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音义联系是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英汉语对音义联系的研究经历了从语言直觉到个案研究，再到理论研究三个阶段。语言直觉启发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提供大量生动实例，理论研究又贡献了研究理据。但是没有一种可以涵盖个案与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个案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用国际音标体系来解释英汉音义联系问题，揭开语言的层层面纱，寻找语言的“通天塔”。

论文关键词：英汉音义联系；象似性；国际音标体系

从记录语言符号的角度看，不同文字都记录语言的声音，但是任何文字都不仅仅记录声音，文字在记录语言符号的声音的同时，也记录语言符号的意义。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语言系统及其各要素发生和发展的结果；而音义联系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创造和发展语言符号的动因。音义联系研究贯穿于整个语言研究史。这种关注从对语言起源的直觉猜想，发展到个案研究，再发展到对音义理论层面的探索。

一、语言直觉

关于语言起源的种种直觉猜想都坚持声音与意义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苏格拉底曾经就名称与事物的关系与当时其他两名学者展开论战。他说：“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摹仿，取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摹仿他所称谓的事物的。”他甚至认为每个字母都是摹仿一定的性质，或者表示一定的特征的。斯多葛学派提出“摹声说”，认为词是事物的心理映像，原始人类最初就是模拟声音为事物命名的。缪勒“本能论”（1868）也强调人类最初的语言是对自然的摹声，以求音与义之间的和谐。达尔文（1871）指出人的最初的语言是用来表达情感的词。

汉字研究也一再关注音义联系问题。老子认为名生于道，名与实同生同在，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有因可循。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中明确地探讨了语言符号音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只是“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陈澧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二、个案研究

首先，拟声词研究一直是音义联系的重要方面。虽然在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的时候也意识到拟声词的特殊之处。在论证任意性的结尾部分，也承认了这些词源出于象征，部分是可以论证的。英汉相应拟声词在语音形式上存在很多相似性，这体现了不同民族对同一声音的听觉感知和声音模仿具有相似性（乌尔曼1962）。

其次，诗歌中的语音象征也是音义联系研究的主要方面。语音象征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其焦点是诗歌中词的音响特征对意境传达的作用。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在《论批评》中早已指出“语音必须是语义的回声”。

第三，虽然英语属于表音文字，汉语属于表意文字，但是在音位表义上二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英语表现为同音位近义词，汉语表现为声同义通。在1653年，John Wallis在书中就列出了许多同音位近义词。并指出很多词因为分享相同的音位而表相似的意义。声同义通是指汉语研究中，从声音线索推求语源的方法。

第四，英语词源考证与汉语词族考证分别对音义关系做出了更加纵深的研究。词源考证是英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寻求词语的由来，以及那些仍存在或迷失的，体现造词理据的原义。汉语词族考证是以语音为经、语义为纬，将音同、音近，又属同一语义场的字词进行系联研究。

三、理论研究

1.象似性理论的提出

自从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后，任意性观点支配语言学界几十年。人们普遍接受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特点，而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而近来，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语音与语意间存在着某些象似关系。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首次使用象似性这一术语来表示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映照性象似关系，并指出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听觉象似现象。进入20世纪以后，自然派（naturalists）的学者利用“语言符号象似性”理论抨击索绪尔的“武断任意”。他们认为词的音与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20世纪末，语言的象似性成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热点话题。我国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也认为在强调语言符号任意性时，不要忘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2.语音象征理论的提出

在王守元和张德禄主编的《英语文体学辞典》中，音义联系现象被归纳为“语音象征”。语音与语义之间词源上找不到肯定根据的联系被西方语言学家称为语音象征。语音象征是文体学术语，它利用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原理使人根据语音特征联想到客观世界的某些事物和现象。语音象征包括直接语音象征（拟声）和语音联觉。直接语音象征指的是词的语音和它代表的意义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词的语音直接模仿自然。联觉语音象征指的是这些音或这些音连缀并不直接唤起某种听觉的经验，而是引起读者或听众一种思维的联想，这种联想就像一座桥将声音和象征意义连接起来。目的是充分发掘人类语言中语音和语义层次存在的象似性关系，并且对此做出解释，以使人们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3.语言全息论的提出

语言全息论是钱冠连研究员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研究提出的。其中的重要内容是“语言以宇宙为原型来设计自己的模型”。他引用了张今关于许多英语单词的发音口型模拟了它们的语义内涵的资料，来论证语言与宇宙的全息统一。既然语言与宇宙是全息对应的，那么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也就可以在宇宙的全息状态下找到自己合理的解释了。

4.音义学理论的提出

基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点，音系学家提出了“音义学”这一概念。音义学是认知语言学派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横跨音系学、语义学和心理学的综合学科。它研究语言符号的语音和意义之间象似关系，认为每一个语音由于不同的发音部位，具有其自然的含义。它研究语言符号中的所有的语音象似性，以充分发掘人类语言中的语音和语义层次存在的象似性关系，并且对此做出解释、以使人们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5.汉语字族学理论的提出

清末民初，章太炎、沈兼士等也都研究了音义关系。章太炎在《文始》中突破了字形的束缚，直接从音义联系上研究词族关系。例如“贯、关、环”三字，传统的语文学家把它们看作毫无关联的词，而章太炎从它们的音义联系上看到它们实际上属于一个词族。文字只是有声语言的记录，字形往往掩盖语言内部的音义联系。章太炎以音义关系的研究取代传统语文学形义关系的研究，把有声语言确定为研究中心，开始从传统语文学走上现代语言学的道路。沈兼士在《广韵声系》中，将语义与语音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字为标音符号，从叙述谐声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即建立汉语的字族学。他把汉字作为音符，以此将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并探讨其间关系，突破《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

