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字]内部劳动力市场　交易成本　专用性人力资本　信息不对称　长期契约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涉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一研究领域，他们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基本假说，并将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作为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如将非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等概念运用到这一领域，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假说和相关模型，其中，以贝克尔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就业安排如长期雇佣合约、内部职务晋升、年功序列工作制，本质上是由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决定的。长期雇佣合约通过所谓“锁住效应”保护了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沉淀价值，同时增加了雇佣双方长期合作的激励，因而，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被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基础。由萨洛普提出的塞选模型将在企业内部实行的年工资制度的原因归结为雇主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雇员特征的塞选行为。一般说来，雇主在支付大量费用对雇员进行培训之后，较愿意与雇员签订较长期的雇佣合约，以免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流失，雇主可能使用报酬后置这一分配政策，将那些较少具有跳槽倾向而愿意在企业长期工作的雇员塞选出来，该理论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以一种较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雇佣双方的有效匹配。以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学说倾向内部劳动力市场是通过将工资与工作岗位挂钩以及实际内部晋升的制度安排，防止了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工资谈判中出现的讨价还价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约。

二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及特征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

如果将企业外部的各种人才供给来源称为外部劳动力市场，那么相应地，企业内部的人才资源可以称作内部劳动力市场。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劳动力并不完全是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招聘、筛选、考核进行配置的。只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是不够的，实际上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为重要，因为有近80％的劳动力都是处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中。事实上，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下，企业只从外部劳动力市场雇佣某一层次(通常是较低层次)的人员，其他层次的职位空缺都由企业内部的人员通过调换和晋升来填补。

我们总结前人的理论，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下一个定义：在雇主和员工之间存在契约(尽管未必是正式的成文契约)的前提下，员工与企业之间具有长期的附属关系并强调正式规则和程序的雇佣关系，同时企业采取晋升内部优先制(强调资历)、在岗培训制(与晋升挂钩)、薪酬与职位挂钩制等有效的管理结构。事实上，内部劳动市场并不是一种市场，而是一种劳动力分配的管理系统。狭义概念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有些文献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边界线定为制造业中的无技术或半技术的蓝领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按照工作程序安排的。后来此边界扩展到那些从事文书、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人。

(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关系类似于组织内部的科层管理，雇佣具有高稳定性，高层职位存在内部晋升机制，在晋升和工薪分配中充分体现年资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外部劳动力市场通常是以价格或经济杠杆来配置人力资源的，而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以管理和惯例为调节手段。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作为一个科层组织，其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完全纳入了科层组织内部的管理规则和程序中，规章制度成为内部调节的主要手段，同时，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文化和雇佣传统等非正式规则也对雇佣双方的行为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刚性特征，进而对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也有重要的影响。

2.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受经济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经常性发生着变动，由此所形成的雇佣关系是短期的，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则存在着雇佣关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的今天，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员工的在职培训日益重视，这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从而引起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向保护人力资本、追求内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降低人力资源替换成本方向倾斜，企业往往通过默契和承诺来维系雇佣关系的稳定。一般不轻易解雇员工。员工也不会因为工资变动和工资差别而轻易地脱离企业，他们会在组织内部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组织中设法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

三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及相关收益

(一)劳动力替换成本等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

科斯(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强调了企业组织对市场交易的替代关系。科斯认为，与市场活动一样，企业也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价格机制运行是有成本的，使用价格机制的市场交易中有时存在相当高的交易费用，而企业组织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企业组织内部契约活动要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科斯在考察企业的性质中，还提出企业组织的内部契约是一种长期契约，是为了避免市场中一系列短期契约的风险而出现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78)

和张五常(Chetmg，1983)

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张五常详细考察了价格机制运行中的信息费用、考核费用等，认为这些费用同样属于市场交易的费用，在企业契约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的时候，企业的内部契约关系可以取代市场交换关系。

