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含义精选(九篇)

第1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

Abstract:WiththeenteringofChina’swell-offsocietyofaccessto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alsofacinganewdevelopmentofthecorrespondingruralareasandfarmersisalsotoaddresstheissueputontheagenda,theCPCCentralCommitteeputforwardthebuildingofnewsocialistruralareasofthehistorictaskThisisnotonlyaresponseto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butalsototheconceptofscientificdevelopmenttoguidetheuseofthepractice.

Keywords: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the"fivebalances";newsocialistcountryside;the"threerural"

前言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原则，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为了更好的实践发展观，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五个统筹”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目标，展示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人民需要努力做好的近期目标。科学发观展观一经提出，就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全国各地均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人民群众的心声，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城市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一跃千里，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则大大的落后，城乡差距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农业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建设，农民怎么致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农村占据国家的大部分比例，农民是国家的主要人口，因此，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牵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诚然，农民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但是农村的问题仍是层出不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有：

首先，农村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农村经济只限于初加工阶段，这造成农村许多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麦秸秆，只是有极少部分用作深加工，而且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设备只能运输到外地，大部分则是当作柴烧或者烂掉，如出一辙，玉米秸也是这种命运，即将到手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农林牧副渔明显失衡，另外，近些年来，良田被占、牧场沙化、滥砍滥伐的现象严重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不平衡的程度，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要致富切实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切实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关注度。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而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显落后，即使和我国的整个经济状况相比也是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贯强调科技兴农，尽管农民种田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但是，在便民种田方面仍有很大的欠缺。在一些落后的山区，公路、灌溉设施等配备设施依然没有解决。据调查，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的生活、居住、生产条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再次，农村科教卫生大大落后于城市。在农村，对于子女教育费等一些高且又必须的消费，依然有不少的农民支付不起，导致许多孩子失学，辍学；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个极大的缺口，因病致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最终必将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宏观调控更是不到位。集中表现在农民市场意识薄弱，传统计划意识依然占主流，同时互联网等先进媒介在农村得不到推广，信息交流比较差，加之地方政府宏观调控不及时，农民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现在看来，“三农”的滞后发展，影响了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影响了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最终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做出的英明决策，是党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

1．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是发展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如此。新农村建设要求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彻底改变农村现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转变看待农村的传统观念。国家发展农村的决心是坚定的，农村面貌在不久必将焕然一新。从目标上来看，这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又包含了对农民收入、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这一目标既包含了农村村貌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高，还包含了农村的党政基层民主建设的改善与提高，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3．新农村建设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也包含在“五个统筹”的战略部署内，即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把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见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即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需要平衡发展，眼前农业明显落后，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大缺口；从纵向上看，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导致大量人才、资金涌向城市，农村因缺乏人才、科技和资金而愈显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是党在正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础上提出的战略举措。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大事，决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它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与我们紧密相关，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军民合作、党群一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地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论怎么样，我们期待再次出现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创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正是农村发展的大好时机，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原则为农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今后国家将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但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努力，农民要力争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建设。总之，农村经济的是否发展及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为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2]宋黔晖，郁建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邓小平理论研究．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新华出版社．

[4]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第2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 流动性过剩；融资市场；发展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177-03

[作者简介] 蒋树瑛，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金融；

董水平，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江西 南昌 330024)

一、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中，“流动性”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人们常把流动性直接理解为不同统计口径的货币信贷总量，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

关于流动性，学术界主要认为有以下4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整个宏观经济的流动性，指经济体系中货币投放量的多少。第二种含义是就整个股票市场而言，指参与交易资金相对于股票供给的多少，这里的资金包括场内资金(即已购买了股票的资金，也就是总流通市值)以及场外资金(就是还在股票账户里准备随时入场的资金)。第三种含义是指商业银行能够在不遭受损失的条件下，满足存款人提存及支付需要资产的变现能力，即所谓的资产流动性。学术界将其扩展为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负债流动性主要是指银行迅速筹集资金以应付存款人提存和支付需要的能力。第四种含义是针对个股而言的，即流动性是指股票买卖活动的难易，也就是说买了这只股票后是否容易卖出。以上4种含义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第一种含义和第二种含义的流动性相关程度非常高，即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通常会引发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过剩，所以当国家开始收紧银根时，股票市场就会失去资金供给，表现不佳。第三种含义的流动性也与第一种和第二种含义的流动性关联度较大。第四种含义的流动性问题一般认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太显著。

所谓“流动性过剩”，其全称是指“流动性资产过剩”，经济学解释是，储蓄和投资偏好大于消费偏好。欧洲中央银行(ECB)把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实际货币存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通俗地说，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 uid ity)就是市场上流动的货币过多，超出了经济体系的实际需要，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的过剩，也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由于现金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或清偿，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因而，有专家通俗地解释说，“流动性过剩”，就是“钱多了”。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最佳指标可以用马歇尔k值(M arshallia n k)，即狭义或广义货币总计数与名义GDP的比值。如果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即M2)将大大超过货币需求量(以名义GDP为衡量指标)。

我国目前的情况，2000-2006年M0、M1、M2年均增长分别为10.5%、15.3%、16.5%。2006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增幅比上年高出5.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4.8%，比上年末高出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即存贷差为1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万亿元。除2004年外，2000-2006年广义货币M2增长率均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M2增长率平均比GDP名义增长率高3.6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使得M2与GDP的比值不断上升，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34.5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4.3万亿美元，当年中国GDP总量为20.94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而美国自2002年以来M2与GDP的比率一直稳定在0.8左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

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辩证分析

虽然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流动性过剩无论是从表象、还是从成因或解决方法上来看，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理论问题，并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货币发行过多、存贷差过大等问题。针对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并不真正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了，而是过剩与短缺同时并存的局面，对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作辩证分析。

(一)从全球角度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我国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将长期存在，这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全球储蓄都过多。同时，全球利率低的现状短期内也不会改变，美国9・11以后，美联储连续减息，长期维持1%的低利率，造成全球流动性价格非常低。美、日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资金，客观上造成套利交易量加大，形成流动性效应，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像我国这样的顺差国。

(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伴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矛盾的加大，流动性在我国经济金融相对成熟的市场中表现为过剩，在发展滞后的市场中则表现为短缺，呈现出全局性过剩和区域性、局部性短缺并存的特征。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城乡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城市占80%强，农村不足20%，农村实际上是流动性短缺。近几年，国家加大了“三农”投入，放宽和调整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准入政策，但与城市比较，财政性、政策性资金投入仍然严重不足，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各大金融机构不是积极地向农村输入资金，而且变相地从农村抽取资金。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在商业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发展中，大量撤销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上收信贷审批权；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从农村抽走的多，流回的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历史包袱重，机制不完善，难挑支农重担；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在县域地区无机构和网点，支农“鞭长莫及”，农业发展银行虽然在农村有网点，但业务范围和业务专长主要限于粮棉等农产品购销。农村实际上是流动性短缺。

(三)从资金供给和需求看，一方面是储蓄率高，银行流动性过剩，资金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和一些利润率低但社会效益好的项目领域表现为资金相对短缺。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欠发达，基本是通过银行体系来配置信贷资源，而银行的风险评估有其局限性，无法做到以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来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和融资需要，所以储蓄不能有效地向投资转化，无法寻找出口。而且，投资也未呈现多元化，大量的资金涌向股市、房地产等高回报领域，资金出现绝对过剩，累积的风险也相当的大。这说明国内的资金配置存在结构性的扭曲、不对称，资金配置的效率不高、渠道不畅。需要资金的地方得不到钱，大量的资金需求是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获得，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很少。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近年来一直保持在50-60%以上，而公司债券和外部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则不到1%。一些中小企业为了发展，大量寻求非正规金融融资。据中央财经大学地下金融调查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地下信贷的规模接近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30%。其中，全国中小企业融资超过三分之一的来自非正规金融，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从地区分布看，西部6省指数最高，为43.18%，中部为39.8%，东部最低为33.99%。

