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精选(九篇)

第1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在故宫博物院百万珍藏中，清官藏品和遗存130万多件(套)，占藏品总数的85％，其余则是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不断努力征集而来，其中离不开个人的踊跃捐赠。截至目前，故宫博物院已接受个人捐赠738人次，文物总量达33400多件(套)。他们的捐赠，不乏国之瑰宝，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而且传续着捐赠者的民族文化血脉和人文精神，以及无私奉献的社会意识与责任，在当今社会更显得弥足珍贵。

文物捐赠的四个阶段

文物捐赠活动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趋势。以下结合故宫博物院84年的发展历史，将文物捐赠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一时期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颇为艰辛的一个阶段。当时，国内政局不稳，战事不断，初创的故宫博物院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挫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文物在战火中被毁，故宫博物院文物不得不于1933年2月开始南迁，1937年11月西迁后方，直至抗战胜利后文物才全部东归南京。

虽时局如此艰难，但当时民主革命已帝制，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博物馆的纷纷筹备或建立，捐赠文物的行为开始出现并逐渐多起来。1945年，陈仲恕先生捐赠汉印501方，杨闻斋先生捐赠中国历代钱币2000余件；1948年，冯大生先生将其父冯恕先生(1867―1948)所藏古砚148方、石屏2件、古玉2件等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允亮先生也于1948年开始先后3次将家藏书籍9000余册、书画105幅捐赠故宫博物院。

在这一阶段，故宫博物院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损失文物委员会”平津区办事处的协助下，接受了著名的“杨铜”和“郭瓷”。“杨铜”是指德国人杨宁史的收藏。杨氏曾任侨商禅臣洋行经理。1946年，他将抗日战争北平沦陷时期从河南等地购买的青铜器、兵器共计267件捐赠故宫博物院。这些捐赠文物不少是商周遗存精品，如商饕餮纹大钺及鼎、爵杯等，而最为重要的器物，即为后被唐兰先生定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的战国铜壶。

“郭瓷”为郭葆昌的收藏。郭葆昌先生(1867―1940)为著名的文物鉴藏家，所藏瓷器及书画极为精良，曾任江西九江陶务监督。故宫博物院成立时被聘为瓷器及书画两组的审查委员，著有《觯斋瓷乘》《觯斋书画录》等书。1946~2月，他的儿子郭昭俊先生将觯斋藏瓷共计427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后来，郭葆昌家属又补捐木座等文物L09件。这批文物精品众多，仅一级品就有24件，几乎是郭葆昌先生一生精心收集的全部。

(二)新中国成立至“”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时，百业待兴，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中。众多文物收藏者出于对新中国真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期望，纷纷将辛苦搜集的文物捐赠国家。在这一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共接受私人捐赠330余人次，接受文物捐赠近2万件，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接受捐赠人次最多，规模最大，文物品质最高的一个阶段。收藏家收集文物颇为不易，其中有着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张伯驹先生(1898―1982)及其夫人潘素女士，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为使珍稀国宝免遭破坏或流落海外，罄其家产甚至不惜举债，尽可能地购藏。其所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也都是传世孤品。在抗日战争避难中，张伯驹先生曾被土匪绑架，被索要高价，他却告之夫人，“宁死魔窟，也不能变卖家藏”。解放后，他们将用生命换来的藏品无私地捐赠国家，其中部分由故宫博物院收藏。除上述外，还有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吴琚《杂诗帖》、赵孟\《草书千字文》等。先生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丛碧书画录・序》)他的无私捐赠实现了他收藏的最终愿望。 　章乃器先生(1897―1977)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粮食部部长等职。1953年章乃器先生写信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表达了捐赠的意愿。故宫博物院派出6位专家前往，章乃器先生将家中所有橱柜门全部打开，任由挑选，最后于1954年1月捐赠了陶瓷、青铜器等文物总计1194件。章乃器先生所捐文物品质极高，一级文物有14件，二级文物达270件，国家珍贵文物总数约达450件。

在这一阶段，普通群众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捐赠热情，尤其是在解放前从事古玩行业的经营者，如北京“德兴斋”古玩店崔耀庭先生、北京“通古斋”古玩店(原“尊古斋”)黄伯川之子黄镜涵先生、北京“清和斋”古玩店夏锡忠先生、北京“万聚兴”古玩店的戴文耀先生、泉记文物商店的梁富栋先生，以及在北京、上海两地从事古玩生意的叶叔重先生等都有大量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

(三)“”期间。“”是中国人民和各项事业的一场浩劫，文物收藏也难以幸免，散存于民间的大量私人珍藏文物受到洗劫。在此期间，“红卫兵”不断上街“扫四旧”，“造反派”到处抄家，他们甚至当着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的面砸碎、撕毁文物，使收藏家悲愤至极，不敢怒更不敢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共接受捐赠60余人次，文物4000余件，也是一个小的高潮。当然，不少收藏家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不得不主动将所藏文物捐赠给博物馆的，而自己未必是情愿。当时，故宫博物院实际接受捐赠人次更多，“”结束之后，在落实国家政策后有一部分退回了；没有退还的，都是征得本人同意或家属认可后，真心愿意捐赠的。

侯宝璋教授(1893―1967)是我国病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在医学界享有盛誉，曾任齐鲁大学病理系主任教授、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代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受总理的邀请回到北京，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在医学研究之余，侯先生喜欢收藏中国古代文物，不愿中华文物流散海外，倾力收购，回国时悉数带回。从1963年至1972年的10年间，侯宝璋先生及其夫人廖文瑛女士先后将家藏书画804件，瓷器506件，图书2067册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南朝青釉六系盘口壶、五代长沙窑加彩带柄壶、明代紫檀 雕荷叶枕等都极富代表性。

吴兆璜(1903―1962)是著名书法家、碑帖、古籍鉴藏家，闲时广泛采集金石拓片，收藏了大量原拓精品。其夫人臧华云(1905--1988)女士，一生酷爱诗词，常以诗词会友，所藏书籍、碑帖也甚丰。 “”初期，吴家所藏的碑帖古籍虽然未被殃及，但臧华云女士始终为这些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吴兆璜生前的藏品担忧。1971年，臧华云女士在征得子女和亲友的同意后，将家藏碑帖、书画等文物846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四)“”结束至今。1976年10月，“”被粉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振奋，人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至1991年，故宫博物院又出现捐赠的高潮，共接受捐赠190多人次，文物1400余件。形成这个高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随着“”结束，国家落实了政策，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新回到了原主人手中，而这些文物的持有人又将全部或者部分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

二是随着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少珍贵文物被不断发掘出土，捐献者以农民、牧民等普通群众为主。1985年，河南商水县围墙乡围墙村的农民何刚将在自己院里盖房时挖出的包括“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在内的19件元代窖藏银器捐赠故宫博物院。这批银器，非常精美，工艺高超，弥补了故宫博物院在银器收藏方面的空白。 　三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的踊跃捐赠。叶义先生(1921―1984)是香港著名医生，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收藏家，所藏文物甚丰，而尤以犀角雕刻类为精。叶先生生前曾立下遗嘱，愿将文物捐赠国家。1985年，叶先生家属遵循其遗愿将所藏8l件珍贵的犀角雕刻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犀角雕刻材质不易保存，早期遗物少，清宫旧藏犀角雕刻品也不过百余件，叶义先生的捐赠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

当然，在进入2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日益兴盛，文物的价格迅猛增涨，人们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整批、太量捐赠文物的现象越来越少。即便如此，故宫博物院依然接受131人次的捐赠。美籍华人何维敬先生分别于1996年，2009年2次将其父何宝善先生(1896―1979)旧藏的《旧拓汉郭有道碑》拓片等3件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美籍华人臧武云女士的先夫臧建心先生为刘统勋后人。2006年，臧武云女士委托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将所藏刘统勋《行书录唐人句轴》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汪世清先生(1916―2003)是中央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物理教育和物理学史研究专家，同时也是资深美术史研究学者和鉴赏家。2008年，汪世清先生夫人沈家英女士遵循其遗愿将查士标书法等20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书画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表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

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从延续中华文化艺术发展长河的高度，开始有计划地征集、收藏中国现当代艺术精品，以更好地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2006年8月，吴冠中先生将其代表作《一九七四年长江》《江村》和《石榴》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随后又有范曾、刘国松、饶宗颐、张仃诸位中国当代艺术大师的无私捐赠。2005年，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先生的家属也将大师生前的遗作捐赠故宫博物院。在器物方面，故宫博物院先后在斋宫举办“紫泥清韵一一故宫博物院藏宜兴紫砂展”和“中国寿山精品展”，接受了徐汉棠、徐秀棠、汪寅仙、吕尧臣、谭泉海、李昌鸿、鲍志强、顾绍培、周桂珍9位紫砂方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林享云、王祖光、叶子贤、林发述、林飞5位寿山石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捐赠。另外，故宫博物院还曾接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王芝文及美籍华人陈佐导、日本陶艺家林恭助等捐赠的陶艺作品。这种征集当代艺术精品的思路，故宫博物院还将延续下去。

社会各界的捐赠者

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来自社会各界，他们既有国家党政领导人，有专家、学者、艺术家及知名人士，有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也有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以及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和专家等。也正是由于社会各界众多人士对故宫博物院的鼎力支持，才使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原有基础上能持续地增加。

(一)国家党政领导人。主席曾分别于1951年、1952年和1956年，将友人赠送的明代学者王夫之《双鹤瑞舞赋卷》、清钱东壁临《兰亭十三跋》、李白《上阳台帖》交国家文物局，后转交故宫博物院。刘少奇、、、李先念、、宋庆龄等领导人，也都曾通过中办将文物转送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又转给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中也有不少是领导人所收到的礼品。这些文物在登记账册上都作为“调拨”，而未记为“捐赠”，从中可以看到一代领导人的博襟，对于私人捐赠也起了表率作用。

在国家党政领导人中，亦有不少是将家藏和个人购买的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的。郑振铎先生(1898―1958)，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著名作家、文学史家、文物鉴赏家，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等职。1953年，郑振铎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三彩器皿、建筑模型、造像、陶俑等各类文物657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所捐陶俑在时代上起自两汉，止于北宋，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品类齐全，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堪称绝品。郑振铎先生的捐赠，使故宫博物院成为陶俑收藏的重镇，国内收藏历代陶俑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陈叔通先生(1876―1966)，是我国政治家、著名爱国人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也是著名文物收藏家，在文物鉴藏方面很有造诣，收藏甚丰，曾将收藏的古代画梅作品集成《百梅图》印行。1953年、1959年，陈叔通先生将家藏书画类文物10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另外，曾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马叙伦先生(1884―1970)于1956年将所藏陶瓷、书画等300余件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捐赠的国家党政领导人，还有李一氓、邓力群、李德全、楚图南、朱光、王冶秋、萧劲光、郑洞国、章元善等，在此不――列举。

(二)专家、学者、艺术家及知名人士。他们多为各界名流、学问大家，计有朱启钤、徐石雪、费秉恕、张子厚、郭有守、沈从文、徐石桥、邓以蛰、杨宪益、梁慎容、吴作人、饶孟侃、陆家谟、丁燮柔、关瑞梧、金鼎 昌、熊述訇、周觉民、李倩玉夫妇、周一良、周季木、张青莲、何遂、杨宽、商承祚、廖泰初、陈梦家、傅增湘、傅忠谟、傅抱石、罗时慧夫妇、黄胄、董寿平等等。以下仅举数例：

