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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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高职教育具有职业教育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高职院校是一个场域，区域性和职业性是其内在属性。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所应表现的规定性和精神气应当与此相契合，即运用地方性和技能型的场域特征带动高职院校文化特性建设，培养高职学生建构自身特色的文化资本和话语归属，并形成持久的惯习张力。 关键词：高职校园文化;职业性;区域性;场域;惯习

高职院校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兴办的位于其辖区内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目标定位即是培养地方性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应抓住鲜明的区域性、职业性为其内涵构建和共性发展，使其成为维系职业院校的一种精神力量和发展模式。随着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如何建设既充满活力又富有鲜明特色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运用高职院校场域建构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惯习的逻辑旨归

“场域”是一种关系属性和客观存在，有着内在作用机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教育场域”作为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客观存在的。教育场域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主要是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knowledge）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这样说来，高职院校作为一个场域，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也存在着自身逻辑、规则和常规的客观关系网络，理应具有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质。高职院校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它的发展必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特殊的办学定位决定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方向：以区域需求为导向，以办学目标为根本，融入更多的职业特征和区域特点，打造职业性、技能型、区域性等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从而使高职院校在长期的办学实

践中逐步形成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个性方面稳定的文化特性、办学风格和发展模式。[1]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在长久的办学过程中所凝练出来的职业院校师生员工在办学理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一种文化特性、学术氛围，可以将“场域”看作一个围绕高职院校场域定的人和事动态地彼此间的影响和作用构成结构化空间―― 一种资本的获得。在现实中，职业院校的办学目标取代了办学宗旨，一味地强调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就是熟练技术技能型个人，异化成只懂技术的工具人，造成了高职生的进取精神、合作意识等淡漠，结果被标签化地认为综合素质不强的群体。[2]建造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具有高职院校特征的校园文化任重道远。由于高职院校办学目标与企业人才使用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所以引用积极的企业文化对高职院校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立具有当地教育特点和文化特色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也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职业性和文化地域性的知识储备。

因此，构建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首先要关注如何建立起该场域的动力学规则，即源于高职院校的结构形式，关注高职院校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是对特定的知识技能资本获取加以组合和分类的结构化空间。在特定的教育场域内，学生拥有了区别于其他学习类型的文化符号与范式结构，从技术涵养、穿戴打扮、腔调吐词、社交人际等表现出应有的“区

隔”范式，其文化资本的构成部分应具有相应的特色和精神风貌，从而保证教育的实效性和根本性。

二、高职院校场域文化构建的关系图示

在布迪厄看来，高职院校也不过只是个浓缩的“小社会”，也具有自身逻辑和客观关系的空间网络。所以，高职院校场域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示”应该是高职院校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按照各自定位构成的一种通过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师生互动和意义投射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该场域特性具有这个小社会的特征。在此场域中塑造的某种特定的惯习，高职院校场域中的实体要素据此相互确证彼此的活动边界和思维范畴。对于高职生来说就读高职院校是为了一种资本获得――技能型人才合法化安排的符号权力。在此，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场域空间在于高职院校中各种关系及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惯习则引导相关主体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教育教学活动，资本的练达则分布于场域之中。首先，场域和惯习是校园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双重存在，两者互为因果。布迪厄认为，场域的客观性和惯习的主观性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两者需同时考虑外在性内在化和内在性外在化的互动作用过程。在高职院校，高职生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主体，既是高职院校场域外在性内在化的承受者，同样也是该场域主体内在性外在化的建构者。其次，在场域内部场域与惯习之间对于活动主体存在相互促进的提升过程，两者相辅相成。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各种主体的力量差异而需面对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在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决定了其固有的必然属性必然要满足职业性和区域性的要求。再次，惯习的建构和场域的所在存在着相互附有意义的达成效果，两者相得益彰。“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高职院校的场域造就惯习这个历史的、开放式的系统，积淀成富有高职院校特性的校园文化，成为惯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高职院校的内涵和特色。第四，场域与惯习之间通过相互引导形成了一个动态系统，两者彼此影响。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场域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系统，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是通过其占据者、行为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高职院校建立在一定的区域，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培养适合其发展需要的人才，其生源也主要来源当地。在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网络中，如何运转（互动），校园文化如何体现自身建设与发展逻辑、运行规则与规律;高职院校各类主体在校园场域内的实践形成了相互交错的动态的关系系统，该系统利用主体“资本”和“权力”的转化传递逐步构建起新的惯习体系。

三、“场域―惯习”理论下的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要建构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必须要在软硬件建设、主题特色教育等方面体现出地方性、技能型的优势和特点，让高职生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共生关系正向发展。

（一）在硬件场域中营造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氛围

高职院校作为一个客观性的场域为学生提供惯习倾向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高职院校的区域性归属决定着其必然与当地社会、当地企业有着剪不断的必然联系，这必然要求高职院校必须贴近企业、贴近社会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注重硬件建设，硬件设施越久长越能反映出学校的内涵。高职院校硬件设施包括教学楼、实训实习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大到校园的布局、建筑和绿化，小到校徽、实训产品留置等。首先，把地方性、职业性仪式化地表露在校园环境建设上，比如，技能型职业领域的成功人士画像、雕像，不要动辄就是一般意义上名人和名言;学生实训作品或大奖作品的展示。其次，合作企业和地方代表性的标志建造。现在各地招商引资力度很大，当地都会有一些品牌企业合作办学，可以把他们的理念和实物考虑在内，比如建造企业文化走廊、企业设备展示，甚至引企入校等。再者，实习实训室就是很好的惯习获得场所，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支撑力量。实习实训室不仅是高职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更能起到一种氛围、一种修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企业化的6S标准化管理。最后，数字化校园建设必不可少。良好的网络系统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当今时代是网络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网络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电子图书资源和丰富的网络信息，可以交流学识，缓解压力、增进友谊，同时老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学生交流、探讨和引导，给教育教学带来便利。

（二）在软件场域中铸造高职学生的内在素养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应充分汲取区域性、职业性的特色文化，通过校训、校歌、校风以及通过“优秀校友论坛”、“企业家进校园”、“师生进园区”、“顶岗实习”、“志愿者活动”等，并以教师授课、校友访谈、岗位模拟，以及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等方式，建设地

方性技能型高职院校，走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之路。[3]因此高职院校就必须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追踪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把职业院校校园文化打造成符合市情、校情的校园特色品牌，构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衔接的文化体系，这既能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逻辑必然。高职院校必须引进企业管理模式来强化人才培养效果，要认识到企业是高职院校教育服务的需求主体，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熟悉、了解企业管理的特点，养成凡事都要认真和遵守规范的习惯，逐步适应企业和岗位的管理要求，使之一旦跨入企业大门进入岗位就能迅速完成角色转换，融入职业。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只有融入企业文化元素，积极搭建校企文化融合的平台，才能建设和创新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职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具有实践特点的职场化的高职校园文化氛围。同时，根据当地教育的特点和文化的特色设置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能够提供给学生更多实践性和应用性强的知识结构，在特定的教育场域内，学生掌握了区别于主流课程的地方性知识的程式和内容，其文化资本的构成部分就具有相应的独具特色和无可比拟性，也符合区域性人才培养的要求，认同当地文化才能更好地为区域发展服务。因此，融合区域性、职业性的特色文化，是高职院校办学实现目的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必然选择。[4]

（三）在特色场域中塑造技能型人才的人文精神

第2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化区域；时间；空间；多学科；跨区域；整体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69—4

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较早提出并逐渐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区域说》[1]中明确提出“地理区域”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分布的地理区域，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派不少学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传播问题。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的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学资料，进行陈列品分类时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2]。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为两大“文化区”，即原始狩猎文化区和农业文化区。克罗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他认为从中心向周围的文化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他非常重视自然植被区域，而且欲从植被变迁的类比中去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由魏斯勒和克罗伯等创立的文化区域研究，是美国人类学派所获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继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益趋完备，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热潮的推动下，区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并日渐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3]。在此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对区域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推进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对区域文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本文以区域文化的时空概念为探讨重点，并对目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文化区域的时间性与区域文化的时间维度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如此定义：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遗存，也不是指夏族从始至终的文化。按照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历经汤武革命，商文化覆盖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盖并取代商文化，不仅实现了夏商、商周之际的两次王朝更替，同时通过借用、涵化等途径，不断加速着原有旧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变迁，形成新的文化区。夏商周文化区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史实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区域和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班固《汉书·地理志》卷末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分述了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古国划分的全国一些主要区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风俗、物产等，肇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研究之端绪。目前，国内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学术研究特色，陆续成立了巴蜀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赵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化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于以上区域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自然在认识上更难统一。有专家指出，“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分布”，“但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并导致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大规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与特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国文化来表述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4]由此可见，目前的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时间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难免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二、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区域文化的解构及重构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人群流动，往往不断在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质和内涵的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在不断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区域空间不断随之发生变化。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统，“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b]，在此背景下，旧的文化区随着新的行政区的划分被重构。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看，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时，往往要综合考虑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充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j。显然，随着秦灭六国，以方国辖区命名的文化区诸如前文所举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动和文化融合，到秦汉以后逐渐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与此同时，具有更为鲜明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河洛文化、关陇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则分别以新的区域空间和文化特质，培育出中华文化的一支支绚丽多姿的奇葩。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根基。

和传统的区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到文化区域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如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客家人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批丰厚的成果。徽州地区自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制为基础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形成和积淀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些徽学研究中心则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以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研究方向，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三、区域文化研究未来趋势的几点看法

目前的区域文化研究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就目前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略陈管见。

（一）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而成为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2005年10月，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协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即围绕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方面的新发现、新问题、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巴蜀文明特征、国家与文明起源、城市、青铜器、文字、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成果。2010年9月由广东省政协、河南省政协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议题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天文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不同的维度，探讨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承传与互动、升华与发展，以进一步挖掘、彰显河洛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目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同样，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化，有赖于加强多科际之间的整合，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二）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以传播的理论来解释文化，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1871年发表以来，便为人类学家所应用。以后，传播学派的先驱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根据历史和地理的事实材料，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各族历史有特殊价值，各族间的联系，包括诸如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都能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当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拉策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研究文化关系史的一种方法。2010年6月，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的“2010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不少学者分别就三峡古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三峡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发生着一些联系。夏商周时期这种联系不断加强。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先后受到楚、秦两地的直接影响，也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三峡地区文化被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秦汉文化迅速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7]有的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峡江地区，存在着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藕塘遗存和玉溪文化四类遗存，这些文化相互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和交流。”[8]由此可见，不少学者更加关注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的研究，这也昭示着未来区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学术趋势。

（三）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蓬勃发展，但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气氛十分淡薄，令人信服的整体研究微乎其微。学术界普遍赞同，区域文化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中来。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分区域的研究不等于把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割裂，相反地必须以历史文化的综观作为背景，才能透彻地认识各个区域文化的特质，并看到区域文化间如何交流融会，如百川之汇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辉煌文化”[9]。这表明，在加强区域文化研究的同时，迫切需要继续重视整体文化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对整体和区域研究的整合和有机统一，这必将是未来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取向。”[10]在此学术背景下，重新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显得尤为必要。严文明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地的考古学研究中，位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同时在海岱地区、两湖地区、川西平原乃至陇东山地也都有十分重要的发现而为大家所瞩目。相比之下，一向被人们所特别关注的中原，特别是作为中原核心的伊洛一郑州地区，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对于中国文明究竟是不是从中原发源的产生了怀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多元论或多元一体说应运而生。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此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开始有了崭新的认识，因而也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中原在中国文明发生期仅仅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那也决不符合事实。”考古学资料表明，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各种区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明显是有差异的。长江流域上中、下、游文明的形成，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的参与，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指出，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11]。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目前区域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zur Lehere den Geographischen Provinzen，1886.