劳动力的替代成本作为交易成本是很高昂的，劳动力的替换成本包括：一是雇佣新劳动力和解雇原有劳动力的直接成本。从企业或是雇主来说，为了寻找合适的雇员，需要花费招聘、筛选、培训等成本。从雇员角度来说，为了寻找合适的工作，也需要不断地收集信息、权衡比较、从而需要制服各种转换或寻职成本。显然，这些成本与雇佣合约签订的次数是正相关的，合约期越短，雇佣关系变更越频繁，交易成本越高。可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形成长期契约关系。二是由于内部人不愿与企业新成员合作，而破坏与新成员的关系所以引起的成本；三是劳动力替换对生产力的生产效率造成负面影响而包含的成本，这其中包括企业文化蜕变成本，人才流失常常发生在其有创新意识、与传统文化不相容的人才群体，结果导致企业朝表面趋同方向蜕变，缺乏创新精神。当企业考虑这些成本因素后，往往发现维持现有契约关系不变是相对明智的选择。

此外，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围绕利益分配问题的经常性讨价还价行为产生的谈判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有关职位分配和工资报酬等刚性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

(二)知识专用性和岗位特殊性的存在决定了内部劳动力市

场的长期契约性

如前所述特殊人力资本可以是企业对雇员进行特殊技能训练的结果，也可以是由于雇佣关系终止而引致的成本损失，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把特殊人力资本看做是工人和企业匹配的质量。Jovanvic(1979)认为，特定工人和企业匹配的生产率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事先不可观察，需要雇佣期限的增加而不断被了解。该模型得出了一个匹配质量的性质：如果工人对预期的匹配质量要低于工人的保留匹配质量，工人就会迟职。在匹配的早期，工人对匹配质量的不确定性很高，离职寻找新工作的工作代价很大。由于预期匹配质量变高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早期匹配质量低，工人也呆在原企业。工作时间更长后，工人对匹配质量的不确定性降低，保留匹配质量上升，在这一点。离职率上升，不良匹配被清除。剩余匹配都是离职率低的高质量的匹配。该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关系终止比率开始很低，然后变高，随后又非常低的客观现象。也说明了为了减少无效的质量匹配，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有效地缓解劳资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减少经济上无效率离职带来的效率损失，也有利于减少无效的质量匹配，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劳动力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决定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契约性

第2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3-0044-02

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的重要举措，鲁昕部长解读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五个基本特征和必须进行的三个重点领域改革，值得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者深思。高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提升自身办学水平，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就必须研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因而在实质上是劳动力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尤其是一线劳动力对先进技术的适应能力日益成为产业和企业升级的人力资源瓶颈，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高等职业教育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人才培养，既能为国家经济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又适销对路，促进毕业生就业。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现状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1991年，中国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颁布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后两部法令确立了高等职业院校的法律地位。

进入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类型的地位得以确立，在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了一些系列高等职业教育改革。2000年1月，教育部了《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及培养模式的特征，指出“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并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学校与社会用人部门结合、师生与实际劳动者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是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这份文件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此后，教育部在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中开展了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工作，于2004年提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导向，即高等职业教育要走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这个要求的提出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务院提出了重点建设100所“示范”高等职业院校，2010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决定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遴选了100所骨干高职建设院校，分三批开展建设。这项工作的开展，促使高等职业教育深化教育改革、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道路，例如采取“订单式”培养计划、与企业联合办学等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随着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表现为高职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下，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又无处可寻。今年国家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高等职业教育提升现有办学水平的大好时机，高等职业教育应面向市场需求办学，通过与劳动力市场深度对接，使学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协调一致。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劳动力市场，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必经之路。从发展上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1978―1983年，以计划体制外放开为主要特征，即只限于各类集体和个体经济的企业和部门的需求。第二阶段：1983―1992年，以体制内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流动为主要特征，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企业承包责任制、劳动合同制及工资制度改革等，使体制内的劳动力开始向体制外流动。第三阶段：1993―1997年，以中央明确确立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资源配置双轨制为主要特征，1993年11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政府首次用劳动力市场的提法，此时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同时并存。第四阶段：1998年以后，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全面展开阶段，各地1998年开始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解决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的流动问题，2002年底各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全部撤销，“下岗”与“失业”并轨，为劳动力市场建设奠定了基础。政府加强了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的秩序。各省市（区、县）基本建立了公共职业介绍机构，逐渐形成了以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为主、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为补充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现阶段已初具规模。目前我国主要劳动力市场由以下几类就业机构构成：各级人事部门举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各类民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各级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各类民办的职业介绍所；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类劳动力供需交流会；社区劳动服务部门；专门的职业介绍网站。中国劳动力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网络十分发达，就业中介组织和网站大量存在，但没有建立覆盖全国的信息系统，没有对供求信息进行系统整合，虽然自2011年开始，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外公布《全国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为政府调控劳动力需求、指导就业和培训、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了重要依据，但从为国家教育培训战略的制定提供信息支持的角度讲，信息的全面性、实用性、权威性和前瞻性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深度对接探讨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都在进行“产学融合，校企合作”，但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基本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很难做到人才结构在宏观上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这就需要建设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高等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深度对接、良性互动，是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平衡的前提。

