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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分散性精选(九篇)

小农经济分散性

第1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关键词] 村镇规划;建房制度;规范化管理

[作者简介] 潘义勇,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制度经济与生态经济,广东 广州,510610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6-0089-0004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3亿人口中,有8亿农村人口分散在9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近千万个村庄。实行着与城市现代文明生活完全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村镇建房制度与管理体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众多的人口拥挤在人均非常窄小的土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繁殖增长农村建房和居住分散将进一步扩张,农村耕种面积将进一步缩小,农村土地将更加稀缺,给我国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因此,遏制和缓解这种现象是实施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解决和必须解决的世纪性任务。

一、村镇现行建房制度及无序化管理体制的特征

村镇现在的建房制度与无序化管理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物,是由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种制度又反过来强化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村镇现行的建房制度的表现和特征是怎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建住宅

中国农村经历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传统社会,与此相适应的住房也是自给自足的。20世纪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以来这一模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20世纪的50年代,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尝试通过的制度形式来改变这一现象,然而,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加上接踵而来的“”运动及其左的政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这种分散现象。建房住宅在农民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房和结婚是中国农民人生的两件大事,相比之下,建房是第一位。因为有无房和质量好坏与能否结婚关系极大,所以农民一向把建房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的大事。房子是人生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农民对建房是十分重视的,甚至倾其囊而为之。农村建房沿用和遵循传统习俗,准备建房之前总是先请风水先生,择地点、择“吉日良时”再造屋。为了选取“风水”好的地方,许多好地被占据,良田良地、山林被破坏,水利、水库等农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农村生态环境遭到威胁。

(二)村镇现行建房分散紊乱无规则

中国农民世代居住在土地上,他们造房是从他们的生存环境出发,适应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的,小农经济分散的特点使他们建房一户一个园子,每个家庭若干个孩子长大又分家另立门户又要一批新的庭园。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是由一家一园的分散家业生产和消费单位构成的。由于分散建房造的房屋不必顾及左邻右舍,也没有统一协调平衡的习惯。各家各户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不受任何约束,只要不损害邻里的利益,大家都相安无事,否则便引起械斗。这样从村庄的整体来看分散的民房建造显然是混杂的。在建筑材料上,富有人家全是钢筋水泥,楼上楼下装饰考究,而普通人家内建筑料虽然相同,但大都是普通平民样式,没有什么装饰。在老少边山穷的地区的农村还停留在传统的建筑材料上,建筑物分散、紊乱。如同欧洲中世纪的乡村那样分散、沉静。

(三)缺乏规范化的村镇管理体系

村镇作为基层社区组织缺乏社会化管理及社会性的服务,造成农村居民生活的诸多不便。农民各家各户各自打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农民可任意扔弃垃圾,以及其他废料废物,村子道路弯弯曲曲,只能走自行车,其他机动车不能走。农村社区的封闭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封闭性大大地加剧了农村社区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顽固性。作为农村管理部门根本不管农民的建房问题,不能给农民有效的指导和帮助,这不能不说是管理上的一大缺陷。而农民本身不可能有效地自发地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建房,按照现代化农村要求来建设新农村。

(四)缺之社会性化的服务

在农村社区没有城市社区那样的服务功能,农村靠的是自我服务。这就造成农村社区因缺乏社会性的有偿服务,而造成社区人们生活的诸多不便,强化农民的小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五)农村房地产权是不流动的

农民住房全靠家族关系来继承住房和宅基地,不能流通, 即使用权有转让也是在同一姓氏中家族人中进行,农民建房屋基本不远迁,建屋原地拆掉再重建而已。根据不同时代使用最大众化的建筑材料,分散零乱、不规范、无秩序。由此构成和反映了一个中国农村传统社会性的分散、封闭、低效和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现行农村建房制度的弊病,及其对基层社区生态的消极影响

现行农村建房制度由于不用国家投资,基本处于自由自开发状态。然而,其对基层社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至今未能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关注。这里很有必要指出其对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占据面积大,浪费土地

全国8亿农民分散在全国上千万个村庄,而同一村庄或圩的建筑又再度分散。一户一个园,园中不过放羊养些鸡鸭而已,或是种些零星的果树而已。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养、什么也不种,就堆放杂物,或于脆任其荒芜,很少有直接的经济利用价值。农民建房屋大都是平房式的或两层式的,对土地空置占有的浪费是很大的,许多农民在实行责任制后,便在承包的责任田上挖坑造屋,或打砖作为造屋材料把原就分散的土地进一步分割零碎。同时水田打砖把水田土质肥力下降,使原本成片的士地又移入新的房屋和村庄。随着人口的增加,村庄便由小变大,不断地占用土地,使土地面积进一步缩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规模化商品农业生产造成更大的障碍。我国有8亿农民占有宅基地,相当于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且农民占耕地建房每年仍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递增。

第2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论文关键词:散杂居地区 回族 少数民族 经济状况

在散杂居民族工作中回族问题尤为重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国98%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居住、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回族人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与其他民族广泛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比较

(一)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且生产方式以个体经济为主

我国散杂居回族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有73.04%位于平均水平以下,大部分人员从事种植业或外出打工;有26.96%位于平均水平,主要从事个体经济和运输业;其中最高人均年收入166667元,最低人均年收入1250元。过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差,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创造性,阻碍了回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散杂居回族中,有47.83%从事于个体经济;有26.09%从事种植业;有4.35%从事运输业;有8.70%从事养殖业;剩余13.04%为外出打工,或其他。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这与地区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子女的文化构成如下:有2.61%的子女为大学本科;有2.61%的子女为大专;有0.87%的子女为中专;有3.48%的子女为高中;有8.70%的子女为初中;有19.13%的子女为小学;有0.87%的子女为幼儿园;其余61.74%的子女为未接受教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在初中及以下。这同样是广大农村出现的问题,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取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尤为明显,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即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使之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旧解决不了生活工作的问题。尤其在偏远的散杂居地区,从事二手车市场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完全达到富裕水平,即便子承父业,也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育投入的背后看不到长期的效益,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也就选择早毕业早踏入社会。当然有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还是比较支持子女读书的,但是比例较少。