[2]Totems and reachers，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edited by Sydel Silverman，p，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1.

[3][9]李学勤，多彩的古代区域文化[J]，文史知识，1989，（7）.

[4][6]朱汉民，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时间性[N]，光明日报，2005-5-25.

[5]汉书·地理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程有为，论先秦时期的中原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A]，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

[8]赵瑞民，赵杰，试析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轨迹[A]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

第3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化冲突；地域文化；武术；共通性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14-04

Culture Conflicts and Its Creation of the Regional Martial Arts of China

GUO Shoujing

（College of Physical and Health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Zhejiang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martial arts of China， cultur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martial art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ol of culture study and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 conflict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urvey， concept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regional martial arts of China and its creation with the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ticle holds the ideas as follows. The source of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regional martial arts of China is rooted in the practitioner’ values and their different lifestyles， but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shares the common feature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innovative path of China’s regional martial arts， that is to absorb regional martial arts elements， integrate boxing type system and simultaneously develop mass and elite martial arts.

Key words：culture conflicts； regional culture； martial arts； similarity

在奥运文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民族体育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自鸦片战争以来，武术在与西方体育的碰撞中逐渐处于劣势，以武术为对表的武术产生了自卑，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发展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2]，西方体育已经形成了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的形成不意味文化垄断，文化的“多元一体”模式才是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竞技武术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为了中华武术走进西方体育竞技场而产生的，随着“进奥”失利以后，武术的发展更是引起武术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与反思[3]。

武术国际化发展道理没能将竞技武术送进奥运会，竞技武术也并非“歧路之羊”。“北京2008奥运会武术比赛”尽管与奥运会项目存在本质上差异，但是同样会产生一种中西体育文明平等对话与交融效应。在批评武术“去传统化”倾向的同时，要警惕对传统和民族性的“盲目自大”和“去竞技化”倾向[4]。

在武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应该看到本土文化的优势，应保持武术的地域文化自我意识，正确地处理武术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问题，在吸取和消化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同时，充实武术的地域文化修养，处理好中国地域武术文化间的文化冲突，使地域武术文化“改旧更新，完成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重建”[5]。

1 文化冲突释义

文化冲突是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对抗现象，存在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具有民族性、社会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文化冲突既是跨文化交流的表现，也是文化跨民族、跨地域、跨时代传播的结果；不仅表现为相互对立的文化间对抗，也表现为同宗文化之间的相互诱发。即表现在不同规范的文化之间，也表现在同类文化之间。文化冲突是制约文化传播与传递的不利因素，也是文化发展进步、缔造文明的有效动力[6]。

文化冲突可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中国地域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势必产生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冲突，冲突同样可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外部冲突是指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间的冲突，也可以扩展为东西体育文化冲突；是民族体育全球化冲突，属于国家民族之间冲突，处理不好会上升为政治冲突。武术内部冲突是指民族内部的地域间冲突，可具体到国内民间武术与竞技武术间的冲突；是中国地域武术民族化冲突，属于民族范围内拳种之间矛盾，属于良性冲突，是地域武术发展的动力。

2 地域武术文化的冲突因素

武术文化是习武者社会行为的现实反映，地域武术的活动内容是习武人群的社会活动需求，武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习武者的客观需求在武术动作上的内在体现。因此，不同的地域武术反映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和特点，地域武术所处的客观环境，就势必产生的武术运动形式的具体差异，这种差异的客观基础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就武术的地域客观条件看，习武者的地域生活方式差异是武术文化冲突的主要因素。地域客观环境所体现的武术内容的地域差异性，往往通过武术的运动形式体现出来，这种运动形式促进了地域武术动作技术的形成。习武者不同的地域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习武者在行为规范上的具体差异和冲突，而且也导致了习武者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和差异，从而也引起习武者在武术动作规范上的差异，以及武术价值理念上的落差。当不同地域习武者进行武术文化交流时，必然造成武术文化的地域冲突。例如少林武术文化与武当武术文化比较，少林武术主搏于人、外猛内静、禅拳一体，武当武术后发制人、贵柔贵化、内养忌抗，两者的技术风格和价值观念都因地域因素、习俗方式、等形成文化差别。

从文化的主体属性看，文化的主体属性是造成文化结构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因素。地域武术文化的主体是习武人群，中华武术不同的地域武术主体是利益差异形成的前提条件，习武群体的利益追求决定了习武者判断武术行为问题的立场，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采取的不同地域文化视角，决定了对待武术活动的不同认识立场，对武术活动认识立场的差异就影响着习武者的价值观。武术价值观的核心是习武者的信仰，信仰本质上是习武者精神上的自我确认和肯定的方式，是习武者最高的价值理想，决定着习武者对武术的感受和评价，也是习武者获得自信和自尊的精神源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例如齐鲁螳螂拳崇拜螳螂，闽南白鹤拳信奉白鹤，太极拳遵循阴阳太极学说，八卦掌依照卦象行圆，少林拳强调禅武合一，武当拳要求道法自然。

3 地域武术文化的共通性

“文化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是否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双方文化的了解和把握上。”[7]对地域武术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作出探讨，发现不同地域武术文化存在的共通性，促进交流发展；找出不同地域武术文化中的差异性，加强理解，避免争端和误会，从而以期促进地域武术文化相互认知和标准武术的顺利推进。

从纵向角度看，地域武术的共通表现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存在上。具体地说，对于不同的地域武术，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其发展历程都是相似的，一般都会经历“技击、套路（单练、对练）、理论”三个阶段，即从实战技术到套路演练，从套路演练到理论总结，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拳种体系，而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含量高于前一个阶段。每个时期的社会，武术发展的侧重点不同。因为，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特定的社会规范。武术活动是习武者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习武者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规律性必然影响武术的发展，地域武术一定会受制于这种客观的价值取向的要求。地域武术的差异表现于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处的时代差异。原始社会人与兽斗，部落与部落争夺生存空间，武术主要是击刺搏杀。奴隶社会由于士阶层的分化，武术成为武士、游侠生存的技艺，个人技击术得到了专门的发展。封建社会，武术的多功能被开发出来，而不是只重技击一种功能，虽然技击仍旧是武术的本质，但武术的价值核心随社会变迁而转移。多功能、多元化现在已经成为和平年代的价值取向，武术的教育、健身、娱乐等功能已处于主动地位。由于武术的这一发展规律，沐浴在21世纪华夏大地版图上的各地域武术在发展中的功能就具有共通性。

从横向角度看，地域武术的共通性表现在相同的伦理关系、共同的经济关系、共同的政治关系上。习武群体生活在同一时期具有同一社会形态和社会实践方式的背景下，即便不同地域的习武者所面临的武术问题基本相似。此外，地域武术文化的主体是一致的，都要思索自身的社会属性，完善和超越自我，处理自身与他（她）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地域武术的共通性在于习武者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如探究所学拳种起源，追溯同门拳术的师承关系，研讨拳理，思索武术的价值取向，等等。

在同样的历史阶段，不同地域武术不仅面临的武术问题相似而且对问题的回答也是相似的。地域武术文化的差别仅仅在于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对同样的武术问题，不同地域武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例如少林拳，因习武者的加盟天下武术汇集少林寺，长期交流融合并与少林寺佛教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禅武一体”的少林武术。再比如，流传于长江以南地域的地方短打，人们习惯称之为南拳，但在浙江沿海地区，由于习武者大多以渔民为主，习惯在船上习练，伴随渔民特有的水上作业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方船拳。

4 地域武术的民族性

上文地域武术的共通性是文化整合先决条件。地域武术的民族化整合本质上是武术文化的民族凝炼，就是在传统武术的地域交流中，通过对异域拳术风格和技法的吸收与融合，不断丰富，进一步融合提炼，由地方世俗文化（地域性）发展成民族精英文化（国际化）的过程，是地域武术国际化的源泉。地域武术民族化与中国武术国际化并不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民族化是国际化的补充，而国际化又促进了民族化的发展[8]。

地域武术整合是各个门派创造领域的综合和一体化，过去武术文化对地域的片面性认识，将越来越被对武术的整体认识所取代。这种地域武术的整合一般是从武术的技术文化到社会文化再到精神文化迈进的，这种整合起到开拓地域武术文化视野的作用。例如，现代武术运动的“长拳”、“太极拳”和“南拳”就是分门别类的对地域武术的吸收和借取，形成中华民族武术的竞技套路，对武术的普及、竞赛和对外传播走出来民族体育竞技化道理。

武术在价值领域内也需要达到整合，这是整合的具体化，主要表现在实用方面。武术价值的本体标准区分和价值规范。前者确定习武者的动作规格，侧重于技术，它为武术拳种划界，赋予拳种以意义；后者确定动作的涵义，侧重于理想，它主要为技术动作如何运动变化提供理由，它并不直接规范习武者的技术动作，而只提供或技击、或健身修性、或审美娱乐等意义上的作用。

武术的价值观领域还包括价值评价和价值地位，是武术价值观的空间拓展，能反映习武者对武术行为的客观态度。在冷兵器的一段漫长时代，武术属于兵家文化，其本质特征就是技击搏杀。但是，武术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和衍变，技击搏杀已经不再是武术的主要特征，其技击功能在热兵器时代明显衰弱了。武术在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在与儒、释、道文化，中国的医学文化、养生文化等的融合中，产生了以健身文化为主的体育价值定位，其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竞技娱乐等功能凸显了出来。同理，以民族武术为主把外来体育价值整合到武术价值框架之内，也将会使地域武术文化在进行民族化整合中更具有当代意义和新的价值。

5 地域武术文化的整合渠道

多元文化整合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树立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念，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9]。归纳中国地域武术文化整合渠道，可以从地域拳种整合的渠道着手，一是不同地域内拳种动作要素的借鉴与融合，二是地域拳种的系统结构更新。

文化的地域性差异表现在文化的地域特定的文化要素和特点的文化系统结构方式不同，地域内的拳种也表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拳种体系是由拳术的个性动作要素和要素的特定结构组成，动作要素的文化特质和要素间的结构方式决定了拳种的整体特性和功能。不同地域的拳种动作要素大致相同，且具有共通性，但动作要素的文化特质存在差异，要素间联接方式各异，决定了拳种的地域性差异。无论是中州少林武术还是荆楚武当武术，还是巴蜀的峨眉武术、齐鲁的螳螂拳种，所有的地域武术拳种都有手型、手法、步型、步法、腿法、身法、功法和拳理等基本要素，但是由于手型、步型、腿法等要素的结构发生变化，手法、步法、腿法等要素的联结方式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整体拳种特征和拳理，造成了中国武术地域武术拳种之间的差异。

