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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调研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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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调研方案

第1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关键词:档案编研;河南省;调研分析

为全面掌握全省档案编研情况,以召开全省档案编研会议为契机,2013年年底,河南省档案局对2000年以来全省档案编研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全面调研,采集到档案编研方面的基础性数据,取得了第一手材料。

1 调研项目的设计与调研范围及方法

此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相结合,调查范围涉及全省18个地市级档案馆、158个县区级档案馆,统计数据截止时间为2013年11月底。根据调研需要,我们设计了《河南省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国家档案馆编研成果调查统计表》、《河南省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国家档案馆编研工作现状调查表》,共涵盖15个方面的大问题;为确保调研的全面性,我们还要求同时报送编研工作总结。同时,为了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准确性、权威性,省辖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国家档案馆报送的都是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问卷,共收回问卷176份,有效率100%。

2 全省档案编研工作基本情况分析

此次调研主要了解各省辖市及县区国家档案馆编研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近十年主要成果、编研专项经费、成果出版等方面的情况。

2.1 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调研结果显示,开封、南阳、许昌、焦作、三门峡、济源、南阳市卧龙区等32个市、县、区设置了职能独立的编研科(股)或征集编研科,把编研工作列入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职责,落实任务,做到年度有计划、年终有考核。这说明全省各级领导和各级档案部门对编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尤其是洛阳、新乡、济源和开封等地市,领导带头搞编研,主要领导亲自参与课题研究,统筹谋划,外联协调,审稿把关,甚至亲自动手撰稿,并及时向上级申请编研和出版经费,为保证编研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2.2 成果类型。2003年至今十年间,被调研的176个档案馆编研成果共1018种。

按简介检索、原文汇编、原文加工撰写、考证研究四种类型统计,其中简介检索型约31种,约占总数的3%;原文汇编型约631种,约占总数的62%;原文加工撰写型约244种,约占总数的24%;考证研究型约112种,约占总数的11%。(统计时,有些成果难以界定是加工撰写还是考证研究,故都加“约”。)

成果类型分布图

2.3 服务对象。编研成果按照服务对象划分,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服务中心工作。紧紧围绕当地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自觉做好资政大文章,是档案编研工作的立足点。调查结果显示,服务中心工作的编研成果为416部,约占全部编研成果的41%。而其中不少编研成果质量上乘,有效服务领导决策,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档案部门影响力。例如,河南省档案局(馆)配合中原经济区建设,于2011年7月举办了《中原经济区诞生过程专题展》,并陆续编辑了《中原经济区大事记》、《十八市市委书记热议中原经济区》,收到了资政襄政的良好效果。焦作市档案局(馆)2011年4月创刊了《档案参阅》,每期由专人将书刊送到各位市级领导干部手中,被作为服务党委、政府的热点刊物列入了财政预算。

(2)服务地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把档案编研和地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编研工作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开封市档案局(馆)2012年编辑出版了《风生水起・金石开封》,2013年编辑出版了《古风宋韵・印象开封》,两本书均突显开封深厚历史沉淀和文化品位,并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通许县档案局(馆)编写的《厚重通许》一书,被县领导作为介绍通许历史的礼品书,在开封会、招商会上发放,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3)服务研究及编史修志人员。编辑出版档案史料汇编,为研究及编史修志人员提供服务,是档案编研工作的传统项目和重要内容。近十年来,全省约有47%的编研成果主要服务于研究及编史修志人员。大量汇编类编研成果满足了编史修志、史学研究的需要。如省档案局(馆)多年坚持编纂《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重要文件汇编》,南阳市档案局(馆)一直坚持编写的《南阳大事记》等,内容系统、真实可靠,是编史修志人员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焦作市档案局(馆)编写的《焦作人民的抗日斗争》,信阳市档案局(馆)编写的《鄂豫皖苏区首府机构设置》、《商城革命史简介》等编研材料,都是深受研究人员好评的编研精品。

(4)服务社会大众。近年来,随着国家档案局“三个体系”建设的提出和民生档案利用的增加趋势,全省档案部门加强了关系百姓利益的选题研究和有关馆藏的挖掘,编研出一部分服务民生的实用性成果。如许昌市档案局(馆)编写的《许昌市知青工作概要》等,贴近现实,立足实用,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需求。新乡市档案局(馆)编印的《新乡土特产专辑》,追寻散落在民间的地道新乡“特产、名吃”,凸显了档案对老百姓的亲和力、感染力。漯河市郾城区档案馆围绕民生,编撰了《郾城教育系统民师文件资料汇编》、《退伍军人安置文件汇编》等专题性编研材料,提高了服务民生的工作水平。

3 全省档案编研工作新特点

3.1 合作编研渐成趋势。调研结果显示,全省多数档案局(馆)逐渐树立起开门搞编研的理念,由单打独斗向多部门合作、多领域协作转变,合作编研趋势明显。在选材上,不局限于本馆资源,大都提出了“档案不足资料补,馆内不足馆外补”,以征带编、以编促征、征编结合的思路,弥补馆藏材料的不足。在人才力量上,不少档案局(馆)均采取“内举外聘”、“内外联合”、“内内联合”的工作方法,积极与各部门加强合作,走联合编研的道路,实现了优势互补,助推了编研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如河南省档案局(馆)编写的《走进河南档案》丛书,借助省内各个市、县档案馆的资源优势,与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探索出了一条资源共享、部门联合、优势互补的大合作、大编研的新路。新乡、安阳、济源市档案局(馆)借助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等媒体平台,开辟专栏、办栏目,扩大编研成果的影响,既是对编研成果的创新,也体现了档案人巧借外力、联合编研的思路。

