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精选(九篇)

第1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一、批判学派的先声

批判学派的首领马赫 由于轻视理论，专注感觉的分析，因而忽视或无暇顾及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不过他也或多或少涉及到语言问题和语言对科学的作用。

在马赫看来，自然科学知识的惟一源泉是感性知觉。但是，鉴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范围在空间和时间上受到限制，假如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头开始，这个结果只能是十分贫乏的。科学只有通过许多人经验的融合，通过语言才能朝气蓬勃地成长。当声音变得与共同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事实、现象联系在一起时，才出现了语言交流。此后，这些声音就逐渐变为这些事实的有意识的记号。借助这些声音，便有可能在讲者和听者身上唤起此刻未观察但却是先前经历过的事实的观念，从而广泛地扩大个人的经验领域。语言交流不仅是科学起源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在科学描述和研究中产生比较动机的工具。比较是科学内部生活的最强有力的元素，因为所有关联和所有概念单元都借助比较进入科学。

马赫认为，语言的主要价值是作为思想交流的媒介。正是语言使我们借助已知的东西描述新东西，用与旧东西的比较分析新东西的情况，这对讲者和听者都是收获，而且通过交流也使思想更为明晰。语言对独自思维也具有巨大的价值。词包容了对某一个兴趣领域具有重要性的一切东西，并且引起与这个范围有关联的一切图像，仿佛它们像珠子一样被串到一条线上。引人注意的是，我们能够在没有充分意识到词符所体现的所有图像的情况下正确地使用词符，恰如我们没有仔细看每一单个字母而阅读一样。在抽象概念思维中，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不用词的思维至少部分也可以实现。

马赫把科学视为对事实的描述，而描述则是在思想中摹拟事实。他把描述分为两类：直接描述即仅仅使用纯粹抽象工具的事实的言语报告或语言交流；间接描述即诉诸已经在其他地方系统阐述的，或者还没有精确地阐述的描述，如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像重物一样运动，光像波动或电振动，于是所谓的理论或理论观念都落入间接描述的范畴。当新事实变得熟悉时，用直接描述代替间接描述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而直接描述不包括非本质的东西，它把自己绝对限制在对事实的抽象理解中。马赫的结论是：“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度规单位是建筑的基石，概念是建筑的指导，而事实则是建筑的结果。我们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几乎是事实的完备的替代物，我们借助于它能够断言所有的事实。” 马赫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语言翻译问题，但是从他坚持把现象分解为感觉要素，把理论化归为事实的直接描述来看，他似乎认为科学可以翻译为日常语言，可用日常语言来描述。

彭加勒(H．Poincaré)在批评勒卢阿(Le Roy)的唯名论或极端约定论时，明确地涉及到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 。彭加勒坚决反对勒卢阿“科学家创造事实”的谬说，而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凭空创造科学事实，他用未加工事实制作科学的事实”。在彭加勒看来，末加工事实和科学事实的界限虽然不能严格地、精确地划出，但毕竟还是有合理的区别的。彭加勒以日食为例，把这个事实分析为四个等级：①不学无术的人说，天变暗了。②天文学家说，日食发生在9时。③天文学家又说，日食发生在根据由牛顿定律制定的表格所推算出的时间之内。④伽利略最后说，日食是地球绕太阳旋转的结果。考虑到误差校正，第二个等级还可以细分为：②a当我的钟表指向9时时，日食发生了。②b我的钟表慢10分钟，日食发生在9点10分。

现在我们的等级已有6个，尽管没有理由止于这个数目。例如：上述两个细分的等级之间并非是最小的间隔。第一个等级也应当细分，因为天变暗在色彩浓淡上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别，不过它们可用同一陈述“天变暗了”表述。而且，一个目睹日食的人感觉到昏暗的印象，这个印象又促使他做了天空变暗的结论，必须把印象和结论区别开来。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第一个事实才是真正的未加工的事实。

尽管彭加勒有这样的看法，尽管②和③之间存在较大的间隔，③和④之间的间隔更大，但他还是把未加工的事实定为①，因为从第二等级起，事实的表述就要与其他无数的事实相配合。彭加勒注意到：“毋庸置疑，这种分类是充分任意的，以便给人们的自由和随想留下较大的余地。一言以蔽之，这种分类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被提出时，假使有人问我：这样一个事实为真吗?我始终能知道回答什么，我的答复将由我的感觉的证据给予我。”假如在日食时，若要问：天正变暗吗?世人都将回答：是。可是，讲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语言的人将会回答：否。彭加勒反问道：“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彭加勒还举例说，我借助可动的反射镜观察电流计的偏转，反射镜把明亮的影像或光点投射到刻度尺上。未加工的事实是：我看到光点移到刻度尺；而科学事实则是：电流通过回路。彭加勒注意到， 电流通过回路这一事实意味着其他许多事情，因为电流本身不仅能用力学效应来显示，而且也能用化学、热学、光学等效应来显示。“因此，在这里同一个陈述可以适应于数目极多的完全不同的事实。”

彭加勒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洞察到：未加工事实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别，正如同一未加工事实用法语陈述和用德语陈述的差别一样。科学事实的陈述是“语言的一种约定”，“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事实而已”。因此，“科学家就事实而创造的一切不过是他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如果他预言了一个事实，他将使用这种语言，对于所有讲这种语言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来说，他的预言便摆脱了模棱两可”。

在事实领域，科学的自由活动表现在选择约定语言和有价值的观察事实上。从事实过渡到定律时，科学家自由活动的成分更大，约定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从定律上升为原理时，就纯粹是一种约定的行为，因为原理不再受实验检验，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只是方便而已。于是，彭加勒问道：由于我们的规律的表述随着我们采取的约定而变化，由于这些约定甚至可以修改这些规律的天然关系，因此在复写这些规律时，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这些约定的东西吗?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可以起到一般不变性作用的东西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不变性就是未加工事实之间的关系，即事物之间的真关系(注意：彭加勒是一位关系实在论者 )，而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要保留与某些约定有关的东西。“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性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性。例如，破译密码就是在进行字母变更时，寻求密件中保留的不变的东西。”除了这种客观的因素外，彭加勒认为，翻译之所以能够进行，从主观方面讲也在于不同语言的说者具有类似的感觉，能感觉相同的印象，承认相同的逻辑原理，一句话具有最低限度的相通的人性。这样一来，不管语言多么不同，总是能够翻译；即使既无译员亦无词典，两种语言的人接触后也能最终相互了解，正像美洲印安人最终了解他们的征服者的语言一样。正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人性的存在，使之有可能翻译少量的语言，从而足以有可能翻译全部语言。

迪昂 是在世纪之交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论述得最为详尽、最为深入的哲人科学家。迪昂首次明确地把物理学理论视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的或数学的、结构严谨的逻辑演绎体系，并独创性地定义、区分了形成物理学理论的四个基本操作：①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②假设的选择；③理论的数学展开；④理论与实验的比较。其中第一个和第四个基本操作，都离不开语言翻译。诚如迪昂所说：“在起点和终点，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展开除非翻译，否则便不可能与可观察的事实结合起来。为了把实验境况引入运算，我们必须作出用数的语言代替具体观察语言的译文；为了证实理论就该实验预言的结果，译文运用必须把数值转变为用实验语言的读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测量方法是在无论在哪个方向上使提出的这种翻译变成可能的词典。”与此同时，迪昂强调：“译文是不可靠的，翻译就是背叛。当一种版本被翻成另一种译本时，在两种文本之间从来也不是等价的。在物理学家观察它们的具体事实和这些事实在理论家的运算中被表示的数值符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迪昂以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相应于彭加勒的科学事实和未加工的事实——的区分说明了这种差异的特征。所谓理论事实，就是在理论家的推理和计算中代替具体事实的数学资料的集合，例如温度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某个物体上。在这样的理论事实中，不存在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东西。一切都以精确的方式被确定了：所研究的物体在几何上被确定；它的尺寸是没有厚度的真正的线，它的点是没有维度的真正的点；决定它们形状的不同长度和角度是严格已知的；这个物体的每一点都存在着对应的温度，对于每一点而言这个温度是不与其他数相混的数。而与理论事实相对置的、被理论事实翻译的实际事实没有刚才看到的精确性。该物体不再是几何固体，它是具体的块料；温度计不再给予我们每一点的温度，而是相对于某一体积的平均温度，这个温度不再是确定的数等等。在不使用“近似地”、“接近地”的词降低的情况下，便不能描述实际事实。另一方面，所有构成理论事实的要素都以严格的可靠性被确定。

迪昂通过对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的分析比较看到，在抽象符号和具体的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对应，但不能够存在完全的等同；抽象的符号不能够是具体的事实的充分描述，而具体的事实不能够是抽象符号的逼真实现，物理学用来表达他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具体事实之抽象的、符号的程式，不能够是这些观察资料的精确等价物或忠实的描述。迪昂认为“翻译就是背叛”，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另外，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之间的互译并非一一对应。诚如迪昂所说：单一的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为无数根本不同的实际事实；单一的实际事实对应于无数不相容的理论事实。这种双重的观察以十分显著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希望提出证据的真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系统阐明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精心制作，这种精心制作用抽象的符号判断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