叶恭绰(1881―1968)、张p伯(1885―1969)、张子高(1886―1976)、尹润生(1908―1982)是当代著名的四大藏墨家，他们的收藏各有侧重，曾合编《四家藏墨图录》。四家藏墨后来大都陆续归入故宫博物院，其中多为捐赠：1960年、i962年，叶恭绰先生及其家人先后3次将所藏书画、织绣、铭刻类文物7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1966年，张纲伯先生将所藏古墨1000余方捐赠故宫博物院；1972年、1973年、1977年，张子高先生将所藏700余块古墨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周绍良先生(1917―2005)的捐赠也非常重要。周先生所藏古墨皆为清代有干支纪年及具有名款之品，并旁及其他种类，著有《清墨谈丛》《蓄墨小言》等。1966年，周绍良先生将所藏古墨、书画等1028件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他们的捐赠，使故宫博物院不仅有着丰富的宫廷御墨，而且在文人订制墨与墨肆市售墨等方面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朱文钧先生(1882―1937)，曾任职民国财政部，一生殚心经史，尤精于鉴别，收藏碑帖、书画，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马衡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拟用10万银元收购，朱先生则表示将来要捐赠故宫。朱文钧先生于1937年逝世后，1953年其夫人张宪祗及其子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晋将全部碑帖706种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

周作民先生(1883―1955)我国著名银行家。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1948年因不堪政府的勒索而出走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周先生酷爱收藏，生前藏有大量文物。1955年，周作民先生去世后，其家属遵嘱将各类文物1000余件、图书5000余册捐赠故宫博物院。 乐东屏先生(1910―1999)、萧龙友先生(1870―1960)皆为著名医生。乐东屏先生为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传人，在他的主持下“同仁堂”的规模日益扩大。1958年，乐东屏先生将家藏99件瓷器、50件家具及铁树、腊梅等15种树木花卉捐赠故宫博物院。萧龙友先生早年自学中医，以中草药治疗霍乱，声名大振，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创办北京国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等职。萧龙友先生工书画，喜爱收藏中国古代文物。1961年家人遵其遗嘱将家藏书画、瓷器等文物15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三)港澳台，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关心祖国文化遗产事业的保护与发展。他们极尽所能，或积极提供各种文物线索，捐赠所藏，或不惜重金购买文物捐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有何贤、徐逸樵、张公量、王季迁、比阿特利斯・布利斯、杨永德夫妇、马汉宝、蔡颂梅、蔡流轮、程柏山、李敖等。 　胡惠春先生(1910―1993)是著名收藏家，香港著名收藏团体“敏求精舍”的发起人，曾连续担任主席达8届之久。1975年，胡惠春先生将所藏汉刻宋拓《西岳华山庙碑》捐赠国家，国家文物局交与故宫博物院收藏。杨令女士(1887―1978)是著名的女画家和诗人，后长期定居美国。曾给总理写信愿返乡定居并献出家珍，后不幸去世而未能如愿。1983年，其亲属遵其遗愿赴美国，费尽周折，将杨令弗所藏文物及个人物品带回祖国，并将其中的22件捐赠故宫博物院。 　韩槐准先生(1891―1970)、罗桂祥先生(1910―1995)都对故宫博物院外销瓷收藏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韩槐准先生是著名陶瓷收藏家，曾长期侨居新加坡，对我国古代外销瓷多有研究，著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等。1961年归国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宫博物院顾问等。1957年至1962年，韩槐准先生数次将多年收藏的陶瓷276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99件属外销瓷中的精品。罗桂祥先生以经营“维他奶”起家，后担任香港“敏求精舍”2届主席，1987年，罗桂祥先生将以重金购买的13件英国人哈契尔在南中国海打捞出的景德镇青花瓷器捐赠故宫博物院。另外，澳门著名人士何鸿鱿壬，1985年出巨资购得书画、玉器、牙雕等文物140余件，慷慨相赠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他们有福开森、福梅龄、李敦白(美国)、爱德尔(英国)、杨宁史(德国)、安田作子、冲正一郎(日本)、沙威・索巴・披丰銮(泰国)、苏哈托总统及夫人(印尼)、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潘克福(前苏联)。魏斯科普(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宇野雪村先生(1912―1995年)是日本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及文物收藏家，曾任日本“每日书道会”常任理事、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等，著有《古墨》《法帖》《中国书道史》等。1983年在北京举办个人书法展，1987年“启功、宇野雪村巨匠书道展”在北京和东京先后举行。1995年，宇野雪村先生委托其子将自己所藏的《松桂堂帖》等14件碑帖捐赠故宫博物院。

(四)普通群众。普通群众是故宫博物院捐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并不为人熟知，甚至有“无名氏”这样含糊的称谓，但他们与故宫博物院其他的捐赠者一样，其捐赠行为同样令人尊重。

以天津陆仪女士为例。陆仪女士的父亲天津著名中医陆观虎先生(1891―1963)，在上世纪30年代日寇进攻华北时，不惜重金在天津买下从清官流失出去的乾隆年间宫廷珐琅冰箱1对。1985年，陆仪女士召集全家讨论，决定将此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当年11月6日，陆仪之子潘大卫代表全家到故宫博物院办理了捐赠手续，并一再表示“这是物归原主，理所当然”，无意索要任何报酬。

另外，1952年，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学生靳晋先生将家藏清代仿宫廷建筑地毯捐赠故宫博物院；武汉铁路退休职工金家慎先生，1953年将清代徐扬绘《乾隆南巡图第12卷》捐赠故宫博物院，还有内蒙古太仆旗牧民李宏斌、席万民先生、河北围场县城子公社亚字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朱春发、河北省里县南庄公社村民纪长青、陕西渭南文化馆工作人员李纪元、辽宁省北镇县第一初级中学学生朱万余、山东省莱芜市居民孟庆超、山东平原县栗轩、天津鑫源制冷公司王应麟等等普通群众。

(五)故宫博物院职工。本院工也同社会各界人士一样，积极踊跃捐赠文物。马衡先生(1881--1955)是我国著名金石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 驱，早年任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后在故宫博物院供职达27年，其中19年(1933―1952)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保护故宫文物不辞劳苦，居功至伟。1950年至1952年，马衡先生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 《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文物400多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把14000余件(册)碑帖、图书以及青铜器、印章、甲骨、书籍以及法书、绘画、陶瓷、牙骨等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种类众多，数量惊人，精品不少，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购来的，几乎是他一辈子的心血，而其最后全部都捐给了与他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

孙瀛洲先生(1893―1966)是中国古陶瓷鉴定家。早年在北京的古玩店当学徒，后独立开办了“敦华斋”古玩铺，因研究深入，经营有方，成为北京著名的古瓷经营者。1956年受聘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的鉴定和研究工作，并到全国各省市考察、鉴定各博物馆收藏的瓷器。1956年至1965年，孙瀛洲先生先后数次将其珍藏的文物3000多件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陶瓷2000余件。这批瓷器，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精，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元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其中25件被定为国家1级文物。

另外，我国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1892―1969)于1953年至1958年数次将所藏陶瓷类文物15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早期创始人之一，书画篆刻名家吴瀛先生(1891―1959)也于1955年、1958年2次将家藏书画、瓷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职工中的捐赠者，还有吴仲超、唐兰、罗福颐、刘九庵、郑岷中、李镰镗、顾铁符、徐邦达、耿宝昌、乔友声、金禹民、张耀选、霍子威、王文昶、吴空、王汝彬、范延福、江明等诸位先生。

仁心义举　铭心永记

故宫博物院的捐赠者人数众多，而每位捐赠者几乎都有令人感动的事迹。其中，许多捐赠者不止一次，而是数次的捐赠，反映出公众人士对故宫博物院的信任及对其专业工作的嘉许和信心。同时，故宫博物院捐赠者所捐赠文物量大、物重，仅一级品文物就达300余件，其价值不可计量，在国内博物馆界首屈一指。当然，在故宫博物院捐赠者中，不少是将文物捐赠国家，后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故宫博物院在接受个人捐赠时，绝大多数都是无偿的，即使有所奖励，也是与所赠文物的市场价格远不相符的。以往受时代所限，捐赠者往往只有一张捐赠凭证，甚至有些没有来得及办理任何手续。冀朝鼎先生(1903―1963)的夫人罗静宜女士，分别于1964年、1966年、1967年、1982年和1984年5次以夫妇或个人的名义将475件珍贵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其中有些未办理手续。1985年5月，故宫博物院专程拜访罗静宜女士，并向其颁发了奖状。即使如此，罗静宜女士也未曾有些许不满，令人感佩。

对于捐赠者的无私捐赠，故宫博物院自当恪尽妥为保管、不断展示之职责。1948年，故宫博物院在御书房东、西配殿举办《杨宁史呈献古铜器陈列》和《杨宁史呈献古兵器陈列》，同年于御书房举办了《郭氏觯斋捐献瓷器陈列》；其后又先后为朱启钤、冯大生(1950年)、陈叔通(1953年)、周作民(1956年)、徐石雪(1957年)、费秉恕、乐东屏(1958年)、萧龙友、关瑞梧、关桂梧(1961年)、侯宝璋(1964年)、杨令荛(1984年)、叶义(1985年)、朱文钧(1995年)、商承祚(2002年)、孙瀛洲(2003年)、郑振铎(2004年)、马衡(2005年)、吴冠中(2006年)、章乃器、范曾、刘国松(2007年)、饶宗颐(2008年)、张仃(2009年)举办个人捐献展，并挑选捐献文物精品举办《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捐赠文物精品展》(2005年)，《捐献历代印章文物展》(2006年)，《古物撷英――故宫博物院藏捐献文物精品》(2008年)等，以记其功，彰其德。

第2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众所周知，曾为明清两朝皇宫、历时500多年的北京故宫厚藏历代绘画、书法作品，而故宫入藏当代书画名家杰作的举动意在昭示公众：故宫博物院藏品档案里已经有了当代书画艺术品的位置。

历史是一天一天形成的，也是一天一天发展的，各个门类的艺术历史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创作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的。故宫对当代书画作品的收藏，走过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说起故宫，除了恢宏的古代建筑群落，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那是古代艺术的渊薮。然而，故宫并非拒收现当代艺术品，当代艺术品“入宫”也不是始自近年，只不过如今作为一项有意识的征集工作列入日程罢了。

检点故宫藏品，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卷帙浩繁的书画艺术藏品中，现当代书画约3000多件，吴昌硕、赵之谦、齐白石、王雪涛、叶恭卓、徐悲鸿、董少平、沈尹默、黄宾虹等近百年中国书画大家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均有收藏。来源有三：国家调拨（占现当代书画藏品的大部分）、个人捐赠（占现当代书画藏品的三分之一左右）和出资征集（占现当代书画藏品的极小一部分）。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故宫以前主要的征集任务是清宫遗失出去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精品，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始收藏现当代艺术品，如有人向故宫捐赠的书画作品中，不乏较高历史文物价值或艺术欣赏价值的现当代书画。

故宫对当代书画的收藏走过了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2005年10月，故宫举办“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包括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秦岭云、娄师白、沈鹏、欧阳中石、李铎、王明明、冯远、杨力舟等当代书画名家力作，及饶宗颐、马寿华、刘国松、何怀硕、周澄等台港书画名家的佳构。值此之际，故宫接受了李可染先生夫人邹佩娟女士捐赠的李可染《桂林记游月牙山图》、李苦禅先生夫人李慧文女士捐赠的李苦禅《远瞻》、卢光照先生夫人程莉影捐赠的卢光照《褪了残红》。2006年8月，故宫博物院和吴冠中先生达成共识，接受吴先生捐赠的《一九七四年・长江》《石榴》《江村》。如果说，故宫此前当代书画作品收藏是顺手而为，那么，对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作品的收藏则是有意为之，收藏吴冠中作品则是主动而有目的的自觉行为，标志着故宫将当代书画艺术作品纳入正式的收藏范围。