1.政府着力建设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机制。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加快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管理系统。着力建设公信力强的劳动力市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储存、传输和反馈；为国家或地方劳动力资源教育培训战略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指导，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保证信息如实、充分传递。

2.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建立正向互动关系。高职教育进行人才培养，其毕业生通过劳动力市场找到就业岗位，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生产经营者向劳动力市场发出用人要求，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在产业结构升级的今天，需求方更加迫切招进适于产业发展的劳动者，他们会提出人员数量、结构、技能、素质等的要求，劳动力市场作为联系企业和人才培养单位的中介，在嫁接供需双方进行招聘等活动的同时把这一需求信号反馈给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高职教育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趋势调整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模和人才培养方向，为劳动力市场培养合格劳动者；也就是说高职教育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调研、分析和预测，经过三年的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在人员的数量、结构、技能、素质需求相吻合，使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模、水平、目标与产业岗位需求协调一致，当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符合了劳动力市场这一需求时，两者达到匹配，形成正向互动，并在互动中保持长期、有序、平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欢迎，达到教育―就业间的促进关系。

3.高职教育专业设置采用“跟动”模式。职业教育的使命是支持国家完成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技术技能积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动都会对社会职业岗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为此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采用“跟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模式。“跟动”模式的特点，一是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就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设置专业，通过专业设置使高职教育不断满足服务客体的特定需求，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市场，把握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特征，由劳动力市场导向替换学校资源导向，从而使专业设置的过程成为调整高职院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互动关系的过程。围绕劳动力市场需求并迅速顺应需求，就保证了专业设置的正确方向和高职教育的社会效益。二是以行业为依托，专业设置必须把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放在首位，从职业分析入手，根据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兼顾人才可持续发展需要，为学校寻找相应的行业依托，以产学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式，实现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三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专业设置以劳动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灵活性，但教育自身的特点又要求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专业的设置与实施，需要大量的软硬件条件支撑，只有相对稳定的长线专业才能保证投入的有效，保证教育效益的实现，因此在新专业开发中，要极为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调研，在稳定中求适应，用专业基础的稳定去支持专业方向的灵活，用专业方向的灵活来保证专业基础的稳定。

总之，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中，高等职业教育应瞄准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走向，面对市场需求办学。这就需要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深度对接，全面掌握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和预测，以前瞻求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第二代农民工 劳动力市场 就业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入城镇，逐步成为了推动城市化基础建设的主力军。在时代变迁中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了主力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并较父辈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城市居住形态。考察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我国就业现状如此严峻的成因。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仍处于低端就业市场，但是，已逐步呈现出对就业环境、待遇等因素的较高需求。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因如此，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纳入到了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途径，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

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于父辈，已逐步形成城市生活的习惯。因此，处在城镇就业的第二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城市居住稳定性。得益于父辈早期出外打工的货币收入，其在接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第一代。从而，这也直接影响了第二代农民工就业的岗位特征。具体而言，其就业特征如下所述：

（一）就业岗位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第一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而逐步产生的，在劳动力要素市场缺失的情形下，他们大都从事着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体力工作。在此基础上，诸多第二代农民工在读书期间，要么跟随父母居住在城市，要么在乡下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一成长经历，促使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岗位时，则突显出灵活、多元化的特征。随着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民工覆盖，以及劳动力市场逐步规范，便从客观因素上推动了第二代农民工多元化就业的趋势。

（二）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

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体现在：（1）第二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岗位的发展前景；（2）更加关注岗位的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收入水平；（3）已经产生了有意识的职业规划行为。因此，他们与城镇同龄劳动了相比较，除了缺少城镇户籍之外，其它的区别并不明显。特别指出，目前农村的新型保障制度和其它优惠政策，使他们减少了加入城市户籍的意愿。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一般而言，其就业渠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方式：