3.2 选题视野逐步拓宽。调研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全省档案部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编研视野不断扩大,凡是历史纪念、人物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证,历史文化的传承,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档案编研都积极介入,深度编研;在此基础上,还逐步增加了服务地域文化和社会大众的选题,虽然这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仅为12%左右,但是打破了以前仅仅围绕中心工作而编研的局限性,扩大了档案编研成果的受众面,也提高了档案工作的社会认可度。

3.3 经费来源多元化。面对编研经费紧缺的现状,全省档案部门通过向上级争取、在内部挖潜、与相关部门协作等措施,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拓宽了经费来源途径:一是以项目运作的形式向本级财政申请专项经费,如郑州市档案局(馆)、开封市档案局(馆)、洛阳市档案局(馆)、济源市档案局(馆)等;二是对纳入重点档案抢救工程的档案进行编研,利用重点档案保护抢救费来解决;三是尝试市场化运作,新乡市档案局(馆)、周口市档案局(馆)积极向社会寻求合作单位,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4 全省档案编研工作存在问题

4.1 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地区之间、单位之间档案编研工作水平存在很大差异。郑州、济源、焦作、开封等地,领导重视,编研工作人员积极有为,编研视野不断扩大,编研成果门类丰富,编研精品不断涌现;而有的地方却因种种原因,数年停滞不前。

4.2 经费不足。从调研结果来看,十年间,全省1018种编研成果中,公开出版物186种,仅占全部编研成果的18%,这还是档案部门在原有经费基础上积极努力、多方筹措的结果。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编研工作发展的瓶颈,这一瓶颈直接影响到编研项目的开展以及编研成果的推广,也是编研成果的效益没有充分发挥的主因。很多成果仅局限在单位内部,印刷完毕便束之高阁,缺乏必要的报道和宣传,使编研成果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在2013年全省编研成果展览会上,最多的场景就是很多兄弟部门的同事一边忙着交换成果,交流经验,一边不停地惊叹这么好的成果怎么不推广呢?

4.3 人才培养有待加强。截至目前,省辖市及县区档案局(馆)共有编研人员269人,其中专职编研人员73人,仅占到21%。相对而言,编研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和知识性很强的工作,而近80%的兼职人员多为临时拼凑,调动频繁,大多难以适应编研工作的需要;调研中我们还发现,21%的专业编研人员中,缺少技术骨干,缺乏业务知识培训,多数人还停留在传统的专业知识与观念上,知识结构不合理,对开展工作有时有畏难情绪。

5 改进全省档案编研工作的几点建议

5.1 主动服务,争取领导重视。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档案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编研工作好不好的关键。档案局(馆)的领导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编研工作在档案开发利用中的突出地位,把档案编研工作列入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对编研工作要有总体的目标和打算,还要有阶段性的步骤和实施方案;另一方面,编研部门要克服“等”“靠”“要”思想,主动出击,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应当积极为领导决策、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编辑相关的档案资料,为领导提供主动的、优质便利的、超前的和创新的服务,使领导亲身体会到档案编研工作的重要性,从心里重视和支持档案编研工作,从而形成有为才能有位的良性循环。

5.2 转变观念,拓宽工作思路。一是树立大局意识。要善于把握时机,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局,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重大活动及重大事件,要反应敏锐,及早谋划,找准工作着力点,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二是树立特色意识。在选题和内容上,要结合馆藏,注重地方特色的总结和挖掘,反映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反映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向和区域内的发展特点,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三是树立公共服务意识。编研工作不但要为党政机关、专家学者服务,更要为社会大众服务。编研工作要适应公众需求具有实用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特点,提供能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编研产品。四是树立精品意识。要加强编前研究,高水平谋划,在确定选题、选材、编辑加工、校勘等各个环节,精心组织,着力打造内容翔实、体例规范、装帧美观、印刷清晰,具有较高学术和史料价值的精品成果。五是树立宣传意识。要善于利用大众传播媒体,积极宣传推介,让社会了解编研成果的内容和价值,扩大编研成果的社会知名度。六是树立市场意识。档案编研工作在注重实效的同时,更要注重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找准服务对象,使编研开发有针对性、目的性,形成以编研促利用、以利用检验编研的良性循环。[1]

5.3 多方筹措,争取经费落实。编研工作缺少了必要经费的支撑,那是寸步难行的。对于经费问题,一方面要向上争取,另一方面要实施项目管理,强化市场运作。从全省的编研实践看,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等一些地方都采取了项目管理的方式,运作是成功的。不但编出了很好的档案文化产品,而且在项目经费的使用上,也有自己独到的管理办法;新乡市、周口市走市场化筹措编研经费的做法也是成功的、可行的,值得推广。随着档案编研公开出版物比例的增加,也要加强和出版、发行等专业机构合作,强化市场运作,注重策划、包装和营销,走专业化、市场化运作之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5.4 加强培养,建立高素质队伍。一是加大业务交流培训力度,开阔编研人员的视野,丰富编研人员的知识,全面提升编研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二是努力改善内外环境,建立编研激励机制,调动和发挥广大编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要保持编研人员的相对稳定,以有利于编研人员熟悉馆藏、积累知识、深入研究,打造编研精品。

(备注:因为调查表设计原因,档案展览统计数据不全,故文中没有提到档案展览。)

参考文献:

第2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成文历史而言,民俗中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底蕴更为朴素丰厚。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对民风民俗的记录和整理,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公派官员到民间对民风民俗进行采风的制度和传统,并将其载入历朝历代的史书、政书、类书、方志等官方典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民俗生活的丰富,民间逐渐出现了集中记录各地民风民俗的私人著述,诸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干宝的《搜神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杨慎的《古今风谣》、广璠的《便民图纂》等等,此外民风民俗相关记录还留存于各类杂记、游记、文集、笔记等私人文献之中。概而观之,我国古代社会的民俗文化记录整理多依附于官方记忆系统,具有浓厚的政治属性和单一性。20世纪初以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传入,我国涌现出一批近代学者,他们对各地民俗文化展开了调查研究。以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歌谣征集处、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的民俗学会为主要阵地,全国掀起了以民俗文化收集记录为主的调查研究活动,所获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等多刊于各校报专栏和创办的《歌谣周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等刊物上。随着对民俗实地调查的陆续展开,学会出版了一批民俗丛书和研究专号。此外,中山大学还建立了风俗物品陈列室,收集陈列民俗实物。民国时期,近代学者把民俗文化的记录整理活动纳入了学术研究的科学轨道,收集积累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文献资料,但由于历史时局的特殊,资料大多散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民间历史文化的调查、保护工作。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三大史诗调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艺三套集成”等调研活动。进入21世纪,国家逐步启动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和研究工程,开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等工作,建立保存了大量民族民俗调查手稿、照片、影片和实物等。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档”保护的要求。我国于2004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开启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记录和建档工作;2005年开展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证和命名工作,并正式启动首次全国非遗资源普查工作;201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法律上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要求。至此,我国民俗文化记录整理活动正式进入建档管理阶段,档案理论与实践经验成为民俗文化保护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2档案部门参与民俗文化建档及其现实困境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档案部门较早开始了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通过利用文字记录、录音、录像、多媒体等方式对口述历史、非遗等民俗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和建档保护。近年来,各地档案部门积极主动收集整理民俗文化档案,如2013年甘肃省临夏州档案局专门抽调采集组,深入各县(市)、州直单位,以走访、实地拍摄等方式,采集反映临夏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档案的图书、照片、视频资料、电子文字等等。2014年,河南省新郑市档案局积极参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并对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进行了及时细致的整理归档。湖南省长沙市档案馆面向社会开展广泛的档案征集工作,截止到2015年3月,已征集到反映老长沙风土人情的老照片8200余张和各种地方文献、政策汇编52册等等。目前,档案学界提出了“民俗文化档案化”、“民俗档案”、“民俗文化档案”等概念,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讨,民俗文化档案研究呈现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当前档案部门开展民俗文化建档工作,也面临诸多困境:一是民俗文化的剧烈变迁。在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正经历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而迅速的嬗变重构,甚至面临消失灭绝的处境;与此同时,大量的新生民俗不断产生。这既对民俗文化建档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又给建档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二是民俗文化档案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民俗文化档案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字档案,还包括照片、录音、录像、多媒体等。民俗文化档案表现为小集中、大分散的状况,虽在一定程度得到了集中整理,但仍然广泛分散于各部门和社会民间。三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分割。涉及到民俗文化建档管理的实际,参与主体不仅有官方的文化部、民委、非遗保护中心等政府部门,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有学术性研究机构,也有广播电视、电影制作商、唱片公司等商业性营利机构,还有民间团体、业余研究者、民俗文化传承人等民间力量。目前,缺乏统一系统的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标准规范,多元分割、各自为政、互不相通的问题十分明显。四是档案部门的角色缺失。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档案部门应当承担起民俗文化的建档保护和传播传承责任。目前,档案部门虽然提出了非遗“建档”理念和要求,也是此类档案的实际参与主体,但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却未对档案部门的角色予以认定,这导致档案部门介入民俗文化建档工作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民俗文化建档工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构建我国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几点思考

3.1民俗文化档案与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民俗文化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构建起完整统一的民俗文化档案资源体系。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的首要问题是界定民俗文化档案是什么,进而明确它的建档范围,以便开展记录整理工作。笔者认为,民俗文化档案指有关民俗文化信息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民俗文化档案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形成于民众的民俗文化生活实践,二是直接形成于对民俗文化的调查记录和研究活动。另外,在原始档案已经损毁或散佚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将以原始档案为基础编纂出版的书籍、期刊、报纸、非正式文献等作为档案补充资料纳入民俗文化档案资源体系中,真正体现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的可拓展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建档范围不仅应包括我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有关民俗文化的史书、方志、游记、笔记、家书、文集、文书及民俗绘画等,还应当包括近代以来形成的和当下不断生成的手稿、照片、录音、录像、实物及数字民俗文献等。

3.2集中统一与多元合作的构建模式当下,我国民俗文化建档参与主体呈现多地域、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等特点,民俗文化档案的收集意图、整理方法、保管条件、利用服务等都存在较大差异;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得民俗文化数字信息迅速增长,并以大规模无序的异构状态呈现和传播。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需要对复杂多样、分散无序的民俗文化建档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然而,由于民俗文化建档的复杂特殊性以及社会环境、政策条件的限制,档案部门无法单独胜任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工作,而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下的多元合作构建模式。早在1928年,美国民俗文化档案馆第一任馆长罗伯特•W•戈登在开展美国民间歌谣收集时就曾指出这是“一项由众人参与的国家项目”。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构建离不开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具体而言,可以由国家文化部门牵头主导,由其统一规划民俗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确定相关的组织体制和规章制度,同时联合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部门为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构建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协作,并且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搭建多元合作平台,鼓励相关研究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活动中,以实现多方力量的优化整合。