迪昂坚持理论诠释在实验事实的陈述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不同意彭加勒的下述观点：物理学理论应该仅仅是容许人们把具体事实翻译成简单的和方便的约定语言。他对彭加勒1902年所举的例子(迪昂说他1894年就以等价的术语提出了这一切)作了剖析：说“电流在流动”仅仅是表述磁化的电流计的指针偏离这一事实的约定语言，这是不正确的。对于“电流在流动吗?”这样的问题，我的助手完全可以这样回答：“电流在流动，可是磁体未偏离，电流计显示出某种缺陷。”为什么电流计无读数，他还说电流在流动呢?因为他在与电流计一样置于同一电流中的伏特计中观察到，气泡正在释放出来；或者插入同一线路中的白炽灯正在发光；或者导体断开时伴随着电火花；或者绕成的线圈变热了。因为借助于所接受的理论，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像电流计偏离一样，都可以被“电流在动”所翻译。这群词语因此并不是用专门的或约定的语言表达某些具体事实；作为符号程式，它对于不知道物理学理论的人无意义；对于知道这些理论的人来说，它能够以无限不同的方式被翻译为具体事实，因为所有这些根本不同的事实都承认同一理论诠释。

在这里，彭加勒也认识到，某导线运载着这么多安培的电流并不表示单一的事实，而表示无限的可能事实，且要借助于各种实验定律之间的永恒关系。迪昂发问道：这些关系难道不是每一个人所谓的“电流的理论”吗?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假定，所构造的那个词语“这么多安培的电流在这根导线中”可以浓缩如此之多的不同涵义， 因此科学家的作用不限于创造表达具体事实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更确切地讲，这种语言的创造预设了物理学理论的创造。

迪昂通过对物理学实验的考察和剖析，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诠释的涵义。

1．物理学中的实验不仅仅是观察现象，它也是这种现象的理论诠释。在迪昂看来，物理学中的实验包含两部分。首先，它在于某些事实的观察，这只需注意和感官警觉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了解物理学。其次，它在于观察事实的诠释；为此仅有警觉和实际的眼睛还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所接受的理论及其应用，即必须是一位物理学家。于是，迪昂给物理学实验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物理学实验是对现象的精密观察，观察伴随着对现象的诠释，这种诠释借助观察者认可的物理学理论，用与理论符合的、抽象的、符号的描述代替实际上收集的具体材料。”

2．物理学实验的结果是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日常经验中无理论诠释，而理论诠释却进入物理学实验之中。实验物理学所从事的操作结果决不是感知一群具体事实，它是把某些抽象的和符号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的判断的系统阐明，惟有理论才能把这些观念与实际观察到的事实关联起来。打开每一个实验报告并读一下它的结论，它们无论如何不是某些现象的纯粹的展示，它们是抽象的命题；如果你不知道作者认可的物理学理论，你就无法把意义与这些命题连结起来。

3．惟有现象的理论诠释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的。理论诠释不仅表现在实验结果表述的形式中，它在实验者所运用的仪器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用数学推理接受的抽象的和图式的描述代替构成仪器的具体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抽象的组合提交隐含着理论的同化的演绎和运算，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使用我们在实验中拥有的仪器。因此，物理学家做实验时，两种不同的仪器表象充满他的思想：一种是他正在操纵的具体仪器的图像；另一个是借助理论所提供的符号而构成的同一仪器的图式模型；正是在这种理想的和符号的仪器的基础上，他进行他的推理，他正是把物理学的定律和公式应用到这种理想的和符号的仪器的。这样一来，实验校正无非是用实验的理论诠释引进的改善，是词语的矫正。

出于上述理由，迪昂认为，要理解物理学家的陈述，就必须十分仔细地探究他诠释他的观察事实的理论。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承认的理论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如果我们一致遵循诠释同一现象的同一法则，那么我们讲相同的语言，并能够相互理解。可是当我们讨论不属于我们学派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与我们分开50年、100年或2000年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情况尤其并非如此。我们此时必须建立我们正在研究的作者的理论观念与我们的理论观念之间的对应，并且借助我们使用的符号重新诠释他借助他的符号诠释的东西。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对他的实验的讨论将是可能的；这个实验将是用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但我们却具有其词汇表的语言给出的证据的一部分。相反地，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这位物理学家的理论观念的充分信息，如果无法在他所采纳的符号和我们接受的理论所提供的符号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那么他借以把他的实验结果进行翻译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将无意义，是死的字母；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它们将是伊特拉斯坎(Etrascan)的或利古里亚(Ligurian)的铭文对铭文研究者来说的东西：用译不出的语言写的文献。先前时代的物理学家积累的多少观察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它们的作者忽略告诉我们他们通常诠释事实的方法，从而不可能把他们的诠释变为我们的诠释。他们用一种记号密封了他们的观念，而我们缺乏钥匙打开这些记号。

迪昂关于翻译即背叛(不完全等价，非一一对应)，测量是词典，实验需诠释，诠释非翻译的思想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这些思想近百年后在库恩那里得到“回应”，尽管库恩并不熟悉迪昂的思想。 二、库恩的“回应”

虽然纽拉特(O．Neurath)和卡尔纳普(R．Carnap)受到迪昂的影响，但他们二人以及其他逻辑经验论者在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上似乎着力不多。不过，他们二人倡导的物理主义语言——它主张可以建立一种理想的、以纪录学说为根据的、符合句法规则的语言，用物理科学的措词来说明一切科学事实——自诩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从而能达到统一科学的目的。这种带有还原论色彩的物理主义实际上认为，各门学科语言均可翻译为物理学的语言，这在实践中到头来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在80年代，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发展了他60年代提出的学说 。此时，库恩把他的不可通约性冲淡为局部不可通约性，而且把它代之以不可翻译性。也就是说，宣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等于宣称不存在中性语言、公共语言或另外的语言，能够用来把视为句子集合的两种理论毫无剩余或毫无损失地加以翻译。

库恩不同意奎因(W．V．O．Quine)、戴维森(D．H．Davidson)、普特南(H．Putnam)等人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他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分，以阐明他的(局部)不可翻译性观点。所谓翻译，是知道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面对用这些语言撰写或口述的文本，译者要系统地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或词串代替该文本中的词或词串， 以致能产生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等价的文本。在译本中，意义和指称的同等性是两个明显的要求，另外能或多或少告诉我们相同的叙述，描绘或多或少相同的思想和状况。翻译的两个特征是：第一，在翻译开始前，用宋翻译的语言就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的事实并不改变词或短语的意义。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个给定术语的已知指称的数目，但是它不能改变那些新、旧指称被决定的方式。第二，译文惟一地由代替(不必要一一对应)原文中的词和短语的词和短语组成，注解和译者序不是译文的一部分，完美的译文不需要它们。

所谓诠释，正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实践的事业。与翻译者不同，诠释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种语言，他赖以工作的文本在整体上或部分上是难以理解的噪声或铭文。奎因的彻底翻译者(radical translator)事实上是诠释者。观察围绕文本制作的行为者和环境，始终假定健全的涵义能够由明显的语言行为者构成，于是诠释者就寻求该涵义，极力发明假设。如果诠释者成功了，他就学会了新语言。那种语言是否能翻译为诠释由以开始的语言，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一种语言与由他翻译成诠释者自己的语言是不同的。利用诠释，诠释者可以发现其他理论中不能用诠释者的语言加以翻译的词语。

例如，18世纪化学中的Phlogiston是在燃烧时放出的，它减少了空气的弹性和维持生命的性质，等等。这样的现代语言短语组合起来也不能产生Phlogiston的现代译文，因为它与其他不可翻译的术语principle和element构成相互联系和相互定义的集合。只有整体地获得它们，人们才能够辨识18世纪的化学是什么。它不同于20世纪的化学，不仅在它就实物和过程所说的东西方面不同，而且在构造和划分大部分化学世界的方式方面不同。同样地，在牛顿力学中，质量和力两个术语也必须与力＝质量×加速度一起学习，它们也无法翻译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或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语言。当然旧语言中的大多数词汇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等价于历史学家或听众语言中的词汇。但其余的则是不熟悉的，必须学习或再学习。这些词汇是不可翻译的，对此历史学家和一些前辈不得不发现或发明意义，以便提出他们赖以工作的或可以理解的文本。诠释就是这些术语的用法被发现的过程，历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使用它们，并把它们教给其他人，只是没有引起翻译问题。在这里，库恩看到局部整体论必然是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是对迪昂的理论整体论的发展。

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说，不同的语言给世界强加了不同的结构，每一个指称术语是词典(1exicon)网中的结点， 由该结点辐射出标准的标记，人们用标记鉴别结点术语的指称。这些标准将一些术语联结在一起，并使它们与其他术语保持距离，从而在词典中建立起多维结构。这个结构映照出词典能够用来描述的世界结构的诸多方面，同时也限制了能够借助词典来描述的现象。在这里，同源结构，即映照同一世界的结构可以利用不同的标准联系的组合形成。这样的同源结构(homologous structure)保持的、缺乏标准标记的东西是世界的分类范畴(taxonomic category)和它们之间的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hip)。语言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是词典结构的同源，他们的标准不必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分类结构必须匹配。库恩在下述境况中找到翻译的不变量(这与彭加勒关于翻译的可能性隐含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有契合之处)：与同一语言共同体的两个成员不一样，相互可翻译的语言说者不需要具有共同的术语，但一种语言的指称表达必须与另一种语言的共同指称表达相匹配。这些语言说者们所使用的词典结构必须是相同的，即必须保持相同的分类范畴和共有关系。若情况不是这样，则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翻译行不通的地方交流仍可建立，这需要十分不同的诠释过程和语言习得。这个过程并不神秘，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许还有小孩，每日均致力于这种过程。

在1987年的讲演中 ，库恩明确论述了保真翻译并非总能完成。也就是说，通常不可能用目前使用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的原始真值。众所周知，在文学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的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中，相关的困难不仅表现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之时，而且也表现在同一语言的较早文本和较晚的文本中。妨碍保真翻译的，正是词典结构上的差异，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的差异。因为词典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组可能的世界，该世界共同具有自然类，从而共同具有一个本体论。在这个词典限制下的科学工作是常规科学。科学的发展有时打破了这种限制，重新构造了词典的一些部分，并接近以前不能接受的世界，从而造成文本的反常。正是这些反常，使得保真翻译不能进行，于是只好求助于诠释。