（一）跟随父母的就业途径

其父母或称为“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多年的外出打工已逐渐形成了，具有资产专用性的技能以及就业区域。他们的子女若长期跟随其身边，或是在老家接受完初中层次教育后，便在父母的影响下进入就业领域。由于，第二代农民工具有比父母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就业区域、岗位选择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就业磨合期，第二代农民工往往在原有就业基础上，展开更高级职位的寻找。

（二）跟随老乡的就业途径

跟随老乡就业的途径，不仅源于企业方的用工需求，即，春节前委托企业员工回老家招聘员工；同时，也是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传统。跟随老乡进入就业渠道，往往存在较强的岗位忠诚度。在以乡亲为纽带的非正式组织中，组织内的领头人在就业导向上为其他组员产生着极强的示范作用。也许正因如此，领头人的岗位忠诚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那些第二代农民工。

三、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考察时，须将劳动力市场区分为：劳动力要素市场、劳动力岗位。通过上文的阐述，这两者所反映的特点是不同的。

（一）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影响

劳动力要素市场作为为企业、家庭户提供就业信息的中介，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逐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大都未通过劳动力要素市场进入就业岗位。不难理解，在城市劳动力就业中心这类中介中，大量充斥着的劳动力主要呈现为：大学生、其他城市人口。

（二）对劳动岗位的影响

对于劳动岗位的影响则是深刻的。由于受到不同就业环境的参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城市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岗位满足感。这一满足感通过：较高的岗位忠诚度、较低的工资接受意愿体现出来。在此背景下，企业必然乐于招聘第二代农民工。但是，他们的就业仍处于低端层次，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因此，在中、高端就业岗位还未形成实质性影响。

可以预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大量第二代农民工将反乡寻找工作。这样一来，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环境会得到改善。

具体到本企业而言，在不久的将来，以“环境相对较差、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为主要特征的两种用工形式，即劳务承包、劳务派遣将面临挑战。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成本的上升，二是部分岗位较难招人。因此，企业应尽早制定对策，一方面通过装备、工艺升级改造来减少用工、改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不断根据市场形势调整薪酬水平，确保用工稳定。

四、小结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参考文献：

[1]胡正梁.如何看待“刘易斯拐点”[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0,(7)

第4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军事人力资源配置；经济学阐释

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企业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制度和惯例等，具有长期雇佣、内部晋升和报酬后置等完全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从军事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安排来看，体现出了鲜明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尽管与企业组织和公共组织有很大不同，但是军事组织还是具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可以视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一、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决定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信息障碍的存在，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现货交易相比，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契约关系能节省交易成本和降低交易风险，这也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

第一，军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通用性。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一种仅对于某一特定的企业或组织有效的人力资本，一旦离开这一企业或组织其生产力会锐减，甚至变为零。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属于一种典型的“沉淀成本”，在短期雇佣关系下任何理性的雇主和雇员都不会愿意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而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可以保证雇佣双方收回“沉淀成本”。在军事领域内非常典型地存在着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如作战指挥能力、武器操作技能等。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就在于：通过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军队可以实现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军人也不必担忧掌握的军事专用性知识和技能“无用武之地”。另外，干中学、在职培训等因素也是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都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相关。

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是有约束条件的，即存在军事人力资本专用性。军事人力资本既包括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也包括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现实中不同的岗位对于人力资本的军事专用性的要求也不同，如作战部队的指挥军官主要具备的是组训能力、指挥技能等形式的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军队医院的医生所具备的则是医学知识和技能等形式的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由此，我们认为，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有边界的，划分依据就是人力资本的军事专用性。对于军事专用性人力资本，应运用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来配置；对于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则应运用外部劳动力市场。

第二，信息障碍。信息经济学认为，现实世界存在着信息障碍，即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外部市场上雇佣双方短期的、暂时性的交易活动往往难以形成合作的激励，机会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选择。在军事劳动关系中不仅存在信息障碍，而且由于军事劳动的特殊性，信息障碍表现得更为突出。军事劳动生产的是“国防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国防安全”本身是无法量化的。可以说，军事劳动成果的难以计量是军事劳动关系中信息障碍存在的根本原因。另外，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也与信息障碍存在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军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较高，各种管理技术比较成熟，能够对军人的能力素质和绩效进行科学考评，那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国防安全”难以计量带来的信息障碍。在信息障碍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使双方的博弈关系由一次性和短期性变为重复性和长期性，强化了“信誉”或“声望”机制对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因而，军事劳动关系中信息障碍的存在要求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单一化（即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