地域武术的整合可以通过对地域武术中的某些要素的某种形式的改造，将其纳入到新的结构中。例如新中国“长拳”的诞生就是一例，为了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将查、华、炮、红、少林等地域拳种要素进行借鉴和融合，提炼优秀的动作技术要素，调整技术的联接结构，形成新的拳种风格，即便在传统拳种的发展过程中也能看到武术整合的印记。如闽南五祖拳是对少林五种拳法的提炼和再创，齐鲁查拳是回民拳术的综合体系，巴蜀峨眉武术是四川一带拳术的皈依，等等。地域武术的整合可以通过不同地域拳种对自身具有相似性质的要素的吸取、融合来完成。以“内家拳”为例，它作为“外家拳”一种相对的武术拳派，在明代曾享誉一时。由于“内家拳”的相关拳经和理论在相关文献中有一定的记载，后人通过对一些拳种加以改造形成了一系列内家拳的变种，如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统称为“内家拳”流传至今。可见，作为这个统称的“内家拳”就是将分布在各地域的不同拳种纳入到了一个新的价值定位之中。

地域拳种整合的第二条渠道就是对整体系统结构的更新改造。如果地域武术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那么每个拳种就是一个个小系统。利用文化的层次性理论，大系统的整合必须依赖小系统的要素重构。因此，地域武术的整合就需要拳种传承过程中进行拳理重构。拳种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排斥性，但拳种的各种要素是可以相互借用的，特别是拳理要素。地域武术的发展能不能跟上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地域武术的整体结构是否合理将起关键作用。地域武术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借鉴与吸收就是打破不合理的整体结构，剥离其要素，重构新的适应体系。在新地域武术系统的构成中，武术要素仍是基础，它对武术整体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一旦地域武术新的整体结构形成，就会总体制约地域武术的内在要素，规范要素的文化特质，形成新的地域文化特征。

当然，依据文化系统论原理，同一地域内的文化系统之间，既是并列关系，也是兼容关系，既是系统与系统的关系，也是系统和环境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述为系统与环境的关系”[10]。地域的每个拳种间既有独立的系统关系，也构成了某一拳种的外在环境。地域内的武术交流会促进拳种之间、拳种要素之间都会相互作用、渗透和影响，从而产生拳种的要素和结构变革与重构，引起拳种自身的整体功能变化。例如福建佛山的咏春拳段位制的出炉就是很好例证。咏春拳段位制的发展不仅借鉴了中国武术段位制的制度要素，而且重新建构咏春拳体系，整合出从武德到基本功，再到技术动作，由“小念头”、“寻桥”、“标指”、“黐手”、“木人桩”、“散手”构成一套完整的段位系统，无疑使咏春拳的传承和交流更为规范，势必加快了地方武术进入学校体育，乃至全球化步法。

6 地域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地域武术民族化未来发展趋势是汇流地域内武术要素整合拳种体系，地域武术的世俗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步发展。一方面，在形式功能上将趋同，而要素内容上将趋异。地域武术文化形式上的趋同，主要指武术文化的民族符号认同体系建设。将地域拳种归纳为功法运动、套路运动和散手搏斗相同运动形式，构建由武德规范、行为规则、基本功、基本技法和拳经理论组成相同的拳种体系。地域武术在动作要素内容上趋异是指地域拳种的动作要素和技法上应有所区别。虽然地域武术的技击内核趋同，但是在借鉴其它拳种攻防动作内容的同时，一定要保留本土武术的特色技法，才能彰显地域风格。另一方面，地域武术在世俗文化发展方向上趋异，在民族精英文化方向上要趋同。武术的世俗文化是习武者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立足于习武者环境的实用性生活文化。地域武术的世俗文化趋异指习武者日常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和习武信仰的趋异，民间武术的发展就是世俗文化的发展趋势。武术的精英文化是民间武术的升华，立足于民族的高度，是对民俗文化的凝炼和重构，为地域武术的民族化、竞技化、国际化发展提供途径和保障。学校武术、竞技武术就是武术精英文化发展的成果，地域武术的民族化、竞技化、全球化道路是武术精英文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张俊伟.冲突中的融合———奥运文化与传统体育精神的发展思考[J]作家杂志，2010（4）：175-176.

[2] 张祝平.从文化自觉的视域审视太极文化的勃兴[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24（1）：25-28.

[3] 谢冬兴，姚正国.文化冲突下武术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12）：21-23.

[4] 王俊奇.中西文化冲突与武术发展之路[J] .上侮体育学院学报，2007，31（4）：53-56，64.

[5] 万希平，康安平.文化冲突时代的文化认同——基于全球化文化发展悖论的反思[J] .未来与发展，2009（5）：73-76.

[6] 文善恬.竞技武术歧路之羊——武术发展要警惕一种“去竞技化”倾向的回潮[J] .体育科学，2008，28（11）：87-91.

[7] 周海金，刘鸿武.论文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对中非关系的影响[J] .浙江社会科学，2011（6）：41-48.

[8] 冯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化与国际化辨析[J] .体育与科学，2011，32（3）：88-90.

第4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民居建筑；地域性；江西；民居形态；营造方法

民居建筑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中逐渐与其地域文化、气候、生态环境相融合，并折射出特定地域的建筑特色。江西省自古以来以其内聚化地理环境，在近年来，发展相对缓慢，而使得境内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民俗建筑得以保存，也为建筑设计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文化资源。民居建筑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域环境下民居的形态、营造、设计方法存在差异性。通过对江西传统民居的地域性研究，来探讨其民居风俗的人文性、装饰性、社会性特征。

一、民居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研究

民居建筑的发展与其地域风俗文化、社会风情关系紧密，特别是对于传统民居建筑来说，在儒学礼制、易学风水、社会宗法制度影响下，其建筑选址、结构、布局、定向及装饰风格上都具有地域性特色。以江西明清古民居研究来看，其民居营造风水与其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影响较大，如居住制度、地域家庭关系、风水文化、巫文化等思想的体现。同时，在传统风水理论下，江西古民居建筑选址、村镇结构布局、住宅的营建等也受到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学者通过对庐陵渼陂村进行古民居建筑文化调查中发现，渼陂村镇结构上体现了儒商合一的布局理念，并在民居建筑样式上，融入了书院、宗族礼法、儒商文化，以及近代红色文化等思想。有学者通过对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多维化古民居群落的研究发现，其民居营造理念多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可见，对于民居建筑地域性特征，与其历史文化、地域关系、环境、行为等都有关联性。

二、民居建筑的装饰性研究

江西民居建筑的研究，以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明清古民居建筑特征来看，赣东北地区具有显著的徽派风格，赣南地区与客家建筑模式相近，赣西具有显著的赣湘文化特色。也就是说，江西的民居地域性特征，与其周边省份的建筑历史文化具有显著的交融性。因此在民居建筑装饰性上，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以江西天井民居结构为例，无论是平面布局、建筑材料选择、建筑雕刻、内部构造、外墙装饰等，都具有南方合院型特征。学者在对流坑村雕塑、壁画艺术进行研究中发现，其艺术构思与设计特征与当地民俗文化审美具有较大关系，还有江西明清木雕装饰艺术，从其起源、象征意义、结构样式、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带有显著的地域性。九江地区的民居建筑装饰艺术，无论是从表现形式、图案纹饰、构成要素、选材及文化寓意等方面，都与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及风俗习惯存在直接关系。学者对赣东北地区民居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发现，其徽派建筑特色中的雕饰艺术，既有江西徽式民居特色，又有徽派民居雕饰特征，两者在构件、雕饰、纹线上也具有异同点。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吉祥纹饰的研究发现，客家思想与族群记忆，对赣南传统民居的建筑吉祥纹饰影响较大，特别是从艺术表现、文化意义、审美特征等方面，多体现了客家文化的写实性、教化性特征。

三、民居建筑形态与地域环境的融合

从民居建筑形态来看，既有居住形态，又有社会形态。所谓居住形态多指传统民居的结构、选址、布局、内外空间、建筑形式等内容，社会形态多与地域性的文化、历史、风俗、自然环境等有关。由于传统民居聚落具有较强的空间结构与意象特征，其地域性表现形态较为多样。如江西婺源、庐陵、赣南客家等地域民居建筑形态保存较为完好，其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较为突出。在江西宗族聚落研究中，其传统民居聚落结构受到“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影响，在建筑形态表现上多采用“横巷式”布局，体现其显著的宗族结构关系。庐陵地区的流坑村，其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也是江西典型民居代表。从流坑村民居建筑形态研究中发现，流坑村村落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体现，特别是对风水理论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民居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巧妙渗透易学思想，在结构型制上具有理性的秩序性。同样，对于庐陵地区的钓源村，其村落选址、布局、排水系统、环境改造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风水理论特色，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建筑材料选择上，以其当地的资源特色来构建村落整体建筑布局，对于现代村镇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江西婺源作为地域性民居形态的典型特色之一，在体现村落人文特征与环境融合上，其村落空间的整体性、意象性、环境场域性等特征，在其公共建筑、公共活动空间构成中更显特色。如书院、桥亭、祠堂等民居建筑，既有美学特征、又有哲学特色，还兼具风水学、环境心理学意义。婺源的民居形态结构与江浙地区的滨水聚落空间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方面体现了婺源地区临水而居的风俗，另一方面与江浙地区枕水而居的风俗也有关系。可见，江西古村落民居空间布局与形态研究，对于探究古村落建造机制，特别是从古村落景观生态融合上来洞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赣南客家民居形态具有原始的自然生态观。通过对赣南客家民居建筑特征、设计理念、构造制式，以及民居建筑空间功能划分来看，其主体特色是对“自然的顺从”。有学者提出赣南客家民居建筑型制与室内装饰风格，一方面体现了赣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从增强防御性建筑特色上，体现出对闽西建筑的借鉴。由于赣南客家民居、聚落形态与其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紧密，在体现客家建筑特色过程中，将赣南客家的传统民居文化与地域性土著文化进行了融合。如安义县罗田村古村落选址、建筑风格、聚落布局、排水系统等更具艺术文化价值。

四、民居建筑与营造设计方法的融合

民居建筑在建造与设计上具有自身规律性，特别是传统工匠在技艺传承上以师徒方式为主，其经验及营造技艺多为失传。因此，通过对一些地方传统民居建筑的抢救性保护与改造，在挖掘传统营造技艺，继承传统建筑文化特色上，为梳理和归纳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设计方法创造条件。如通过对渼陂村、湴塘、钓源等村落民居建筑特色及地域文化的挖掘，从选址、定位、地基开挖、打石脚、行墙、献架、出水、内外装饰等方面来研究民居营造技术，为促进传统民居聚落空间的科学管理，制定全面的保护措施奠定基础。随着传统民居聚落保护与开发的不断深入，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价值挖掘，需要从村落保护与民居遗产抢救中，明确科学的开发与保护思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对传统民居形态、形制、结构等方面的保护，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实践技艺、设计理念挖掘中，总结建造规律，为创造民族民居特色、地域民居特色，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住宅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峰,郭焕宇,唐孝祥.传统民居研究的新动向——第二十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综述[J].南方建筑.2015(01).