第3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档案编研;有效方法

房地产档案编研工作是国土局档案部门应社会的需求,将档案信息资源最大化地发掘出来,以起到扩大社会化大生产的目的,是利用档案服务于社会需求的重要环节。档案编研工作开始都是用纸张进行记录和编研工作,这种编研方式存在很多的弊端。随着档案编研事业的发展,这种档案编研方法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新一轮的互联网时代的崛起,计算机技术让档案编研事业也开始变得科技化、网络化。通过这种改革,也让我们的编研事业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一、档案编研工作的主要内容

房地产档案编研工作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种档案的信息进行选择、提取、规整和进行编辑,使得每个档案信息更加具有整体性。档案编研工作人员必须要保证档案的有效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比如说,若档案编研人员对新入职的员工或者是单位人员的调动没有做到及时的记录或调整,那么新入职的员工不能在单位顺畅地工作,也可能在工作上遇到阻碍,而调动的人员也不能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方便地工作。如果档案编研工作人员对员工提供的资料不能真实地记录在档案里面,那么对单位来说也是一种人员利用的风险。现如今档案编研工作在各大机关、事业单位越来越被重视,工作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所以人们会去探找出对编研工作更有效率的工作方法。

二、档案编研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的档案编研里存在一些弊端。一些档案编研人员还保留着一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使得档案编研的效率不高。有一些还存在不真实、不完整,甚至出现一些错误信息。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些档案编研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以提高档案编研的现代化水平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档案编研这个工作部门在过去是被隔离开来的一个部门,跟单位别的部门合作不够密切,这样大大减小了档案编研部门的价值。还有一些档案编研工作人员在编研工作中怕麻烦,没有去调查真实情况,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去记录,导致编研真实性降低。这些都是在档案编研工作中需要改进的。

三、档案编研工作提高效率的方法

(一)档案编研工作人员提高工作觉悟

想要让档案编研工作更进一步提升水平,首先要先改变档案编研工作人员陈旧的思想。然而并不是要摒弃所有旧时的观念,而是既要采用旧时优秀的观念与方法还要结合新的思想与科技,顺应时展要求,让档案编研工作也与时俱进。首先,编研工作人员要知道,档案编研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人们工作,而档案编研又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给社会创造价值。需要从档案编研只服务于上级领导的需要和一些学术界的研究这种狭小空间范围里面走出来,走向更大众化的服务。其次,档案编研工作人员更要懂得档案编研的原则,这是作为一个档案编研人员的基本素质。编研人员不仅要提升自身的素养,提高编研工作这一觉悟性,更要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不断充实文化知识。最后,编研人员也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在编研工作中结合自己的编研经验发现新的工作方式,探索、开辟出档案编研的新路径。

(二)取长补短,继承创新对档案编研的服务

对象要准确,不能胡编乱造,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来选题。不仅如此,更要突出选题的重点,围绕这个重点来进行编研工作,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大的效益。当然,也不能忽视它的广泛性,广泛并不代表杂乱无章,而是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题材,最有利用价值的部分,这样披沙拣金,才能保证编研的完整和减少差错。怎样才能体现出内容的“新”?单单依靠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进行实际的调查再结合内部资料才能更好地进行资料规整。在内部资料里面,它会有前人留下来有价值、有经验的资料,但是也会有陈旧和错误的思想理念在里面。编研人员应该去除掉那些错误以及无使用价值的文件资料,汲取那些优秀有利用价值的资料文件,再通过编研人员结合现代实际的情况,总结出更加符合现展的编研资料,把两者进行结合、创新,从而使编研题材更加真实,更加及时,更具新颖性,这样才能提供最新最有效的政策,为发展提供有力的需求。

(三)提高档案编研科学性,提升现代化水平

提升档案编研的现代化水平,要让编研人员懂得档案编研的重要性,单位领导人员要多与编研人员进行编研工作的交流,使编研人员知道自身工作对于领导,对于整个单位的价值,这样会大大增强编研人员的工作意识。不仅如此,单位领导要对档案编研部门进行科学性的规整,过去的档案编研过于分散、死板和封闭,不能再让这种弊端继续存在,而要让档案编研更加系统化,条理清晰化。现在的工作都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之前以纸张为载体的档案编研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信息量大、安全性能低、时效性低。而且依靠手工编研更加繁琐,也容易出错,完全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现如今,计算机的编研技术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它使档案编研储存信息量更大、安全性更高,使信息更加整体、更加规律。不仅如此,还能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编研拓展到各个领域,这样服务于社会就更加全面化,从而整体提高了档案编研这一工作形式的现代化水平,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四)注重档案编研与各部门合作关系

档案编研部门是单位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如果说档案编研只是档案编研人员的职责就错了。我们都知道档案编研人员具有一定的知识局限性,然而档案编研这一块知识涉及广泛,它涉及到各个领域,编研人员无法全部了解熟悉,从而影响到编研工作的质量。如果有单位其他部门从旁协助,提供更加专业性的资料,更多的策略,相互配合,取长补短,这样不仅使档案编研工作完成更快,还能提升编研的质量,为单位后期发展具有更大的推动力。

任何档案编研都不一定是完全完整或是完全准确的,但是必须要尽量去弥补这些不足和缺陷,尽可能去完善它,才能方便后人去利用它创造更大的价值,推动社会的进步。档案编研对人类的意义、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从事档案编研这一工作,不仅要有强大的责任心,同时还需要有坚韧的使命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作为一名编研人员,不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还要充实文化知识,更要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陈桂英.论如何做好机关事业单位的档案编研工作[J].办公室业务,2013,(11):59,67.

