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小农经济 优势 干预 社会生产条件

小农经济在我国存在了前后两千多年，其存在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具体说来可以总结成三个方面即小农经济自身的优势、封建国家政权的干预、社会生产条件的限制。

一、小农经济自身的优势

1、小农经济是一种"男耕女织"， 将农业、手工业和家庭畜牧业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自给性很强，有保守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其自给性强， 表现为衣、食、住、行的必需用品， 除盐、铁等个别的当地不能生产的产品外， 都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要求农民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条件可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正是由于小农经济具有生产经营条件极为简单的特点， 因而就具有顽按的生命力。

2、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因为小农经济的经济力量薄弱， 再生产的条件差， 所以一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 就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甚至被迫出卖基本的生产资料， 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小农经济是一种不稳定的济， 经常处在变化之中。他们常由小块土地的所有者， 变为一无所有的佃客或流民。小农经济虽然是很脆弱的，但却又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也就是说， 小农经济容易破产，也容易恢复生产。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恢复生产的条件， 小农很快就可以附着在土地上， 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虽然屡受打击而破产， 土地反复被掠夺和兼并， 而当新的封建王朝为它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土壤， 很快就得到复兴的原因。但同时小农经济的再生能力却又有很大的局限。从自然因素来说， 小农经济抗灾的能力很小， 基本上是靠天吃饭， 收成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天时地利。从社会因素来说， 剥削阶级繁重的赋役， 频繁的战争， 常常是造成小农经济家破人亡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只要安定， 剥削阶级的剥削有一定限度时， 小农经济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原因。小农经济是一种复合的经济， 它比那种单一的农业经济或畜牧业经济， 其再生能力要强。单一经济的生产率可能比复合经济的生产率高，如一些单一畜牧业经济的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等， 其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要比当时汉族地区家庭畜牧业高， 但他们的再生能力却差得多， 常常经过一场大的灾荒或战争之后， 即一撅不振， 甚至很快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而汉族地区复合的小农经济， 却一次再一次地衰败后， 很快又能再生繁荣起来。与小农经济相适应， 在农业生产技术上，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以集约化为主的耕作方式。这种集约化的耕作方式， 既可以比较充分地利用土地， 又可以发挥小农家庭成员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一大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集约化耕作方式， 有利于巩固小农经济的生产，也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再生。

3、小农经济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小农经济的稳定经不起外界力量的冲击， 所以它形成了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农民即使有限剩余农产品， 宁愿贮藏起来， 也不愿拿到市场上出售。拿到市场上出售反而被看作不务正业。而小农对于外界商品经济、先进的生产技术的诱惑， 也是采取抗拒的态度， 总是极力加以抵制。因为它本能地感到， 这些对小农经济的稳定都是一种威胁。所以小农在政治上总是趋向保守，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基础的原因。

二、封建国家政权的干预

封建地主阶级国家政权为了对农民实行， 必须建立一整套强大的国家机器， 包括各级封建政权， 庞大的官吏群和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经济上要维持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的开支， 满足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 除了地主阶级要在经济上加以支持外， 主要还是依靠对小农的剥削， 靠农民的赋役来维持国家的开支。封建国家政权一方面要依靠地主阶级进行统治， 另一方面又要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有一定的限制， 即不使农民失去土地而破产和流亡。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统治阶级， 总是用各种方法和措施试图解决、缓和这一矛盾，采取方法有：

第一， 这种政策主要表现为各封建王朝初期实行的"休养生息" 政策。当然， 封建统治者实行这一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稳定封建秩序，保证租税收入、巩固封建统治，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小农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如汉初和唐初实行"休养生息"的结果， 就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发展的两次高潮。

第二， 限制土地的占有和兼并， 将政府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 以维护小农经济的生存。

第三， 重农抑商， 限制商品经济的流通以减缓土地的兼并。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基本经济政策。封建统治阶级很早就知道， 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是矛盾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小农经济的稳定。所以从汉代以后， 就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商品经济的措施， 这些办法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经济的作用， 因而对缓和土地的兼起一定的效果。

三、社会生产条件的限制

1、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 地主阶级虽然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 但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同时， 中国历来人多地少， 地租特别丰厚；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加之动乱、战争频繁， 地主自己生产经营的风险性较大， 不如从土地出租中获得保险。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将其土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出租给无地农民， 实行租佃经营。小农经济受到当时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限制。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农业生产中已经使用了铁制农具， 同时还出现了牛耕。正因为如此， 农业生产方式才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即由集体生产向个体生产转化， 小农经济才得以逐渐形成。但是， 我国的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后， 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生产工具的落后性决定了小农的生产能力低下， 它不可能承担大面积的农田耕作， 因此， 其生产经营规模当然是狭小的。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能力低下， 生产规模狭小， 小农家庭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交租外， 一般都所剩无几，不足以维持家人生计， 以致"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 因而又不得不以织助耕。这样， 又使得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经营结构异常地坚固， 很难突破，商品经济难以发展， 小农经济难以分解。

2.不断的战乱为小农经济的再生创造了条件。每一次战争都既打击了地主阶级， 也破坏了自耕农的经济。战乱之后地主阶级当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农民也不是胜利者， 小农经济同样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不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对外战争还是农民起义， 地主和农民的经济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一方面他们虽然在经济上大部分都破产了，但是将他们重新安置下来成为自耕农， 却比恢复受到破坏的地主经济要容易得多。因为：第一， 农民要进行生产， 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一小块土地，如果农民得到了一小块土地， 就可以安定下来进行简单的再生产。第二， 小农经济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投资有限， 只要他得到了一小块土地， 封建国家在赋役政策上适当给予一定的减免， 不几年就可以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每一次战乱之后， 新的统治者都受到了教训， 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就必须使小农经济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状态以限制地主对土地的过分掠夺和兼并。战乱之后登台的多数统治者， 都能克制自己的一点贪欲， 注意扶植自耕农， 使他们稳定和发展起来， 成为封建国家政权赋役的可靠承担者。

参考文献：

[1] 魏建斌. 改造小农经济 建设现代农业[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0（02）