第5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1.确定区域位置是学习区域地理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应选择10条经纬线（赤道、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本初子午线、180°经线、20°W、160°E、120°E），在脑中形成以经纬网编织的脑图。然后在学习时要养成左书右图的习惯，对书本上提及的大洲、大洋、地形区、气候类型、河流和湖泊、植被、土壤、自然资源、自然带、板块、重要的国家、人口分布、农业区、工业区、交通线、城市与旅游点等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可以按位置、范围、相互关系的形式，逐一落实或定位到区域图上去掌握，尽量把众多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归纳到同一幅图上，以便更好地把握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分布规律或相互联系，形成空间概念，形成“数字化”、“立体化”、“综合化”的空间脑图。最后要准确进行空间定位,可以利用经纬网定位法、海陆位置定位法、大陆轮廓定位法、地理景观定位法、利用区域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定位法等。

2.突出地理区域特征，掌握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

区域特征分析是高考区域地理的主旋律。分析比较的内容多为区域要素、区域特征、特征成因等。在区域分析比较过程中，强调区域地理的地理事实与系统地理的基本原理有机的结合。对区域问题的分析，需要关注区域内自然各要素之间、自然与人文要素之间、各人文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观念，能经常性地思考某一地理事物形成或地理现象发生的关联性因素，能以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基本原理来阐释、论证和探讨重要地理事象的成因和发展变化规律。因此，区域地理的学习中，应以区域特征分析为着力点，重视分析方法的培养。

2.1综合分析区域的自然和人文要素。

区域地理特征的分析需要从自然和人文地理两大方面进行，自然地理方面应思考地形、气候、植被、土壤、水文和资源等的分布特征，人文要素方面则要关注人口、农业、工业、城市、重要交通线等的分布特征。

在综合分析区域特征时，不能将区域自然和人文要素进行简单的罗列，而要运用系统地理的基本原理来重新梳理知识内容，解释各种地理现象的成因。要坚持以区域为背景，以区域的具体事例为案例，自然和人文地理并重，区域与系统地理结合，将知识进行加工、整理、重组和联系。要理解自然要素的时空演变规律，关注人文要素的整体分析和相关典型案例，包括资源和能源分布特点，工业、农业的地域类型和区位因素，交通运输方式和发展趋势，城市化进程，文化景观与文化扩散类型，旅游资源特征与旅游业发展，人口与环境问题，国土整治与可持续发展等。

2.2研究自然要素之间、人文要素之间、自然和人文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重点思考区域的地理位置、地形，并以此推断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农业、人口、交通、地质作用等。例如对于我国东部季风区而言，东部季风区位于亚欧大陆的东侧、太平洋的西侧海陆热力差异明显季风环流季风气候森林、森林草原植被土壤多为森林植被下的土壤（肥力较高）。临海的位置参与海陆水循环为外流区、地势西高东低河流流向自西向东河流在山区外力作用以流水侵蚀作用为主、在平原以沉积作用河流的泥沙含量。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雨热同期、河流众多水源充足人口众多、农业发达城市密集交通便利环境问题（以环境污染为主）。

2.3综合区域特征对比区域差异。

复习区域地理，不仅要掌握区域特征，而且要通过区域特征的比较了解区域差异。例如中国区域的差异不仅要掌握三大自然区的差异，还要掌握东部季风区的南北差异（东北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华北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华中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华南热带湿润地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东西差异（内蒙古温带草原地区，西北温带及暖温带荒漠地区），青藏高寒区的垂直差异；三个经济地带的差异；山区与平原的差异；农区与非农区的差异，等等。了解认识并综合区域特征，分析比较区域异同，以人地协调观反思人类活动，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4把国土整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融入区域复习之中。

从落实地理考试说明的要求和高考命题趋势来看，区域地理的考查已从传统的区域地理基础知识和运用地图的基本技能为主，转变为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及相应的价值观为主。因此高三阶段区域地理复习与初中区域地理学习的差异在于：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重点把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区域地理复习的指导思想，带动相关地理学习和学科内综合能力的培养，同时夯实初中区域地理的基础知识。例如，在进行南方低山丘陵专题复习时，应以协调人地关系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线索，通过对初中地理基础、必修地理原理和选修案例内容的整合，突出农业资源优势、问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包括立体农业和优势资源的系列开发），分析水土流失的原因及生态建设，能源基地与有色金属冶炼，环境污染的防治，实现南方低山丘陵地区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关注热点区域，回归地理基础知识

第6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自1990s早期，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就引起政策制订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该方法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区域经济中的创新进程而获得广泛关注的。区域创新概念的流行与产业活动集群的出现是分不开的，也与区域创新政策的波动是分不开的，在这里，区域被认为是最恰当的规模，维持以创新为基础的学习经济区域。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没有普遍可接受的定义，但通常理解为一系列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正式机构和其他组织之间相互作用，依据组织的和制度的安排发挥其功能，从而有助于知识的产生、运用和扩散。基本的争论是，一系列参与者产生广泛的和系统的影响，鼓励区域内的企业发展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这特有的资本形式是源于区域内的社会关系、规范、价值以及相互作用，其目的是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区域创新系统概念源于两个主要的理论和研究主体，文献的第一个主体是创新系统。基于经济和技术进化理论的改变，创新系统文献将创新定义为一个进化的社会进程[1]。创新受许多参与者和因素的鼓励和影响，这既包括企业内部的和外部的。创新的社会方面指的是一个公司几个部门之间集体学习的过程（例如R&D生产、营销、商品化等等）以及与其他企业、知识提供者、金融、培训等等的外部合作[2]。文献的第二个主体是区域科学以及集中于解释创新出现的社会制度环境，从一个区域角度看，创新是地方化的，是一个地方嵌入，不是没有固定位置的，是一个变化过程[3]。因此，有关区域科学的文献既处理了近似的角色，即源于地方化优势和空间集中带来的利益，也处理了地方上占有上风的一系列规则、习俗和规范，通过这一系列规则、习俗和规范出现了知识的产生和扩散过程。换句话说，区域创新系统的特征是由企业和知识的生产、扩散组织在创新活动中共同合作来刻画的，例如高校、培训组织、R&D机构、技术转移中介如此等等，以及创新猜想文化，这些都将使得企业和系统随时间而进化。

区域创新系统概念的出现使得政策一度集中于地方学习进程系统的促进，其目的是保证区域的竞争优势。在区域创新系统框架内制订具体的、有目标的政策措施的正当理由是为了集中于提高地方企业的能力和效率，也为了改善它们的商业环境[4]。从这个观点看，促进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有很好的理由进行相互作用），比如企业和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既包括局部的相互学习，也包括更大范围的商业团体和管理结构。因此，政策措施应定位于促进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中的易接近性，以及与具体的地方资源相联系的比较优势的发展。

2.

由于全球化经济中国际竞争的加强，传统区域发展模式和政策的明显不足，以及全球许多区域企业和产业成功集群的出现，区域创新系统概念的流行迅速增加。许多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刺激企业和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区域规模以及特有的区域资源的重要性。由此，存在争议的是，如果企业特有的竞争能力和学习进程是基于地方能力基础上的（例如，专有资源、技术制度以及共享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那么这一竞争能力和学习进程能够产生区域竞争优势。换句话说，区域发展以及竞争能力的出现是由于地方能力的存在。区域创新系统相关文献已经就特定区域的创新、学习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描述和分析。本文旨在回顾和总结区域创新系统最近重要的观点和争论，系统地审视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缺点和挑战。

3．区域创新与产业集群

部分作为一个地方性现象的创新概念在一些专门的产业附聚（agglomeration）或者中小企业产业集群(cluster)区域化“成功故事”的基础上而得到迅速延伸。在许多案例中，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部分的学习进程和知识转移具有高度的地方性特征。人们逐渐认识到创新进程重要元素变成区域化了，有关区域发展的理论论述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关键特征。

首先，创新是出现在一个制度、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区域是经济的相互作用和创新的场所，或者是区域创新系统的“形式”。这些理由是假定创新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创新能力通过区域团体是持续的，而区域团体共享共同的知识基础。集中于将区域作为以创新为基础学习的最佳的地理规模，这指出了在鼓励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能力有的以及区域资源的重要性。例如，波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持久的竞争优势总是地方性地密集，源于一个特殊区域高度专门化技能、知识、[规范的]制度以及相关的商业和顾客的集中。早期有关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且表明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地方资源基础上的，例如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分包者和供应体系、地方学习进程和溢出影响、对合作的地方传统和企业态度、支持的中介和组织以及顾客和使用者的存在。

其次，创新可以被看作社会关系中的嵌入，这些社会关系沿着文化限定的路线随时间而改变，区域背景战胜了规定行为角色和明确期望的一系列规则、习俗和规范，这些规则源于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5]，例如，惯例、价值共享、规范和信任，这些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促进了在传递信息和交换知识过程的地方相互作用和相互理解。为此，正如Camagni指出的，“这种安排，或者这种复杂的网络，一个有限地理区域上主要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总是决定了一个具体的印象和一个具体的内部表现以及所属感觉，这将通过协同和集体学习进程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学习能力的加强很大程度上倚赖于无形资产的配置，这些包括区域的内部动力、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资产；不同参与者之间知识的非正式流动产生了大部分地方化的外形，以及区域为建立和保持其特有竞争优势的良机。这样，这些无形资产的发展成为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和加强学习能力的关键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资产可以被看作源于社会关系、规范、价值和一个团体内部相互作用的具体资本形式，社会资本的存在以及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支持它们之间稳定的相互的交换关系，这将有助于在极度相关的网络中克服市场失灵或者降低市场成本[6]。

第三，当地理集中和接近存在的时候创新容易出现，因此区域集群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区域集群被定义为同一产业内或者相关产业一群企业，彼此之间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这意味着包括产业地理集中，包括所谓的“产业区域”[7]。集群也包括公共机构，包括政府教育机构以及支持的服务，集群边界被定义为机构与产业之间的连接和互补物。集群具有共同的专门化、邻近和共同合作，从而导致在区域创新系统内产生间接影响和协同作用。创新活动得益于相似的和相关企业的经济活动以集群的方式集中，以及促进知识的间接影响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吸收、学习和创新。正如Feldman和Malmberg指出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单个企业与已经发展了的或者已经是新技术适应者的参与者发生联系的机会就会越大，与产业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就会越充足”。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总的争论是，许多企业在同一产业中竞争或者在相关产业中相互合作，这样的产业结构将触发这样的进程，即总体上不仅产生活力和柔韧性，也产生学习和创新

我们所理解的区域大多数是作为一个创新的所在地，源于对被描述为“学习区域”、“创新环境”、“集群”、“产业区域”或者“区域创新系统”这些地方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给理解区域发展，以及考虑什么是促进以学习为基础的经济理想的制度环境提供了线索，但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这些研究并没有结论，而大部分是建立在少数“成功”区域基础上的。迄今为止，研究主要针对作为区域竞争能力源泉的学习和知识积累的“地方化”进程。因此，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涉及到创新进程如何发生，进程中技术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4．区域创新系统方法