三、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发展融资市场的对策

毫无疑问，如果不能有效地应对流动性过剩，国家宏观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如流动性过剩会助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增加贸易摩擦，加剧汇率升值，导致各类资产价格的波动，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催生资产泡沫，导致商业银行过度竞争，放大信贷风险，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但是，如果有效利用流动性过剩，也会为加速金融发展、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机会。流动性过剩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目前资金过剩，也意味着资金比较充裕。我们应充分利用大家对中国经济、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对人民币有信心的有利时机，利用流动性过剩的积极方面，加强疏导，大力发展我们的市场，特别是大力发展融资市场。

(一)利用流动性过剩，加快融资国际化步伐，推进金融对外发展和对外投资。积极向国外拓展融资市场，加快金融对外发展和对外投资，是当前疏导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贸易顺差产生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变当前对廉价要素资源的过度依赖的贸易政策，调整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提高自主技术和产品含量，“积极扩大进口”，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过去的投资――出口外循环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力倚重的消费驱动型，从根本上缓解贸易顺差猛增。

另一方面，可以引导金融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金融的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大趋势，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创造条件把国内优秀的金融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用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影响周边友好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上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发展局面。当前，国内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在国外开展收购金融机构，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当然，国内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帮助国内大型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全球范围掌握能源、矿产资源，保持长期稳定的供给价格，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利用流动性过剩，调整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统筹城乡、中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核心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结构扭曲，有的地方钱多得过剩，有的地方钱少得可怜。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要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需要依靠市场手段，发挥政策合力，调整金融发展思路。主要是调整流动性过剩的流向，加强疏导，统筹发展，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一是从战略高度，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调整金融发展思路，改变信贷投向结构，解决农村金融管制过多的问题，鼓励、引导城市、东部的流动性过剩流向农村和中西部，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市场，统筹城乡和中西部发展，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二是建立依靠市场参数来有效配置资源的调节机制，促使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高成长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同时，大力支持产业整合和自主创新，加速淘汰一些附加值低、污染严重、耗能较高的企业。过去企业重组只能靠行政手段，现在有了充足的资金，市场运作并购重整就成为一个新的活跃领域。三是下决心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止过剩资金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四是创新金融发展模式，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调整金融产品结构，促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流入教育、卫生、公共设施、廉租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利用流动性过剩，加快金融创新，完善资本市场。融资迅速多元化，是流动性过剩带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储蓄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资金没有找到投资出口，财富积累超过了生活、投资需要，产生出“闲钱”。所以，解决流动性过剩，发展资本市场已迫在眉睫。

首先，要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使之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改变银行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或购买投资、交易类资产的单一经营模式。要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包括资产证券化，以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产品系列和债券品种系列等融资新产品，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以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其次，要建立统一完善的全国债券市场，建立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间接融资比重高，企业负债率过高，银行信贷手段过度运用的问题。如果没有完善的债券市场，老百姓的资金就是在储蓄和股票之间搬家；而没有债券市场，就像自然生态没有湿地一样，缺少缓冲地段。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发展债市已经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了。

第三，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健全市场功能，构建创投基金的退出机制。能够大量吸收过剩货币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基于技术创新和开发的风险投资市场。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市场是一个智力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和市场，它的有效发展能够吸附大量的过剩资金。而且，创投市场的发展还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竞争力和科研水平，有利于中国逐步摆脱技术依赖的被动局面。

四、结论

总之，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多种矛盾逐渐累积的结果，必须对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同时又带有长期性、艰巨性，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多管齐下，逐步缓解。发展融资市场，既要考虑国际因素，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支持我国实现在全球的经济资源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支持“走出去”的经济战略，又要考虑国内因素，从整个宏观经济平衡的视角，疏导流动性，引导其向中西部、三农、中小企业、教育、卫生、公共设施、廉租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流动，同时，还要考虑发展资本市场，寻找更直接、更广泛的资金出口，最终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晓灵.流动性过剩与金融市场风险[J].中国金融，2007，(10).

[2]李扬，殷剑峰，刘煜辉.应归流动性过剩的两个基本战略[J].中国金融，2007，(3).

[3]陈元.建设中长期融资市场 支持公共设施发展[J].中国金融，2007，(10).

[4]刘仁伍.流动性过剩的对策[J].银行家，2007，(2).

[5]唐双宁.关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初步思考[J].经济研究，2007，(9).

[6]张仁寿.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考验智慧[N].南方日报，2007-07-06.

第3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在完成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迁。每次变迁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对前一种制度的否定。尽管制度的每次变迁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每次变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和农业发展趋势的论述为其理论依据。这种基于同一理论基础而在不同时期做出相反制度安排的现象，是我们误读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否定之否定；原因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转变是市场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导致资本集中是市场的内在逻辑，技术和效率则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落后和效率低下的小农家庭经营方式被技术先进和效率更高的集约型经营方式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建国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从其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来讲，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论述，即小农经济是前资本主义的产物，存在经营分散，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效率低下的特点。但在国家如何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上，在不同时期，基于同一结论的制度安排则完全相反。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时期，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小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变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传统集体所有制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严重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农村传统产权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成为制度安排的不二选择。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三十多年后，主张通过土地流转方式重新配置土地产权，将分散的家庭式经营转变为公司化规模经营又渐成共识。在制度安排中存在否定之否定现象并不鲜见，但鲜见的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不同时期的制度安排，都基于一个相同的理论观点，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农业具有经营方式落后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特点，国家无论是出于防止小农分化的考虑，还是基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目的，都应该用集体所有制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废除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传统经营方式，将大一统式的经营方式变为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但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改革导向并没有改变，其中原因，显然与我们对小农经济所持的上述看法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基于同一观点会做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制度安排呢？笔者认为，发生在农村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现象，是我们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农民理论误读的结果，

二相对于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而言，小农经济具有经营方式落后和效率低下的特点，因此，它必然被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所否定，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和理论逻辑来看，这一观点不存在任何理论问题，但有的学者却以发达国家同时存在股份制大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事实来否认这一观点的科学性。