这一嬗变折射出故宫人对历史、现当代艺术品、博物馆及其藏品征集的认知不断深化、务实和理性化的轨迹。过去，人们大都认为，就书画藏品而言，故宫是收藏清代以前历代书画作品的博物馆。故宫文物征集人员也常说：“故宫只收清朝以前历代的作品，不收当代的作品”。其实，历史是一天一天地累积的，也是一天一天地发展的。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不能说历史截至清朝灭亡就停止了，它是仍要不断向前延伸的；也不能说只有清朝灭亡以前的是历史，民国的建立和衰败，新中国成立及发展就不是历史。故宫即便是以收集历代作品为己任，这“历代”也不应摈弃当代，何况收藏有需要有超前意识。各门类艺术也是发展变化的，各种艺术殿堂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演化的历史，是由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的。就书画艺术而言，故宫是座辉煌的书画艺术历史博物馆，故宫书画藏品如果断代，未来研究20世纪中国书画艺术，在故宫就找不着这个非凡世纪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色彩斑斓的精品了。这将无疑是故宫书画艺术收藏有始无终的缺憾。所以，故宫是不会也不应该让此种事情发生的，即使有过疏忽，也不能任凭这种疏忽长期延续。

故宫收藏当代艺术品事宜酝酿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即有构想，当代艺术品陆续征集入藏。2003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兼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将包括书画在内的当代艺术品列入文物征集范畴。2005年，在故宫筹办院庆8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当代书画家作品展时，李可染、李苦禅、卢光照先生亲属主动联系故宫，希望捐赠作品。故宫欣然收下了捐赠的书画珍品，并郑重颁发捐赠证书。这次捐赠是故宫正式决定征集当代书画艺术品后第一次入藏。

2006年8月，围绕吴冠中先生捐赠作品活动，故宫举行隆重的捐赠仪式，并从香港艺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借调出吴冠中先生历年捐献作品40余件，推出“奉献――吴冠中历年捐赠作品汇展”；邀请国内外美术界、评论界、教育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举办了以“传统与创新・收藏与弘扬”为主题的吴冠中艺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年3 月，故宫为庋藏范曾作品举行盛大捐赠仪式，“回归与超越―――范曾书画作品展”集中了范曾1999年以来创作的书画作品68件。此事再次在社会上掀起波澜。故宫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这些书画名家的积极影响，捐赠其他方面当代工艺品的活动日渐增多。

用发展的眼光正确认识当代书画精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断扩大当代书画的收藏，使故宫的藏品能够保持其发展脉络，反映出历史延续的特点。

故宫如何认知当代书画？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表示，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发展的重要的转型时期。百年间，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加上外来文化的渗透、影响和融合，中国书画艺术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书画家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桎梏，追求理想，张扬个性，并在艺术创作中自觉实践。海派、岭南派所表现出的新的风尚与京派所承续、发展的深厚传统，建构了当时国画艺术的繁荣景象。20世纪中期，国画更多地结合现实生活，表现出了时代的主题，同时也表现出了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不得不变的新的笔墨。书法方面，因为实用的萎缩而带来的整体颓势，经过“”之后的振兴和近20年专业教育为基础的拓展，也显现出了新的发展前景。在这时代的变化之中，中国书画一方面在传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另一方面融合西法另辟蹊径，它们都为20世纪中国书画多样化面貌的形成贡献良多，为中国书画艺术的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正确认识当代书画的成就以及发展中的问题，将有利于中国书画艺术在新世纪的新发展，而对于像故宫这样的以收藏古代书画为主的专业单位，通过对比，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成就和特点。

郑欣淼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又是部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院，其历史使命不仅是要在已有的宫廷文物收藏的基础上开展各项工作，还要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眼光，认识到当代的艺术精品在未来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所以，故宫应在保持历代书画收藏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当代书画的收藏，使我们的藏品能够保持其发展的脉络，反映出历史延续的特点，这也将是故宫博物院在新世纪发展的契机。”

收藏吴冠中先生作品具有标志性意义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在“奉献――吴冠中历年捐赠作品汇展”开幕式上表示，收藏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是故宫博物院在明确指导思想下的自觉行动，是故宫收藏当代艺术的一个新的良好开端，具有标志性意义。

或许，这标志性意义涵盖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当代艺术、对历史的认识的进步。艺术发展的长河是奔流不息的，前人所经历的一切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艺术品，与古代艺术品一样，同样具有文物价值。所以，故宫要从传承、保护民族文化财富的角度来审视和收藏当今的艺术品。

另一方面，那就是对故宫收藏本身的意义。故宫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故宫以前的捐赠收藏没有太多的宣传和报道，只是给捐赠者发证书。而对于吴冠中先生的捐赠，故宫除举行隆重的捐赠仪式外，还专门为吴先生在午门开辟了为期一月的捐赠作品展，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积极争取新闻媒体的支持，宣传力度大大地加强了。这样，不仅表达了故宫对于捐赠者的尊重和谢忱，而且还晓喻社会：故宫对于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是很有力度的。

当代艺术品入藏标准取决于公众对艺术家的认可度

作为部级的博物馆，入藏故宫的当代艺术品应当有严格的高标准。当代书画作品的“入宫”标准是什么？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这还是个正在探索的过程。因为，过去的收藏主要是顺手而为，没有特别的标准。现在将它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就需要对它进行明确的定位，以更好地甄别、遴选和萃取当代作品。如其他类别的当代工艺品，故宫标准定位在部级大师层次上，或者是社会公认其作品水平很高的范围。目前，书画收藏标准的界线模糊，主要依据书画家的社会地位和公众认可度。最近，故宫准备举办故宫藏紫砂作品展，表现当代大师们的精湛技艺。此后，故宫还将适时推出其他门类的当代艺术精品展。征集当代艺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多了，征集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当代艺术杰作多了，将有利于制定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标准。这样，从博物馆的性质来说，或者从研究某一门类艺术品的延续性、传承性来说，都是很有好处的。

故宫入藏当代艺术品，从学术角度来评判艺术家及其创作的艺术品，将为艺术品市场提供一个金钱之外的价值尺度。

第3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精品文物迁址保存。这批文物在经历了南迁、西迁、东归的颠沛流离后，最终一分为三。一部分入台；一部分回归北京故宫；剩下的一部分，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1987年6月，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前在吉林大学任教多年的新院长雄心勃勃，想要在自己手上收回故宫流散在外的文物，打造一个完整的故宫博物院。

“这个问题要从国家统一的大局来考虑。我们大陆内部的文物问题都解决不了，将来怎么要求的文物完璧归赵呢？因此，我就产生一个想法，要办成完整的故宫博物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张忠培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批故宫南迁文物。

这批文物共2211箱。1960年，故m博物院和江苏省文化局签订协议，约定“寄存”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由后者代管。本来约定最多寄存两年，由于种种原因，一存就是55年。

故宫慈宁花园宝相楼的佛堂里，已经空了80多年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依然空着。

辗转迁徙路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

车上装的，是故宫博物院精选、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逼华北，为使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决定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

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之后，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了专门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为此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批文物又踏上了西迁之路，分别运往贵州安顺“华岩洞”（ 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2900多箱来不及运走，滞留在南京。

1944年，梁匡忠的大儿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1946年，二女儿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因而取名梁嘉生。

抗战胜利后，分散三地的文物先后运抵重庆，于1947年回到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朝天宫库房对面的院子现在变成了江苏省昆剧院，当时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家属院。1947年5月，梁金生在这里出生，因南京又称金陵而取此名。

朝天宫库房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2000多平方米。

梁金生小时候喜欢在库房后山上跑着玩儿，也经常跟大人坐马车去位于中山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院前身）玩儿。车夫坐在包厢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有时坐在车夫旁边，车底下有一个大铜铃，用脚一踩，啷当啷当地响。

1948年底，政府开始将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共计2972箱，约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后藏于。

1949年1月，梁廷炜作为押运人，带着妻子、二儿子和大孙子梁峨生随第二批文物登上招商局“海沪轮”。本以为是短暂离开，没想到成骨肉诀别。1972年，梁廷炜在台湾去世。

梁匡忠则奉命留守南京。他和自己的另外两个孩子，在南京迎来了解放。除了赴台的15人和辞职的，南京分院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有十四五人，梁匡忠担任库房保管。

解放初期，常有飞机来扰。警报一响，梁金生就跟着大人跑到朝天宫库房地下室躲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进到朝天宫库房里去。抬起头，能看到所有窗上都贴着防止玻璃炸碎伤人的“米”字条。

1951年，梁金生的妹妹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宁生。

解放后，南迁文物开始分批返回北京故宫。1953年，梁匡忠押运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也随其北上。

回到故宫后，梁匡忠担任了库房保管员。下班后，常有政治学习。6岁的梁金生经常佩戴着家属证来故宫给父亲送饭，顺便在故宫四处溜达，抓蛐蛐，逮蚂蚱。那时故宫院里有很多杂草，他和其他一些家属小孩常在假期里来故宫除草，赚点书本费、学杂费。

1956年，梁金生的小弟弟在北京出生，取名梁燕生。

委托代管

整个50年代，故宫分三次从南京分院运回了南迁文物。

根据故宫官网记载，南京分院的文物迁台后，尚存11178箱。1950年，从南京分院运回1500箱。1953年，运回716箱。1958年，运回4027箱。

根据这个记载，三次共运回6243箱文物。不过，故宫在别的场合又提到过，共运回“8000余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1933-1952年在任）的孙子马思猛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大约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总之，一个被认可的数字是，2211箱南迁文物留在了朝天宫库房。约10万余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

1960年，故宫博物院撤销了南京办事处（南京分院1954年改为此名）。经北京市文化局（当时故宫归北京市领导）和国务院文化部批准后，故宫与江苏省文化局签订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移交接管协议书》。

协议规定，将现有工作人员5名，连同朝天宫库房建筑、工作室66间，以及家具、图书等物，全部无偿划归江苏省文化局。对于这批文物，则约定：

故宫博物院现存南京办事处库房的2211箱文物仍原箱不动存放库内，由故宫博物院编号造册点交寄存，寄存时间至迟不得超过1961年底。

协议还附上了委托代管文物箱册等各种清册。之后，江苏省文化局将库房等设施分配给了南京博物院使用。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故宫没有如约在1961年底前将文物运回。南京博物院致函故宫，双方商定，延期至1964年底，最迟不得超过1965年。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引发了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文化浩劫，故宫大门关闭。运回文物之事，再也无人提起。

徒劳无功的交涉

故宫重新开始交涉这批文物，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国家文物局两次发文给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省文化厅催办，无果。

1987年5月，故宫派人去南京，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季根章建议他们直接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徐湖平商谈。故宫人员在南京博物院见到了徐湖平，但无功而返。

就在此时，张忠培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上任后，加紧了解决此事的步伐。

出生于这批文物迁徙路上的梁金生，再次与这批文物结缘。1979年，故宫统一对外招考人员，他通过考试进入了故宫，正式成为这个“故宫世家”的第五代 传人。1985年，他成为保管部总保管组副组长，负责文物总账的管理、文物征集和点交等，后来又担任了故宫文物管理处主任。

1987年7月，故宫电催江苏省文化厅，得到了干脆的答复：希望故宫支持，将全部文物留下。

张忠培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当年的协议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签订的，在法理上这是故宫和江苏省文化厅的关系，和南京博物院没有直接关系。