在过去十年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在经济地理学家、区域研究学者以及区域发展政策制订者当中变得越来越流行。这种方法的流行折射出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附属于学习和社会环境的角色的重要性，这种方法的流行部分缘于它给地方经济发展的无形资产提供了一个叙述性故事，以及在似乎更加可管理的区域范围内提供了知识传播和学习的进程。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方法广泛被采纳的一个简单理由或许是，在一个区域管理经济政策要比在更大范围内容易得多了。

相当多的研究已经开始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识别、描述特征以及有时对其根源和演化进行解释。区域创新系统完全详尽的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目前还没有，但国家和区域研究的不同观点有助于说明区域创新系统的本质和原动力以及它的运用[8]。

这些研究两个主要做法似乎是基于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基础上所运用一个分析框架。第一种做法是在各种区域比较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来探索在区域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创新所合乎要求的标准，区域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旨在接合具体区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新的发展区域以及政策运用的效果。但是完全理解和获得区域创新系统方法运用的程度是困难的，接下来是对区域和产业发展的间接影响，因为这在不同区域无法进行比较。不过，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可以对一般的隐性变量进行更加详尽的调查，观察在一些例子中出现的现象为什么在其他例子中没有出现。

第二种做法是通过评价给单个区域创新体系提供“点滴见解”，确定它们与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创新系统相一致的程度。单个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能够了解区域发展的本质和原动力，这种研究能够识别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出现和支撑负有重大责任的主要因素，在一个区域范围内社会和制度的原动力支撑着创新活动，表现了区域内不同参与者和因素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这一案例研究说明了制度环境和政策主动权的独特特征，每个案例环境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单个模式能概括成功区域创新体系的原动力。

迄今为止，所有这些有关区域创新系统的各种研究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是，不能确定哪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是实际上的区域创新系统，比如，在一个区域内多少创新以及什么样的创新出现才能把它称之为区域创新系统？所有区域都渴望在组织和创新中扮演领导的角色就使得区域创新系统失灵?是否存在着一个区域创新系统，而现在有关的文献还没有弄清楚。

不管怎样，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创新系统方法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经验调查的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区域创新系统方法探索了区域创新能力方面的问题，此目的是为了能够最终对区域创新系统主要要素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这种方法调查了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刻画了主要机构参与者、组成系统的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参与者的特征。这种方法也强调了创新的主要轮廓，通过刻画创新行为指标特征，比如教育、区域R&D强度、技术基础以及技术输出（比如专利）。另外一个目标是解释区域在创新活动和区域竞争力方面的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地方和政府部门研究者特别喜欢使用，定义一个区域的特征和组成部分，然后给这个区域制定一个创新系统。

其次，区域创新方法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演变着，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区域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是由一些选择性关键指标识别的，这些指标是有关组织和基础结构能力以及有关创新能力的区域能力方面的。获得不同创新潜力的主要过程要素（比如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被探讨，与此相对应的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化也已经被论述。根据他们的观点，所有的区域都有某种区域创新系统，不仅包括具有显著创新条件的区域，也包括老的产业区域，边缘区域，乡村区域以及变迁区域。这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依据规模的强弱来定位区域创新系统的，区分不同区域创新系统是为了获得概念的多样性以及在丰富这种现象的经验基础。

5．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分析单元

有关区域创新系统适当规模研究的争论还远没有结束，有些研究者将城市作为创新进程的关键场所，因为城市是创新因素汇集的场所。类似的观点是将大城市作为创新系统的场所。有关大城市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大城市区域是创新最重要的场所或者具有高度的创新潜力，因为大城市给企业提供了空间、技术和制度接近的确定的资源。

另外一个分析单元是“地方”，它总是与城市和大城市有区别的。这些例子包括北京的中关村、纽约的Garment区域、奥斯陆的软件产业、多伦多电子积聚以及蒙特利尔的传媒产业和伦敦的服务产业。

更加聚集的分析单元是“NUTSII”。NUTSII分类法是由Eurostat发展的区域单元术语，这种用于区域分析的分类法不是简单的，而且存在一个重大的限制，那就是不得不对地理单元进行有选择的分析。NUTSII中区域的界定无须与完全同质和配套齐全的区域相一致。这种利用社会创新调查数据的分析单元专门反映了区域创新系统和创新模式的识别。

在一个甚至更加集群的水平超区域/低国家层次被使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解制度和政策在维持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采用这种分析单元的合理性在于这样超区域层次是由具体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组成的，而这些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能够促进、调整经济行为和社会活动。因此，这一区域单元的创新努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一个区域创新系统的特征。

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所利用分析单元的差异反映了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将统一的概念框架向“区域”结构成分发展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目标。结果，这将重新产生混乱，不仅关于在“区域”层次创新系统的运用和评价，而且有关它的地理边界。6．创新系统的区域

Niosi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任何定义首先应该定义区域，区域创新系统方法采用众多规模以及利用大量分析单元，此外，相关文献对经常提及的制度背景的本质和特征是模棱两可的。在区域创新方法中，“区域”术语广泛用于地区，它任何地方日益成为一项经济政策，而“制度”被认为是存在和维持区域创新系统的关键，这些术语需要澄清。

相关研究提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定义。在第一种定义中，区域被描述为地理上的界定，一个行政支撑的创新网络安排和制度，在规则的基础上与区域企业创新输出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定义强调它是位于“土地区域”或者区域的文化方面，根据这一观点，区域无须有一个确定的大小，在具体标准方面是模糊的，它能通过一种特殊的关联或者关系特征有别于形成边界的地区，它具有某种内在的凝聚性。定义采用的类型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竞争能力强点或弱点的具体方面，而从两者之间做出比较是的。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区域的含义最好能通过嵌入的概念获得，它强调区域系统的相关关联和相互依存[9]。

总结相关文献表明没有几个区域才是真正的区域创新系统。然而，区域创新系统的多样性提出了一个定义和经验证实的问题。如果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以其独特的形式而被广泛接受，并且用于衍生战略和政策，那么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义和存在的基础仍然是模糊的，一个具体的区域以什么样方式可以标记为创新系统，至少相关文献还不清楚。

区域系统的经验描述是这个研究领域最具有争议性问题之一，区域组织这一新的形式被Markusen描述为“模糊的”，既不明确也不适合操作。区域创新系统方法清楚地认识到创新进程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制度本质和关键要素。有争议的所有区域，不论怎么定义都有某种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方法的不足可能是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的无能为力，这些根本问题包括如何“知道”一个区域创新系统以及什么时候能看到。许多分析因为其缺点而受到批判，错误地坚持统一概念框架、清晰的定义或者概念化这样一些条件，比如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制度。当然，Asheim和Isaksen以及Cookeetal.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显著地努力，他们将区域创新系统描述为一个包含“生产结构”嵌入“制度结构”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从事系统地相互学习[10]。这种描述说明了这一相互协调的整体的复杂性，那就是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没有完全暴露什么构成了这一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区域、参与者以及将它们捆绑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和内在关系。

6．结论

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规范的、描述性方法，旨在认识一个区域内技术发展发生的原因。该方法已广泛被采纳，强调区域作为经济和技术组织模式的重要性，并且反映在政策和措施上面，此目的是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广泛地共识是，当企业通过与区域内各种支持组织及企业相互作用而成为更好的创新者，区域的创新行为将会得到改善。根据这种观点，区域的制度特征、它的知识结构、知识转移系统以及个体战略及企业行为在促进创新活动中能够体现重要的基本条件和促进因素。然而，区域创新系统类型的多样性造成了“定义混乱”和经验证实方面的问题，使得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很难想象一个区域创新系统究竟是什么，或者将会是什么。由此，该方法缺乏一个统一的概念性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或许能出现一个普遍的指导研究和政策的模式。强调区域学习以及非交易相互依存的存在，对于理解区域创新系统是简单的不充分的。制度的强调也是一样，只有了解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在不同系统中、不同规模或者不同内在关系水平如何相互作用，这才是一个满意的突破。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就区域创新系统相关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此目的是提出一些问题，以便区域政策的制定能够调和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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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迎星.中国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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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虹.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及其动力机制分析与政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2）:34-36.

[15]陈柳钦.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J].南京社会科学，2005（5）:15-23.转

摘要：近几年来，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已发展为广泛用于为制订创新政策提供经验基础的分析框架。然而，这一分析框架的利用在关键问题上仍然是模棱两可，比如创新的地理范围，即区域。本文回顾和总结最近区域创新系统相关理论的重要观点和争论，就区域创新的地理范围问题进行批判性审视。

RegionalInnovationSystems:ACriticalReview

第7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区域社会　研究模式　社会事实　文化机制

作者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邮编266071。

如同“村落研究”是一个独立的思路或范式一样，“区域社会研究”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汉人社会的路径。从已有的学术实践看，“区域社会”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外国学者、台湾学者和大陆社会史学者所推动的，而大陆人类学界则乏善可陈。估计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村落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很深的传统和优势，特别是长期以来的汉人社会研究训练一直强调“村落”对于了解中国的优越性和便于操作性，导致了大陆人类学界对“村落研究”产生偏好。作为一种学术惯习，村落知识观不仅影响了本土学人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更可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因此，适时总结和回顾“区域社会研究”，对本土学人开拓学术视野有着重要助益。

此前有关区域社会研究回顾的成果学界已有所积累。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对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分别辟有专章予以介绍和分析；庄英章《人类学与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一文也介绍了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并初步揭示了二者间的关联；张海洋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十章“台湾民族学研究的转折”中重点分析了祭祀圈理论；张俊峰《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就区域水利社会研究类型作了全面回顾。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相关著述中就区域社会研究模式作过零星介绍，比如王崧兴《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反思》、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以施坚雅、黄宗智、弗里德曼、杜赞奇为例》等，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总起来说，这些文章有助于了解诸模式的学术旨趣和分析思路，但未系统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出来，其评述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为此，有必要对汉人区域社会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的民族志田野工作。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缘起

“区域社会研究”是超越于村落之上的更大地理范围的人类学研究。就人类学家的区域人类学研究来说，是在不满意微观村落研究模式的情形下所发展出的一系列分析框架。以往功能论的研究思路把村落处理成一个自足而封闭的孤立实体，将村落跟它周围的世界割裂开来，坚信村落可以做到自我定义。这种微观的研究路径忽略了村庄是更大世界中的一部分的事实。村落固然需要内在属性加以自我界定，但同样需要场景(context)赋予存在的意义。

拙作《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已介绍了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推动村庄研究的情况。其实，这种推动与当时国际上人类学名家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从1935年10月起，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大约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研讨班。当时修习这两门课程的学生达百余名。其间，布朗撰写了《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这篇文章贯穿了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雷蒙德・弗思(W.Raymond Firth)在《社会学界》上也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建议》。在这篇提出“人类学的伦敦学派”的文章中，弗思使用了“微观社会学”概念，以此概括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研究的贡献。1944年，弗思再次强调“社会人类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也许仍旧停留在微观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上”。