[2] 杨思远. 改造小农经济[J]. 管理学刊. 2009（05）

[3] 贾迎亚，臧高峰，任保平. 中国小农经济现代化的路径思考[J]. 中国集体经济. 2011（21）

[4] 曹东勃. 小农经济改造与中国农村改革[J]. 财经问题研究. 2009（01）

第2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 次优深化 民间金融 合作金融

农村金融次优深化理论

金融对实体经济不起作用的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书中，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即金融抑制。他们还尖锐地指出了金融抑制的危害，并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的正相关。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以后，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麦金龙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假设基础上的：没有垄断、没有外溢或外部经济效果等，这些假设在农村金融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1956年，经济学家李普西和兰卡斯特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所谓次优，通俗地说就是由于原有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破坏而未能满足时，因而实现的某些条件被破坏后的最优结果通常冠以“次优”。次优理论否定了完全竞争模型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当经济中出现市场失灵时，并不是尽量满足帕累托最优要求的条件，而是依照某些福利目标来设计适宜的政策。

导致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分析

我国经济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下的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低是造成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

其一，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兼业农户资产规模小，不符合金融机构的贷款抵押原则，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借贷的风险大、交易成本高，导致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小农敬而远之。其二，从小农对资金的需求和使用状况看，小农经营格局限制了农户对金融的投资需求，而且农地使用权不明确，影响了农户的长期投资预期。从近年来借贷资金的使用情况看，借贷资金用于生活开支的多，用于生产经营的很少（如下表所示）。小农借贷的生产性和获利性不足，借贷资金用于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与资本的趋利性格格不入。其三，从农业的整体地位看，金融深化产生的前提是市场化，市场化要求资金自由流动。农业本身是一个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差的弱质产业。资金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增殖和孽生利息是其唯一目标，它天然具有从回报率低的部门流向回报率高的部门的禀赋。近年农村资金倒流向城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行政干预和体制原因，而是农户自主选择和市场导向的结果。

畸型的农村金融体系助长了金融抑制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一个二元的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并存。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四大体系；而非正规金融市场主要是民间借贷。这种体系看似完备，其实矛盾丛生。

正规金融体系低效率运行，不仅对农业支持日益弱化，而且成了农村资金外流的通道。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农业银行大量收缩了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设在县及县以下的机构网点，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没有贷款权。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不与农户发生直接联系，起不到支持农户的作用。邮政储蓄只存不贷，成为农村资金流失的一大“漏斗”。以江西抚州为例，抚州市2001年邮政储蓄机构有163个，80%的机构处于县以下，全市就有近9亿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流出农村。农村信用社历来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主力军，在贫困地区甚至是唯一的金融机构，但至今困难重重。信用合作社始于50年代，在几经历史变迁后，产权越来越模糊，绝大部分资产如今根本无从寻找所有者，尽管有一些社员投资入股，但恢复其合作性非常困难。由于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处于所有权虚置地位，在没有所有权监督下，信用社就成了一个既独立于国有银行，又独立于农民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运行机制受内部人控制，农户能否得到贷款取决于他与管理人员关系的好坏。相反，在内部人控制下，该利益集团离农化和商业化企图却与日俱增，服务于“三农”只是流于口号，用来骗取政府支持。

正规金融制度的信贷供给不能满足小农的借贷需求，体制外的民间金融趁虚而入，成为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从下表可见，民间借贷占农户借款来源的70%左右。但由于一开始就不具备法律地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从以上两个原因之间的关系看，农村金融体制原因是外生的，而且农村金融之所以出现供给不足现象，还是因为农村小农经济的基本现状，因此，其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农村自身角度上去找。

农村金融次优深化的路径选择

基于以上的分析，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无法满足帕累托最优配置条件，要想使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达到同等的深化程度，即通过商业性金融来实现金融深化，这在长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典型小农经济国家，更是难于登天。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应选择何种政策？只能实现次优深化，即建立一个服务于小农经济的金融制度。其具体路径是：

规范民间金融

农村金融次优深化就是要在农村与农民自身上寻找解决资金不足的答案，既然正规金融不可能为小农经济提供服务，则农户实行金融的自给自足就是不可避免的。民间金融作为“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其能够长期存在，并为农户所认同，必有它合理之处。按照次优理论，关键是要规范自给自足的金融供给。金融的自给自足就是要打击高利贷，促成民间借贷向社区合作金融转变，使民间借贷规范化，实现契约化管理。

第3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

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村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与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很难满足目前经济发展的需求，迫使我们必须对农村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发展现代农业。

（一）农产品的种植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导致有的农产品供过于求，有的则是供不应求。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对市场行情的不熟悉，导致农产品种植与市场需求不协调，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

（二）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在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过程中，农产品单一是必须克服的问题。我国很多地方仍在坚持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农产品的质量迟迟得不到提高。而且由于农作物过于单一，导致农作物的生产量大，很多农产品职能作为生产原料，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不高。

（三）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新的农业技术推广难度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大多数传统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政府推行新的农业技术时，很多农民无法理解，而且在技术实施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问题，提高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难度。

（四）很多地区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形崎岖、区域偏远，市场狭小，很难形成规模经济。农民耕种的农作物属于“自产自销”，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不强，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

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国内，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标准，这些都要求必须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要具有战略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调整多种或少种什么农作物，要注重现代农业发展，在适应市场的前提下提升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产品多样化，发展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带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推动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则

为了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我们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五点原则。

（一）坚持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就是必须使农产品能够“卖得出去”，这就必须要考虑到市场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情况，然后再对农产品种类以及数量进行调整，避免盲目生产。

（二）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要避免不考虑实地条件，盲目采用同一模式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出现；而应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条件，开发引导本地优势产品与特色产品，提高地方农产品的竞争力与经济效益。

（三）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切不强制实施。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民的意见、保护农民利益，多与农民进行沟通交流，增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了解，使农民自愿参与，为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不可只贪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要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注意保护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生态效益，实现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五）坚持配套原则。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还要重视农产品的加工，为提升农产品经济效益打造配套设施与政策，实现种植、加工、销售综合配套发展，进一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为了保证农村经济改革能够卓有成效的开展，必须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以点带动全局的调整。

