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意识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园林； 雕塑； 传统文化

Abstract：Abundant views are created in limited space in order to meet visitor's aesthetic psychology's needs. Outstanding sculpture art at ancient and modern is a kind of culture form. It can give people an uplifting influence in humane intension and art for peopl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resource to develop China's modern garden and sculpture art as Chinese nation with deep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Garden； Sculp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TU98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02-0103-03

园林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场地，它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创作丰富耐看的景观，以满足观者审美心理的需要。在园林景观发展史上，雕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园林雕塑是一种环境艺术，介于绘画和建筑之间，它的表现需要衬托和依附。在传统园林中雕塑大多是以装饰的角色出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雕塑不再仅仅是环境的装饰与点缀，而是与现代园林景观融合在一起，其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景观”，是环境内在的“形态”，是园林艺术的视觉中心及点睛之笔。而现代雕塑越来越强调它的公共性，我们如何认识公共性的内涵？

雕塑作为立体的造型，主要通过视觉感应而作用于人的心灵，即使从属于建筑和周围环境起装饰作用的雕塑作品，也都具有这样的作用。人们欣赏雕塑，第一眼就是欣赏它的形式和风格语言，优秀的雕塑作品能赋予人们以人文内涵与艺术熏陶。对社会和观众，我们要多做艺术普及工作，提高他们对雕塑的认识，使他们懂得，看雕塑，就像读诗、读小说、欣赏电影和戏剧一样，不仅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试看古今中外的优秀雕塑艺术都是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有密切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例如王宫、庙堂、神殿或园林、墓室里的雕塑品，莫不是如此。无论是古代希腊和罗马，还是印度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无论是南美的玛雅文化，还是非洲的部落文明，都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资源。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对中国现代园林雕塑艺术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形神兼备，以形写神，要求艺术形象外观与内涵的统一。讲究玄学的阴阳太极、“传神”、“气韵生动”、注重时空的情感与想象，讲究艺术的“意境”情景交融。《园治》中所反复强调的“景到随机”、“因境而成”、“得是随形”等原则，这对我们进行园林雕塑设计具有指导性意义。

1自然中的“意境”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形神合一、浪漫与博大的精神理念。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念造就了我们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在园林景观艺术中，雕塑作品在内容上应更多地合乎中国人的美学传统思想，在形式上应该是一种趋向，来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形式。如：霍去病墓纪念性石刻，是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艺术家充分利用石块的自然形态，运用纯朴的意念稍事雕凿，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含蓄中的意境

在传统中国传统艺术素以含蓄为特征，“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像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例如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等都有这种效果。中国现代园林雕塑可以以泼墨淋漓的大写意表现手法来表现含蓄之美，它蕴含着几千年的东方文化沉积、人文习俗和山水灵气。如：园林中最早的雕塑就是园林之石――太湖石、黄石等，从石峰形体的凹与凸，透与实，绉与平，高与低来看，都具有强烈的抒情韵律感。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自然界就是个自由开放的空间，是视觉艺术创作的动力之源，它能让你展示出丰富而奇妙的艺术想象。中国美院洪世清教授的岩雕作品，以海洋生物为素材，在造型上，用残缺美的理念让那些生物在似与不似之间流露出了一种自然古拙的神韵。这些作品体现了作者深入到自然里去研究、发现、拓宽艺术创作的新空间，真挚地表达他们的艺术观念。六朝园林公园设计的《竹林七贤》，突破了历史人物雕塑“写实”的大众思路，大胆地把国画中的大写意手法融入到这组石雕上来。并吸取墓砖壁画，砖雕，以及中国古代一些雕塑的表现手法，以“浑然天成，内聚而外张，神先而形其次”为艺术创作思路，充分挖掘了人物的精神气质，生动体现了东方艺术的魅力。充分发挥了观众的想象力、发挥观众的创造性、使雕刻家具体达不到的让观众自己来补充，使观众自觉来想象，这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技巧。

3中国传统艺术也往往采取象征、比喻、拟人、夸张、烘托等艺术手段来创设意境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蕴涵丰富，从而在传统文化的主题和题材上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在取材上也有着无比广阔的空间。如象征性，即不重在追求肖形象物，而是以某件雕塑所代表的意义为主要目的，因为人们在约定俗成中，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纹样体系。如在表现祥瑞题材时，经常选用以下一些事物：选用凤凰，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凤凰相偕喻爱情；白鹤有清高、纯洁、长寿之喻；选用牡丹象征富贵繁荣；芙蓉象征雍容华贵等。