(三)保险意识参差不齐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户均保险年支出为1891.30元,有65.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4.78%位于平均水平以上。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状况,有60%的保险支出为0元;而有13.91%的保险支出达到5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到30000元。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村中投保方向基本根据其生产方式来定,大多数为财产保险,除去社会医疗保险外,极少人投保人身保险。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民的生产方式由最初的种植业向多方面转变,从事个体经济的住户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没有单位固定收入的人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例如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老年时的生活。

(四)基本生活消费状况呈现一定特点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主要调查了医疗保健消费、电费、人情费支出状况,做出如下分析:

散杂居回族的医疗保健年支出状况。户均医疗保健消费为2987.8元,有72.17%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27.83%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100元,最高达到50000元。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农村居民普遍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散杂居回族的电费月支出状况。户均电费月支出为162.30元,有62.6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7.39%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30元,最高达到833元。通过数据横向对比发现,家庭电费的支出受家庭生产方式和年收入状况的影响。一般农村家庭的电费月支出范围在300元以内,但也有电费月支出超过300元的,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为年收入达到200000元的,大部分从事个体经济或养殖业,可见电费的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状况。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相邻地区经济比较

(一)生产方式不同

实地考察发现,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生产方式的趋向却有很大差异。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和运输业,而相邻地区集中于传统经济—种植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差异,人均收入相差约6000元。这缘于回族地区人民自身擅长经商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商机并较好运用。将以传统经济种植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步转移成为个体经营。由于农村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科技进步,种植业已经出现过多的劳动力,而散杂居回族地区依托周边的市场,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自身经济。

(二)教育程度基本相似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的教育情况基本相似,子女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以高中技校为主。这与地区的教育理念无法分开。读书无用论在地区是比较盛行的说法,父母并不鼓励子女到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大中城市平均状况比较

通过山东省济南市2009年年鉴数据可查到,济南市城市人均年纯收入20802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7180元。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平均水平 1188.63元,教育支出 804.64元,电费月均支出266元。

(一)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散杂居回族地区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其水平低于济南市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但远高于济南市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可见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平均水平已经走在了很多大中城市农村的前列。由于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普遍位于城乡结合处,临近大中城市,可以看到其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力争将差距缩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

要想实现城乡协调,重点就是如何让城市带动农村,而这个带动作用的最先受益者,便是城乡结合处的地区,该村的发展状况便也能体现出该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

(二)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普遍在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其位于山东的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近几年在不断建设西部的政府措施中受益。济南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东扩,西进,北跨,南控”的战略思想。其中对西部的发展有一项重要举措—建立济南市西部的“西客站枢纽新城”,这是济南市适应自身城市发展要求,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发展的城市新区。而新城的核心区便在散杂居回族地区,通过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发展,形成生态品质优良、新兴产业繁荣、城市功能齐全、人气商业聚集的现代化新城。

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1月,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中华民族内在构造、形成过程和精神特质最为新颖和恰当的概括。回族自古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拥有其民族自有的特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回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村区域经济国内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使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城镇在农村地域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布状态,形成以区域性城镇为中心的多层次农村区域经济网络,才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特点,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给予散杂居回族地区的发展一点启示,首先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要应用好附近的经济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然后就是城市带动经济,形成城乡一体化。

(二)政策以点到面且城乡统筹发展

散杂居地区民族的个体经济发展阻碍之一,就是启动资金短缺。由于农村信用体系薄弱,以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很难进行小额贷款并且对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力较低。面对这一现状,散杂居地区的城市应该起到带动发展作用。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几个颇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实验区,引导发展特色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出一些小额贷款发放给信用度相对较强的个体,提供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基础。另外,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少数民族企业信贷机制,鼓励支持各民族企业形成共担风险、互为担保的信贷机制,打造民族企业的信贷平台。

(三)发挥地域特点以发展特色经济

地域环境的优势是经济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能否真正运用好这一因素也决定了该地经济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地政府应该深层次认知当地环境与发展情况,寻找地区具有的地域优势,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散杂居回族地区要善于发现地域特点并且深度认识当前经济环境,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

(四)发扬民族特色以完善民族经济

国家政策对民族个体经济给予鼓励,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36条相关规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国家的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3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小农经济必须改造

中国古时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是讲人们只要有志向和决心,必能战胜任何困难完成常人所认为不能完成的大工程,这个寓言,对于我们革命者也很有教益。曾经把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即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比作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火山,勉励我们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搬掉这两座大山,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把这两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人民民生共和国。从现在起,我们的任务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原因之一,就是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人数众多而又极其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大海”。我们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除了自行国家工业化以外,还必须在相应的时间内逐步地填平这个“大海”,即使得目前为数众多而又极其分散落后贫困的小农经济逐步地改变成为用机器装备起来的集体大经济,在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造小农经济的任务。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开始了,同样需要我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决心来完成它。

大家知道,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破坏了和农民的关系,就是坏了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不是坏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小农经济的改造符合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当然符合于全体劳动农民的利益,从过去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证明,是完全可以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欢迎的,它是一件国家公共利益和农民的个体利益相结合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办得不好,在办的过程中把这两种利益分裂开来了,农民也会不赞成我们,因而远离我们。

向志在“论人民民主”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用了多长的时间呢?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宣布;“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个时间是从一九二七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十年)苏联宣布采取逐众集体化方针时算起的,当时苏联已经实行工业化政策获得了决定性的成效,对改造小农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二。我国现时的基础则比苏联当时落后得多,在我们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农业集体化,当然需要更长一些的工夫。我们是一个落后基础,(工业稀少,小农经济广大),改造小农经济,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地发展大工业和建立国营农场,另一方面需要自下而上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这两者必须互相配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特别后者在目前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细心组织的群众运动。但只要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并实事求是地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是有一切条件和一切信心解决这个任务的。间题是在如何改造,如何正确地对待小农经济的改造问题。

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改造小农经济

要改造一件东西,必须认识这件东西,要改造小农经济,必须认识小农经济,认识小农经济的现状和特点,从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再根据其他客观可能条件,求出改造小农经济的方针、步骤和办法,如此才谈得到积极而又稳步地改造小农经济,而不致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什么是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我们对这些特点应当保取什么态度呢?