（一）对农业区域进行优化调整，使农业布局分布更合理。农业产品区域调整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目前农产品种植区域的分布情况，打造一批有特色，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区域，提高规模效益，同时增强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局域间农产品互补，实现各局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提高农产品质量，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点之一。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太过于注重量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一直不高。而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条件下，只有高质的农产品才能进一步打开市场。因此提升农产品质量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点之一。

（三）对农产品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往农村的农产品种植结构相对单一，使某些农产品供过于求，而且价格低。因此在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时，要注意对农产品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扩大蔬菜、水果、药物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

（四）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目前农村青壮劳动力基本上会选择外出就业，留在农村的多属于“老弱病残”。而且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回乡之后大多数仍是务农，就业结构相对单一，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在要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入餐饮、运输、建筑等行业，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扩大农民增收空间。

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采取的措施

对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我们要以市场为导向，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就业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以推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农业科技创新战略，以科技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农产品科技含量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要重视科技的力量，加强对农民的科学教育，鼓励农业研究人员对农业技术进行改进与创新。农村科学技术的改进，不仅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高产的种子；还能促进农业技术升级，提高农产品加工技术，让农产品能够更好的贮藏、运输，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逐步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根据地方农业资源条件，打造龙头企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策略。我国农村地大物博，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优势资源和条件，而在以往的农业经营中，政府和农民没有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导致地方农产品竞争力不强，经济发展缓慢。针对这情况，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政府根据地方的优势农业资源，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同时加强对企业品牌推广建设，拓宽产品销售市场。农业产业化经营既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又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三）注重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此前的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的地方为了眼前利益，对农村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现象频发，使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对农村防洪、抗旱设施的建设投入，积极扶持生态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以小城镇为经济中心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拓宽就业领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不过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对小城镇的整体规划，使小城镇布局更合理，避免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另外政府要完善小城镇建设政策，比如说在户籍、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吸引外来人口入住，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

五、结语

第4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费维恺教授认为1914～1918年中国经济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14%，1931～1937年占农业总产值17%（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75页。），吴承明先生认为1920年经济作物产值已占农作物总产值的17%，1936年达到23%（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的确，无论是费维恺的估计，还是吴承明的估计都表明，30年代前期经济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并不太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作物与市场的关系却比粮食作物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经济作物基本上要投入市场。据卜凯1929～1933年调查，棉花、鸦片、油菜籽、烟草出卖率分别占总产量37%、74%、61%和76%（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同时，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经济作物价值较高，所以其价格变化远比粮食价格变化对农户收入影响大。

既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市场价格自然对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极端重要。固然，30年代前期农产品价格下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大危机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并且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首先，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和通货紧缩的影响，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下跌。如果以1926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6年上海农产品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9%。以1930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4年上海五谷类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34.03%；纺织原料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8.7%，豆及籽仁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6.2%，茶叶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4.7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虽然豆及籽仁类、茶叶类1930～1934年指数平均下降幅度不大，但1931～1934年下降幅度却非常剧烈（该时期世界经济大危机才波及到中国），分别下降30.03%和44.89%。上述农产品下降幅度是按上海市场趸售物价指数计算的，而内地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远比上海市场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比费维恺教授低估的25%高。据刘佛丁教授估计，1931～1936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分别为244、192、154、131、147和156亿元，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分别为121、119、99.5、89.5、102和131.5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中国农业总产值和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30年代前期下降最大幅度分别达113和31.5亿元，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幅度下降之大。虽然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因为同时期中国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没有非常剧烈的下降。

其次，30年代前期，由于洋米、洋麦、洋面、棉花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导致同类国产农产品价格下跌。据统计，1930年进口大米1900余万担，1931～1935年分别进口1074、2138、2005、1072和1106万余担，同时期小麦进口数字分别为2273、1508、1771、769和861万余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大量进口的低价洋粮压低了国产粮价，例如上海市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而洋米价格又决定于西贡、仰光等地市场的米价。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江西、湖南、安徽米价，其中，因为安徽离上海较近，所以洋米价格对安徽米价影响尤大。1927～1934年上海国米价格与洋米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81、0.93、0.96、0.72、0.92、0.95，1931、1933两年相关系数较低，实因这两年上海进口洋米较少之故（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这就充分表明：不仅国外米价直接影响上海米价，而且上海米价又直接影响国内其他地区（当然包括产米地区）米价，上海米价变动主要不是受国内产量变动影响，而是受洋米价格影响。事实上，洋米进口最多的几年，也正是农村“谷贱伤农”最烈的时候。洋麦价格虽然高于国麦，但由于美国小麦过剩，对中国实行借款倾销，所以洋麦在上海市场不仅具有垄断性，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国麦价格，抢占了国麦市场。

现在我们看同时代人的亲身感受，或许这比枯燥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关于国内米价，有人说：“以今日情势而论，国内米价之涨落，决不以国米产量之多寡为断，概国外产米区域之是否丰收，影响甚大。如民国十九年时，国内米价飞涨至二十元之谱，但不久因洋米倾销，国内新米登场，米价即见狂跌。”（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有人说：“我国米谷价值之所以如此惨跌不已，皆由于无市场为之销售。外国市场固无我国米谷销行之余地，乃本国市场亦被外米所侵夺，实太可惜。”（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1932年广东“晚造新稻，自登场以后，因洋米竞销之故，市价陆续跌落，每担米所售之价，较之往年跌落一元至二元不等，约跌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五左右。不但跌价已也，因销场受洋米攘夺，亦日见滞蹙”（注：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4月。）。1932年以前各地商会尚未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但到1933年各地商会差不多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注：《商会联合会电呈府院请重征洋米入口税》，《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9版。）1933年8月25日湘、鄂、皖、豫、赣五省省政府主席联名电告中央，请求加征洋米进口税。接着安徽米商通电响应，谓农村经济凋敝，“揆厥原因，实由洋米倾销，谷价日贱所致”。同年上海杂粮业同业公会呈市政府文谓，1932年国内农产丰收，但因世界产量过剩，“米，麦、面粉，运入我国，争先恐后，跌价倾销，靡所底止，致粮价暴落，农商交困”（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中国银行报告书说，1934年农产歉收，大米本应大幅涨价，但因“仰光米价所涨无几，西贡米反见跌价，因之源源进口。湘米受其影响，故涨价较微”（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陈雅赓说湖南湘潭“往年仓库栉比，米袋塞途，近因洋米进口，倾销至武汉及长沙，国米销地，不但已为喧宾所夺，且以丰灾，价格日落”（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江苏徐州一带小麦向来销售与上海、无锡、天津、济南厂家，但30年代前期，因上述厂家购用洋麦，致使徐州一带小麦不仅跌价，而且滞销。徐州农村小麦跌价并丧失市场在全国并非特殊情形，苏北、山东、河北、陕西莫不如此。（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此外，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倾销茶叶、棉货，不仅同样导致同类国产品跌价，而且引起国产茶叶和棉货滞销。