村落分析模式相信，通过研究一个个不同的微观村落社区，便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1962年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这种逻辑预设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村庄社区，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和较广时间深度里探索中国社会运转问题。正如王铭铭所说：“一言以概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期，施坚雅(Willam Skinner)就对村庄研究范式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认知中国社会的症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必须研究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才能达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晚期的城市》序言说：“我在四川所看到的，大型村庄很少，大都是由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村落。我于是放弃了调查一个百来户的村庄的预定计划，转而重点考察一个包括2500户既分散又有联系的从属于集市的经济区域。这项研究拓展了我的视野，使我超越孤立地研究个体村庄的局限，而注重于探索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当然，他还有两个学术目的：第一，反思以往人们习惯于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研究中国地域社会的观念；第二，此前的中国社会研究，历史学家认为士绅居住在城市里，而人类学家认为农民生活在乡村里，“两个兜不起来”，而比村落更大的集市，农民与士绅会在此碰头，所以他认为集市是研究中国社会最适当的场所，可以避免顾此失彼的困境。

最近三十年来，在面对传统的宏大英雄叙事历史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史学家纷纷离开书斋走进田野，开始转向地方的、平民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史学家的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不满意以往精英叙事历史的情形下发展出的一套历史人类学分析路径，当然也有适度告别整体社会史研究思路的倾向，是对传统中国史学的一次突破。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国际上社会史研究思潮和学术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大陆社会史学界和台湾人类学界的双向互动亦有关联。

总之，人类学的区域社会研究与社会史的区域社会研究在缘起上是不太一样的，但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又与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市场层级社会与祭祀圈/信仰圈社会

中国经验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大约有三个模式：一是弗里德曼的“上位宗族”(high-order Lineage)概念和钱杭的“联宗”分析范式，一是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一是祭祀圈与信仰圈理论。关于第一类，此前笔者有过详细介绍，故不再重复。

(一)市场层级社会

施坚雅首先设计了一个核心概念――“中心地”(central places)，所谓“中心地”是指具备中心功能的城市、市镇和其他核心定居点，它内在于特定的空间体系里，并处于具有“连锁”整个社会结构或空间的关键位置(position in interlocking spatial systems)，能使经济功能

呈现层级性。“中心地”包括“标准集市”(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三个基本类型。标准集市(又叫“标准市镇”)能满足农户正常的生产消费需求(出售多余的农产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进行所覆盖或依赖区域内的货物交易。它既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入上一级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所需要物资从上面市场向下到达的终点。中心市场位于对于全局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它处在交通网络连接点上，具备大批量出售物资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吞收外来的大量商品，并向它所依靠的地区分发；另一面，它能收集当地的产品，并向外部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城市中心出口。而中间市场介于标准集市和中心市场之间，又叫“中间市镇”。作为基本单元的标准集市由6个村庄组成，呈六边形蜂巢状构造。而若干标准集市联结聚绕在一个中间市镇周围，并与中间市镇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样的逻辑，若干中间市镇最后发育为一个中心市镇结构，若干中心市镇结构围绕一个地方城市，若干地方城市围绕着较大城市，若干较大城市围绕着地区城市，若干地区城市围绕着地区都会，而若干地区都会最终型构成“帝国”的几个中心都会。施坚雅从四条标准②出发将偌大中国划分为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上游、长江下游、西南、华北、东北、云贵和西部边陲九个地理大区。中国各层次人群(士绅和平民)都在这个体系中出现，参与不同层次的市场活动，解决生产生活、婚配以及行会权利诸问题。

1970年代初，施坚雅的学生克瑞斯曼(Lowrence Crissman)到台湾彰化山地检验他的理论。克瑞斯曼发现，由于族群认同原因，土著、客家、彰州籍、泉州藉不同人群间存在隔阂与冲突，当地人赴墟或赶街往往喜欢在同一族群内进行，而不是就近赶集上店，这造成了舍近求远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文化崎区”现象和“磁吸理论”(cravitation theory)。克瑞斯曼研究表明，“崎区现象”不是地理现象而是文化现象。这敦促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们另辟蹊径来思考台湾汉人社会的运作问题。“这些实事揭示出市场体系模式把人假定成经济、理性造物的局限，也促使台湾学者重新审视祭祀圈概念。”

(二)祭祀圈/信仰圈社会

台湾人类学界于1970年代开始反思村落模式是否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有效性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自1972年开始设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组，1986年又新设区域组，旨在通过考察台湾与华南、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密切关联来扩大研究范围。

1970年，张光直从美国返台就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推动“浊大计划”具体说来，“浊大计划”是对浊水溪/大肚溪流域人与自然关系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以团队形式分工开展。王崧兴率陈祥水、庄英章等去花坛乡、九如乡、竹山镇承担小规模台湾农村社会发展计划；文崇一率许嘉明、瞿海源、徐正光、许木柱、萧新煌等去万华、关渡、大溪、龟山四个社区实施台湾北部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计划。其意图是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浊大”流域的人群如何适应当地的生物、生态和地理环境，目的在于突破村落范围和学科界限；探究乡镇乃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作用和互动机制，重建区域文化史。

弗里德曼的问题意识影响了“浊大计划”中的中国家族与亲属制度及祖先崇拜研究倾向，这构成了先期工作的重点，而后则直接诱发了有关祭祀圈/信仰圈理论的思考。

最早使用祭祀圈概念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他于1930年代末期考察了台湾北部的一些村落，将祭祀圈定义为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刘枝万于1960年代研究了“台湾的瘟神庙”，发展出祭祀圈内部还可以再分成核心圈、次要地区和圈三层次的观念。嗣后，“浊大计划”行动中的许嘉明和施振民重新思考了祭祀圈概念。许嘉明的研究对象是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该组织跟祭祀圈有关，其要素有三，即移民历史、共同聚居地域范围、共同祖籍。施振民利用“浊大计划”所积累的彰化平原上的宗教活动与村庄组织的田野资料，建构了自己的祭祀圈理论。施振民的祭祀圈概念，除了继承前人的地域范围内涵外，还增加了宗教活动与组织内容。他还赋予祭祀圈理论以共时性和历史性研究的双重意义：既共时考察地域组织和宗族组织，又历时考察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庄英章在林圮埔的研究中也使用了祭祀圈概念来分析竹山镇的宗教活动和地域组织，他主要侧重于从自然流域、水利系统、交通要冲这些地缘因素来使用祭祀圈概念。1978年许嘉明进一步在概念和理论上提升了祭祀圈的分析水平：“祭祀圈是指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祀的信徒所属的地域单位。其成员则以主祭神名义下之财产所属的地域范围内之住民为限。”该定义与冈田谦相比，多了一项“财产”指标。他指出祭祀圈的具体研究对象应该是村庙，较为适应于乡镇范围内的分析，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指出了祭祀圈内社会成员与主祭神之间存在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出钱有份、头家炉主、巡境、请神。1980年代，林美容借用了许嘉明祭祀圈概念的部分变量研究草屯镇的土地公庙与聚落的对应关系，指出了以往祭祀圈研究只重视村庙而忽略还有更小范围的聚落庙的事实。同时，她开始怀疑祭祀圈学说究竟是一个描述架构还是一个理论架构问题。林美容对许嘉明祭祀圈理论模型中的“社会成员与主祭神之间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做了增补和排序：其一建庙或修庙居民共同出资，其二收丁钱或募捐，其三设有头家炉主，其四演公戏，其五巡境，其六进行其他共同的祭祀活动。2003年林美容重新厘定了祭祀圈概念：“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它里面包含共神信仰、地域单位、共同祭祀活动、共同祭祀组织、共同祭祀经费等几项变量；范围大小有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与全镇性等不同层次，与村庄组织和联庄组织有密切关系。

林美容还把信仰圈从祭祀圈中独立出来。所谓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和)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其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范围，通常必须超越地方社区的范围，才有信仰圈可言。内含一神信仰，信仰范围、信徒组织和集体性宗教活动几个亚指标”。信仰圈为一神信仰，成员资格是志愿性的，具有区域性和非节目性的特点；祭祀圈为祭祀多神，成员资格是义务性强迫性的，具有地方性和节日性的特点。祭祀圈和信仰圈均显示出汉人移民台湾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社会联接(social solidarity)，是移民扎根于台湾的一个文化策略。这同台湾社会的宗族组织一样，均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地域化或在地化过程。

“浊大计划”思考汉人社会在拓垦台湾过程中发生的文化适应与变迁。祭祀圈与信仰圈区域性研究已涉及移民台湾前的原有文化和历史。因而，这项区域性研究强调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促成了大传统的汉学、史学和以田野工作关注小传统的人类学之结合，也给日后大陆社会史学界和国外人类学家开展区域性研究带来了启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华南社会史学者率先“进村找庙”，开展了东南社会里的民间信仰与地域关系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作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的“导言”明确指出，“本书定名为‘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也就是力图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民间信仰所表达的‘社会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的了解，揭示在这些过程中所蕴含和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乡村庙宇的研究说明村落内部结构和社区整合机制以及村落之间的关系，是民间宗教研究中被最多研究者重视的视角”陈春声关于“樟林三山国王”的大量研究当是这份声明的一个最好注脚。

总起来说，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模型的学术意义在于揭示了地域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区域神灵信仰基础上的，对于行动者而言，文化意义上的存在远比功利意义上的生存更重要。区域信仰跟市场圈之间存在纵横交错的内在关联，究竟祭祀圈/信仰圈与市场体系谁先谁后，即谁定义谁的问题，各说各的道理，仍有赖新的田野民族志加以检验。

三、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

有些学者会选中某个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faits sociaux totaux)或文化机制来理解区域社会的过程。这种具备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并非只有一个就可以把整个区域社会勾连起来(一个只能组织或运转一个村庄)，而是由无数个，它们就像宇宙里的星团构造一样分布在区域社会里面。它们具有文化复制的功能。在研究策略上，需要考察若干个这类标本，如果仅仅考察一个标本，那仍旧是单一村落研究模式，即便声称通过单个村落考察来洞察整个区域社会。借助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考察区域社会的研究不是微观的研究，而是地域性的。当然，它们也不像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的研究，因为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往往借助一个架构即可统领、协调全区域之运转，无需多个。

黄宗智在华北社会和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突出了“经济”因素，修正性地参用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概念。黄宗智发现，有限的土地资源、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业劳动力不失业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农业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通俗讲，有限的、以家庭为生计(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型农场，为了不让出生的人口饿死和失业，只能在单位面积内进行集约型农业，增加劳力投入和精耕细作来扩大粮食产量，但是增加的产量却被增长的人口给消耗掉了，因而不能积聚起足够的剩余资本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从而使得中国农业社会始终处于小农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内部在近现代化过程中也有所分化和“演进”。在黄宗智看来，这种生计方式和内卷化特征普遍内在于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每个村子，它不仅组织了无数家庭的运转，也组织了每个村落的运转。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存在于华北区域社会的每个村庄内部，是村庄得以运转的根本支撑。所谓“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它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具体说来，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互联网络，如，庇护与被庇护、亲朋好友问的互动关联等，它们构成权力和权威施展的基础。而“文化”根植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与规范。显然，“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个试图综合各种因素的分析模式，其中每一项因素都可以看作本文所讲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但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来说，从整体上把握，它仍然是一个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一个包含了若干次级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的更加综合的更高范围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并特别突出了权力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意义。这表明后来的学术研究涵盖程度越来越凝练，理论综合能力更强，整合程度更高。