现代园林雕塑也能通过借景与借意的烘托引起观者审美心理的共鸣。特别是纪念性雕塑更应注重以人文景观为依托，利用原有自然景观的自身意义和价值，使雕塑的内容与周围景物浑然一体、气韵相连，使观众触景生情、感情充沛。岳飞坟前有铁铸的秦桧夫妇的雕塑，使人联想到“江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诗句。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重大事件或有着美丽的故事传说，在这些地方建立纪念碑或园林雕塑，其一木一石都能引起人们对先辈们的缅怀和崇敬，从而使雕塑作品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如：重庆乐山烈士雕塑群像、兰州黄河岸边的《母亲》等等。这些雕塑无不情景交融，充分利用地点和环境的特殊性，使雕塑艺术的内涵得以充分地扩展。

中国现代园林景观雕塑应具有鲜明的个性化面貌，应该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准则设计，不能简单抄袭传统的装饰符号。在雕塑语言特性的基础上，力求使作品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状、生存感觉和当代文化情境相呼应，吸收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养分，使之融会贯通创造出全新的更有意义的、能体现我们东方民族气质，能包涵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底蕴的现代艺术语言，使中国的现代园林景观雕塑设计出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园林景观。

参考文献：

第2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现代文学 民族形象 民族意识

所谓民族形象，可以概括为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和民族文化心理或民族性格两个方面，前者意指一个民族在向文明迈进中所坚守的价值观念，后者指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内在本性，是民族性的精神方面的根本规定。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前者以后者为依归，后者通过前者得以表现。而所谓向文明的迈进，无非就是处理与自然、与社会以及与自身的矛盾，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在这些矛盾的处理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主要矛盾便成为主流的文化流向。

一.现代文学中构建民族形象的必要性

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民族”维度的强调与扩展，是对文学发展与民族意识的辩证考察，另一方面也是为处在当今“世界”与“民族”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提供发展经验与策略。虽然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了普适理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之后，“民族”依然是无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视的历史形态与社会存在。

在中国古代语言词汇系统中虽很早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等词语，但却从来没有启用“中华民族”来对自我进行整合与归纳。直到20世纪初，在残酷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受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刺激， “中华民族”方才出现在了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个词汇一经问世，就很快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严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成为了一个被整个民族群体广泛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关键还在于它所唤起的凝聚力与共同感。其产生的特殊语境与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使得它在建构方式与内涵设定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也由此获得了勃勃生机。

二. 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2.1走出传统意识的束缚

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维护下，形成了“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中心意识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稳定感，而在这稳定感之下又滋生出优越与自信。为了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明确的界限和高下，用来对自我与他者命名的词汇的感彩相差极大。用来指称自我的“华”，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初是指美丽、盛开。与“华”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来指称他者的“夷”，或者与具有相同功能的“蛮”、“戎”、“狄”等词语，则大都带着贬义甚至是歧视的色彩。传统的中华民族确立并巩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却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响，阻隔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很容易转向忽视他者的盲目。

中国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现代文学构建民族形象的发展中必然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现代文学是在与国际接轨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绝不可能只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长期持续。在走出传统意识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译和吸取外来文化的方式、与国外学者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从小开始培养学生思想上的创新，以新的教育方式来培育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象”的种子。

2.2人物的塑造与民族形象

在文学范畴内考察，成功的人物“形象”要符合三个层次的要求，作为核心层的人性，作为中介层的群体性，作为表层的个性。作为一个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人物形象，首先要在普遍人性的角度与读者形成共鸣，其次要以群体性来对普遍人性进行具体化，再次要以富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来使人性、群体性的意义得以传达。

对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的“人物形象”来说，除了具备文学性的追求之外，还要对民族意识，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要求做出回答。民族形象从作为普遍社会命题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民族意识与文学追求两方面的内容。而在迫切的形象焦虑之中，民族意识的要求往往会成为一个高于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问题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表征的具体人物必须表现出新的要求与规范，其中群体性的意义要凌驾于个性、人性的要求之上。

2.3与民族意识形成呼应

一个形象的形成受到深层的思想意识与话语资源的左右，而这些丰富、复杂的思想与话语之所以能够被传达、被感知，还必须要借助表层的语言形式。形象的深层含义与表层形式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华民族形象”包含着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既指民族意识层面，民族对自我的认知和判断，也指文学层面，受到民族自我意识影响、以文学手段加以概括与呈现的产物，是对民族意识的文学生产。从根本上来讲，民族意识层面的形象要想获得宣传的效果，除了对民族自我主体精神的寻求之外，一个生动、具体、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也同样会发挥非常显著的示范或鼓动作用。同样道理，一个文学手段、文学操作上成功的民族形象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以特定方式与民族意识形成呼应。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形象建构中，语言形式的变迁与民族意识、民族形象表征的变迁同样重要。因此，民族形象更侧重于民族意识层面的突破与号召，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形象要向民族意识靠拢、接近，甚至重合，用于建构民族形象的语言形式也要在宣传民族意识的前提下，以普及、广泛、动员为追求，展开不断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探索与实践。

参考文献：

[1]哈迎飞.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摘要汇编[C].2010年

[2]金惠俊.“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的结束(提要)[J].郭沫若学刊,2005年04期