第4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摘 要】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音乐理论学者对民族音乐学的关注,对于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争论和观念改革也在不断发展。在传统音乐的分析和研究中,究竟是坚持个案调查为核心方法还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去看待,笔者将结合自身所学,发表一些浅薄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个案调查;宏观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060-01对于传统音乐的认知与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的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的引入,传统的认知概念和研究方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并不只是简单的在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中加入“历史”的相关知识,更多的是对当今研究传统音乐的学者自身综合素质和知识层面的覆盖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二者间的对立和统一对于传统音乐的认识和学习,其普及率已大胜于从前,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大多源于各大高校。当今各大高校的艺术专业和专门的音乐院校中基本都开设了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等相关课程,学生和教师的数量也大大增多,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大多采取传统的个案调查法。教学多以配套的教材为蓝本,而教材中的教学多以某一地区的某个音乐现象进行分析。如分析西南民歌《槐花几时开》的风格、旋律走向、流传地域、调性特点等,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个案调查。除却课堂教学,教师去音乐采风进行传统音乐的研究的方法也脱离不开这一个案调查。从全国各大音乐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与分析来看,也多是以某地区、某一民歌或是某民歌类型作为单一研究分析的课题。“历史的民族音乐学”针对的恰恰是这种仅仅只对当下存在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的一种反驳。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都不会是一种单一的存在,世界上的万物都相互关联。许多学者对于传统音乐的分析和研究,走到个案调查的对立面去研究分析,那么是不是以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就可以深入其中呢?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存在偏颇。宏观把握是从整个的文明、历史的纵横线条中去分析某一存在的音乐现象背后的历史渊源,去寻求其本土的文化甚至是文明。但仅仅将研究停留于宏观上,又是不够的,毕竟音乐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当下它的特点、旋律走向、音乐风格等,必须要通过个案调查去分析。所以,个案调查和宏观把握,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二、“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对高校艺术教育及研究学者提出的要求(一)对高校艺术教育提出的要求。高校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除了依托教材以具体的音乐现象作为个案教学的同时,在个案教学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横向和纵向的文化脉络,联系相关的经济、政治、人文背景,以及这一特定的音乐现象与其他音乐现象所持有的共性的分析,而不能以传统的、切片式的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单纯的知识性的灌输。如果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教师可以将教材的知识作为基础,重新整合教学内容,从历史的、宏观把握的角度去进行传统音乐的教学活动。许多高校及艺术学院每个学年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相关的民族音乐采风活动,笔者认为,采风不仅仅是记录当地所特有的音乐,更多的是需要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背景,以及音乐背后蕴含的某一地区的人文因素。(二)对研究学者提出的要求。在大多音乐院校和高校中,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文献学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支,并有大量的专业学者进行相关独立研究。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学者必须转变以往的观念,主动加强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学习,增强自身的综合能力,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在分析和研究传统音乐的同时,将相关的历史脉络、美学思想,及东西方人类学的相关知识融入其中,将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研究和分析。以重庆大足区民歌“哭嫁歌”为例。“哭嫁歌”是在当时经济条件极其落后的时代,姑娘嫁人一般都需远嫁别族,且不可轻易回娘家的前提条件下存在的,但当下重庆大足区哭嫁的习俗基本已不存在,女儿出嫁是全家都欢天喜地之事。那么,一种音乐现象的产生和消亡,就必须去分析它存在的历史环境和人文风俗。毕竟,“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是将传统音乐作为文化进行研习从而将其发扬的,而不是简单地用于创作和演奏演唱之中。三、结语在对传统音乐的研习和分析中,个案调查和宏观把握两者必须有机结合,不可偏颇其一。在以“历史的民族音乐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为核心的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和相关专业的研究学者必须以更为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特定的音乐现象,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促进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参考文献:[1]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音乐学”[J].中国音乐,2008(04).[2]丹.读《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音乐学”》[J].音乐研究,2011.[3]武先照.高校音乐专业教育的问题及对策[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作者简介:吴 云,中国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内蒙古赤峰学院音乐学院教师。

第5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摘要】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使档案法制化的理论研究成为新热点。本文从档案奖励制度角度,对现行档案奖励法规、研究成果进行调查分析,提出建立档案奖励制度的必要性与措施。

关键词 档案;奖励;制度;调研

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使依法治档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档案法制化的理论研究成为新热点。目前理论界针对档案法规的研究很多,但有关档案奖励的研究内容近年来少有提及。本文对档案奖励法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调研,对档案奖励制度的构建提出几点思考。

一、有关档案奖励的法规调查

对档案法规中有关奖励内容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

(一)国家档案基本法中,有关奖励规定的调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有关表彰与奖励的规定仅仅简要提及两个方面:一是在第二章“档案机构及其职责”中,提到对档案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二是在第三章“档案的管理”中,提到对档案的捐赠行为给予奖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则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第五章“奖励与处罚”中,列举了五项应给予奖励的事项。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有关奖励的国家专项法规仅有一部,为2001 年颁布的《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旨在鼓励对档案科学研究取得突出成果的集体和个人,以促进档案研究水平和现代化发展水平。