二、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局限于单一的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凡是军事领域内的人力资源一律“穿军装”。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日趋深入，军队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军队对高素质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增加。在有限的军费开支下，军队的理性选择是压缩在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来保障高素质军事专用性人才建设的需要。与此同时，信息障碍的影响却在日渐弱化。随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尤其是在人才甄别、绩效考核等方面。这些管理技术在军队人事管理实践中的运用，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军事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信息障碍。

新的形势下，军事人力资本多样性对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信息障碍的影响力却在日渐弱化，最终必将是前者的影响力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原有的单一配置方式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效率基础，多元化才是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选择。后勤社会化保障、非现役文职人员的引入，标志着我国军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改革。这些举措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现实体现，是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后勤保障社会化实现了后勤保障人员配置方式的转变，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已经得到验证。非现役文职人员目前所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窄。从理论上来讲，非现役文职人员是可以引入到所有军民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领域内的。现实中外军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我军相比，外军的文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范围更广。外军除作战部队原则上不使用文职人员外，文职人员遍布军队许多部门和岗位，上至国防部长，下至各类勤杂人员都可由文职人员担任。

同时，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经济理性也为军官职业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撑。军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决定了军队与军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劳动契约关系。通过这种长期稳定的契约，军队与军人双方能够收回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沉淀成本”，从而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目前，我国兵役制度还没有实现军官职业化，大多数军官或早或晚都将面临转业。一旦转业，转业军官身上多年形成的专用性军事人力资本就将完全失去生产力，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从理论上来讲，军官职业化正是避免这种“沉淀成本”的发生、形成长期稳定的军事劳动契约关系的理想选择。当然，兵役制度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单凭此并不能完全证明目前在我国实行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但军队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路径，有助于对军官职业化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第5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第6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市场竣视壁垒来源表现

1．歧视的来源

政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是普遍存在的，为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政视以便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消除政视，我们应该先揭示出政视的来源。政视懂得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来源是个人偏见，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雇主、作为同事的雇员以及顾客不喜欢与某些属于特定群体的雇员打交道而造成的;歧视的第二个来源是先人为主的统计性偏见，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雇主用某种先人为主的群体的共性来代替个体的特性而引起的;第三个来源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垄断力量。

1.1个人偏好

个人偏好是指人们对那些和自己有着不同特征的其他人持有的成见和反对态度。有偏好的人未必一定会进行歧视活动，但当基于个人偏好而采取了反对他人的行动，使他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就产生了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按个人偏好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雇主歧视、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

1.1.1雇主歧视

雇主歧视是由于待雇佣者因自己的与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与雇主的个人偏好相悖，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1.1.2雇员歧视

雇员歧视是指，某些雇员由于其他雇员在非经济因素上与自己的个人偏好不符，而使雇主采用了对其他雇员的不公平待遇的决策而产生的歧视。

1·1.3顾客歧视

顾客歧视是指，因被服务对象的个人偏好而造成的歧视。

1.2统计性歧视

统计性歧视是由于统计方法不全面，或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所谓统计性歧视，是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视为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如果群体中的个体与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差别较大时，雇主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佣标准，就产生了统计性歧视。显然，雇主在雇佣工人之前，都会事先对求职者的个人特征做出评价。对其潜在生产率做出评沽。但是他们却很难详细地了解每一个求职者的具体特征，因此他们只能借助于每一个求职者所属的群体的特征，对求职者做出评沽。可是群体特征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特征，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出个体的生产率，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不存在个人偏好，统计性歧视也会产生。

1.3垄断力量

劳动力就业市场并不都是完全竞争的，也存在着垄断力量，而垄断力量也是造成政视的一个来源，主要表现在拥挤效应上。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存在着职业隔离，尤其是按照性别形成的职业隔离，表现为把职业划分为“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女性职业”主要包括护士，秘书，售货员，服务员等，“男性职业”主要包括工程师，律师，管理人员等，由于妇女的就业职位相对有限，处于一个比较拥挤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职业中的女雇员供给大于需求，工资将被压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2．歧视的表现