第3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从定义角度分析,民族形象主要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即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与民族性格。其中,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指的是民族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的价值观念;然而,民族性格则指的是在民族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在本性,同时能够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实际上,这两者有很大的关联:即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依归;通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充分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因此,对于朝着民族文明方向发展来说,实际上是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在处理上述矛盾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由此看来,矛盾是主流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民族形象”生成和建构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分析

    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形象”生成和建构要求做到以下两方面:第一,重点强调和扩展现代文学史中的“民族”维度,并且促进现代文学迅猛发展,同时辨证考察民族意识的强弱;第二,在现代文学发展背景下,为我国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尽管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主义逐步朝着普适理想方向迈进。但是,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民族”成为不可忽略和替代的一种历史形态。

    然而尽管在我国语言词汇当中,“民族”、“中华”等词语早已出现,但却从未应用过“中华民族”对各个民族发展予以整合或归纳。在刚刚步入20世纪以后,由于长时间受西方民族理论的冲击,这时“中华民族”才被列入到语言词汇当中。当“中华民族”一词正式问世之后,受民族危机的影响逐渐趋于严峻化。而该词完全打破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体系束缚,使其变为一个被所有民族群体都能认可和接受的词语。而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有着这一词语树立了民族凝聚力,才使其具有广泛适应性与顽强生命力。

    三、现代文学中生成和建构“民族形象”的具体策略

    1、打破传统意识的限制和约束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以及牢固文化结构维护前提下,中华民族树立起了具有“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而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形成,才使我国民族发展呈现出一种稳定感,同时在稳定感背后,逐渐培养了人们的自信心。因此,为突出强调自我和他人间这种明确界限,用于自我和他人命名词汇的感情色彩差距是非常大的。例如:在语言词汇系统中,代表自我的“华”起初指的是美丽、盛开。另外,“夏”也含有上述含义。除此之外,指代他人的“夷”、“戎”等词汇,通常含有贬义、歧视的色彩。从传统中华民族现状分析,不仅将自身地位进行了巩固,同时也具有排斥他人影响,这样一来,直接阻断和外来文化交流与融通。

    2、把塑造的民族人物形象融入到现代文学创作中

    经过对文学范畴的深入考察,良好的民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即:核心层人性、中介层群体性以及表层个性。想要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应站在普遍人性角度,能够和读者达成共鸣;另一方面,通过群体性把普遍人性予以具体化处理;除此之外,借助具有特性的人物传达人性、群体性的内涵。

    然而,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对于“民族形象”当中的“人物形象”而言,除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追求以外,也需要针对民族自我意识主体性以及能动性的要求作出更详细的回答。实际上,自民族形象成为社会研究的一大命题开始,已经面对民族意识和文学追求两层内容。不过,在形象焦虑当中,通常对民族意识的要求变成一高于文学追求目标的问题了,而这主要取决于民族意识自身的规定性。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对于民族形象所代表的具体人物要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要求和规范。

第4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 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生成和建构

一、前言

从定义角度分析，民族形象主要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即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与民族性格。其中，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指的是民族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的价值观念；然而，民族性格则指的是在民族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在本性，同时能够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实际上，这两者有很大的关联：即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依归；通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能够充分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因此，对于朝着民族文明方向发展来说，实际上是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之间的矛盾，而正是在处理上述矛盾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由此看来，矛盾是主流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民族形象”生成和建构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分析

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形象”生成和建构要求做到以下两方面：第一，重点强调和扩展现代文学史中的“民族”维度，并且促进现代文学迅猛发展，同时辨证考察民族意识的强弱；第二，在现代文学发展背景下，为我国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尽管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主义逐步朝着普适理想方向迈进。但是，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民族”成为不可忽略和替代的一种历史形态。

然而尽管在我国语言词汇当中，“民族”、“中华”等词语早已出现，但却从未应用过“中华民族”对各个民族发展予以整合或归纳。在刚刚步入20世纪以后，由于长时间受西方民族理论的冲击，这时“中华民族”才被列入到语言词汇当中。当“中华民族”一词正式问世之后，受民族危机的影响逐渐趋于严峻化。而该词完全打破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体系束缚，使其变为一个被所有民族群体都能认可和接受的词语。而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有着这一词语树立了民族凝聚力，才使其具有广泛适应性与顽强生命力。

三、现代文学中生成和建构“民族形象”的具体策略

1、打破传统意识的限制和约束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以及牢固文化结构维护前提下，中华民族树立起了具有“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而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形成，才使我国民族发展呈现出一种稳定感，同时在稳定感背后，逐渐培养了人们的自信心。因此，为突出强调自我和他人间这种明确界限，用于自我和他人命名词汇的感彩差距是非常大的。例如：在语言词汇系统中，代表自我的“华”起初指的是美丽、盛开。另外，“夏”也含有上述含义。除此之外，指代他人的“夷”、“戎”等词汇，通常含有贬义、歧视的色彩。从传统中华民族现状分析，不仅将自身地位进行了巩固，同时也具有排斥他人影响，这样一来，直接阻断和外来文化交流与融通。