最后，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产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农产品跌价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不等幅跌价方面，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过程中，农户遭受到更大的经济损失。据计算，1930～1936年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差分别为4.4、19.2、28、35.5、27.8、18.1和10（注：[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234～240、233～240页。），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尤其是1932、1933、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因价格剪刀差影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物价波动过程中，原材料价格变动不及制造品来得快，所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关于这一点，物物交换率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27～1935年中外工农业产品物物交换率分别为99、102、98、85、72、64、62、54、60，从这个资料看，1927～1929年中外工农业产品物物交换率大致平衡，1928年甚至于中国有利，但自1930年起逐年递减，1934年最低，是年输入物价指数较1929年增加23%，输出物价指数较1929年减少32%，物物交换率减少44%，即1934年以同一数量农产品交换而得的输入品，比1929年减少44%，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农产品才能换回所需要的工业品。（注：《上海物价年刊》（1934年），第10页；《上海物价年刊》（1935年），第11页。）

据张培刚研究，如以1931年为基期，则1932、1933、1934年全国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分别为96.31、88.72和83.61。（注：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十三号，1935年7月1日。）以1932年为基期，1933至1936年上海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分别为86、80、84、82（注：张培刚：《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实业部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民国二十六年四月。），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农产品购买力是逐渐下降的，农户必须出售更多的农产才能换回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

总之，由于中国农户已经相当程度地卷入市场，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农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中国农民不仅要遭受农产品跌价的损失，而且还要蒙受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带来的损失。所以费维恺教授认为全国农产品“平均价格下降25%，而实际收入减少要小得多，可能仅为5%”的结论，应该颠倒过来，即农户所受价格损失如果是25%的话，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程度，不是比这个数字小得多，而是恰恰相反，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更何况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还要高于25%？总之，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固然受国内气候变化和政治形势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并因这种影响农户遭受了覆顶之灾。

二

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和农村破产原因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到对诸如农村金融枯竭、农家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等问题的解释。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经济危机深层的原因是近代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战乱、天灾和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等仅仅是直接诱因。（注：向玉成：《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

严格地说，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无所谓危机与繁荣，它实际上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只不过在没有遭受特别沉重的外来打击时，尚能维持运转而已。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经济性质而非金融性质的危机（注：关于3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当时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白银外流和银价上涨，所以称之为“白银危机”；有人认为由于进口多而出口少，导致贸易逆差扩大，30年代前期中国贸易平衡出现问题，所以是“贸易危机”。），它是中国内部半封建因素和半殖民地经济结构长期积累的矛盾，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引发下的总爆发。吴承明先生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国内购买力的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减退甚至消失，才是中国这场经济危机包括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农村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又与中国半封建和半自然经济形态有密切关系。（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本文赞同这种观点。

具体说来，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发展逻辑是：首先，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与高附加值的工业品相交换，农村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以致大约从19世纪后半期起，有些省份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入超，其后日趋严重。其次，从半封建因素对农业经营的限制看，中国农业经济基本上是小农经营，加上地租、高利贷、赋税和商业资本的多重剥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有利于农产品时，小农不能扩大经营规模，大量增加农产品贸易，从而不可能积累较多的资金以应付不测；而在工农业产品交换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时，无论是个体小农还是整个农村的应对举措，都只能是出售更多的农产品和缩减工业品购买量以及运出白银作抵补。最后，从30年代前期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看，虽然我们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半封建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和金融结构所造成的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但是，根本原因不等于主要原因、特定原因，本文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白银外流、出口市场萎缩等等，而不应仅仅把世界经济大危机看成一个诱发因素。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的战乱、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连年干旱和洪水等天灾人祸，加剧了农村经济危机的程度。

农村金融枯竭是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农户不但深受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而且告贷无门，金融枯竭成为当时农村中最为显著的经济现象，于是有的学者推而广之，把本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特定的经济现象——农村金融枯竭——当作整个近代都存在的现象。如有人在论述近代中国乡村危机时说：“近代中国货币沿着由乡村到都市、由通商大埠到金融机构的路线流通，农村的有限资金通过商业、赋税、地租、高利贷、储蓄等途径向通商都市汇聚，以至可供乡村流通之货币日渐枯竭”，并把农村金融枯竭视为中国近代乡村危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注：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拿20世纪30年代前期史料去说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有违历史事实。

由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地租赋税、地主城居、商业资本扩张和银行机构广泛设立等原因，农村现金的确是在不停地流向城市，所以，从逻辑上说，农村现金也总有流干的一天，从而出现金融枯竭。但是，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城市和农村之间现金是不断流通和循环的，即流入到城市的资金又不断地通过钱庄、商行乃至银行，以贷款或实物的方式再次流回农村，虽然在这次循环中，农村和农民再次受到剥削，但却基本上满足了农村对资金的需求。