(二)地方档案法规中,有关奖励规定的调研。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档案工作的奖励制度及办法,在省市区域档案工作中存在较为普遍。通过查询31 个国内地方档案机构网站,以及百度搜索“省市名+ 档案+ 奖励”词组,发现制定了专项档案奖励办法的省市不在少数,且大多是针对档案研究成果的奖励。如《北京市档案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辽宁省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山东省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等。

(三)高校档案法规中,有关奖励制度的调研。以中国档案局网站公布的开设“档案”专业的28 所高校为例,在对其校园档案信息网站中“档案法规”板块里上传的的法规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设立档案奖励制度的高校只有两所,分别是云南大学和河北大学。其中,云南大学制定了《云南大学档案工作年度检查评比奖惩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对档案工作进行年度测评,根据测评结果进行奖惩。《办法》中对年度测评的组织、时间、内容、标准和条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并附有《云南大学档案工作年度检查评分标准》作为参考;河北大学制定了《河北大学综合档案室考核、奖励与处罚制度》,列举了予以表彰奖励、处分的事项。

二、有关档案奖励理论研究成果的调研

笔者对2000 年之后我国档案奖励制度的科研论文篇数进行统计调研(截至2014 年12 月),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工具,以“档案”“奖励”并含词组进行“主题”搜索,得到文章330 篇,但针对性较差,涉猎范围太广,不适用于本研究;以“档案”“奖励”进行“

关键词 ”搜索,得到文章0 篇;以“档案”“奖励”并含词组进行“篇名”搜索,得到文章16 篇,最后这种检索方式针对性较强,得到文章符合研究要求,因此本文采用此类检索文章作为研究对象。

(一)文章发表年度分析,通常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研究领域的发展程度。16 篇文章中,2000 至2009 年发表11 篇,2010 至2014 年发表5 篇。15 年中总共发表文章16 篇,且年度分布相对平均,其中2003 和2011 年发表数量较多,均为3 篇。2006 年、2008 年、2013 年、2014 年均未有文章发表。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对档案奖励问题的研究比较匮乏,且近两年少有人问津。

(二)文章发表期刊分布,可以体现出业界对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16 篇文章中,有14 篇发表于档案类省级非核心期刊,2 篇发表于科技类期刊。一方面说明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奖励兴趣较浓,另一方面说明档案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对此问题并不感兴趣。

(三)文章核心作者分布,可以反映出该领域主要研究人员情况,从而体现出研究水准。16 篇文章中,明确注明作者机构的有9 篇,其中有6 篇的作者为国家和地方档案机构,其中国家档案局作者1 人。另外有2 篇作者为高校研究人员,1 篇为科学技术情报机构人员。从文章作者的分布情况,也可以证明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奖励的关注度。

(四)文章探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16 篇文章中,有7 篇为学术研究论文,9 篇为新闻报道类文章。新闻报道类文章旨在对地方出台的档案奖励制度、政策进行新闻报道,其中有宏观奖励制度,也有单项奖励制度,比如对档案宣传工作、学术研究的奖励等。另外7 篇学术论文中,有2 篇是关于“档案行政奖励”的研究,5 篇关于“档案科技成果奖励”的研究。

关于“档案行政奖励”的研究认为档案行政奖励是档案行政执法的一种形式,是受档案法保护与授权的行为,不同于一般企事业单位或组织的机构内部奖励行为。其中,李雅柳在《对我国档案行政奖励制度的思考》一文中分析了档案行政奖励制度的现状、问题以及完善途径;胡春华在《档案行政奖励简论》一文中阐述了档案行政奖励的特征、形式、原则、范围和程序。两篇论文均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展开分析,对档案学意义不大。另外5 篇关于档案科技成果奖励的论文研究范围涉及到奖励机制的建立及意义,奖励办法、获奖人员的研究,奖励成果的申报等方面。

三、档案奖励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一)档案奖惩法规不对称。目前关于档案处罚的法规有《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国家档案局令〔2013〕年第30 号)和《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国家档案局2005 年发布)两部,而档案奖励法规只有《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一部。相比较而言,两部档案处罚法规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宏观法规,而档案奖励法规则为专项奖励法规,在宏观指导性以及覆盖面上都有差距。指导性档案奖励法规的缺失,使各级地方法规在制定时缺乏准确的政策指引,直接导致了档案奖励机制的不完善。

(二)档案奖励制度的建立,可以提高档案工作生产力。档案工作在行政工作中一直处于非核心地位,在行政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劣势。以高校为例,学校档案馆(室)作为教学辅助机构,通常得不到优势资源,档案室工作人员多为年纪较大,专业优势不明显人员。由于高校体制的原因和档案专业人才的缺失,使得高校档案馆(室)工作人员中非档案专业人员大量存在,都是“半路出家”“现学现卖”。通常仅仅能达到应付日常工作的水平,学习提高专业修养的意识较淡薄,缺乏工作积极性与能动性。档案奖励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工作动力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问题。

(三)完善档案奖励机制,能有效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建立完善的档案奖励机制,可以弥补档案管理体制的缺陷,为促进档案管理向现代化水平推进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档案奖励机制的形成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档案工作生产力,有效促进各类档案研究成果的产生,将更多先进管理经验应用到档案实际工作中。奖励机制途径的拓宽,范围的扩大,可以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动力和工作满意度,为推动档案事业发展,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带来充足的动力。