前苏联学者卡尔•考茨基在其名著《农业问题》一书中就认为，技术和效率并不是农业生存的前提条件；尽管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工业资本的影响不断增加，但农业生产的特点（如生物特性、季节性等）仍阻碍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庭农场及其变异形式仍然存在，自然条件仍是农业中大规模资本主义扩张的障碍。〔1〕美国学者罗伯特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高地的实证研究中也指出，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仍存在有许多家庭农场，主要是由于家庭内部特殊劳动关系所表现出的竞争力，以及自然条件本身限制了剩余价值的工业占有，农场中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仍然持续存在。〔2〕可见，在上述学者看来，家庭式农场长期存在一是因为自然条件障碍了资本主义向农业的扩张，二是因为技术和效率不是农业生存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把家庭农场长期存在的原因归结于自然条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农业所依靠的自然条件是农业资本扩张的障碍。但问题在于，自然条件为什么会成为农业资本向农业转变的障碍，多数研究对此语焉不详，更多的都是一种经验性的叙事，并没有理论上的深入论证。现代化大农场与家庭农场存在的事实，并不表明马克思的理论得不到经验和事实的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界的多数学者对马克思的观点作了误读，把马克思关于农业的发展趋势单纯理解为股份制大农场取代家庭式小农场的过程，于是就以家庭式农场长期存在的事实对这一观点进行证伪。其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趋势的论断，强调的并不是单位经营规模的大小，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在马克思眼中，以家庭为单位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本质上是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因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种落后的经营方式必然会被建立在发达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经营方式所取代。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3〕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是格格不入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5〕至于小农经济排斥社会化大生产的原因，马克思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总之，“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的不是劳动者个人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而是这种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表面看来，马克思把排斥分工的小农生产方式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农业生产规模的狭小，也就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不是私有制决定分工的发展，相反，是分工促成了所有制观念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最初的自然分工促成了原始奴隶制的形成。“分工起初只是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7〕“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8〕这实质上说明了私有制的最初起源。其次，分工促进了私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9〕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0〕可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工本身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分工造就了私有制，而不是相反，但作为分工产物的私有制，又对分工起着阻碍和促进的作用。马克思讲的小农私有的“小块土地”阻碍分工的情形，并不表明所有制形式是决定分工的根本条件，决定分工发展的仍然是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家庭农场，其经营方式与马克思所说的家庭农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虽然从产权构成和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其经营主体依旧是家庭，但其经营方式则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采取的是社会化经营方式。这就说明，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众多的家庭农场，但这些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早已没有传统家庭农场经营方式的痕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被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所淘汰已经成为历史不争的事实。同样，把“技术和效率不是农业生存前提”作为论证家庭农场长期存在的理由也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和效率始终是一种核心竞争力，没有先进技术和缺乏效率的产业，最终注定是会被淘汰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当代，人工合成技术和转基因技术越来越先进，替代品种类日益增多，在这种趋势面前，许多过去被人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产业要么成为日末途穷的夕阳产业，要么成为人们的往昔记忆。农业作为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产业，当然不会因技术和效率的原因而消失，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效率不是农业生存前提观点才能成立。但是，把其作为家庭农场长期存在的理论依据则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观点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在技术和效率上落后于股份制大农场，而这种技术和效率相对落后的家庭农场之所以难以被大农场取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从事的产业“具有不依靠技术和效率而生存”的特点。其实，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看，技术和效率当然不是农业生存的前提条件，但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生产者而言，技术和效率绝对是决定其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发达国家中的家庭农场之所以长期存在，原因并不是其所从事的产业具有不依靠技术和效率而生存的特点，而在于小农场的单位产出效率高于大农场的单位产出效率。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小农户的单位土地产出率要高于大农户的土地产出率，农地经营规模与单位土地产出率成反比。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时期集体经营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被理论界视为对规模经济理论提出的严重挑战。

三综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进程出现的否定之否定现象，其理论根源在于我们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被社会化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趋势错误理解为个体私有制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或所谓“集体所有制”所取代的历史进程。因此，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用集体所有制取代个体小私有制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上说，产权制度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权归谁所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生产条件的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二是产权的组织形式，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考察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具有效率，必须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动态和全面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理论的谬误。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效率的影响撇开而单纯考察其具体的组织方式，认为不论初始的产权如何安排，人们都可以通过产权交易来实现产权的重新组织，并通过产权的重组就能够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观点与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结论，是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而交易费用理论强调的是产权安排必须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实现产权的重新安排本身又是一种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是有成本的。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有效率的，人们就无需通过交易来变革它，也就不会为此而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整体效率，认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其具体的产权组织方式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产权组织方式的变化始终要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使社会无法按照生产力的要求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来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其最终必然被新的所有制代替。至于具体代替的方式，马克思认为既可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也可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但对于个体劳动者的私有制，马克思并未否定其生产资料归劳动者私人所有的基本属性，而否认的只是这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的私人占有且排斥分工的落后经营方式。所以，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马克思把这种产权制度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小私有制的再次否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它否定的是生产资料归剥削者私人所有的制度，让生产资料重归劳动者所有；对小私有制来说，它否定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占有且排斥社会分工的产权组织形式，使生产资料真正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来进行有效率的社会化经营。还需指出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大农场对小农私有制的否定，还是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私有制的否定，本质上都应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小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动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必须通过市场合约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其他经济主体或外部力量强制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决不能采用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式来剥夺小农的财产，而应当采取示范引导的方式让小农自愿加入到合作社中来，这实质上强调的是尊重小农基于自身利益动机的选择权利。我国制度下的农业经营方式最终之所以再次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并不能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只能证明制度是一种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同理，当下推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实质上包含了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再次否定。但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只有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来建立所谓公司化的大型经营组织，才是提高农业效率的唯一出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从发达国家大农场与家庭农场并存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的规模经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通过促进农业内部的分工，将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逐步发展为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专业活动，也能在不改变家庭经营方式的前提下利用社会分工形成的专业化优势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体农民的家庭经营方式被社会化生产经营方式所取代的真实含义。

参考文献：

〔3〕〔6〕〔7〕〔8〕〔10〕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1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4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所谓“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要求 和任务，必然会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创制;其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体制在这些创制中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三农问题”自身将失去意义。指出这个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将有助于更加正确地运用科学发展观，使学术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具有更为贴近和合理的真实关联。由此，本文先集中阐明提出这个转型的根据和真实含义，然后分别说明转型的若干主要内容，包括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民生统筹以及乡村治理等。显然，这些阐释和分析包括许多内容，我不过是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包括指出它们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的失去意义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整体的农村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体制转型的阶段，其基本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里的“整体”就是所谓的“三农”， “发展”则是指这三个方面问题朝着预期愿望的变化情况，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应该是针对今后这方面发展的性质和形态而言的。因此，如何理解“三农问题”的真实含义和变化情况，是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命题。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人们几乎都是在简约指称的意义上使用 “问题”这个词，实际意思不过是指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表示这个工作很难以及这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负担。事实上，“三农问题”的真实含义在于，这三个“农”，尤其是“农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它不是可以被对象性加以“解决”的，只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情况而失去意义。其二，把“三农”并列起来作为某种复合概念是不对的，因为农业和农村都是农民的对象，如果有什么对象性问题需要解决，实施解决的最终主体恰恰是农民本身，而不是农民问题被什么办法解决了[1]。由于理解的不同或歧义，就容易模糊制度在其规范性和针对性之间的联结，或者说减弱制度的实效，由此带来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过，如果只把“三农”作为一个方便的指称，那就的确没有必要对其成立与否的合理性做细致的理论辨析，而且在实际做法中，即使不是分别对待这三个“农”，至少也是有其政策规范和工作针对的侧重区别的。比如，相对说来，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民”，旨在提高农民的收入;2005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业”，旨在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1号文件的主题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对体制转型的说明既是针对指称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整体内容，也包括农村、农业、农民各自的变化，而“三农问题”的失去意义则是这种转型和变化的逻辑结果。

孙 津：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4期首先，就农村来说，体制转型的性质和内容就在于新农村的“新”。不难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要求中的“农村”不可能指仅仅与农业和农民相区别的自然空间概念，而是某种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所以，文件把这个要求归纳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是，从时间上讲，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就讲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从要求上讲，那二十个字的内容更是现代社会普遍愿望达到的文明形态。因此，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致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必须理解并以行动赋予它区别于前次做法以及不同于普遍愿望的特定含义。简括地说，这个含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体制，而从任务目标来讲，则是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制。