中国城市和乡村金融流转，有一定的规律：四、五、六三个月，茶叶、桑蚕和小麦上市；八、九、十三个月秋收，米、棉上市。在这六个月内，现金由城市流入内地，农户因出售农产而获得现金，农村金融赖以流动。在其余的六个月中，因为农户购买工业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交租纳息等，现金又流回城市。尽管这一流转过程中，有外国剥削中国，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不等价交换，但从较长的时段看，如果这个流转过程能大体顺利进行，农村金融则大体可以圆润。事实上，尽管近代中国农村总体上对城市入超，但除20世纪30年代前期外，并未形成农村金融枯竭。例如，据王方中先生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甚至直到20年代末，内地金融状况是比较好的”（注：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地方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高利贷还不是十分猖獗，小农借贷也较为方便。以上海为例，1922～1931年由内地输入上海的现银分别为75159、76317、84677、94448、77684、85249、108069、114748、79413、96892干元，由上海输入内地现银分别为117216、170587、96256、145123、125352、170644、214242、159304、126150、149852千元，1922～1931年上海对内地分别入超38057、94270、11579、50675、47668、85395、106173、44556、46737、52960干元。（注：《12年来上海现银出入趋势》，《银行周报》第18卷第41期，1934年10月。）可见30年代以前，内地与上海资金流通中，内地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这是与该时期内地农村经济形势较好有关的。

第5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下图是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示意图,对其解释正确的是()

①所示的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 ②所示的经济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③所示的经济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 ④所示的经济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⑤所示的经济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利大于弊

A.③④⑤ B.②③④C.①②③④ D.①②③

答案:C

在试卷讲评时,部分学生对①所示的自然经济在什么时候结束产生了异义。大部分学生认为自然经济结束于1950至1952年年底的,一小部分学生认为它结束于1953至1956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里实际上引出了“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两个易混淆的历史概念。

一、从本质属性看,“自然经济”不同于“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经济,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的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其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为生存而生产,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自然经济具有如下的特征:

1.它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相适应,人们的经济联系和经济活动基本局限在经济单位内部,生产规模十分狭小。

2.它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

3.自然经济中的劳动交换和经济联系形式是直接的。

所谓“小农经济”,人教社高中历史必修二表述为: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小农经济具有如下的特征:

(1)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

(2)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3)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可见,自然经济的本质属性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家庭经营,生产规模小。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即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二、从产生和存在的时间范畴看,“自然经济”不同于“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与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存在。1952年年底,新中国完成,自然经济在我国结束。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步推广,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伴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一直延续到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小农经济被农业合作社所代替。从世界范围来看,小农经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具有三种社会属性,即封建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小农经济。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经济形态不是小农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因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工具原始落后,农耕是通过集体劳动完成的,不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所以不是小农经济。但由于他们的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属于自然经济。

2.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等于自然经济,并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

3.法国大革命后的小农经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小农经济,它们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它们生产的产品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是和市场相联系,但由于它经营规模小,相对于资本主义大农场而言,故叫小农经济。后来,小农经济在苏联被集体农庄所取代,在中国,被农业合作社所代替。

4.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把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各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所以,从生产规模和分户经营看,中国的农民仍然以小规模的一家一户进行经营和生活,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经济,但其性质不同于以往的小农经济。以前的土地是私有的,而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小农经济土地却是公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小农经济,它和传统意义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小农经济相比,已有本质区别。

第6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恩格斯;农业合作社;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01-03

一、恩格斯晚年的农业合作社思想

(一)提出了关于合作社的两种组织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论土地国有化》等著作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的思想,但没有解决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恩格斯的贡献。恩格斯晚年提到了合作社的两种形式: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和土地集体所有的农民合作社。

1872年,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一文中批判了蒲鲁东的把大地产分割成细小农户的主张,从土地经营方面提出了合作社生产的条件及其意义:“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1]这里的组织工作者就是工人合作社的最早形态。恩格斯在1884年12月29日致李卜克内西和1885年11月17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开始提到合作社,到1886年1月20-23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作者注)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2]。

恩格斯提出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这里的合作社是农业工人合作社,而不是农民合作社,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农民个人的土地所有。(2)在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以及工业中的合作社,只是生产资料首先归国家所有之下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而不应成为独立的合作社所有制,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在恩格斯看来,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合作社只是使用这些生产资料。(3)农业工人合作社是与计划性农业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因此,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还要向农业工人合作社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

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主要在大土地私有制占优势的国家和地方实行。恩格斯提出其农业经营的组织形式为农业工人合作社,那么,在小土地私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运用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采取哪一种土地经营方式?恩格斯经过长时间研究之后,提出了将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采用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进行经营的主张。

1894年11月,恩格斯为了批判第二国际和法、德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并澄清德国社会人福尔马尔对他的歪曲,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著作。在这本书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和大农都应该组成合作社,而这几种合作社是有差别的。农业工人合作社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收归国有的大地产上组织起来的,他们使用国有的土地。小农的合作社是无产阶级国家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逐渐使小农自愿地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至于中农和大农,恩格斯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恩格斯对中农和大农合作社的表述与小农合作社有差异。中农和大农往往雇工经营,他们组成合作社在开始时还会有雇工,并且也和其他类型合作社的权利、义务不同。

《法德农民问题》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3]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合作社占有与合作社所有不同。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是社员自愿取消各自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而合作社占有则还保留着农民的私有权,仅把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交给合作社。这样既容易为农民接受,又相当程度地解决了农民土地私有权对发展生产的障碍,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见。

在恩格斯看来,合作社的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小农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也可能有一些中间的过渡形式,但恩格斯没有说明。恩格斯认为合作社发展会有几个层次,比如,全国性的大生产合作社、大农的合作社、中农的合作社和小农的合作社等,合作社的每个层次之间都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

(二)兴办合作社的几个原则

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指出引导农民走合作社道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改造农民的私有制。《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它虽然主要是指“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但对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也是要消灭的,否则不能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小农面临资本主义激烈的竞争,“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5]小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违背历史潮流,用可以保护小土地所有制的许诺去欺骗农民。无产阶级要站在小农的一边,把小农争取过来。

