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精选(九篇)

第1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从《故宫》、《台北故宫》、《敦煌》等，再到近期播出的《颐和园》，景观类纪录片一再热播荧屏，让观众对纪录片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有了新的认知。以景观的真实存在为镜头表现，以文化的历史内涵为内容表现，以现实的电视技法为手段表现，景观类纪录片在娱乐精神和新闻快餐的夹击下，生发出让人思考、让人清醒、让人理性的收视效果，成为中国人熟知的电视纪录大片，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华文化的新途径。

景观有着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景观有自然与人文之分，但是自然与人文又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彼此难以区分。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声音、图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的，后世的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人类活动痕迹来阐发思古之幽情，让思想的版图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域。再者，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所限，绝大多数人也不可能身临其境，由此，一代代的人们把对这些饱含着自然元素与人文内涵的景观的喜爱之情传承下来，积淀出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在中华文化发展演变的悠久历史中，景观承载着建筑、绘画、文学、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并且还在一直孕育、变化和茁长。景观，特别是上述纪录片展示和表现的著名景观，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地区、各种文化形式的集中代表，因此也成为社会民众最为倾心与瞩目的艺术样式。如果说在中国有哪一种艺术样式是全民的，体现了最为广泛的审美趣味和欣赏口味，成为从宫廷到文苑到市井再到乡村一致爱好的对象，那就是景观。景观因此在它的肌体中携带了中国文化的因子，要了解中国文化，不能不看景观、说景观。

景观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代表和名片。故宫、颐和园、敦煌……这些都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名胜，犹如中国展现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纪录片把它们作为选取的题材对象，重大价值不言而喻，自然而然能够引起巨大的观众收视期待。好的纪录片,是宣传和表现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最好途径。景观是博物馆，是文化中心，凝聚社会变迁和人世沧桑，积淀了文化因子和生命智慧。就故宫而言，以它厚重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和社会、历史的里程碑，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故宫代表了权威，也充满了神秘。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第一次全面反映了故宫的建筑、文物和历史，可以观赏、可以倾听、可以玩味、可以思想的《故宫》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也是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自拍摄之初，《故宫》这部纪录片就得到了世界电视媒体的关注。《故宫》这部纪录片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这样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宝库走向世界的新起点，其中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可以想见。

日益成熟的电视纪录片表现手法，为电视展现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1948年，布鲁塞尔纪录片大会对纪录片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以各种记录方法在胶卷上录下经过诠释后的现实的各个层面，诠释的方式可以是去拍摄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是忠实而有道理地重演发生过的事实，其目的在于通过感性或者理性的管道去激发和加强人类的知识和认识，并真正提出经济、文化和其他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日益发展，并历经了“随机实地拍摄”、“探险实践”、“电影眼睛”、“纪录电影”、“回归真实”、“新纪录电影”6个发展阶段。现在，采用高科技的数字化和三维动画的创新表现手段的《圆明园》、《故宫》、《大国崛起》等纪录片在技术手段上有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在运用“解说词+画面”等还原历史的叙述方式的同时，通过真实还原、情景再现、高科技数字化技术表现手法等，把强烈的叙述性和戏剧性等文化意境在景观纪录片中生动运用，体现了当前我国纪录片创作和制作的成熟。从真实记录的枯燥无味，到现在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创作，这也是景观类纪录片热播叫座的主要原因之一。真实性、史料价值性是灵魂，艺术观赏性是关键。这与纪录片表现手法的发展和技术的运用关系密切。纪录片的艺术表现手段日益发展，技术手法的表现多样化推动了纪录片的时代嬗变。

满足了社会对纪录片等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新期待。深入生活、潜心创作，顺应人民期待，着力推出反映伟大时代、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是纪录片创作者的任务。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传播知识和舆论导向功能、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功能与愉悦的功能。以《故宫》、《台北故宫》、《敦煌》、《颐和园》为代表的景观类纪录片给人们带来的历史人文知识信息，具有很高的教育传播价值、很强的史料价值，在记录历史和解释历史的同时，挖掘出不一样的美，呈现给观众。纪录片是真正意义上反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片种。纪录片具有其他任何电视节目难以替代的独特存在价值和意义，成为当代人审视现实社会的重要窗口，成为电子时代高品格的文化代表，成为电视总体制作水平的标志。依托先进的高清摄录设备和精良专业的电视纪录片制作团队，历时3年完成的《颐和园》，拍摄选取了大量颐和园内常人一般难以见到的绝美景色和珍贵文物，在让观众赞叹的同时，更是通过生动的情节，丰富了观众的文化需求。

优秀的纪录片是技术表现和艺术创造，纪录片的美感并不是单一元素造成的。纪录片由于十分真实而又由多种元素交叉、并列、对位、错位形成的总体效应，带给观众的视觉震撼和艺术享受、文化思考，是任何其他传媒形态所不能比拟的。纪录片的创作要旨就是用文化观察和解释文化，因为纪录片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这或许是景观类电视纪录片热播的本质所在、本真所在。

第2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宫廷题材；电视剧；审美特征

作为一种“复古”的艺术形式，宫廷题材电视剧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抓手，通过形象化的叙事，勾勒出古代宫廷复杂、多样的情节。观察发现，宫廷题材电视剧多是以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后妃格格之类的权贵人物作为焦点来演绎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历史场景。从《开国皇帝》、《开国皇妃》到《末代皇帝》再到《末代皇妃》，从《秦始皇》到《唐太宗》再到《康熙王朝》，从《昭君出塞》到《后宫争妃记》再到《还珠格格》，不胜枚举。从这一系列剧名可看出曾经轰动历史的那些人物被重新塑造，登上了电视剧这一新的媒介形式，成为不折不扣的主人公。在众多题材的电视剧中，宫廷剧几乎占了中国大陆电视剧创作的半壁江山。那么，宫廷剧何以受到青睐？这要从它的审美特征谈起。

满足了大众对古代宫廷生活和封建权力的好奇心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这种漫长的封建史孕育出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由于古代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民众对古代神秘的宫廷生活和封建权力所知甚少，众多的演艺、小说也都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被歪曲。这就导致了宫廷生活和一些权力的斗争渐渐与普通大众疏远。在普通人眼中，宫廷生活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直到现在，人们还想探究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总是对古代充满向往。宫廷剧便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因为宫廷题材的电视剧可以把宫廷生活和权力运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众面前。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通俗洞察，采用巧妙的方式将宫廷历史生活化、封建权力日常化。例如：通过观看《汉武大帝》，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汉武帝时期的风俗、民情及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汉武帝的权力是如何一步步得以巩固都在平实的日常生活中所展现。这就使受众不是一味地凭空猜想，而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段汉朝历史。宫廷剧剧情通常借助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大事件来演绎。然而宫廷剧又不是生硬地阐述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事件，而是把这些事件当做剧情开展的背景来演绎。宫廷剧总是结合人物具体的生活和情感，来侧面反映当时的历史面孔。

宫廷大剧《武则天秘史》向我们讲述了武则天从一名卑微的宫女，经过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动人故事。当然这只是这部宫廷剧的主线。其实仔细分析，这部电视剧并没有一味地去描述武则天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和不为人知的权力运作，而是把她的成长和权力的巩固过程融入到她与亲属、大臣的日常交锋与纠缠中，这样便拉近了受众和古代人物的距离，受众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历史就在昨天发生，而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这也是宫廷剧的精髓之所在，通过这样日常化描述历史事件，使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具体、更加真实。《雍正王朝》中，围绕着康熙数个皇子的夺位之争，向我们展现出古代宫廷权力斗争的运作方式和规则。诸如此类的种种宫廷大剧，说明宫廷题材电视剧就是通过形象化地再现历史人物和故事，达到一种对受众普及历史知识和教育的理想效果。