四、国际音标体系框架

英语和汉语中音义联系的研究都经历了从语言直觉到个案研究，再到理论探索三个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两种语言都体现了音义之间的象似性，但纵观整个音义联系研究史，该研究一直是散乱，不系统的，各自为政的。单一的语言现实没有意义，普遍的真理才有意义。如何才能采用一种可以涵盖英汉两种语言的理论框架，对两种语言中的音义联系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系统地展现英汉音义联系的全貌呢？

这里我们引入国际音标体系作为研究的宏观框架。英语和汉语没有亲缘关系，它们的语音系统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英语和汉语在书写符号上有着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但是在更加接近语言本质的语音层面，它们却可以在国际音标体系的框架下进行对比与研究。而在这一框架下的研究才更加系统，更富有揭示意义。

在引入国际音标体系框架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语言现实——英汉音系之间即存在着共同之处，而可比性就存在于共性之中。从宏观层面看：首先，英汉音系都拥有10个以上的元音音位和20个以上的辅音音位；其次，它们都有许多复合音位。从微观层面看，不同语言间，音素的相似性最为突出，这是因为语音的形成主要靠生理基础，而不同民族人的发音器官及其成音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虽然语言系属不同，作为语音辨义单位的音位的音质却大都是相似的。只有极少数相似性很小以至于找不到对应的相似音，但通过舌位、开口度与唇形的适当调整，也可达到基本一致。它们的辅音也存在相似性，只是成阻部位稍有不同。

基于此框架，研究可以从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展开英汉音义联系对。辅音音义联系可从发音方法上进行爆破音、摩擦音、破擦音、鼻音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从发音部位上进行双唇音、唇齿音、齿音等方面的研究。元音音义联系方面英语的圆润元音和单薄元音与汉语的韵图韵部四声也可以进行对比研究。在韵图中，以字母为经，韵部四声为纬。韵图的字分四等。江永说：“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笔者在此前关于爆破音、摩擦音、破擦音方面进行的研究已证实了英汉音义之间的象似性关系。

第2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索绪尔 语言学 词汇教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是公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自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后，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所创建的理论使语言学步入现代期。在他之后的语言学基本上是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为参照点的，是对索绪尔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阐述、延伸、批评和发展。”在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为语言学的现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我国古代学者就做出过许多精辟阐述：章太炎《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何以言雀，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雅，其音呀呀也；何以言雁，其音暗暗也；何以言羊，言羊祥也。”此外，鸡、鹅、火等汉字也是模声得来的。它们都是名词，不是索绪尔说的拟声词、感叹词等。而许慎《说文解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记载也体现了模形说的观点。能指的选择在上古也许是任意的，但语言迫使人们选择了这个词，而不是其他的词。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起源是多元的。在符号开始形成的时候，人类的祖先可能尝试用各种物质性的手段充当能指，如语言、符号、结绳、刻痕、手势、体态、表情等来充当所指。语言学家还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理据关系叫象似关系；而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叫约定关系。其实，索绪尔早已有精辟论述：“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所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

词汇是组成语言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单位之一。“没有语法，很多东西无法表达；没有词汇，什么东西也无法表达”。词汇能力作为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语水平的高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历来重视词汇教学，但因受语言任意学说的影响，词汇学习多强调反复机械记忆，不注重帮助学生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这样使得词汇难记易忘，即便勉强记住也只知其义不会其用，最终导致词汇能力偏低，表现为词汇习得量小，词汇习得质量不高，这一问题已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学生英语能力发展的“瓶颈”问题。对此，国内外有关学者早有评论；1990年，英国学者H. Pierson在EFL杂志上撰文指出：“多数中国大学生虽然已受过14年的正规英语教育，许多人却还对读懂原文没有把握……他们的困难仅仅是由词汇引起的。”国内有关专家也感言：我国学生阅读理解、听力理解和写作实践、口头表达中出现的问题大多由词汇能力差引起。由此可见，“在我国抓好了词汇教学就等于抓住了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指导英语词汇教学，提升语言学习者的词汇能力。

一、有关词汇的定义及特征

（一）词汇的定义

词是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语言学的历史上，对词的定义存在着分歧和争议。由于词的定义难下，许多语言学家都尽量避开这一难题，有的人干脆不用“词”这一传统术语，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word、vocabulary、lexicon、morpheme、sign等，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sign）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语言符号也是由形式和内容两部分构成的。索绪尔的术语sign（符号）已被较多的人所接受。

（二）词汇的特征

索绪尔对“语言是一种分类命名集”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为语言符号的内容，索绪尔把它称为符号所指，声音形象为语言符号的形式，索绪尔把它称为符号能指。这一见解提出了一切符号的基本原则，并揭示了语言符号的特点。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密切：能指表达所指的内容，所指依靠能指表现出来。能指和所指就好比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这似乎牵涉到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学者因此将索绪尔列为唯名论者，这似乎不妥。语言起源于命名，事物的命名都是任意的？恐怕也不尽然。

语言是个符号体系，而词是语言中可以单独使用的、最小的音义组合单位，它的特点是“最小的”又是“可以单独使用的”音义组合单位。当然，它也具备语言符号的上述几个特征：一是统一性。词的语音和语义之间无疑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所指的[tr：i ]和能指的“tree”。因此，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新单词时必须同时学习它的语音和语义，二者不可或缺。若我们记忆单词时，只注意掌握单词的意义，而不重视单词的发音，以后学成的势必是“哑巴英语”，即一种残缺的英语。这种现象在我国非英语专业学生以及外语专业学生的学习中普遍存在。二是任意性。单词的语音与语义之间纯属任意，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必然，如每种语言在表示“树”的概念时使用不同的语音：汉语用“shu”，法语用arbre，西班牙语用arbol等等。但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任意关系一经社会“同意”就带有强制性：中国人用“树”的概念只能用树“shu”，而英国人只能用“tree”，法国人只能用arbre。三是开放性。一般的符号体系都呈封闭型，即一个体系中的符号数目有限而且比较稳定。比如交通信号这个符号体系只有“红灯”、“黄灯”和“绿灯”三种符号。而一种语言的词汇则是一个具有很大活力的开放型符号体系。其数目随时都会有增减，谁也无法说清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符号，任何一本词典都不可能收录一种语言的全部符号。因此，学习一种语言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另外，历史地看，符号之间的能指和所指内容会发生变化，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多音词和多义词的原因。