2.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剥夺农民。小农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明白地告诉小农:“当我们掌握国家权利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农民。”[6] “而是通过示范”,使他们亲眼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对他们的好处,自愿地参加到合作社里来。“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农和大农,无产阶级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

3.坚持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任何一个新生的制度都需要无产阶级国家财政的帮助。为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自动地参加我们提倡的合作社,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对于小农我们只能“通过典型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使农民明白地看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

4.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农民问题时,首先从地域上指出了法国和德国与英国不同,易北河东面各地的农民也不同。接着又根据不同地区农民的不同情况,把法国、德国的农村居民划分为农业工人、小农、中农、大农和大土地占有者等五个阶层,然后根据他们的不同的经济地位和态度,分别提出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合作社中来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因地制宜和区别对待的精神。

5.反对雇工剥削,部分按资分配。在世界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因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工劳动的。为了把中农和大农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在由他们联合组织的合作社中,短期内还可以保留一些雇工现象。不过这只能是暂时的,其目的是有利于生产和便于“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直到最后彻底消灭剥削。为了照顾农民彼此之间的利益,充分动员他们的土地和资金,恩格斯还肯定了丹麦社会党人提出的收入分配办法,即在从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阶段,可以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这就是说,在合作化初期,可以部分按劳分配,部分按资分配。

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社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

中国农民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在生产力水平没有本质提高、生产工具没有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前提下,制度创新或者说农地制度由原来的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粮食短缺。

中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而是对农业合作化成果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改革,并没有离开合作化的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合作化前的私有的个体经济有本质区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分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制度继承了农业合作化建立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果,又消除了高级社化特别是化后公有化程度过高、过宽的弊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开,在保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条件,把使用权交给农户。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土地归农民私有,就没有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也就没有家庭与集体之间的承包关系,从而也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同于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更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承了农业合作化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把家庭经营引入合作领域。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受合作经济的制约,即合作经济还保留着以下职能:由集体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大型农机具、水电等设施;对农户提前、产中、产后的各种社会化服务;由集体统一增加公共积累,举办一家一户办不了或不好办的事情,等等。正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能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又能发挥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这才使农村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否定,也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积极成果的简单继承,它是对农业合作化的“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合作化的一种形式至今仍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仍具有生命力,仍需长期坚持。

(二)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不可能涵盖、也不可能穷尽全部农地产权所要求的功能。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而言,土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一种经营的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农民的“保命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最后保障。但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而言,它本质上仍属于小农式的家庭经营,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农户拥有小面积的土地,通过劳动密集的方式进行耕作,这一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以及农民增加收入而言并不相适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地产权主体处于模糊、虚置状态,缺乏法律保障;农地产权稳定性差,农地产权流动性弱,等等。因此,在当代中国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尤为必要。

建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是构架农民通往市场的桥梁。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其核心是农民增收困难,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仍步履蹒跚,农民进入市场的规模和农业市场化发展速度都还十分缓慢,与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极不相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正是起到了将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化的大市场相衔接的“连通器”的作用。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农产品质量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入世后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通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优势,以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整体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民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可靠收入的必要途径。经济合作组织的组建使分散的农民在保持产权独立的前提下组织起来,成为团队,形成与中间商和企业主抗衡的力量,在贸易上增强了谈判地位和利益保护能力。经济合作组织通过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联合,还使农民可能分享到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从而增加收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民主管理”水平,是建设新农村的可行途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农民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它的最大特点是突出了“民管”二字,也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精髓所在。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创新了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和经济制度,继而必将促进新农村新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总之,恩格斯晚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思想:土地公有、坚持自愿原则、典型示范、国家帮助、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等,对当代中国在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第7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224;F832;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3-0017-0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安徽省的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08年，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202元，比2004年增加了1703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284.1元，比2004年增加了1470.1元。不仅是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同样实现了大幅增长。200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90.4元，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9524元，与2004年相比，分别增加5479元、3814.3元。2010年安徽省生产总值(GDP)为12263.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增幅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为1995年以来最好水平。安徽省的GDP排名位居第14位，位于北京之后，并且GDP含金量排名位于上海、北京之后排在全国第三。我们从安徽省的经济数据中看见了喜人的增长，但是我们也从这一串数据中也看见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

目前，基于全国的实证研究的论文较多，而基于某一个省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广东、湖北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并且这些研究没有将二元经济结构作为主要经济指标纳入研究范围，而对于中西部省份的实证研究更少。本文主要着眼于安徽省的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实证研究，其核心也是从研究金融规模、金融制度等方面的角度并结合安徽省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来探讨安徽省的金融发展与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模型和指标选取

1.实证模型

我们选取Clark、Xu和Zou（2003）建立的模型如下：+，其中，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代表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表示影响收入分配的其他控制变量。是误差项。

2.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1）收入差距指标：城乡收入比CJ。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即CJ=CI/NI。CI表示安徽省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NI表示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金融发展水平指标：（1）金融规模指标FIR，它表示金融资产总值占我省生产总值的比例。该金融资产总值选取我省城乡居民的总存贷款额。（2）金融效率指标FE，本文采用存款与贷款之比来表示金融效率指标，即FE=CK/DK，其中CK表示安徽省的存款余额，DK表示安徽省的贷款余额。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比较注重效率与风险。（3）农业贷款金融指标NR，该指标表示农业贷款与安徽省GDP的比值。

（3）影响收入差距的指标：（1）安徽省的生产总值，本文采用LnGDP。（2）现代部门发展比例MOD，本文采用安徽省的第二、三产业的总值之和与总产值的比例来放映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3）二元经济对比系数R1，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设G为总产值(或总收入)，L为劳动力总数，G1为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G2为非农业部门产值(或收入)，L1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数。又设R1为二元对比系数。很显然G1+G2=G,L1+L2=L。则，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学计算公式：，二元对比系数理论上处于01(小数)之间，当为0时，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该指标与经济结构二元性的强度呈反向变动的关系，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

以上经济指标的数据均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1978―2009》，由于个别年份的一些指标数据无法取得，为保持数据的连续性，我们采用外推法或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