诠释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一种人类语言的说者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桥头堡，由此进入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桥头堡对于获得第二种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获得的桥头堡不需要特别广阔和僵硬。在原则上，它根本不必要容许保真翻译。在实践中，它无疑允许某些保真翻译，但仅仅是在局限的范围内。如果桥头堡是为它的功能服务的，那么被一种词典证明的某些分类范畴本质上必须用另一范畴覆盖。尤其是，它必须是其成员能够被直接证明挑出的某些范畴的状况。这种覆盖纯粹是为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这样一来，人类共有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能使学习者形成和检验关于特定对象和境况——当那个词典的使用者利用特定的词或短词时，他就在指称的境况——的假设，对于第二个词典的获得来说必不可少的。被新词典汇集起来的一些对象和境况也被旧词典汇集起来，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泛指各种类型的变化，诸如物体下落，橡子长成橡树，疾病康复，小孩长大成人等，从而它是状态变化，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两个端点和在两个端点之间转移所经过的时间。因此，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无法用近代力学的术语翻译(motlon具有趋向自然位置的倾向，其速度与近代的也不—一样)，但是它却可以被诠释， 因为二者毕竟有可以覆盖的部分。

三、简短的评论

1．以马赫为首的批判学派以其敏锐的科学预见和深邃的哲学洞察，在世纪之交为科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铺设了道路，从而成为本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先驱。对批判学派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并有必要深入进行研究。

2．马赫对语言在科学中的价值的重视，彭加勒关于科学事实是未加工事实的译文以及翻译的可能性在于真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迪昂关于科学的结构和科学基本操作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所影响。尤其是迪昂的理论整体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爱因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奎因等人的意义整体论思想。

3．彭加勒和迪昂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理论的范围之内，尽管迪昂也涉及到同时代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库恩的着眼点则在于后者，尤其是历史上相继的理论的翻译问题。他从语言翻译的视点把他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4．彭加勒没有提及或没有意识到科学中语言翻译和诠释的区别。迪昂已明确涉及到这个问题，并就同一理论中的诠释和不同理论之间的诠释作了剖析。库恩的贡献在于，他对翻译和诠释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了二者的特征。尤其是，他对保真翻译不可能和诠释赖以进行的桥头堡的分析颇有新意，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究。

5．迪昂已提出测量方法是使翻译变为可能的词典的命题，这实际上已意识到测量或词典是联系主体(科学家)和客体的中介。库恩对“词典”的论述颇有见地：无论是它的形成、结构、变化，还是它一面向着世界，一面向着心智，都能给人以启示。这把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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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P. P. Wien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1954， pp.19~21.

第2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现代农业；服务业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以机械化、科技化、商品化、知识化、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其中，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1958 年，W.W.科克伦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谈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同年，G.L .约翰逊又提出了“农业固定资产说”，它既是对前者的补充，又是挑战。其次，美国着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着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增长理论被称为“高收益投入理论”。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美国弗农·拉坦（vernon w。ruttan）指出，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二）服务业相关理论基础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1690 年）威廉·配弟（Willian 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 、西斯蒙弟（Sismondi） 、李斯特（List） 、西尼尔（Senior） 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 年英国经济学家埃伦·费希尔最先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到1957 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西方第三产业的理论才初具体系，战后，第三产业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V.Fuchs）1968出版的经典着作《服务经济学》，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1978年出版的的《第三产业》等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透视当代西方第三产业理论的概貌。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农业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Risdon、Thomas Eponou等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阶段，David Bennett（2002）却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交易过程，而Bertmetz（1992）则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Robert K（1995）则研究了成果转化效果的评价和计量问题；而Toshihiko Mukoyama（2002）就决定成果转化速度的因素进行了数量分析；Tenkir Renger（2002）还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Thomas Eponou（2002）则指出造成转化低效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缺少系统论的观点和高效的领导责任体系，缺少透明的共同遵守的科技政策，对转化过程的战略研究和科学管理不适应，强调农民参与，以农民需求为动力不够。Bert Metz（2003）研究了政府的规制建设、自由贸易政策、教育等因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2.农业信息的相关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 Rural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Sturges和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业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体现在对于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概念的界定上，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ArloBiere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供需动机以及营销三个方面。首先，Pearce（1990）、Oppermann（1995）等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农业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其次，Oppermann（1996）认为少数旅游者选择农业旅游是出于经济动机；Swarbrooke（1996） 研究了其社会文化动机具体包含的方面；Murphy、Sharpley等指出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境动机。再次，Frater（1983）、Streckfuss（1997）认为因农业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 ，因此政府是农业旅游营销的主体。而目前国外对农业旅游形象和农业旅游品牌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农业品牌的打造。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9世纪7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具有农业保险费或农业保险基金的意义；而且，农业保护理论、福利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等都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Nelson和Loehman曾经说过：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则其他保险机构的高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Schacht（1990）认为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很难防范而且会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用。现在很多国家支持事实农作物一切险这类保险计划的主要论据并不是该计划能够提高农民或者其他人的福利，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必要用保险计划取代政府灾害救济。

二、近年来中国理论界的有关研究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现代农业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张培刚（2001）从工业化对农业影响的角度， 探讨了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问题。他认为: 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格上升。此外，中国理论界对现代农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综合各家观点，现代农业的内涵可概括现代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确保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实行集约化生产，产加销为一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作用及内涵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有了共识。首先，朱晓青、周勇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具有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网络化、阶段性等特征；韩云（2005）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集聚的重要举措；而盛世豪、张树林等指出现代服务业具有聚集优势和聚集效应，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刘重（2005）提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裴 （2006）认为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耦合现象，并且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企业外包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1.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周衍平（1997）等把农业技术分为“私人技术”、纯粹“公共技术”和“半公共技术”，相应地提出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市场与政府半干预相结合的三种成果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还有马扬、陈希平等。而从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出发并提出解决对策的研究主要有：王俊明（1994）提出强化行政指导职能、完善推广体系、拓宽转化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等对策；顾焕章（1997）提出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机制；尹利军（2001）提出建立开放的农业科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某个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宁宁（1999）对成果转化的不同主体特征进行研究比较；马立人（2000）研究了组织管理对成果转化的影响等。

2.农业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

谭英、钟永玲等在考察特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一是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二是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赵继海（2001）等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邵芳（2003）认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特别注重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大版块的建设。彭光芒（2006）则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对此进行研究的还有李建军和倪莉等。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姜大立、张剑芳等（2004）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订单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产品批发四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赵黎明、徐青青（2003）对中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李学工、刘伟芳（2003）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来解决；罗其友、陶陶（2004）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蓄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四大政策体系；谢培秀（2003）提出要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 ，各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论述也有差异，何景明和李立华对此综述为四大类，查芳和肖佑兴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此外，潘秋玲（1999）对中国农业旅游产品供需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曾伟和王志民（2001）对农业旅游资源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何景明和李立华（2002）认为，中国农业旅游发展动因主要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慧欣（2003）探讨了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张成君和陈忠萍（2001）认为农业旅游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新增长点。郑群明、梅虎等探讨了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并提出针对现状的开发对策。此外，卢云亭、何景明等国内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属性及外部性、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首先，李军（1996） 认为它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2）指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的结论。其次，关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二是设立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分散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三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再次，目前理论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政府论”模式；二是“商业论”模式；三是“相互和合作农业保险论”模式；四是“过渡论”模式；五是“层次论”模式；六是“区域论”模式。此外，庹国柱、冯文丽等探讨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成因。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有着传统农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已有共识。而且，随着服务业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以及效用评价机制等的理论也日益完善。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保险三个微观领域，而有关农业物流和农业信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在农业信息的提供渠道、农业科技的创新方法、农业保险和农业物流的可行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何景明,马泽忠,李辉霞.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4,（7）.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第3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在我国，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财务本质理论的建设。本文试从现代产权理论入手，从与“产权”相近的“财权”角度，对现代财务的本质作一初浅的探索。

一、现代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标志：

财权 1.财权的基本内涵 “财权”概念是一个与“产权”相似的经济学范畴，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显然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着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当然是产权的权能）；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财权（当然也是产权权能）。这样对独资企业而言，由于产权没有分离，企业在拥有完整的产权的同时，也拥有全部的财权。对于产权分离的现代公司而言，财权随着产权的分解而分解，公司只拥有部分的财权。在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下，法人产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权能具有独立性，公司的财权在其拥有的范围内也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公司是否拥有独立自主的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是否能独立理财在涵义上是协同的。由此，理想的财权在独资企业是独立的，在公司制企业也应是独立的。同产权一样，财权同样应具有可分性、可明晰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否则便成了与模糊产权关系相伴随的模糊的财权关系，或称模糊的财务关系。 作为财产权的产权，它从两个方面对财产实施管理，即实物形态的财产和价值形态的财产，如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基本上是从实物形态对财产实施产权管理，我国目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所实施的职能基本上处于这种状态。而财权侧重于对财力的配置，也就是从价值形态上对资金（本金）进行配置或支配。也就是说，在财权归于产权的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并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如收益权以及收益分配权、筹资决策权、投资决策权、资金使用权、成本费用开支权、订价权等。