歧视现象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土是)一泛存在的，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学历歧视，年龄歧视，身体歧视。

2.1，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种歧视现象。男人和女人似乎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

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求职的难易程度还表现在男女“同工不同酬”上。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从90年到2000年10年间，在业妇女收人与男性收人的差距明显拉大。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人为7409.7元，是男性收人的70.1%，男女两性收人差距比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99年的年均收人为2368.7元，是男性收人的59,6%，差距比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

2.2户籍歧视

目前世界上还实行户籍管制的国家只有三个:朝鲜，贝宁，还有中国。正是由于实行户籍管制制度才导致了户籍歧视现象的产生。户籍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主要有两种表现:劳动力地域的限制进人和劳动力行业的限制进人。

劳动力地域的限制进人主要表现为各发达地区，开放地区先富起来的城市对进城打上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上的限制。劳动力行业的限制进人表现为在一些劳动力流向较集中的城市，对外地劳动力只开放部分经济部门与行业，而对另一些经济部门与行业贝9限制或禁止外地劳动力的进人。

2.3学历歧视

在当前的经济时代，一纸本科以的毕业文凭就像“”时代的贫下中农出身一样重要。现在若想应聘，晋升，选拔，本科以学历儿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就业率也随着学历的降低而降低。据教育部学生司统计，2001年中国高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115万人。截至当年6月，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95%，本科生为80%,而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仪为40%。在各人才市场1=各用人单位几乎都是非本科以卜学历不要。学历政视不仅表现在对低学历层次的劳动者的政视上，还表现在同一学历层次上，对不同院校毕业生的政视上。普通院校的学生整体素质或许不如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整体素质高，但这些普通院校中也不乏此优秀之才呀，这些限制性条款对这些优秀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政视，一种学历上的歧视，一种典型的统计性歧视!

2.4年龄政视

年龄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也是屡见不鲜，绝人多数用人单位都对应聘者提出了年龄限制，“女性20一28周岁，男性35周岁以下”。在一些行业和部门，更是对40岁的普通女性职工实行“一刀切”，说法委婉，称之为“内退”。40岁儿乎成了普通女性职下在岗与下岗的一道分水岭。

2．5身体歧视

在劳动的身体歧视主要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容貌和身高的歧视上。在招聘会上许多用人单位都提出这方面的限制条件。

3如何消除歧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剥夺了被政视者的白由和权利，给个人和社会造成了损失。因此我们应努力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而在消除歧视的过程中政府无疑起到重要作用，政府在消除歧视时应从以卜三大方面着手。

3.1减少歧视偏好

正是因为人们有了歧视偏好，所以人们才会去主动地歧视别人。如果歧视偏好减少，那么歧视现象也将会随之减少。在这一点政府可以通过教育的引毕日和法律的强制性来减少人们的歧视偏好。

政府在搞好教育的同时，还应加大立法，健全法制，严格执法，规范劳动力就业市场秩序。政府应在法律卜规定各单位在雇佣，培训，升迁，发放工资上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地域的人要同等对待，要司同酬。时还要注意区分招聘中的歧视与合理甄选，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什么是歧视、什么是正常的合理甄选。

3.2减少节场缺陷

劳动力市场之所以存在歧视现象与劳动力市场本身存在的种缺陷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消除歧视就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包括信自、不对称和不完全竟争。

第7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劳动关系；时代特征；构建和谐

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呈现出市场化、契约化、多元化、利益化、法制化的倾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当代中国劳动关系则又具有源起的强接续性、性质的准契约性、主体的类公民性、运行的显自协性、规范的弱制度性、走向的趋功能性特征。不管理从概念上如何表述，转轨时期中国企业的劳动关系除了契约化、市场化、法制化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一般特征外，而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则更具时代性：

1.经济利益仍然是劳动关系的核心

转轨时期经济利益仍然是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劳动关系形成和调节的杠杆，而工资报酬又是企业劳动关系中经济利益的最直接体现。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调查分析，企业员工工资报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资总体水平偏低，相对于近年来物价的上涨，工资水平提高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于农民工，实际收入在近几年甚至有所下降。二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企业内部薪酬水平差距逐渐加大，有些收入差距没有合理的依据，引起广大员工不满。三是工资分配公平失衡，不少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缺乏先进理念指导，缺乏长远战略眼光，违背了分配的公平原则。从转轨时期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事实证明，经济利益是引发劳动争议的首要问题，是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焦点和核心问题。