张忠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被告知首先要由上级主管单位文化部或国家文物局进行行政调解，调解无效才可以诉诸法律解决。

随后，张忠培找到国家文物局，请国家文物局调解此事。同时，张忠培以一年8000元的酬金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故宫法律顾问，开始做诉诸法律的准备。故宫后来成立法律处，即起因于此。

1989年起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文物局要管全国的文物事宜。对于南迁文物这个遗留问题，当然要关心。原则上就 是要‘恢复原状’，返回故宫。具体怎么弄，还得双方协调。国家文物局原则上还是支持故宫的，因为文物有完整性问题。有些文物跟故宫息息相关，对研究故宫的 历史和文物收藏史都很重要，放在故宫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样的事情并不只这一例。马自树谈了这样一件事：后期，西哈努克要来参观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为了做好接待工作，洛阳市文物局从故宫借 了慈宁宫一座佛堂的所有佛像。上世纪80年代，故宫要求归还，国家文物局表示支持，但始终无果。“河南这个问题没解决，南京可能觉得左邻右舍是这样，那我着什么 急。”马自树说。

1988年两会期间，张忠培找到了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顾秀莲，当面提起此事，顾秀莲表示回去了解情况。

这年5月，张忠培再次派人前往南京交涉。

故宫方面提出了对这批文物的处理意见。双方先共同开箱清点、造册，故宫再将几类东西运回：一是离开故宫就不能真实反映文物意义的藏品。例如700多尊 “大清乾隆年敬造”款铜佛，原为慈宁花园宝相楼佛堂的原状文物，现在该佛堂楼上的700多个紫檀佛龛一直空着，一旦把这批铜佛运回，佛堂即可完整恢复原 貌。而在南京只是佛像而已，含义是不一样的。二是配套类的，如罐盖。 罐儿在故宫，盖儿当然应该拿回去，才能保持文物完整。三是故宫缺门的或稀少的。余下的，可按一定比例由双方分配。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对方说，故宫和南博都是国家的，这批文物也是国家的，放哪都一样。故宫长时间不取走，说明对这批文物不重视。而南博保管了这么多年，对这批文物已经有了感情。

几乎每次的商谈都是重复这些内容。f急了，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就会缓和气氛，说，哎该吃饭了啊，今天我请客，咱们吃刀鱼！

1988年底，张忠培听闻南博展览了南迁文物，就派人赴南博了解情况，并在展厅里拍了照片留存证据。

张忠培从院办秘书处拿到一张台湾报刊的影印件。上面的报道提到，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表示，一旦两岸统一，应让南迁文物回归北京故宫。“我一看到这个报道，就想院长都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这些人却没有。”张忠培说。

“不能拖到下个世纪”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故宫文物回迁问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9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将关于故宫南迁文物处理问题的情况报告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时任政治局常委批示：先由文物局或文化部协调处理，是否报中央，视进展情况再定。

1992年7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主持召开了各方参加的协调会议，商定清点工作从当年9月开始。

为此，故宫组建了清点小组，花数万元印好了账册和封条。

不久后，故宫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负责人口中收到了南博的一个口信，称南博要在年底举办院庆活动，清点工作不能如期进行。

等待一年之后，故宫再次致函南博两位院长，请他们亲自过问此事，以便尽早开始清点工作。

但清点工作始终无法开始。

1996年6月，故宫博物院提出了关于解决方案的请示：一、4000余件杂项，即“宫廷文物”，全部运回，因为这部分文物只有放回故宫才能发挥其应有 的历史作用。二、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文物的作用，并报偿南京博物院多年来的工作，关于10万件瓷器中重复的，拨南博一部分，具体办法是：相同瓷器在 10件以上，50件以内的，按二、八分成（故宫为八、南博为二）；50件以上，100件以内者按四、六分成（故宫为六，南博为四）。如此，约有三分之一的 文物将留给南京博物院。

12月，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化厅举行了座谈会，决定开展清点工作。

1997年4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带队，再赴南京。

马自树参观了朝天宫库房，在地下一层见到了一部分南迁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箱盖的钉子已被起开，故宫博物院的封条也被拆下。已开箱的文物一部分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厅中展览，一部分仍在箱子里。他在库房见到了一些木质牌位，保管得不错。

马自树一行与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博物院举行了会谈。

马自树说，张文彬局长来了以后，对这件事很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个世纪的问题要在这个世纪解决，我们这一代的事 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不能拖到下个世纪。东西是故宫的，应回故宫，当然都是国家的。南京在保管这批文物的工作中是功不可没的。这次来，就是商谈落实清点工 作的具体安排。

南京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后，因为当时要搞院庆，拖下来了。现在南博盖好了新库房，保管部这一年的任务是搬迁文物到新库房，很忙。

故宫博物院一位副院长说，1992年到1997年6个年头了，再拖，我们这一代就完不成任务了。不能再拖了，人生有几个6年呢？

对方说，库房电线老化，电的问题一拖，事情一多就又拖下来了。电要重新换一下。

马自树说，电的问题好办，只要库房里可以照明就可以，现在谈谈这项工作的启动。要有个进程表。

下午继续会谈。南京方面再次提出了文物应留在南京的意见。马自树说，你们这样做，把去年12月的座谈纪要全，我们回去无法交待。

对方说，对人民能交待就行了，我保护好就行了，现已经是博物馆的财产了，你把账给我，局里一批就行了。他还说，文物局、中央领导要听听我们的意见，要听进我们的话，不要一谈南京问题就是你们要顾全大局，好像我们不顾全大局。

马自树说，这是客观的悬案。南迁文物故宫委托江苏省文化局代管，南博对这批文物的保管是功不可没的。这是文物局一贯的看法，南博催过故宫，故宫由于 “下放”“四清”“”等运动没能运回，这些都是事实。文物局的观点是端正的，这是历史问题。这次我们来就是落实清点的共识问题、住宿问题，没想 到落实不了。看来思想上还有些问题没解开，还有些问题我们没听到。关于处理问题是最后一步的问题。要承认历史，也要承认现实。现在，大家都忙，可以不可以 清理，我要一句话。

对方说，现在没办法清理，没有人员。

商谈不欢而散。

国家领导人调研

根据故宫官网，1997年9月，视察故宫博物院，李铁映和贾庆林等陪同。

领导人就故宫南迁文物、筒子河治理和故宫地下展厅等问题进行了调研，针对南迁文物问题提出了三个处理原则：一、明确这批文物是属于故宫的，要在国家文 物局的主持下进行清理、登记、造册。二、这批文物现在要全部运回故宫也不现实，但那些不放在故宫就不足以体现其价值的文物和故宫原状陈列需要的文物，要送 回北京。三、大部分文物还是要留在南京，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故宫博物院也可以在南京建个分院。

根据南京博物院主办的学术期刊《东南文化》，10月10日，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江苏省副省长俞兴德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博物院。上午9时许，李铁映一行来到朝天宫库区，逐层查看了库房的文物保管保护情况，并打开了一些箱子仔细观察。

11月，根据领导人的指示，国务院针对故宫“南迁文物”下发了通知。

故宫向国家文物局表态，将派员南下，参与清理、登记、造册工作。

这期间，出了一个插曲。

1998年，国家文物局获知，南博在日本举办了一次文物展览，日本NHK以此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镜头里，南博朝天宫库房的大铁门徐徐打开，摄像机推进，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库房里开箱，把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箱子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清晰可见。

国家文物局请来了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观看这盘录像带，听取他的意见。张忠培记得，录像中有南博领导开箱的镜头。

不过，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迁的，还有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古物陈列所去台湾后，没有运走的一批文物就拨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南京博物院前身）。由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主要来自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清代皇宫文物，与故宫的南迁文物同祖同宗，形式上、制作上都一致，所以单从南博陈列的展品上，并不能说明是来自故宫还是古物陈列所。

各执一辞

1999年5月和8月，为落实国务院通知，国家文物局召集江苏省文化厅、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关负责人，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举行了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开展清理工作，由财政部拨给专款，清理阶段不涉及今后的管理问题，要求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

会上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文物局一位副局长担任组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钱林祥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担任副M长。又成立了清理工作小组，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牵头，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领导参加。

“改革开放后，很多规律发生变化了，强调物产权。现在对地方文物不能简单采取调拨了。”钱林祥认为，“但这样僵持下去，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交代。应该让这批文物与公众见面，发挥最大化社会效益。”

会议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呈报了会议纪要。国务院领导指示，在清理过程中要注意不得损坏，更不能丢失。

会后，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处长在4个月内6次致电或亲赴南京，催办清点工作。对方总是答复，正全力忙于南博新馆的筹备、开放工作，或新馆开放后人员跟不上，没有精力做清理工作。并建议，先落实国办通知中恢复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意见。

2000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江苏省政府发函，请其敦促南京博物院支持故宫“南迁文物”的清理工作。函中称，如果江苏省政府积极敦促后，南博仍无限期 拖延，则建议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于故宫和南博之外抽调其他文博单位业务人员组成精干的清理工作小组，全面承担清理任务。

6月，江苏省政府向国务院发出请示，提出了这批文物应归南京所有的几条理由。

其中一条理由，是刘北汜的《故宫沧桑》中的记述。刘北汜曾任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他所著的《故宫沧桑》里写道：“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的绝大部分从1951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小部分拨交南京博物院。”

另一条主要理由，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江苏方面称，1961年签订协议时，吴仲超（1954年～1984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向江苏省文化局周局长口头承诺：“过了1961年底不来取走，文物就算你们所有。”1979年，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专程赴京拜会吴仲超，吴仲超表示，这批文 物就留在南博。

江苏省政府提出：留在南京的这批文物经故宫多次筛选，精品已被运回，剩下的宫廷文物，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可谓微不足道。而对南京博物院来说可以补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南京博物院经过几十年建设，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已经达到国内先进博物馆水平，为保护利用这批文物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京博物院实际上承担了近半个世纪的保管责任，1959年后，故宫博物院对这批文物的保管从未过问，尤其是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南京 博物院的专家和干部职工冒死坚守，这批文物极可能毁于一旦。文物搬来搬去也易于损坏，而且过于集中也不利于避免突发性灾害带来的损失。

对此，故宫方面回应，刘北汜是以后调到故宫的，对以前的工作并不了解，况且《故m沧桑》是他私人著作，也不能代表院方意见。而吴仲超的口头承诺没有任何记载，没有法律效力。

故宫称：故宫将朝天宫库房移交给江苏省文化局后，也一直与该局联系，对未能将暂存文物取回表示了歉意，只是在“史无前例的”中中断了联系。经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灾难。

会见老院长

2000年后，对这批文物的争执之声渐渐弱了。

但故宫的老人一直不能忘怀这批文物。他们认为，不管最终如何解决，现在无论如何都应该先完成清点。因为关于这批文物社会上一直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丢了，有人说让日本人拿走了，到现在对公众都没有一个解答。故宫在院史上必须要有这一笔。这批东西到底怎么了？对历史应有一个交待。

82岁的张忠培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一件往事。

2001年，他向故宫和国家文物局建议，邀请前一年刚刚卸任院长的秦孝仪来大陆访问，得到采纳。秦孝仪是老党员，的笔杆子。早在1994年张忠培去台北访问时，就与他相识。

秦孝仪来北京时，张忠培去机场接机，汽车直接开到已经关门了的颐和园。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颐和园的一个亭子里宴请了他，张忠培等人作陪。

席间，秦孝仪说，自己要说一件事。

第4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此后，萧子升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等职务，可谓红极一时。但是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宫盗宝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本文通过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为这一冤案中的萧子升昭雪。