2、把塑造的民族人物形象融入到现代文学创作中

经过对文学范畴的深入考察，良好的民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即：核心层人性、中介层群体性以及表层个性。想要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应站在普遍人性角度，能够和读者达成共鸣；另一方面，通过群体性把普遍人性予以具体化处理；除此之外，借助具有特性的人物传达人性、群体性的内涵。

然而，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对于“民族形象”当中的“人物形象”而言，除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追求以外，也需要针对民族自我意识主体性以及能动性的要求作出更详细的回答。实际上，自民族形象成为社会研究的一大命题开始，已经面对民族意识和文学追求两层内容。不过，在形象焦虑当中，通常对民族意识的要求变成一高于文学追求目标的问题了，而这主要取决于民族意识自身的规定性。在现代文学发展中，对于民族形象所代表的具体人物要提出与之相对应的要求和规范。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我国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形象”形成和建构过程中，语言形式变迁是和民族形象表征变迁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所以，民族形象更加偏重于民族意识层面。在这里，不只是要求文学形象逐渐朝着民族意识相互靠近，以至于达到最终的重合。所以，在民族形象建构过程中，语言形式应该在加强民族意识宣传的基础上，对完成大众化以及通俗化的研究。尽管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主义逐步朝着普适理想方向迈进。但是，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民族”成为不可忽略和替代的一种历史形态。所以，为了从传统意识方式中解脱出来，我们常应用以下创新方式，例如：吸取外来文化方式、加强和国外学者间的思想沟通方式、创新学生思想。通过采用创新型的教育方式将“民族形象”种子播撒在现代文学中。因此，文章作者结合自身多年实践经验，重点对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生成与建构进行深入探究与分析，希望能够对读者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还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现代文学中“民族形象”生成和建构。

参考文献：

[1]慕芳.论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J].《改革与开放》，2012，14（6）；128-129.

[2]李齐鑫.论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15（2）；149-150.

第5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民族主义；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24- 03

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具有多样性，可以表现为某种情绪和情感、文化情结、思维风格、行为方式、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思想状态、学说或运动。

近代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以法国大革命为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在同封建主义、宗主国权威、尤其是教会和教皇统治权利的长期斗争中出现的。18世纪的西欧，由于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交往能力显著发展，民族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和文化。人民要求自己成为者，反对封建专制压迫。随后，民族主义通过各种途径被传播到欧洲与世界的各个角落。

近代民族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密切相关：民族是独立国家的有机体，是政治斗争和政治机器的产儿。当代世界政治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离开国家的保护，民族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得不到承认，甚至连基本生存权利也难以保障。 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指的是与统治中国社会的政权的范畴相一致的中华民族，而不是56个民族中的各个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有几千年的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积淀。作为一个自觉实体，它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同资本主义一起生长的，而是反殖民主义的产物。

一、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民族主义

满清统治时期，汉民族对满清朝廷持有的是一种基于狭隘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偏见，满清统治者也很难整合民族情绪，不能利用民族主义反抗外来侵略，反而害怕人民的力量威胁自身的统治。于是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自发的、局部的。面对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当时中国的部分精英阶层认识到必须通过自立自强来维护自身的生存，一部分深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民众武装起义反抗外来侵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自卫型民族主义。

在当时的精英统治阶层中，以倭仁、徐桐、刚毅为代表的一部分上层人物继续着盲目自大的保守思想，盲目排外，无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他们鼓吹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吹儒家思想道德。这是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利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流派并不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

近代史上，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流派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接触和斗争中，出现了一批开明的政治精英和地方士绅。他们认识到，西方入侵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要摆脱这种威胁，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但由于对西方认识的不同，他们所倡导的救国之路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入侵之初，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加强海防，以维护清王朝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9世纪60年代，在所谓“自强”的口号下，出现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其在六七十年代，主要以强兵为主，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到了80年代，除求强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派，以及以载泽、端方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都试图借助所谓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挽救清王朝。这些派别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所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法和手段，都建立在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一基点上，都不主张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 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是造成中华民族近代落伍的重要根源，靠它来挽救民族危亡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

到了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前途感到茫然。此时，孙中山第一次将民族主义理论化、系统化。三民主义理论第一次将民族主义纳入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一次把国家、社会、阶级、个人统一到“中华民族”的崭新概念里。随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开始按现代国家操作。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的现代观念，开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变成了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军阀混战，人民继续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中央政府更迭频繁。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权、民族平等、共和国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并未深入人心。尽管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建构和政治关系，但中国社会的文化建构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旧的传统文化无法为近代民族国家提供所需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以为契机，面向西方的新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讨伐旧传统文化，为新的民族国家和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奠定了文化基础。遗憾的是，宣传的新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只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层所接受，并未成为当时中国广泛的社会认同。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其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为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像以前的知识分子那样照搬西方的理论，他们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革命力量在农村，创造性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的最基本需求，发动了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把一系列新的现代思想概念如“革命”、“进步”、“解放”植入了社会文化意识。1931年，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对象团结了大量的民族主义力量并使自己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也最终把“中华民族”凝结成为一个共同体。