2.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力量失衡

转轨时期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的被动地位，企业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力量失衡，劳动者的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没有达到所导致。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来看，劳动力买方市场导致劳动者缺少谈判能力，资方在劳动力市场占有相对优势地位。由于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口禀赋的特殊性，导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特别是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强的情况下，资方有绝对的谈判优势。通过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一技之长、文化素质较低的那部分劳动者在与资本结合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资本抗衡的力量。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了就业者的期望，也增加了用人方的砝码，即使面对用人方的无理要求，劳动者往往只能被动接受。

3.劳动关系存在某些制度障碍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存在多方面的制度障碍，这既有外部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管理问题；既有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也有改革深化产生的新问题。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调查分析，劳动关系存在的制度障碍主要有：一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机制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很不完善。二是相关法律政策不健全。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虽然我国社会保险各险种在“十一五”期间覆盖面逐渐扩大，但总体而言覆盖率还很低，特别是对于农村人口，社会保险更是一个陌生概念。多数地区无法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造成了雇主和外地务工人员都不愿缴纳养老保险的局面。三是制度现实性不够。当前，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村劳动力不仅要向城镇大量转移，而且还会在不同城镇之间频繁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和迁移人口缺乏有效保护，存在诸多现实难题。

4.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效性不够

转轨时期由于政府行政权力从传统劳动关系中退出后对劳动关系的引导和监管弱化，而现代市场经济应有的制衡劳动关系的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尚未形成对等的谈判实力，因此导致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不够。通过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分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效性不够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三方协调机制缺少法律保障。虽然目前已形成三方机制立法的基本框架，但我国关于三方机制的法律仍是空白，三方机制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和实现。此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劳动关系矛盾和法治建设要求，能够用于具体运行和实际操作的规则也很匮乏。二是协调机制的三方主体地位不明确。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并不明确，这直接影响中国企联在三方协调机制中作用的发挥。三是三方协调机制宣传力度不够。协调劳动关系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虽然目前正在广泛宣传和推广三方协调机制，但落实情况还有待提高。

5.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长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背离和谐劳动关系的现象，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长，特别是资本追逐利润和劳动者要求提高劳动报酬的矛盾非常突出。通过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现状分析，除了企业劳动冲突形式发生显著变化外，企业劳动冲突案件数量也出现逐年递增的特点。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总量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幅在20%以上，涉及人数较多的集体劳动争议也呈快速上升势头。同时，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例逐渐下降，裁决结案的比例不断上升，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的难度日益加大。

第8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了改革现行工资制度的模式,即改革现行的公司管理体制,调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调整总、分公司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现行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调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一、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

    根据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全部生产要素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此,劳动力通过市场进入企业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

    市场配置劳动力要素,首先要求劳动力作为商品流通。劳动力商品买卖的双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参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情况,通过谈判、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共同协议,完成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商品流通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劳动力商品流通的法权基础。企业必须自主用工,有权选择劳动素质高而工资要求低的劳动者;劳动者必须自主择业,有权选择劳动条件好、工资水平高的企业。买卖双方自由竞争,对等谈判,双向选择,其结果就是特定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的形成。第二,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的长期内的工资,必须同个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相一致,即按劳动力的价值分配劳动报酬,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机制的真正含义,它构成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由于劳动者在天赋、教育和学习努力方面的差别,必定会形成较大的个别劳动力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别。现阶段,在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短缺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的作用,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个别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将会拉开。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必然形成多样化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

    当前,国有保险公司分配制度改革的不合理性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总额决定办法不适应现阶段保险市场发展的要求

    几家国有保险公司都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用工,一些富余人员不能推向社会,统配人员必须安排,不能根据经济规律的要求选派管理人员;目前实行的工资总额与保费、利润直接挂钩的办法,仍然是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干预的扭曲产物,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决定机制,不能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开放的要求。因此,必须以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继续深化改革,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工用人权与自主决定职工工资水平结合起来,从而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为国有保险公司经营机制的转变创造条件。