借助扣人心弦的情节，紧紧抓住受众的个人情感

历史是一部不朽的长歌，无论是一统六国的大秦、继往开来的大汉，还是千秋万代的盛唐、催人泪下的大清，都深深步入历史的长河中。在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河中，存在着数以万计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仍在被人传唱。宫廷题材的电视剧正是抓住了这些感人肺腑的动人情节来满足人们对古代历史的探寻。纵观历史风云，不论是后宫的争宠夺势，还是朝堂的尔虞我诈，总有演绎不完的勾心斗角、权术运用、明争暗斗。这些矛盾冲突的焦点拉近了电视剧与人们的情感纠葛。人们往往与这些情节的发展共呼吸，时刻洞察故事情节的进展历程及结果。历史本身的发生发展远远高于作家的想象力。这也是宫廷剧受宠的原因所在。受众在欣赏宫廷剧的时候，常常喜欢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事件加以联系，以宣泄自己的种种情感。同时人们往往把历史事件的发展期望化，喜欢把自己的情感期望加在历史故事的发展结局中。《贞观之治》中，在战乱再起、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李世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做出了倾其府库与颉利媾和以换取生养发展时间的艰难战略抉择，从而使唐朝避免了兵连祸结、一蹶不振的危险。观众在看这段剧情时必定是如坐针毡，唯恐故事没有向期望的方向发展。一部好的宫廷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多条情节线索复合推进，多重矛盾错综交织，在复杂的矛盾情节中演绎曲折有致、波澜起伏、引而不发的宫廷事件。武则天从一个卑微的宫女一步步走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其间多少权力运作、勾心斗角的场景引发人们的深思，足以让人们感到惊心动魄。《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与纪晓岚斗智斗勇，可谓逸趣横生、诙谐幽默，在给人快乐的同时也让人们在和与纪晓岚之间作出了抉择，到底孰对孰错，总有评论。就连“戏说”宫廷剧也同样运用大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来感染受众，《康熙微服私访记》中，故事情节风趣幽默，但大多都是虚构创作，且都植入了艺术手段，但是同样矛盾凸显、交织，在皇权和其他人权利的矛盾斗争中彰显皇帝的大爱。客观地说，几乎所有的宫廷题材电视剧都是借助于官场的你争我斗、光怪陆离的环境变换、形形的人物性格，揭示无所不用其极的权术谋略和人性内涵，营造了丰富生动的戏剧情节，从而紧紧地抓住了受众的个人情感。

借助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打破古代与现代的时空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了解历史，但是唯有宫廷剧能够更活灵活现地展示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宫廷题材的电视剧通过塑造个性的人物形象，从而缩短了古代与现代的时空距离。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人的历史，只有活生生的人参与的历史才能构成真正意义的历史，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是由有血有肉的大小人物去参与和经历的。所以，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人物，才是历史的主角。通过历史中的人物，我们才能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风土人情。通过虚构历史中的人物及由人物演绎的种种故事，我们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对古代历史的一种大致认识与思维逻辑。根据不同时期的宫廷剧，我们便对不同朝代的人物、风土人情有了不同的理解。成功的宫廷题材的电视剧往往能够实现人物普通化、人性普遍化，以此来贴近剧中人物。我们知道皇亲国戚在中国历史上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在电视剧中，他们常常被演绎成人类中的普通个体。历朝的诸位皇帝，他们在现实中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宫廷剧中却被描写为具有大爱、仁义、有人情的普通人物，这样便缩短了受众和剧中人物的距离，拉近了和他们的关系。而电视剧中的普通平民，更加和我们现代人物相似，他们都是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现代社会的，或为父亲、母亲，或为儿子、丈夫，这样使受众更容易融入历史，由此及彼地加入历史的长河。

综上所述，宫廷剧正以其特有的审美在千家万户中走红，丰富着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文化需求。本篇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使宫廷电视剧今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受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3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在山东省博物馆“明代鲁王馆”内，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宛若流云般的服装、规模宏大的鲁王仪仗，让记者似乎穿越回数百年前的那个时代，感受齐鲁王宫的历史文化。

“明代鲁王馆”展出的是明朝第一代鲁王朱檀墓中的出土文物，展厅陈列面积1000余平方米，展线240米。史料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其23个皇子分封到各地为藩王，朱檀是第十子，封为鲁王。朱檀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出生，15岁就藩兖州，从此兖州即升州为府，辖四州二十三县。朱檀自幼好诗书礼仪，礼贤下士，博学多识，甚得朱元璋喜爱，19岁服丹药毒发伤目而亡，谥号“荒”。葬于邹城市与曲阜市交界处九龙山南麓，史称“鲁荒王陵”。

鲁荒王朱檀是明代众多亲王中第一个薨逝的，其陵寝也是第一个营建的，陵寝的建制和礼制为其他王陵所用。在众多王陵中，鲁荒王陵的占地面积最大，地宫距地表最深，出土文物最完整、价值最高，因此，它也被誉为明代亲王第一陵。

1970年至1971年，由山东省博物馆主持，对鲁荒王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仅国宝级文物就多达近百件。这些冠服、仪仗、家具、文房四宝和明器，完整反映了鲁荒王生前的生活。

展厅中，记者看到，这些文物大致可分为：冠服、仪仗、家具、文房四宝和明器。其中，有一件制作华美的冠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透过灯光的照射，被玻璃笼罩的冠冕散发出幽深华里的光彩。这就是鲁王的九旒冕，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保存完好的明初亲王冠冕实物，山东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目前，作为文物的垂旒冕全国只有两件，一件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时穿的一套仿古冕服中的冕冠；另一件就是这一件。

还有一组阵容强大的木刻仪仗队也令人赞叹不已。该仪仗方阵将朱檀墓出土的397件木俑、16匹马俑、2辂车按照《明史・舆服志》复原组成出行仪仗，在独立展室的中央做展柜突出展示。这432件木俑是当时亲王“甲兵卫士之盛”的真实写照。

王府池子的王宫想象

济南曲水亭街一带，从一个小巷子弯进去，会看到一个方形的池子。冬天泉水恒温18度，冒着一层热气，很多人在里面冬泳。这就是王府池子，又名濯缨泉，属于珍珠泉泉群。泉水从西南侧流出，基本上在户家穿行，流到曲水亭街，然后汇入大明湖。

王府池子附近，保留着不少老济南的民居，黛瓦，石阶，还有木刻的楹联，廊下停着老式的二八自行车，墙根摆着上个世纪的旧书本，墙上还粘着泛了黄的济南老地图……在这里，时间仿佛慢下了脚步，向现代的我们，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

明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朱祁镇复立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同日封其余四子为德、秀、崇、吉四王。被封到德州的德王朱见为次子，初名见清，因爱恋济南湖山泉水之胜，以德州地方贫瘠，风沙过大为由，要求改建王府于济南，然而这一请求却没有得到明英宗的批准。直到明宪宗朱见深继承皇位后，才批准德王改其驻地为济南。成化三年，朱见来济南就位。

获准改驻济南后，朱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以珍珠泉为中心大兴土木，修建德王府。德王府系在济南城区最繁华的地段――原济南公张荣府邸旧址上扩建而成。德王府亦称“德藩故宫”，为明代济南城中最大的建筑群。它东至县西巷，西至芙蓉街，南至今泉城路，北至后宰门街。据清乾隆《历城县志・故藩》记载：“德府，济南府治西，居会城中，占三之一”。

王府周围有两丈多高的宫墙，府前立有高大的牌坊，宫院四面各辟宫门，正门外有一座砖砌的影壁，影壁后有半圆形围墙，东、西各开一门，即东辕门和西辕门（今珍珠泉大院西侧尚存西辕门街）。德王府内的珍珠泉和濯缨湖为西苑。濯缨湖，汇聚珍珠、散水、溪亭诸泉而成，当时广约数十亩。此外，朱见在大院内还开凿了玉带河，与今珍珠泉大院以西的曲水河沟通，营造了画舫，供自己和他的嫔妃们在濯缨湖游乐。

明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兵入关，攻陷济南府，德王朱由枢被执，后于崇祯十五年正月死于关外，德王世系就此告终。

自第一代德王朱见筑建德王府开始，先后有六位德王相继入住。

后来，德王府被废为巡抚衙门，王府池子被划了出来，流落到民间，正所谓“旧时王府院中池，流落民间百姓家”，王府池子随着世事的变迁，成了老百姓游玩、戏水的场所，徒留下了这个气派的名字。