三、冷战期间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国民族主义。

在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居于主导地位，不仅东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都限制在美苏战略利益的框架之内动弹不得，世界其他地区的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都带有美苏对抗和争夺的背景，受到美苏两家的控制和压抑。 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主导了民族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态度。新中国则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世界格局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中国政府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口号，以此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调动民族情绪，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受意识形态所主导，是为巩固民族独立，保护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服务的。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实行‘绥靖政策’，实际是投降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全球战略服务”。 于是提出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民族主义情绪也被往这个方向引导，号召整个民族起来反对两个霸权主义国家。

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不仅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还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并引进外资，而继续张扬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同时，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逐步改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功能逐渐淡化，不再需要以意识形态为旗帜动员民族主义情绪反对西方。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中国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消失。基于以上原因，中国民族主义逐步降温，在八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处于历史的低潮。

四、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又一轮新浪潮

冷战结束后，中国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放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直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从此时开始，中国民族主义逐步升温，到21世纪初掀起了又一轮新高潮。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籍曾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关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及中美撞机事件使国内反美情绪空前高涨，而中日之间的争端也时常影响国人的反日情绪。这些都是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崛起的表现。

中国民族主义在冷战后重新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苏联解体使西方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敌视自然引起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1989年，中国发生“”，西方大国大肆渲染人权问题，借此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制裁。1999年的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0年的撞机事件更是严重恶化了中国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

（二）冷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壁垒增加，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重。面对中国的廉价商品，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西方发达国家以环保、反倾销、贸易配额种种措施限制中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中国自然而然对此进行了反击，借助世贸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必然会刺激到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冷战后，一些冷战所掩盖下的矛盾重新迸发。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争端，比如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相关海域的划分。特别是中日关于的争端引起了新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

（四）冷战以后，日本社会意识逐步右倾化，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步步后退，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冷战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逐渐升温及重新高涨呢？

（一）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年代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民族主义积极成果的代表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前苏联地区、巴尔干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持续不断的民族冲突，则是民族主义消极影响的突出例证。在多元的民族国家中，只有享受“国族”特殊地位的主体民族才会具备上述爱国主义意识，其他少数民族不可能有、往往也不愿有类似的情感，相反，它们总在不懈地做出努力，要么在原有的国家政治格局范围内上升为“国族”，要么另立门户，建立新的、虽然更小但种族成分比较纯粹的“民族国家”。在冷战后的中国，我们要注意那种基于满族、藏族、维吾尔族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存在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联系纽带的否定，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我们也要反对，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稳定。

（二）我们在发展经济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道德思想的丧失，拜金主义的出现，社会思想极为混乱。儒家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振兴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灵魂、解决当代道德伦理危机、维持社会秩序的救世良方。新儒学的提倡者主张，把现代中国民族精神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上。但是，儒家思想是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其核心是士大夫伦理道德，从未成为大众文化，也就无法为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提供社会价值准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为中华民族找到新的“根”。

（三）当前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高涨的直接原因是中日之间在靖国神社和等问题上的对立以及中美之间在上的矛盾。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中国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利益，对民族主义的影响非常强烈和持久，并且不易被引导或改变。比如，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成和知名学者时殷弘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把中日的历史恩怨摆到一边，以新思维发展两国关系，立即受到广大民众的批评和指责。民众的民族情绪确实可以理解，也是十分正当合理的，这也是对我国外交斗争的重要支持。但是，这之中充斥着的是大量情绪化和偏激的言辞，只是简单的抗议和反对，缺乏理性和系统性。塑造民族主义的一个根基是建构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当前民族主义情绪还没能上升为系统化的思想理论，也还没有在全民族范围内形成共识。我们应该多一点实是求事的理性思考，少一点情绪化的鲁莽。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来引导我们的民族情绪，而不是计较一时的得失。

参考文献：

[1] 王逸舟.民族主义概念的现代思考[J].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2]转引自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19.

[3]皮明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J].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4] 程人乾等.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M].西苑出版社,2000:299页.

[5] 转引自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247.