二、词汇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又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符号系统，因此必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去研究语言。词汇是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的一个体系，是语言中稳定性最差的一个领域。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演变等因素无时不对词汇的形态、词汇的意义产生影响。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必须从历时和共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词汇。

（一）词汇的共时性特征

词汇的共时性是排除时间的干扰，只描写语言的静止状态，研究组成语言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词汇的共时研究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从说话人那里收集大量数据，分析一种语言现象在使用者头脑中存在的程度以决定它的现实性。共时语言学并不是研究同时存在的一切语言现象，而只是研究一种语言中的全部共存现象，包括方言或次方言。例如英语可分为地方方言（英国本土的各种方言）和社会方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词汇作共时研究必须涉及到词的意义、词的形态、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各个方面。比如bear （熊；忍耐）、pupil（瞳孔；小学生）、sound（健全的；声音；探测；海峡）、ear（耳朵；穗）等等同形异义词。笔者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外语过程中，对词汇的共时研究要比历时研究更有实际意义，是掌握和运用词汇必不可少的方法。

（二）词汇的历时性特征

词汇的历时性指的是词汇在时间这根轴线上的动态变化，主要包括词源、词的演变史。如candidate（候选人）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穿白衣的人”。原来在古罗马谋求官职的人总是穿着白袍子跟老百姓见面， candidate就有了“穿着白衣、谋求官职的人”的意思，现在把“穿着白衣的人”这个原始意义抛开了， candidate只指“谋求官职的人”。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的过程中简单地介绍它的发展过程，对英语词汇的全貌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便可以找到答案。

词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是语言客观存在的纵横交错的两个方面， 一个词或语言现象总是处在历时和共时的网络中才有意义，单独挑出来不考虑系统就没有意义。“一方面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观念中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

三、词语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特征

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即它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然而，这种任意性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对词的所指和能指（形态和词义）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有不少词的词义是可以加以解释的，因为在它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人们习惯上把这种能够解释词义的联系称为词的理据，这种联系也就是语言符号与客观事物相联系的依据。Householder （1946）指出：英语中只有9%的词汇是完全任意的，绝大多数词汇是有理据的。词的理据可分为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和词源理据。

（一）语音理据

词汇的语音理据包括语音直接理据和象征理据两个方面。一切拟声词都是模拟与它所指的事物有关的声音创造出来的， 拟声词是通过直接模仿自然原声而来，拟声词和其意义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如rumble， crash， crackle， bang ，gurgle， roar等。

英语中有些词汇的某些字母组合在发音上与所指之间存在着近似的模仿或这些音素的联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特定含义的联想。如：sk-常指与表面的接触，如skate（溜冰）， skin（表面，皮肤），skid（滑滚），scrape（磨擦），scratch（抓，挠），scour（擦亮）等。

（二）形态理据

形态理据是指词汇的意义与书写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理据。英语是表音文字，其形态与意义的联系不像汉语等表义文字来得清晰，但英语中还是有一些词其词形和词义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理据，如：用delta表示“”（取D字母词形与“”相同。字母D的写法，在罗马以前是“”。现代形态“D”是由“”演化而来。又如T-shirt（T恤衫），mountain（山，取M象山），wave（波纹，取W的起伏如波纹）， oral（口）等。

（三）语义理据

词义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不管其怎样变化，词的最终含义与其本义之间总会有些联系，新的词义是在本义之上或引申或比喻而来，即新的词义可以从本义上推导出来，新词义的产生存在可以解释的理据。有时候，根据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解某个词表示某种意义的理据。语义理据是一种心理联想，包括隐喻、转喻、类比等，它们各自表示词的形式和其意义之间不同类型的联想关系。如英语词table是从拉丁语中借用过来的， table在拉丁语中为tabula，指“木板”，古代木板当桌子，因此使用table作为桌子的名称。

四、索绪尔语言理论对于中英词汇教学的启示

词汇教学是语言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只有掌握了充足的词汇量，才可以在各种学科的阅读中游刃有余，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意识能力和阅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词汇记忆大比拼

根据我们上文所分析的词汇特点，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成语接龙大赛，比如，第一个学生说“虎虎生威”，第二个学生就接着说“威震八方”，……就这样一直接下去，没有接上来的同学就要给大家表演节目；在英语词汇教学的课堂上，英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派生词汇的接龙比赛；依据词汇的同根前缀相反的特征，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反义词接对比赛……根据词汇的特征，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在词汇教学的课堂中进行各种有趣的活动，这样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语言词汇的教学活动也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词汇知识你说，我也说

词汇有着任意性的特征，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有不同的含义，根据这一背景，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去搜集这样的词汇，并明白这种词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并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进行讲解。

比如词语“红色”在汉语中是吉利的颜色，一般都和喜庆快乐有关，所以在中国的词语中有“红红火火”来形容生意昌隆，“花红柳绿”来形容春天的生机盎然。但是在英语文化中，红色则是代表鲜血，暴动和牺牲，所以西方国家的红色含有一种贬义的韵味，比如：“Red-handed”则是表示一个有罪的人，“red revenge”则是血腥报复的意思，所以，同样的词汇，在不同文化习惯的国家里有天壤之别。通过这样搜集词汇文化含义的课堂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无形中掌握了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具体含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也就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五、结语

本文作者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指导下，对中英词汇的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了词汇的生成、发展规律和特征，使语言学习者和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体会，同时也有助于教师提高对学生的词汇教学，扩大学生的基本词汇量。

参考文献

[1]Wilkins D A.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Edward Arnold，1972.