故宫的隐秘角落――

祝勇：让历史回到常识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作家、山东东明人祝勇近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个深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恰好落在北京故宫。《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他建立起与古人、传统、经典从容对话的思想境界和话语场景，并弥合故宫与现代之间的鸿沟，使其不再是刻板讲解中的历史遗产，“让人感到故宫的再生”。

祝勇

在互联网思维的时代，故宫怎样既能适应潮流，又不受潮流牵制

2003年“故宫学”概念的提出，使得对故宫的研究，从一个自发、自省的阶段进入到一个自觉的阶段。但只有走出象牙塔，故宫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才能得到认可和实现。

从10年前的纪录片《故宫》，到今天的各种电子应用产品和文创产品，故宫的传播意识一脉相承。但无论手段多么鲜活、与时代同步，它们所展现的不仅是商业诉求，而是文化抱负。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

写《旧宫殿》时，故宫带给我更多的是建筑带来的震撼与惊悚――从视觉到内心，一种全面的杀伤力。所以在作品里，我把紫禁城的建筑当作典型的集权主义建筑，不仅抹杀后妃宫女太监的人性，连皇帝的人性也抹杀了。这一主题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也有谈到。比如我写顺治帝，他人生中的困局就是由宫殿造成的，24岁就死了。顺治的命运不是个案，在宫殿中，一代代重演。

但这些年，经历的沧桑多了，对于世界，反而不会看得太冷。所以，批判不能止于批判，批判是为了爱。我不爱集权制度，但集权主义建筑却有它的壮丽。没有集权主义制度，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美轮美奂的故宫，没有这些从历代皇家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中国历史中也曾经分权，比如周代分封，汉初分王，唐代藩镇，带来的却是群雄逐鹿、“七王之乱”、“藩镇割据”的惨烈图景，清朝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分封诸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藩王，但仅过了二十多年，“分封”的恶果就显露无遗，藩王们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使藩地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侵蚀着皇帝的权力，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让皇帝买单。在《故宫的隐秘角度》这本书里，我透过康熙与吴三桂的关系探讨这个问题。集权主义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存在即合理，不能进行简单的是非评价，要放在历史的环境中，以历史的眼光去看。

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有一句话，叫“历史之同情”。简单说，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眼光与标准去要求古人，像《史记》这样的历史经典，也是文史兼容的。假如偏向历史，固然确保了科学性，却损害了人性的眼光，文学是人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事人精神活动的结果；假如向文学偏一点，主观性就强了，就可能悖离历史的真实。像我们的读者和观众，把《雍正王朝》《甄执》《武媚娘传奇》当作真实的历史，这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只能当作艺术品欣赏，不可代替读史。

“上帝的神秘作坊”：

历史背后的历史

歌德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我始终相信，在我们被教育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或者N个历史。或者说，有多少会思考的大脑，就有多少种历史。

很多年中，我的历史叙述都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为历史祛除政治的魅，让历史回到常识。回到常识，就是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

只有拥有“大历史”观，“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才能重新梳理历史的逻辑，揭开事实之间的秘而不宣联系，如同我在《纸天堂》一文中所写：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这些变化是渐进的，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细节”。在这方面，曾有学者把史景迁的历史叙述称为历史侦探学，而在我看来，它们对于历史细节有着“福尔摩斯式”的敏感，更应被归为“微观历史”一类。

第4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可以把太和殿拿起来旋转，可以感受几百年前的皇宫内院生活，可以领略文物典籍的历史知识，IBM和故宫博物院联手呈现了一个虚拟紫禁城。

虚拟紫禁城

提到虚拟世界，很多人会想到“第二人生”的场景。与“第二人生”游戏性质的社区相比，虚拟紫禁城有很多不同。

首先，这是一个近乎完整的紫禁城。虚拟紫禁城包括46个高精度的完全建模的古代建筑，20个高精的大型文物。负责此项目的负责人在谈及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时说，“为了再现故宫原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先期勘察阶段非常仔细，如果有哪块砖石在现实中是破损的，在我们虚拟的紫禁城里也是破损的”。

在现实中，游客游览故宫往往只有时间感受建筑物的雄伟神秘，相关历史文物、文化典籍的解释则稀释在匆匆的行程中。虚拟紫禁城在这方面对现实世界做了弥补。在这个“紫禁城”里，游客可以欣赏中国古代书画、陶瓷等数以万计的文物珍藏：在游览过程中，可以点击相关景点、物品，与之相关的资料就可以呈现出来。

IBM基于游戏引擎公司GarageGames的Torque引擎，将SOA运用到引擎改良上。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功能特征，比如像可以引导的游客线路，大规模的同时在线的用户数等，来完成一个虚拟环境的构造。与“第二人生”类似，虚拟紫禁城平台上游客可以相互交流，当以公子、公主、太监、格格等不同身份登录到这个系统中时，游客可以看到其他进去的用户。

web 2.0身影

与我们熟知的博客、社区等Web2.0形式不同，近年来，IBM逐渐将Web2.0触角伸向企业应用的核心领域，而虚拟紫禁城项目的阶段成果又表示，IBM将web2.0在文化教育领域逐渐拓展。

IBM的新策略正是将风靡普通消费领域的Web 2.0的社交服务带入企业、文化教育等重头领域。这些Web2.0功能包括：社区、线上书签、电子档案和博客等，而这些功能在虚拟紫禁城等数字文化遗产中都有不同体现。

文化遗产的第二生命

第5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作者：（日）野岛刚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35.00元

故宫是博物馆吗？当然！许多人会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如果我问你对故宫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再具体点，你对故宫的哪件展品印象最深？估计许多人如我，一脸茫然。

回想了一下我多次参观故宫，但除了宏大建筑之外，其余印象一片模糊。倒是参观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散氏盘以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坡的《寒食帖》件件都是过目难忘。

中国有两个故宫，一个北京一个台北，都是博物馆，都叫“博物院”，我们都知道两个博物院是一分为二的结果。北京故宫就是些建筑，看到的却都是文物——原以为这是如我一般普通参观者的印象，读日本记者野岛刚的《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发现外国人也有这样的印象。书名所表达的似乎是记述故宫一分为二的过程和探讨将来合并的可能性。但我们看到更多是对两岸故宫现实的描述，其中更多篇幅是描述最近若干年与政治的关系。“离”是一种现实存在，读过好几本两岸故宫人写故宫的书，大都介绍建筑、文物以及一分为二后文物离散的过程；但对于“合”，两岸故宫人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不谈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这个问题首先牵扯的就是两岸政治。别说两岸的文物，大陆本身离散的故宫文物回归也有问题，书中透露现在南京博物院依然存有民国时南迁的故宫文物11718箱，北京故宫多年讨要，至今依然无法“回宫”。

目前看来两岸故宫最好的“合”，就是文物联展。目前已经进行过《富春山居图》合并的台北展，但大陆文物赴台展可行，台湾文物到大陆依然疑虑重重，甚至连到日本展都延宕了60多年，最近才有结果。

写故宫的书往往对故宫与政治的关系鲜有提及，野岛刚的这本书以外人的眼光，解读故宫与两岸政治以及与日本的关系等，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表面看两岸故宫收藏的都是文物，特别是，收藏代表中华文化的文物精品，但是在文物背后是政治的表达。文物关乎文化更关乎政治，博物馆也一样。回到前面的问题，故宫当然是博物馆，因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0万件文物，远多于博物院的收藏。——张子由

《鸟儿唱歌》

作者对20世纪的重要历史文化话题进行了独到解读。强调从实事出发，以历史与世界的眼光进行深入思考和辨析。本书所收文章的风格有别于其专业写作，见识通达，视野宽广，独立清醒作为知识人和思想者的李零印象在此更为清晰。

作者： 李零

定价：36.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无知的游历》

从2009到2011年，陈丹青应《华夏地理》之邀，先后游历了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和匈牙利四国，并写成长篇游记，极具个人特色地勾画出了彼时彼地的人文、自然景观，牵连出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本书即为这四篇文字的结集。