第6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9-0042-0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从国民教育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化问题，意味着国民教育进入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的又一个历史新时期。这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历史背景。

高校大学生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有着显著特征：思想活跃、充满活力、易接受新鲜事物；远离父母的监管，处于社会的边缘，虽然在年龄上走向成人，但还没有完全踏入社会。因而，他们是生理上已经成熟，心理上、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待成长的群体。[1]这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群体的特征。

如何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对大学生群体开展行之有效的现代国民教育，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本文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尝试对这一问题加以回应。

如何塑造现代民族性，是当前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命题。中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有效回应。从历史经验尤其是从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看，国民教育被看作是培养国民精神、国民意识的手段，是塑造现代民族性乃至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力工具。因而，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蕴含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现代民族性的意义指向。或者说，培育现代民族性正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终极意义所在，更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维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承担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的重要使命，更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培育现代民族性乃至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使命。从组织与领导体制来看，比之西方我国的国民教育更具“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特征。高校公办的现状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多地承担塑造现代民族性的国家使命,更多地承载如下的教育使命。

一、凝聚国家意识形态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长期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而以后的现代化建设应看作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延续过程。[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国家与领土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整合能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各级应急预案的制定极大增强了党和政府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四是思想启蒙（解放）与公民社会的成长蔚然壮观。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所应具备的现代民族性还需进一步培育。现代民族性的培育往往具有滞后性，个中原因正如罗荣渠所指出的：“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先占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3]在社会整合阶段凝聚国家意识形态，就构成培育现代民族性的核心问题。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国民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塑造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统一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新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四位一体的结构特征。鲜明回答了在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我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来团结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前进。

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有了更为明确的内容指向。也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最终形成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如何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创新。如何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个实践问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创新,至少要把握如下三个特点：

第7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精神；弘扬与培育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博取世界各民族之长，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丰富民族精神的内涵，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条件。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关键是我们要立足于本国现实，紧密结合全球化的实际，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抓住契机，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一、全球化给民族精神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1、全球化弱化了当代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全球化是“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和意识)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并引起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世界上各种文化共生、交融，新的观念、文化不断涌现，必然会给国民的思想、价值和心理活动以直接影响，引起其内心深处的激荡与冲突，引发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安全观和民族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可避免地淡化人们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也向全球化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的国家，在如何维护自身文化独立与文化安全、国家与国家意识、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等问题上提出严峻的挑战，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出新的要求。

在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中，与民族国家相连的民族国家意识受到的冲击最为突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泛化或弱化”，“国界的消失”，“国家权威的销蚀”以及“民族国家过时论”，“人权高于”，“全球民主化论”等言论和观点的流传容易使人们产生错觉，使国家的神圣性大打折扣，甚至认为国家会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逐渐消亡，全球化时代已无须再提民族国家的与利益。

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刚刚迈入世界轨道、融入全球经济化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遭到了来自于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国家意识有弱化的趋势。因此，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维护自身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

2、西方国家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西化”目的明显。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极力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等同于“美国化”，竭力推行政治制度的单极化或所谓的“一体化”，推销以资产阶级自由、人权观点为主的政治观点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它们鼓吹和宣传经济私有化、政党多元化、人权国际化、民族自治化和社会多元化，进行一场他们十分得意的所谓“悄悄的变革”，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甚至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西方人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的渗透和控制，本质上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具有政治性和侵略性，他们试图在全球搞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正如阿兰·伯努瓦所说：“还有一种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志、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要通过它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依附于它，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是西方文化重点渗透的对象，面对这些形形的反动宣传，面对西方国家实行的“分化、西化”图谋，我们如何站在时代的前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敏锐而及时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化进程护航，是一件极为现实而紧迫、艰苦而重要的任务。

3、社会体制的变革弱化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整合功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国一方面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进攻和挑战，另一方面自身也处于改革转型期，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旧的规章制度与价值体系逐渐解体，而新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因而社会思潮新旧杂糅，某些环节容易出现失范、无序的现象，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民族精神的作用也相对弱化。

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并存，极容易使人们由于良莠难辨而出现困惑和迷茫，以致产生信仰危机；外来文化的大量涌现，让有些人从陌生、好奇，发展到同化和顺应；市场经济弘扬了个体主体性，却造成集体观念的消解，使个人主义盛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极容易导致政治参与爆炸与政治参与冷漠同时并存的奇特矛盾。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4、信息全球化加大了弘扬民族精神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全球化是与社会生活全面信息化相伴而来的。随着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虚拟现实将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环境，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将更多地走入网络世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人打交道，在知识信息的海洋中开展工作，既给弘扬民族精神带来新的环境，又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科技和文化设施的优势，全方位、全天候推销他们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提供了信息平台，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加新的变数。

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教育对象接受的自主性，更进一步增加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工作的压力。全球化语境下，由于人的自主性空前提高，使思想问题、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特征也更加明显，而网络世界互动关系的虚拟性则增大了人们思想波动性，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甚至国家意识淡化。同时，在动态的、高速流转的信息环境下，人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将日益增多，这又呼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出积极对应之策。能否保证人们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人格，将关系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工作的基础。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化，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已是刻不容缓和不可懈怠。

