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跨省流通量稳居全国首位,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05%,人均耕地面积为全国平均的3.32倍，年均粮食产量约4000万t占全国榔，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以国有农垦企业为主体的垦区是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最多、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高的农业地域,耕地面积占黑龙江省1/5,人均耕地面积是黑龙江省普通农区的5倍,粮食产量占全省的1/3。而以地方分散经营为主的普通农区尽管在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与垦区相似,但是由于政策、体制、管理方式和资源稟赋的不同致使垦区与周边普通农区在农业生产水平、产出效益、生产方式和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以黑龙江省垦区与普通农区为典型案例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规模化生产和分散经营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下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提高区域粮食综合生产水平、生产效率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可为制定区域农业发展政策和促进黑龙江省场县（市）合作战略实施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和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农业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断投入及农业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定量对比研究这些要素对垦区和普通农区农业增长的影响：

式中：表示农业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M表示土地投入,Aekt为农业经济增长中扣除了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纯经济要素投入增长所带来的增长之后的剩余部分,为广义的技术水平,t为时间，文中取值1~21„a,p,Y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产出弹性,表示广义科技进步率。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可求出各投入要素弹性与科技进步率。当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用最小二乘法(0LS估计参数的多元回归法或逐步回归法往往会使模型因样本容量增减而不稳定，因此,论文采用多元岭回归分析方法，用于解决多重共线性对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造成的严重影响。由于引入了岭回归系数k(0^k^1),当k#0时,岭回归系数是有偏的，当自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时，利用岭回归比由最小二乘法(0LS)产生的回归系数更加准确和符合实际,产生更小的均方误差（MSE),且不损失变量信息™。

借鉴索洛增长模型n2],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分别表示为

式中：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产出弹性，、K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土地等的增长KLM率。因此,农业产出可表示为科技进步和资本、劳动、土地具体要素投入的函数，据上述模型对比分析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以及科技进步对垦区与普通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1.2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论文数据均来源于《黑龙江统计年鉴》和《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在农业产出模型中，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年末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农业资本存量分别表征农业产出、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技术水平Ae«表示为时间的函数，时间t取值1_21。其中，农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PIM)估算，公式表达为KFKM(1-f)+I,t为第t期的固定资本存量为t-1期的固定资本存量；It为第t期固定资产投资额,S为资本折旧率。参照已有研究[13],文中1990年资本存量K采用1980-1990年农业投资之和代替，资本折旧率S假定为10%,It采用每年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农业产出、资本存量等均换算为1990年不变价格(表1)。

2模型估算与结果分析

2.1模型运算

运用SPSS17.0对经过对数变化后的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①黑龙江垦区与普通农区模型中DW值分别为1.29和1.045,均大于DW检验临界值d(0.83,a=0.05,随机误差项不存在显著自相关，无需对数据进行处理。②垦区和普通农区农业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垦区的科技进步与资本投入、土地投入的相关性为0.971、0.924,土地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相关系数为0.871;普通农区的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科技进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1、0.944,土地投入与科技进步的相关系数为0.892;进_步分析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可知，垦区资本、劳动、土地、科技进步四个变量的VIF值分别为21.1、4.4、14.6、38.7,普通农区相应变量值为61.7、7.6、20.9、45.7,表明两个生产函数均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为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方程的影响，对农业生产函数进行岭回归分析，并得出相应的岭迹图（图1)。岭回归参数k原则上选取使岭回归系数稳定时的最小值，同时满足残差平方和不增加太多,k值的选取有一定主观人为性,通过观察岭迹曲线选取k值是常用的方法114]。本文取步长为0.02,计算k的岭回归线，线波动较大,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不稳定；当k>0.3时,各投入要素变量及时间变量对应的岭回归线趋于平稳,k的取值对模型的参数与精度影响逐渐变小。因此本文对两个模型均取k=0.3,得出回归模型，回归模型检验及模型岭回归系数分别见表2、表3。根据表3中岭回归分析结果还原公式(1),分别得到垦区与普通农区的农业生产函数：

    公式(4、(5分别为垦区与普通农区对应的农业生产函数。在黑龙江垦区以及普通农区构建的模型中，模型检验和变量检验中决定系数R2均接近于1、方差分析构造的F统计量显著,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好、回归方程显著;偏回归系数和常数项的检验中，垦区各影响因素均通过显著性t检验，回归系数是有效的。普通农区除常数项外各投入要素均通过显著度为0.05水平下t检验。岭回归模型通过各项检验,且各要素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模型是有效的。

    2.2结果与成因分析

(1)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水平对垦区和普通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垦区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力、土地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37、0.446、1.165,表示投入要素每增长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0.337%、.446%.1.165%,要素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表明垦区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普通农区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力、土地弹性系数分别为0.190、0.278、0.389,要素弹性系数之和为

0.857,表明普通农区生产要素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是，不管是垦区还是普通农区模型中，劳动力弹性系数都高于资本弹性系数,主要是因为资本投入密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报酬递减导致劳动弹性系数大于资本弹性K。垦区和普通农区的土地投入弹性系数分别为1.165和0.339,均高于资本和劳动力弹性系数,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主要在于垦区与普通农区农作物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分别达2.02%、2.34%,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0.35%,同时呈现稳定扩大的趋势,土地投入边际效应显著。

(2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水平对垦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高于普通农区。垦区的平均科技进步率为2.7%,而普通农区平均科技进步率为1.8%,表明农业政策、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等对垦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普通农区大。对比模型(4和(5),垦区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均高于普通农区,表明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投入产出效率要高于传统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就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看,垦区人均劳动力的粮食产量24.9U人均农业生产总值8.13万元，而普通农区分别为3.78t和2.05万元,垦区单位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普通农区。从各要素增长率分析结果看(表4,普通农区资本投入与土地增长速度在2000年以后高于垦区，但是农业经济增长速度

却低于垦区,表明普通农区各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较垦区差(3)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水平对垦区与普通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小(表5。劳动力投入对垦区及普通农区的贡献率最低，分别为8.0%和10.5%。由于垦区单位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普通农区，普通农区相对于垦区富余更多的潜在剩余劳动力，需要提高普通农区农业劳动者自身素质,鼓励从事非农产业,实现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普通农区资本投入贡献率略高于垦区，主要由于其资本投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垦区的1.52倍。垦区较高的土地产出弹性使得垦区土地投入贡献率高于普通垦区9%。总体上看，垦区与普通农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总贡献率分别为54.7%和57.5%,而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3%和42.5%,表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3结论和讨论

利用1990-2010年黑龙江垦区与普通农区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农业生产函数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探讨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对不同类型农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农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农业地域，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垦区的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和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投入产出效率高于普通农区。垦区农业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普通农区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同样的要素投入，垦区农业经济增长高于普通农区。

第2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基于2012年南疆五地州的统计数据，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农业生产构成、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等方面选取了22个相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X1），少数民族人口比例（X2），乡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X3）；农村居民全年家庭人均纯收入（X4）；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总支出（X5）；农用地面积（X6）；水利设施用地面积（X7）；农村用电量（X8）；有效灌溉面积（X9）；化肥施用量（X10）；农业总产值（X11）；非农行业总产值（X12）；农业机械总动力（X13）；农作物播种面积（X14）；主要农作物总产量（X15）；地区生产总值（X1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7）；耕地面积（X18）；农业固定资产投资（X19）；农业从业人数（X20）；受灾面积总数（X21）；农业总产值增长率（X22）。

