强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地的保护性开发,培育新的景观载体,加强区域联动与整理规划开发,将安徽大别山区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第二,发展历史文化旅游业,注重名人故里、历史遗址等的开发和文史资料的整理,并将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旅游相结合,丰富旅游产品内涵,打造成大别山文化旅游品牌。第三,增加游客对安徽大别山区特色传统工艺的体验,如霍邱县的柳编工艺、望江县的“望江挑花”等;加强对安徽大别山区特色文化的宣传,如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日,举办黄梅戏文化节等。

[参 考 文 献]

[1]杨开忠,许峰,权晓红.生态旅游概念内涵、原则与演进[J].人文地理,2001,(4):6-10

[2]陈宁.从观光游到生态游: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J].广西社会科学,2013(6):61-63

第6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家庭分类;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

一、引言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经济的从业者――农民必然发生分化,转向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从而引发农民阶层的分化。分化后的农民工阶层将向城镇流动,从而产生农民工家庭市民化问题,其中关于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问题成为重点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我国是市场经济新兴国家,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农民阶层分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受到环境资源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影响。为此,基于两个视角,一是对2020年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所形成的空间上限,二是2020年实现约2个1亿人口市民化目标的数量下限的双重经济约束条件;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成本问题。

来自不同农民阶层的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意愿和行为选择是不同的,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和成本也是不同的。以农民工家庭为决策单位,分析不同农民(家庭)阶层转变为农民工家庭,再到市民化两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两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影响农民阶层分化、转变为农民工家庭再到市民化的因素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社会等非经济因素(李强,2004;李培林,2003),有时非经济因素甚至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鉴于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以及非经济因素不易成本计量。

为此,依据农民阶层分化类别,对主体功能区农民工家庭进一步分类,并借助因素分析设置相应变量,构建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进行计量分析。

二、基于双重约束条件的农民工家庭分类分析

以农民工家庭为对象,以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为研究目标,在主体功能区实施的空间约束和2个亿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约束下,对农民工家庭分类进行初步分类。

为提高国土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实现经济的集约式发展,我国制定和实施的2020年基本实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将我国国土资源划分为四个类别,即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前两个区域的主要功能是城市化,而后两个区域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农产品和生态功能,当然不排除适当的、有限的城市化功能。中央和省政府将提供各开发区域不同的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不同开发空间区域的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将面临不同政策条件约束和总的空间上限约束。

同时,中央政府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约2个1亿人口的市民化,其中约1亿人口属于城市常住性质,主要集中在优化开发区域的东部沿海区,另外的约1亿人口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在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会受到更严格的政策、空间约束和限制。

结合两个约束条件,对农民工家庭进行初步分类。这种分类有别于常见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分类结果,充分反映政策干预下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两类人口约束条件。禁止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不承担大规模农民工家庭市民化功能,因此本课题的分类结果为:(1)东部沿海地区优化开发区域的(常住)农民工家庭、(2)中西部地区重点开发区域的(非常住)农民工家庭和(3)中西部地区限制开发农产品区域的(非常住)农民工家庭。

按照农民阶层分化理论(刘洪彬,2013),明确划分农民阶层分化后形成的类别,主要分类为:(1)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高的阶层(简称为双高因素阶层),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类农民阶层因其占有丰富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源,因而市民化的意愿较弱;(2)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均衡的阶层(简称为单高因素阶层,或为高经济因素阶层或为高社会因素阶层),该阶层农民占有一定的农村经济或社会资源,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易于分化的阶层力量,要么转向双高因素阶层,要么转向市民化,农民工主要来自这一阶层;(3)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低的阶层(简称为双低因素阶层),这是一类需要扶持和帮助的阶层,也是最难于市民化的阶层。

最终,来自于四个不同的农民阶层的三个主体功能区的农民工家庭类别,可细分为12个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类别。为了对不同类别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进行计量,并通过对计量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结论,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构建基于农民工家庭分类的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

三、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化进程中,分工专业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在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也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从不同的层面对农民阶层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有正向影响、有负向影响;同时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了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成本。

1、农民工家庭市民化与市民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实现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均等一致的社会身份和权利,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随着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农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市民化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的过程。

市民化成本主要是指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公共投入。一般来说,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都需要一定的投入。作为农民工个人及家庭,要在城市定居,需要负担更高的生存费用支出;企业的投入也不可或缺,不过相对较少,主要是为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更加稳定的工作条件和更普遍的福利;而政府部T的投入主要是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支出,例如提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各种社会保障的费用。