二、全球化对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提出的新要求

1、开放意识与民族意识并存。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和结晶，是民族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精神风貌和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它是民族识别、民族认同的根本标志之一，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因此，全球化进程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首先要立足于本民族，维护、发扬本民族精神的传统和特点，培养对祖国和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其次要着眼于世界，结合全球化的实际，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将情感与理性的反思结合起来，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一个民族能否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既是其民族精神能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这个民族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全球化要求我们要立足本国，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当代世界，从世界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更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更应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质。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与外来民族文化不断交融、交流和互相取长补短的碰撞中，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蕴涵着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要体现民族精神的开放性，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同时警惕消极、颓废文化的侵袭。明确指出：“我们要发扬民族的东西，但是不反对外来优秀的东西。”文化自大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只能导致本民族的落后，民族精神的茫然。2、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并存，处理好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民族精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历史性概念，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范畴。它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民族肩负的主要任务、时展的新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与融汇了中华民族各个时代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它根植于传统，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民族精神也有不同的特质和表现。”一个只依靠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而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同样是不会有前途的。

能否适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步伐，是判断一种民族精神是否先进的重要尺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弘扬是基础，培育是关键。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根本原因就在于根据时代的进步、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在于民族精神的不断丰富、不断提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总和，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又表现为这个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体现着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又蕴涵着时代精神。同志反复强调的“八荣八耻”精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它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体现，又是新的历史时代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紧紧把握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断总结和提炼新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样的民族精神，才是富有朝气，充满活力，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体现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民族精神。

3、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忧患意识并存，处理好民族自信与民族忧患关系。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一个民族强大的精深支柱，是任何时期任何爱国者必须具备的情感，它能增加我们自立向上的恒心，树立我们建设祖国的自信。斯大林指出：“革命的民族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邓小平曾说：“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对祖国要有民族自尊心，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危机意识。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忧患意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并存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爱国与忧民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强盛与其国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是紧密相连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民族文化安全受损，民族国家就会发生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当今世界名国，都在积极研究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名种风险、危机的对策，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建立机制，防范经济风险，维护文化安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来讲，如何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防范风险，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文化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民族忧患意识的培养，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做到居安思危。一个民族具有自尊心与忧患意识相统一的正常心态，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三、全球化语境中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对策

1、以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主体，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教育。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不断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才能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价值观向全球渗透的过程，或者说是西方融合东方的过程。面对西方国家以经济为依托的文化进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警惕，提高文化自觉，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依赖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全球文化交往日益普遍和深入的时代，有没有文化自觉意识对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自觉：一是认识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一是承传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认识是承传的基础，承传是认识的目的。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传统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别提继承和发展文化传统。承传文化传统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传统文化——认识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传统。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条件下同世界其他民族频繁交往带来的机遇，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要学习、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广采博纳，丰富和充实我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巨大宝库，另一方面，要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对外来不良精神文化的侵略筑起新的长城，抵制腐朽的文化，尤其要警惕和抵制国际敌对势力、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破坏。

2、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强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特定的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既是一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又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性标志。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它不是自发产生和形成的，而是自觉培育和塑造的结果。民族意识也只有在不断深入的民族精神教育中得以增强。可以说，民族精神教育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就是要使国民自觉地认识、了解、运用任何民族文化中那些能激发民族意志、启迪民族智慧、树立民族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所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而充实和发展的。而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是从个人行为选择与国家稳定发展的关系揭示民族精神的内涵，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从个人精神状态与社会、自然的依存关系揭示民族精神内涵，这四个方面内容都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主线，并多角度、多水平、全面深入地展开，体现爱国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共同铸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一民族精神不但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是形成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的基础，而且是凝聚所有中华各民族和世界华人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通过民族精神教育，能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民族的奋斗意志，推动民族发展。

3、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种，是一个民族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是一个民族由于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和自己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崇高价值而产生的对于本民族进一步生存和发展能力及前景的确信。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心理基础，是维护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保证。一个失去民族自信的民族不会积极、主动地维护弘扬民族精神。因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必须提高民族自信心。

第8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心理依附和精神归属是产生民族认同的基础条件。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多种困境，只有通过文化重构，才能激发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

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

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

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学报编辑部

参考文献：

[2]王征.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研究———河南邓州“台湾村”高山族调查[D].中南民族大学，2013.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第9篇：现代民族意识范文

1民族文化的社会作用

在民族文化与文化关系基础上，民族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关键，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民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主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是教育发展主题之一，教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象征，是人类发展和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在整个文化发展中不仅对文化传递和文化构成起着主体作用，还是促使人类将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财富的关键，因此在文化教育中培养和造就学生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创造力，进而促进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同时通过民族理论文化教育使青年不断提高民族意识，增添其民族自豪感，对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第二，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为各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加注重培养人们道德、智慧和文艺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在对这些综合素质进行培养的同时还要保护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推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育还是开启青年学生心智的重要手段，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人文素养、民族精神等，民族文化理论教育正符合学生的心理成长需求，它可以将学生代入民族文化发展艺术空间中，以此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奠定基础.第三，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就需要不断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发展民族文化是要建立在和谐民族社会关系基础上，只有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才能使政治环境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不同文化，诸如艺术、歌舞、医药、饮食、信仰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很多民族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靠这些传统历史文化，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