作者：陈丹青

定价： 58.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字树：活在字里的中国人》

每一个字，都有属于自己的生长故事。在详细介绍500个与“人”有关的汉字的同时，也海量收集了这些与“人”有关的汉字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繁体中文等，读者可根据汉字树状图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浅入深地逐步了解汉字的发展历程。

作者： 廖文豪

第6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作为一部讲授史学的著作，《读史阅世五十年》的亮点不少。我以为，先生不是简单的讲述历史，而是教人读书修身，教人以史为鉴，教人正确地传承历史。品读先生的《读史阅世五十年》，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在其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积累起来的。如，书中不少貌似不起眼的章节，或引述的小典故，实际上都是先生从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献典籍中萃取而来，而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拾取而得来的。尽管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事实上又有着有机的联系。从作品内容看，深入浅出，融古今于一体，既讲历史，也讲现实，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仔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书中的各章节，虽然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著还要丰润饱满。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解答历史之谜。先生所讲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以《北京：“平西府”是吴三桂的王府吗》为例，为搞清楚“平西府”到底是谁的府邸，先生到昌平郑各庄，“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查阅有关资料，连查三天，毫无结果。”于是求助同行友人，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和周苏琴研究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副馆长和吴元丰研究员等朋友帮助查找，毫无结果。汉文资料不足，就查满文档案。“从已经整理的清宫建筑满文档案，从数字化库查找，还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求证陷入了死胡同。“情急之下 ”，注意，是“情急之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研究历史还有情急情缓”之说。先生想到去台湾查找相关满文资料。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档案，约四十万件。这不是大海捞针？又该从何入手？“我（阎崇年，下同，笔者注）分析，城墙、护城河等都同皇家有关，要从清内务府档案入手；既然汉文档案没有，就从清内务府满文档案入手。我确定要查询的满文档案范围，与那里的专家冯明珠副院长、庄吉发教授，以及陈龙贵、吕玉女、许玉纯等友人交流、沟通，请求他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台之际，收到了博物院的“一件小礼物”――《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复印件。这份满文奏折，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兴建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工程的数据。

档案为证，先生依然认为“孤证难立。这么一份奏折，就能断定康熙行宫、王府就在郑各庄吗？这座王府是康熙哪位瓦格纳子的府第呢？”先生探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先生认为，“郑各庄康熙行宫、王府工程，既有竣工满文档案，也应有开工满文档案。竣工满文档案收藏在内务府，开工满文档案也应在内务府。这份满文档案既然没有在博物院，就应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来容易，找到却难。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有相当一批档案，尚未尘封，未及整理……”查找这些资料，岂不犹如大海捞针？心善意诚，终有回报。“经馆长邹爱莲、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满文专家郭美兰登领导和专家共同努力，费劲心思，耐心查找，在尘封多年的满文档案包袱里，终于找到了郑各庄清康熙行宫、王府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这是一份为呈奏工程样式的文字说明，还有康熙帝的朱批谕旨。

双壁联珠，双档合璧。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满文、汉文资料，已足以证明：康熙帝晚年在京北兴建了行宫和王府。“这座康熙行宫和王府是否就在昌平郑各庄呢？满文档案中所说的郑家庄行宫和王府就是今天的昌平郑各庄吗？”先生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既是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先生讲史的一大特色。人文历史诸多新观点、新看法以及有益的感悟思考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人物活动是历史的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和旗帜，了解了他们，也就把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在“戏说”充斥荧屏之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最为强烈，先生通过不断设置悬念等方法来“正说”历史，自然吸纳了人们的目光。

古人云：“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先生认为，“历史不能够乱编，乱编不是史，而是艺术作品，是故事。”“史”不可以演义，它要求讲史的人要有“史德”，即“著书者端正之心术”，这也是一种高尚的心智修养。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和《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无情鞭笞。梁启超也认为史德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讲坛”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但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第7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新历史主义与“新纪录片”

20世纪末，随着新历史主义思潮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更多的西方纪录片工作者转向回顾历史的“新纪录电影”的制作，如朗兹曼拍摄的《证词》。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并逐步渗透到纪录片创作中，推动了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发展。受其影响的新纪录片通过一种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对过去的纪录片进行了反思，运用长镜头、过程叙述、未经修饰的画面、开放性和未知性的故事结构，带给观众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亲切感，因此具有空前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当纪实的表现方式本身成为纪录片创作者追求的唯一目标时，越来越多的人缠绵于个人情怀，沉迷于个人化的实验，却忽视了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有一些人开始反思“新纪录片运动”，重新踏上了历史之路，将目光伸向遥远的过去，于是出现了《失落的文明》、《清宫档案》和《寻找失落的年表》等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而《故宫》等优秀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出现更使这一题材的纪录片得到了认可。这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既不同于“新纪录片运动”中过分追求个人化、现实化的影像运动，也不同于早期历史纪录片的宏大叙事，而是借鉴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新纪录片”的一些理念，抛弃了历史主义的叙述方式，采用一种“细节化”、“口述体”和“情景再现”的方式重构历史，达到“还原历史”的目的。

新历史叙事的“历史重构”

1． 细节的历史

传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多为“宏大叙事”，其视角大多是居高临下的，创作素材大都来源于官方文献或正史档案，叙事往往不容置疑，但却忽视细枝末节。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往往具有“逸闻主义”倾向，这使得重大题材历史纪录片开始注重细节，以小见大，结合大历史的宏观背景叙述与细节描述，突出纪录片的张力及表现历史的开合度。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梳理的同时又有充满悬念的好看故事，即善于发现和放大历史问题的疑点和争议，具备解密性。

如在《故宫》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对木材和石料的开采、运输等细节的挖掘丰富了以往枯燥单一的笼统罗列；在《故宫藏瓷》中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以往观众见所未见的珍贵文物；《故宫》在讲故事时尤其注重对悬念和冲突的营造，如第二集回答的是李自成是否烧掉故宫？第七集是有关某些书画作品真伪的争议，第八集是关于传国玉玺的真假。《新丝绸之路》关于解密性质的细节叙述则更是贯穿始终。第一集《生与死的楼兰》中探索一片埋藏着一千口棺材的小河墓地，解析沉睡千年的小河公主的身世之谜，并用随葬物品等勾勒出4000年前祖先的生活场景；在《一个人的龟兹》中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一代佛法大师鸠摩罗什研习佛经的艰辛历程；《再说长江》中将大量镜头对准同饮长江水的普通百姓，如舀起大江源头第一瓢水的布尕玉一家的生活图景：玉树新寨村一名70多岁老人宗西将108块玛尼石放入流向通天河的溪水里表达美好的祝福；丽江古城居民李实借用自家院内的激沙沙开办民居客栈等等。“细节的真实”很容易吸引观众对历史的兴趣，也使得历史本身真实可感，并具有了一种美学意味。

2． 口述历史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的《讲述》、湖北电视台的《往事》、香港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都将口述历史视做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它把对当事人的访谈与现场拍回的素材，旧的新闻影片、照片，有关的档案材料和图表等组接在一起，互相印证。在对现有的影像资料进行重塑的同时，访谈在叙事中的地位也被重新定位。当然讲述者的言词仅是作为一种见证而被引述，并非定论，但可使历史相对完整和客观，有助于挖掘历史潜在的多种可能性。

《再说长江》中“口述历史”的脉络较为显著，如在讲述声势浩大的“三峡库区大移民”的过程时，纪录片重点采访的不是官方，而是船民冉应福和胡志满两家，通过这些生长在三峡的移民的口述，让观众真实地体会“三峡”和其历史。“口述历史”抛弃了过去全知叙述的手法，通过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重新叙述历史让观众感觉到和他们更为贴近的历史。纪录片中主人公所叙述的历史，仿佛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历史。