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六项成本,分别是:(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2)医疗保障成本。(3)养老保险成本。(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5)社会管理费用。(6)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内容,但这六个方面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市民化成本的差异性特征

一方面,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之间,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之间,不同的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民工之间,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等因素,差别也很大。同时,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其所承包的土地等置换或相关费用,也会影响市民化成本。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支付多少成本有多种估计,各种结果也相差很大,这为政府决策带来了困扰。总体而言,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估计,因样本选择的不同,成本的内容不同,调研的方法不同,也会存在差别。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一项长期支出的过程,比如测算的低保补差、医疗和养老的补助,很多是逐年发生的,甚至是农民工退休以后才发生的费用,因此平摊到每年的成本并不高;因此,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过程主要是遵循自愿、有序和有就业保障的原则,市民化成本本身,只要合理统筹安排,不会成为政府很大的财政负担。

3、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主要是指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包括教师工资、学杂费、教科书费用、公用经费、教学设施、校舍改造等各项费用支出,具体可用“生均事业费”来表示,其中小学和中学阶段的生均事业费有所差别。

(2)医疗保障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工市民化后,由原来的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或者没有医疗保险,转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府需要增加的医疗保障支出; 二是农民工大量进入城镇后,城镇原有的医护人员、设施不能满足需要,需要政府扩建医院、更新设备和增加医护人员等保障支出。此项支出按照城镇居民人均财政医疗保障支出计算。

(3)养老保险成本。养老保险,假设将当前农民工全部纳入目前各地执行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目前各地养老金的补贴标准测算的保障费用,这是短期政府需要支出的成本。长期成本是退休后政府需支出的与城镇职工相一致的养老金支出。

(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成本。包括:低保费用。为了妥善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我国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居民给予补助。具体发放时,对不同人群有不同发放标准,但基本上是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其他保障支出。除了低保以外,各地还广泛实施一系列专项优抚与服务政策,主要包括计生服务、公共卫生、赡养孤寡老人、供水补贴、燃气补贴、法律援助、殡葬基本服务费减免、重病补助等,具体补助水平各地差别很大,这里按照各地实际人均支出计算。

(5)城市管理费用成本。随着城市农民工的增加,政府需要相应增加管理成本,包括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所需费用。

(6)保障性住房支出成本。满足农民工的居住需求是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有必要为其中的低收入者提供一定的保障性住房( 主要指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及配套设施的建筑成本) 。

(7)其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残疾人补助、计划生育补助等其他支出。

四、约束条件的影响分析

1、约束条件:土地制度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的影响分析

城镇化与市民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正处在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市民化是影响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农民市民化需要农民转变为非农业阶层即脱离第一产业而进入二三产业,彻底转变为依赖自身诙力转让获取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的阶层。

从理论上分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进与完善,农业生产资料将会逐渐向农民阶层中的强势农业阶层集中,强势农业阶层不再需要转让其自身的劳动力获取经济和社会地位;较弱农业阶层、弱势农业阶层和极弱农业阶层将会逐渐失去农业生产资料进而转向完全依赖自身劳动力的转让获取经济和社会地位,该阶层的人数将占原农民阶层的绝大部分,这部分阶层的人应该是非农化即市民化的主力军。而较强农业阶层因为依赖农业生产资料和自身劳动力的程度不同,将分别向两个方向转变――农民阶层和城镇各市民阶层。

然而,在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农民各阶层间的转变却受到土地生产资料因素的限制与制约。城乡互通的、发达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建起,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等生产资料要素合理流动受到限制,导致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各农户所分割,使得农民阶层中的较弱农业阶层、弱势和极弱农业阶层“每户农民的生产所得有限,使他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表现出的市场主体地位极其微弱(刘洪彬,2008)”,远逊于通过转让自身劳动力获得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该类农民阶层有放弃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和动机;但是,在城镇二三产业转让自身劳动力以及由此获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民各阶层将土地资源视为自己抵抗风险的最后保障,从而不愿也不敢轻易放弃自己拥有的土地资源;而政府部门出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考虑,也将土地视为政府部门安顿农民各阶层的最后退路,从而缺少积极性在城镇为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道路处于两难之中,难以有效推进。

2、农业收入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行为选择的影响分析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农业份额必将逐渐下降,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言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提高;从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角度分析,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不会无限制的提高。由此可见,这几种方式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力度都是有限的。但农村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难以有效提高个人及家庭生活水平时,农民将会选择退出农业生产(Hare,1999)。为此,相关政府部分要对农业收入下降、农民阶层分化引起的粮食安全危机给与足够的重视。