[2]郑树棠，卫乃兴.关于大学英语课培养语言能力等情况的研究[J].外语界，1996（4）.

[3]张乃玲.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方法及其理据[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3）.

第3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前言

针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研究，索绪尔的研究观点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其认为文字可以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是语言形成的核心基础。而在此过程中，其他学者也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其他不同的观点。汉字作为汉语中的核心内容，通过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研究和思考，不仅可以丰富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提高人们对汉语的关注程度，以此来实现对我国传统汉字的传承。

一、语言与文字概述

1.语言的定义和性质

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主要交际工具，是人们实现沟通和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对语言的有效利用，以此来实现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充分传承和记录。可以发现，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体现，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地区之间均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其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之一，对于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部分研究学者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产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1]。针对语言文化现象的研究，是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语言的具体定义，可以总结为其是一种生物同类之间为了满足基本的沟通需要，从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和解码的系统性指令，人们通过对指令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语言系统。

人们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发展也建立在人类的文化基础上。相比于图片、动作以及表情等，语言可以更加直观的表达人们内心的感受，并实现基本思想的合理传递，根据世界各地所使用语言的不同，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充分体现出了语言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特点。语言是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文字的概念和属性

文字是承载语言的基础符号，其作为一种人们用于交流信息的主要工具，有效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语言学中，人们认为文字是一种书面语的视觉形式，早在古代，人们就将独体字称为“文”，而将合体字称为“字”，文字即为一种凸显出语言的基本符号，是在口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基础上，可以进行记录并保存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2]。在对文字的属性进行调查时，发现其主要具备视觉属性、约定属性以及系统属性。视觉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一种简单的符号，其可以实现对口语声音的再现和记录，由于打破了口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通?^文字的表达方式，其将更加的清晰明了，可以进行反复的阅读。约定属性，主要是指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产物，其也是人类约定下所形成的视觉形式，在必要的时候，人们可以进行重新约定，比如通过文字改革的方式，将部分较为繁琐的文字改为简单的文字。系统属性，无论是语素文字还是音素文字，其均可以产生自己较为严密的系统，因此不可以对文字望文生义，同时针对文字的改革也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量。

二、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针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研究，一直都是语言类相关学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最为流行，且为大家所广泛认可。在对语言学进行分析时，部分研究学者提出了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而这一观点却并未被其他学者所认可，这主要是由于汉字在表意文字中可以表现出更具革命性的意义，而这也是索绪尔所认定的一个观点之一[3]。针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主要可以总结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语言与文字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存在；第二种为语言可以实现对文字的有效记录；第三种则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以此来实现对语言的记录。针对第一个观点的研究，部分研究学者创立了语言学和文字学，而针对第二种观点，当代学者认为其不符合现有的实际情况，从而也未能实现对其的研究。目前，被广泛认定的主要为第三种看法，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与文字都属于一种符号系统，相比之下，文字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实现对语言的表现。文字不能实现对事物的代表，在文字与事物之间，必须通过语言作为中介，这一说法自提出以后，也受到了部分相关学者的质疑，同时发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然而针对于拼音文字，却无法反映出表意文字的实际意义。综上可知，文字并不是语言符号中的符号，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可以实现对语言的充分表现，因此可以总结为文字包含于语言当中。

第4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顺应论；得体性；人际交往；语用距离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ppropriateness, pragmatic distance

liu helin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 china)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onveying meanings as well as regula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use of language will make a great influenc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e use of language is a dynamic adaptive process; i.e., language adapts context and vice verse; or they adapt each other. this paper, based on this theory,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ppropriateness in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distance. accordingly,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offered.

key words：theory of adaptation; appropriatenes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pragmatic distance

1 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际交往中语言正确而语用不得体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影响到交际的有效进行（thomas 1983，leech 1983，yule 1996，王希杰 1996，钱冠连1997/2005，王得杏 1998，何兆熊 2000，林大津谢朝群 2005）。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有多方面，误读语用距离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描述”（王建华 2001：25-31）。它对人际交往具有规约作用：要求对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等特征的交际对象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或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以便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相对于其他语用理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顺应论引起的“关注都相对不足”（何自然 2007：65-80）。于是，本文力图以顺应论为基础，以语用距离为切入点，探讨交际、话语和语用距离间相互顺应的重要性，提出相应语用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交往。

2 顺应论的理论框架

j. verschueren创立的顺应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做出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而顺应性则指“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 2000：59-63）。这三个特点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其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特征和目的。

verschueren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度。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即语言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甚至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147-172）。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

总之，顺应论是把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语用学理论。顺应论属于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范畴。动态语用学关注内在动机，即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些语言形式而不选择另一些语言形式，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们以言行事，有其内在原因。（thomas 1991) 语言由静止描写到动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既是语言发展又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3 话语得体与顺应

verschueren最新理论认为，语用学可以对公共领域的生态建设作出贡献（verschueren 2008）。此公共领域指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潜在）共享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由话语组成，而话语并非发生在事先确定的语境或外部现实，话语能够创造自己的语境。公共领域（本文所讨论的人际交往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复杂，就是一个话语世界。然而，在日常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话语不得体现象仍十分突出，这严重影响交际效果。因此，研究话语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国内语用学界有人认为应将得体性视为语用的最高原则。