 

作为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明显的政治理念延续，这就是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问题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以及各种运动方式局限或延阻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建设者的利益增进变得极为困难。责任制的问题后面要专门讨论，这里仅限于指出，作为农村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责任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潜能已释放殆尽，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必须要求，就是创制能够进一步、甚至是再一次促进生产力解放的制度体系。同样，上述二十个字所说的建设内容是要由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强的物质基础来支撑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些建设内容，尤其是如何保证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仍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制。一方面，与这些内容方面的建设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仍有待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这些建设内容本身就包括或者就是制度的创制，比如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

 

其次，农业方面的体制转型主要是农业经济的范畴延扩以及相应的制度创制。无论什么样的文明形态，经济发展都是其最基本的能力支撑和实际内容，因此从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来讲，新农村所要求的农业必然是某种现代农业，所以中央2005年1号文件才会提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为了强调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或纠正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出现的误导和偏向，中央在2007年初又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任务是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于现代农业的制度问题后面再专门讨论，这里只是指出，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求相应的体制转型，而且建立健全能够促进和保证这个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功能规范就是制度本身的创制，其核心内容是提供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和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

 

第三，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本身的转型。农民本身的转型方向，就是使农民本身不再成为问题。就此而言，正确认识“农民本身就是问题”这个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农民本身转型的必然性及其作为“三农问题”体制转型关键因素和核心工作的合理性，而且直接表明了所谓“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以及“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等说法的真实含义。

 

无论整体的“三农”还是每一个“农”，它们本身作为“问题”的性质含义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即某个事物或现象自身的内在矛盾具有影响全社会现状发生根本变化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农民本身就是问题”的主要含义就在于，作为某个群体(或阶级)存在的农民的自身内在矛盾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的整体发展。简括地说，这个内在矛盾就体现为农民在其概念生成和真实行为中的身份转变。这个转变在时间上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转为自觉的革命主体。中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推翻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然而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动员大多数人愿意并且实施对这个制度的推翻。于是，同处于土地私有制这个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大部分人(即包括贫农、下中农、中农甚至上中农等在内的“农民”)就必须被剥离出来，从而作为革命主体去反对和打倒这个结构中的少部分人(即地主和富农)。其二是转为创新的建设主体。革命的实际成果、甚至革命得以成功的保证都是实现平均地权，但是，土地私有制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相悖，而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又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就有了合作化，从而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责任制仍处于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因为责任制既不能保证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个体能够、并且以规范的形式实现对公有制(即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经济)的真实占有，也没能使这种占有能够实现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民利益持续增进的一致性。

 

由上可以看出，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要求和基本保证都是一系列制度创制，所以说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以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整体的“三农问题”也就失去意义了。

 

2 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既定的目标方向，而其内容则要由具体的建设来充实和实现。整体说来，这个建设所涉及的工作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三农问题”，所以，新农村的“新”就体现为“三农问题”正在进入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换句话说，体制转型就是农村综合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也是一次总体性的体制转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下从四个方面讨论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2.1 责任制与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

 

作为农村现行的基本制度，责任制的规范功能包括三个主要领域，即政治、经济和社会。从制度的实际作用来讲，很难将这三个领域分开来，不过还是可以就其针对或侧重作区别说明。相对说来，政治上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以土地所有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上指的是土地产权与其经营权相分离的运作制度，实际上是对平均地权实施某种形式和程度的负责的机制;通过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的规范，责任制实际上成为农村社会形态在制度层面的基本维系和联结，也就是说，只有直接或间接地经由责任制允许或转换，农村社会的各种形态才能够具有其真实的空间。因此，从现行的基本制度来讲，总体性转型或者说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责任制基础上的体制创制;而从土地所有制在上述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的制度意义和作用来讲，这个任务的核心内容，就是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创制。

 

事实上，既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由体制直接安排的，因为我国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但是，由于农民生存、生产、生活的特殊性，就由体制为所有农民划出一部分土地，并规定他们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来占有。这个特殊性所体现的是某种同一性关系，即土地同时是农民生存环境、生产资料和生活条件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至少从逻辑上讲，责任制的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实际上是进一步悬置了这个集体名义，而农业税的废止则使土地成为依生产方式而变化的公共用地。因此，这方面转型的基本含义就在于，创制一种能够为政治(所有制性质)和经济(生产和经营获益)建立机制联结的土地生产关系。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延续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但是，它在以平均地权作为实施经营权的资格的基础上，改变了责任制的形式结构，即不是把产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是将平均地权的资格直接作为土地占有的形式，从而使农民成为土地利用(包括土地的增值、交易、转让、合作等)的真实主体，或者说以个体农民真实地占有他们公共所有的土地的方式落实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基本制度，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具体建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2，3]。

 

2.2 粮食经济与现代农业

 

在新中国近60年的建设历程中，有一半时间是粮食短缺的紧张阶段，因此农业经济实际上就是为着粮食增长的经济，“以粮为纲”也才是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合理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粮食经济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从对种粮采取各种补贴政策直至完全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 900亿kg以上，根据规划，2007年要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种足种好粮食作物，力争粮食面积稳定在10亿hm2以上;同时着力提高粮食单产，力争单产增长1%以上。这再次表明，粮食经济始终都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对这个成就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逐渐产生和突出了两个主要的新问题。一个是农民能否、以及怎样靠粮食经济来保证收入的持续增加;另一个就是如何对待国家的粮食安全。事实上，正是粮食经济的关键作用，农业才被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多耕地资源又有限的大国来讲，这个基础的真实含义其实是指一个由众多吃饭人口组成的公分母，分母越大，分值就越小。即使在今天，粮食产量的取得不仅要靠一系列针对性的相关政策扶持，而且既不能等同于粮食持续增长的牢固基础，也不能替代高质量供需平衡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如果单靠粮食出售就能够赚钱，农民的生活也就没有问题了，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一方面，农业的自然经济形态以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刚性局限，使得土地的农业产出无法支撑农民的收入增加，甚至难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随着整个经济运作的市场化转型，不仅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降低、务农成本日益加大，而且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拉大。因此，真正的出路是彻底转变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事实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任务规定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必然就会要求大大延伸和扩展农业经济的含义。但是，不仅由于粮食安全的必需，更因为多数耕地仍然是用来生产粮食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要多数农民来从事这种生产，所以相对以粮食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来讲，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在于如何处理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的大农业经济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换句话说，有没有粮食吃以及是否够吃，与吃什么粮食以及怎样运作粮食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经济的转型。

 

这个转型同样需要制度的创制，或者说由此逐步形成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其内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经济结构本身，也就是某种大农业概念，它所涉及的制度创制主要是农业的工业化问题。其二是所谓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证农民可以享有现代农业经济从生产到最终消费完整链环上每个环节的利润，尤其是增值利润。

 

2.3 道义关注与民生统筹

 

事实上，之所以会提出所谓“三农问题”并引起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道义的原因。一方面，人们关注“三农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农民普遍抱有同情弱势的心态。尽管从道理上讲，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农民不仅成为这个发展的建设主体而且也是其利益的享有者，“三农问题”将逐步失去意义，但是，道义关切毕竟不能替代相对弱势一方本身的富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的、也必然会产生的一项工作，就是建立对农民生存、生计和生活进行整合协调的民生统筹制度。就像上面说到的土地与中国农民的特殊关系一样，生存、生计和生活也是农民各民生要素方面的统一体，不过从转型的角度讲，这方面的制度创制至少包括三项内容，即农民与土地关系、就业形式以及社会保障。