随着市场经济规律所起到的引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农民的经济行为将有更强的自主性,预期收入的高低将会决定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目前,受到各种制度性的限制和制约,农业收入对农民种植粮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尚未对粮食安全产生明显的威胁。这也是目前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过于保守的一个因素,然而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将会使现在潜在的威胁转变为显性的危机。

(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影响分析

坚持农村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战略,不仅是要在观念上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更要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谋求创新。

首先是加大政府对于农村教育、培训和医疗等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转变城乡人力资本投资非均衡发展的不利局面。因为当劳动力的农村身份既定时,农民并不会为进入非农产业就业而主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其进入高收入行业、正规部门的可能性非常低,也称为非学历流动(李芝倩,2007)。进入非农产业后为获取高工资更有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政府加大对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教育投资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是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任务,尤其是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再次是努力推进户籍制度等相关的制度变革,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条件。最后是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为促进农村教育、培训和医疗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五、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

来自于四个不同的农民阶层的三个主体功能区的农民工家庭类别,可细分为12个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类别。这12个不同类别的农民工家庭经过两个阶段后的市民化成本计量可纳入一个统一的计量模型(见模型1):

模型1:Cu=F(aKiXj)(i=1,2,3,4;j=1,2,3)

Cu――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a――不同主体功能区对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抑制强度系数;Ki――不同类别的农民阶层转化为农民工家庭的成本计量的向量变量;Xj――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的向量变量;

约束条件:

(1)Xj向量组的数量有一个下限约束,即不小于2亿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家庭数量

(2)a是不同主体功能区政策约束条件的反映,抑制强度系数越大,说明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成本越高,该系数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限制性政策的强弱进行估算,取值为(0-1);同时,Xj向量变量的平均房租变量反映了农民工家庭市民化中的不同主体功能区空间上限约束条件。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的决策不仅受成本大小的影响,也受到成本变动的影响,当期与前期相比成本的变动额计算函数(见模型2)为:

模型2:Cut=Cut-Cut-1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的分解有多种方式和方法,可考虑将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进行三次分解,第一次分解为农民工家庭私人成本、中央政府公共成本、地方政府公共成本;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约束性成本和酌量性成本;再次将其分解为可延缓成本和不可延缓成本。之所以进行如此分解,一是明确市民化成本的承担者,二是分析成本可变动弹性的大小,从而明确哪些是硬性不可变更成本,再者可明确哪些是近期需要支付的成本哪些是可延缓支付的成本,从而便于农民工家庭或政府适当、适时、适量的安排资金。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结论

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市民化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的重要依据,甚至是政府城镇化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现有成本测量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设计农民工家庭市民化成本计量模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然,该模型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参考文献:

[1]葛乃旭,符,陈静. 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与政策建议[J]. 经济纵横,2017,(03):65-68.

[2]孙正林,佐赫.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估算与分担机制[J]. 学术交流,2016,(10):142-146.

[3]张善柱,程同顺.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误区及矫正[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05):79-83+91.

[4]伍雪媚,李学坤,李鹤,宗玉萍,李彦蓉,李萍,姜明慧.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模型构建及测算[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123-127+137.

[5]李鹤,李学坤,张榆琴. 内蒙古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模型构建及测算[J]. 当代经济,2016,(20):46-47.

[6]袁荫贞. 快速工业化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基于企业和个人视角[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04):20-24.

[7]伍雪媚,李学坤,张榆琴,李彦蓉,李鹤,李萍,姜明慧. 四川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模型构建及测算[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16,(02):250-256.

[8]明雨晴.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与分摊主体研究[D].安徽工业大学,2016.

[9]李小敏,涂建军,付正义,贾林瑞,哈琳.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地域差异[J]. 经济地理,2016,(04):133-140.

[10]文秀勤.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53-57.

[11]周批改.改革以来农民分化研究的回顾与商榷[J].前沿,2002(11)

[12]《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课题组》.我国阶层结果的变化与现状[J].中国统计,2008(3)

[1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解决办法[J].中国改革,2003,(2):32-34.