2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

2.1民族文化意识薄弱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发展趋势，这极大的开阔了学生眼界，拉近了学生与全球文明的距离，为提高学生世界认知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正由多元化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影响，同时由于学生思想意志比较怕薄弱，容易受其他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学习意识淡化、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退化，青年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漠视，将导致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缺乏自强自律意识，而青年学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未来，解决他们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尤为重要，如果不解决学生这些问题，任之发展最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存造成利影响，国家民族凝聚力会越来越薄弱，未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也会越来越差，这将严重阻碍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2.2少数民族出现断代现象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久远，但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我国偏远地区，同时少数民族人口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部分年青一代少数民族居民开始离开原居地，涌入城市，这就使该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少，加之远在异乡的少数民族青年已经开始与其他民族通婚，久而久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无法继承和发扬出去，同时不断的通婚使原留有本少数民族血统的传统少数民族居民越来越少，甚至出现断代现象，断代少数民族文化无法追寻其根源，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开展[2].其次，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坚持原有固守的文化传统观念，一些陈旧的民族传统阻碍了民族的发展，与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不适应，这种单纯固执的保留原始民族传统文化，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观念扭曲，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同时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通常这部分民族将自己孤立起来，不能接受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使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实际生活环境脱节，出现封闭、传统、落后现象，这将加重该民族文化断代现象.

2.3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中变异

纵观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历史都经历了不断的创新，也是不断地融入新的文化形式的历程，因此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结合中变异是我国民族文化能够不断发展和得以保留的关键，是我国民族文化不断适应历史变迁的重要基础，正常的民族文化变异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而在民族理论教学中，一些非正常的民族文化变异将会逐渐淡化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特点，一些民族文化盲目结合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这意味着我国民族文化被一点点吞噬掉，并没有达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过程中，汲取现代文化精华发展民族文化的目的，而是使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不完整，使民族文化失去了本民族历史成长痕迹，失去了本民族特色，由此可见这种外来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了民族理论教育和发展，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存在较大阻力.

3民族理论教学中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策略

3.1增强民族文化意识

增强民族文化意识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只有使年轻学生认同民族发展历史，树立正确民族团结意识和民族精神，才能使民族文化教育深入学生内心.增强民族意识，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将我国有特色、有趣的民族文化发展历程普及给学生，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初步了解，同时教师还要从历史方面向学生普及，我国56个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为我国统一作出的贡献，使学生具有民族团结意识，使学生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以此增强学生民族文化意识[3].此外，在教育方式上增强学生民族文化意识，需要家庭教育中也要注重对学生加强民族文化启蒙教育，社会要加大媒体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启发，引起学生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关注，提高学生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意识.最关键的民族文化教育还是在学校，学校教师要营造民族教育氛围，使学生在民族文化氛围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好感，以此提高学生主动学习民族文化的意识.

3.2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

增强民族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单纯的学习和发扬某个少数民族文化，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汲取我国各个民族文化精华，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以此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这主要是指不仅要体现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要将这些民族文化都围绕着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统一，达到我国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中尊重多样化文化教育的观念，近年来受到不少外国留学者的追崇，一些国外留学者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化特征选择到我国进修中国民族文化，将56个民族融入到一起，将多元化民族文化统一共同发展正是增强我国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此外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正说明了我国以人为本，尊重少数民族发展的民主政治，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观[4].

3.3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

改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是强化民族文化教育的关键，教育环境主要包括教师队伍、民族文化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我国教育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促进我国整体教育发展的关键，因此应营造教育环境氛围，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民族文化教育环境，提高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在高教育水平教师指导下，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5].此外教育部门要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对民族文化课程内容的设置和安排，民族文化教育内容要涉及民族发展的历史、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特色等方面，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以此增强学生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只有使学生对民族文化有了正确认识，才能促进学生将我国民族文化知识不断发扬光大，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4结论

综上所述，在民族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向学生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使学生对民族文化知识有进一步了解和正确认识，以此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培养学生民族精神，以此解决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奠定有利基础，同时也促进学生长远发展.

作者:高云峰 单位:赤峰学院

参考文献：

〔1〕熊锡元,王希恩.民族理论书简———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特色的讨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13(04):104-105.

〔2〕张谋.二十年,中国民族理论之路蜿蜒而辉煌———1998年冬季首都民族理论研讨会综述[J].民族团结，2015,10(01):190-191.

〔3〕苏祖勤.近年来民族区域建制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述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03):18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