科大卫(David Faure)珠江流域的宗族制度研究也属于此类。弗里德曼把宗族当成东南农业社会的主要秩序，提出一个功能论的解释路径。科大卫想把弗里德曼的看法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落实到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因为毕竟当年弗里德曼忽略了“时间”问题。科大卫在先期研究香港新界宗族时认识到，16到18世纪期间，当官方意识形态进入基层时，宗族才作为一种制度扎根新界。

新界的研究使科大卫为中国宗族研究贡献了“入住权”概念(即指在一定疆域内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包括开发尚未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权、在荒野上造房子的权利、在山脚砍柴的权利、在河流或海边捕捞少量鱼类及贝类来改善营养的权利、进入集市的权利、死后埋葬于村落附近的土地中的权利)。“入住权”概念深化了弗里德曼的合作控财团体(corporation)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他选择整个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继续把宗族作为理解区域社会的关键机制，思考新界的经验能否被推广。科大卫在珠江三角洲领域发现，当地的宗族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历史产物。明初，在岭南基层社会实行的制度一开始是里甲，而后来地方宗族通过礼仪来继承里甲制度，成为一个合作共财团体，并从此成为整个珠江流域里具有核心价值的东西。

科大卫为我们展现的宗族既有村落宗族，也有上位宗族，呈现出多层次性。它们活跃于珠江流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开垦并经营土地，修建围田，治理洪水，参与并最终继承里甲，控制地方社会的管理(一般是宗族通过士绅来实现)，兴建文化事业，进行地方自卫，参与商业经营，等等。其中“桑园围”故事最精彩，为我们呈现了国家、宗族、士绅等各方积极参与的区域社会运转的真实历史图像。

虽然弗里德曼认识到宗族架构对于理解中国东南社会的价值，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世系学方面。相比较来说，科大卫却把宗族架构定位于理解整个区域社会过程及运转层面。这是二人的一个很大不同。“宗族一区域社会”研究虽然强调宗族在特定区域内普遍存在的事实，但特定区域内并非每个村子都采取宗族运作模式，其中还镶嵌了别的运作制度。这些非宗族村落使得“宗族一区域社会”模型所呈现的区域社会内部具有很多筛眼，区域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因而，这一模式有待加强逻辑提炼上的严密性。

四、水利社会

区域水利社会研究，也是寻求某种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来理解区域社会的过程。不过，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就能把整个区域的人、事统统笼罩在里面。这一点与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在机制上是一样的，而不同于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考虑到水利社会研究的异军突起和未来的学术潜力，故单独作一类型处理。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把干旱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根本条件，认为治水事业是中国中央集权官僚国家产生的基础。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用“水利共同体，，概念来研究中国水利社会。此外，还有冀朝鼎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础

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转向地域水利社会研究，基本上确立了以水为中心，以水所勾连起来的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和被水塑造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为具体考察对象的一条解释山西区域社会发展变迁历程的学术路径，以此回应和挑战魏特夫“东方治水专制主义”理论。几乎同时，1998-2002年法国远东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专题研究。而后沈爱娣(Henrietta Harrison)、赵世瑜、张小军、王铭铭、张亚辉等积极参与。由此引发了社会史、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许多争论，使得区域水利社会研究成为当下中国经验研究中一个非常显眼的国际性话题，并呈现出新知识点增长的无限学术潜力。

何为“水利社会”?王铭铭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行龙则明确地突出了“水”的意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大型集市、庙会和各种物资交流活动较其他地区频繁，是一个地方的聚落中心，发挥着极强的辐射作用。他具体从四个方面尝试把握“水利社会”：第一，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作为水利社会类型划分和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第二，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产业进行研究；第三，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四，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研究。钱杭在论及水利社会史时指出，它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水利社会”有两点共识：第一，有一定的区域性}第二，水利社会是一种社会关系。

就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从区域社会运转角度出发，比较成型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董晓萍和蓝克利等调查的“四社五村”模型。这一类型特点是：由于水资源严重匮乏而不能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为了合理分配水资源而成立相关社区(这里的“社区”概念已超越了单一村落范围)组织；水利管理成为当地支配性的制度因素，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关系。这一解释模型又可以叫做“不灌而治”型，与行龙的36村“晋水流域”和张俊峰的“泉域社会”等“有灌而治”型并存于山西社会内部，似可构成一光谱序列分析模式的两极，第二个类型是张俊峰提炼出的“泉域社会”模型，其基本内涵是：有一股流量较大的泉源；有着较悠久的水利开发史，并孕育出水利型经济；具有一个为整个地区高度信仰的神灵；历史上频繁发生水争夺(即水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大体相同的水利传说。围绕着这样的泉源形成一个个少则数村、多则数十个村庄的微型社会，并星罗棋布于山西社会内部。第三个是钱杭的“库域社会”模型。“库域社会”，指以人工水库为核心的地域社会，这种地域范围与水库灌溉系统所辐射的范围一致，“水利”更是将这种地域社会组织在一起的稳定而持久的要素。钱杭批评了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概念，因为它排除了一定区域内与水利无关的人。只有“水利社会”这个概念才能包含一个特定区域内所有已获水利者、未充分获水利者、未获水利者及直接获水害者、间接获水害者等各类人群。第四个模型是鲁西奇提出的长江流域中的“围垸”型水利社会。雨量的偏大常导致江汉平原爆发洪水灾涝，为了防洪排涝，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江汉百姓发明了垸堤。一个垸可以包括十数个乃至数十个自然村落，方圆可达数十里。“围垸”塑造了江汉平原上的底层社会。在长期的实践中，它逐步由一种水利设施演变为一个国家的赋役征收单位及社会空间。

当前水利社会研究，有三处争论的热点：第一，对于“水案”的解释，介入的学者有沈爱娣、张俊峰、赵世瑜、张小军等人；第二，水利共同体之争；第三，“水”的属性之争。张亚辉把水视作“文化之水”：“水首先要作为一种象征，然后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源。”以此表达对水利社会史学界视“水”为纯粹生态因素或过于功利主义考虑的批评。

总起来说，区域水利社会研究模式的人类学最大价值在于，提出了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概念，开拓了长期以来单纯围绕着土地概念建立起来的系列分析框架之外的学术视野。从水利社会史的许多著述来看，比如《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等，这些“水利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市场层级”社会和“祭祀圈/信仰圈”。究竟是先有水利社会，还是先有“市场层级”社会，抑或“祭祀圈/信仰圈”?今后区域水利社会研究不可回避这些问题。

五、区域社会的界定

如何定义区域社会?市场层级理论、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水利社会理论、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理论均从特定的研究对象出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更为一般的定义而言，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尝试。行龙主张“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标准”来把握；常建华把区域社会和地域社会两个概念分开来讲；科大卫认为“区域”不过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强调“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历史建构过程。而潘英海则把区域看成是一个人群互动和文化建构一合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学者均把区域社会看成是规模上相对而有变动的单位，承认区域社会的相对性与变动性，这种共同反对按照行政区划或自然地理来研究区域社会的策略是值得肯定的。

通过对上述诸模型的简要梳理，从研究视角上大致可以归纳出人类学是如何看待“区域社会”的：借以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整个区域社会被组织起来并维持运转。所谓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指的是“市场”、“神明信仰”、“水利”、“宗族”、“内卷化”、“文化权力网络”等。从这一定义出发，“区域社会”又可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能够把整个区域内村落、市镇的人、物、事等统合起来，仅仅一个架构即可；一种是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星罗棋布于整个区域社会之内，每个村子都具备这种机制，但并非每个村子都采取这种机制来运作。不论哪种类型，如果失去了这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整个区域社会将无法运转。市场层级社会、巳圈/信仰圈社会、水利社会属于第一种类型，珠江流域的宗族社会等属于第二类。

第8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与会代表提交了论文55篇，大会宣讲43篇，历时3天共分14场次。本次研讨会将理论研讨与地方文化考察、民间音乐观摩表演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研讨会区域文化主题得到深度凸显。

一、文化地理：区域音乐新视角

这一板块称为“区域音乐研究与文化地理学”。张晓虹以《区域音乐研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意义》为题，强调文化地理学是一门注重分析文化现象空间特征的学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居于乡音特点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区域特征和进行文化区划不可或缺的工作。强调打破学科畛域，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音乐研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水平的提高。华干林在《扬州地域文化概览》中介绍了扬州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乔建中在《两点思考，一些问题——简议区域音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中说，区域音乐研究有丰富的音乐资料、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资鉴的优势，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劲”，较少关注大学科的新成果、新态势的不足。樊祖荫在《乐种研究在区域音乐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强调，乐种研究是区域音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务，建议以形态研究为中心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蔡际洲在《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至戏曲、器乐、曲艺、歌舞、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音乐人才等领域，研究视角从“分布状态研究”到关于传播变迁、历史渊源和生态环境等多样化方向发展，学科意识日益增强，研究从自发阶段逐渐向自觉阶段迈进。谢嘉幸作了《音乐学转向中的地方音乐学构建——以北京音乐学的探索为例》的发言，指出哲学范式的变化使学科音乐学向实践音乐学转向，而音乐实践活动的研究趋向于将分门别类的音乐学学科知识整合一体。作为“地方音乐学”构建，以中国音乐学院的“两会一节”及相关课题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北京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二、理论方法：学科凝练话题多

“区域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板块居于区域音乐研究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型，规范话语显得迫切。项阳作了《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的发言，强调区域音乐研究中应关注国家存在，关注国家礼仪用乐制度，从整体意义上认知，立体化地研究区域音乐文化，既要辨析差异性，又要把握整体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区域分布与区域传承》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形势严峻，民间固有传承、学校传承、旅游传承、馆藏传承、创作传承和媒体传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华在《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中认为，音乐学体系与音乐人类学所具有不同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哲学的张扬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必要前提。杨红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区域音乐研究》从空间级序、文化类聚、音声景观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出对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建构。孟凡玉在《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认为，通过对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乡土性与都市性的探讨揭示区域音乐的地方属性。洛秦在《“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中提出，“音乐上海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以城市音乐人类学为依托的一个特定城市音乐研究的地方性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学理化研究。该发言与谢嘉幸提出的“北京音乐学”南北呼应，引起强烈反响。刘永福在《“‘同均三宫’只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吗？》中认为，“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理论”；它不是“假象和错觉”，而是中国传统宫调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历史性存在”视野下的民族音乐》中认为，应从世界整体和历史时空视角去审视、把握民族音乐现象。杨殿斛在《音乐民族志建构：中国家乡人类学的“写文化”》中说，家乡人类学的音乐民族志构建是陌生化与熟悉化的结合，使音乐民族志“写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观”和“深描”的学科价值。

三、江浙音乐：江南文化论得失

第三板块是“江浙音乐与广陵派研究”，也是区域会议的特色，即以会议举办地所在区域的音乐文化为主题。张美林在《扬州音乐文化研究综述》中说，扬州民间音乐得到了保护与传承，《扬州音乐文化简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扬州大学音乐研究所制定了扬州音乐长久的研究规划。邵萍在《扬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扬州栽秧号子结构分析》中说，扬州栽秧号子是扬州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扬州道情、清曲和戏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青在《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吴江派与吴江曲人徐大椿》中说，徐大椿在吴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论基础上提倡“作曲者与唱曲者不可不相谋”的创作理念。杨曦帆在《民俗场景中的传统音乐——江南运河音乐文化的民俗与历史》中说，江南运河沿线是漕粮转运口岸、商业都会和民间游艺场所，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过重要作用。