第7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一、“联校办学”理念的提出

“联校办学”是针对原有县域内校际教育发展严重失衡,教师资源配置不合理,特别是教师交流中的障碍而提出的。“联校办学”是在一定区域内以一所优质学校为依托,按地理位置、生源范围将附近薄弱学校或教学点整合成一个集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管理、教研于一体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其中,优质学校作为牵头学校,视作主校区,被联并学校为分校区。这样,联并的学校就整合成了一个法人代表、多个办学实体的联校办学模式。从联校形式来看,主要采用弱校联名校、名校兼并弱校、名校兼并弱校设分校等方式。

联校结对办学,打破了原有的学校间资源配置和流动的界限,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合理均衡配置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幅射面,实现更大范围内名校优质资源的共享。总之,联校办学旨在促进学校间管理体制一体化、师资配置一体化、文化建设一体化、教学评价一体化,最终促进县域内学校间教育均衡发展。

二、“联校办学”的具体举措

“联校办学”,是将一所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或教学点联并成一个集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管理于一体,一个法人代表、多个办学实体、一校多区的办学形式。属于一种刚性联合,不是原有的强校与弱校的简单结对,更多地是侧重于联校形式的做法。

1.从建制上联

实施联校后,所有联并学校共用一个校名,确保这些学校建制的统一。其中,优质学校(一般为镇中、镇小)为主校区,其他学校为分校区。如王场镇王场小学与本镇代河小学和熊嘴小学联校办学后,形成了一校三区。原代河小学和熊嘴小学,现校名分别改为为王场小学代河校区和王场小学熊嘴校区。三个校区的教师都是王场小学的教师。联校后的班级编排也是把三个校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即按王场小学主校区、代河校区、熊嘴校区的顺序进行编排。

2.从管理上联

联校后所有学校实行一套班子管理,主校区校长为总负责人、法人代表,分校区的负责人分别为学校的副校长,参与班子对整个学校的管理。为了进一步密切联校内学校间的联系,促进学校间管理水平的均衡,主校区选派干部到分校区任负责人,把优质学校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移植过去;分校区选派干部到主校区挂职锻炼,以提高管理水平。班子成员定期召开联校管理团队成员会议,研究问题,部署工作,共同总结评估教育绩效。为了发挥主校区管理上的优势,县教育局规定,主校区校长每周定期到分校区工作一日,深入课堂听课,处理日常事务等。

在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上,联校后的学校对主校区和分校区的管理制度重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补充、修改、完善,将主校区好的制度移植到分校区。如王场小学在办学条件、管理手段、教学质量等方面都优于代河小学、熊嘴小学,三校联校后实施了“六个一”管理办法,即办学理念一体化、常规管理一条龙、课程课时一张表、全校活动一盘棋、财务管理一支笔、考核评价一把尺。对两个分校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龙湾小学的联校办学与王场小学有些不同。龙湾小学所联的沱口小学,办学条件优于龙湾小学,学校校园布局规范,硬件设施基本配套,但沱口小学的管理力量和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质量明显逊色于龙湾小学。实施联校办学后,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了“六化”管理办法,即班子建设整体化,师资交融常态化,常规管理规范化,文化建设特色化,考核评价一体化,财务管理统一化,使沱口校区提升了软实力。总之,联校后通过实施一体化管理,增强联校双方的责任感,规范薄弱学校办学行为,提高了薄弱学校的管理水平。

3.从师资上联

同一区域内校际教育发展失衡,核心问题是校际师资配置上形成的差距。而建立校际教师轮换交流机制则是促进师资均衡发展的主要途径。但实践表明,这一制度推行得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师参与流动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优质学校的教师不愿交流到薄弱学校。而优质示范学校也不愿将本校真正优质的教师交流到薄弱学校,因而教师流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实行联校制度以后,大家共用一个校名,处在同一所学校,新的体制下,教师由“学校人”变成了“(联)校区人”,教师的校际交流变成了教师校内轮岗。这样就解除了教师参与流动的心理障碍,学校也没有后顾之忧,薄弱学校能够真正拥有优质的教师[1]。在这种联校背景下教师轮岗交流制,能根据学校各学科教师的余缺情况统一调配,主校区和分校区互派教师任教,在一定的时间内轮换交流,保证联校范围内课程开齐、开足、开好,较好地解决了学校教师缺科、弱科等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难以化解的老大难问题,更能充分发挥优质学校骨干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联校内教师素质的整体提高。

4.从文化上联

实施联校后,在学校标准化建设方面,主校区和分校区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在项目资金上,对分校区进行适当倾斜。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一方面是分校区从主校区借鉴、移植一些适合自己的特色文化,精品文化;另一方面是主校区帮助分校区挖掘、提升原有特色文化,促进学校内涵式发展。潜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联并城郊结合部的园林五小,作为其西校区后,移植了主校区精品文化活动,出现了国学文化墙,开展了“晨诵古诗,午读经典”的读书活动,如今学校面貌改观了,文化气息变浓了,家长对学校满意度提高了。