第4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而对于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成因,学者也进行了相关分析。刘新逢(2010)指出农地经营规模小和细碎化的历史成因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及当时农村土地体制、人口现状造成,并随着人口变动等原因带来土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化、细碎化的结果。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应适度,切实兼顾农民利益。张凤艳(2010),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是地少人多,且土地承担的巨大的保障功能,农民脱离土地无处谋生。土地规模经营会破坏家庭承包制,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下滑。当前农业机械化发展思路应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核心,尊重经济规律,从解放农村生产力,增强农村生产力。有助于农村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2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现状分析

农业人口多、农业土地少是基本国情,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号),我国现有耕地12177.59万hm3,而同时,农村劳动动总数为53100万人,劳均耕地为3.434亩。

(1)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与现实国情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而过多的农村人口享有对农业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是形成农村土地小规模经营的根源。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调动了农民从事土地耕作的积极性,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因此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应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发展相适应,而不应过份苛求土地集中大规模经营来发展高效的农业机械化,否则,将造成更的的农村劳动力“失业”。

(2)土地小规模经营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会引起足够重视,农业比重下降,但绝对量上会增加,这就要求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这要依赖于科学技术手段,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与普及。但当前土地小规模经营维系着农村、农民问题,关乎农村稳定,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集中了土地而赶走了农民。要切实做好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农业人口的转移。

3当前小规模分散经营存在的问题

(1)机械成本和人工成本大。农田地块零碎,细小,增加了农业机械生产中的使用成本,增加了农业机械额外作业的成本,农业机械有用功比重降低。同时,农民的劳动作业成本效率也不高。不利于土地经营规模效益的形成。一家的劳力一年守着的土地收益很大程度上还少于他们在城里当劳动力获得的要素收益。

(2)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度不够。根据对湖北襄阳襄州区东津镇吴湾村的走访、调查,农户大多科学意识不强,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普遍存在着“田地活不难做,人家咋做我咋做”的思想。当然,少数农民仍然相信科学,但也是凭经验,半信半疑,只管把自家的几亩地种得有收获就可以了。“一季子庄稼没种好,下季子再来”。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缺乏竞争部分农村,靠着基本的经验有收成基本上是千家万户农民的想法。他们很少能引起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的科学技术的足够重视。

(3)农业机械不配套。我国农业机械发展中的机械投入主体从计划体制中的国家为主的投入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的国家引导支持,农民自主自愿选择,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了成就。但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机械结构不合理,相应的农业机械设施不配套。根据调研走访,我们发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小型、成本低、简单、实用、易操作的农业机械,比如:排灌设备、小型收割、插秧设备等等。所以,现阶段,真正适度地普及与土地经营相配套的小型农机具,支撑起有着大量农业人口的农业机械化,是适应当前农业土地经营现状的,而不是一味的让广大农民“被机械化”。

4结合当前农村土地经营现状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政策建议

(1)要结合我国“三农”问题基本国情适时、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中国农业耕地面积大,但劳均耕地面积少,这是基本国情。农业产业发展要做到与第二、三产业的相协调,农业机械化的推进也要以农业产业发展,第二、三产业上升为前提。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应以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转移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了机械化而让大量农业人口失业化。在当前基本国情下,小规模分散经营应采取逐步机械化,分地区,分阶段,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园区发展为中心,起到示范作用,让人口众多的农民在示范、引导下,有目的、有特色的投入农业机械,获得农业生产的高效益。

第5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关键词] 乡镇企业 可持续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出口创汇的近五分之二、工业增长值的近二分之一、农村社会增加值的三分之二、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村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一强都来自乡镇企业,已经发展为我国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之一。然而,在乡镇工业产值高速增长、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乡镇工业成为主要污染源之一,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给我国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影响着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乡镇企业在很多地方是农村经济的主力,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主导力量。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调查统计,2006年中国乡镇企业全年完成增加值57500亿元,全年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40800亿元,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82000亿元,销售产值173600亿元,产销率达95.4 %,工业产销衔接良好。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5000亿元,利润总额14500 亿元,上缴税金6000亿元。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中,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全国有一亿四千一百万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农民收入的34%来自乡镇企业。在目前农村人均耕地只有1.2亩,可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又不多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靠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同时,乡镇企业每年补农,建农资金达到300 亿元左右,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活,农业基础设施和机械装备,促进了现代农业和农村小城镇的建设。

二、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的主要问题

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的问题,表现一下三方面:

1.企业规模小。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8.1万家, 规模以上乡镇企业数量不到乡镇企业总数的1%。乡镇企业集中到工业园区的只占乡镇企业总数的2.7%, 绝大部分仍处于散乱的自然分布状态。“小而散”的企业布局造成了人、财、物的极大浪费。与现代经济要求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相称;与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相违背。

2.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乡镇工业布局分散,“乡乡办厂,村村冒烟”是人们对乡镇 企业分散的最一般描述,这使得污染源过于分散,导致了污染扩散的广泛性,增大了污 染的治理面。分散于乡村的小企业受经济实力所限,多分布于小河、小溪、小湖或水塘旁边,取水、排水往往为同一水源,形成污 染循环。污染源的过于分散,还会影响到生态环境投资效益,增加了控制污染的难度。 转贴于