2南疆农业经济区域差异分析与评价

由于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州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等差别很大，使新疆各地州区域农业经济水平差异很大。而农业总产值增长、非农行业产值增长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是体现农业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区域经济差异可以通过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类指标加以衡量。因此，选择2000-201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共8个地州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量度指标，通过比较其变异系数和标准差两个相对差异指标的变化，来反映13年间新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标准差由2000年的686.15，增加到2012年的2472.34，增长了3.60倍，增速也逐年提高，而变异系数虽有小幅波动，但也一直稳定在34%左右，表明各地州农业经济差异正逐年稳步扩大。比较2012年新疆南、北部10个地州的部份经济指标。总体上北疆五地州的GDP为南疆五地州的2.01倍，而南疆五地州农业生产总值比北疆高68.4亿元；人均GDP北疆普遍高于南疆，但位于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GDP高于北疆3个地州，人均GDP为10个地州中最高，说明造成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已由地域性向结构性转化，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进程加速。由于Ward法并未给出合并成几类，根据表2给出的统计量可以看出，伪F统计量在归为3类时较大，说明归为3类较好；伪t2统计量在归为1类、2类时较大，由于伪t2统计量越大，表明上一次归类的效果好，也表明归为3类较好，因此将南疆5个地州分为3种类型。结合聚类分析过程和树形图，可将南疆五地州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分为以下3类：

1）非农经济主导地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地区，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

3）农业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前4个主成分的特征值、相邻两个主成分特征值之差、每个特征值所解释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比例。可见，主成分一、二的累积贡献率已达93.19%，远大于85%，已经能较好地概括原始变量，而主成分三、四的特征值小于1，说明其对原始变量的解释力较弱。因此，选择主成一、二作为分析变量。此时，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93.19%，表明其包含了原22项指标信息的93.19%，已足够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表4为22个评价指标对应于前两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载荷量）对于前两个主成分的因素载荷量的贡献率。通过各主成份的载荷可对各主成份作出符合现实意义的解释：主成分一（PCR1）包含了全部信息量的56.04%，在X5、X7-X11、X13-X16、X18、X19、X21与X22上有较高正载荷。可见，PCR1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区域农业生产规模、资本投入与经济效益，体现的是区域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因此，称PCR1为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因子。主成分二（PCR2）包含了全部信息的37.16%，在X1-X3与X20上有较高正载荷；在X4、X6、X12、X17上有较高负载荷。可见，PCR2反映的是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力供给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口及其结构、农业劳动的经济收益和农业劳动力宏观需求等。因此，称PCR2为农业劳动力要素因子。在PCR2上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的得分较高，分别为1.1232和0.5314，表明其在农业劳力要素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两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乡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和农业从业人数比例高，反映出这两个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农业劳动力投入水平高，农业发展仍为粗放型，其农业经济是建立在较高的资源和资本投入上；巴州在PCR2上的得分最低，其非农产业吸收和消耗了大量劳动力，使区域农业劳动力无法支持和满足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需求。因此，造成南疆地区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即农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农业劳动力要素。从南疆5地州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来看，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南疆5地州中居第一位，得分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阿克苏地区，第三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最强，其人口达415万，为南疆人口最多的地区，耕地面积达530457.1hm2，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发展基础等方面的较强优势，是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较强优势的主要因素；克州最弱，属典型民族贫困地区，其人口较少且土地总面积中平原仅占10%、山地占90%，耕地面积52859.6hm2、人均耕地面积仅0.094hm2，自然条件较差、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见，近年来由于各类援疆政策和较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大了对南疆地州的援建力度，使得南疆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喀什地区在建立经济特区以后，对其周边地州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喀什地区已逐步成为南疆经济中心，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

3南疆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变化特征及预测

3.1库兹涅茨比率及其分解

2000-2012年南疆地区农业人口比重大于其农业产值的地区个数始终保持不变，即m=4，南疆地区仅巴州农业人口比重小于其农业产值占全疆比重，其他4个地州人力资源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从库兹涅茨比率分解值上来看，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变化趋势明显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两个阶段，即2000-2005年为第一阶段，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基本维持在α=0.45左右；2006年以后为第二阶段，α一直维持在0.49左右（图4），表明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在2005年以后有所下降，其收入比重有所提高，使2005年以后k开始下降。而k与β的变化曲线高度相似，均表现为3个阶段，即2000-2005年的稳定上升阶段，2006-2009年的逐步下降阶段，2010年以后的快速上升期。在2000-2005年期间，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明显上升，使得k也随之上升；在2005-2009年期间，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低收入人群比重下降且趋于平稳，使得k也随之下降；2010年以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低收入人群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种高度同步现象，表明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对k的影响趋于增强。可见，农业人口中的高、低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差异逐渐提高，加剧了南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地区间的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增大。综上分析表明，南疆地区农业经济差异正在增大，而南疆地区低收入人口及其收入所占比重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较小，高收入人群人口及收入比重的变化是影响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的主导因素，特别是2009年以后，进入高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迅速加大，导致不平衡性急剧上升。南疆五地州中除巴州外，其余4个地州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也是造成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3.2区域农业经济差异的预测

9698，大于0.5，表明2013-2020年间的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将会延续2005-2012年的发展趋势，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增大的可能性很高。3.3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一般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伴随着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库兹涅茨比率k）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的提高，当差异达到合理值（k0）时，增长速度达到最大（v0）。如果k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对差异的耐受力减弱，出现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增长速度也会开始回落，这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增长速度会继续下降，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及爆发，就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导致区域经济停滞。以库兹涅茨比率（k）作为度量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以农业经济增长速度（v），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可得非线性回归方程为：v=-0.2404+2.4611k-4.8426k2（8）对公式（8）求一阶导得：v'=2.4611-9.6852k（9）令v'=0，得：k0=0.2541，v0=0.0723，而2012年的库兹涅茨比率k为0.2919，大于k0，表明南疆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已经超过警戒水平，农业经济对区域差异的耐受力减弱，并已开始对南疆农业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产生负影响。

4结论

第3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路径分析;东北地区

关键词:衣保中(1962-),男,黑龙江木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中共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

刘吉双(1967-),男,吉林通化人,管理学博士,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吉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9.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9-01-04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推进城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关键要因地制宜,在摸清当地情况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子,不能搞“一刀切”,一个模式。东北地区有特殊的自然禀赋、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要走出一条符合东北地区区情的新路径,构建东北地区新型城乡关系。

一、东北地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意义

东北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具备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村发展的能力。统筹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东北地区小康社会、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东北地区农村改革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统筹东北地区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东北地区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在新世纪,党中央做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关全中国人民的福祉、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小康社会是高水平的、全面的和发展平衡的小康社会。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建立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基本达到了小康社会的标准。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东北地区由于国有企业众多、计划经济思维落后、开放程度不够和市场机制不活等诸多原因,东北地区城乡发展进程缓慢。GDP增长速度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发展位次后移,出现“东北现象”;近年来,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国外粮价波动剧烈等原因,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困难,农民收入增长慢,又出现了“新东北现象”。工业发展滞后和“三农”问题的突出,制约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要全面建设东北地区的小康社会,必须“两手抓”,既抓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又抓新农村建设,统筹东北地区城乡发展。

(二) 统筹东北地区城乡发展,是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迫切需要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它对于统筹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东北地区经济恢复增长、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经济的恢复,是建立在整个地区经济恢复基础上的,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整个地区的振兴。只有整个地区繁荣了,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人才、技术以及广阔的市场。因此,老工业基地振兴,不单是工业振兴问题,而是整个地区振兴问题,只有当整个东北地区振兴了、繁荣了,工业才能振兴和繁荣。从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看,国家先后几次对东北工业进行改组和改造,但是效果却不显著。根本原因是东北整个地区没有繁荣起来,特别是广大农村建设处于落后状态。从沿海地区发展看,先是农村发展起来,整个地区拥有了充足的资金、人才和广阔的市场,才有了工业的发展。因此,振兴东北地区工业,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和支持。这就需要我们系统研究东北地区城乡发展问题,形成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农村建设战略互动关系,用新农村的繁荣,促进工业的重振雄起。