2.现代财务与传统财务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在我国传统的国有经济中，国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唯一所有者，企业作为经营者只有有限的管理权，国家政府融行政职能、经济调控只能和所有者职能于一体，造成了国家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和经济关系混淆不清，国有企业的内部无论原始产权还是对生产要素的支配、占有、使用权都统归于国家所有者，企业不是独立的产权主体。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法人产权得以提出和确立。企业产权的拥有者就是产权主体，当企业所有产权的边界都十分清晰时，市场经济的主体才能真正形成，企业才能成为既有内在动力，又有行为约束机制的经济实体。 与产权制度相适应，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实质上属于没有财权的“财务”，企业财务是财政体系中的基础部分，成为国家驻厂的“核算员”，一切按计划行事，“专款专用”、“三段平衡”，企业没有独立的财权（也没有法人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传统国有企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财务及其活动，至少可称为无财权的“财务”。那时所谓的“财务活动”是与会计活动融为一体的（会计无需财权），因此，在没有财权的前提下，要对财务和会计作出区别是十分困难的，理论界关于“大财务”或“大会计”的分困难的，理论界关于“大财务”或“大会计”的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随着企业产权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也相应取得了自己独立的财权，企业有权在法人产权的范围内独立行使投资权和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能。可以说，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也是财务区别于会计的重要“法码”。

 

二、“财权流”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依上所述，财权作为一种与现代产权思想相适应的财务观念已经渗透到现代财务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这在学术界已经引起了重视和共鸣。“从西方财务的研究内容来看，在对融资政策、财务结构、投资规划、利润分配、公司改组等一系列财务基本问题的分析阐述中，始终渗透着‘权力’问题，完全可以说是‘价值’与‘权力’的综合考察，如果单纯从‘价值’来论述财务问题，会将其引入歧途”。而且，“单纯以‘权利’论‘权利’，或者单纯以‘价值’论‘价值’，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也不利于发展财务理论，服务财务实践。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资金运动”还是“本金运动”都只是一种价值的运动。如果说，“价值”是从财务活动的现象中或从“物资流”中抽象出来的带本质的东西的话，那么，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种支配这一价值的“权力”则是隐藏在“价值”背后的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带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而且这一“权力”与该“价值”、“价值”与相应的“实物”都是附于一体的，只是前者比后者更抽象、更接近事物的内在本质。为此，我们提出关于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表述：

财权流。 1.财权是现代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也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准。因此，用“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有利于体现财务区别于其他事物（尤其是会计这一最相近的学科范畴）的矛盾特殊性，更有利于体现现代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本质特征。“本金投入与收益论”可以作为任一时期的财务本质的一般表述，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很有必要把“本金论”背后带支配力量的矛盾特殊性体现出来，“财权流”的表述符合了这一要求。

2.一种理论的推进，往往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而不是全盘否定。“财权流”的本质表述是在吸取了“本金论”、“资金运动论”等“价值流”的优点并考虑到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下得出来的。所谓的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的所具有的权能。这样，用“财权流”来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一方面可用“财力”的流动来替代“本金”、“资金”等“价值流”，发挥它们在本质理论上的优势，而且随着商业信用的发展，企业“应收”、“应付”项目已十分普遍，这些项目与其说是资金或本金，不如说是一种“权力”或“财力”，这样，用“财权流”来表述或许更加贴近现实。另一方面，通过“权力”的流动来体现一种在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与财力相伴随的“权力”的流动过程，实质上就是处理权力双方“财务关系”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金运动论”及“本金投入与收益论”在字面上不能反映财务关系的缺陷。 从产权角度看，一组产权的交换或流动，实质上包括着一组价值的运动，也体现了一定的权、责、利的关系。现代产权经济学表明，“物质商品的交易实质上可以看成是这些物品所有者的一组权利交换，这一点是产权实际存在的原因。尤其对于一个复杂的交换过程来讲，产权的思想意味着权利的交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交换实际上可以分解成不同的人拥有的不同权利之间的交换。”阿尔钦教授干脆说道：“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一些被认可的行为性关系。”

第4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文学创作；距离；元素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63-05

“距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艺术创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布洛的“心理距离”关注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涉及的诸多距离问题；布斯的“小说距离”重视叙述手法对读者距离的影响；而不同的创作观念在处理距离问题上存在着差异。总之，在艺术创作中，距离无处不在，距离的消失意味着艺术独特性的消失，也意味着艺术的消失。

一、创作主体与心理距离

在创作中，作家要控制好艺术与生活、情感之间的距离，以及语言收放等问题，促使审美效果的最大化，这些都与心理距离密切相关。

1.作者与生活

作者与生活的距离控制表现了“出”与“入”的统一。作者既要呈现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又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控制好自己与生活的距离。

苏轼在《送参寥师》中提到，诗人既要“阅世走人间”，又要“观身卧云岭”，也就是既要深入生活，又要超越生活。正如朱光潜所说：“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①也就是说，艺术与生活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太远”或“太近”都不是“最好的理想”。

那么作家应如何控制这一距离呢？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②“入乎其内”就是要深入生活，对审美对象有深刻体悟。辛弃疾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对“愁”的体悟很能有代表性：“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里正好说明词人早期对“愁”缺乏体验，有了一定阅历后才发现“实愁”与“虚愁”的距离。“出乎其外”就是不囿于生活表面，深入生活。王国维评周邦彦《苏幕遮》的“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③，又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④“轻视”与“重视”的距离调节正好体现了“入”与“出”的关系。可见，唯有“出”与“入”统一，

2.作者与情感

情感距离控制分为两种：一是作家的情感参与度；二是生活情感与艺术情感的差异度。这里讨论的情感距离控制主要是前者。

艺术创作离不开作家的情感参与。刘勰曾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文心雕龙・知音》），梅尧臣说“愤世嫉邪意”（《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西方也有“愤怒出诗人”之说。这些都说明创作与情感的相关性，因为“参与艺术家或作家创作活动的想象之最重要特点是它的明显情绪性。作家头脑中产生的形象、情境、情节的意外转折似乎是透过一架特殊的‘不断充实的机器’，进行创作的个人情绪方面就是这样一架机器”⑤。而想象中的情绪（情感）又掺杂理性，情感与理智间的距离调节影响着创作。布洛认为艺术家须处理好“心理距离”的矛盾，最合适的便是“最大限度尽量减少距离而不使之消失”⑥。

肆意宣泄情感会使创作难以控制。朗吉努斯认为：“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为自己的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象一只没有了压舱石而飘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⑦托马斯・曼也认为：“生糙的热烈的情感向来是很平凡的不中用的……强烈的情感并无艺术的意味。艺术家一旦还到人的地位来在情感中过活时，就失其为艺术家了。”⑧这些都说明创作须限制情感，正如狄德罗所说：“你是否趁你的朋友或爱人刚死的时候就作诗哀悼呢？不，谁趁这种时候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⑨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结局，就是作家情感与理智的距离丧失的典型例子，柯林伍德评论其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就像一个律师讲完一席话之后，朝囚犯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一样”⑩。因此，作家既要有积极的情感参与，又不能为情感所蒙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观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情感的放任易导致感染力减弱，过度控制又易造成情趣的失缺。

3.作者与语言

语言的距离控制是指作家须运用语言，缩小“言”与“意”的距离，以言传意。对于作家而言，语言是表达“心中之意”的载体。然而，语言与表现对象存在“距离”。

《周易・系辞上》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表达了追求以言尽意的美好希冀。庄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表明既想以“言”传“意”，又不拘泥于“言”。陆机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这里指出语言常不能准确反映作者心中所想。文学创作中，若言不尽意，作家会遗憾无穷；若言能尽意，作品又失去回味空间。作者要对语言距离进行控制，以有限之“言”表达无穷之“意”。因此，“为了尽可能缩小言意之间的差距，就要注重‘文外’之意，利用语言所能够表达、可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部分，去暗示和象征语言所不能表达、难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部分，尽可能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并且充分利用读者的联想能力”。

可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离不开距离的元素，如果与生活、情感、语言之间的距离太近，不利于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性特征，流于浅显；距离太远，又难以激发艺术想象，流于晦涩。

二、创作手法与距离效果

作者在创作中常以某种艺术手法来调节受众与作品之间的心理距离，以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作家的艺术手法极为丰富，这里仅以叙述为例，分析其带来的“距离”上的差异。

1.叙述视角

何谓“叙述视角”？托多洛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他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视角”原指画家作画时的视线出发点，后被移植到文学，指选择或者不选择某个受限制的视点。荷兰学者米克・巴尔认为：“不言自明的是，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被描述出来，需要选挑一个观察点，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无论所涉及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虚构的事件。”可见，叙述视角在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它表现了作家选择谁来叙述，用什么方式来叙述的问题。

叙述学关于叙述视角的概念和分类并不统一，但热奈特在对弗里德曼的八分法进行归纳和简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三分法最有代表性。“他的三分法是对三种聚焦模式的划分：（1）‘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包括弗氏的前两类），它的特点是说出来的比任何一个知道的都多，可用‘叙述者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2）‘内聚焦’，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可用‘叙述者=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热内特区分的第三大类为外聚焦（包括弗氏的最后两类），其特点是叙述者所说的比人物所知的少，可用‘叙述者人物’这一公式来表示。”不同的聚焦叙述方式对叙述者和人物之间产生不同的距离，“一般地说，内聚焦叙述能够拉近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外聚焦叙述则疏远了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而零聚焦叙述者由于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使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总保持很大的距离”。换言之，叙述者知道的多少影响着读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

内聚焦叙述指叙述者直接参与事件，叙述显得可靠，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如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陌生人以自己的口吻叙述，使读者与人物心理接近，易赢得共鸣。外聚焦叙述指叙述者充当旁观者，易给读者造成一定的距离感。如《孔乙己》以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为叙述者，造成心理距离，从而引导读者思考。零聚焦叙述指叙述者拥有全知全能视角，读者接触的是距离化的人物，易掺杂作者的主观情绪或对读者的突然干预。如托尔斯泰时常跳出故事情节，发表道德议论，读者接触的是作者评价后的人物，由此拉大了读者与剧中人物的距离。