语言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研究话语得体性也就成为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得体性”进行了一系的研究。如海姆斯（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由4个方面组成，得体性就是其中之一（王得杏 1998：105）；campel & wales 提出，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出并能理解那些完全合乎语法，但尤其重要的是，在它所出现的语境中得体的话语(campel & wales 1970：247)。王希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得体性原则，宣称“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 （王希杰 1996：343）。钱冠连也强调，“语言得体是一个全局性的策略”，得体的交际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 2002：164）。就语言交际来说，“得体”即指说话内容表达准确、清楚，语言表达流畅、优美，表达效果恰到好处地适应对象和场合（李瑞华 1996：550-554）。 　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条总原则，得体原则本质上是社会对具体话语或语篇的认可度。社会是一个宽泛语境，要做到交际得体，必须考虑言语内容、言语形式、交际效果和社会语境等众多因素。显然，社会认可度所认可的不仅是话语的信息义, 还有语体意义和风格意义等内容，因此对特定话语得体与否的评定仅凭信息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交际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失误或语用的不得体性问题。下面是一个交际失误的例子：一名黑人研究生被派出，采访家住内城的黑人家庭主妇。事前，有关负责人已经用电话与被采访人联系好了。男主人开门接待，微笑着面对来访者说话：

①husband: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hah?

interviewer: ah, no, i only came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hey called from the office.（甘柏兹 2001：173）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语言，是因为它具有变异性特征。变异性加到一定阶段，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就产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或者语用失误。此例交际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忽略男主人言语风格的意义。那句开场白是黑人英语中常用的套话，用它来检验陌生人，看他们能否做出类似的程序化的回答。但研究生使用的是训练时学来的正规采访语言，因此导致交际的失败。要顺应他们之间交际距离的需要，他应该用典型的黑人英语回答：yea, i’m agit some info. 以此证明他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goffman称这种顺应语境的话语为“回答反应”（replies and responses），即当发话人说出类似的固定性话语时，回答者将采取何种形式回答以及怎样回答才算圆满，发话人已有预设（goffman 1981）。上例交际失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男主人的会话预设。这种程序化表达法是一种间接性的交际策略，用来建立有利于交谈和理解的条件，以方便进一步的交际和发展人际关系。

4 交往、话语与语用距离间的顺应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语）“后－分析的语言哲学”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钱冠连 2009：8，王寅 2008：6）在人类生活的世界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恢恢的人文网络。网络里的各种体系、各种制度和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时刻都在限制我们的话语。人生活在言语编织的社会人文网络中。如何得体地处理人际关系、话语与语用距离3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际关系要顺应语用距离，语用距离也要顺应人际关系，或者它们相互顺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须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4.1 人际关系顺应语用距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人们通过交际活动产生的结果或心理接触，即心理距离。体现人际关系的是“人际间心理距离的疏密程度”（贾玉新1997: 156），通常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wilmot 1987: 5）。研究表明，在特定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立的。对此，scollon进行过如下研究（scollon2000）。

② 即使在小企业内部，人事部门的主管与他/她的下属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工作/同事关系，作者注）由于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亲密语用距离；而同一企业那些比方说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与人事部门的员工和主管间就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语用距离——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沟通要少得多。 (scollon2000: 43)

显然，上例反映出的是，在人际关系（工作或同事关系）一致的前提下，语用距离或语用亲密度不完全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就必须顺应个人或部门间存在着的语用距离。质检部与人事部员工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但无论是两部门间还是部门内部成员间都存在着语用距离：部门间人际距离、同事间人际距离、上下级间人际距离等。如果疏忽彼此间的语用距离，将会产生超越权利、规程等语用失误，从而将影响交际效果。与企业内部那些来自不同文化（如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或不同言语社团的人员交往更要高度重视。

此外，人际关系受文化、社会、心理、自然和空间等众多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中必须考虑以上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际，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贾玉新 1997：16）ellingsworth认为，一切交际都与文化变量有关，理解跨文化交际应从人际交往入手，文化因素应考虑在内。（胡超 2005：87）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

可见，发话人在交际中出于社会、情感、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话语的几个甚至全部层次上作出非常规选择，从而传达特定意义。可见，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它与人的关系被更紧迫、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掩盖，就进入隐蔽状态，而人际关系凸显出来。此时的语用得体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做人得体，而并非真正为了语言本身得体。由此采取的语用策略也就是为了顺应人际关系的需要——维护人际间诸如面子、礼貌等因素的需要；或使用语言来建立、维护或威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超越“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新的“关系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spenceroatey 2007：11-46）。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4.3 语言使用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顺应论认为语境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指与话语相互顺应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环境和语言环境。（verschueren 2000：76）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因素，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语境关系的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顺应，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与“特定社区”（verschueren 2000：92）中对话语作出恰当选择。维氏语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动态生存性，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存的”（verschueren 2000：109），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产生和构建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verschuren和sperber & wilson都认为，语境不是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而是随着交际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verschuren 2000，sperber&wilson 1995)。人际交往中，信息处理时语言语境的延伸或扩大可能影响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寻找。交际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该假设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产生语境顺应。例如：

④ a: 大家都吃饱了吗？

第5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启示

一、语言能力与语言习得

语言能力是一个结构有序的具有规约性意义的符号单位组成的清单库，词库与语法构成一个连续体。结构有序意指语言具有系统性和层级性；规约性意义意指与各种知识、语言实际使用密切相关；清单库意指语言本身不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是语言使用者的特征；符号单位构成一种语言的语法的全部内容。能用来描写语言系统的单位是：实际出现的语义、音系或符号单位；允准结构的图式。

语言能力是人类总体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语言能力与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交际、功能相互作用。语言能力观意味着语言能力以具体的语言项目为基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语言项目之间形成一定的结构关系，语言项目是一个一个习得的。