5.联片管理

一般来说,“联校办学”主要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大多是在同一乡镇的范围内进行。但在联校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强校和弱校小的布点不均衡,特别是在一些乡镇边界的学校,可能甲乡的学校联到乙镇的空间距离和布点更加有利,但由于它们属于不同乡镇管辖,因此,往往不得不与虽同属一个乡镇但距离更远的学校联合。距离太远,日常管理,教师交流以及教师的联合教研及文化建设等都增加了难度。特别是潜江境内乡镇、农场、油田相互交织,由于体制障碍,教师超编地方不能向缺编地方正常流动。因此,联校办学必须突破乡镇之间的学校管理界限,实行超越原有乡镇、农场、油田范围的优化组合,以实现更大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于是“联片管理”应运而生。

“联片管理”要突破原有各校师资等教育资源一般属于各乡镇、农场、油田的教育体制障碍,打破乡镇学区之间、城区市直学校与园林分局学校之间教育资源流动与统一配置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内即乡镇之间配置教育资源,通过将乡镇学区划成几大片区进行“联片管理”,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管理体制。该市将现有22个乡镇学区(园林分局)及2所市直义务教育学校按区域位置相邻、办学水平强弱和师资调配需要联并组成9个片区,形成乡镇间新的教育管理共同体,从而打破乡镇界限,打通农场及乡镇之间、超编与缺编单位之间师资调配通道,扩大区域内教育资源统一配置的空间,让教师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交流与共享,以实现区域内师资均衡。“联片管理”是“联校办学”在解决乡镇内学校联校后,以解决跨乡镇联校问题而提出的,是“联校办学”的深化。

联片管理主要有四项任务:(1)统筹片区联校办学工作,建立起工作长效机制,确保联校办学服务范围覆盖所有村组。(2)统筹片区教师调配工作,建立片区内干部和教师正常流动机制。(3)统筹片区教学教研工作,为了充分发挥片区内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引领、示范作用,让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要加强乡镇之间、联区、联片性研训活动,实现教研活动一体化,建立片区内教学教研联动工作机制。每个片区由一个单位(学区或学校)根据实际牵头负责若干个学科的中心教研组工作,一个片区统筹1~2万元用于教学教研活动经费,活动经费从公用经费中列支。(4)统筹片区内教学质量监测。联片管理中,在片区内实行干部、教师统一调配、教学统一安排、考核统一标准,并且强弱学校实施捆绑式管理考核,这样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调剂和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同时,能实现区域内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均衡配置,让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享,逐步实现片区内学校师资配置均衡化,使教育教学质量逐步趋于均衡。当然,这还需突破一些体制障碍,特别是原教师的工资是由县级财政分发至各乡镇,现在教师在几个乡镇内流动,财政拨款体制还需进行改革。

三、“联校办学”的保障机制

1.组织保障

(1)统一思想,明确责任。全市教育局机关以及乡镇教育领导通过多次讨论,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教育发展战略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并成立了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下简称“均衡办”),具体负责该项工作。其次,由“均衡办”牵头制定了《潜江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分解到市教育局各职能科室。

(2)明晰思路,制定方案。《潜江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由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教师素质提高工程、教学质量工程和关爱工程四个实施方案组成,各实施方案下又设若干实施方案,作为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行动指南。在此方案的指导下还出台了系列文件,如《市教育局关于分解落实均衡发展近期工作任务的通知》、《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潜江市教育局关于联校办学干部教师交流工作的实施意见》、《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的通知》、《潜江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的通知》等文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市的渔洋镇、积玉口镇、总口管理区政府办公室都印发了本乡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方案。

2.师资保障

薄弱学校在师资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性失衡。针对这些问题,潜江市采取以下措施予以保障。

一是多渠道补充师资。就全市而言,通过实施“五百工程”予以补充,即引进支教生100名,顶岗实习生100名,以江汉职院为依托培训紧缺学科教师100名,选派对口支教教师100名,培训转岗教师100名。同时,面向社会招考教师80名(义务段45名、高中15名、江汉职院20名),其中单列5个计划面向服务期满支教生。就师资紧缺的乡镇而言,如渔洋、老新、高石碑、熊口等因取消代课教师、教师退休等因素造成教师紧缺的,采取不同办法予以缓解:其一是用支教生和招考教师补充;其二是从本乡镇其他学校或片区内其他乡镇调配教师补充;其三是将乡镇以下小学六年级全部集中到初中寄宿就读,由初中教师兼课。