3.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质量提高缓慢。企业分散布局, 产业链条很短, 即产品的上游、下游和旁侧联系很少, 甚至没有产业关联, 致使其产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同时, 还难以形成较为完善的供水、排水、供电、供热、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商业、科技、教育等社会化服务体系, 不仅严重浪费土地资源, 而且也不利于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 提高规模效益。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获利空间很小, 导致企业在产品技术改造、更新换代等方面的投入减少。

三、促进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加强宣传,提高环保意识。在我国乡镇企业处于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村,受知识水平的限制,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和污染潜在危害的认知往往是很模糊的。为改变乡镇企业环境保护观念较为淡薄的局面,要加大宣传力度,促使农村居民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者转变观念,使其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增强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2.依靠科技进步,科学合理规划资源开发。合理利用资源,提高乡镇企业的资源利用率。粗放型增长的乡镇企业经济是一种“遍地开花”式资源经济。这种以乡、村为单位,画地为牢、滥采乱挖、采富弃贫地抢上资源型初加工项目的粗放型经济,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效益,但却是以牺牲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这种经济由于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规划,必然造成大量的人、才、物的浪费,造成资源开发年限的缩短,从而给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困难。要针对乡镇企业资源特点,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进行科学规划,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和综合开发资源的决策制度,切实避免无序开采,杜绝和减少跑、冒、滴、漏,依靠科学进步,改进节能技术,改变传统的、粗放利用资源的方式, 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6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关键词:折衷型模糊决策模型;离散系数;农业发展

一、问题背景阐述

在2015年,全球经济依旧是处于缓慢复苏的状态,整体环境处于复杂严峻的形式。而在国内,除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外,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下滑压力,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正处于重要阶段,主动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其中,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状况也是直接影响着我国整体的经济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坚实后盾。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5-2024)》,对未来十年我国农业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预测,提出了未来十年稳中有涨的态势。

但是目前我国人口居多,农业发展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在现今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各地区省份由于气候地貌等因素使得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下,总体性的分析各个省份自治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现状,有利于结合当地的农业自然资源发展开发,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使得农业发展在“新常态”经济格局下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对社会、国家的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和基本原理

折衷型模糊决策模型的应用是现代科学不确定性决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功的在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气象预测等诸多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众多的决策问题,可以从中找出其共通点,将这些问题划分成各种具有不同特征的种类。其中可以从某一问题是否具有明确的决策环境、决策者可以明确区分其所处的环境状况,就能够将这些相同特征的决策问题划分成确定性决策问题与不确定性决策问题两种情况。其中,不确定性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则更为常见,它是指在决策中的几个备选方案是不明确的,也可以说是在这几个可行的方案中的现实价值或者是获得的概率是未知的。而对于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现今主要研究模糊决策模型。

Hwang在对多属性决策问题进行分析中,通过引入理想解和负理想解来对方案进行选择,开创了模糊决策方法的先河[1]。之后又有众多的教授学者加以完善,能够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能够有效的解决诸多不确定性决策问题,对于在指标上的分界处,能够有效地解决由于上下界分界处的突变而导致的较大误差,更加吻合实施情况的表达。经过了将近60多年的发展,已然是现今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将之应用于诸多领域、学科之中。

其中折衷型模糊决策方法是从大数据资料中,先对数据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区分正指标和负指标,对于规范化后的矩阵进行加权处理,假设正指标属性中的数值极大值为其模糊正理想解,而数值极小值为模糊负理想解,而负指标属性的正负理想解则相反,分别得出其模糊正、负理想解,由加权欧氏距离来计算每种情况下与模糊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最后计算综合评价值的大小来确定最佳的方案,其值越大则为最优[2]。其基本思路就是挑选出的最终结果与其选定的正理想解距离越小,而对于选定负理想解的距离越大。

结合模糊方法理论来评价农业领域的文献较少,本文采用的折衷型模糊决策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分析正处于现在的研究热点中,在过去的研究中,多采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等计量经济学的方法[3],本文采用的模糊数学方法在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可以完善和丰富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方法和评价模型。

三、评价模型的应用

(一)指标选取的原则

在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分析上,需构建生产能力指标体系,所选取的指标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全面性原则。在对农业发展分析时的指标要求能够涉及农业的各个方面,能够全面地反映其真实情况。

2、科学性原则。主要表现在所选取的指标合理有效,能够很好的反映被解释的单位,都有明确有效的计算方法和公式。

3、可操作原则。相关指标的选取应该尽量符合现实情况,能够通过一定方式寻找到,尽量选择非专业性的表达,能够量化表示或者是赋权表示其所表达的含义,并且与其他指标的关系。建立模型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可行性。

4、可比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采用现代统计理论表达,使得相同的指标所表达的含义能够适用于相同情况。

(二)指标的选取及权重设计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从自然资源、人力条件、机械动力等诸多因素考虑,并结合了众多文献中相关指标进行严格筛选后,从中抉择了7个指标属性:耕地灌溉面积(千公顷)、化肥施用量(万吨)、人均耕地面积(总资源)(公顷/人)、人均农业产值(万元/人)、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人均粮食产量(公斤/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具体数值取自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4])。

在对指标设计的权重上,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这两种常见的方法。主观赋权主要是由相关人员的主观评判来确定相应的权数,相对于众多赋权方法来说是一种较为简便、操作性较强的方法,但是所要获得比较权威的权重比则又需要根据多位专家评分取平均;客观赋权是利用实际的指标数据依据一定的内在规律,产生其相应的指标权数,从客观角度对选定的众多指标数据设置某一定值数值,这种客观赋权的方法能够充分的利用指标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5]。