3． 情景再现

在新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用情景再现的手法解读历史成为可能。历史纪录片要表现的许多信息都已是过去的，创作者对其加以合理想象，构造并摄取与该信息形态相似的场景，把当时的历史场景、地理场景和人物面貌通过模拟的方法再现于观众面前，自然会取得一种很好的效果，既可以展现宏大的历史背景，也可以营造过去时空中具体的生活场景。其画面往往处理成黑白或泛黄的怀旧色彩，或者将彩色画面进行模糊或虚化，使其与清晰的实拍镜头区别开来，同时大量采用晃动镜头和慢镜头等非常态的镜头运动方式，以此唤起观众的格外注意和心理感应。当然，“情景再现”在历史纪录片中不能孤立使用，它需要同人物访谈、故事内容和文献图片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并且，还需要借助“蒙太奇”的镜头转换，将历史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

《故宫》就大量采用了“情景再现”的叙事手法，譬如模拟古代操作科学仪器的方法，展示古代工匠雕玉的过程，重现明清皇帝登基大典的盛大场面以及万人运石、古玉的开采等场景，让观众感受到历史情景的同时也能够对历史本身有更深的认识。

历史与美学表现

第8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美学的交流 ―― 从巴黎芳登广场到北京紫禁城

专访 “尚之以琼华――始于十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策展人前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现任名誉馆长亨利 ・ 卢瓦耶特先生

“尚之以琼华――始于十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于4月11日至7月2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举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此评价是：“历经社会变革与时尚演进，王朝兴衰与危机战乱，尚美的精湛技艺世代相传，人们在观赏这些精美的珠宝艺术品时，更应为其中卓越的‘工匠精神’所打动。”

特别指出的是，在展厅中央区域分别陈列来自故宫博物院和 CHAUMET（尚美巴黎） 收藏的 22 件臻品， 以珠宝艺术为主题描绘东西方美的交流，旨在支持东西方打破时空限制，就珠宝工艺、美学理念、意象表征和创作历程，展开生动对话。为此，本刊记者专访到策展人前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现任名誉馆长亨利 ・ 卢瓦耶特（ Henri Loyrette） 先生，他为我们解读该展的精髓。

Q = 《北京青年》周刊A =亨利 ・ 卢瓦耶特

Q：您曾先后在奥赛博物馆和卢浮宫担任馆长；在这段经历之后，您如何解读CHAUMET这一法国殿堂级珠宝时计世家的历史？

A：在卢浮宫尤其是在奥赛，我既是馆长也是策展人，从一个精通十九世纪历史文化的专家眼光来看，我一直对CHAUMET这类世家品牌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她们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艺术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奥赛曾策划过一次施耐德家族展览，另外一次主题是Wendel家族，而在卢浮宫我们曾举办一场宝玑展览……世家历史是我的艺术历史构想的一部分，总是让我深深沉迷。此外，在CHAUMET的案例中，品牌的世纪传承是其中格外有趣的核心部分，这一非凡的财富能为我们所用，描绘独特的历史轨迹。于我而言，“传承”这个词不仅包括保存在CHAUMET博物馆里的珠宝和珍藏、私人或是重要机构收藏，也包括典藏、绘画和照片本身。

Q：为什么选择在故宫举办CHAUMET展览？

A：当我在卢浮宫时，我意识到CHAUMET与博物馆之间始终存在密切的联系。CHAUMET世家，尤其是在帝政时期，与法国历史紧密相连。这种帝国传承的正统性是CHAUMET在故宫举办展览的最好理由，而故宫也迅速对我们的项目请求给出了积极回应，也就是说，缘于历史定位，CHAUMET系列作品非常值得与故宫珍藏共同放在一起展出。在我们携手举办的这场展览中，法国和中国的创作并排陈列，展示两国历史文化中存在的亲缘关系。

Q：面对不熟悉巴黎珠宝和法国历史的观众，观看展览存在什么挑战？

A：非常重要的几点是：第一，展示CHAUMET世家历史及其与法国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阐明珠宝在历史各时期扮演的社会角色，表明珠宝穿戴的方式，讲述CHAUMET主顾的故事及其创作风格。总而言之，展示了CHAUMET是如何成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伟大的装饰艺术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众会被展品的美丽和所传递的象征价值所感动。例如，拿破仑的“加冕之剑”本身既是一件令人赞赏的珍品，又蕴涵了法国及帝国的重大史实。我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在我看来，这只是这次展览的本质特征之一。此次展览首先是一个艺术展览，我们欣赏CHAUMET历经时光流转的各款杰作的魅力。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历史展览。它展示了这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珠宝世家是如何参与法国历史的，以及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她如何向法国以外的世界敞开怀抱以捕获不同的潮流，吸引新青睐者。

Q：您作为十九世纪历史文化的专家，可否谈谈那个时期的艺术给现代带来哪些影响？

A：我还是以CHAUMET为例，装饰艺术还在一代代的传承，同时随着大环境大时代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加入新的设计，也如同音乐一般造成韵律的感觉，而不会是一潭死水保持主旋律不变。这可能是也是法国设计方面的一个态度，其实，这点从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能看出过去时代的影子，是个再创造的过程。

Q：珍宝文化是这次展览的核心，“工匠精神”则是精髓，我们也总说“匠心”，请总结一下何为匠心？

A：在高级珠宝方面的“匠心”在我看来是“技艺”，可以帮助追求完美的一种方法。包括处理原材料（金属、宝石等），如何选材，是否可以找到新材质引入。此外还有达到设计工艺的某种效果的话，比如珠宝的动感美，都是需要工匠的巧思。“工匠精神”一方面是时间积累，另一方面它是我们实现设计理想的最主要的基石。因为你想得再天马行空再好，没有工匠的技艺是无法完成的。

有钱也买不到的珍宝，只能去博物馆看

有一个地方，摆满了穿越历史的艺术珍品，你即使是超级富豪也不能买走那里的东西，只能倾心欣赏，无限赞叹，那就是博物馆。

从今年年初开始，接二连三的很多世界级的国家博物馆展品来我国展出，比如法国卢浮宫历史展与大英博物馆珍宝展，以及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已经将人们观看展览的热情调动到高潮，从每个展厅内外人潮汹涌的景象就可想而知大家对认识了解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艺术、文物与历史的渴求有多么强烈。

其实，近些年国人非常愿意去各个国家博物馆，冲着那些珍宝，让艺术把自己洗礼一把，结果很多人其实是被交错复杂的各国历史搞得一脸茫然。所以策展和观展也是一门学问，是只是讲珍宝本身还是用珍宝背后的血泪史来导引观众？又或是情感故事往往更能打动人。其实，展览最终还是还原历史，形式上各有千秋，比如大英博物馆的“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是一个通过100件物品述说200万年人类历史的展览，已经在世界各国巡展7年了。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每个新的展出地，当地的举办方都要为这部世界史增添一件能够代表人类社会当下进程的物品作为第101件展品。

而近日，有17家博物馆用4年打造中法珍宝艺术展闪耀故宫。200年前，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拿破仑手执“加冕之剑”登上历史舞台；200年后，这把马利艾虔・尼铎（Marie-tienne Nitot）――专为他打造的“历史见证者”，与300余件在将近两个半世纪中流传下来的CHAUMET（尚美巴黎）奇珍异宝一同来到了紫禁城，化作一场名为“尚之以琼华――始于十八世纪的珍宝艺术展”，为东西方美学艺术交流做了一场最佳诠释。展览现场，大量18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CHAUMET珍宝、绘画以及各式艺术品贯穿其中，展现了拿破仑一世、约瑟芬皇后，以及当时许多欧洲君主的历史人物故事。除了拿破仑登基的 “加冕之剑”外，重要的展品还包括：为玛丽-露易丝皇后设计的麦穗冠冕，以及法国珠宝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冠冕作品――“波旁・帕尔玛”金钟花冠冕。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枫丹白露宫、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均提供了古典珠宝艺术珍藏，其中不乏部分首次走出法国、甚至首次公诸于世的艺术珍品。此外，许多藏家也慷慨出借。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中法珍宝展，不仅仅是古董展，其中有一件作品是新生代专为此次展览所创作的“二十一世纪冠冕”。此前CHAUMET全权委托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UAL）进行了一次珠宝设计比赛，21岁的英国学生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以其作品“眩彩花园”冠冕摘得桂冠。这件展品不仅是中西交流，更是古今对话。斯科特・阿姆斯特朗表示：“在历史上，冠冕象征着尊贵、力量、美丽和许多用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也许无法衡量的无上价值。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冠冕应该和历史上的任一冠冕一样拥有同样的价值：它是属于杰出女性的一个极其特殊的象征。在创作我自己作品的过程中，我从法国规则式庭院步道那些美丽而抽象的图案和细节中汲取了灵感，比如凡尔赛宫或梅松堡约瑟芬皇后的玫瑰花园所呈现出的景象。”