(三) 统筹东北地区城乡发展,是推进东北地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主要内容,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发展和改革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可以说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最大突破。 “坚定不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由“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是一次跨越。目前,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塘、珠三角的重庆、成都、武汉等改革试验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探索已经展开,有的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从东北实际情况看,随着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进,东北地区的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调整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要加快东北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步伐,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地位,大力促进东北地区农村改革和发展。

二、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重点应该放在加强农业与农村发展上。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以及城市扩张的过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逐渐扩散到乡村地区,乡村地区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城市化的重点不在城市,而在于农村。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村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以农村建设为重点,是由世界城乡关系发展规律、国内外城乡统筹发展经验和东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所决定的。

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世界城乡发展规律表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条客观规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适应农业分散经营的需要,居民的居住地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从农村分离出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城市由于基础设施完整,交通发达,集聚了大量人才、资金和技术,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口素质。但是城市的发展不能与农村截然分开。因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支持,农业为城市人口提供了必须的粮食和农业副产品;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繁荣,农村的发展为城市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新的空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劳作,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伴随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最终要走向融合。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具备了支持农村发展的条件。城市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大力支持农村的发展,形成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新局面。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建国以来,受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影响,长期以来“重工轻农”,与工业和城市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问题严重。城乡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别明显,特别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与城市相比,差距显著。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控制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推进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

国内外城乡统筹发展经验表明,城市文明向乡村辐射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在美国和德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城市文明覆盖农村地区,都市圈越来越大的过程。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由于加强了农村地区建设,农民收入较高,城乡差距缩小,有的国家如日本还存在倒城乡差别。农村地区繁荣了,稳定了粮食生产,进而稳定了社会。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在城市文明的辐射下,率先富裕起来,农村城市化特征显著。如表1所示江苏南部农村地区城市化情况。

东北地区是全国最重要商品粮基地,决定了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应以农村建设为重点。粮食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1/3,商品率占全国1/2[1]。在全国粮食波动时期,东北粮食源源不断输入粮食短缺省份,有力地稳定了社会经济形势,为社会和谐做出了巨大贡献。东北地区是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要努力提高东北地区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生产出大量的粮食,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要站在增加全国粮食供给和稳定经济社会的战略高度,来谋划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切实把加强农村建设做为东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起点。只有东北农业现代化了,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只有东北农村城市化了,才能留住更多的农民生产粮食;只有东北农民市民化了,才能让青年农民安心农业生产,保持东北粮食生产后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北农业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北发展现代农业具备比较好的资源优势。在土地资源方面,东北三省耕地面积达21526.2khm2,占全国耕地面积的比重达到16.55%。东北三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达到0.41hm2,已高出了全国0.13hm2的平均水平。充足的耕地为该地区成为国家重要的规模化农作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农业劳动力资源方面, 2003年东北三省农业劳动力达1904.6万人,占全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1%。东北三省也拥有丰富的林副特产资源。在农业机械方面,经过多年建设,东北三省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的7.64%[2]。

但是,目前制约东北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在城乡分隔体制下形成的巨大城乡差异。这种差异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上表现尤为突出。在农村教育方面,由于国家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低,使农村劳动力只能进入较低层次的产业就业,形成低层次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与过量农业劳动力就业的矛盾。农民素质已成为东北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也是当前东北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据统计,吉林省2000年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21781人,平均每千农业人口有乡村医生1.12人;2001年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21194人,有下降的趋势。[3]此外,由于我国在城乡分别实行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巨大反差,东北地区一些农村的社会保障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探索建立切实可行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日益迫切地摆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议事日程。

我国东北农村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占统治地位[4]。这种状态不但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也是束缚农村发展的根本因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例如浙江省的广大农村,他们在资源并不丰富、国家投入也不多的情况下,由于放手让广大农民自我创业、自我发展,农民商品意识增强,创业本领提高,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还走向了富裕。因此,如何引导东北农民提升商品意识和现代化素质,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课题。

三、基于以农业和农村建设为重点的东北地区城乡统筹发展路径分析

(一)东北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分析:优势资源开发形成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产业化形成产业优势产业集聚形成区域竞争力的农业新兴工业化之路

1、利用资源优势培育特色经济。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历史背景、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等各有特点,这些特点汇集起来显示出东北农村各个地域的差异性,差异性就是这个特定地域的特色。所谓“特色”就是优势、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构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

2、特色经济产业化培育主导产业。通过资源的发掘,发展特色经济,这只是农业经济起飞的开端。通过特色经济的产业化,围绕特色产业做强做大,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才能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持久力。只有形成区域主导产业,才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形成区域产业竞争优势。

3、产业集聚形成区位经济极化优势。随着产业优势的不断显现,区域主导产业不断扩张,就会在区位经济发展中积累巨大优势,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产生对周边地区的集聚效应,形成局部地区的增长极,使产业优势转化成区位优势。

(二)东北农村城市化路径分析:发展县域中心城市完善区域城镇体系实现农村城市化

1、发展和壮大县域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极化”作用,能够辐射广大农村地区。要加强县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县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主导产业发展上。要创新县域中心城市管理体制,应当向县域中心城市适当放权,以增强县域中心城市统筹协调能力。要发挥好县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县域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集聚城乡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相互融合,互动发展。

2、建立完善的区域城镇体系。县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必须以腹地城镇的发育为基础。城市发展不能“一枝独秀”,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区域城镇体系,才能促进中心城市的建设,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近年来,东北已经开始重视县域城镇的发展问题,正在实施“撤乡并镇”的改革,就是培育县域城镇体系的有力措施。今后东北应该提高建镇的标准,重点发展一批规模较大的实体镇。

3、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所谓“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村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也即城乡差别消除阶段。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来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就是完成了城市化的新农村。要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构建农村城市化的产业支撑;要积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基础;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在农村地区普及城市的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建立适应农村城市化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

(三)东北农民市民化路径分析:经济上扶助农民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制度上给农民国民待遇在思想上培育公民意识

1、在经济上扶助农民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基础是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农民要成为市场主体,首先要解决土地资本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在土地资本化方面已经逐步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消农业税,又把土地收益权,也即特殊形式的地租,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又一次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这应该归结于党的英明决策。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经济地位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农民土地资本化问题,使土地从生产资料真正转化成为资本。农民土地的资本化将是东北存量改革的最大举措,必然激发出巨大的财富能量。

2、在制度上给农民市民待遇。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来自城乡分隔的制度安排。一是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为差别,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实现农民工子女在入托、入学方面与城镇居民子女平等待遇。把农民工吸纳到社区生活和管理中来,给予他们与城市社区同等的地位和待遇。二是统筹城乡就业制度,关注农民就业问题。要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农民就业问题,把农民就业问题统一纳入到政府宏观调控与管理的基本目标体系,在就业问题上给农民“市民待遇”;从制度上着手,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歧视、虐待农民工的用工单位和个人依法严肃查处。三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将农村居民纳入保障体系,使他们的养老、医疗、教育都有保障,从制度上解除农民的各种后顾之忧和实际生产生活困难。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是给农民全面的市民待遇,切实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

3、在思想上培育公民意识。加强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公民意识的主要渠道。首先,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东北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的力度,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把农村教育完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次,要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尤其要改革应试教育模式,从基于城乡差别的精英选拔教育向基于公民平等的素质教育转变,使农村教育能够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后,要在农村发展全民教育。国家应该在农村公民设施方面加大投入。这在国外有很好的经验供我们参考。如日本农村普遍设立公民会馆,建立市民讲座制度、市民学校制度、市民研究员制度,都对当地市民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洛林、魏后凯.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战略与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刘清芝、王勇.东北三省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分析与政策取向[J].农机化研究,2008,(09).