本文主要采用离散系数法,对上述指标进行赋权。离散系数法主要是根据各个指标的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得到各个指标的离散系数,最后将离散系数进行归一化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大小。离散系数越大,就说明指标数据越活跃,其所占到的权重越大。离散系数法能客观的给予权重值,排除了因专家主观评价赋值的影响,并能有效地结合数据,使得原本相对独立的指标数据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避免了信息使用者因采用不同的指标而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结果。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有些指标中的数据值具有滞后效应,在发展的过程中短期内效果不显著,这在实证分析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在本文中暂且忽略不计。

(三)模型构建

1、先对数据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在农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中的单项指标变量有的是以公顷/人为单位的,有的则是以万元/人或者是万千瓦等为单位,变量的取值范围相差较大,为了使分析结果的标准无误,应先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者,在上述选取的7个指标中,化肥施用量与农用机械总动力2个指标属于逆指标,剩余的5个指标都为正指标。

2、对于规范化后的矩阵进行加权处理。先采用离散系数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先分别求出每一项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再由每一项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的比值来求出离散系数,最后经过各个离散系数的整合,得到耕地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人均耕地面积(总资源)、人均农业产值、农用机械总动力、人均粮食产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7项指标权重依次为19%、7%、17%、12%、8%、19%和18%。

3、将每一项指标的权重与规范化后的矩阵相乘,加权后得到加权模糊矩阵数据,并得出其模糊正、负理想解。

4、分别计算各属性数值与上述模糊正理想解的距离和与模糊负理想解的距离以及其综合评价值。最后再根据综合评价的数值大小进行排名,依次是:黑龙江(0.7023)、内蒙古(0.5657)、新疆(05135)、河南(0.5060)、山东(0.5054)、江苏(0.4864)、吉林(0.4701)、河北(0.4464)、安徽(0.4400)、湖北(0.3864)、浙江(0.3638)、湖南(0.3631)、上海(0.3576)、辽宁(03131)、四川(0.3086)、北京(0.3083)、天津(0.3057)、宁夏(0.2774)、江西(0.2750)、福建(0.2599)、广东(0.2592)、云南(0.2382)、广西(0.2367)、海南(0.2353)、陕西(02326)、重庆(0.2250)、甘肃(0.2246)、山西(0.2129)、贵州(0.1806)、青海(0.0989)、(0.0906)。

(四)模型分析

由分析出来的结果可以大致得出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1、在用离散系数法求得权重,离散系数法是由各指标属性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的比值求得,反映了各个数据的离散程度的高低。同一数据之间的极差越大,说明这个属性的活跃情况最大,那么这个属性所占的权重就越大。由指标权重分析情况可以看出,耕地灌溉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总资源)、人均粮食产量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4项指标所占有的比重较大,都占到17%以上,这些指标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化肥施用量和农用机械总动力这2项指标所占有的比重较小,仅为7%左右,其影响程度较小。

2、极差可以反映出发展现状最优和最差两种极端情况的差异程度,标准差可以反映在拥有相同均值的情况下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大,那么各个省份间发展的离散程度也就越大。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指标评价值相似度之间的差距极值较大,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隶属度的极差为0.6117,排名最高的省份约为最低省份的7.75倍,这也说明各省市农业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差距较大。

3、各个省份的整体发展现状也是不平衡的,最后综合评价值的均值为0.3351,有13个省份位于均值之上。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省市自治区的综合评价数值大小,并结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地理位置和区域特色等,简要的将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4个等级:

(一)农业核心区

综合评价数值大于0.5的地区。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河南、山东5个省份有较高的评价值,5省市均位于北方,其占地面积也居于全国前几个省市,在耕地面积权重较大的情况下,其结果也是最优的。在其农业质量、科技投入和物质投入都有较好的表现,农业生产效率高。这些省份需以庞大的城市消费市场作为其农业发展的依托,成分发挥农业优势,提高农业产量,促进农业的高效发展。

(二)农业优势发展区

综合评价数值居于0.3-0.5之间。有江苏、吉林、河北、安徽、湖北、浙江、湖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天津这12个省份农业实力相当,各个地区各有特色和优势,需充分结合地区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共同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

(三)农业综合发展区

综合评价数值居于0.2-0.3之间。有宁夏、江西、福建、广东、云南、广西、海南、陕西、重庆、甘肃、山西11个省市自治区。这些地区处于农业发展的中等水平,不同省份都有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农业发展限制因素,诸如水资源、气候变化、耕地地形等自然条件因素和政策条件因素,在一定层面上影响其农业的发展。

(四)农业生态发展区

综合评价数值在0.2之下。仅有3个省份。这3各省份均处于中西部,其地形相对复杂,农田水利设施基础等发展农业条件状况相对来说较差,这些地区应当主要突出该地的资源优势,一方面通过提高林地质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治山保水工程来强化其生态功能,同时发展林业特种产品促进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在退坡耕地还林的同时,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Hwang C.L.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M].Springer-Verlag,Berlin,1981.

[2] 徐泽水.不确定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 丁慧媛.沿海地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主要约束体制评判――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56-71.