北京故宫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建筑群，在580多年的历史中，它以无与伦比的雄伟壮观以及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而蜚声海内外。故宫又称做“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代又一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又一段的屈辱与抗争。

故宫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毫不夸张地说，它收藏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里面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令人流连忘返，当然也令一些非法之徒垂涎三尺。因此，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到新中国时期，都屡次发生过和故宫有关的盗宝案，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32年8月，前后历时16年的易培基、李宗侗监守自盗的“故宫盗宝案”了。

萧子升(1894-1976)，名瑜，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蔡和森同为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得意门生，1918年与共同创立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

后来，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1934年担任北平农事试验场长，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病逝。

故宫与萧子升，这两条看似永远不会有交叉点的并行线，却随着1932年8月发生的“故宫盗宝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萧子升会与如此惊天大案扯上关系呢?他究竟是遭人诬陷还是监守自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起“故宫盗宝案”的来龙去脉。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6月18日，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以病不克北上，于是电请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子升)、吴瀛代办。此后不久，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子升是该院的秘书长。另外一种说法是，萧子升因与易培基的师友关系，在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通过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尽管职务有所不同，但萧子升的确在故宫担任了职务，而且毋庸置疑地是，他和易培基关系亲密，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时，故宫在旁人看起来可能是财富宝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3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经费一直是令易培基头疼的问题。为了弥补院里开支，易培基无奈之下，决定处理一批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包括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绸缎等类物品。这从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中所介绍的一份《故宫博物院处分金砂、银锭、食品临时监察会规则》中得到了印证。

可是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了。1932年8月29日，在处理完3次遗留物品后，有人控告易培基侵占、盗卖古物，从而拉开了整个“故宫盗宝案”的序幕。1933年1月9日，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辩，针对指控一一反驳，并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提出反诉。

《申报》记载如下：“张崔振华(张继夫人)告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一案，兹悉易氏于昨日上呈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司法部，控告张崔振华及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通同舞弊。”

1933年10月22日，易培基再次呈行政院、司法行政部，请依法罢免郑职，归案讯办。

关于案件的具体环节以及易培基、李宗侗与张继夫妇的怨仇，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详加阐述。萧子升正式与“故宫盗宝案”发生联系，是在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以“侵占、伪造、背信、妨碍公务”等罪名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而萧子升也出现在了这份公诉名单中。

根据《申报》1934年11月5日转载的书记载，萧子升被的具体原因，书作了如下阐述：“又同年易培基充任农矿部长，浮报农业试验场民国十八年六月份维持费一千五百元……又共同北平档案管理处萧瑜，浮报该处民国十七年三个月垫借经费一千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一分。及共同正定棉业试验场场长崔燮邦及萧瑜，浮报该场维持费一百二十元均分吞没。”

由以上事实中，我们似乎看不出萧瑜与“故宫盗宝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的罪行属于贪污公款。

可是，1934年10月29日的《申报》上，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萧瑜与故宫宝物的关联。这一天《申报》报道的标题是“萧瑜私运古物案”，具体内容包括“前农矿次长萧瑜夫妇私运古物十箱，被法海关发觉扣留，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由外交部令法公使馆详细查复外，行政院并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予查办，该会日内将开会议，讨论此案。”

在1934年10月24日《大公报》上，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曾任农矿次长平大农学院院长兼差炫赫一时的萧瑜夫妇，竟有盗运古物百箱，在法境马赛被扣之说。”

前后3次报道，出入却是如此之大，书中萧瑜的罪行是贪污公款，且罪犯只有他一人；而在《申报》、《大公报》上，萧瑜的罪行则变成了“盗卖故宫文物”，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同案犯。而且，这两家报纸所报道的具体盗卖古物数量差距很大，《申报》说的是私运古物十箱，在《大公报》上则变成了盗运古物百箱，数字出入巨大，不由得使人怀疑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所谓萧瑜参与“故宫盗宝案”，当时就是“莫须有”的，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针对“盗窃故宫宝物”这一严厉指控，萧子升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于是1934年12月21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萧瑜启事》正式为自己辩白，其主要意思是“本人奉命出国考察农业，到欧已将一载，如马赛所传属实，亦或故宫古物果有丝毫非法牵涉之处，均愿受严重处罚”。

调查方特意打了电报去问驻法的顾大使，顾少川(顾维钧)来电说查无其事。他们不信，又派了法官亲身到马赛，结果还是没有。当时，萧瑜前往法国结婚，做了旅法华侨，并未回国。按照国际惯例，本国人在本国犯法逃往外国，

只要不是政治犯，政府可以引渡回国。萧瑜如果真的偷运宝物，被法国海关扣留，为何不商请外交部照会法国政府，引渡萧瑜回国依法惩办?由此可知，关于萧瑜盗宝纯属无中生有之诬陷，并没有真凭实据。

易培基为了不连累萧瑜，在给吴景洲的一封信中再次重申：“马赛事本欲冤不佞，及法使电复绝无事，不知何事累及吾友(指萧瑜)。”经过了几方印证，才最终使萧子升与“故宫盗宝案”摆脱了干系。

可即便如此，“故宫盗宝案”还是对萧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由于原告一方不断扩大虚假情节，积非成是，萧瑜家乡不明真相者亦谣传“萧子升偷故宫‘金鸭婆’逃往法国”，他因此被迫流落法国、瑞士。从此之后，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

直至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所谓的“故宫盗宝案”。1957年8月，萧子升在迟暮之年立下遗嘱，表明了他对“故宫盗宝案”要彻底昭白天下的强烈愿望。遗嘱中说：“现在将些相片慎重寄于你们，望你们过细一看，慎重保存，我等个时机要将它影印出来，四处分送，使世人明白真相。万一我去世了，你们务必在我去世之后，赶快将它影印出来，到处传布。你们只管在国内外不断的邮寄与报馆、学校、当局、时人。”“这是你们所最应该做、最高兴做的事情了。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悲伤，只做此事认为痛快；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做别的追悼，只做此事便是最有价值的追悼……以后你们每年要纪念我、追悼我，最好就加印加邮一次，你们对我及孝隐夫人的孝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崔振华已死，你们更可公开的大做了，并可将我的题跋也影印出来，一同寄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遗嘱!”

由此可见，“故宫盗宝案”对萧子升的一生产生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萧子升终于得到昭雪。1999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述盗宝案作了甄别，并已确认是一场冤案。”

这个65年之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萧子升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但历史终究给出了公正的答案。

当我们回过头来，从头研究这起“故宫盗宝案”时，总会有一种疑惑，为什么当时已经和“故宫盗宝案”脱离干系的萧子升，却被这起无中生有的案件困扰了一生，甚至直到今天，海内外还有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和“故宫盗宝案”联系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起“故宫盗宝案件”前后历时16年，牵扯人物众多，既有易培基、李宗侗这些故宫的管理者，也有张继夫妇这样的民国名流，因此影响巨大，而萧子升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位参与者，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故宫这一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必然会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因而发生在故宫里的盗宝案也会格外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教书，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这二者的结合也会引发人们的无限猜想。

第5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据称，故宫博物院内有“四道防线”，即人防、技防、物防、犬防，在“人防”方面，靠的是人海战术；在“技防”方面，故宫在一级风险地点装有最先进的设备和至少三种复核手段；在“物防”方面，故宫安装了大量的铁栅栏、铁窗、防爆玻璃和铁柜，并进行了加封加固或更新；在犬防方面，故宫的犬队担负着闭馆清查、施工工地夜间蹲守和突发事件安防等任务。但这些都没有拦住盗贼，文物仍然被盗了。档案安全和文物安全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它还可能涉及国家的安全。因此，作为档案工作者也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档案安全万无一失。

故宫博物院有着上述“四道”防线，故宫保卫处又以人数之多(超过240A)被称作“京城第一保卫处”。故宫还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在运行，真可谓安保措施“到位”了吧。那为什么还会让盗贼钻了空子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在其博客中针对这次被盗案件讲了四大反思，我认为说的很到位，其中讲到“人防技防物防不如心防。单纯的技术防范，在上世纪50年代的欧美已经结束。观念预防，即以心防为主。人们在想。故宫是收藏国宝之地，必然是各种技防硬件汇集之处。但事实证明，最有效的防范，不是软件，而是心防。”

“心防”我的理解就是用心去防，就是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心到措施才能到，心到措施才有效。所有的技术措施还是要由人来操控，所以，人是第一位的。我想，国家档案局提出的“十二五”期间要大力推进三体系建设，其中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列重要位置，首要的就是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和相关人员的档案安全意识，树立档案“大安全观”。档案记载了历史，档案见证着历史，每页档案都是祖国的财富，因此不能有半点闪失，特别是不能因为思想麻痹、工作不到位，而给档案的安全带来隐患。档案工作的所有环节，都要在保证档案安全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必须把档案安全作为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档案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

然而，在我们平时对一些单位进行档案业务指导或安全检查中，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或部门领导不能说不重视档案工作或不重视档案安全，但真到了具体事情上，档案却很难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他们的重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由此带来的就是各种档案安全的隐患，如把档案库房设在了很不利于安全保管的地下室、车库、伙房等地方；档案安全保护制度虽制订了，但落实并不到位，没有人去考核和检查，有些安全检查记录是应付上级检查的；档案人员换了又换，有的连档案保管保护的基本常识都不懂；给档案室安装了视频监控，加了防盗网，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疏于严格的管理和检查等，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最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

故宫文物被盗案件再一次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档案安全慎之又慎。缺少真正的档案安全意识，也就缺少档案安全的责任心；没有档案安全的责任心，就没有有效的档案安全保护措施。档案安全意识不强，有制度也只能“上墙”，落不到行动上。因此，要确保档案安全，首先要从领导抓起，要从安全意识抓起。总之，要用“心”去抓档案安全，档案安全才能让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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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南迁文物三顾金陵

1933年2月，一个料峭的寒夜。在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大批宪兵和故宫警卫的严密护卫下，满载首批南迁文物的专列由北平前门火车站徐徐驶出。18节车皮里，大都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古籍善本，可以说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其中更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文物列车一路悄然潜行，夜间逢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车顶四周架有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沿途所有列车都要给文物专列让道。一路紧张辛苦自不待言，而当火车终于抵达南京浦口站的时候，押运官却收到了原地待命的通知。在焦急等待了20来大后，终被告知因南京没有符合条件的合适存放地点，文物将被迫转运至上海法国租界存储。难道偌大的南京城居然容不下这2000箱南迁文物?中华文物还非得仰外人鼻息?非也!原来内部派系林立，这故宫义物南迁牵扯到相关人士的切身利益，为从中渔利，太多的人在暗中争夺文物存储的权利。暂时迁往上海，是相关各方妥协平衡的结果。“国宝迁沪”派的代表人物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平息纷争，公开表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这是故宫南迁文物与金陵古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宛如蜻蜓点水一般倏忽掠过。

文物存放上海，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查上海一埠，华洋杂处，夙多莠民，为时既久，难保无窥伺之心。”再加上“每逢夏令，黄梅应候，霉蠹发生，滋蔓极速。”因此，国民政府行政院接受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提案，决定从速筹没故宫南京分院并建筑南京库房。自1935年起，南京朝天宫保管仓库开始修建。对南迁文物的新家，国民政府可谓不惜血本，库房设计与时俱进，“拟仿欧美最近新法，采用书库钢架式。计造四层库房，全部材料均采用钢骨水泥。新库式样略采中国式建筑意味，融合朝天宫之旧建筑，以增美观。”同时警戒防范措施也是一流的，采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紫外线电光警铃”。库房的建造进行了公开招标，除库门由美国约克银箱银库公司制造外，其余多由上海的公司中标。如“人造空气机件暖气卫生设备由上海清华公司、通风设备由上海北极公司承揽”。