二、语言识解与语言产出

语言使用事件是一个实际的语言使用行为，无论是语言表达式的选择、语言资源的利用，还是非语言资源如记忆、规划、问题求解能力、各种知识以及对社会、文化和话语语境的把握，都是由语言使用者控制的。易言之，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语言使用中的语义建构离不开语言使用者的识解。语言使用者的识解对解释外语学习中的语言产出具有核心意义。只有从语言使用和说话者识解的视角来考察语言习得者的语言型式才能充分理解基于使用的理论模型与语言习得的良性互动关系。（王寅，2005）

语义是语言的核心，而语义的核心又是识解。识解使得语言使用者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看待相同的和不同的事件和语言行为。语言由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和灵活。人们使用语言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隐喻的。隐喻是思维和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之一。隐喻在词和构式的多义性、习语的形成、语篇的建构、表达方式的选择、新词新语的创造等各个方面都无所不在。（刘正光，2010）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取决于语言学习者的识解，一方面意味着语言的约定性本质，另一方面表明使用者对话语中语言表达式的分布具有选择决定权，即语言使用者处于语言使用事件的中心地位。学习者不断发现所学语言的理据性结构和原则，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自主学习能力在不断增强。（文旭，2007）

三、语言理据与语言教学

研究表明，洞察性学习比机械性学习要有效得多。认知语言学的语义中心观实际上就是强调语言的理据性。关于理据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理论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都有明确、中肯的论述。有理据的词语学起来比没有理据的要容易得多，同时有理据的知识记忆使用起来也要比没有理据的要容易。明确地理解语言的工作方式，将经验服从于分析的需要，适合学习者的认识风格。事实上，当学习者了解了语言的工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构建或重新建构他们个人关于所学语言的各种假设。语言系统中的各种理据对语言教学具有许多启示意义。Boers & Lindstromberg（刘正光，2010）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深化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学习者在掌握其理据过程中更加关注其内涵意义并激活其语义网络。如drive sb.into a corner（把某人逼入绝境）这个习语来源于拳击比赛。在拳击比赛中，一方被逼到角落，说明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学习者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并联想起这样的场景后，可以对同样来源的词语的意义作出预测，如corner（步步紧逼）作动词用的意义。将新词语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有助于学习。

第二，加深记忆。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思考意义与意义之间、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在语言习得研究中被认为是一个扩展的过程。扩展分为语义扩展和结构扩展。语义扩展指关于词或构式的意义的心理活动，结构扩展指关于词或构式的型式的心理活动。由于扩展是在比较深的层面上处理信息，因而能增加信息在记忆中永驻的可能性，促进学习。

第三，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的构建过程就是概念化的过程。在概念化的过程中，语言中所隐含的文化内容必定影响着概念化的内容与方式。因而，理解目标语文化中所隐含的个性化内容、价值系统和态度也就成为了语言学习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作为增强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的工具，语言也就不仅仅是交际的媒介。这样的语言与文化本身就是认知和情感的财富，能扩展学习者的百科知识和跨文化能力。了解语言的运行机制、意义的生成方式、语言与文化以及和概念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目标语和目标文化，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母语与母语文化，从而形成对世界的新的认识。当语言学习者了解了语言的运行方式、意义的生成方式、语言与文化以及与认知的联系，他们就会从不同的视角更深刻地解读目标语及其文化，同时更深刻地理解母语和母语文化。

四、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学习

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化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对全面培养语言、文化和思维能力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文化通过语言影响思维方式，直接反映在不同文化对经验世界（概念）的范畴化方式之中。不同文化中的概念原型往往是有差别的，如色谱。英语和德语中焦点颜色有十一种，而汉语中往往认为是七种。颜色词的文化引申意义也差别很大。学习者在理解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范畴化边界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理解文化的边界性和不可译性。学习者逐渐明白母语和外语无论是在语义关系还是在结构相似性上都不可能一一对应或对等，更不用说文化内涵与联系了。发现差异的过程就是培养语言与文化意识的过程。（刘正光，2010）

认知语言学认为，文化不是外在于语言的某个方面，而是存在于语言本身的各个层面，就在每一个词中、每一个语法构式中，可以通过语言行为和语言分析发现，不断地由语言来交流。在对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构式，对不同语体和语篇中的隐喻和转喻基础的认识与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逐渐发现概念隐喻的操控功能，从而意识到语言是灵活的和具有力量的，同时了解语言中的文化知识。概念隐喻可以从三个方面培养学习者的思维能力。

第一，概念隐喻指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一个隐喻结构，这个结构潜在地影响甚至建构我们的思维方式，如以空间表达时间，以旅行表达人生，以建筑物表达理论。

第二，学习者逐渐掌握这样的概念隐喻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抽象思维的过程，一个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过程，一个建立概念结构或概念域的过程。

第三，由于隐喻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学习者理解隐喻的过程也是逐渐扩展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视角、促进思维逐渐理性化的过程。（刘正光，2010）

隐喻的学习可以加深对习语的理解与记忆。习语曾被认为是语言中的“死喻”，因为它们已经变得非常稳定和广为接受，使用者对它们的隐喻性特征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有两种方法能够重新激活习语背后生动的意象，一是发现其中的概念隐喻，二是追溯其产生的原有语境和本义。如果学习者能够根据概念隐喻原理去理解习语产生的直义基础，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理解和记忆习语的效果也会更好。

隐喻的学习能增强对多义性的理解能力。语言中多义性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同的意义形成一个语义网络。语言是一个由意义、词、语音等符号单位组成的认知网络。如果把一些高频词的不同意义分别处理为单义词、同音异议词等，对语言学习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就把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切割掉了。以介词为例。介词所表达的时空意义与人类的空间经验紧密相关，并形成一个网络。它们之间联系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概念隐喻。大量证据表明学习者如果知道从中心意义到扩展意义中概念隐喻所起的作用，学习效果就要好得多。