二是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大力加强薄弱学校师资力量。加大教师和校长在强校和弱校交流的力度。除了完成年度师资队伍结构改善“五百工程”外,暑期招考教师一律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并工作五年以上。启动紧缺学科教师培训。针对农村部分教师转岗和部分学科难以开课的实际情况,2010年上半年迅速启动了农村小学英语教师和农村艺术教师培训。第一期小学英语培训达48人,“大家唱、大家跳”艺术教师达97人。实施“以考促训”,推动教师全员参与。

三是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对下派交流教师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以引导教师参与交流。为了鼓励城镇优质教师交流到农村学校工作,工作期间,教师的绩效工资按高于乡镇5%、高于城区10%的标准发放。职称评定时65%的指标倾斜到农村学校;严格执行凡评中级及以上职称,须有在农村学校任教一年的经历的规定。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参与流动的教师,干部交流到农村学校工作经考核予以提拔任用。特设“杰出农村教师”、“优秀支教教师”奖项予以重奖。支教教师在评先表模、评职晋级时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或是给予加分后参与评选。

3.办学条件保障

一是加强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促进办学条件的相对均衡。加大资金争取和统筹力度,努力实现“三个增长”。潜江市委、市政府在2009年共投入1596万元对55所学校的校舍和配套设施进行维修改造和新建,2010年又筹措资金2000万元,用于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和寄宿制学校建设。使每个镇处场至少有一所标准化或基本标准化的示范学校。

第8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强化措施、全面推进”的思路,将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有机结合,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加快安全生产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促使企业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管理长效机制,实现岗位达标、专业达标和企业达标,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安全管理和事故防范能力明显增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我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二、工作目标

按照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全面推进的原则,在全区各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活动,突出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等重点行业、领域。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在2012年底前实现达标;其他行业(领域)在2013年底前实现达标。福兴经济开发区、金城投资区管委会在2012年6月底前实现整体达标,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在2012年底前实现整体达标。同时,通过主体责任级别与标准化级别的衔接,全面推动其他行业、领域(包括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涉及危险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活动中被评为A级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储存企业,要在年底前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以上达标。其他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在2012年底前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以上达标。

(二)非煤矿山企业:全区现有持证且正常生产的矿山必须在年底前100%达到安全标准化最低等级(五级),其他持证但未正常生产的非煤矿山如恢复生产,应在恢复生产后的六个月内完成达标。

(三)交通运输企业:从事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重点运输企业在2012年6月底前达标,其他交通运输企业在2012年底前达标。

(四)建筑施工企业:2013年底前达标率100%。有条件的一级以上施工企业和二、三级标准企业分别在年、2012年底前提前达标。

(五)烟花爆竹企业:2012年底前达标率100%,二级以上标准达50%。

(六)民爆企业:2013年底前达标率100%,二级以上标准达50%。

(七)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行业企业(以下简称工贸企业):年底前,全区工贸企业全面启动达标活动。2012年底前,机械制造企业50%,建材、轻工、纺织、商贸企业40%达到三级以上标准。2013年底前,全区工贸企业100%达到三级以上标准。同时,力争有一批一级标准化企业、二级标准化企业不低于30%。

三、组织领导

成立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副区长林文福任组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红,区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区安监局局长陈传仁任副组长,区直有关部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为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区安监局,由区安监局局长陈传仁兼任办公室主任,区安监局副局长吴健斌兼任副主任,由区安监局抽调专人作为办公室成员。

四、职责分工

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由各级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区直有关部门按照“一岗双责”的职责分工,负责指导和推动本行业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重点行业、领域职责分工如下:

区安监局负责指导和推动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区经济局负责指导和推动民爆、建材、机械、轻工、纺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区建设局负责指导和推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区交通局负责指导和推动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指导和推动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五、工作步骤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求突破”的思路,分三个阶段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动。

(一)动员部署、重点推进阶段(年10月-12月)

1、安排部署。10月下旬召开全区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动员会,安排部署全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各乡镇(街道)、区直各有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要按照区政府总体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实际情况,召开工作部署会议,制定行动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确保标准化建设有计划、有步骤顺利开展。

2、宣传发动。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各重点企业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和培训,学习安全生产标准化政策要求及规范、标准,提高认识,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重点推进。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要在本地区、本行业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和一定生产经营规模,且安全管理基础较好的典型企业,按照标准化建设程序及要求开展创建工作。