    2.现行的职工工资制度不适应国有保险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几家国有保险公司现行的工资制度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1993]79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保险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人薪发[1994]34号)的精神,自1999年10月1日以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三家国有保险公司的职工一直实行行员等级工资制。行员等级工资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国有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严重不适应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严重不适应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的要求。在我国加入WTO和开放保险市场的条件下,它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国有保险公司迎接挑战、增强竞争能力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市场化的职工工资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劳动评价机制,把那些高强度、高质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辨别出来,并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从而适度拉开职工收入分配差距,这对于激发全体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有保险公司的振兴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可行性

    1.较低的总体工资水平不利于国有保险公司提高竞争能力。据测算,在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几家国有保险公司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3-1/5;中高级管理人员年工资水平差距更大,仅为股份制保险公司的1/8-1/6。国有保险公司较低的工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有保险公司广大职工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了国有保险公司高素质人才向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转移,降低了国有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2.较低的总体工资水平不利于国有保险公司更好地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我国即将加入WTO,根据有关协议,银行、保险和证券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业。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后,由于保险业经营的本地化特点,外资保险公司必定要从中资保险公司吸收人才,特别是那些业务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国有保险公司较低的工资水平事实上促进了人才向外资保险公司的转移,加剧了国有保险公司迎接外资公司挑战的严峻局面。

    3.现行的行员等级工资制度,不仅不符合我国保险市场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准确反应保险公司职工劳动过程的职业特点。保险行业的劳动具有其特殊性,它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劳动过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承担的风险要高于其它金融行业;它也是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保险专业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其劳动过程的主要特点;它还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比较集中的典型行业。因此,它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必定会表现为多倍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现行的行员工资制度完全没有反映保险行业劳动过程的职业特点。

    4.行员等级工资制度的平均主义分配关系不利于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行员等级工资制不能够较好地评价职工劳动的质和量,造成了平均主义和“搭便车”的分配局面;它不承认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质的差别,也不承认勤劳努力的职工和不求上进的职工在劳动投入量的差别;它没有正确地引导和激发劳动者最大化地投入自己的积极劳动,成为了国有保险公司一些职工“熬资历”的重要制度基础;它也是国有保险公司在低效率状态长期徘徊的主要原因之一。

    5.现行的行员工资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病。它是现阶段国有保险公司,特别是一些基层公司“暗箱操作”收入分配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一些基层公司发生违规案件的重要原因;它还是基层公司有意隐瞒经营信息、隐藏市场行为的重要动因;它直接地促成了国有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在低效率状态下长期运行。

    三、改革现行工资制度的模式

    国有保险公司新型工资制度可供选择的模式,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主要分配关系的调整和解决。

    1.改革现行的公司管理体制,调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

    对几家国有保险公司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国有保险公司必须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现阶段分布在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要集中到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维护出资人的利益。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由董事长聘任,经理层的工资收入由董事会通过公司章程确定。通过领导体制的改革,比较彻底地实现政企分开,消除政府部门干预国有保险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制度基础,使国有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和法人实体,为国有保险公司自主制定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条件。

    2.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调整总、分公司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废除现行的行员等级工资制,采用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收入分配制度,根据分公司对总公司的贡献度,对分公司实行等级考核,处于不同考核等级的分公司,其年度工资总额也不相同,而且拉开差距。分公司总经理实行年薪制,年薪的数量和构成与其所在分公司的重要财务指标的考核结果相一致。因此,要制定新型的能比较准确地考核分公司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新型的考核指标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利润激励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利润、利润增长率、成本利润率、人均利润等指标。(2)业务增长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保费增长率、分险种保费增长率等指标。(3)风险控制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正常年景下的赔付率、费用率等指标。(4)监督约束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业务质量、服务水平以及财务纪律的执行情况等指标。

    3.改革现行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调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第9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范文

    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确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确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和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和“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和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聚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和产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和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确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楚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和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和练习,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把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和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和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探究、创造和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和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和创造性。奔腾式确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的开发和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向,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产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产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进步,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本钱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本钱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征:①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度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和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进更高的学习教育用度;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用度。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用度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和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用度(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度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逾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以为,和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和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 V M在整体上是大大进步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终极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进大量的、凡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进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均匀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和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和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伏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

    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和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产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功能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和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和趋向。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和经营治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和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讯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和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着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参与企业成立后的营运治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上风,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定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