四、关于建立奖励制度的探索

(一)建立档案奖励机制遵循的原则。档案奖励机制的建立,应遵循“自上而下”“宏观到微观”的原则。“自上而下”是指从国家档案法规层面入手,制定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作用的档案奖励法规,地方各级档案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法规的精神和要求,制定结合地方和部门工作实际的档案奖励制度。自上而下的构建方式,一方面可以减少阻力,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误区,避免出现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悖的情况;从“宏观到微观”指得是先制定宏观全面的法规,后细化到微观专项的奖励制度,将奖励具体化、类别化,只有将制度细化,才能便于贯彻落实。

第6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转贴于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转贴于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 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 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 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 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 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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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7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课程设计要求学生完成从调研,广场环境分析,广场人群活动模式分析、设计任务书的制定与完善、方案的生成到方案成果的完整表达。在此过程中,侧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敏锐力、分析问题的洞察力,以问题为切入点来思考建筑,以环境行为分析为出发点设计建筑,着重关注场所与居民活动、建筑与人的社会活动的关联,激发学生对社区活动中心的社会性、人文性思考,让学生认知到影响建筑的社会、城市、文化因素和其他广泛的相关因素,而非孤立的理解建筑。

二、设计教学过程

(一)问题提出

设计任务书只提基本要求,即用地现状及红线、设计目标和成果,不再具化每项设计内容,而社区活动中心的主要功能空间、用房面积大小等,需要学生通过调研分析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思考,加以编写、细化完善。此外,依据调研结果,学生还需对社区中心周边的广场区域进行合理改造。由此,教学方式一开始就要转变,从以教师为主导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互动模式,教师扮演引导者,培养学生关注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调研的方式,以问题为切入点去思考建筑,设计建筑。学生则需要通过调研发现问题、归纳问题,并进行系列目标问题的思考,关注建筑的介入将会对现有场地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居民行为产生的改变,思考如何既能较好地延续居民日常行为模式,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户外活动需求。

(二)现场调研与案例参观

1.现场调研

设计以两人为一组。每个小组首先需要调研阳光广场和月光广场所在的城市位置,解读河西新城与老城区的关系。其次,分析广场与城市空间结构、景观结构、道路系统、绿地系统的对应关系;调研广场周边的学校、医院、市级体育馆、商场公共设施。深入解读环境信息,把握场地内道路、绿化、建筑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为设计构思的形成做好前期准备。再次,详细了解广场人群活动与使用情况。以周末与工作日为对比,观察并记录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各个时段广场人群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及活动模式。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用数码相机拍照,记录数据采集过程,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在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各自的活动特征,细致分类,并鼓励学生多交流,了解被访者对广场现状的意见与建议,期望社区中心提供哪些公共服务等,从而为建筑功能的确定及场地改造提供有力依据。此外,每个小组依据不同问题与各自的兴趣点,设计不同的问卷调查表,对广场活动人群进行调查。要求调查对象应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社会背景,不同职业,人数不低于100人。调查结束后,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统计,并梳理观察记录内容,绘制分析图,撰写文字小结。

2.案例参观

教师列出市区多个已建成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区活动中心,让学生参观调研,关注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建筑空间特点,着重了解使用者的感受与意见,并做好相关记录。

3.阶段成果

此阶段成果要求每组完成一张设计图,并将调研内容、分析结果、解决方法进行ppt汇报。对汇报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师生展开讨论,进一步补充完善。

(三)建筑方案的生成

1.设计任务书的完善

在完成调研参观后,学生需要通过查阅图书馆文献、整理互联网信息,完成多种资料及数据的收集。在基于调研成果分析的基础上,每个小组提出自己的解决思路,确定建筑合理具体的功能设置,制定出完整的设计任务书。

2.方案的生成

方案初始阶段要求学生根据调研分析结果,从问题入手,通过对广场人群的行为分析、建筑功能与环境的互动研究,思考方案的形体生成及平面布局,勾画概念草图并制作概念草模,形成设计构思和方向。在此阶段,教学着重于解决问题的过程,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多样性的尝试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每组学生需要对各自的方案构思进行详细讲解,即方案一开始应对的是哪些问题,如何从问题入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一步步推导出方案设计。各组之间相互交流,均可提出不同的见解。教师作为引导者,不直接对方案进行优劣评价,而是依据不同方案的特点,给予相应的建议与意见,对不足之处予以补充,帮助学生确立方案发展方向与目标。设计过程中,草模与草图同步进行,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方案之初,要求制作基地模型进行场地与环境的分析,制作工作模型推敲建筑体块与场地的关系、空间体量关系,直观地理解建筑空间。随着方案的深入,工作模型的制作更加细致,不仅要反映建筑的结构关系,也要表达建筑分隔与围护界面的材料选择。此外,现场调研贯穿方案生成的全过程,学生还将通过不断的调研、思考来积累关于设计的理性认识,甚至将草图与草模带到广场与居民交流,征求建议与意见。当然,与高年级相比,二年级的教学对学生在空间建构、材料建造、结构选型等方面的要求有所节制,重点还在于思维方法、设计方法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观。(本文来自于《高等建筑教育》杂志。《高等建筑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三、评价体系

过去设计基础课考核评价重结果,以最后的成果作为主要评价依据,而设计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往往被忽视。针对这一问题,重新制定了评价标准,注重学生从方案构思到设计完成的全过程,包括现场调研、调研成果汇报、方案过程中的草图与草模、最终设计成果等,并将此作为学生成绩评价的依据。新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各阶段的教学目标与要求,促使学生关注设计的全过程,注重设计能力的提高,而非仅仅是设计成果图纸与模型表现的技巧。