第4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1 湖南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

湖南的地域面积较大，总体而言具有较好的农业发展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全省的农村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湖南省形成了3个主要的经济区域，分别为湘西经济区、湘中经济区和湘东经济区。湘西经济区主要包括湘西自治区、张家界和怀化市；湘中经济区主要包括永州、邵阳、娄底、益阳、常德；湘东地区包括郴州、衡阳、岳阳、湘潭、株洲、长沙。这3个经济区域中湘东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湘中经济区的发展水平为中等水平，而湘西经济区的发展比较落后，属于湖南省的贫困地区。在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也体现出同样的趋势，湘东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湘西地区相对落后。

从经济规模来看，截至2010年湘东地区的人均GDP为湘中地区的1.7倍左右，并超过了湘西地区的2倍。湘东地区的经济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332万元，而湘中地区仅为每平方千米170万元，湘西地区每平方千米仅有72万元左右。3个区的财政收入差异也比较显著，湘东地区的财政收入几乎是湘西地区的4倍[1]。由此可以看出湘西地区的农村经济实力最弱，而湘东地区的农村经济实力最强。

根据对3个区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进行调查可以发现，湘东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将近3000元，而湘西地区仅为1600元至1700元，具有显著的差异。长沙市农民的收入能够达到3500元左右，而湘西自治州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00元左右。由此可见整个湖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在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 造成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这种差异在我国的各省区均有体现，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一些因素难以改变，例如环境气候条件、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还有一些因素能够得到控制，例如产业结构、技术条件、劳动力条件等。

2.1 农业自然资源条件

农业经济的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的较大影响，主要包括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矿物资源等。以湘东地区的长株潭三市为例，该地区具有优越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土地总面积占湖南省全省土地面积的13.3%，而且耕地面积的比例较大。仅常德市就占有湖南省全省耕地面积的15%，2/3以上为肥沃的洞庭湖淤积平原，具有700万亩林地和100万亩可养殖水面、646万亩草场，林果业、水产业、牧业和种植业的先天发展条件均比较优越[2]。

湘西地区的耕地面积为13.5万公顷，未利用土地达到16.61万公顷，具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而且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湘西地区的山地较多，可耕地面积较少，给传统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2 农业区位条件

城镇的辐射作用和区位条件都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区位条件是靠近大中城市，这样能够具备更加便利的运输条件和更加广大的消费群体，受到经济反哺作用。同时靠近批发市场或农产品集散地、沿江沿海也有利于获得灵敏的市场信息。湘东农村地区的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城镇化进程较快，农民的收入较高，使其具有较高的农村经济整体实力。该地区具有优质的城市群资源，交通非常便利。而湘中地区与粤港澳的距离较近，交通也比较便捷，但是与省域经济的核心地带相距较远，受到的城镇辐射作用有限。湘西地区为湘鄂豫黔4省交界之地，具有比较落后的区位条件[3]。

2.3 农村劳动力条件

农村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劳动力迁移、区域人口素质、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劳动力的道德修养、健康状况、科技文化水平较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湖南省全省的劳动力资源分布具有典型的地区差异，农村劳动力数量超过200万的6个市州仅有怀化市位于湘西地区，其他均位于湘东和湘中地区，而且湘西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的趋势也高于湘中和湘东地区。在人口素质方面，湘西农村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于湘东和湘中地区。

2.4 农业科技条件

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当前湖南省的农业大市为常德市、岳阳市，其次为长沙市、永州市和邵阳市，这些地区的农业系统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较大。根据湖南省各市州农业系统国有单位从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情况，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地区正高级职称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仅为益阳市的1/6，这也体现当地的农业科技条件较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4]。

3 促进湖南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2020年湖南省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应该达到6000元，人均GDP应该达到26200元，这就必须保障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速超过5%，人均GDP平均增速接近8%。然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到2020年湘东地区能够提前全面实现小康，湘中地区可基本实现小康，而湘西地区的以上两项指标均远低于相关标准。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湖南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3.1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力度

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湖南省政府以及各市州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对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财力、资源状况和自然条件进行摸排，以此为依据制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提高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对各区域的劳动力转移、成人教育、产业发展、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并将其作为3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逐一进行落实。

以政府为主导，将湖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起来，以“兼顾利益，适度补偿”为基本原则，对区域发展的差距进行缩小。政府要将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起来，也就是运用财政手段来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再分配，使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得到提高，促进资源的优势配置，使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和公平。

税收政策也是缩小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手段，本着公平税负的原则，可以在不同地区推行差别税率，也就是提高发达区域的税率，降低落后地区的税率。差别税率有利于落后地区积累企业资本，提高经济发展的后劲。在湘西落后区域，当地政府也可以实施产业化的差别利率，要以当地的行业结构特点和产业结构特点为依据，对其主导部门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行有力的支持[5]。

3.2 培育地方特色，发展农村经济

湘东、湘中和湘西地区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各有不同，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培育地方特色，发挥区域优势。在湘东地区，主要是对红壤丘陵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对环境污染进行积极地治理，推进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综合效益得到提高。同时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培养农村第三产业，推动农产品流通企业的发展。湘中地区是优质农产品的集中产区，其农产品的质量好、种类多，因此在该地区应该发展优质稻米生产，同时发展辣椒、黄花、油菜、玉米、小麦等旱地农业，积极开发山丘资源，并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开发，实现优质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

湘西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然而其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湖南的环境重点治理保护区域，在该地区不仅要积极发展旱稻和水稻产业，解决农民的口粮问题，还要立足山区优势和林牧产品资源，积极发展山区土特产。同时对该地区的水能资源进行开发，发展小能源工业、乡镇企业和养殖业。湘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应该通过积极发展旅游业来建设以旅游服务为中心的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

第5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内容摘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本文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差，并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呈现极不协调状况，而且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发展 协调度 重庆市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进程和水平，而城市化引起的外部性经济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者是相互促进、彼此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由于区域特征、社会经济环境、历史基础的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的普遍看法是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亦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非协调的发展状况，城市化滞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试图对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诊断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类型，明确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模型

纵观世界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低度城市化，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尚未起步，经济发展缓慢、水平低，与此相对应，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低，这是一种落后的低水平协调；第二类，过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水平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于许多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类，滞后城市化，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中国上世纪末至今即是如此；第四类，耦合型城市化，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彼此推动、良性互动。四种类型粗略地反映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定量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更具有实际意义。

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定量研究中，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设计了理论模型。他以人均GDP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把1977年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按2%的间距分成40个组，求出若干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出了40个组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和城镇化水平y，然后对这两组数据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相关关系，见公式。

y=40.55lgx-74.96

式中：y为城镇人口占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x为该国或该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人）。

上述方程拟合的曲线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客观过程，本文采用该模型来测度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4美元，城市化水平应为50.8%，而实际城市化水平为41.8%，理论和实际相差约9%，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与许多城市化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计算

我们对2003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整理得到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现状相关数据，表略。然后依据理论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水平值（本文称这类城市化水平值为理论城市化水平值）。理论城市化水平值与实际城市化水平值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差值，此差值我们称为偏离差。

按上述理论公式计算得出2002年重庆市及各区（县市）的理论城镇化水平、实际城镇化水平、偏离差，表略。由计算结果可知，200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63美元，实际城镇化水平为23.2%，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2%，偏离差18.8，即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约19个百分点。其中，都市经济区的理论城镇化水平为55.9%，实际城镇化水平57.7%，偏离差-1.8，实际城镇化水平稍高于理论城镇化水平；而渝西经济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41.2%，实际城镇化水平19.1%，偏离差22.0，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22个百分点；三峡库区理论城镇化水平为33.1%，实际城镇化水平13.6%，偏离差19.4，实际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19个百分点。各县（区、市）中，都市经济区各区域实际城镇化水平大多超过理论城镇化水平，但与其它直辖市或特大城市比较，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仍十分明显，说明中心城市积聚功能还是比较弱；而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各县域除了万盛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与理论城镇化水平相差不大外，实际城镇化水平都远滞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可见，渝西经济区、三峡库区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判识