 

从形态的角度讲，农民生存的最直接因素就是他与土地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上面讨论的生产关系，不过无论哪种所有制，中国农民生存形态的改变都是和土地利用的选择可能紧密联系的。的确，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动力或农村人口从土地耕作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个趋势表明，在土地利用的选择方面亟需创制相应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其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如何从土地中退出。看起来，退出土地不仅是断了农民的后路，更是放弃了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这种占有资格来实施所有权的让渡、交易、转换，甚至受益。从生计的角度讲，农民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工资，所以长期以来农民务农不被看作是一种就业形式。这方面创制的主要内容一是如何提高务农就业的质量，另一则是如何保证农民在选择其他就业形式方面的平等权利。从生活的角度讲，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种社会保障。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和城市待遇的一致，而是如何创制适合农村特性(比如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同一性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

 

2.4 城乡统筹中的乡村治理

 

体制转型的直接目的是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加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因此，体制转型并不仅仅是某种发展的需要，更是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功能实施，即是说，方方面面的创制同时也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但是，农村发展不可能离开它与城市的关系，包括农村自己的城镇化，因此，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应该是农村体制转型的题中之义。就治理来讲，之所以说“乡村”而不是“农村”，主要是为了突出对于作为与城市相区别的某种社会形态进行治理的性质特征，而且也是为了尽量避免把三个“农”混在一起可能造成的误解。同样，城乡统筹本身也是一个多层面和综合性的工作，比如至少包括身份及相应权利的主体统筹、以经济活动为主导的要素统筹、以及以空间形态为载体的区域统筹等，并不仅仅指制度层面的协调。不过，就这个统筹机制对乡村治理的作用针对来讲，可以从公共产品供给、村民自治、税费改革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比较突出的方面来分析其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乡村治理需要的物质基础或条件要由农村自己的发展来解决，然而从公正的角度讲，农村这方面最大的弱势就在于缺乏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如何在公正的前提下，帮助农村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城乡统筹在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支撑方面最需要的制度创制。其次，村民自治当然包含农村政治民主的含义，但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作用是为乡村共同体提供一个与外界打交道的经纪职能。从乡村来讲，这方面最主要的创制是如何设置并真实形成乡村共同体利益代表和经纪相同一的自治主体;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讲，则是如何使这个自治主体真正具有与城市进行谈判和合作的平等权利。第三，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减免税费本身并不必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甚至也不必然具有公正性。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针对乡村财政严重不足以及税费职能从乡村治理中悬置起来或剥离出去的状况，从城乡统筹的意义上进行新型的税费制度创制。第四，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是乡村和城市共同的任务，因此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讲，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创制至少要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够与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协调一致，另一是能够预防和制止城市扩张对乡村利益的侵占。

 

仅从上述四个方面就不难看出，用城乡统筹的原则来进行乡村治理不仅仅指城乡的公正互助，还包括某些普遍性的因素或改革需求。比如财政体制的改革。乡村治理需要钱，但是现在的财政制度导致乡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事权远远大于财权，而且中央税收的比重仍在加大。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重约为34∶66;21世纪初就变成了52∶48;2006年更是达到了55∶45。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不仅只能维持吃饭财政，而且靠卖地支撑GDP的趋势也有增无减。又比如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或成为服务型政府。如果政府职能转变只是一个整体的导向，而GDP增长仍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那么既要挣钱又要服务的职能取向矛盾就无法解决，依法行政、监督法治、服务和调节经济以及保障公正和公平等作为也就愈加困难。事实上，地方政府即使是卖地，前期的土地整理费用大多也只能靠贷款，加上政绩考核的经济指标压力，致使每届政府都希望多借债，还债的责任感几乎被磨灭。

第5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相关概念释义

明确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含义，首先要明确其教育对象。媒介素养教育是针对性、实践性较强的教育，如果教育对象不明确，教育活动也就无法有效实施。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含义，指针对农村居民进行的媒介素养教育。为此，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1.问题之一：何谓农村

就行政区划而言，农村指我国的省、市、县、乡、村中的乡、村，但这种划分只是行政级别上的划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以及一些中心城市的周边乡村，已经成了以非农经济为主体产业的小城镇，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生产生活方式、教育水平、媒介环境，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农村应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级以下的地区。

2.问题之二：谁是农村居民

依据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居民是指户口在农村的人口。但这一定义显然没有穷尽事实上的农村人口状况。首先，拥有城镇户口的乡镇干部、中小学教师、邮政电信等方面的工作人员也在农村长期居住；其次，户口在农村的农村人口也分为四类：一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二是“离土离乡”长期在外的打工人员，三是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四是户口虽在农村，但在城市扎根了的名义上的农村居民。因此，事实上的农村居民应该指长期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业生产的居民和农村的外出打工者。

3.问题之三：媒介素养为何物

媒介素养是指“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①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文字、图像、声光等各类语言的识别与使用，也称为传统素养，二是对各类信息进行的采集、加工、保存、传播等能力，也称信息素养。显然，在信息迅速膨胀的当下，第二种媒介素养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究竟能否适应时展，其主要标准就是看他在传统素养的基础上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社会、媒介环境的信息处理能力。而能力的形成，一是靠自身的学习与经历，二是靠外界的教育与训练。

4.问题之四：农村媒介素养教育是什么

当前，有关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农村媒介素养教育是我国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把媒介素养作为考察传媒与农村关系的一个新视角；对农村媒介素养状况开展实证考察；新媒体在农村的应用，等等。近两年来，学者把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上。从对农村及农村居民定义的梳理，笔者初步将“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界定为：在县级以下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进行的，针对其长期居民及外出打工者进行的媒介素养教育，其教育对象与场所的独特性，决定了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独特的特点与实施体系。

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特点

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特点体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地域性以及复杂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媒介素养教育反映了农村教育的深度与水平。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农村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对象的多样性

对象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农民职业构成的多元化上。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农民的职业和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陆学艺“根据农民所从事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这三个因素的组合”，②认为中国农村阶层中已初步分化为农村干部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职业者、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雇工阶层、外聘工人阶层、无职业者阶层等10个阶层。同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村，分层结构是不同的”。但就总体而言，农村内部那种“铁板一块”的格局已被彻底打破，则是不争的事实。农民的概念开始多元化。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农村中处于不同阶层的居民，由于各自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平、职业的不同，媒介拥有率与接触习惯、媒介偏好、媒介参与程度、媒介诉求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别。③相应地，各自的媒介诉求、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与接受能力也各不相同。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表现出多样性。

2.空间的区域性

空间的区域性是由我国农村面积广大，各地经济水平、气候特点、地理条件差异较大造成的。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存在着东中西部的差异，还存在着因与中心城市距离的不同而造成的经济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该地区的教育水平，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延伸，也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应地表现出区域性。由于气候、地理的不同，各地的生产方式也有较大的区别。

3.文化的复杂性

就大文化背景而言，我国各地区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等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并作为不同的地域文化心理成了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背景。此外，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及县以下乡、村，各民族在宗教、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构成了我国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多民族性。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再加上由于人口流动与传媒带来的城市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文化的复杂性，作为我国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既存背景。

4.媒介的自主性

媒介资源指农村的媒介硬件条件与媒介对农村的关注。资源的缺乏与主动性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互为表里的两个问题。随着国家“村村通”项目的推进，农村各地的媒介硬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差距依然很大。最明显的表现是在网络的使用上面。同时，媒体整体上呈现都市化倾向，缺乏对农村、农民的关怀。主动性的缺乏指农民缺乏通过媒介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身诉求的主动性。方晓红教授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民还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对于运用大众媒介的舆论影响力保障自己的民利”的意识都不强。④