四、结语

第8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一、管理的宏观层面

1.长期保护策略。制订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长期保护策略。提出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注重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整理与保管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制订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载体材料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方法,对损坏程度和稀缺情况不同的档案文献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计划,还可采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抢救与保护。

2.专业法规。我国缺乏明确专指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与之相关的法律包含在现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虽然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局也了一些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但是这对于全国不同地域的档案文献遗产的全方位保护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当今建设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的时代,法律法规的欠缺,会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造成法律上的空缺或空泛,缺少执法的依据。各地区档案馆应根据国家档案法和相关遗产保护法等上位法健全和完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系统管理规章,对所有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分类、分级、保护措施、经费来源和利用原则、保护人员资格、责任、应急措施、抢救办法等等制订具体的标准或做出明确规定,把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为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做对它的保护法制化,使之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3.保护政策与标准化。在政策导向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考虑向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领域倾斜,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技研究和实践。同时,加强标准化建设,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研究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成,研究各标准项目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与相关标准的科学关系,将先进的共用关键保护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材料转化为技术标准;重点开展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标准、档案馆功能设施标准等通用标准研究;进行不同类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与保护规范以及技术标准研究,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成果推广,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二、 管理的微观层面

加强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管理,根据档案馆自身特点对其实施特殊的管理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高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效率,达到预防性保护效果。

1.为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保管形式。通过提供特殊的保管形式,使得濒危档案文献遗产对诸多影响因素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延缓其老化的速度,预防损坏的发生。而特殊保管形式的提供可依靠微气候法实现。“微气候法是指为价值重要、较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营造一个小环境,通过加强对其周围微气候的控制,达到重点预防的目的。”2001 年由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尤其是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档案特藏室’,将特别珍贵、重要档案集中保管,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对重点档案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档案特藏室的建立是加强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改善重点档案保管条件,保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举措。档案特藏室的建立和微气候法的理念正好契合,即对最珍贵、急需保护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控制,减缓其损坏的速度。建立特藏室的心问题是如何选择特藏档案,而正如第二章中论述的大多数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均较为珍贵,具有较好的文化和研究价值,因此,可将信息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放入特藏室中进行保护。

2.制订库房巡检制度,加大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关注。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整体调查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调查工作的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环境变化、人为损坏等因素,调查结果中情况较好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出现破损,破损较轻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情况恶化,抢救后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因此,调查工作的跟进必不可少。档案馆可在日常库房工作内容中添加库房巡检制度,即在日常记录温湿度等环境指标的同时,随机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抽查。抽查数量可在全面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馆藏中较为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或之前调查中损坏情况较为严重和普遍的全宗,可重点抽查。第一步可 5 点取样(一种重点调查的方法,即从库房中选定 5 个不同的区域进行调查,进行定性分析),如发现问题可增为 8 点取样,问题普遍可继续增加取点数。通过增加取样点可判断该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如局部问题可对局部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如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可根据之前调查的数据有选择的进行复查。

第9篇:地方文化调研方案范文

2.选准目标,确定纳入考察范围的软件公司。各软件公司从成立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有技术优势和市场评价。在调研之前,应多方面了解国内比较知名的档案软件服务商的情况,包括其产品类型、技术特点、资质奖励等级、规模大小、用户评价等。纳入考察视野的软件公司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过多则良莠不齐,浪费人力物力;过少则可选范围窄,也不利于形成竞争优势。

3.选择典型,借鉴成功的经验和教训。选择典型,一方面是要选择档案信息化建设开展比较好的建设单位,另一方面是要选择技术、经验相对成熟的软件公司,要把这两种典型性结合起来考虑。档案信息化建设开展比较成功的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同时,调研的过程也是考察各软件公司实力的过程。负责项目实施的软件公司每完成一个成功的项目,自身的技术、经验、创新能力也不断得到检验、积累和提升。选择与这样成功案例多、项目实施经验丰富、技术先进而稳定的软件公司合作无疑更具有保障性。

4.选择同类,最大限度地发挥同类优势。选择同类,就是选择行业性质、档案管理模式、档案种类、信息化实施内容相近的建设单位进行调研。上述情况类似,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就必定有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调研中了解到的信息对我们来说也就更熟悉、更具体、更有价值,很多做法实践起来也就更具有可操作性,有些甚至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有同行业项目实施经验的软件公司对于我们来说也更具有考察价值。

5.认真对待,对要交流的问题做充分准备。调研工作对于深化我们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认识、逐步明确自身档案信息化思路以及选择合作的软件公司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要认真对待,不能走过场。在调研之前,档案部门、信息部门甚至有关业务部门应多学习档案信息化建设相关知识,同时对自身的档案管理现状和未来信息化管理的需求要有一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还应认真准备调研提纲,详细列出要了解和交流的重点问题。问题应尽量全面,业务和技术并重。要带着问题去,带着答案回。

6.把握全局,提问时不纠结于细节。在调研过程中,除去情况介绍、系统演示,现场答疑解惑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提问时应从全局考虑,不能单单以某个业务部门为主;各业务部门在提问时也应抓住重点,不能纠缠于细节。总之,提问要尽量全面,重点问题必须问到,一些细节问题,可以留在技术交流阶段再做深入探讨。不能因为问题单一浪费了珍贵的学习交流机会,也不能因为琐碎问题浪费了交流双方宝贵的时间。

7.广泛收集信息,争取获得成型的经验材料。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实际也是以信息化促进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在可能的情况下,对被调研单位档案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规章制度、电子文件归档范围等有珍贵参考价值的文件材料进行收集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被调研单位乐于提供,我们后续的实施工作就有了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