1936年底朝天宫库房落成，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存沪古物移京存入新库”，终于告别了寄人篱下的窘境。这是故宫南迁文物第二次光临南京，但可惜好景不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再度踏上迁徙之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人员“历时两年，辗转万里，备尝艰辛”，分水陆两路，将朝天宫库房里的百万件南迁文物安全送到了四川的峨嵋、乐山和贵州的安顺等偏远地区。日军占领南京后，朝天宫库房尚有少量来不及抢运的文物被日军接管，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和清宫玉牒、内务府档案等南迁文物。贪婪的侵略者甚至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上的建筑构件“吻鸱”拆下，运回日本。

1945年抗战胜利后，藏在川贵大后方的故宫南迁文物又踏上了返宁之旅。从陪都重庆返回首都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不仅要走水路，还有崎岖漫长的山路，精贵的国宝多有“粉身碎骨”之虞，因此国宝返京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打包装箱。最终还是采用了琉璃厂老古玩商的独门绝技：将每件国宝均以数层棉纸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填充棉花，最后再钉盖贴封。如此这般，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故宫南迁文物又第三次来到阔别有年的南京城，还是存放在朝天宫仓库。

1948年，在即将撤离大陆之前，授意将在南京的南迁文物精华2972箱运往台湾，之后以这批去台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解放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撤销，代之以南京办事处。滞留在南京的余下的一万多箱故宫南迁文物开始陆续运回北京，至今仍有2211箱近10万件文物留在南京朝天宫库房，其中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沪上寓公”全面盘点

1933年3月5日，故宫博物院及北平古物陈列所第一批南迁文物抵沪，存放于法租界的上海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号中央银行堆栈。堂堂中华国宝，却要委身于外人屋檐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不过洋人的“奇技淫巧”并不仅仅体现在船坚炮利上，其修建的仓库也端的是坚固无比!据说库房有两个圆形大铜门，有360多位数的密码，极其复杂。在非常时期，文物安身之所的安全才是第―位的!这以后，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亦随之成立，故宫文物共“分五次装运南下，度存沪栈”。

风起于青萍之末!就在“国宝迁向”问题告一段落、“鞍马劳顿”的文物刚歇下脚来不久，内部在文物南迁上的派系之争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爆发而达到高潮。尽管历史证明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纯属子虚乌有，但在当时舆论大哗的情势下；故宫文物的点收审查工作已势在必行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迫于形势，易培基引咎辞职，避居于上海法租界当起了寓公，一门心思应付官司。

其时，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堪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比肩，因此易院长的职缺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但呼声最高的金石学家马衡却坚辞不就，最后还是在的过问下才勉强接任。1934年1月24日，新院长马衡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他上任伊始，即抱着“根本改进之决心”，开始同时清点故宫迁沪、留平文物，因为马院长深知故宫文物“不经切实整理，无从议及保管问题。”而“点查不能竣事，则易案真相终不能大白于社会!”

所有存沪南迁文物共计13427箱又64包，而每一箱又有几十上百不等的件数，因此可谓“浩如烟海，点收审查，至非易事!”在马院长殚精竭虑多方奔走下，全面盘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经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议：“关于点收存沪古物一案，当于一年限期内完成。”并且必须按照以下四点原则严加办理：“(一)点收分组数目交由教育部派监盘委员与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商定，但必须监盘委员在场实行严密监视；(二)为增进点查效率，并免除重装时损坏物品之危险起见，故宫博物院应加雇专门装箱人才；

(三)一切点查物品均应详细登记，凡有疑问者，均应注明待审查字样；(四)所有字画应在该件之适当地位加盖印章由教育部颁发，以重信守”。“其他贵重之件应随时摄影备案”!

然而直到1937年6月，南迁文物的全面点查和验收工作才大功告成。计：“古物馆在沪箱件共2631箱，完成点收手续之箱件概按次以‘沪’字编刷新号于箱之五面。是次新编箱号计自沪字第一号挨次编至沪字第二千六百三十一号，并编印点收清册。”依次类推，图书馆南迁箱件1415箱、文献馆南迁箱件3766箱、秘书处南迁箱件5608箱，各件分别用“上”字、“寓”字和“公”字逐一编号并编印“存沪文物点查清册”。或许是巧合，这四字编号合起来正好是“沪上寓公”，不仅字面上颇有些许揶揄和无奈，好像还昭示了文物的命运和老院长何其相似乃尔!

在点收文物期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查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江宁地方法院以调换珠宝、据为己有等罪名，对易培基等人提起公诉。由于易培基住在上海法租界内，无法传唤到庭受审，但其在北平、南京、上海的住所都被查封，财产也悉数充公。1935年5月至8月间，法院请来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帮助鉴定文物真伪，并将认定的赝品、伪作封存起来，共计62箱。法院认为，清宫古物中不应有赝品，因而赝品和伪作必是故宫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伪易真，于是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易培基百口莫辩。尽管他多次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等部门提出申辩，但均没有人敢为他说话。

实际上，当初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非常粗略，而清宫藏品中原就不乏赝品、伪作，据此来作为易培基盗宝的罪证未免牵强。公允地说，自1929年2月易培基正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直到1933年9月他被控盗宝前的这段时间，正是故宫博物院各项业务走上正轨，有较大发展和建树的时期。但囿于种种因素，易培基任内文物盘点工作差强人意，再加上“古物南迁之忙乱事实”，难免授人以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江宁地方法院再次对易培基等人提起公诉，但缺席审判的易培基已含冤病逝于沪上。而此时他一生为之魂萦梦牵的故宫文物又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旅途。此后，上海、南京沦入日寇之手，国民政府各部门纷纷西迁，这个案件也就不了了之，最终以“不予受理”而告终!

国宝巡展举世惊艳

文物不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私有财富”，它还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宝藏”。可是由于时局关系，这些“南迁”的宝物却纡尊降贵，尘封在库房里，过起了“沪上寓公”的隐居生活。别说世界人民无缘得见，就是本国民众，也无法品赏这些精美的瑰宝。但常言说，是金子，就总会发光!故宫的南迁文物“卧薪尝胆”，终于等来了令世人惊艳的一天!

1934年，为了庆贺于次年举办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的银禧庆典，英国资深的中国艺术品学者、收藏家戴维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发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向中国方面发出了邀请。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相关历史背景：经过清末民初的文物流散狂潮，到20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遗珍数量之多已有如恒河沙数，欧美东洋所积累起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几可与中国本土相匹敌。单拿这次展览来说，以英法为首的14个国家送展的中国艺术品就多达2344件!就发起人戴维爵士而言，其私人收藏中藏有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仅此一件，便富可敌国!因此戴维发起该展览的目的意味深长，虽然在致中国方面的备忘录里其号称办展是为了“谋中国艺术品之国际欣赏，藉以增进中英感情”，但又何尝没有炫耀之意甚或窥探之嫌呢?

要不要应邀到国外举办文物展呢?经过反复斟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传播中华文明，提升国家形象为目的，从故宫南迁文物中“选取书画金石陶瓷各项珍品，运往英伦”参展。为此，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召集理事会议，决议“关于选取故宫物品参加英伦中国艺术展览会，如英国政府对于物品之安全，自起运之地点起，能负责充分保障，则可赞同!”为保证国宝的万无一失，南京国民政府“迭电驻英郭(泰祺)公使详加磋商”。经协商，中英双方就展会达成共识，决定组成由“两国元首为监理，两国行政首长为名誉会长”的专门理事会管理一切，公推李顿爵士为理事长，由英国海军派遣军舰负责押运多达93个集装箱的中国参展文物，并在伦敦艺展前后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各举办一次展览，同时配套印行《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值得一提的是，时隔70年后，这套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精印的四巨册蓝缎烫金本《展品图说》也成了“文物”，在拍卖会上风光无限。

这是故宫也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出同展览，因此南京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伦敦中同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由王世杰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在上海外滩仁记路(今滇池路)口中国银行故址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并租用了中国银行仓库三大间，以备临时存储参展文物。筹委会专门委员经过精心遴选，选定了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735件古物，包括西周晚期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故宫藏品中的顶级珍品。在出发之前，这批蛰伏多时的国宝在上海中国银行故址举行了为期四周的预展，一时万人空巷，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唤起了久违的民族自豪感!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中国艺术同际展览会在英同皇家艺术学院的所在地波林顿大厦举行。来自古老中国的绝世珍藏一经展出，便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震撼!42万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观众躬逢其盛，为之倾倒!他们通过观瞻，加深了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对危亡中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了解。

故宫国宝从英伦载誉归来，按照计划在南京进行展览。虽已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但首都人民的参观热情却不亚于这“火炉”天气。这是故宫文物巡展的最后一站，远涉重洋都没有发生什么安全事故，现在同到家门口，还是首善之区，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可就在展览行将结束，一切就要功德圆满之际，意外发生了!

据伦敦中国艺展筹委会提交的记录称：1936年6月29日“下午七点，远东清洁公司工人杨有贵在本会第二陈列室因手持之打蜡拖把汗多滑脱，以致拖把柄尾冲至宋郭熙绢本设色山水画幅上，冲裂破痕一处。……”自知闯了大祸，那杨姓工人是面无人色，要知道就是把他卖了也赔不起啊!不幸中的万幸是“冲裂处尚未脱落”，于是便有了补救的可能。展会的工作人员紧急请来“荣宝斋”的能工巧匠，“当场修补完竣，完整如常，仍行陈列原处。”丝毫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展出。

第7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我退下工作岗位已经快两年了，就是人生走的一些路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偶然性，有时候也感到好像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很有意思的。我想，这是一个巧合吧。我就谈我的一些偶然的事件，最后就偶然到故宫来。

首先我谈我第一次到北京来是偶然的。当时我正在陕西上高中，当时我有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我在西安的火车站，进去以后是大堆的人流，我就跟上去，最后到上火车说，这是到北京的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上人满满的，包括货架子，卫生间，到处都是人，我们到北京以后，十一月份，有人就给我介绍，说这是皇宫，我要看的。因为我们毕竟学历史知道这是我们的首都，首都有个故宫。有人跟我说，你从景山公园上，万春亭的最高亭子上可以看到，我就去了。去了看到以后，确实看到很神秘的，也就是看到故宫的一个印象，感觉到他好像一个老人一样，经了风雨的，这是我的第一次偶然。

第二次偶然是我调到北京来，当时是1991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了15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政策学》，当时一个副主任，我不认识，名字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见到我，他说郑欣淼，你这个郑欣淼，哎呀，我还找你，我看了你的《政策学》，写得还不错，你愿意不愿意到北京来工作。我说，我想一想，有一些人不赞同，说我们陕西很多老革命，老革命多啊，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他们在北京都回来了，都回到咱们这了，他说年龄也不小了。当时我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是我反复考虑，最后就决定来北京。我说这是一本书带来的偶然性。

1995年，我在四十八岁的时候，把我派到青海省当副省长，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有7、8年的高血压，也有糖尿病，这个时候我是一个人反正没人管，这个生活规律性不强，再一个自己看书啊写东西，到第二天怎么看东西有点晃晃悠悠的，医院的眼科大夫一看，他都惊奇，他说你这眼睛出血这么严重，你没有感觉？我说没有感觉。我这个右眼，我这个视力当时不戴眼镜都是1.4，但是一天比一天低，到最后到0.1了，我说必须回北京检查了，到北京协和医院，下午一看，说你是静脉栓塞，这样以后，青海好多人说你不能再去了。