三、实证分析过程和模型的经济学解释

1.单位根检验

以上是利用Eviews5.0计算得出的结果，以上各项由于通过时间趋势图和自相关系数图观察的结果发现个变量够含有不同程度的时间趋势，于是采用单位根检验时均采用了Trendand Intercept项。由其结果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2.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为I（0）平稳序列。为了分析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等指标与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对相关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表2可知，第1组中金融效率不是安徽省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第2组中金融规模也不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第3组中安徽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安徽省的收入差距却是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原因；第4组中安徽省现代产业的规模不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收入差距却是安徽省现代产业规模的格兰杰原因；第5组中农业贷款规模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第6组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即增加农业贷款将会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二元结构的转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城乡收入差距。并且由第3、4组我们发现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及现代产业规模不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收入差距却是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和现代产业规模的格兰杰原因，所以缩小安徽省的收入差距将会提高安徽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所以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农业金融发展滞后的条件下，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安徽省现代产业的发展互为制约的关系，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我省乃至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加大农业投资力度才能使我省经济更好的发展和使更广大的农村居民更多的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3.协整回归及模型的经济学解释

由以上的实证分析得知，各经济变量的原始数据是非平稳的，但是一阶差分处理后各经济变量均为I(0)平稳序列。对以上个变量进行多次回归通过比较t统计量和调整的R值得到如下协整回归模型：

用Eviews5.0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3.52+0.00017+(5.46 05)1.5ln +1.7+18.549 4.5165

对上述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性条件下，ADF的值要小于临界值，残差为平稳数据。所以以上模型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在本模型中，由于现代部门和金融效率两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为冗余变量，并且剔除后其余变量的统计结果显著，于是这两个变量没有包括在模型之中。由回归结果可知：金融规模及其滞后一期对于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甚微，从而得知，在现有经济结构和体制下扩大金融规模并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至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农村居民的贷款将极大的缩小收入差距，金融机构对农村居民的贷款每增加一个点，可使收入差距下降约十九个点，可见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的加大将极大的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下降；而二元对比系数从回归结果来看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的负相关，二元对比系数每增加0.1则会使收入差距缩小0.45，可见二元经济结构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要解决农民增收必须要从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上进行改革，打破农民向城市发展的障碍，这不但有利于农民增收还有利于安徽省省的城市化发展方向。

四、实证结果分析

1.研究结论

（1）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业资金贷款是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所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是影响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构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安徽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通过该检验我们还发现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和安徽省二、三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所以适当缩小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使安徽省经济特别是现代部门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2）协整回归的模型结果表明：如果在没有结合安徽省乃至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一味的扩大金融规模，将会使安徽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所以在发展整体金融规模时我们要结合实际；该模型还表明GDP的扩大、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力度的加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将会缩小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相关建议

（1）由以上理论模型结合实证检验我们可知，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居民的而整体收入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金融的发展必须不断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增加农村居民的贷款在结合效率与风险的条件下，适当放宽对农民的贷款将会使农民用于增加经营性收入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的资本投入将会促进农村生产技术进步从而给城市现代部门增加劳动力促进现代部门的经济发展。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要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进行转变，取消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种种限制，如加大资金支持用于改善农村居民的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取消农村居民的户籍制度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1]Goldsmith R.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Greenwood,Jeremy and 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1076-1107,1990.

[3]郭涛，宋德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内生增长模型[J].南方经济，2006，（8）.

[4]陈宗胜等.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J].经济研究，2004，（11）.

[5]刘敏楼.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中国横截面数据分析[J].上海金融，2006.（2）.

[6]万文全.中国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J].江淮论坛，2006，（1）.

第8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一、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的现状

1、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改革如火如荼的不断进行着，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的问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成就之巨大是举世公认的。农村的面貌也在这短短20多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从原来的饥肠辘辘到后来的解决温饱又到现在的小康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变化也是巨大的，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倍多，这一功劳不仅仅在我们的农民勤劳耕作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还要归功于我们党和国家的英明决策，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可能性；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小城镇建设又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

2、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成绩是可喜的，然而问题也是突出的。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2003年才有所回升。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

二、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经有些年了，对其概念也存在诸多不同见解的认识，总体来说，就是实现生产的可持续性、经济的可持续性及生态的可持续。所谓生产的可持续性就是指要确保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经济的可持续性就是指在前一个的基础上使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态的可持续性是最为关键，是指人们在生产中不能改变的客观规律，必须要适应及合理利用规律，提高风险的抵御能力，促进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三、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1、农业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严重

我国虽然是个资源大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很多年了，但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问题还是存在，这对于我国的农业资源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国的人均耕地资源、水资源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其中人均耕地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更是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耕地资源和水资源面临着严重短缺。

而资源过度开发以及资源不合理的利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很严重，并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要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但由于掠夺性的开采和自然灾害，我国的生态破坏较为严重，土地损耗、水土流失、水污染、草原退化、森林覆盖率低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

2、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生产观念落后

我国的农村人口众多，但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只依靠传统农业模式和人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农业家庭收入不高，加上陈旧的观念，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机会有限，这对生产观念的改变产生了制约，无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业经营模式进行改进。而我国的现实国情和面临的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巨大压力要求我们必须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部分农民由于文化素质不高，则无法具备这样的觉悟和意识。

3、农业投入不足，农业技术装备落后

随着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的转型，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也有了很大进展，但农业投入不足，所造成的农业技术装备的落后也制约着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虽然我国的农业规模庞大，但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与农业投入不足有很大关系，无论是资金的投入还是农业科技人员的有效利用的不足都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新技术等无法运用到农业生产中来。而农业产业化的程度不高，造成农业生产依靠传统劳动力的比例较大，农业技术装备落后也带来生产率较低、经济效益不高的影响。

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脱离农业自身而存在，结合当前农业经济发展的多方因素，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通过多方的努力，加大生态农业、三色农业、精确农业机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力度，同时要在因地制宜的指导原则下进行：