叙述视角影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在作者主导的叙述文本中，读者体会作者对人物的情感；在凸显人物心理的叙述文本中，读者跟随人物的思想和感知。无论何种叙述，作者的话语都将调节着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

2.叙述时态

叙述时态也是调节距离的有效手段。热奈特将叙述分为四种类型：“事前叙述（常见于过去时叙述）；事后叙述（预言性叙事，一般用将来时，但也可用现在时）；同时叙述（与情节同时的现在时叙事）和插入叙述（插入到情节的各个时刻之间）。”这些叙述类型又可概括为三种叙述时态，即现在时叙述、过去时叙述、将来时叙述。

现在时叙述就是叙述正在进行的事件，它能使读者如临其境，缩短叙述和读者的距离。“故事与叙述完全重合在一起，排除了各式各样的相互影响和时间上玩的花样。”比如阅读“你把左脚放在了铜槽口上，正用你的右肩费劲地想把滑动板再推开些，却怎么也推不动”，就是把叙述者与读者自然地衔接在一起，主体间的距离缝隙很小。现在时叙述在日记体小说中运用广泛，由于“叙述阶段与被叙述阶段相匹配，共同限定话语和被报道情境的重合的‘现在’状况。因此所报道或记载之事便是所体验之事，用贝克特的话来说，‘我看，故我说’”。因此，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时，言语和事件仿佛同时展开，读者几乎忽视了叙述的距离。

过去时叙述就是叙述发生在事件以后，如张爱玲《金锁记》的开头“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就表明了叙述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关于过去时叙述，米勒曾说：“在叙述中采用常规的过去时是表达叙述者与他所描绘的文化相分离的一种方式。叙述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种文化。这种保持距离的做法削弱了小说中人物分享的那些设想和价值观念。”过去叙述包含了一种导致读者与小说人物相分离，使读者以局外人的视角阅读。这种分离的结果之一就是审美的诞生。朱光潜认为：“‘从前’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甚至一桩罪恶或一件坏事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不那么令人反感。”过去时的叙述通常过滤掉道德利害，给人以独立思考的机会，使对象的意义呈现出来。

将来时叙述就是叙述将发生之事，具有预言性质。完全采用将来时叙述的作品颇为罕见，但在有关宗教、梦、诅咒等内容的作品中通常有这种方式。如《俄狄浦斯王》叙述了一个预言成真、命运难逃的故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叙述与读者之间存在距离。

相比而言，过去时叙述和将来时叙述比现在时叙述更能使读者感觉到故事的遥远。需要指出的是，叙述并不明显标记时间距离，叙述时态的变化，会带来相应的距离变化。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作者主要运用过去时叙述，而结尾处叙述视角的变化又使故事呈现出现在时的距离特点。其实，在创作中，单一时态叙述并不常见，多数作品会综合运用几种时态，随之带来与读者距离的相应变化。

三、创作观念与距离表现

不同创作观念下的文学作品显示出的距离效果也是有差异的，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距离差异。

1.现代主义的距离“消蚀”

“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目的在于表现普通读者眼中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引导读者产生这样的意识，即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是真的存在，小说中的事情可能真的会发生。”因而，现实主义强调拉近与生活的距离，取材于日常生活，易造成距离的消失。而现代主义，正如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认为的：“现代艺术家不再笨拙地朝向实在，而是朝与之相对立的方向行进。他明目张胆地把实在变形，打碎人的形态，并使之非人化。”现实主义的创作容易为人理解，但也易于丧失审美距离，因而遭到现代主义的抛弃。

现代主义打破现实主义传统，通过想象、虚构，甚至荒诞的情节、人物，以及陌生化手法去表现抽象东西，“距离”化特征明显。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运用变形、荒诞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前后的心理感受，表现了这类人的孤独绝望，折射出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

然而，现代主义文学反叛过度的倾向又带来了与现实距离过大的弊病。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表达了对现代主义的拒绝，认为理性正在为人们的刻意求新所破坏，现代主义小说变得愈发难以理解。但他并不反对距离的设置，认为“一旦艺术与现实的缝隙完全弥合，艺术就将毁灭。但是直到本世纪，人们才开始真正承认，使我们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人为的力量可能是一种优点，而不仅仅是达到充分现实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与现实距离过小，艺术将毁灭；过大，艺术又晦涩难懂。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分析现代主义艺术时，提出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反叛带来距离“消蚀”。他认为传统艺术最讲究距离，“按照现代之前的传统观点，艺术基本上是沉思的工作；艺术的观照者因与经验保持审美距离而持有支配这种经验的‘力量’”。在贝尔看来，现代主义艺术比之于古典艺术有“距离的消蚀”的特征。他认为古典艺术的原则，第一是遵循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理性宇宙观；第二是遵循距离观念的摹仿理论，而这种蕴含审美距离的关系被现代主义打破，“在体裁上，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距离的消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消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到经验的覆盖之下……距离消蚀法则一举打破了所有艺术的原有格局：文学中出现了‘意识流’手法，绘画中抹杀了画面上的‘内在距离’……”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不再是艺术家沉思的工作，欣赏者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审美经验，读者所惯常依据的审美经验也不能起到足够的作用，因而读者会感到一种“震惊”的感受。可见，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贝尔不同于其他的现代主义者，他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距离“消蚀”的一面。

2.后现代主义的距离“消失”

现代主义文学强调“确立边界，生成鸿沟”，后现代主义则偏重“跨越边界，填平鸿沟”。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艾布拉姆斯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还通过依靠‘大众文化’中的电影、电视、报纸卡通和流行音乐等模式，颠覆了现代主义‘高雅艺术’中的精英主义。”可见，后现代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艺术与现实的距离逐渐丧失，正如杰姆逊所说的：“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后现代主义文学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高雅艺术变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文学正以各种姿态渗入现代社会，大众化文学也趋向“零距离”的文学，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容世俗化。作家“以日常的人生经验作为叙事依托，以现实生存的客观秩序作为叙事的真实参照，不断地在大众经验的平台上从事简单的话语虚构，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现实生存的逻辑规则进行话语营构”。如新写实小说就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他们宣称“感情的零度写作”，主张“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以达到“毛茸茸”的程度。正如池莉称自己的《烦恼人生》，“只作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地，是当时此时的真实”，展示了一个平凡人一天的平淡生活。文学是想象的、审美的艺术，读者通过审美活动超越现实，而“大众文化文学的实质上是非文学的、反文学的，因为它在语言等形式层面和精神审美层面是趋零距离化的，其文学性也在距离的消失中而逐渐消解”。它似乎在反叛道路上走得过远，忘记了文学超越生活的一面。

第二，语言日常化。文学语言的陌生化逐渐丧失，趋于生活大众化和粗俗化。传统文学讲究语言的“距离化”效果，通过语言的距离和张力，吸引人们去揣摩。唐代诗人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苦吟》），贾岛曾为一个字，反复推敲，费尽脑筋。现代泛化的文学，语言的日常化、世俗化乃至粗鄙化，也使得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丧失。

第三，手法淡漠化。文学表现手法也逐渐被取消，修辞手法、艺术技巧被轻视。正如布鲁姆所说：“人们误以为，想象性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只要较少的知识和技能就能被生产和被理解……当我试图阅读憎恨学派选为经典之替代的众多作品时，我思忖，这些胸有抱负的作者必然相信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讲故事，或者他们诚挚感情本身就已经是诗，只需稍加修饰就行。”由于艺术手法的缺失，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文学作品显得平庸、粗劣。创作的“零距离”趋向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被广为诟病。

可见，作家的创作观念与创作距离休戚相关。文学创作如果落入日常化的描述，容易蜕化为非艺术，导致作家忽略文学的审美性、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失去对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距离的控制，丧失艺术的深度。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距离的消失意味着艺术独特性的消失，也意味着艺术的消失。

第5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故乡相处流传》 叙事 刘震云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通大学研究生了几创新计划项目合同书，项目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神怪叙事 项目编号：YKC16054

1993年刘震云发表了“故乡”系列的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作为新历史的代表作，体现了叙述手法上更加高度的自由，由此，刘震云的创作从写实走向虚构，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说：“我想写的就是‘叙述中的传说和传说中的叙述’。使‘虚拟世界的真实’和‘真实世界的虚拟’浑然天成。”[1]这部长篇寓言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完美，但独特的叙述手法、颠倒的时空概念、亦假亦真的历史叙事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不仅如此，故事大量采用反复回环的叙述方式，让读者在丰富杂乱叙述模式中迷失。本文旨在尝试使用结构主义批评有关理论来研究《故乡相处流传》的叙事结构。