我离开陕西的时候是四十五岁，我到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是五十五岁，我的高中在陕西省临潼县一个华清中学，骊山脚下华清池的东边，离秦始皇陵不到十里路。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这现在明清的故宫，这是最后一个皇帝待的地方。我说这也很有意思，从第一个皇帝到最后一个皇帝，走了这么一大圈，但我感到很庆幸，这一个偶然接一个偶然，最后就偶然到故宫博物院了。

我上任很有意思，我们以前是，2002年的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的10月10日成立的，所以我到故宫的那一天恰好是10月10日，完全是碰上了这一天。这一天我也是很激动的，也是穿的整整齐齐的，因为我深知故宫的分量，故宫解放以来，五十年代以来，到我是第四任，这个我也感觉到责任是重大的。

在故宫，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我能按我的意愿办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就是故宫的文物清理，我对故宫的文物最先有认识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当时1999年啊，故宫的副院长杨新先生来找我，他说郑局长，我们办了一个故宫的包装艺术展，清宫的，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说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我就看，我一看那个展览，我就问这是谁办的？他说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长办的。我说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这个理念，首先包装，把它包装当艺术的，它给我一个什么启发？就说故宫什么东西算文物，什么不算文物？其中有一个文物叫一统车书，这是乾隆皇帝利用日本的漆器，里边分了十层，都放的玉器，而且里边包括绘的一些画、题的诗，相当雅致的，但是我们故宫把它分开了，把玉器给了古器委部，把这盒子给扔掉了，当要办这个展览才好不容易把这个盒子找来了。我到库房里边我去看，说皇帝马鞍子上怎么一块不见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不见了？他说这是一块钟表，把这钟表取下来给了管钟表部了。我认为这都是近乎荒唐的做法，它是一个整体，这个钟表，我想皇帝主要是一个装饰品用，这等于我们今天的宝马车上的一个装饰物一样。我们简单把它分开了，由这个，我就提了一个观点，说是，我们对什么是文物，不能简单说它值钱不值钱，它的市场价值，而要看它的文化内涵，看它是不是真正在历史文化里边起了一个记录的作用，它有这个作用它就是文物。

故宫在五十年代处理了一次文物，处理了七十万件，三十万斤，这里边我给大家提个问题，处理的皮货皮件，各种大的小的，大家猜一下处理了多少件？谁能猜出来？猜出来我送他一本我的书，猜不出来我跟大家说，10万件！这个皮毛组的组长是谁？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就写了个报告，能不能把这一万件貂皮留下来，最后说不留！当然我今天看不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十万件的皮衣皮件，它本身没有文字的。其实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就在处理这一类东西，而且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最后是以盗宝罪被法院起诉的，就是与处理这些文物有关的，所以我说，我们这次文物清理是一个观念的变化。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故宫过去清宫地毯是三大殿都铺着地毯，有各种毯子，有一千多件，但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在2001年的时候，英国有个人叫麦克，他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地毯，他听说故宫有地毯，他就要求看，当时我认为领导还是比较有魄力，说让看，因为那个条件太差，四面透风，灰、尘土什么的一大堆，跟麦克说了以后，麦克很有经验的，他在北京买了一个防毒面具，然后他买了一身连衣的防护服，他主要害怕地毯里面的虫子钻到他衣服里，当他看到那个塑料纸拨开一看，看到明代的地毯，他激动地把防毒面具都去掉，跪到地毯上，他说我看到这么好的，我想象不来的，他走了以后，故宫当时就花了一笔钱，把这些地毯就重新给找好地方蒸呀，熏呀，保护起来。2005年，我们在英国有个展览，这个麦克就请我到他家，到他的工作室去看一下，那一天晚上我们在伦敦的一个饭店，麦克拿着菜谱，他点菜，服务生就在旁边，等着他点菜，他拿着菜谱他给我讲地毯，这服务人员就很着急，我们的人给麦克也讲，说我们的郑院长还是个诗人，这个麦克说，诗，我知道，中国的唐诗很有名的，唐诗里边肯定有些地毯的，这个人的中国地毯的痴迷程度啊，我真的很感动。

第8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在展览开幕前的10月8N晚上，刚刚参加完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开幕式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中国驻欧盟大使宋哲等在百忙之中专程莅临参观指导了正在布展中的“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10月13日上午1_点，大展新闻会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展厅现场举行由该馆馆长迈克尔・德格特(Miche Draguet)主持。欧罗巴利亚国际协会总经理克里斯蒂・穆尔德(Kristine De Mulder)，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法国学者柯柏(Andre Kneib)等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展览情况。10月13日晚上7点，200余位来自欧洲和中国，美国等地的嘉宾观众亲历了别具一格的展览开幕式。嘉宾们首先在典雅堂皇的中央大厅观看了动人心魄的现场书法演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书法家王冬龄当场书写一幅高4.4米，宽5.8米的草书巨制，赢得了人们的热烈掌声。开幕式嘉宾致辞特意安排在在个精心营造的“兰亭情境”空间举行，让人们恍如置身千年前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兰亭雅集的场景。开幕式致辞由迈克尔・德格特馆长主持，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张援远，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克莱尔・吉尔尚(Claire Kirschen)、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纪天斌等出席。2009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中，比双方总协调人董俊新局长、吉尔尚前大使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此次大展，并对展览开幕表示祝贺。董俊新说，这是中国在境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精品最多，展品创作年代跨度最大的书法展览。“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感受兰亭雅集的风雅淡泊，还可以体会曲水流觞的闲情逸致，从而了解书法折射出的中国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随后观众自由参观展览，并出席酒会，整个活动持续至晚9时许结束。配合此展，还出版了精美的法文版、荷兰文版同名学术画册。来自中国，比利时，法国，美国的12位国际知名学者撰写专文，从不同角度介绍和阐释中国书法文化。展览期间，馆方还组织了系列公共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增进欧洲社会对中国书法的认识。

为精心策划组织此次大展，中国美术馆专门组建了学术阵容可观的国际策展班子。中方策展人为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傅红展(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主任)，杨应时(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馆员)。比方策展人为：柯遁柏(Andre Kneib，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第四大学副教授)、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资深策展人)。在展览从创意到实施的两个年头里，笔者有幸作为项目协调人和策展委员会成员之一，与诸位领导，老师一起工作，亲历了展览策划的全过程。以下对大展的策展理念，展览内容，工作方式、文化意义等作简要综述。

策展理念

“向西方观众讲述中国书法文化的千年故事”可以说是此次展览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最主要的策展理念。策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第一，这个展览的目标受众主要定位在来自比利时和欧洲各地的西方普通观众，而不是对中国书法更为熟悉的西方汉学家和华人社会。因此，展览应具有相当的普及教育性，充分考虑到在西方社会传播中国书法的特殊性，包括观众的知识，文化、语言背景等因素。第二，这个展览的展示内容定位在中国书法文化，是一个“书法文化展”，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见的“书法艺术展”或“书法历史展”。展览将从当代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对中国书法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全新的解读，探讨中国书法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书法的当下发展及价值所在，探索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理解，沟通、对话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第三，基于以上的考虑，展览将别开生面地采取“讲故事”的方式，从一个中国社会几乎家喻户晓的兰亭故事说起，由点及面，发散开去，通过精心遴选组织的书法、绘画和当代艺术作品，呈现和探究中国书法所反映的中国人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所折射的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

“再序兰亭”这一别致的展览主题，无疑也是此次大展策划中的点睛之笔。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大书法家王羲之与朋友们雅集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在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清流激湍之畔，大家饮酒赋诗，极尽欢愉。乘带着酒性，书法家王羲之当场挥毫为众人所赋之诗作序，抒写对自然人生的感怀。被中国历代书界奉为极品的经典名篇《兰亭序》由是诞生。《兰亭序》以其“清风出袖，明月如怀”的高雅气格，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名，成为中国书法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王羲之也因此被世人尊为书圣，成为一盏高高照引中国书法道路的长明灯。千百年来，后世文人书家在兰亭精神熏染滋养之下，继承创新，孜孜以求，不断续写着书法文化的熠熠篇章。从这样一个兰亭的故事讲起，展示中国书法的创造奥秘和丰富传统，是此次展览在策划上的独特思路。用范迪安馆长的话说，“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在《兰亭序》光辉的照耀下，中国书法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传统的继承、转换与超越，形成了书法内涵和风格不断延展的长河。从中国书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古代到今天延绵不断的奥秘。这个展览题目‘再序兰亭’中的‘再序’二字，蕴含着1000多年来书法不断的‘再生’与‘再创造’的意义。”当然，兰亭雅集这1000多年前的文化活动，也有其特别的当下国际文化意义在。荟萃古今中国书法精品力作的此次大展在“欧洲的心脏”举办，主要面向西方普通观众，不仅是一次千年中国书法在当代情境下的雅集，更是一次东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盛会。

在内容结构上，“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的策展理念也颇具匠心。与常见的书法展览不同，整个展览围绕“再序兰亭”这一主题，结合纵向(历史时序)和横向(文化命题)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展览以时间顺序系统地呈现中国书法的起源，成熟与完善传统书法 在历代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当代书法在传承基础上的演变与创新。另一方面，展览从社会文化角度重点展示和探讨书法与正统书法与政治书法与宗教书法与文学书法与绘画书法与线条、书法与观念等七个方面的文化关联。从当代文化研究(特别是跨领域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主要围绕不同的文化命题组织展览内容，这样的策展理念显示出一种“打破边界，贯通古今”的宽广文化胸怀。

展览内容

通过中外策展人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中国美术馆展览设计师韦枫)的精心努力，“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的策展理念得到了十分有效的呈现展览内容精彩纷呈别具创意。展览作品、展示布陈背景材料诸方面相辅相成浑然契合，营造出良好的欣赏氛围。约1500平方米的半地下展览空间高低锚落，曲折环回，开合有致，给观众以不断的意外和惊喜。

进入正式展区之前，观众们首先要穿过一道具有传统中国园林特色的月亮门。从门洞走进去，是条长长的狭窄通道，左手壁上贴着传统书法工具的精美大图片：笔、墨、纸，砚，印。每一样用具旁边，是相应的英文单词：“Brush”、“lnk”、“Paper”，“lnk Stone”、“Seal”。《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马戎戎在参观后如此评价：“出乎观众意料的是，这些单词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墨迹特有的灵活与酣畅，带来印刷体无法体现的生动和温柔，中西的小碰撞，就这样有了一个趣味性的开始。”从月亮门口，远远就可看到一面有醒目的集王羲之行书字体“再序兰亭”四字的深红色展览主题墙。主题墙旁边的投影，放映着介绍中国书法文化的录像。为了方便欧洲观众欣赏，此次展览的主题墙，前言和段首语使用中，法，荷，英四种语言，所有作品说明则采用法文和荷兰文双语。

展览的引子部分是“书法与汉字”展区，主要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碑帖拓片等材料简要介绍汉字书体的历史演变。在右侧的墙面上依次贴着五种字体的大“书”字，每字约一人高，原字分别选自秦李斯《峄山碑》(篆书)，汉《张迁碑》(隶书)、晋王羲之《孔侍中帖》(行书)，唐柳公权《神策军碑》(楷书)，唐怀素《自叙帖》(草书)。左侧一排展柜中则陈列着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到篆、隶，楷，行，草诸体有代表性的碑帖拓本或实物。与“书法与汉字”狭长展区平行的下方是一处豁然开阔的公共空间――“兰亭情境”展区。正面的背景墙是三张绍兴兰亭实地景观的巨幅图片，中间为绿荫掩映下静静的兰亭，两侧是缓缓流淌的溪流，生动地再现了古人兰亭雅集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场景。空间中央搭建的平台上是以北京故宫乾隆花园流杯亭曲水流觞场景图片制作的大型投影装置，既抽象又直观，潺潺的流水声若隐若现，影像四围铺着来自中国的青灰石板，可供观众休憩静思。空间里还陈列着与兰亭雅集相关的书法绘画和资料，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褚遂良《模王羲之兰亭帖》，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傅抱石《兰亭图》等传世珍品。这一切，都让人们神往千年以前“群贤毕至、少长成集”的兰亭雅集。