第7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分散的农户越来越难适应国内、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无法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加上信息闭塞,生产经营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跟风性。同时,在新品种的引进和新技术应用上非常欠缺,难以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好价钱,长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程度,进行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和组织形式的现代化改革。农村专业合作社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就是顺应了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和市场环境。

农村专业合作社以利益为纽带,通过各种形式的联营与合作,把单个分散农户组织起来,变分散经营为规模经营,变盲目生产为有计划地按订单或合同生产,变无序竞争为有序竞争,变弱势个体为强势群体,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主体地位。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也就有了为他们说话的集体,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团结起来应对外部的侵害、保护自身的利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综观世界各国的实践,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有着高度发达的合作组织。在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量的80%,由合作社营销的奶制品的市场份额占至85%,谷物和花生占到42%以上,合作社提供的化肥、石油占44%,贷款占40%,80%以上的农场主都自愿参加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在法国,由合作社收购出口的农产品中,牛奶占50%以上,谷物占71%,鲜果占80%;在日本,市场销售的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农协提供的。其中米面占95%、水果占80%、家禽占80%、畜产品占51%;提供的生产资料中化肥占92%、饲料占40%、农药占70%、农机占47%。

反观国内,多数农民还处于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的状态,生产规模小,导致农产品没法实施统一质量标准;没有统一的品牌和价格,不能协调一致地进行谈判,甚至在市场上互相压价、互相贬损,搞恶性竞争。最近几年,有些国家对我国部分农产品出口多次亮起红灯。面对国际贸易纠纷,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还缺少一个对等谈判的主体。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就是谁来出面同人家去打官司?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个体与国外训练有素、协调有方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竞争,无疑是不堪一击的。

近几年,我国对合作社加大了扶持力度和政策支持,提出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业、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扶持农民,一大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得到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同时,国家还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相关政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因此,在农产品供应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要改变大部分农民致富越致越穷的棘手问题,政府和基层单位组织有责任、有义务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有一定生产规模、具有相当经济实力、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8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仍具有小农经济的特征,诸如:其土地规模小、生产资料分散、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等。这些落后的生产因素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小农经济已经成为阻碍世界农业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人力资本理论大师、现代农业经济学之父舒尔茨在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

早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小农经济问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对小农经济有过精彩的论述。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在研究方法、观点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二者都认为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都要求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的论述,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以小农土地产权制度为出发点,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提出了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结论,从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和“合作化”的手段来改造小农经济。

1. 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劳动

在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分析了小农和小农阶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小农就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没有多少联系。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写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1]由此可见,小农是分散、孤立、封闭的,且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但这些生产资料又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他们又是贫穷落后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是不重要的,相反他们认为小农在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1],甚至进一步指出“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1]。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小农在经济上是贫穷落后,但在社会变革中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通过对小农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小农经济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就其性质来说,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生产过程的协作,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因此农业的生产不是社会化的,而是自给自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分散且孤立的个体劳动。这种个体劳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资料是分散的个体私有制。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2)生产是孤立、分散的,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往往是自给自足性质的,主要依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2. 分散的私有产权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小农经济落后的根源

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还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的论述中,小农经济都是贫穷落后的,但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贫穷落后原因的分析更为深刻。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孤立而分散的劳动,必然同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而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实际上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分散的私有产权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分散的土地私有制,不能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只能建立起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从而造成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 (2)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排斥分工,因为每个小农家庭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他们进行着相同而重复的生产。 (3)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生产并不以市场化为目的,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小农没有动力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 (4)马克思认为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土地作为一种资本生产要素,其平均利润并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地租的必要性也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因此,超过维持农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劳动以上的、已经资本化的地租,不会实现为超额利润。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要远远低于农产品的价值,最不利的情况是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价值的一般形成”[2]。

3. 小农经济必然灭亡

通过对小农经济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制度是一种落后、过时的生产方式,注定要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首先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以分散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必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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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和他们遭受的双重压迫,使得小农经济的发展异常艰难。小农阶级的局限性表现为他们固有的私有观念,这种落后的私有观念阻碍了他们向社会主义靠拢。

最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不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贫困的命运,相反会加速农民的灭亡。

4. 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小农经济改造的必要途径

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必然使小农经济走向灭亡,因此,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把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小农经济的个体劳动,从而使其能使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们的观点又有所不同。

马克思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方式是使土地国有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生产是由资本家随心所欲的,因此,不能实行大规模的耕作计划,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也就不能更有力地推动生产。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就不会因为个人滥用地力而减少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同时把农民阶级联合起来统一生产,这样就会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与社会对立的政府或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计划进行社会劳动。

而恩格斯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途径是农民合作化。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1]恩格斯认为农民合作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1]。恩格斯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经营有以下几种好处:(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约了部分劳动力;(2)节约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工业性的副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3)促使农民合作社向更高等级发展,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是从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来研究小农问题,他们更加注重从效率方面去提高农民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本文由收集整理提出通过投入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投资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有刘易斯(a.w.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舒尔茨(schultz,t)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至今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论述了独特的小农经济理论。

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中,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来说比较过剩,而耕地等生产资料有限。同时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产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不会再增加,所以每增加一个人所增加的产量几乎为零,即过剩人口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此,在刘易斯看来,小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不为零的必要人口,另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为零的过剩人口,这种人口转移出去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任何影响。

刘易斯通过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无限剩余劳动供给为前提,揭示了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刘易斯认为正是这些“零边际生产力”人口的大量存在,才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造成城乡差距。这些人口既不会对小农经济有任何贡献,同时又占用着农村大量的资源。刘易斯认为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将这些过剩人口转移出去,尤其是向非农业部们转移。在城市部门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部门具有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增长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即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可以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而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劳动工资只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略高,就可以吸引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廉价的,这样工业部门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劳动工资,而把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又可以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形成一个良性运行过程,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从而实现两部门协调发展。

拉尼斯(g.ranis)、费景汉(j.c.h.fei)等人改进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出现的农业剩余产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提出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平衡增长的思路,认为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的增加。

2.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农业问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者中较早研究小农经济的学者之一。他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大师级地位,并因此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将小农经济定义为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着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着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因此,他把小农经济看作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小农经济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技术停滞,即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长期未发生变动。这是舒尔茨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2)如果生产要素作为收入来源,那么农民获得和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长期不变,即农民没有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3)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也是处于长期均衡的。因此,舒尔茨所说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不变、基本处于简单再生产、长期停滞的农业经济状态。