一、时空交融的复合叙事

（一）历史时空的共时性组合

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中设置了四个并列的时空结构,分别写了汉朝争霸、明朝洪洞迁徙、清朝慈禧躲八国联军、1960饥荒四个时代，但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四个历史时间段却被相同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使历史呈现出鲜明的共时性特征。郭宝亮在《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一书中，将刘震云的几部历史系列的小说命名为"共时性历史时空体”，指出刘震云善于改造历史，“沿用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所常用的一种形式，但却在关键的部位，填塞了自己的私人化与内核。”[2]旨在表明的是历史小说讲述的并非是真实的历史，而将历史仅仅看作一种反映历史的角度，一种属于作者自己的叙述话语，从而扩展了历史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这也是新历史小说的共性。刘震云在小说中塑造了猪蛋、孬舅、曹成、袁哨、瞎鹿、六指、白蚂蚁、白石头和沈姓小寡妇等人物,这些人物突破时空的限制,分别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但人物的角色、身份和地位随着时空转变产生变化，曹成在三国时期是位高权重的曹丞相，1960年却难以逃脱被饿死的命运；与之相反，孬舅是三国时期的窝囊农民，1960年却摇身一变成了村支书。刘震云“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单调、可悲的重复，难以走出的历史怪圈，包含悲悯和自我反省色彩的历史观” [3]，因此不仅在人物设置上，四个板块的结构也保持了相似性：三国曹袁之战和清末慈陈延津之战都是两方势力冲突，抢地盘，草民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中还存在改变人生的可能性，比如猪蛋就在曹丞相的“新军”里当上了小头目，曹成在陈玉成的麾下居然也能混上“选美委员会主任”，更别提靠捏脚发家的白石头父子和与慈禧太后当年有过旧情而地位陡升的六指。但朱元璋迁民延津和1960年时期，则变成了高度集中的一元专制，草民对自己的处境毫无选择：河南潞、泽两州的百姓被扔钢G决定迁往延津，到了那里依然被当地地主压迫，1960年的地主分子曹成袁哨以为用钱粮乃至女儿讨好了村支书孬舅，可以换取不一样的待遇，却依然在饥荒里饿死。历史是往复循环的怪圈，但无论如何循环，平民的处境都是那么悲伤凄凉，时间可以颠倒所有事物,却不能改变权力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金字塔尖的人在政治舞台上任性狂欢，愚弄着大众，同时也糟践着自己；底层的人明明有着足以颠倒格局的巨大力量，但他们绵羊盲从头羊般的本性，却决定了他们最终只能被金字塔尖的头羊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无论时间和空间怎么转变,都避免不了身份和地位造成的悲剧结局，这就是历史背后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刘震云这种共时性的叙述方式提供了重新审视历史的角度，他描写的是历史，却包含着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观点和看法。

（二）历史未来的跨越拼接

除了共时性的历史叙述方式，刘震云还采用了一些魔幻主义的艺术手法，将未来和历史毫不顾忌地拼贴在一起，组成一场言说的游戏。比如在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叙述时间的跳跃，将未来的事件引入当下进行叙述。例如，朱元璋时期的曹成和袁哨居然还记得三国时期的事，承认两人当年是因为沈小寡妇而闹翻；又比如，三国时的曹操居然知道“我”是“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而太平天国时期的剃头匠六指，不仅知道现型：锛式、刨式、凿式或锥子式，还知道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又比如各种机构设施，超越了当时时代的水平：三国延津最后一役曹操动用了直升飞机，袁哨动用了高射炮；太平天国时期就成立了诸如现代的各种政府机构：“选美办公室”、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除此之外，人物的语言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历史时间的错位，无论是东汉时期的历史人物，还是时候的现代百姓，经常会冒出另一个时代的语言。例如：太平天国的朱元璋会说“历史是一笔胡涂帐，真是难说。”[4]东汉时期的曹丞相居然懂莎士比亚，一边玩着健身球，一边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X ，成问题了哩。”[4]平民孬舅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感叹，“我生长在什么年代？我生不逢时。往前生生，我是项羽刘邦，往后生生，我是进北京坐皇上的李闯王，最不济生在民国，我也能跟随中山先生左右，可我，现在，纯粹一个延津县村民，有能耐让我到哪里使去？”。[4]历史和现代毫无顾忌地随意拼接，时空仅仅为讲述故事而服务，历史额线性由此被打破。

二、叙述者的分裂

叙事人是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成分。传统文学中，多采用全知视角，叙事人单一，从而使得文学作品传达的观点往往是一致的。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却出现了不止一位叙述者：同样是曹丞相在延津检阅新军这件事，“我”本来是新军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却一瞬间又成了1992年去图书馆研究这段历史的读书人，让人错以为东汉时期的曹操与“我”――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在一起谈古论今，在这里，“我”到底是小刘儿？还是叙述人？哪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的观点和立场？叙事视角产生的分裂，组成了文本的双重叙述话语。叙事层次出现在使用“故事中套故事”写作方法的作品中，讲第一层次故事的是外叙述者，故事内讲故事的是内叙述者。《故乡相处流传》看似是平行叙述了4个时代，实际上却是由外叙述者作为联系故事的一个框架，将四段故事联系起来，并且，外叙述者自身竭力隐藏在文本中，让内叙述者代替他发声。首先，文中的“作者”是第一重叙述者，即外叙述者。这个“作者”并非刘震云自身，“真实作者是故事讲述者，创作或写作叙事作品的人，叙述者则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5]虽然叙述者身上常常会有真实作者的影子，但是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叙述者只不过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虽然这个叙事人绝不可以等同于作者，作者却可以通过这个视角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可以用全知视角全面地俯瞰这个故事，间或地超越历史限制，阐发个人评价。其次，主要人物“小刘儿”是第二重叙述者，即内叙述者。刘震云说“过去是我对这些事情的叙述，《故乡相处流传》是他们对事情的叙述，我是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叙述。”每一个人对历史、乡间人、乡间事件的叙述都加入了他们个人极大的创造，并按照他们的经验观念去看世界，因此，在不同历史时空下，这个“小刘儿”只能基于自己的身份来讲述和理解故事，这就产生了对事实把握的限制，二重叙事者的互相补充，大大丰富了文章的表现力。《故乡相处流传》作为刘震云转型期的一场文学实验，对这两位叙述者的叙述顺序安排得相当独特，他乐于随意迅速地切换叙事人，并结合荒诞、魔幻、时空颠倒、狂欢性、以及本乡本土的民间粗鄙化的表现方式，让人在瞬间对叙述者身份产生迷失。例如，曹操鼓动延津人操练“新军”打刘表，练“新军”把胡涂愚昧的“我们”带进了一种大事业，人人都成了英雄，变得只关心大事，一切大而化之，不计小节，似乎谁不当“新军”，谁家就见不得人、不是正经人家一样，“我”――小刘儿，也兴奋地发表着感慨：“谁说我们的民族一盘散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进化？这时变成了一个纯粹剽悍的哥萨克。”但接着“我”却突然回忆起1969年为了抵御苏联修正主义的袭击，“大家可是提心吊胆，到处挖防空洞，准备应付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豪严肃得如同一个国家。就连食堂的伙夫，也加入训练的行列……苏联在我们眼里，如同刘表一样，是红眉绿眼的妖魔鬼怪。”[4]这一段议论明显是“作者”而不是“小刘儿”联系当代社会历史的感慨，可是下文“但我并没有悲伤，我的心更加随你们而去。那是壮丽威伟的情景……曹丞相诸人来了，我们一下从日常的厌烦的生活轨迹中超，我们自己也似乎成了伟人，也开始不管日常劳作，不管柴米油盐，不管妻子老小，不管妻子老小之间多种错综复杂、卑鄙龌龊的矛盾，来背着梭标或破枪操练起来。”一下子又切回了三国时期的延津农民“小刘儿”的视角。又比如，第二章《大槐树下的迁徙》开头交代陈玉成的出生：”小麻子在瘟疫之中生了下来。――当我写下这一个句子时，进来一个脑袋尖尖、眼如铜铃、看世界虎视眈眈的朋友，他看了一眼这个句子，马上对我说，这个句子不行，瘟疫中怎么能生孩子呢？”[4]前半句肯定是“小刘儿”的叙述，可后半句的“我”就是被赋予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叙述者了，他不仅正在创作着这个故事，还随时与朋友进行讨论，至此，二重叙述者使传统文学所要求的一致性产生了分裂，使得文本传达的观点产生多义性。

三、结语

《故乡相处流传》的深刻正是在于其文本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它的叙述语言看起来缥缈虚无，却正是暗含作者刘震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他关注的问题始终不曾离开世界、民族和人性这些主题，往往用平淡的语言和独特的叙述方式揭示惊世骇俗的真相，揭示了作为人生存的尴尬和无奈，从而无形中给予人思考，这或许才是刘震云笔下故事深入人心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 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3).

[2] 郭宝亮.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陈思和,李振声,部元宝,张新颖.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关于于世纪末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对话之四[J].作家，1994(10).