本文采用偏离差来反映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偏离差越小，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好，偏离差越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越差。重庆各区（县市）其理论城市化水平与实际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的实际城市化水平高于理论城市化水平，它们地处重庆都市核心，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化水平高是自然的，其偏离差值较小，我们认为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但都市经济区的城市功能对整个重庆及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弱，城市化水平尤其是城市现代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因此只是低水平的协调。除都市经济区以外的7区23县4市的偏离差值在-2.7%―27.2%之间变动，偏离差基本均为正，即城镇化都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偏离差为18.0%，据此以9%作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警戒线，据此划分协调度类型见表1。依据这一标准对重庆及各县（区、市）协调水平类型进行判断，结果表略。从判断结果可知，重庆直辖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极不协调水平，三大区域中都市经济区为协调型，渝西经济区和三峡库区都为极不协调型，其中大部分区县为极不协调型，铜梁、南川等为强不协调型。

制约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中心城市缺少且辐射集聚功能不强

目前重庆市拥有特大城市1个，现代化水平较低；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仅万州、涪陵、江津3个，带动辐射能力弱；小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后劲不足；小城镇产业结构雷同、层次低，缺乏规模集聚效应。重庆大中城市过少城市体系结构不全，以及各级城镇集聚辐射功能不强，已成为制约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特大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大中城市少、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弱，难以起到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大城市的缺失，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出现断层，阻碍了各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特大城市现代化水平不高，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无法创造高的规模效应、高的就业机会、较强的外部扩散效益，因此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有限。

传统体制和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城乡联系加强，但是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表现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产业发展中“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城市轻小城镇”观念，表现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的城市倾斜，小城镇、乡镇企业则受到严格限制；公共资源分配的城市倾斜，如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主要着眼于城市，而投入农村的比例低；计划经济时期从体制政策上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造成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这一系列因素使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且刚性化，严重制约乡村城镇化，因此要使城市化进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必须彻底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农业产业化发展使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扩展到农副产品的加工及其流通领域，这就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区域内的农业资源优势，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生产专业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从而达到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可见农业产业化是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在“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尤应如此。虽然重庆农业产业化自1995年开始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农业专业化、区域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农业产业化整体滞后，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商品率低、市场化程度低、对地区产值贡献低、效益低，比如2001年重庆农业商品率仅50.7%，粮食商品率20%，三峡库区和渝西经济区许多县农业商品率在30%-45%左右。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骨干企业少，市场开拓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大的涉农企业很少；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规模小、缺口大；农业管理体制落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收购部门的本位主义严重、交通闭塞等等都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低，对农业辐射力弱

城乡要素的传递和转移必须通过城镇二、三产业的链接，但重庆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现有二、三产业还难以较好实现这一作用。从第二产业看，多为传统工业，基本为初级品生产，加工层次少而低，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特色经济不明显；同时多数中小城镇工业生产要素组合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历史形成的传统食品、煤炭、纺织等第二产业，对本地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弱，如綦江的煤炭、冶金、轻工企业效益低下，万盛的支柱产业煤炭长期亏损。再从三产的关联看，很多地区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与一、三产业缺乏有机结合，产业关联度低，特别是小城镇工业对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农副产品加工规模小、品种少、加工度低，缺乏特色、名优品牌，工业配套不力，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力弱。

促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发挥现有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培育新的集聚中心，如加强万州和涪陵地方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其集聚功能，向大城市方向发展；在积极加快发展主城区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县（区、市）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大力推动城市（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结合，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优化城市体系结构，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

充分发挥特大城市集聚辐射作用，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积极规划建设中小城镇，形成重庆市层级分明、结构合理、互动并进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发挥都市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为此规模上应进一步扩展，规划为600万人左右的超级大城市；完善基础设施，不断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其核心辐射力，增强其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地位。加快培育大城市和区域中心性城市，完善城市结构体系，逐步将万州、涪陵、江津、合川、永川、黔江建设成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镇间的连动传递作用，并担负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主要从扩大规模、壮大实力、突出特色着手，尤其应该立足资源、面向市场、突出专业性、体现地区特色、增强现代经济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县域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农业产业化实质是拉长农业生产链条，把农业生产延伸到加工和流通领域，包括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农业产业化是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尤其是特色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而农村工业化有利于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的融合，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目前应结合“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加快传统农业向产业化、特色化、效益化和现代化转化，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积极推进特色种植、养殖基地建设，重点是蔬菜、水果、中药材、花卉、水产品、蚕桑、优质稻米、油菜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开发推广应用农业科技成果，如配方施肥、集约养殖、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等的开发和引进；加快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组建，鼓励农产品生产、加工、运销企业发展，加快各区县（市）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力争在近期内建成一批辐射力较强的专业批发市场。

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特色二、三产业发展

二、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动力，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任务还比较艰巨。工业应壮大化工医药、重大成套设备、发动机、仪器仪表、数控机床等优势支拄产业，提升以汽车摩托车为代表的机械工业，着力打造汽车和摩托车名城；空间布局看，都市区搞好产业功能分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商贸等第三产业，提升重庆城市整体形象，大中城市加快特色工业园区建设，承接都市经济区“退二进三”的部分产业，着力区域优势产业产品发展，形成自己的主导特色产业，中小城镇必须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于“专、精、特、新”产业的发展。各级城镇都必须逐步建立起相适应的现代流通、金融保险、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不断提高三产比重，为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性制度障碍，促进城乡关系良性发展

加快城市化发展，必须突破体制障碍。调整地区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包括稳定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等。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当前应特别重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基本条件保障、工伤事故赔偿等问题；同时农民工及亲属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生育管理等也应逐步实行有序管理，逐渐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确认城乡居民平等自由的迁移、居住、择业的权利，消除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从法制上真正保证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平等。

参考文献：

第6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一、“三农”问题现状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目前而言,其现状如下: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但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

(二)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而2005年却达到了3.22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由于农村产业领域的拓展速度与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呈现较大反差,因而劳动力的过剩问题尤其突出。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使得很多农民基于自身素质的局限,很难增加个人收入,提高购买力,改善生活水平。

(四)农村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难以启动。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要慢,因而农民的消费水平也远比城镇居民低。我国农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22.5%下降到2005年的10.2%。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重要原因。农村市场由于农民购买力不足,造成整个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导致农村经济的严重滞后。

二、目前策略存在的不足

“三农”问题现状的概述基本上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但怎么解决“三农”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存在着明显不足。

(一)大力推行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努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和谐新农村。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需要私有资本的介入,作为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资本的逐利性将决定了其流动的方向。“三农”问题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导致本来就属于弱势产业的农业在利润上得不到较好的实现和回报。而这对于想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来说,要其投入到连平均利润都难以实现的农业中,本身就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如果还要做到资本的连续投入,只有依靠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农民大国,将并不充裕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如此薄弱的农业中去存在着很多现实问题。而且对于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而言,新农村建设不仅仅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投入,这种投入还需要是持续和庞大的,这对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是无法做到的,至于能否保持持续投入和能否达到预期的投入效果更是一个未知数了。

同时,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取决于农民的数量减少,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由此可知,要使农民收入提高,就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收入增长就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业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二)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更确切地说,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来源于农村。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要实现这一点,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才能最终完成。如果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成为二三产业的劳动者,成为城市的居民,这既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化的必然选择,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旦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的土地价值就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方能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才会得到根本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提高和进步。至此,我国“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但是,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基本饱和,而且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于我国数目庞大的农民群体,想要城市完全接受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从农村城市化的角度来看,难度将会更大,因为农村本身基础就很差,经济落后,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也需要其他很多软件方面的支持,在目前的我国是很难做到的。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些解决策略在理论或实际上都有明显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另辟蹊径解决“三农”问题。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径