当然，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中法文化，也不妨去法国走一圈，不仅仅去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巴黎大皇宫也是极好的文化艺术之旅的选择。总之，不管去哪里看珍宝，建议有个清晰的观展方式，跟随导览参观整个展览，有二维码的请扫描获取介绍，事先上网或上图书馆查阅有关历史及艺术史。也不枉费你跟珍宝们难得近距离对视一次。

从这些渠道，你可拥有一件珍宝

古董珍宝，以它价值连城的身价、难度极高的工艺打造和背后的传奇轶事，承载着历史与文化流传至今，其艺术、收藏及投资价值远远高于现代机械化量产的商业作品。

从时间范畴来说，人类佩戴珠宝已有6000年历史。自古以来，人们便有将名贵宝石镶嵌成珠宝，用来装饰、护身以及彰显社会地位的习俗。理论上，从古埃及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手工制作珠宝，都被称为古董珠宝。实际上，随着战乱和人为毁坏，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珠宝多为18世纪后期的作品了。昂贵、稀少、工艺、特别定制等都是其价值，比如当年盛极一时的艺术珍品，像浮雕和凹雕、纯手工的黄金编织、黄金雕刻等，现在已经几乎失传。历经百年及战乱等各种因素影响，如今能恰好出现在你面前，若能拥有，也是一种缘分。

通过哪些渠道可以获取这样的珍宝呢？首先，国际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得都是很好的保证，它们会定期举行珍宝拍卖。另外，英国是古董珠宝专场拍卖举办最多的城市，特e是邦瀚斯拍卖行在英国举办古董珠宝专场的频率几乎可以达到每个月一场。特别注意，在参与竞拍古董珠宝之前一定要尤其仔细阅读它拍品的品项报告，观察拍品是否存在瑕疵。如果遇到价格十分划算却有瑕疵的古董珠宝你也不用惋惜，可以在拍到之后找工匠进行修复。

当然，如果你古董知识经验丰富，一边旅行一边收藏也是很好的，在伦敦、东京、巴黎有很多古董珠宝店，囊括了从上个世纪流传至今的古董珠宝和手表。伦敦Hirschfelds作为拥有 140 年历史的二手珠宝商，收藏了来自乔治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等不同风格和工艺的珠宝。东京Dazzling 店铺的手表主要以1900 年代初期到 1970 年代为止的欧洲产品牌为主。法国Drouot这个古老的拍卖行，拍卖的物品包括绘画、珠宝腕表和文物古董等，起价在几十欧到几十万欧之间。这里每年平均举办 2000 场拍卖会，售出 60 万件作品。

其实，国人不必舍近求远，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苏富比、佳士得陆续进入中国香港。香港能够成为亚洲的艺术品交易中心，在于交易中介的日趋完备，价格和交易体系的建立。每年两季的国际拍卖，吸引了海内外的买家，也吸引了更多的客商来观察行情，领略市场。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影响世界的拍卖如圆明园遗物、清代宫廷遗物专场、珠宝、书画、官窑瓷器拍卖，都创下了高纪录。不过，要想捡漏儿的更好选择，不妨去国际古玩展。由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艺术品及古玩专家翟健民先生及其夫人刘惠芳女士创立、由二人之子翟凯东先生管理之国际古玩展，经过多年来不断发展，已成为全亚洲唯一汇聚多达逾7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及其珍品的展览。

2017年5月27日至30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即将举行第十届国际古玩展，为确保收藏家及业余爱好者能够欣赏最优秀的藏品，参展商必须通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委员会由各个范畴的国际知名专家组成。法国国立古董商公会及巴黎古董双年展前主席Christian Deydier再度在国际古玩展发挥所长，邀得多家顶级法国及欧洲古董商，包括Vallois、Bernard Dulon及de Jonckheere参展。

本着尊重的态度收藏

专访翟氏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创办人之一的翟凯东、法国国立古董商公会及巴黎古董双年展前主席Christian Deydier

Q：国际古玩展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即将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古玩展亮点有什么？

A：自2008年办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将最顶尖的古董商聚首一堂，打造一个临时博物馆，促进文化交流。去年，展览再次扩充，并开始邀请西方古玩参展。我们十分荣幸能够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未来亦会继续肩负这个重任。此次展览，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任重将在现场挥毫作画以供竞投，所得善款将全部捐赠给香港慈善机构。

Q：年轻人喜欢收藏，请给他们一些建议？

A：过去收藏只是收藏，现在很多人更多希望投资。收藏与单纯投资是两回事，有个案例，某位欧洲人购买珍宝放在地窖里储存几十年，过世后被子女发现，才拿出来拍卖。建议年轻人丰富收藏知识，从喜好出发，而不是从投资出发，从一个时期一个品类中慢慢积累。每个人都想捡漏儿，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捡到，戒掉贪心，才有利于你不看走眼。更不要妄想今天买明天卖，升值速度没有那么快。

第9篇：故宫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 故宫；《四库全书》 存本；考证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25―06

Abstract：Siku Quanshu were selected and compiled by the imperial Institute of Siku Quanshu，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773 （the 38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It took about 13 years to complet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whole series of book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Siku Quanshu and separately stored in seven places from north to south of China. Large parts （ four out of seven ） of books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s later on. The author surprisingly found that some Siku Quanshu books which should be stored at Wen Yuan Ge， Wen Jin Ge or Nan San Ge had been yet left at the Palace Museum Library when she sorted out ancient books preserv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extensive analysis on why these books are preserved at the Library and what kind of unique literature value they embrace. It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Siku Quanshu；version；research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一共缮写了七部，分贮七阁。乾隆三十九年（1774）下诏兴建藏书楼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江南三阁”或称“南三阁”）。时至今日，各阁书籍多部在战火中被毁，只存三部半的藏书也是饱经沧桑。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南三阁书，镇江的文宗阁首罹兵燹，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先后被毁。现存完整的文渊阁本运到台湾、文津阁本存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存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乱中散失三分之二，后经配补三次才齐全，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笔者在整理编目清宫遗存典籍时，发现故宫图书馆仍然留存有多阁《四库全书》，由于各种原因存藏下来。对此，笔者对这些存本逐一进行考证，分析探讨其留存原因以及这些《四库全书》存本的特殊文献价值及意义。

一 文渊阁及《四库全书》存本

清乾隆年间建置文渊阁，地点选在文华殿之后、明代御药房办公之所的圣济殿旧址。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载，清代本无此阁：“谨按旧文渊阁在内阁傍，当文华殿之前，明时已毁于火，乾隆四十年皇上命于文华殿后度地创建藏书之阁仍名曰文渊”

清朱彝尊撰，朱昆田英廉等补订：《钦定日下旧闻考》卷62，清乾隆年武英殿刻本，第6页。。文渊阁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建成，阁名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但并未采用明文渊阁的砖城式样，而是以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的轮廓开间为蓝图修建的一座庄重华贵，别具风格的两层建筑。在“七阁”中是第三个建成，贮藏最先告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为了便于查检翻阅，还特别绘制了《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并放置其中。《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分层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二层放史部书33架；三层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所有书籍分别贮藏在楠木匣中。