五、认知语言学与整体性教学

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决定着对语言习得过程的认识和对语言教学基本原则的选择。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符号性，语言构式都是有意义的符号单位；语言的符号性决定了语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为交际服务。语言知识是语义、语音和符号特征的统一知识。

语言知识是互相联系的，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器官，各种认知能力相互作用，协同发展。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的认识及其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都为整体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微观的视角看，语言是由形义配对构成的符号单位组成，词汇与语法构成一个连续体，这表明语言学习必须是形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学会。

从宏观的视角看，语言知识是从语言使用事件中逐渐抽象出来的，这表明，语言知识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等语境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包含了语言学习者对语言使用事件的识解。这就是说，在语言使用中，认知的、情感的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认知语言学和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模型为解释人类怎样学会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与方法。基于使用的理论模型认为，语言知识是逐渐从初级图式到高级图式抽象出来的。（刘正光，2010）

六、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认知语言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语义具有中心地位；语言以使用为基础，语法产生于语言使用；所有符号单位都有意义（刘宇红，2006）。基于使用的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对语言教学原则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普遍规则的作用有限，二是文化教学（包括交际、社会的文化语境）必须贯穿于语言教学。

之所以说普遍规则作用有限，是因为完全具有普遍意义的构式在约定性型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即使完全掌握了语言规则也不能确保语言习得的流利性。事实上，要实现语言习得的流利性，学习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固定表达式和具体场合下遣词造句的基本方式。要充分考虑词汇、语法以及其他语言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词汇、语法必须教，但绝对不能成为语言教学的主要教学内容，甚至全部内容。语言不仅仅是由词汇和语法组成，它还包含着大量的各种文化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学习不是掌握一个静态的知识系统，而是要掌握语言的使用。语言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认知的参与会变得十分复杂和灵活。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2]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J].外语研

究，2010，（1）.

[3]文旭.语义、认知与识解[J].外语学刊，2007，（6）.

[4]刘宇红.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第6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语言；言语；社会；关系

一、语言和言语的概念

在近代语言学的历史里，索绪尔是将语言和言语的概念区别开来的第一人。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是言语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个人生理遗传的基础，首先因为这种机能可以从器官直接获得，其次可以通过器官所进行的活动而得到。语言不仅是由言语体系官能所产生的社会产物，也是社会主体为了能运用这一官能所采用的必要规约的总和，可以指一套系统的分类原则或者一个自然的秩序。索绪尔认为，言语可以称之为说话的总和，不仅是动态的、静态的说话行为的总和，同时也是个人言语行为和社会言语行为的总和。

二、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我们应该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虽然语言和言语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1.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别

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进行的区分在于：首先，语言是一个通过言语实践而潜存于每一个社会集团成员大脑之中的语法体系，因为语言不可能完整地存在于任何一个大脑中，只有在群体中才是完备的，就像是一个囊括“声音形象”的仓库，所以，语言是心理的，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体现了言语活动的社会方面。其次，言语与语言不同，言语是一种个人意志和智力行为的体现，说话主体可利用语言规则来表达他的思想，是一种个人行为，是心理物理的，它在言语活动中起到了次要作用，是言语活动中除语言之外的辅助部分。

2.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联系

索绪尔认为，虽然语言和言语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首先，如果想让言语被人理解，并能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就必须有语言作为前提；反过来说，如果要建立语言，就必须有言语，所以语言和言语是互为前提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语言之前，因为在我们学会说话之前，总是先听见别人说话，从别人说话而获得的印象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言语能够促使语言的演变，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不仅是言语的工具，同时也是言语的产物。

三、语言、言语与社会

一直以来，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社会，并对社会具有反馈作用，服务于社会。所以，语言和社会是相互依存的。

“社会”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当中、说同一种语言、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随之产生的语言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其共属一个社会，语言作为相对完整的符号体系，它所体现的是创造它的社会这一整体，所以语言具有社会的整体性。

然而，言语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上。言语是人类最重要的沟通工具，同一语言背景下的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总是会自觉地遵守其语言体系的规则，但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每个发音、每个词、每个句子都能体现出个体本身的特色。所以，言语不仅受到社会整体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个体性。由此可见，语言包含个体的言语，而言语本身也不能脱离语言这一整体而单独存在。言语具有个体性，要被社会成员所理解，就必须以具有社会共通性的语言为基础。

四、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1.社会的进步推动语言的发展

在人类语言形成初期，不管从语音、词汇和句法哪个方面来讲，都处于起步阶段，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意义，而且只有声音，还没有形成书面记录的文字。如今，经过一个漫长且纷繁复杂的过程之后，人类的语言已演变成一个庞大而又丰富的语言系统。语言的发展无疑是与人类的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发展缓慢时，语言发展也相对缓慢，但是当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语言的发展就迅速起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词汇便应运而生，例如，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些诸如“经济社会”“个体户”、“下海”、“打工”等与改革开放相关的词汇便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语言的演变可以反映出社会的发展。

再者，社会之间的交流能够推动语言的发展。近些年来，随着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社会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外来语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交叉的表现形式。例如，电视荧屏上的“脱口秀”就来源于英语词汇“talk show”，我们所说的“奥林匹克”就是英语词“Olympic”的发音直接译成了汉语，当然像这样的外来语还有很多，英语外来语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反过来，我们汉语也填补了其他语言表达形式的空白，如“豆腐”一词，在英语和法语的词汇表中，均写为“tofu”，其发音近似汉语，所以汉语也丰富了西方文化的语言。由此可见，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间的交流能够促进语言的发展。

2.社会离不开语言

社会的进步促进语言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依赖于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胡壮麟在《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使人类区别于动物，因为语言比其他任何动物的交流系统都要复杂得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人类无法进行交流，人类社会也无法延续和发展。