在当今中国,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更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直接的操作平台。只有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才能快速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彻底解决“三农”难题。但县域经济与其他类型的区域经济相比较,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第二,它又是一种开放型区域经济。尽管县域经济是在县行政区域长期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它不是封闭的经济,具有很大的开放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县域经济以市场为导向,可以突破人为划分的地域边界,打破自然条件、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形成跨县域的经济协作网络、贸易集散地或某一专业化生产中心;第三,它是一种既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又具有地域特点的特色型区域经济。一般而言,县域经济是功能比较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以及一二三产业各部门。县域经济具有类似国民经济大系统、大网络的综合性特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功能较为完整的基本单元,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

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不放松,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结构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的思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兴农,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结构调整则应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以技术进步、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二)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经济发达县的实践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多是“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培植自己经济发展的亮点,开辟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路子。

(三)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企业的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政策扶持等措施,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主群体的发展,激励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自身优势,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沿海发达县市,近十几年来小城镇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密集的城镇群,不仅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做强城镇经济。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加强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优化环境,不断提升城镇形象,引导生产要素向城区和城镇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优化经济环境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竞争点。从县域经济的竞争态势来看,区域间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效益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如何在竞争中把握机遇,通过自身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成为关键因素。只有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服务思路,拓宽服务领域,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加快发展的政策环境和高效快捷的服务环境,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柳欣,冯素杰.“三农”问题新论――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4.

[2]杜志雄,檀学文.改革以来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大地,2007.22.

第7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宁镇扬经济区;劳动力转移;政策

一、“刘易斯-托达罗”劳动力转移理论

劳动力转移理论起始于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理论模式,即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有两大经济部门: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劳动力人口不断的增长,使得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下降,出现劳动力过剩;而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这些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在刘易斯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业部门的排斥力和工业部门的吸引力交互作用的结果,产业上表现为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地域上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在修正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托达罗研究了城市失业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发生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原因,其理论被称为托达罗模型。托达罗认为,由于城市中失业的存在,影响农业劳动者迁移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二是预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当然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农业劳动者也不会轻易做出向城市迁移的决定。

刘易斯-托达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国自1990年以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务农成本上涨,农村比较收益过低,农村地区生活环境差,以及城市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和技能性收益,城市生活的高质量和精神享受等,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转移。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应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应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就地安置,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二、当前宁镇扬经济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困境及分析

宁镇扬经济区是指以南京、镇江、扬州三市市域构成的三角地带,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宁镇扬经济区、沿江产业带和沪宁经济走廊的结合部,东接苏锡常和上海都市圈,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宁镇扬三市经济发达,农业高产稳产,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加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新农村建设推进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开辟了新的渠道。当前宁镇扬经济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既有上述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突显。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已经下降到2%左右。2007年宁镇扬经济区城市化比率为71.3%,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为27.6%∶35.3%∶37.1%,第二、三产业比例远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目前农村从业人员为386.02万,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为28%∶50.9%∶21.1%。农村人口的就业在第二产业上占绝对优势,但是在第三产业上的就业水平偏低,第三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足。二是尚未转移的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加。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大规模转移,目前仍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数年龄偏大、文化较低、技能较差;另一方面,区域间用工竞争的加剧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规范,劳动力市场价格明显上涨,用工单位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上海和苏南地区,随着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用工单位要求劳动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素质,一些新的岗位甚至要求高技能人才,继续扩大转移总量将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随着宁镇扬经济区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不断转移,新农村建设的新问题日渐突出,制约着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总的来说,影响宁镇扬经济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快速转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恋土意识的影响。留守农村的大部分农民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农经济意识较强,对家乡、对农村生活的习惯,恋土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他们视承包田为“保命田”,即使外出打工,进城经商,也要保留承包田,不愿长期转让或转包他人经营,免得一旦失业或年老时无田耕种。这种思想上的“防线”,导致他们行动上不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宁愿荒芜、半荒芜也不愿意流转给他人经营。

第二,城市就业环境的影响。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各种非公有制用人主体的出现和农民工大量进入城镇,使得劳动关系更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农村基层培训转移载体还不够完善,受文化和技能的限制,相当多转移就业人员的稳定性还不强,处于“半工半休”状态。许多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权益难以得到保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依然存在,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和工作环境差的状况还比较突出。

第三,城市经济基础的影响。2007年扬州和镇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057元和16775元,产业结构比分别为7.7∶57.0∶35.3和3.8∶59.8∶36.4。与上海、浙江及苏锡常相比,扬州和镇江城市发展滞后,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产业基础薄弱,无法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县域的城市化水平与市区存在较大差距,经济文化欠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小城镇建设有待发展。2008年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要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到城镇,势必加大就业难度。

第四,教育素质问题的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的转轨时期,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与技能水平与实际需要远远不相适应。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40%,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60%。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难以适应高层次高技能的就业需要,制约了其转移层次的提高。

第五,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管理制度在许多方面体现出的制度性弊端,其中包括户籍、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等。这些制度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严格区分开来,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严重制约。

三、促进宁镇扬经济区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渐进式转移,将农村人口有计划、有步聚向城镇聚集。在产业基础较好的南京,政府应加大对它的投资力度,使它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产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在将本市相当部分农村人口就地转为城镇人口的同时,吸引扬州和镇江农村人口的流入,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在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扬州和镇江,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的发展上,建立自己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以产业和产品为纽带带动产业向城区方向聚集,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容纳新移民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潜在移民”的技术培训,增强他们迁入城市的信心和获得工作机会的能力。

第二,提高大中城市的吸纳能力,着力发挥大中城市的经济聚集功能和扩散功能。在当前形势下,宁镇扬经济区一些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就业技能较强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很快适应城市生活和岗位要求,“离土离乡”向大中城市转移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2007年南京、扬州和镇江的城市化率分别达到76.8%、50.2%、59.6%。宁镇扬经济区通过联接苏南和苏北,广泛承接上海和苏锡常经济区的产业转移,并向小城镇和农村腹地辐射渗透,进而促进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

第三,通过招商引资、南北合作,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农产品精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随着农村劳务输出的推进和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现在仍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具有年龄偏大、技能缺乏甚至残疾等就业困难,由于个人和家庭原因,难以外出进城就业。只有通过产业转移,引导他们就地转移,或者让他们利用空闲时间从事家庭加工业。所以,宁镇扬经济区的各区县政府,一方面要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其产业聚集和经济带动的功能,使小城镇成为农民走向大中城市的中转站;另一方面,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补贴制度,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力度,使其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增强外出就业的机会。

第四,进一步推行制度创新,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信心。一是土地制度创新,从保护耕地和保护农民出发,短期内保留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土地承包关系;二是就业制度创新,取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限制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费,实行公开竞争的劳动就业制度,为农民自由自主竞争就业提供条件;三是户籍管理创新,取消城乡户籍划分的方法,按居住地管理,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体制;四是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将完全转移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各种歧视性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劳动保障制度创新,实施农民工报酬支付监察制度,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保证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取劳动报酬等合法权益。

四、结束语

21世纪我国面临着建设新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必须尽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因而发展农村经济和加快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宁镇扬经济区应认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形势,正确应对出现的新问题,以产业为主导,以城市为载体,以城市化为依托,政策方面推陈出新,继续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确保新农村建设任务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托达罗.经济发展(第6版)[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3、成德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政策[M].科学出版社,2004.