(二)巩固提高、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1月-12月)

1、在全面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创建成果,全面推进标准化创建工作。深入查找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各生产工艺的安全设施以及各岗位、各工种作业行为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按照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整改后,对照考评标准进行自我评估,形成自评报告,做好申报准备。

2、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通过专项检查、召开现场会、座谈会、交叉检查等形式,推动企业主动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形成标准化建设大格局。

3、建立健全中介机构专家服务队伍,确保足够力量为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活动提供咨询服务。

(三)整体突破、强力推进阶段(2013年1月-12月)

采取各种宣传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扩大企业标准化建设覆盖面,完成国家、省企业全面达标任务。

六、考核评审

考核评审依据国家、省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考评标准、考评工作实施细则和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进行。

(一)考评管理

标准化考评工作实行分级管理。评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的评审、公告、授牌由国家有关部门或授权单位组织实施。评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的危化、非煤矿山企业,其评审、公告、授牌由省安监局实施。评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的危化、非煤矿山企业,其评审、公告、授牌由市安监局实施。其他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二、三级企业的评审、公告、授牌按职责分工由相关部门分级实施。

(二)考评标准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标准化考评工作实施细则》执行。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标准化评分办法》执行。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国家安监总局《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试行)》执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执行。建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国家安监总局《水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平板玻璃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执行。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国家安监总局《机械制造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评级标准》执行。轻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按照国家安监总局《白酒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啤酒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乳制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执行。

抓好企业主体责任级别与标准化级别的衔接。省政府安办新修编的《省企业安全生产级别评定标准》与国家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要素实现了充分对接,A、B级企业可分别与标准化二级、三级企业对应。按照这一标准评为A、B级的企业,已具备分别认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三级达标企业条件。

国家尚未制定行业标准化评定标准的,原则上按省政府安办新修编的《省企业安全生产级别评定标准》进行评定。企业在评定标准修编前已评定为安全生产级别为A、B级的,应按新修编的评定标准补充完善后,分别对应认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三级。

(三)考评程序

1、企业自评。企业成立自评小组,按照相应的考评办法和考评标准对本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进行自评,确定申报等级,形成自评报告。

2、申请评审。企业完成自评程序后,由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逐级签署意见(市属企业直接由市直有关部门签署意见),向经省、市有关部门认定的评审机构提出书面评审申请。

3、机构评审。评审机构收到企业书面申请和自评报告后,依据相应的考评办法和考评标准组织专家组对企业进行评审,形成书面评审意见,报送审核公告的有关部门。评审机构对企业进行考评时,要告知负责监管和认定的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对考评的过程进行监督。

4、审核公告。审核公告的有关部门对提交的评审报告进行审核,对符合标准的企业以文件形式予以公告;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书面通知申请受理单位,并说明理由。

5、发证授牌。经公告的企业,由有关部门颁发相应等级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和牌匾。证书、牌匾采用国家安监总局统一的式样。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职责。要充分认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周密安排,确保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全面深入展开。各级、各部门、各企业都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着力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确保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明确目标,制定方案。要根据本通知提出的工作目标及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和行业特点,制定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措施和步骤,精心组织,积极推进,务求实效。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于11月4日前将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报区政府安办。

(三)多措并举,强化督导。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督查、日常监管等时机,采取日常检查、座谈交流、上门服务等各种灵活措施,认真督导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随时掌握辖区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区安全生产标准化领导小组将适时督查各单位各部门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情况,并将督查结果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四)规范考评,严格纪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安监总局、省安监局标准化考评相关规定,落实企业标准化评级的考评、公告及授牌等相关工作程序和制度,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原则。要加强指导服务,不得为难和刁难企业,特别是要加强标准化考核、咨询机构的规范管理,严格标准、规范收费,防止走过场、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

(五)建立机制,强化考核。区政府安办将把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列入年度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内容,层层落实各级政府安全标准化工作责任。各单位、各有关部门也要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目标考核机制,层层分解,落实责任,确保全面完成相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任务。

第9篇:化学与化工的区别范文

调查意义和目的

目前,长芦街道辖区居民大部分已搬迁至新的安置房小区,剩余人员将在两年内搬迁结束。这些新市民或未来的新市民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人际交往都发生了变化。为了进一步了解新市民以及准新市民的社区教育需求,提高社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组织了这次社区教育调查,本次调查意在全面了解新市民教育状况,了解新市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和态度,了解他们接受社区教育的目的和动机,从而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社区教育方案,提高新市民教育效果。