在以上历史和文化铺垫的基础上，展览随即进入七个围绕不同文化命题的专题展区。“书法与正统”部分和“书法与政治”部分合占一个比较独立的展览空间。事实上，这两个主题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上也有着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书法与正统”部分的展品，主要展示书法的正统和正统的书法两个方面。书法的正统主要是指与王羲之《兰亭序》一脉相承的中国书法经典传统，正统的书法则主要是指以唐楷为代表的“尚法”传统及其与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取仕制度的历史渊源。“书法与正统”部分的展品以拓本为主，主要包括唐虞世南《摹兰亭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等经典拓本，以及明清“台阁体”，“馆阁体”书家如沈度，姜立纲，张照等人原作。书法与政治部分主要展示历代的帝王书法，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宋高宗、明崇祯帝、清雍正，乾隆等人书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精品是宋微宗赵佶的“瘦金体”《闰中秋月帖》和明崇祯的行书《松风水月》真迹等。“书法与宗教”部分展示的是历代的宗教题材书法作品以及部分僧人书法。展厅中的一面主墙上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巨幅场景图片和自上而下竖排的“佛说金刚经”五个大字的拓片。另一面整墙则是洛阳龙门石窟的佛像图片，旁边展柜里陈列着《龙门二十品》造像拓本。这―展区里还展示了元代赵孟\的名帖《帝师胆巴碑》长卷真迹，南北朝的道教石刻《瘗鹤铭》拓本、智永《千字文》以及隋唐以来的写经书法原作。近人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信札六件，为其致学生刘质平的书信，也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书法与文学”部分展示的是历代文学家的书迹以及与部分书写传统诗词名句的当代书法家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献之李白、杜牧、黄庭坚，翁方纲于右任，启功，陆维钊、欧阳中石等人作品。其中北宋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草书《杜甫寄贺兰诗帖》真迹尤为精致。为了进一步营造优雅的氛围，让西方观众体会中国传统文人生活，在这部分展区还专门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楠书房”，陈列着金丝楠木家具以及文房四宝等摆设。

接下来的几个专题展区，高潮迭起。在“书法与绘画”部分，20多件历代书画大师经典之作，演绎着中国传统文人画“书”与“画”的独特关联。从北宋米芾的《珊瑚帖》、《复官帖》真迹到南宋马远《水图》真迹，从元代赵孟\《秀石疏林图》到明清的文征明《横塘图》金农《自画像》徐渭《莲舟观音图》、朱耷《花卉》册页，再到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师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书法与线条”展区作品虽不多，但探讨了中国书法作为线条艺术的特质，恰好作为“书法与绘画”和“书法与观念”之间的自然过渡，引人探究中国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特点及其与西方艺术的异同。这部分的展品有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拓本，明代傅山的草书，清代邓石如的篆书，以及康有为林散之、沙孟海谢云等以线条见长的书家作品。最后一个展区“书法与观念”部分，展示的是“变书法”、“反书法”、“用书法”等当代新走向。其中既有当代名家如沈鹏张海，孙伯翔、王铺，马世晓、陈振濂等人基于传统书法的创新力作，也有一部分从书法出发的“现代书法”和实验艺术作品，包括黄苗子、曾佑和、古干、王冬龄、谷文达、邱振中、徐冰、魏立刚、王南溟刘彦湖，邵岩陈光武邱志杰等的作品。曾佑和的《笔虫少》，古干的《五千年》，谷文达的《简词系列》、陈光武的《无题》邱志杰的《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王南溟的《字球组合》、徐冰的《沁园春-长沙》等当代艺术作品尤其吸引观众瞩目，让人们深思书法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意义。

工作方式

此次展览在工作方式上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做法。略述三点。

第一，国际化的学术班子。此次展览外 方策展人柯遁柏和史蒙年都是欧洲重要的书法学者和汉学家，早年曾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系统学习和研究书法。他们都十分热爱中国书法，是在欧洲热心传播中国书法的朋友。中方策展人中，范迪安、傅红展是富有国际展览策划与博物馆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朱青生、杨应时则曾分别在德国和美国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对中国书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除了以上六位策展人，还有几位中外书法学者也参与了此次展览画册的学术撰稿工作，包括法国学者Francols Bottero、美国学者白铃安(Nancy Berlfner)，中国学者王元军任平、李洁冰等。这样国际化的学术班子在一起工作，虽然增加了项目协调的难度，但更能全面充分地考虑到西方观众的兴趣和需求，同时保证展览的国际学术水准。由于语言的优势，两位外方策展人在向欧洲观众和媒体推介此次展览方面出力尤多。

第二，探索历史文物类博物馆与现当代美术馆合作策展的有效模式。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首次携手故宫博物院策划组织大型出境展览。由于展品中有大量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品就有十多件文物的出境展出条件和保护措施就成为国家文物局审批时的焦点。这当中，文化部和故宫博物院均作了大量积极的沟通协调工作，而中国美术馆与故宫博物院及比方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协商，采取相应的措施。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欧洲观众的需求和比方场馆的要求，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及相关单位经过认真协商讨论，最后决定展览中的11件故宫博物院藏国家一级文物在比展出两个月后，以复制品换下展出。在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美术馆的协议以及中国美术馆与比方的协议中，均对比方场馆展厅的温湿，光感等技术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展品的陈列设计上，中比双方都尊重了文物的保护及历次出展的惯例。从故宫借出的文物，布展与撤展均由故宫派出的专家进行操作，以避免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文物损伤。这些，都为今后中国美术馆策划举办类似展览积累了经验。除了故宫博物院，浙江省的李叔同纪念馆和陆维钊书画院也慷慨地出借了部分文物展品，并提供了图片，文字资料。

第三，开拓性地利用和开发相关社会资源。展览的书房场景装置中，所有珍贵的金丝楠木家具和相关摆设物件均借自北京后海旁的高级会所“楠书房”，该机构负责人高辉珍为展览提供了热情的支持。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胡周祥绍兴当地摄影家董建成等也为落实展览相关图片提供了无私帮助。此外，展览工作小组还与我馆事业发展部协作开发了精美的“再序兰亭”系列衍生纪念品(包括齐白石对联木制镇纸，纪念毛笔，书法系列明信片，邱振中作品体恤衫，邵岩作品鼠标垫等)，为今后涉外展览的相关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文化意义

第9篇：故宫博物院教学反思范文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电化教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把电教媒体引入语文课堂，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其优势，能收到渲染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增加教学容量、提高教学效率、优化课堂效果。如何运用电教手段来实现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呢？

一、巧用多媒体，渲染课堂气氛。

（1）乐曲导入，调动情感。

在新课开启时播放与课文内容相关的乐曲，能很好地拨动起学生心灵的情弦，把学生导入课文的特定情境中。如教《黄河颂》时，我在课堂上借助音乐，通过直接诉诸听觉的音乐打动学生的心灵，并且在适当的音乐背景下，通过配乐朗读反复体味歌词中澎湃激昂的民族感情。这样，不仅使学生的思维导入了教学正轨，而且增添了无限的学习乐趣，使学生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2）播放范读，唤起美感。

由于听觉形象和美感之间是构成直接的情感呼应关系，所以听觉往往可以直接地唤起美感。教师用录音播放语言标准且富感情的课文朗读，让学生边看边听，当学生的情弦被拨动起来后，对课文具体而真切的美感体验就油然而生了。如教《沁园春·雪》时，我先播放朗读录音，让学生边听边想，使他们驰骋想象，联想诗中壮丽的图景、豪迈的情怀。这样，学生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词中的美，进入到词的艺术境界中了。

（3）配乐朗诵，加深体验。

借助音乐伴奏进行感情朗读，能使学生沉浸在喜怒哀乐的情境之中，深入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教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以《渔舟唱晚》的优美旋律伴随着富于感情的课文诵读，无声的文字变成了有声的语言。在美妙的声响效果下，抽象的意念变成了真实的、可感的、动人心弦的感情，那种恬淡、闲适的“复得返自然”的画面随之浮现于学生的脑海。这样，学生对课文的体验加深了，并且在内心多了一份愉悦和欢畅。

（4）录像播映，增强印象。

电视媒体能以境传情，录像的形声信息使学生在愉快中进入课文的特定氛围，并使之见其形、闻其声，如临其境，有助于加深对课文的印象。例如，在讲《故宫博物院》一课时，运用多媒体边播放录像，边放录音，让学生思考“故宫博物院的整体布局有什么特点？”这一问题，学生看到故宫建筑群规模宏大壮丽，建筑精美的画面，听到豪迈赞叹的声音，就会情绪高涨，踊跃发言。故宫博物院建筑群“规模宏大壮丽，建筑精美，布局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这一整体布局特点，很容易就能从书上找到，并脱口而出。而且，这一问题的提出，能促使学生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学生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深入理解课文，借助电教媒体，使学生能很快从书中获得“最佳”答案。同时，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更加浓厚起来，这样，再学习各个建筑物的特点，就能很快找到满意的答案。

二、借助投影设备，增强直观效果。

投影仪简便实用，利用具体、直观的图文，辅助教学，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借助图表投影，化抽象为具体。

在文言文教学中，常涉及古地理等文化常识，学生对此较陌生，给理解课文造成了障碍。如《隆中对》，如果学生清楚魏、蜀、吴三国的地理位置，了解诸葛亮的策略，那学起课文来就容易得多了。这样，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可以化抽象为具体。

（2）巧设板书投影，加大教学容量。

投影教学可节省板书时间，加大课堂教学信息量，使学生在相同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知识，提高教学效率。特别是讲授文言文，需要板书的内容多，使用投影板书，增加教学信息量及省时的作用就更明显了。

（3）运用实物投影，提高训练效果。

实物投影仪的最大好处是对投影材料的要求较低，在课堂教学中，它有“就地取材”、“立竿见影”的特点，如在进行“修改病句”、“作文评点”训练时，课堂上可直接摄取学生的答题卡（纸），置于投影仪上，然后学生老师可在原件上圈点，指陈利弊，这样做既直观，又便捷，效果很好。

三、借助课件，提升课堂品位。

计算机辅助教学作为一种先进教学手段，已经逐步进入课堂，它能够音形并茂地把授课内容形象地表现出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1）移植现有课件，丰富课堂内容。

随着电脑的普及，CAI软件日渐丰富，现有众多的教学光盘，丰富多彩的网上资源，都是我们移植信息的重要源泉。如我在教《孙权劝学》一文时，就借助了光盘上的文字、图像、等材料，使得课堂内容丰富多彩，让学生在立体化教学中更好地把握课文内容。

（2）自制多媒体课件，提升课堂品位。

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要想使课件贴进学生的实际，更应该自己动手制作课件，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我在教宋词《望江南》时，便自制了课件，将诗情、画意、乐韵和谐统一起来，使学生在课件设置的情境中，在视听和思维的过程中，生发想象和联想，感悟人物内心世界，从而深入理解全词的感情和意境。

总之，恰当地运用电化教学手段，使之很好地成为课堂教学的助手，会令学生乐学、教师省时、教学高效，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