舒尔茨认为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但小农经济却是贫穷落后的。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是由于低储蓄率和低资本投资率造成的,但舒尔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率较低,以致不能对储蓄和投资产生足够的经济刺激。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舒尔茨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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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来自农业部门的这种增长意味着农业所能形成的收入的增加,收入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所以收入流数量的增加等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流的来源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应该从传统农业的收入流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去解释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状况长期不变,所以传统农业的持久收入流供给也是长期不变的,即持久收入流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曲线。同时,由于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和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因此,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的曲线。这样,持久收入流的价格就长期固定在较高的水平。而较高的收入流价格,意味着较低投资收益率。而较低的收益率就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因此,舒尔茨认为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农业投资收益率的低下。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不仅分析了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还提出诸多措施来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的持久收入流较高,造成资本收益率的低下。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找到新的生产要素,这些新的生产要素能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具体来说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入手:(1)建立一套适合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一样,舒尔茨非常重视制度对改造传统农业的作用,但他不认为要改变土地的所有制,他认为要运用经济刺激的市场方式,本文由收集整理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刺激农民,同时,他也不认可大农场制的规模经营,主张通过建立所有权和使用相统一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因此,在舒尔茨看来,要改造的是传统农业的低效率而不是所有制形式。(2)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为引进新的现代生产要素做准备。主要包括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性企业要研制出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并通过技术推广的方式,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建立各种信息渠道,让农民理解和接受新的生产要素。(3)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舒尔茨看来,资本投资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投资,还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农民的勤俭和节约并不能克服传统农业的落后性,只有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让农民掌握新的生产要素的生产方法,才能确保农业收入流的不断增长,具体措施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和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是最重要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

小农经济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小农经济理论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对小农经济的认识,二者均认为这种经济是一种贫穷落后的经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都力求改造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的改造路径中,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二者属于不同的经济学体系,在对小农经济的认识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首先,就研究目的和意义来说,马克思的研究要比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要崇高得多。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包罗万象,其中大部分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如果认为马克思最终目的仅仅在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明确中写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由此可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也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服务的。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就要逊色得多、苍白得多。尽管他们打着发展的旗号,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依然继承的是新古典的分析传统。尽管现在意义上的发展的内涵要广泛得多,但他们在分析问题时,仍然是把效率当做评价标准,坚持传统的发展观,而忽视了公平的原则。

其次,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研究采用的是整体、系统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主义方法论,不仅研究了小农经济的起源、本质和灭亡,还研究了小农经济在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往往是就某个具体问题来研究,忽视了事物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马克思在小农经济的研究中坚持整体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小农经济落后的本质和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同时也揭示以小农经济为附庸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从而为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提供必要的基础。但他并不否认小农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他认为“数百万的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4]。但他们在整个社会经济分配体系中处于相同的地位,因而,就具备了阶级存在的前提基础和存在意义。而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从微观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小农经济的具体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割裂了小农经济同其他经济形式的联系,同时也割裂了小农的阶级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关系。他们这样做只是在强调小农经济利益的差别,而否认了他们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否认了小农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从而否认了剥削,因此,也就不能认识到小农经济的本质。

2. 对小农和小农经济的本质认识不同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因而对小农经济的本质的认识也不同。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分散、孤立的个体劳动同社会化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形态上的对立,体现为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另一种是社会政治形态上的对立,体现为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也会凸显出来,因而小农经济必然会被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所取代。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小农经济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这不仅从根本上认清了小农经济贫困的根源,也为小农经济的改造指明了方向。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小农经济的认识是建立在小农理性的基础上的,这种“小农理性”往往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而忽视小农的局限性。因此,他们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只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均衡。其中技术停滞、传统生产要素、经济均衡是其小农经济的三大特征。和马克思对小农经济本质的认识相比,舒尔茨对小农经济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完全经济意义上的层面,忽视了多种因素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因此,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小农经济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转贴于

3. 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同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形态。但二者对小农经济的发展结局的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一样。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同市场经济是不能并存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以个体分散的劳动为基础,而市场经济主要是以社会化的劳动为基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或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必然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下,小农经济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存,他们越是参与市场,就越是服从资本主义市场所确立的生产效率的原则,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压力下,小农经济必然会慢慢消亡。小农经济的消亡过程,其实也是社会的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农逐渐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村雇佣工人两个社会阶级。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不同,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可以与市场经济同时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小农经济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由于小农经济的规模小,易于改变种植结构,能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②小块土地比大块土地更具有生产效率。实际上,小农经济对土地的利用强度更大,复种指数更高,投入的资源更多,平均产出也就越多。弗兰克(2006)认为耕地面积与生产率呈反向变动关系,尤其是在不完全要素市场中[5],总的来说,小农户的社会效率要高于大农户。③小农经济往往是一种均衡的状态,但却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即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低,投资收益很低,同时它同顽固的小农社会文化相适应,除非有很强烈的经济刺激,否则这种均衡是很难被打破的。④小农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贡献很大,使其能在工业化过程中顽强生存下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急需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的积累,而小农经济恰恰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使其能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4. 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方式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都很重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但由于对小农经济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不同,因此,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在路径选择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以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小农经济理论的特点,其中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问题的一切根源在于小农经济产权制度的落后,不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因此,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方法在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马克思提倡通过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那种孤立的个人劳动转变为共同的社会劳动。而恩格斯则偏向于通过农民合作化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横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也很重视制度的作用,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倾向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即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则倾向改变外部环境制度。如,舒尔茨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制度的建设,刘易斯认为要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制度环境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者认为:小农经济的问题在于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在于它的产权制度,因此,要改变的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是产权制度。他们都倾向于“纵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即通过提高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方式来改造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等措施。

四、比较研究的启示及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论述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在很多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上,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必须承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不是以中国为模板的,因此,二者的经济理论都不完全适用中国,尤其是我国不断发展中的农业制度与基础,和马克思以及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论述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1)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指导作用,又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导作用。总的说来,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指出了商品化和专业化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总体目标上,我国应坚持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但在农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给出详尽的答案,而西方发展经济学恰恰是在这一方面填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空白。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改造传统农业,如舒尔茨等人主张通过建立适当制度、技术进步、向农民投资以及用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因此,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具体化的今天,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第9篇:小农经济分散性范文