1、生态农业

这里说的生态农业就是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成果与农业自身的生态平衡系统，发挥区域资源优势，遵循整体协调的原则，实现再生子埝，运用现代化的方式，合理调控农林牧渔的生产，进而实现高质量，高效率，高产的持续发展，形成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发展，进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

2、三色农业

所谓的绿色农业就是指传统绿色植物种植业绩赖其生存的畜牧养殖业，其以土、水、光、气为基础；蓝色农业指水域农业，实现由陆地生物资源转向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其以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为主；白色农业是指以“微生物学”为科学基础，以“生物工程”为技术主体的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的工业型新农业，它包括高科技生物工程的“发酵工程”和“酶工程”。

3、精确农业

精确农业就是指与传统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产出较低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同的一种模式，是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变率处理设备及决策支持等现代化的高新技术，获得农田小区作物产量与影响作物生长环境因素实际存在的空间及时间差异性信息，分析影响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按需实施定位调控的“处方农业”。

4、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农业

第9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1839年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二，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如两汉、唐、两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三，就整个封建时期看，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即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为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一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归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产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农业占支配地位，这个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我们先看看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和协作不发达，劳动效率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推广不易，因此，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的规律，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劳动也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冬季农闲时劳动的需要很小，而农产品生长的各个阶段所需的劳动也多少不等，但劳动力却需按农忙时的最大需要配置。尽管自然力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可以减少投入的劳动，使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业，但却无法节约劳动人口。

.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技术水平低而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产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维持简单再生产固然需要耗费大量劳动，而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性的(增垦耕地)还是内涵性的(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产增长比例更大的劳动才能进行。

.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维持和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学习时间短，这就使得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可见，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

.自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增长也受到其内在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积累少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常的生产倒退，使扩大再生产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此外，剩余产品少及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交换不发达，也限制了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城镇人口的发展。尽管有这些限制，个体小生产农业的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增长的。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一般比租佃农民、依附农民和雇农为好，除去国家赋役和高利贷及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是有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我们再来看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一个作用，来自它是一个不事组织和管理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在外)。他们只是坐食地租，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长的。自然，这种增长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用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赋役往往不仅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还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残酷的剥削及它带来的贫困生活固然迫使农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应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发展停滞。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阶级除去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使小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或佃农乃至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来自它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寄生的阶级。由于优裕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地主阶级消费特别是奢侈性消费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全社会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从而使人口的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另一方面，生产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的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多，这就导致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贵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为他们服役的不事生产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随之大大膨胀。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人数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农民供养的这类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口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民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愈加趋于恶化。因此，地主阶级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归根结底导致了全社会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下降。

.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极缓慢的增长，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人口规律。

.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危机和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缓慢增长只是总括而言，它并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在周期性的人口大波动中实现的。这种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来自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运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者是一些主要王朝兴衰的经济原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参看胡如雷《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相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的萎缩。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地租及封建国家赋役的加重，使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依附农，农民的必要劳动更多地为地主阶级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阻碍，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由于封建经济具有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生产水平低，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比重不大，再生产周期长，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积累少而慢等特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不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骤然爆发并且周期较短，而往往是从一个主要王朝的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一二百年左右的缓慢的痛苦的过程。

.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明显地表现在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减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则往往标志着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的话，封建社会生产的萎缩则直接表现为人口发展的停滞与下降。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一个表现。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二个表现，是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潜在的和停滞的过剩人口为条件的，只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出现以后，土地兼并，苛重的地租与赋役，特别是天灾，迫使大量劳动力脱离了土地，从而使得大量隐蔽的过剩人口变成了公开的过剩人口，封建社会的流民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过剩人口，部分沦为生产和生活条件更为低下的租佃农民和依附农民，等待着再一次地被迫脱离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当兵服役，增加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再一部分去开垦荒地，或迟或早总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历代封建政府把逃户的赋役转摊到未逃户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因此，过剩人口的这些去向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萎缩和人口过剩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延长了危机的痛苦过程和加强了它的严重程度。

.封建社会经济危机在人口问题上的第三个作用，表现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门分布的变化。由于地主阶级人口的迅速增长，腐朽性的加强，剥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农村中相对过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从事工商业特别是奢侈性的工商业，以及充当奴婢仆妾和当兵，造成了农业以外的各部门人口的增加。而这往往就是封建经济危机过程中城市与工商业畸形繁荣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与工商业的繁荣往往并不总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正比例，而有时却相反地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农业的衰退。正由于这种状况往往是以农村的贫困和农业人口的减少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它并不能缓和和解决封建经济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过剩问题，终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与下降。

.危机的发展终于把经济引向了崩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损耗。但成果却是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下来，并且多少改善了再生产的条件，使生产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还能有所发展，人民不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复外还能较前代有所增长。特别是农民战争以后，新王朝初期小自耕农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长具有了更大的势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几个阶段，并形成了封建社会人口周期性的大波动的原因。

.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的台阶式“跃迁”

.封建经济在周期性危机后往往有较大的发展，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也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出现了几次台阶式的“跃迁”，呈现了螺旋形的上升。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下述四个因素。

.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汉唐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比较明显，自宋以后，单产的提高比较突出，这就有条件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第二，封建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这些有助于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在同样的技术和工具发展的条件下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与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的逐步变化，即征取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到以土地为主，征取内容从以实物和劳力为主到钱物均收再到以货币为主，这就使得赋役的征取不再与人口数量有关，不仅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的迅速增长，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一是主要农业区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扩大，这主要是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汉族向四周特别是南方发展的结果。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先进农业远比落后的农业和游牧及渔猎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二是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工商业和城市人口相应地增长了。

.第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剧烈的民族斗争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带来的落后经济也阻碍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使自己的生产形式从游牧改为农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及与汉族的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区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带来的积极后果。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发展的部分质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台阶式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会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

.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作用

.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单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几个台阶的形成，大体上就是与这个界限有关。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时，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一个重要的去向是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面积辽阔，并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相对人口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时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及粮食总产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万亩，即增长到3倍。粮食单产从汉代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10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从汉代的4.8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除东北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无法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农民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也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敝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和个体小工商业者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决，也不是靠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