第6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Abstract： In the face of“internet plus”modern logistics， 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the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re is a hypothesis that“preference is given to the outsid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xplanation of complex economic phenomena.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preference， the paper analyzes Ostrom social ecosystem analysis diagram and constructs the analysis chart of entrepreneur' preference evolu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cess of“Internet plus”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the individual utility function with rule prefere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trepreneur' preference evolu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cess of“internet plus”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has been carried out.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preference evolution

作?榛チ?网发展新业态的“互联网+”，借助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与相关行业的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发展生态，以提升行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2015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引发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关注。从象征着跨入互联网时代的手机APP终端的出现，到部级物流平台公共信息平台的；从信息互联互通，到智能化的服务体系；从大数据到云计算；从跨界融合到“四流”融合，“互联网+物流”的新兴运行思路正迅速崛起。

徐水波称目前物流行业流行的车货匹配APP都在回归线下，甚至预言在2016～2017年间，将会有很多互联网+物流企业死的很惨[1]。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15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数据显示，201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为16.0%，相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物流成本仍居高不下。物流成本高带来的问题不仅会使产品价格更加昂贵，同时也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人民生活成本提高。

一方面参与者的热情度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统计数据和实践运行状况不尽如意，面对“互联网+”现代物流这一发展机遇，如何提升物流综合效率效益，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总体成本，在产业转型升级背后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是目前业界迫切需要研究和追问的方向。

1 文献综述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之一的现代物流业，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劳动分工的细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需求方式的变化，不断调整着自身组织形式和发展方向，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改革需求。物流产业特殊的发展历程和产业特性，决定了现代物流产业升级的复杂性和个性化。纵观现有文献，目前关于现代物流业转型或升级的论述有以下观点。

一是，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探讨了现代物流业的融合演进路径。为了满足用户逐步释放的“一站式”物流服务需求，借助物流信息技术的发展，物流产业涵盖的不同行业（如仓储、运输、流通加工等）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升，物流产业内部进行了内部融合。其次，物流产业与外部产业之间的互动不断提高，物流产业进行了外部融合（即产业互动）。如张兰怡、邱荣祖（2010）将物流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早期阶段、萌芽阶段、综合物流阶段、供应链管理阶段等四个阶段[2]；赵维平（2009）指出，信息技术对传统物流产业的渗透与融合，导致传统物流产业边界变得模糊，形成了物流产业的内部融合[3]；Marshall指出，随着制造产业的不断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专业的提供服务的第三方[4]；Quinn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制造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需求而存在[5]；Lundvall和Borras提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无论在发展过程中是怎样的形式，最终均会融合发展[6]。

二是，借助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了现代物流如何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形成闭合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认为在动态演化过程中，系统构成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尽相同，会出现迅猛发展、逐步稳定、剧变到内外部改革，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适应整体产业环境的产业生态系统。Zott和Amit（2010）提出由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商业模式与企业发展不再匹配时，应该打破此时的平衡状态，重塑商业模式，进而促进产业路径演化[7]；Morris（2003）强调企业应该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经营模式，从而促进商业模式向前演化[8]；韩腾越（2013）认为应该以产业生态系统为方向，促使物流企业沿产业生态系统方向成长发展[9]。

三是，以价值链理论体系为指导，探究了突破“价值锁定”的现代物流业发展路径。Lee，H.L. and Billington（1993）指出供应链是由多个企业协同起来的企业群依据各自的专业化分工，构建的一个执行功能网络[10]。有安健二（2005）认为物流的发展是“物的流通――商务物流――价值链物流”的过程，实现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基础是物流[11]；Brusoni，Prencipe和Pravitt（2001）指出，在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技术的专用性程度和标准化程度不同，企业应选择不同的一体化策略[12]；Christensen（2002）提出了一个推测性的模型来帮助企业决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一体化或外包策略来提升竞争力[13]。黄丽鸽、井晶研究了价值链的知识管理对企业业务价值的创造作用，通过将知识管理模式与企业业务结构进行匹配，从而给企业创造业务价值[14]。。

四是，依据平台经济和互联网思维理论，分析了平台经济模式下物流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借助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的发展，推进物流产业的转型升级。Kaplan & Sawhney（2000）分析了互联网平台的“聚集”效应，认为该特征类似于网络效应[15]；Koyuncu（2004）提出网络购物的快捷性和更实惠的价格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但是快递配送的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网络购物频率[16]；徐晋等（2006）指出平台实际上是一种现实或虚拟空间，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用户之间的交易，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17]。田刚（2003）认为，随着卖家和买家的水平和素养的提高以及相关的法律和信用体系完善，网络平台将成为消费者购物的有效渠道[18]。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物流产业转型或升级的研究相对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但主要是立足于“偏好外生给定”的假设，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范畴，对物流产业转型或升级进行了相关探索。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偏好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满足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逻辑性质。“偏好外生给定”很难解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现象，并且在方法论上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的窠臼。因此有必要从偏好演化角度，探索物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偏好，以破解“互联网+”现代物流背后隐藏的机理。

2 分析模型构建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业态、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借助互联网这一共享资源，通过融合不同产业，促进相关产业的升级换代。对于“互联网+”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家偏好演化对于决策行动的研究，可以借助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基于企业家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揭示出企业家偏好演化引致的合作决策变动，初步探索转型升级背后的隐藏机理。

奥斯特罗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中的基于个体选择行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通过社会困境宏观环境―个体决策微观场景，对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探索了个体的合作决策过程。其中的“广泛环境变量”包含着社会困境场景因素，?@些变量影响着个体所处的微观场景变量，即个体以前所经历的场景，该场景的经历，使个体学习并采纳了某些处理应对事务的规范，个体们秉持的规范影响着他们对别人的信任水平；信任水平决定了合作水平，而合作水平决定各自的净收益，净收益又对个体的学习过程信念调整行为产生影响。

奥斯特罗姆分析框架虽然可以为我们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框架，但是不利之处在于，分析框架中的规则是给定的，认为特定的规则会影响个体的决策，但没有分析对不同规则有不同偏好的个体，处于有多个规则的场景中，对不同规则的偏好程度是否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合作决策。

行为经济学家借助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公共品博弈以及信任博弈实验等研究，证实了社会偏好存在性的有力证据。卡尼曼（2012）认为人的决策依赖大脑的两个识知系统：系统1和系统2，人们通常情况下都依赖系统1的自主运行，系统1可以看作是冲动，系统2可以看作是自我控制，人的决策同时受制于这两个系统，从而表现出不那么理性。周业安（2015）认为系统1对应着社会偏好，是启发式和框架决策，这种决策不仅依赖问题的描述和程序等外在框架， 更依赖个体自身的直接经验、通过学习所掌握的间接经验、个体所处的社会状态、个体和他人之间的互动等社会因素。系统2负责理性决策，对应着自利偏好和风险偏好等[19]。

Amit和Zott（2001）指明，效率、互补性、新颖性、锁定是企业改进其商业模式的方向[20]；Miles等（2006）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方向[21]；邵天宇（2014）指出，价值原则与Zott和Amit的设计主题以及Hamel的支撑要素相似，开放、合作、交互和快速构成了互联网思维的价值原则内容[22]。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考虑“互联网+”现代物流产业转型或升级过程中，必须将企业家的偏好演化与个体选择行为分析框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思考，才能较为准确地揭示隐藏在“互联网+”现代物流背后的制约因素，据此，设计了“互联网+”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偏好演化分析图，如图2所示。

3 “互联网+”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偏好演化研究

从个体或微观的视角看，偏好演化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个体放弃某一种偏好而转向另一种偏好，而这种偏好变化不是完全理性的选择，而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或调整过程。偏好演化实际上是参与者对更具有适应性或者更好的偏好的学习或搜寻过程[23]。

如图2所示，微观场景变量是现代物流业的企业家面对“互联网+”这个决策场景，该场景变量面对是否进行“互联网+”现代物流这个决策变量，决策前，首先依赖的是自己未进行“互联网+”之前的业务经历，即原有的业务规则；其次，又受到互联网秉持的价值原则的影响，即“互联网+”规则。二者之间的交叉融合，致使企业家面对“互联网+”现代物流命题出现难以抉择的困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在个体效用函数上加入规则偏好影响因素，从效用函数和模型分析框架图两个角度探索“互联网+”现代物流业转型或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偏好演化与选择行为。

其中，γ作为刻画个体对规则的偏好程度。

金旭冉（2013）通过类似模型，通过对比独裁者实验、信任博弈、蜈蚣博弈、古诺均衡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的策略选择，论证了上述模型的可行性[25]。

正如周业安所述，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依赖系统1，即启发式和框架决策，而不是寻求深思熟虑。换言之，即物流业的企业家们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规则具有一定的惯性，经过系统1的偏好强化，往往会对新生事物（“互联网+”）产生“视而不见”或者“不急于参与”的心理感受[19]。

推导式（1）和式（2）效用函数，可以得出个体通常会以牺牲自己的物质收益为代价，遵守偏好的规则；当物质收益足够大时，足以弥补违背规则产生的心理负疚感时，个体便会选择偏离规则，获得较高的物质收益。因此，要想使现代物流业的企业家们放弃原有业务的规则偏好，转向“互联网+”规则偏好，实现偏好演化，不能寄希望于企业家们的自我感知及自我探索，必须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互联网+”前后的物质收益对比，以激发企业家们的“互联网+”现代物流的偏好演化，进而促使企业家们愉快地沿着图2的路径进行不断的“互联网+”现代物流行动方案选择和决策。

其次，当合作行为需要长久、不断付出时，除了自身的规则偏好程度，对他人是何种类型（是否持有相同规则偏好）的判断对决策的影响也非常大。据此展开，在现代物流业转型或升级过程中，围绕“互联网+”现代物流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可以使得合作伙伴能够掌握彼此之间的规则偏好异同，通过彼此之间的业务融合，强化偏好演化从原有业务规则偏好向“互联网+”规则偏好进行演化。

第三，当别人表现出善意行为时，个体也会选择善意的行动，哪怕这种行为的物质收益相较于其他行动带来的物质收益会有所减少。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粗旷发展的态势，不同规模、类型的物流企业家们依据一体化模式的联通，并不能解决彼此的技术、观念和管理等的差异。可能的情况会发生，已经“互联网+”现代物流的企业家面对着未“互联网+”的参与者，考虑到对方的善意行为，往往在融合“互联网+”的过程中留下非“互联网+”缺口，以适应参与者的实际情况。由此带来的问题会产生原有业务规则偏好和“互联网+”偏好规则共存情况，当合作行为需要长久、不断付出时，会出现参与者彼此之间在偏好判断上出现模糊状况，进而不利于偏好演化。

4 总结与展望

“互联网+”物流的新兴运行思路不断涌现，但统计数据和实践运行状况不尽如意。产业转型升级背后的制约因素有什么？通过对现有物流业转型升级文献研究，笔者发现“偏好外生给定”是很多文献的假定条件。