1933年，华北局势动荡，为避免侵华日军的掠夺和破坏，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四库全书》随大批文物被迫南迁，清宫存藏的16万册古籍被辗转运到台湾，现藏博物院，从此故宫所藏皇室图书分置两地。文渊阁现如今也已是书去楼空架还在。据清室善后委员会及故宫博物院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刊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记载，文渊阁内当时登记的物品有：“硬木雕花书案1张、硬木书案1张、木书架111个，木架2个”，现在这些书架依然原状陈列在阁里，书架上清晰地刻着“钦定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排架的字样，依稀可见当年阁满《全书》的壮观景象。

（一）文渊阁存本介绍

南迁到台湾的阁书据吴哲夫统计，“今日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经过清点，共计36381册。”

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 1990年6月，第157。按说文渊阁书已经全部装箱运往台湾，但本文作者在整理清宫遗存典籍时，却发现仍有留存阁书，《天学会通》和《天经或问前集》共2种2册。这两册书同装在一个原配楠木书匣中，书匣上刻有“钦定四库全书 第三千四十一函，子部，天经或问前集，天步真原，天学会通”字样。书匣内有两层隔板，每书之间附有夹板。从书匣上所镌刻的目录上看，匣内还应该装有：“《天步真原》和《天经或问后集》”，但书已不在匣中，书籍所在位置空出，或是当年装箱被带走或是存放它处，总之，现存故宫图书馆的只有2册在书匣中。

1.《天经或问前集四卷》存一卷

该书为子部-天文算法类。建宁游艺撰，存1卷（卷4）1册，清乾隆年四库全书朱格抄本。旧藏昭仁殿。该书为蓝色绸面，墨笔楷书，书写工整，开化榜纸。开本长31.7厘米，宽20厘米、栏长22.5厘米，宽15.5厘米。卷端书：“建宁游艺撰，天经或问前集卷四”，首页卷端钤“文渊阁宝”印，末尾页没有钤盖印章。卷前副页黏有黄色题签2个，上书“详校官钦天监天文生臣司廷栋、灵台郎臣倪廷梅覆刊”。卷末副页书：“总校官知县臣杨懋珩，校对官五官灵台郎臣陈际新，`录监生臣顾九包”。

卷前无提要，有目录：“分野、年月、历法、霄霞、风云雨露雾霜、雪霰、雹、雷电、霾、彗孛、虹、日月晕、日月重见、风雨徵、天开、地震、海、咸水、温泉、潮汝（汐）、望气、野火、占候、四行五行、地理、数、星降生”

清永、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天经或问前集》卷4目录，故宫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抄本，第1页。。目录共有27个条目，其中“汐”写成“汝”，显然是缮写人员的笔误。

是书为天文学科普读物，书内有诸多气象学知识，因此，该书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气象学启蒙之作”。该书简要解释了各类气象要素、大气光象、风雨预测的知识。《四库全书简名目录》曰：“《天经或问前集四卷》，国朝游艺撰。是书凡前后二集。后集多支离汗漫之谈；此集于天道运行皆设为问答，一一推其所以然，颇有理致，其不谈占验，由为精识。”

清永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07页。总纂官纪昀评述该书曰：“凡天地之象、日月星之行，薄识HI之故，与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有问答，一一推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至于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17页。

2.《天学会通一卷》

子部-天文算法类。青州薛凤祚撰，1卷1册，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朱格抄本。旧藏昭仁殿。该书为蓝色绸面，墨笔楷书，书写工整，开化榜纸。开本长31.6厘米，宽20.2厘米、框22.5厘米，宽15.5厘米。卷端书：“青州薛凤祚撰”，首页卷端钤“文渊阁宝”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印。卷前副页黏有黄色题签2个，上书“详校官钦天监天文生臣司廷栋、灵台郎臣倪廷梅覆勘”。提要末书“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卷末副页书“总校官检讨臣何思钧，校对官五官灵台郎臣陈际新，`录监生臣赵舆昱”卷前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提要、目录。

该书卷前提要曰：“是书本穆尼阁《天步真原》而作，所言皆推算交食之法。按推算交食，凡有两例。一用积月积日以取应用诸行度数，由平三角、弧三角等法逐次比例，而得食分时刻方位者；一用立成表，按年月日时度数，逐次检取角度加减，而得食分时刻方位者。凤祚此书，盖用表之例，殊为简捷精密。梅文鼎订注是书，亦称其以西洋六十分通为百分，从授时之法，实为便用，惟仍以对数立算不如直用乘除为上法。惜所订注之处，未获与之相质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清永、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天学会通一卷》卷前提要，故宫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抄本，第1-2页。《四库全书简名目录》评曰：“是书以表算法求交食，盖本穆尼阁天步真原，而推演其术。”

清永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07页。

（二）存本与原阁本之比勘

1.《天经或问前集卷四》

笔者在把故宫图书馆现藏的《四库全书》存本《天经或问前集卷四》与现藏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比对之后，发现有几处不同。

第一，存于的文渊阁本卷端题书名《天经或问》，而北京故宫藏存本著录书名《天经或问前集》；第二，藏本卷端作者项著录“闽中游艺撰”。而北京故宫本作者项著录“建宁游艺撰”；第三，本末页书“总校官编修衔臣朱钤，校对官教习臣倪廷梅，`录监生臣沈曾传”。北京故宫本卷末副页书：“总校官知县臣杨懋珩，校对官五官灵台郎臣陈际新，`录监生臣顾九包”，与本不同。第四，本有提要，北京故宫本没有提要。

鉴于以上四点不同之处，笔者推测结论有两点：

第一，故宫图书馆现所藏存本《天经或问前集》应是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又一部抄本，该书完整本应为四卷本，现只存一卷卷四，其中缺失的部分或遗失或焚毁。文渊阁本《天经或问》应是北京故宫存本的修改本。该书应是在已经缮写并完成装潢之后，又进行了修改，在经过四库馆臣们磨勘修改后，把原书名《天经或问前集》改为《天经或问》；撰者项地名“建宁”改为“闽中”，并取消了卷首目录，最后重新缮写一部题名《天经或问》装箱运到台北。现藏的文渊阁本即是最后定本。

第二，此书卷末还没有钤盖“乾隆御览之宝”。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钤盖印章的时间不同。四库各阁书在完成缮写后，首先钤盖各阁的藏书印，如“文渊阁宝”，最后校定完所有《全书》之后再钤盖上“乾隆御览之宝”。书的前、后两枚印章并不一定同时钤盖。

此版本发现的意义在于，北京故宫存本《天经或问前集》保留了此书修改前的原貌，亦可以说让后人了解了《天经或问》修改之前版本的情况，确是《四库全书》编修过程的难得版本，珍惜罕见。此书再经过四库馆臣修改之后的版本更为简单、清晰。

2.《天学会通一卷》

此书经与本比对基本一致，唯有两处不同。

第一，本末页书“总校官中允衔臣王燕绪，校对官五官灵台郎臣陈际新，`录监生臣张泰”。北京故宫存本末页书“总校官检讨臣何思钧，校对官五官灵台郎臣陈际新，`录监生臣赵舆昱”。两个本子唯有总校官、校对官、`录监生不同。

第二，提要缮写时间不同。本“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北京故宫本提要撰写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两本提要经比对内容完全相同，没有任何纰漏，并且书本身内容亦完全相同。

经比对可得出结论，旧藏昭仁殿的文渊阁存本《天学会通一卷》，应是文渊阁本的重复本。从提要缮写时间上看北京故宫文渊阁存本，比文渊阁本缮写时间早一年，该书是缮写完后直接放置在昭仁殿了，并没有入藏文渊阁，因此文物南迁装箱时此书没有被装入箱中。

昭仁殿是清朝皇帝读书的地方，乾隆九年（1744），皇帝下t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列架于昭仁殿内收藏，并御笔书“天禄琳琅”匾挂于殿内。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该书应该是在缮写完就被进呈到此。清室善后委员会留下的编目书签上记录也是该书旧藏于昭仁殿。嘉庆二年（1797）十月，乾清宫失火，殃及到昭仁殿，《天禄琳琅》珍贵藏书大多被焚。嘉庆三年（1798）昭仁殿重建。而《天学会通一卷》一书上提要撰写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应为乾隆时期缮写，显然该书是火中残余，幸存下来的书籍。