调查对象及方式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长芦街道5个社区待搬迁居民、已搬迁居民、外来务工人员。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主要分层标准包括年龄结构(分为15-30岁、31-59岁、60岁以上)、文化程度结构、性别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问卷从个人基本信息、有关社区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休闲娱乐、就业技术、生活教育)的开展状况、参与程度、培训效果、存在问题和困难、个人愿望和建议六大项,65个子项设计问题。

开展问卷调查

1.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每个社区160份,外来工200份,保证各个年龄段、各个类别的人群有一定的问卷量。回收978份,其中有效问卷921份,有效率达到94.17%。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调查对象中,男性占50.9%,女性占49.1%;年龄呈正态分布,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的比例分别为20.1%,56.7%和23.2%,基本符合本街道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

职业情况:退休在家人员占27.2%,企事业务工人员占49.1%,在读学生占15%,服务业人员占8.7%。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占13.9%,初中占39.8%,高中或中专占30.1%,大专文化程度占10.6%,本科及以上占5.6%。

3.调查情况反馈

(1)对自己文化程度的满意度。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有22.5%的居民对自己的文化程度很满意,39.2%比较满意,19.3%认为文化程度高低无所谓,19%不满意。这就说明辖区内新市民早期接受的教育程度低,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自身发展。这要求我们在对新市民进行文化知识和就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进行积极进取的思想教育,逐步改变他们安于现状的思想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2)社区教育活动的参与度、满意度。

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中,参加过街道、居民学校举办的社区教育活动的占94.6%,经常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占40.8%,没参加过社区教育活动的5.4%。对社区教育活动很满意的占25.6%,比较满意的占40.1%,无所谓的占25.4%,不满意的占8.9%。

(3)学习需求的反馈情况。

调查显示,有39.7%的人希望学习休闲、卫生保健类知识,14.3%的希望学习计算机知识,20.9%的希望学习法律类知识, 25.1%的希望学习谋生就业技能培训。15-30岁的认为最需要培训的是青少年校外教育、在职继续教育、就业培训和科普教育。31-59岁的认为最需要培训的是就业培训、家庭家政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妇女教育、科普教育和老年教育。60岁以上的认为最需要培训的是老年教育、家庭教育、妇女教育和科普教育。调查表明,社区居民注重学习法律知识,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因为,人们的健康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人们逐渐重视生活质量提高,重视家庭教育,关心子女的成长,而中老年人则追求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对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学习需求较强。

(4)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本次调查,22%的被访问者认为社区教育存在形式主义现象,27%的认为没有针对性,38%的认为内容少,13%的认为层次低。这表明,目前我们的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都不能满足新市民实际需要,一是工作忙,没有精力参加社区教育活动;二是大家认为社区教育选择余地小;三是认为年龄大,记忆力下降,体力不支;四是少数人觉得社区教育不重要,参加与否不影响日常生活。

调查的启发

调查问卷结束后,我们除了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外,还对前期的社区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下一步社区教育发展思路作了认真的思考。现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改善新市民教育工作的意见。

1.争取政府重视,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我们要通过自己全方位的宣传、努力的工作、出色的业绩争取政府的支持,把社区教育真正落实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支持的层面上来。通过完善领导和工作机制,完善服务支撑体系,我们应该让街道、社区都重视社区教育,整合辖区内各类资源,向居民开放,为居民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社区教育服务;要按照“政府拨、社会捐、单位出、个人拿”的办法保障社区教育经费,为新市民教育培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强化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要建立一支社区教育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按照“专职为骨干、兼职为主体、志愿者为补充”的原则,保证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和居民学校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完整性、稳定性;充分发挥社区“五老”队伍、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有一技之长人员的积极性,做好登记、注册管理工作,为开展新市民教育作好师资保障和人才储备。

3.努力做到课程资源的多样性

从调查反馈情况来看,居民接受社区教育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本次调查中,新市民接受教育的需求表现为休闲、健康保健、就业、学习法律知识、操作计算机和上网等等。社区教育要切合新市民的实际需求,就有针对性开发多样化的教育培训课程项目。根据居民需求,结合街道社区教育规划,长芦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正积极开展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就业能力、生活常识和青少年课外培训。

4.努力做到教育活动的丰富性

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将充分考虑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结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提升群众的精神境界为目标,应群众所需,使社区文化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式上要多样化,努力做到文化娱乐、休闲健身、环境美化、思想教育、科技普及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