第9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文化病理

［作者简介］王忠惠（1988- ），女，山东济南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重庆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职业教育统筹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FJK016，项目主持人：全）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15-03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话题一度引发研究者们的热议，成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紧迫而又现实的命题。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更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触角”不仅延伸到教育、经济等相关领域，还受到文化领域的审视与关照。文化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第三类变量，彰显了两者联动的文化向度，探寻出两者联动的“文化病理”，进而创新出两者联动的文化机制，运用文化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演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无缝对接”。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向度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中指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影响着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高度耦合与相互依赖性，两者之间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这种直接关系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逐渐产生变化，两者之间的联动在环境、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演绎与嬗变。职业教育作为文化大范畴中的一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文化凭借其独特的视野与宽阔的视域，成为关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子。

文化作为影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第三类变量，通过调节变量获取不同情境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两者关系的解释，或通过不同中介变量的不同作用机制审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最终成为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转化支持路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这种无形的渗透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程：文化无关阶段、文化调节阶段、文化融入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文化并未涉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过程之中，它对两者的联动没有产生催化效果；第二阶段，文化作为调节变量引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过程之中，它影响着两者关系的强弱或关系的方向，使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逐渐深入；第三阶段，文化作为中介变量介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过程，深化了区域经济通过各种机制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职业教育如何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借鉴。

文化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中介效用涉及不同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张力，文化的性格与张力在文化作为第三类变量的同时得以产生与扩散，意图通过中介变量的身份成为职业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促进两者联动的效力与活力。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中转站”，文化依靠文化引领的功能、文化整合的作用、文化多元的性格以及文化共生的张力凝结成文化合力的“集结体”（见图2），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嵌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之中，从而推进两者联动与互动的进程和速度。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病理”

“病理”是医学的专业名词，“病”是指“疾病”“生病”，也就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状态。文化病理是对“病理”的延伸与异化，它是在文化领域中由于异常条件使文化职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结果派生出许多种脱逸行为的过程。①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的“文化病理”则是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系统中出现异常因素，导致系统不稳定进而引发功能障碍，产生两者联动偏离正常发展模式的一种失调状态。文化功能的缺位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联动中“文化病理”的出现，产生职业教育与区域联动发展的异化现象与失调状态，形成了从职业教育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内部黑箱。

（一）价值引导的现象偏颇

价值引导是文化世界建构价值意识的表现，文化世界的价值意识是通过无数“文化场” “行为场”、文化环境、情境、生活细节体现的，是人根据自己的灵明之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并通过理解、体验、想象、领悟等知性活动能力把上述种种文化情境中的价值和意义内化、整合为价值意识的过程。②政府、企业与学校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三方秉持的价值意识影响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方向与进程，由于三方不同的价值理念，产生多方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造成三方均试图通过控制其他方的文化走向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过程中三方关系的不可调和。政府、企业与学校因其不同的利益诉求营造出不同的文化氛围，继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政府的服务理念企图通过渗透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与学校的文化塑造，引导企业与学校的行为方式向政府的服务理念靠拢，但因企业与学校在表面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一致性，在实质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背离性，造成政府因文化控制的困境对企业与学校的资源投入不足，引导作用不明显；企业的终极目标是经济效益的考量，它试图通过“经济霸权”的力量形成“文化霸权”的控制，让政府与学校为其经济利益的扩张而服务；学校以培养人才为办学理念，人才质量的高低决定学校办学水平的好坏，但学校的最终考核是就业率与就业水平的衡量，学校为实现自身的“品牌效应”意图通过学校对人才培养的控制力量引导政府与企业对学校的支持与服务。三方的关系由于价值引导的现象偏颇逐渐分崩离析。

（二）文化特色的理念缺失

文化特色既是区别于他者的标志又是促成自身发展的优势，特色文化发展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切入点，有益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吻合度的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文化特色的理念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的文化特色理念缺失。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存在大众化倾向，普遍存在追求热门专业、专业设置重复的严重现象，专业设置不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自身发展的状况，专业多而不精，大众化倾向明显，特色化趋势不足，造成人才的专业不专、专业不对口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呈现低水平趋势。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是培养高端的技术人才，导生性与技术性的文化导向引领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人文性文化导向成为职业教育的众矢之的并逐渐落寞，这种目标的过度偏移导致人才的规格在技能水平与素质水平上的不平衡，致使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处于高层职业的瓶颈。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特色理念缺失。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旨归，囿于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对新兴的特色文化产业与特色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大，形成了经济追风、跟风的思想，忽视了本区域的环境特征、技术特征与产业特征，阻碍了集聚人文特色与地域特色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特色文化产业与特色经济的“名存实亡”，同时引发职业教育对特色人才培养计划的流失。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差异性，职业教育受制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无法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与发展方向的特色专业，只能设置所谓的热门专业，导致专业设置不能与本区域的特色产业相对接。

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文化机制

（一）文化引领：区域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机制

职业教育集团化以人才培养为办学核心，以集约化、规模化为办学行为，以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为办学模式，以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校、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为办学主体，体现出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共同价值观，以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为宗旨，具有集团化主体多元性、资源共享性、管理协调性以及利益共赢性等四个特点，它的价值观、行为宗旨与特点都包含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发挥着文化在教育和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引导功能。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可从区域视角分为区域内职业教育集团化与区域间职业教育集团化两个向度，两个向度分别从文化引领和价值引导两个方面促进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1.区域内职教集团化。区域内职教集团化追求区域内的特色发展，它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审视。第一，职业教育的横纵向审视。横向层面是对同区域内同等层次职业院校的集团化，如同一区域中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高职院校的集团化；纵向层面主要是对同一区域中职与高职的集团化，关涉中职与高职在若干方面的衔接。第二，职业教育的内外部审视。内部层面是对职业教育自身体系的审视，依据职业教育本身的划分类型组建集团化；外部层面是对职业教育与企业、科研院校等以外的机构或组织的集团化。职业教育的横纵向与内外部层面的集团化需要不同层级院校间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衔接以及相同层级院校间资源、师资的对流，更需要不同院校间价值理念的统一，价值机制的引导，以此驱动职业院校形成合力走向共同发展。

2.区域间职教集团化。区域间职教集团化寻求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制约着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与良性发展，而区域间职业教育集团化是解决经济发展差异大、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重要途径，如东西部职业院校的联动合作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统筹东西部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东西部优势汇聚与优势互补，形成东西部职业教育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总体竞争力。区域间职教集团化是优势与弱势地区或优势与优势地区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联结纽带，它在联接不同区域经济、资源与设施的同时，也共通着两地区的人才与文化，只有不同区域持有相同的文化认同感，才能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本的流动，进而促进各区域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文化整合：多方主体耦合化的管理机制

由于政府、企业与学校追求不同的利益目标，秉持各自的利益逻辑，形成三者之间相互博弈的利益“怪圈”，导致政府的推动不明显，企业的参与度不强，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规格不高的恶性结果。政府、企业与学校存在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三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来解决，不同的利益追求很难在短期内保持统一，如果三者之间不能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三者之间共赢性博弈的实现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要促进多方主体的文化整合，同时要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政府、企业与学校的耦合点。

1.多方主体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实现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凝聚，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政府、企业与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多方主体，一方面，要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规避不同主体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霸权现象，寻求多方主体之间共同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多方主体要整合多方文化，只有政府的文化理念、企业的文化向度与学校的文化氛围形成合力，才能促进三者的文化整合，推动三者在文化层面的融合与共进，并影响多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行为方式。

2.多方主体的价值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等于“文化企业+高新技术+资本市场”。没有高新技术，就不能满足大众对多品种、多样化、多层次、多载体的文化需求；没有资本市场，文化的技术化创新和拓展路径就没有支撑，难以做大做强；没有资本的对接，文化创意就无法广泛投融资，文化不能真正成为产业。③文化产业是政府、企业与学校的耦合点，它需要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调控，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以及学校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它将政府、企业与学校凝聚成一个整体，舍弃了多方主体之间的根本冲突，着眼于多方主体之间的整合与共同利益，实现多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耦合化。

（三）文化多元：区域文化特色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多元化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因此，改变传统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1.课程设置的多元化。课程设置一方面应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应迎合城乡居民的个体发展需要，因此，课程选择应包含两方面的适切性。第一，课程设置与市场的适切性。依据区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技术结构等开发具有市场导向的多元课程，课程既要凸显本区域的特色又要兼顾市场经济的需求，实现课程市场化与特色化的统一。第二，课程设置与个体需求的适切。职业教育应为区域内的结构性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边缘人员”设置培训课程，开展相关职业的培训活动，帮助“边缘人员”重回职业岗位。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要求职业教育的教学应是多元模式的整合，多元整合的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整合。一是学校形态的教学模式，强调职业教育的学科本位；二是企业参与形态，强调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三是校企结合形态，强调职业教育的素质本位。多元整合的教学模式是文化人与职业人融合的重要方式，是知识、能力与素质三位一体构建的重要路径，是职业教育“完整人”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3.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评价应包括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层化评价内容、多样化评价方式、适切化评价时机、系统化评价标准。④评价主体既应包括职业教育机构，又应包括政府、企业、行业等主体；评价内容既应有课堂教学评价，又应有实训基地评价；评价方式既需要线性评价，又需要非线性评价；评价时机既要求诊断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又要求形成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评价标准应是职业标准与岗位要求的有效结合。

（四）文化共生：双元共进一体化的招生就业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多发生在企业各自的价值链之间。价值链是一种共生系统，链条中每一个链扣都是该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招生就业体制中政府政策的出台、职业技术教育院校的招生以及企业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价值链，政府、职业教育院校及企业分别位于价值链的上游、中游与下游，政府政策的出台影响招生的规模与就业的形势，招生的规模与就业的形势互为条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双元共进一体化的招生与就业机制必将成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有效推动力量。

“双元制”的招生就业机制代表了企业与职业学校两个办学主体、学习地点之间的合作，两者的合作在深层次上则意味着受教育者两个身份的融合、两个教学目标要求与两种教育方式的结合，这种融合和结合是通过国家政策、法律以及各方的共同参与来进行协调的。⑤招生就业的双元共进一体化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目标体系的双元，目标追寻能力本位与就业导向双重效果；第二，制度体系的双元，双元是企业自主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制度；第三，培训体系的双元，培训是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有效结合；第四，训练体系的双元，训练既包括私营企业里的职业训练，又包括公立学校中的教育教学；第五，管理体系的双元，管理是私法与公法的协调统一，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培训体系、训练体系以及管理体系共同结合、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共进的一体化模式，而双元共进最终指向招生与就业的共生，它们始终围绕共生的理念共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注释］

①林艳.教师文化病理现象透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12）：44.

②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8.

③田海明.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及发展之思考［J］.学术界，201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