此外，师资与资金的缺乏是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普遍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必须首先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及其未来社会的发展，同时考虑我国农村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特点、人口素质、民族状况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诸种因素对教育的制约性。”⑤作为农村教育的一个部分，我国农村媒介素养教育同样面临着农村地域独特性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注释：

①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②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428页

③④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6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机会均等 农民增收

包容性增长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概念，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失衡。本文运用包容性增长理论对甘肃省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进行分析，对促进甘肃省农民增收途径进行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不平衡，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基于对中国经济的专题研究于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即机会均等化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但关于包容性增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侧重。柴荣鑫（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的第一要义是机会平等；汤敏（2010）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共享式的经济增长；陈宪（2010）倡导包容性增长是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公平与效率。

2009年11月15日，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做了《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主席又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10年甘肃省总就业人数1432万人，其中农业就业人数731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51.05%。在人均收入方面，2010年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342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07元，是农村的4.17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此，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促进甘肃省农民增收，是甘肃省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甘肃省农民收入现状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10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3707.7元，经营性收入1713.5元，财产性收入520元，转移性收入5091.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31.1元，经营性收入2832.8元，财产性收入202.2元，转移性收入452.9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的结构失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被拉大，依据表1所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城镇居民的1/3，从表中可以看出其中主要差别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甘肃省地处欠发达区域，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188.55元，同期增长10.55%；农民人均纯收入3424.7元，同期增长14.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居民收入约为城镇的四分之一（如表2所示）。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以较高的增长速度逐年增长，2005年以来，基本每年都保持10%的增长速度，其中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增幅最高，达到16.95%（图1）。尽管农村居民收入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并且增幅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基本保持一致，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基数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在201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89.2%，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一比例占88.93%，与甘肃省基本保持一致，但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的这一比例为80.15%。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主要在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这主要是由居民的生产生活结构所决定的。

三、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甘肃省农民收入存在问题分析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含义是共享式的增长，以上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获得机会的可能性不均，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共享，收入结构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

1.农村居民受到歧视，机会获得不平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在高效率的条件下失去了公平，从“效率与公平”到“公平与效率”观念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更加注重公平、在公平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的具体体现。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旨在消除经济增长中的户籍、地域、性别、政治面貌等方面的歧视，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参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首先，农民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获得性较低。甘肃省2010年全年实现GDP4119.46亿元，比2009年增长11.7%，其中农业占599.00亿元，仅为GDP的14.5%，增长幅度5.5%在三大产业中最低。其次，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获得性低。农民作为社会收入分配的弱势群体，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公共物品和服务严重缺失，主要表现为娱乐设施的真空和政府公共服务城乡的差异。最后是社会保障网络不均，严重向城镇倾斜。

2.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共享。包容性增长核心理念在于共享式的经济增长，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甘肃省农民占社会总人口中的大部分，在农民获得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农民的惠及率很低，城乡发展差距拉大，201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而且财政、社会公共服务等都偏向于城市集中，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这与包容性增长由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核心理念相违背。

3.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增收方式缺乏协调持续性。包容性增长强调协调可持续，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实现人们收入的协调不仅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安定、减少社会问题的重要保障。2010年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3425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14.9%，其中工资性收入1199元，增长20.6%，家庭经营收入1856元，增长17.2%，财产性收入40元，增长17.1%，转移性收入329元，增长-10.5%（见表二）。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比重过大，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太低，转移性收入呈现负增长，农民收入结构不协调，缺乏增长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4.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峻。甘肃省地处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现代化水平落后导致农村贫困问题严峻。2010年甘肃省虽然实现79万人的脱贫，然而年末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仍为309.8万人，贫困率为14.9%，较2009年降低了3.87个百分点。在社会保障方面，201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35.9万人，较2009年增长14.56%。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于提高收入分配中弱势群体的农民收入和探索新型的扶贫政策成为政府扶贫政策的新导向。

四、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对促进甘肃省农民收入路径探索

包容性增长最核心含义是机会均等化的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的惠及每一个公民，消除城乡、户籍、地域、性别、健康等各方面的歧视，让社会弱势群体最大限度的受益。具体来看，促进甘肃农民增收，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有以下的政策建议：

1.基于机会均等观，消除歧视。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第一要义，其含义不仅仅是获得机会的概率均等，更要求消除歧视使城乡机会均等。甘肃省总劳动人口的一半从事农业生产，但2010年甘肃省农业产值只有599.00亿元，仅为GDP的14.5%，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促进甘肃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甘肃省重点的民生工程。

第一，逐步放开城乡户籍限制，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根据2010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12.13%。因此，放开城乡户籍限制，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技能培训，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推进立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从多方面的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从而实现农民增收。

第二，消除歧视，实现就业公平。农民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型农具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因此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剩余。当这些剩余劳动力因生计涌入城市去找工作时，由于比较低的文化水平、技能的缺乏以及天生农民标签而不可避免的受到一系列就业歧视。因此，从政府层面讲，政府应该承担起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全面到位的服务的这副重担。首先应该是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为完成这个目标政府可以跟需求公司合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其次，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库，不仅便于政府的统计跟踪调查，也便于企业寻找合适的劳动力；最后，由于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发展高科技农业，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实施“以工代赈”工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全社会应该给予农业高度的重视，努力培养高科技的农业人才服务于农业生产，不断推动农业的技术创新。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度，提高农民种粮补贴，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达到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目的。

2.基于成果共享观，保障公平。这是机会均等观的延伸和拓展，包容性增长蕴含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文本的发展理念。甘肃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城乡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和经济发展地域差异的问题。包容性增长倡导共享式的增长，即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尽可能多的让弱势群体多受点益。实现甘肃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是让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首先，让农业生产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农业生产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其生产方式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本身，更体现在农业生产前向和后向基础设施的完善。其次，健全关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2010年甘肃省新型农合参与人数1910.32万人，参合率达到95.92%。在完善新农合的同时，其他社会保障体系也得面向农民，使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切实利益。最后，农民作为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政府应该积极保障农民的各种权利，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3.基于协调持续观，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由表2可以直观的看出，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非常大，前者仅占后者的25.97%。即使从农民人均收入的内部结构来讲也存在问题，其工资性收入占35%，经营性收入54%，财产性收入仅占1%，转移性收入10%。因此，要促进甘肃农民增收，实现农民增收的协调可持续，一方面要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应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4.基于扶贫发展观，坚持并完善开发式扶贫政策。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增加收入分配中弱势群体即农民的收入，让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过上有尊严、受尊重的生活。向德平（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重视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升，同时坚持实施和完善开发式扶贫政策，建立社会大扶贫格局。甘肃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农民更是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促进甘肃农民增收，要实施机会均等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更要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另外，采取“政府投资一点、地方筹集一点、社会支持一点”的农业农村投资战略，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实现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支持帮助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努力建设社会扶贫格局。

5.基于价值导向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容性增长传递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价值导向，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倡导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实现甘肃省农民增收，要基于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导向，同时强调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实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协调，要避免“竭泽而渔”式的收入增加。第一，发展生态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是讲求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的农业。应该将发展生态农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来源，以实现农民收入的螺旋式上升。第二，大力开发农村庄园式的度假旅游村，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第三，建立并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201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3598.24亿元，增长18.87%，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4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1.17%，甘肃省农民增收的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很大。