论文关键词:散杂居地区 回族 少数民族 经济状况 

 

在散杂居民族工作中回族问题尤为重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国98%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居住、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回族人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与其他民族广泛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比较 

 

(一)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且生产方式以个体经济为主 

我国散杂居回族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有73.04%位于平均水平以下,大部分人员从事种植业或外出打工;有26.96%位于平均水平,主要从事个体经济和运输业;其中最高人均年收入166667元,最低人均年收入1250元。过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差,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创造性,阻碍了回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散杂居回族中,有47.83%从事于个体经济;有26.09%从事种植业;有4.35%从事运输业;有8.70%从事养殖业;剩余13.04%为外出打工,或其他。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这与地区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子女的文化构成如下:有2.61%的子女为大学本科;有2.61%的子女为大专;有0.87%的子女为中专;有3.48%的子女为高中;有8.70%的子女为初中;有19.13%的子女为小学;有0.87%的子女为幼儿园;其余61.74%的子女为未接受教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在初中及以下。这同样是广大农村出现的问题,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取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尤为明显,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即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使之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旧解决不了生活工作的问题。尤其在偏远的散杂居地区,从事二手车市场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完全达到富裕水平,即便子承父业,也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育投入的背后看不到长期的效益,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也就选择早毕业早踏入社会。当然有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还是比较支持子女读书的,但是比例较少。 

(三)保险意识参差不齐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户均保险年支出为1891.30元,有65.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4.78%位于平均水平以上。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状况,有60%的保险支出为0元;而有13.91%的保险支出达到5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到30000元。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村中投保方向基本根据其生产方式来定,大多数为财产保险,除去社会医疗保险外,极少人投保人身保险。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民的生产方式由最初的种植业向多方面转变,从事个体经济的住户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没有单位固定收入的人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例如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老年时的生活。 

(四)基本生活消费状况呈现一定特点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主要调查了医疗保健消费、电费、人情费支出状况,做出如下分析: 

散杂居回族的医疗保健年支出状况。户均医疗保健消费为2987.8元,有72.17%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27.83%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100元,最高达到50000元。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农村居民普遍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散杂居回族的电费月支出状况。户均电费月支出为162.30元,有62.6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7.39%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30元,最高达到833元。通过数据横向对比发现,家庭电费的支出受家庭生产方式和年收入状况的影响。一般农村家庭的电费月支出范围在300元以内,但也有电费月支出超过300元的,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为年收入达到200000元的,大部分从事个体经济或养殖业,可见电费的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状况。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相邻地区经济比较 

 

(一)生产方式不同 

实地考察发现,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生产方式的趋向却有很大差异。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和运输业,而相邻地区集中于传统经济—种植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差异,人均收入相差约6000元。这缘于回族地区人民自身擅长经商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商机并较好运用。将以传统经济种植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步转移成为个体经营。由于农村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科技进步,种植业已经出现过多的劳动力,而散杂居回族地区依托周边的市场,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自身经济。 

(二)教育程度基本相似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的教育情况基本相似,子女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以高中技校为主。这与地区的教育理念无法分开。读书无用论在地区是比较盛行的说法,父母并不鼓励子女到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大中城市平均状况比较 

 

通过山东省济南市2009年年鉴数据可查到,济南市城市人均年纯收入20802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7180元。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平均水平 1188.63元,教育支出 804.64元,电费月均支出266元。 

(一)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散杂居回族地区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其水平低于济南市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但远高于济南市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可见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平均水平已经走在了很多大中城市农村的前列。由于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普遍位于城乡结合处,临近大中城市,可以看到其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力争将差距缩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 

     要想实现城乡协调,重点就是如何让城市带动农村,而这个带动作用的最先受益者,便是城乡结合处的地区,该村的发展状况便也能体现出该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 

(二)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普遍在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其位于山东的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近几年在不断建设西部的政府措施中受益。济南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东扩,西进,北跨,南控”的战略思想。其中对西部的发展有一项重要举措—建立济南市西部的“西客站枢纽新城”,这是济南市适应自身城市发展要求,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发展的城市新区。而新城的核心区便在散杂居回族地区,通过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发展,形成生态品质优良、新兴产业繁荣、城市功能齐全、人气商业聚集的现代化新城。 

 

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1月,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中华民族内在构造、形成过程和精神特质最为新颖和恰当的概括。回族自古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拥有其民族自有的特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回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村区域经济国内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使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城镇在农村地域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布状态,形成以区域性城镇为中心的多层次农村区域经济网络,才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特点,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给予散杂居回族地区的发展一点启示,首先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要应用好附近的经济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然后就是城市带动经济,形成城乡一体化。 

(二)政策以点到面且城乡统筹发展 

散杂居地区民族的个体经济发展阻碍之一,就是启动资金短缺。由于农村信用体系薄弱,以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很难进行小额贷款并且对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力较低。面对这一现状,散杂居地区的城市应该起到带动发展作用。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几个颇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实验区,引导发展特色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出一些小额贷款发放给信用度相对较强的个体,提供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基础。另外,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少数民族企业信贷机制,鼓励支持各民族企业形成共担风险、互为担保的信贷机制,打造民族企业的信贷平台。 

(三)发挥地域特点以发展特色经济 

地域环境的优势是经济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能否真正运用好这一因素也决定了该地经济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地政府应该深层次认知当地环境与发展情况,寻找地区具有的地域优势,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散杂居回族地区要善于发现地域特点并且深度认识当前经济环境,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 

(四)发扬民族特色以完善民族经济 

国家政策对民族个体经济给予鼓励,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36条相关规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国家的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