该书发现的意义在于，幸存下来的文渊阁存本《天学会通一卷》与文渊阁本完全相同，让我们知晓，此书文渊阁本并不只抄写了一部，最起码是抄写了两部，所以才有了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那么，其它书还有没有重复本，有待再发现。

二 《四库全书》撤出本

《四库全书》撤出本是在《四库全书》已完成编纂、缮抄多部并已分贮各阁之后，依然检查出有“违碍字句”，而再行撤出或销毁的书籍。

（一）撤出原因

乾隆皇帝通过编纂《四库全书》采取了所谓“寓禁于征”的策略，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采取大规模征集图书的举动，销毁不利其统治的书籍。禁毁因程度不同可分为全毁、抽毁、篡改、撤出等措施。据有记载的各种违禁书目及办理四库全书时的档案统计，仅列为销毁之列的就有3000余种，10万余部，另外还销毁书版6万余块。但如历代禁书一样，朝廷不可能将所谓违碍书籍完全禁绝，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乾隆帝在抽阅进呈的书籍时，随即发现了本文所撰述的《四库全书》撤出本。

（二）撤出书籍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十七日，军机大臣查得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内悖妄之处，传续办三部书提调，详加询问，并查取文渊阁所贮此书及其余二部书，以及原书底本，详悉核对，再行拟写将总裁、总纂、校对等分别议处治罪谕旨进呈。十八日，乾隆帝下令将文溯、文津阁藏贮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一书，掣出销毁。十九日，内阁奉到上谕称：“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甚骇异。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彰宪典……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所有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其咎更重。……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2页。于是，连同李清所著《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历代不知姓名录》，也一并遭到撤毁。

李清著作撤毁事件发生不久，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有讹谬甚多之处，遂下令复校已归藏四阁的《四库全书》。经过几个月的查校，纪昀检出潘柽章《国史考异》等有“应毁及语意可疑”之处，列为“应行撤毁、删削及毋庸议”。八月十一日，乾隆帝再发谕旨：“现在复勘文渊阁等所藏四库全书，据详校官祝仪鲋芰凉ぁ抖粱录》、吴其贞《书画记》内有违碍猥亵之处，已照签撤改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57页。

在乾隆帝的严厉斥责和时常亲加检查下，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三日，由《四库全书》总裁官纪昀领衔报告检查结果，并列出应行撤毁、抽毁、删削各书名单9种，其中包括《国史考异》，引钱谦益之说甚多，应行撤毁。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奏查四库书内应行撤出销毁各书情形片（附清单一）

查四库书内应销毁各书……续办三分书缮进之一分内，未照底本删去。……全书应毁：“《南北史合注》，此书系李清撰，应毁。《南唐书合注》，此书系李清撰，应毁。《列代不知姓名录》，此书系李清撰，应毁。（注：据故宫撤出本卷端著录为《历代不知姓名录》，该书即《列代不知姓名录》）。《书画记》，此书系吴其贞撰，因书内所载《春宵秘戏图》语涉猥亵，奏明应毁。《读画录》，此书系周亮工撰，因诗内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语涉违碍，经文源阁详校签出，奏请销毁，并将周亮工所撰各书一概查毁。此系文渊阁缮进之本，其违碍语句，已经原办之总校挖改。全书应毁。《闽小记》，此系周亮工撰，应毁。《印人传》，此书系周亮工撰，应毁。《国史考异》，此书不著撰人姓名，内多引用钱谦益辨证，奏明应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44页。这样，在乾隆帝的监督下，已入藏各阁之书，又一次遭到撤毁、抽毁及删削。

上述诸书因各种原因的“语涉违碍”被撤出，其中清初人周亮工的著述占5种，再加上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首先撤毁的李清和潘柽章著作共11种。这几种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大都有收藏，唯缺《诸史同异录》。该书经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有著录，查阅其它图书馆馆藏书目也未见有著录，只在纂修《四库全书》相关档案中有一些记载该书的少量文字。应该说《诸史同异录》已被全毁，是销毁最彻底的一部。

（三）故宫存藏撤出本

至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经检点收藏有10种撤出本，每种又藏有多部不等。经鉴别，这些撤出本分别从不同阁中撤出，是准备放到武英殿销毁，而未及时销毁的书，留存至今实属幸运。

二部南三阁

撤出本发现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四库全书》对于抽毁书处理的大致情况。以上十种《四库全书》撤出本没有从文渊阁撤出的，应该说文渊阁是查禁最彻底的，违禁之书全部被销毁了。这些撤出本主要是从文津阁以及南三阁撤出的本子，也可以说明一点，南三阁查禁不严格。上述十种四库撤出本笔者经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其他^藏目录核对未见有收藏，主要都收藏在故宫图书馆，均为海内外孤本。而这些书籍经过百年之后完整地保存下来，留存至今，已成为纂修《四库全书》过程的历史见证。书内留下的删改记录，为今天更加深入探讨其撤毁原因提供不可多得的资料依据。

三 《四库全书》原抄本

故宫图书馆藏一部《大清一统志》为《四库全书》原抄本。该书应为五百卷，现存一卷一册，卷四百二十四，和|等纂 ，为乾隆四十九年四库全书抄本。旧藏方略馆。该书清室善后委员会编目著录为“四库原抄本”。开本长31.5厘米，宽15.5厘米、框22.2厘米，宽15.5厘米。太史连纸。此书卷端著录“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大清一统志四百二十四”。书籍前后没有钤盖任何印章，没有纂修、校定以及`录人名。蓝色绸面，墨笔楷书，书写工整。

（一）与阁本书之异同

此册书籍与《四库全书》七阁书籍装帧、装潢特征比对：

第一，装帧形式不同。《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缮抄七部，书册装帧全部采用包背装，而此本《大清一统志》，装帧采用的是普通线装的形式。

第二，书籍开本大小不同，这一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四库七阁《全书》，南三阁开本全部均小于北四阁。比如：文渊阁本《天学会通》开本，长31.6厘米，宽20.2厘米、框20.5厘米，宽15.5厘米。故宫藏文津阁撤出本《读画录》，开本长31.8厘米，宽20厘米，框长22.5厘米，宽15.5厘米。故宫藏南三阁撤出本，如南三阁撤出本《读画录》开本长29.1厘米，宽17厘米，框长20.9厘米，宽14厘米。

此本《大清一统志》开本长31.5厘米，宽15.5厘米、框22.2厘米，宽15.5厘米，符合北四阁开本大小特点。

第三，纸张不同。按规定内廷四阁用的是浙江开化榜纸，南三阁所用坚白太史连纸。南三阁书初缮时，主持人永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二十九日拟定章程，分款具奏末条云：“伏查原奏写书格纸，改用坚白太史连，系欲与先办四分显有分别，以免牵混。今由户部取到太史连纸样，质地尚属坚致，惟尺幅较小，臣等按将板心略为收入，将来四面裁齐，装钉成书，较之先办之四分，其高矮阔狭所差不过七八分，似亦不甚悬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05页。

此书《大清一统志》笔者经与上述诸阁《四库全书》比对，发现该书不是使用北四阁的开化榜纸，而是使用南三阁的太史连纸。

（二）如何确定为四库原抄本

根据以上几点不同之处分析：因乾隆九年（1744）《大清一统志》已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国土情况，且其中有许多不当之处，在乾隆帝二十九年（1764）敕命重修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告成，被收入《四库全书》。而永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才拟定缮写章程，统一各阁专用纸张等缮写规定。据此可推断，该本《大清一统志》抄成时间应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间，是在还没有制定缮写、装帧形式章程之前的缮写本。此书虽然书内卷端以及书口均题名“钦定四库全书”，但从缮写时间到装帧形式及用纸和开本大小上看，又均不属于七阁任意一阁的本子，亦如清室善后委员会编目著录的，亦是经过本文作者分析比对后，可确定此本为“四库原抄本”。

此本发现的意义在于该本形式独特，是《四库全书》的又一种形式的抄写本，虽然是残本，但给后人留下难得的编修、缮写过程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