五、结束语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新生的发展经济学概念，也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均等化的共享式增长，即人们平等的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甘肃省地处中国西部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在“十二五”中，甘肃省要以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并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让广大农民群众平等的参与经济增长，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开启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张国献.当前国内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J].现代经济探讨， 2011，2：56-60

[2]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 2010，11：4-14

[3]汝绪华.包容性增长：内涵、结构及功能[J].学术界， 2011，1：13-20

[4]范永忠，范龙昌.包容性增长理念及现实意义[J].理论与改革， 2010，6：85-86

[5]周文，孙懿.包容性增长与中国农村改革的现实逻辑[J].经济学动态， 2011，6：82-86

[6]徐李孙，孙涛.包容性增长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 2011，4：91-95

[7]胡宜挺.农民增收途径与制度障碍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8，30（29）：12952-12954

[8]周阳敏.“十二五”期间我国收入调整机制变革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 2011，19（1）：114-122

第7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CROPWAT；农产品；虚拟水；水资源

一、引言

中国是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是全球人均淡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缺水总量估计为400亿立方米，每年受旱面积200万-260万平方千米，影响粮食产量150亿—200亿千克，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全国约有7000万人饮水困难。陕西省是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①（表1），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关中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38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8，陕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为890立方米，低于国际公认需水线，陕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相对较高，但水资源主要集中在汛期。陕西省水资源利用中，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66.5%（表2），其中，农产品生产是农业用水的主要构成。陕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农产品生产对陕西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产品生产耗水量较大，水资源短缺已对部分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虚拟水是在研究水资源配置效率过程中伴随资源流动而提出的概念，被认为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重要策略。基于此，本文对陕西省农产品虚拟水进行分析，寻求缓解水资源短缺和陕西省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二、文献回顾

虚拟水是英格兰伦敦大学Allan[1]教授1993年首次提出的创造性概念，1996年正式界定虚拟水定义：指生产商品或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量。虚拟水是以虚拟形式包含在产品中的看不见的水，但又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之一，产品之间贸易必然引起虚拟水的转移，这种转移被称为虚拟水贸易。若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购买水密集型产品从而节约本国水资源，达到本国水安全的目标，此项措施被称为虚拟水战略。因此，虚拟水成为很多国家解决国内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新思路，虚拟水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

目前，虚拟水的概念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得到了拓展，Hokstra和Chapagain（2003）提出测算一国的虚拟水流量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随即提出水足迹（Water 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通过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范围，为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管理提供了新视角。虚拟水概念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如虚拟土地、虚拟氮、虚拟二氧化碳等）概念的出现是虚拟水概念的不断拓展。

国外学者对虚拟水的研究相对成熟，虚拟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领域，尤其是粮食问题上，但关于食物消费领域和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也有部分学者对虚拟水的研究提出质疑，Jeffrey J. Reimer（2012）提出是否将虚拟水作为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虚拟水贸易是否是国际经济学和比较优势的长期发展，这对一个国家的产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针对虚拟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全国或分地区农产品、畜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上，研究区域以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为主。国内对虚拟水关注较早的是程国栋[4]，他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水资源社会化管理与水资源恢复重建的关系。靳军英（2011）针对虚拟水在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水资源富足地区应发挥区域优势，开发和生产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水资源缺乏地区则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益特色农业，通过虚拟水贸易减缓水资源压力，实现生态—经济—水的良性循环[5]。可见，对虚拟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这对水资源贫乏的地区尤为重要。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CROPWAT方法

CROPWAT[6]是由FAO土地和水发展司（1992）建立的用于灌溉计划和管理的计算机程序，主要包括参考蒸散量（ET0）、作物需水量（CWR）及作物与灌溉计划的计算。本文利用CROPWAT 软件对陕西省部分农产品的作物需水量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根据该区域农作物的平均产量，计算出单位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VWC）。通过分析陕西省农产品生产的所需虚拟水量，为该地区农业节水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采用CROPWAT方法计算ET0、CWR、VWC的方法如下：

首先为参考蒸散量（ET0）的计算，ET0的计算通过Penman-Monteith公式[7]得出：

（二）数据来源与选取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气象数据、作物参数和农作物产量数据。其中，气象数据包括太阳辐射、月平均最高和最低气温、相对湿度、日照时数、风速、月降水量及土壤条件，该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作物系数是作物需水量与参考蒸散量之比值，该数据也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农作物产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陕西统计年鉴》。

由于陕西省农产品生产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西安市则是关中地区典型代表城市，考虑到陕西省西安市气候数据的代表性和易得性，本文最终选择西安的气象数据作为计算作物需水量的依据，这与陕西省农产品的生产状况也是相吻合的。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本文利用CLIMWAT 2.0和CROPWAT8.0软件来处理数据，利用陕西省西安市的气候数据（表3-4）得出主要农产品的参考蒸散量（ET0）和作物需水量（CWR）。

由表3 可知，西安市的参考蒸散量（ET0）在不同月份差异较大，参考蒸散量最小的月份是1月份为0.99 毫米每天，参考蒸散量最大的月份是6月份为5.11毫米每天，平均蒸散量为2.70毫米每天。这与西安市的气候状况是吻合的。根据CROPWAT8.0软件的处理结果：西安市的有效降水量平均为509.4毫米（表4）。

选取的主要农作物为四大类，分别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及蔬菜。各种农作物的需水量（CWR）的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粮食作物主要选取小麦、稻谷和玉米3种，经济作物选取棉花和烟草2种，油料作物选取花生1种，还将蔬菜纳入主要农作物中。计算结果显示：在选取的7种农作物中，需水量最大的是稻谷，其次为小麦、棉花、烟草、蔬菜、玉米和花生。总体上，粮食作物的需水量大于经济作物。

根据农作物的需水量（CWR）的测算结果，计算出的单位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表5）显示：粮食作物中小麦的单位虚拟水含量最高，为0.13，其次为稻谷和玉米，分别为0.08和0.06。经济作物中烟草的单位虚拟水含量较高，达到了0.15，棉花则相对较低，为0.07，油料作物花生的单位虚拟水含量为0.10，蔬菜作物单位虚拟水含量最低，为0.01。可见，7中主要农作物生产中，虚拟水含量最高的为烟草，其次分别为小麦、花生、稻谷、棉花、玉米、蔬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CROPWAT模型对陕西省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和虚拟水含量进行测算，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在选取的7种主要农作物中，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是水稻，需水量最小的花生，所选取的粮食作物需水量普遍大于其他农作物的需水量。（2）所选取的农产品中，单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最高的是烟草，最低的是蔬菜。（3）通过对比分析，稻谷和烟草是生产过程中耗水量最大的产品，花生和蔬菜则是生产过程中耗水量最小的产品（表6）。

因此，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用水，使整个农业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得到提到，并能最大限度的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陕西省各地区应根据本区域的水资源世纪储存、利用状况，适当调整农产品的生产与种植。关中地区作为陕西省重要的粮仓，在人均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少水稻、烟草的生产，增加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及蔬菜等的生产。陕南地区水资源相对充沛，可根据实际自然资源情况，必要时加大水稻的生产以满足粮食的需求，无需刻意考虑减少此种产品的生产，对于耗水较低的小麦、花生、玉米等可考虑增加播种面积。陕北地区干旱少雨，尽量少种植烟草、应多考虑蔬菜的种植，并尽可能采用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充分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基金项目】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12JK1051）；西安翻译学院校级科研项目（12A11）

【注释】

①根据国际公认标准：1000 m3

【参考文献】

[1]ALLAN JA. Fortunately there are substitutes for water otherwise our hydro-political futures would be impossible[C]//Priorities for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London： ODA， 1993：13-26.