4、江苏统计年鉴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第8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农业 产业结构 相似系数 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168-02

农业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始终应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农业。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和产值都稳步上升，扩大了我国的农业经济，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滞销、卖难、买贵”、农产品过剩等现象，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在我国长期稳居第一，主要农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肉类、水产品等都位居前列，表现得更为严重。该现象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物流渠道不畅、产销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引起，鲜有学者从产业结构同构角度进行考虑。立足于此，从农业角度研究山东省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同构现象，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测算与分析，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进而提出符合实际的对策建议，这不仅为产业结构的研究拓宽了视角，也对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研究区概括

进入21世纪，山东省经济快速迅速，成为仅次于广东、江苏的经济大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十二五”以来，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平稳发展。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而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指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山东省依旧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特别是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更需要引起重视。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对山东省产业结构趋同进行分析，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表（GB/T4754-2002），利用2013年山东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地市统计年鉴，收集了山东省及其17个地市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及其构成。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Krugman指数进行测度。

三、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同构测度

（一）基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构测度

根据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对山东省及其各地市之间2012年在农业产业结构层面的同构现状进行了测算，首先计算“地区-地区”的绝对值，即地区与地区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地区-其他”之间的平均值，即地区相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产业机构相似系数平均值。

在“地区-地区”，即一对一绝对值层面，大多数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000，且莱芜-济南、泰安-潍坊、德州-泰安、菏泽-临沂等4对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0.9990，趋向于1，说明这些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趋同较为严重，具有一定的同构特征，需要引起重视。只发现少数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小于0.9000，如威海、烟台、东营、枣庄、青岛与其他地区之间。

在“地区-其他”，即一对多平均值层面，发现威海相对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值小于0.9000，其他地区的产业机构相似系数平均值都在0.9000以上，其中全省、济南、济宁、滨州等地区的产业机构相似系数平均值都高于0.9500，这些地区种植业占比较大，农业产业结构较为相似。

通过计算“地区-地区”之间的绝对值，以及“地区-其他”之间的平均值两个角度，发现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同构性较为明显。其中济南、济宁、滨州、莱芜、德州、泰安和临沂等中西部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构较为明显，这些地区都以种植业为主，占比较高。而渔业发展较为缓慢，占比较低且较为接近，因而农业产业结构较为相近。而威海等沿海城市因为渔业较为发达，占比较高，与其他内陆地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差异性较大。

（二）基于Krugman指数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构测度

采用Krugman指数公式对山东省及其各地市之间2012年在农业产业结构层面的同构进行研究。首先计算“地区-地区”之间的绝对值，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Krugman指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地区-其他”之间的平均值，即地区相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Krugman指数平均值。

在“地区-地区”，即一对一绝对值层面，仅有威海-济南、威海-淄博、威海-枣庄、威海-泰安、威海-莱芜、威海-临沂、威海-德州、威海-聊城、威海-菏泽等9对地区之间的Krugman指数大于1.000，这些地区之间同构现象较弱。其他地区之间的Krugman指数都小于1.000，其中滨州-全省、莱芜-济南、临沂-济南、菏泽-济南、日照-青岛、临沂-淄博、临沂-枣庄、菏泽-枣庄、济宁-潍坊、泰安-潍坊、德州-潍坊、德州-泰安、菏泽-莱芜、菏泽-临沂等14对地区之间的Krugman指数小于0.1000，农业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表现的较为严重。

在“地区-其他”，即一对多平均值层面，发现全部Krugman指数平均值均小于1.000，最大的为威海的0.9074，最小的为济宁的0.2641。说明山东省及其各地市之间产业分工程度相对较低，存在产业结构同构现象。威海与其他地区的Krugman指数平均值相对较大，说明威海的专业化水平较高，与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较弱。济宁等地区过分依赖种植业导致农业产业结构的相似、农业产业结构同构较为明显。

总体上来看，通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Krugman指数对山东省2012年农业产业结构同构进行测算，可以发现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同构表现的较为明显，特别是以种植业为主进行农业生产的中西部地区，加上渔业占比都较小，农业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而威海等沿海地区，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以渔业为主，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因而农业产业结构同构性较弱。

四、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同构原因

（一）自然禀赋因素

农业对于自然条件具有较高的依赖性。由于山东省沿海地区靠近渤海、黄海，海洋渔业相对内陆地区较为发达。而山东中部、东部为山地丘陵，同为北温带，适宜苹果、梨、桃、枣等水果的种植。其他平原地区多种植冬小麦、玉米、地瓜等粮食作物，以及大白菜、土豆、西红柿、大蒜等蔬菜。

（二）制度和文化因素

农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所处行政区域的影响，加上相近区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都相似，这些因素或多或少的对各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山东省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种植区，农耕文化影响的时间相对较长，表现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旧具有相似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习惯。例如东部丘陵地区，历史上长期种植苹果，加上当地农户长期的农业生产方式习惯，使得该地区形成了以烟台苹果为主的苹果产区。因此地域文化会对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地方政府因素

由于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和自主能力，政府行为对农业产业结构就显得十分关键。目前，不少基层官员依旧缺乏市场经济的观念，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是片面追求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生产结构，很少从整体上考虑农业产业体系。特别是在制定农业发展策略上，一味追求体系大而全，导致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相似。

（四）农民决策因素

目前，山东省依旧具有大量分散的传统农民，受到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限制，加上传统农业思想的束缚，使得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时缺乏战略眼光，认识不够；大多数农民在搜集市场信息做出决策时，对结构调整的方向、产品等具有滞后性和盲目性；大部分农民存在片面理解市场需求，觉得价格好就生产。只是一味地从众，盲目效仿，造成农业结构不同程度的相似。

五、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议

政府合理决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树立稳定数量、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突出特色的发展思想，发展优势产业，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突破口，重点突出产品特色，积极优化农业结构，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合理决策，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正确选择主导产业，促进地区间产业的分工与协调，引导农业结构合理调整，避免因为市场机制失灵或政府“一刀切”导致的产业结构同构现象。

区域合理分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要统一规划与决策。建立区际产业分工体系，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企业优势选择支柱产业，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在区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山东省可以简单划分为四大专业化农业区：以青岛、日照、烟台为中心的半岛城市群外向型农业区，主要发展出口加工农业，参与国际竞争；以东营为中心的生态农业区，重点发展无公害、生态农业；以泰安、莱芜为中心的鲁中南水果农业区，重点发展生态林业、水果；以聊城、德州为中心的鲁西北基地型农业，重点建设成为国家优质商品粮棉基地。在此基础上，各区域立足于地区优势和比较优势，形成合理、高效的农业专业化分工体系，错位发展、错位竞争。

参考文献：

[1] 刘俊华，才奇，长青.初级农产品滞销的关键控制点判别与定位研究――基于32个农产品滞销事件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3（2）

[2] 韦佳培，张俊飚，.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产品滞销问题研究――以2009年中国11个省市食用菌种植农户调查为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3] 李进一，刘焕.农产品滞销的4P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14）

[4] 何有良，张翼.广西农业产业结构趋同的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0（14）

[5] 宋瑞敏，刘文谦，汪彬雯.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趋同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6）

[6] 王丙毅，徐鹏杰.农业产业结构趋同的负效应与政策建议――基于山东省农业产值数据的分析[J].农村经济，2008（2）

[7] 周一欣.西北地区工业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2

[8] 刘杰.山东省西部产业结构趋同研究[J].经济地理，2013（9）

第9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一、发展县域经济对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一） 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两个高潮期。一是1984―1988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1100万人，增长23%；二是1992―1996年，年均转移超过800万人，增长8%。1997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速逐年下降，1997―2003年，年均转移500万人，增长约4%。2003年仅转移490万人，增长3%。截止到2003年末，全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7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5%。总体上看，有以下3个明显特征，即：第三产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外出务工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增长因素；县域经济已愈益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体。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程度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从我们重点调研的4个县市的情况看，可以得出以下两条基本结论：