另外，语言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在社会交流过程中，社会成员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会影响到其他社会成员对他的看法，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避免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言语和行为。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语言对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个人要取得和其他人顺利沟通交流的机会，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约和道德准则。例如，在寻求他人帮忙时，首先要有礼貌地询问对方是否能够提供帮助，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要说“谢谢”等等。所以，语言经过不断发展所形成的规则，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具有社会性，言语则是社会成员之间运用语言来交流时的一种表达方式和手段。语言和言语之间是互为前提的：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就必须要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要有言语。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社会，语言受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的进步、社会之间的交流都能推动着语言的发展。与此同时，语言又对社会具有反馈作用，服务于社会，人们使用语言来互相交流思想感情，协调社会运动。总之，认清语言、言语及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推动社会之间、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增进了解，从而促进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意语系）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第7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字;语言;关系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language educational world from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 about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discussion as well as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elementary theory two aspects to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basic view. based on this, elaborated the writing important function.

key words: writing; language; relations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1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

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 %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2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3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中)。

参考文献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2 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8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著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第9篇：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名实关系论；王弼；言意之辨；语言的空观；无言之美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要求人们老实承认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不过却一直致力于“说不可说”的思想任务。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公元226年一公元249年)为代表，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观相近的立场，不仅认同“得意忘言”，而且认同“得意忘象”。王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意”，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王弼《周易略例》所谓“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是说从理性言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乃是对理性与经验的融合与超越，是超绝言、象的。“意”在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物理，而应该理解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感悟。与物理相对，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感悟的东西统称之为“心理”或“意理”，包含了对于物——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

结合王弼的《老子指略》来看，“意”的超越性与“道”的超越性有相似之处，都是终极而超越的，具有“无形无名”的特点，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反过来说，形象与语言皆由于其有限性，而无法表诠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正所谓“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语言之所以存在局限性，王弼的理由是“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言皆有所指，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具体的事物，对于无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的。不仅于此，称谓皆有所诠，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是无法穷尽的。因此，王弼所说的“意理”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要么是一种整体，要么是一种个人性的经验，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公共性的，故“意理”本身是不可说的。王弼“言意之辨”的焦点，并不是在说明思维——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以此来解决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因此，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强烈质疑用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对“道”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使人与物直接共处，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体，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嵇康(公元223年一公元262年)也认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明确指出了名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还分析了“言”与“心”的关系，亦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主张“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认为主体心智并不受所言、所言之事物的限制，而标识事物的语言亦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与心智感受，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及思维主体的自由特质。在语言工具论这一点上，嵇康与王弼等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与当代解释学所坚持的语言本体论观点——思维就是遣词造句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思想的主流，也是以后历代语言思想的基调。但是也有特例。这一时期的欧阳建(?一公元300年)则明确地提出“言尽意论”。欧阳建认为，语言指称实在，指即其所指，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既然语言代表了实在或者就是实在，那么反过来说，欲想了解世界则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实现。这既是语言实在论又是语言本体论。但是，在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盛行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将语言看成是一个指称和表意的工具，既没有把语言看得与实在同等重要，也没有把语言看得与思维同等重要。欧阳建虽然提出了言能尽意的观点，但他对语言本体论视角其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显示出“言尽意论”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本意是为了重视实在，却可能不得不与重视实在一样去重视语言。至于名言能否表达实在之外的东西，如王弼所说的“意理”，欧阳建没有明说。他将言意之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因而与先秦墨家名实论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没有直接触及到王弼所关注的言意问题的实质，可以说他的“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这一时期主流的“言不尽意论”。

三、文字训诂与经典解释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魏初荀粲曾说：“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对于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则涌现出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下(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这与现代解释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语言文字“非自然一定之物”，反对“前言”的绝对性与神圣性。嵇康在两种基本的经典阐释方式——“借古义以明之”与“多恃前言以为谈证”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固然承认经典文本对个人认知具有借鉴、印证和启发的作用，但他更为强调主体经验所得乃是了解自然之理的前提基础。否则，正如其所言，“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只能越来越繁琐空洞，愈来愈远离个体的生存经验。魏晋玄谈的主要对象是“三玄”，即《易》、《老》、《庄》，相关的注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侧重注释者对文本哲理层面的发挥，而非文字的疏解。另外，在南朝经学、玄学和佛学的讲解与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登座讲经的义疏或讲疏这一注释经典的新形式，其主要内容是对经典文本及前人传注解释的再解释和疏通，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在唐代统一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出现之前，无论是注释还是义疏都是比较自由的，可以综核诸家，参以己意做出裁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字训诂是经典解释的基础，虽非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但却包含了语言哲学的一些要素。中国文字是以“依类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它同时包含了音、形、义三个要素，掌握字音、字形是了解字义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字三个要素的态度是有着不同侧重的。早期的文字观，得益于对汉代经学的反动以及“得意忘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般较为看重文字音、形要素背后的意义。南北朝末期则开始出现重视文字音、形要素的呼声。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已经指出了通晓文字(尤其是字形、字音)对于经典解释的重要性。他不再一味强调经典义理的发挥，转而重视起对文字的音、形、义的知解，正预示着一个和解释经典密切相关的新型语言文字观的出现。

四、文学与翻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与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思维，才会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传统。无论是陆机的物——文——意问题，还是刘勰的物——辞——情问题，与魏晋言——意——象之辨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哲学背景。刘勰说：“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文章以“述志为本”，明确表明他坚持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语言文字以得情、得志、得意为最终目的，一旦实现了这一最终目的，语言文字本身随之消融在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中。由于整个时代都倾向于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自我情感及作家个人的自由意志，张扬了“诗言志”的传统，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显示出性灵、隽永和自然的独特风格，并最终指向了无言之美、无言之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