[2] AY Hoekstra. Virtual Water Trad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Virtual Water Trade [A]. In： Value of Water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 12[C].2003.

[3]Jeffrey J. Reimer On the economics of virtual water trade [J]. Ecological Economics （75） ，2012：135–139.

[4]程国栋.虚拟水—中国水资源安全战略的新思路[J].中国科学院刊，2003，18（4）：260—265.

[5]靳军英，张爱静，袁玲.虚拟水在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应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6（4）：206.

[6]FAO·CROPWAT， a computer program for irrig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y M·Smith·FAO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Paper·Rome·1992.

[7]P. Steduto， M. Todorovic， A. Caliandro and P. Rubino. Daily reference evapotranspiration estimates by the Penman - Monteith equation in Southern Italy. Constant vs. variable canopy resistance [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003， 74 （3-4）： 217-225.

第8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 品牌农业；定位；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21-0351-01

1 品牌农业生产的组织、品牌、技术定位

1.1 生产组织定位

在稳定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组织引导农户联合起来进入市场，用现代经营理念和组织方式管理大米行业，把种植业、收购、贮藏、加工等集中化、企业化、规范化，实施全程标准化经营，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民间、民营、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沟通信息、监管生产及加工质量、平衡各方面经济利益、协调与环境中各种关系的重任。龙头企业牵头，银行、交通、运输、工商、税务、农残检测、技术监督、生产资料等部门制定各种章程和品牌的标准。

1.2 优质品牌定位

优质从狭义上讲，主要是品种自身所具有的优质特性或是优质品种培育出来的品牌。从广义上讲，除产品特性外，优质食品还包括营养品质、卫生标准和加工包装及灌溉用水等自然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择和栽培优质品种。

1.3 生产技术定位

真正的优质大米，除特殊的地理环境、土壤气候及灌溉用水等自然条件外，还包括营养品质、卫生标准和加工包装问题[2-3]。另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择优质品种、推广无公害、绿色食品栽培技术和加工包装技术。因此，生产技术的定位要把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过渡到为人们的健康提供营养的基础上，向市场提供无污染的绿色食品。

2 品牌农业存在的问题

品牌农业是指通过相关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取得商标的注册权，具有较高的市场认知度和消费者的忠诚度，拥有较强的市场销售能力以及较高经济效益的新型农业。目前品牌农业存在的问题如下。

2.1 品牌意识不强，缺乏竞争优势

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部分虽已具备一定名气的农产品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这种有名无牌的现象影响了产品的销售和价格的形成，同时也制约着规模的扩大。产品缺乏统一的品牌、统一的包装和统一的质量标准，造成其价格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市场销售也完全受控于他人，从而难以形成产地市场的价格。

2.2 规模小经济效益低，市场开拓宣传不利

开发和产业化工作没有开展理顺，虽然也具备了一定规模且品质好，但规模还小，只能自给有余，外销不足，流通不畅，经济效益不高。由于广告宣传力度不够，市场开拓也不到位，使有些产品“藏在深闺人未识”，虽质量优良，但没有销量，品牌的效应没有发挥出来。

2.3 技术含量偏低，转化增值能力弱

品牌农业应包含的标准化、科学化、人性化以及绿色无公害、健康安全等现代经营理念尚未完全确立，品牌多，精品少，一些品牌规模小或产量少，使品牌农业的技术含量仅仅处在较低的水平[4]。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少，规模小，转化增值能力很低，不仅使得品牌农业多局限在农产品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发展，长此以往，品牌农业支撑将显得很脆弱。

3 加快品牌农业发展的建议

3.1 树立品牌意识

积极培育农业品牌，树立注册品牌思想，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由注重生产向生产流通并重转变，由注重速度向速度效益转变，由注重行政命令向引导示范转变，真正跳出农业抓农业，以举办科技大集、发放光盘等形式抓产品的宣传，通过市场的开拓来开创自己的品牌，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真正实现培育品牌，兴起产业，发展经济，使农民增收致富[5]。

3.2 发挥品牌效应

发展品牌农业，开拓市场是关键。依靠优特开拓市场，依靠品牌占领市场，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可从国内外引进推广名优品种。同时要注意树立全局观念，做到一种产品，一个品牌，避免农产品注册商标过多过乱，从而实现共同开拓市场、合力占领市场、发挥品牌规模效应的目的。在创新品牌的同时把已有的牌子推出去，逐渐做到让市场接受，让消费者喜爱。消费者满意，产品就有市场，才能成为名牌产品，产生品牌效应，使农民增收致富，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3 建设生产示范基地

基地建设是品牌农业发展的基础以及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核心，因此必须加大基地建设力度，实现种植区域化、加工产业化的合理布局。应根据要求和规模，加快结构调整，突出地方特色，加快培育和建设有龙头企业带动的品牌农产品生产基地。以“面向市场、技术依托、重点突破、形成产业、综合发展”的工作思路，争取依托市场创品牌，围绕品牌创特色，形成特色基地。要根据每个农作物制定的标准化进行研制和生产，提升产业组织化、品牌化水平，依靠典型引路，率先示范，辐射周边地区，以拉动经济增长。

3.4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品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科技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制品的质量和效益，同时对生产的发展和前景也至关重要。发展品牌农业就是要把技术进步摆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推广科教兴农，创造名牌产品，提高品牌农业的科技含量。在稳定农业科技队伍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农业科技推广新体系。

3.5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是品牌农业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机对接的纽带，是有效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支撑与保证，同时也是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组织形式。发展品牌农业，振兴农业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增收致富，要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加强政策扶持，积极发展多层次、多成分、多形式的龙头企业[6]。凡是有市场、有前景，对农业的发展有带动力的企业就给予支持，使其更好地走下去，促进品牌农业的发展。

3.6 政府保驾护航

品牌农业的发展是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生产环境中逐渐壮大的。首先是农民对土地承包的稳定性，科技部门向农民提供技术的连续性，企业订单收购的可靠性，银行提供贷款的及时性，生产资料供应的防伪性等核心问题，需要政府有硬件规范环境，为品牌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4 参考文献

[1] 孙强，张三元，张俊国，等.中国绿色食品的特色及其开发战略[J].现代农业科技，2011（3）：360-361，365.

[2] 张朝辉.浅谈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监管[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8（27）：80.

[3] 韩俊，罗丹，谢扬.对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建议[J].科学决策，2005（5）：19-21.

[4] 倪桃香.浅析有机水稻的发展前景[J].上海农业科技，2011（3）：26，33.

第9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小农意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

小农意识在中国具有数千年的深厚根基,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小农意识中的用人唯亲、自私自利已根植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中,越来越制约中小企业的长足发展。用人唯亲,排斥外来人才是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家族成员的参与是中小企业创业初期最需要的低成本组织资源。但是,企业发展后,企业的外部环境不断变迁,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家族成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有限,开始考虑吸纳外来人才。

但是,家族成员与外来人才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经过长久的发展,企业对这些人形成一定的依赖性,这反过来造成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使那些有才干的外来人员很难在企业中得到重用,影响企业长远发展。自私自利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也尤为明显。自私自利的消极表现就是目光短浅和保守意识。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技术创新的认识不够,创新求变意识淡薄。一些企业的领导重规模、抢速度,轻视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看重企业当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