第一，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其第二、三产业能够创造出较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比较容易。江苏省太仓市和吉林省通化县就属于这一类型。如位于苏南地区的太仓市，乡镇企业众多，县域经济发达，市场就业空间广阔，当地现有农村劳动力已基本实现就地转移。2000年以来，全市GDP已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31.76亿元。目前，全市已经形成电子能源、石油化工、轻工造纸、纺织服装、精密机械与汽车配件等主导产业，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6∶58∶36。全市现有农村劳动力19.6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14%，从事二、三产业的占78%，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到8%。同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全市还吸引了总计达25万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了当地农村劳动力总数。同样，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制药基地和吉林省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通化县，不断加强药材基地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吸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目前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实现就地转移，外出务工劳动力仅占全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20%。

第二，县域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难以满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阜宁县和东辽县就属于这一类型。阜宁县地处苏北地区，是江苏省重要粮食产区，人口106万，其中农村人口76.9万，农村劳动力41.4万。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当地二、三产业难以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近几年来，这个县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努力拓宽劳务协作渠道，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等各项措施，已经逐步形成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流动有序、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务输出格局。2004年全县转移农村劳动力20.7万，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50%。东辽县也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全县人口4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万人，2004年财政收入只有7611万元。近年来，当地政府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实施项目兴县战略，努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同时，该县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2004年，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5.6万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的62%，人均劳务收入5000元。

（三）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就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1．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县域内有连接城乡的县城，有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还有很多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技术含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从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也低。据有关专家测算，在城市中安置1个劳动力需要4―5万元，而乡镇企业吸收1个劳动力仅需4000元。可见对于相同的资源，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发挥的效用更大。

2．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一是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二是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要求相对较低，适应我国农村现阶段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三是中小企业投资规模小，容易创办，适应民间资金的规模特点；四是中小企业以民力、民营为主，它的产生和发展动员了民间资金的生产投入，弥补了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领域，有效地转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3．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高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一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增加对电力、交通、供水、餐饮、娱乐、商业及社区服务等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小城镇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桥梁作用日益加强，从而促进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村资金市场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

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在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现阶段，相当多的县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农业大县，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加之原有企业机制不灵活，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空间狭小，吸纳劳动力水平较低。一是从新增劳动力转移来看，目前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长的主要途径。二是从返乡劳动力情况看，从县域经济返回农业的劳动力逐年增多。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不高、技能不足。汇总有关资料，从文化素质看，目前已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仅有20%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劳动力占1.5%，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6.5%，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1.7%。85%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而众多低素质、无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则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

（三）城镇化发展滞后，影响了城镇集聚劳动力能力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基础设施不足，难以发挥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作用。二是城镇化进程慢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城镇人口比重只上升了20个百分点。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造成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四）保障水平低，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改革有待深入。农民工作为新的城镇工人群体，已占到了城市人口的1/4，日益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进城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居民待遇。

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水平低，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目前仍存在一些体制性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我国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二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土地等制约。（1）现行财政体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近十多年来，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放，县以下政府可用财力严重削弱，县级财政多数是“吃饭财政”，甚至是饭也吃不饱的财政，既无力向本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难以对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尤其经济欠发达县更是如此。就多数县（市）来讲，目前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2）现行金融制度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县以下居民存款中的50%以上都流入了大中城市，县级金融机构没有贷款审批权。县域内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很难得到金融支持。（3）土地征用制度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城镇化进程缓慢。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着大城市偏向，对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投入和资源配置不足，县乡财政自身薄弱，也无力投资，导致小城镇布局分散，规模不大，公共设施不足，制约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增强。

因此，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入手，努力消除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

三、未来一段时期，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工作重点

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就地转移仍将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可达到50%左右以上。即使按当时人口达到14亿的水平计算，15年后全国还有大约7亿人留在农村。因此，企望短期内通过城镇化道路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是不现实的。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仍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应该看到，就地转移模式本身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容易形成乡镇企业布局的分散化、小城镇建设的无序化和弃农人口的两栖化等“农村病”，造成水土等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破坏的加剧，进一步阻碍乡镇企业的升级改造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加剧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差距。为此，必须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局部目标与长期、宏观目标有机结合起来，遵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固有的规律和阶段性要求，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鼓励农村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适度集中，努力扩大小城镇规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挖掘并发挥大中城市的潜力和作用，推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步伐。

促进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工作重点是：

（一）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就业潜力。要从资源条件出发，全面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种植业、养殖业等优势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推进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带的建设，形成专业化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提高粮食综合效益，使粮食产业成为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农牧林产品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以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重点引导扶持农民、企业发展民间性、自律性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以农产品生产或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形成专业农户、专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构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二）加快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拓展本地就业空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鼓励、支持、引导乡镇企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二次创业，提高乡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建立新型乡镇企业。要按照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好乡镇企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接续转移，促进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换代。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手工业、特色旅游业发展，支持建立农村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发展经纪人队伍。

（三）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县域小城镇建设和村庄集镇建设的规划指导，逐步形成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机联系一般集镇和中心村的城镇体系。

（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工培训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应尽快扭转全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免除农村基础教育费用，减轻农民教育负担。全力推进普及9年义务教育，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普及12年教育试点，大力推动农民职业教育。二是要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继续推进“阳光计划”，不断扩大农民工免费培训规模，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培训。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建设。

（五）加快农村改革步伐，尽快消除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一是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加快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也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得出、留得住、能发展。二是要完善土地制度，推进农民承包土地合理流转，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权益。要加快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降低农民进城“门槛”。三是要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四是积极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县级公共财政建设。五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六是改进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大对农民工维权的支持力度。

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坚持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切入点来加以推动。一方面，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分布在县域范围内，农民绝大多数居住在县以下，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又是联系大中城市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既为大中城市提供了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又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因此，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

要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政策归集和产业聚集的平台作用，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升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转换工作思路，真正跳出就“三农”抓“三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建议进一步明确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我国“三农”问题解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尽快出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意见。

（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当前，行政层次过多、行政成本过大、县域内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过小、事权责权不平衡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行政层级，开展省直管县试点，加大撤乡并村力度，简政放权，提高县市配置资源的权利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研究合理划分县级事权，加强和完善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权、公共服务权、市场监督权等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使县级政府有更大的发展自和决策权，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要强化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按照投资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将投资项目的决策权下放给各类投资主体。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调整财政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县级财政的留成比例，扩大县级金融机构审贷权限。

（三）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加强规划指导。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提高对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投入，加强县域特别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广播影视、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等。三是要加强对县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和支持。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协调指导，支持各类优势企业进入县域发展特色产业，加强不同地区之间、中心城市与县域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县域经济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项目给予专项支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四是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县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资金重点补助到县(市)，省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以县(市)为单位进行测算核定，确保按时足额到位。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对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要进一步降低对欠发达县公共投入和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的县级配套比例。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上缴省级部分重点用于县(市)耕地开发。

（四）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要采取“抓大促小带中间”的办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要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要进一步消除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制障碍，凡是法律规定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同时，国家要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给予支持。

（五）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目前，我国东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和“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发展格局，中部地区部分县市的“一县一特”型县域经济也已出具规模。要适应国际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的有力时机，加快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下一步，各地要进一步结合本地优势资源、综合考虑交通区位、产业结构、市场定位、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六）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工业化水平。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县域经济逐步改变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状况。坚持资源型和非资源型产业并举，大力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壮大支柱产业，培育知名品牌。积极发展专业市场带动的工业生产体系，努力做到“专精特优”；积极发展产业配套型和科技应用型工业企业，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努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工业园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集中连片布局，推动资产重组，促进乡镇企业向产业集聚区和小城镇集中，提高县域产业集中度，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区域发展格局，探索区域特色产业带动其它产业全面发展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