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自利性和社会性都会在个体层面得到反映，人性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本文试图从偏好内生角度，探索“互联网+”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背后的企业家偏好问题，希望借助企业家个体选?裥形?分析，揭示出企业家偏好演化引致的合作决策变动，进而探索转型升级背后的隐藏机理。

（1）本文基于奥斯特罗姆基于个体选择行为分析框架图思路，构建了“互联网+”现代物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企业家偏好演化分析图；

第7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　《达洛卫夫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流小说风格成熟的标志，是 现代 叙事艺术的精品。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多焦组合式的叙事结构。小说将内聚焦与零聚焦巧妙地进行搭配，使前者的渗透性和后者的整合性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叙事效果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其次，娴熟地采用自由间接式的叙述话语，人物与叙事者的语言、视角能十分流畅地转换，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完美融合。第三，在小说的叙事功能上取一种情调模式，使小说弥漫着诗意氛围。特别是“中心意象”的设计更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增加了小说的韵味，拓展了其意义空间。

abstract:mrs. dalloway,a marker of the maurity of virginia woolf’s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is a treasure of modern narrative art, w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first i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multiple focuses. the ingenious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focus and zero focus enables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former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 latter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narrative effect. the second is the skilful employment of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the smooth alternation between a character’s perspective and that of the narrator makes a perf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worlds. the third is the poetic atmosphere created through the use of the central image rich in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is atmosphere adds to the aesthetic appeal of the novel and enlarges its meaning.

key words: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narrative art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创作了《雅各的房间》以后，1924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洋洋洒洒的演讲，对自己以前的文学探索作了一次精彩的 总结 。演讲的题目为“小说中的人物”，后来在发表的时候改名为“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在演讲中她多次提到要摧毁旧的文学根基和规范，探索小说创作的新路，寻找作者和读者都能接受的新的表达方式。她同时也不无谦虚地表示，我们还不够成熟，希望人们能够暂时容忍，因为“我们正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边缘颤抖”（《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317）。但无论如何，1925年出版的《达洛卫夫人》应该被视为伍尔夫小说风格趋向成熟的标志，这不仅仅表现在意识流手法的纯熟运用和主题意蕴的深入挖掘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作家对现代叙事艺术 规律 的不断探索和成功运用上。小说作为叙事艺术之执牛耳者，其现代性的转型起步于19世纪末而完成于20世纪初，人们习惯于把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和伍尔夫并列为20世纪现代小说的奠基人，然而后者的作品受重视的程度远逊于上述男性作家。特别是对于她小说的现代叙事的个性特征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肯定，论家往往把注意的重点放在其意识流技巧的运用上，而对其现代叙事谋略的运筹不作整体观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如果我们以现代叙事理论为依据，紧密结合《达洛卫夫人》的小说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在小说叙事上的三个特征。

一

交替使用内聚焦和零聚焦的多焦组合模式，构成了《达洛卫夫人》叙事结构的重要特征。内聚焦又称“人物视点式”聚焦，叙述者由人物充当，通过人物的感觉去体验周围的生活，在他视域之外的事物概莫能知，这最适宜表现人物内心漫无边际的思绪。零聚焦又称“上帝式”聚焦，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所知道的事比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要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将此二者结合起来，使内聚焦的渗透性与零聚焦的整合性产生优势互补，叙事效果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既使叙事的真实性不受损害，又给叙述者更多的自由。只是在使用的比例上有所讲究，前者成为作品的主要聚焦方式，而后者仅作为小说连缀过渡的桥梁。

在《达洛卫夫人》中，作家用意识流手法为我们展示了克莱丽莎和塞普蒂默斯这两个人物的心灵世界。克莱丽莎内心深处有一个重大的遗憾就是她年轻时代对婚姻的草率选择。尽管与丈夫达洛卫结婚后生活优越、相敬如宾，然而她的潜意识里时常有一个怪物在作祟，引起她对生命的叹息与不满。她觉得生活中的追求被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消磨殆尽，在表面热闹的场面中掩藏着内心的挥之不去的哀愁。塞普蒂默斯在战争中负伤，成了战争的孓遗者，然而战后的精神创伤使他更加难受。他精神错乱的最早症状是丧失了感觉能力，在潜意识中他有一种朦胧的负罪感。埃文斯的死本来与他无关，但他总是觉得前者死了他还活着就是罪过；他还觉得自己失去了爱妻子的能力，作为一个男人他也抱恨终身。他这种胡思乱想最终导致了他精神失控，在精神病医生前来要求他住院 治疗 时跳楼自杀了。以上表明，前者代表闲适、高雅的上流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愉悦与痛苦、爱情与怨恨、宁静与喧嚣的矛盾世界；后者代表杂乱无序的下层社会，是一个黑暗颠狂、阴霾密布的混沌世界。如果单独使用内聚焦模式叙写他们的意识流，则两个人物的视点无法触及对方的“世界”。只有通过零聚焦即全知叙事的整合（叙述者讲叙克莱丽莎在晚宴中听到了塞普蒂默斯的死讯），才能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显然，这种搭配与组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扩大了叙事范围：克莱丽莎的生命世界联系着上流社会，她的爱情、婚姻、社交无不演绎着英国上流社会的传奇故事。而塞普蒂默斯的生命世界涉及下层社会的广阔场景，他在国外战场上的受伤、与意大利姑娘结婚、战后回国的精神癫狂也分明抒写了平民百姓的苦难遭遇。“两个世界”的连接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提供了对社会透视的不同视角，在两相对比之间其主题意义得到了深化，因而这种聚焦方式的组合就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不同聚焦方式的搭配也给小说叙事的变化流转提供了有利条件。内聚焦有利于人物意识流的描写，可以游刃有余地深入到人物意识的深处，而在关键之处配以零聚焦又照顾了叙述的整体调度，给各部分的连缀组合带来了极大方便。即使作者要描写众多人物的意识流，他也可以采用“不定内聚焦”的方式，从这一焦点转到另一焦点，焦点的频繁变换也主要靠零聚焦协调。《达洛卫夫人》涉及近十个人物，焦点变换的基本线索如下：达洛卫夫人——塞普蒂默斯——卢克丽霞——达洛卫夫人——“他们”——科茨太太——布莱奇利太太——塞普蒂默斯——梅西——登普斯特太太——本特利先生——达洛卫夫人。焦点的变换使作者总是能把笔触深入到每一位人物的灵魂深处，探赜索隐，钩玄显微，在众声喧哗中，我们从中获得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现代生活的立体印象。然而，要使人物之间意识的流转显得 自然 ，人为的调遣总是难脱传统小说“全知叙事”的窠臼，作者在关键时刻总是能独出心裁地通过外物对人的感观刺激，顺理成章地开启人物意识的闸门。如伦敦大本钟的报时、汽车回火时的巨响、飞机在天空中的轰鸣等等，这些都可成为焦点变换的契机。通过这些契机，或引发这一人物的瞬时感觉，或勾起那一人物的自由联想；时而是达洛卫夫人旧情重诉，回忆少女时代的往事；时而是塞普蒂默斯战争恐怖片段的“闪回”，内心翻腾着潜意识的“老账”。意识流动开合自如，叙述如行云流水。毫无疑问，伍尔夫采用复合的多焦组合方式来写意识流要自然得多，顺畅得多。若将其与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运用的单一内聚焦方式相比，前者因视点人物可以由角色轮流担任，叙事范围更为宽广，心理内容更加丰富；而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所采用的“不定内聚焦”比较起来，又因交替使用两种方式而显得更加自由灵活、舒展自如。

总之，伍尔夫交替使用内聚焦和零聚焦的多焦组合方式扩大了叙事范围，增强了叙事功能，重组了叙事结构，深化了叙事主题。叙事的现代特征更加显豁，使她的作品在意识流小说中独树一帜。

二

娴熟而灵活地采用自由间接式叙述话语，是《达洛卫夫人》叙事的又一特征。自由间接式话语一般情况下省略了引导语，人物语言不加引号而十分自然地“嵌进”或“滑入”叙述话语之中。它与自由直接式话语在形式上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使用第三人称，后者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采用自由间接式叙述话语的作品，其中不管哪一个人物的语言，均以第三人称叙述，且人物的语气和视角也被保留下来。《达洛卫夫人》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叙述话语，使得叙述语流挥洒自如，纵横捭阖。如克莱丽莎等待穿过维多利亚大街时的那段文字就相当典型：

在威斯敏斯特住过后──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吧──即使置身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者深夜梦回时，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肃穆的气氛，一种不可名状的停滞，大本钟敲响前提心吊胆之感（人们说，那可能是流感使她心脏衰弱的缘故）。听！钟声隆隆地响了。开始是预报，音调悦耳；随即报时，千准万确；沉重的音波在空中渐次消逝。她穿过维多利亚大街，一面思量：我们都是些大傻瓜。（伍尔夫4）

 

以上话语，第三人称叙述的称谓基本没变，惟叙述视角却不知不觉从人物转为叙述者，又从叙述者转向人物，中间不作任何交代而过渡，两者的衔接似乎根本没有痕迹。先是女主人公模模糊糊的回忆，接着是叙述者略带分析的描述，继而是女主人公对钟声的感觉，最后叙述语流又随着叙述者对人物所处地点的定位（维多利亚大街）而滑入人物主体的思索之中。整部作品大都如此，作者喜欢悄悄将人物的内心感觉作为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来叙述，读者常常被带出外部情节 发展 的轨道而进入人物内心，继而又从人物内心被不知不觉带到外部事件的线索之中。亦真亦幻，虚虚实实，从而使外部世界与心灵世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完整地反映了那个人心浮躁、混乱无序的时代面貌。

从作品中指出伍尔夫采用了某种叙述话语并不难，难的是她何以要采用这种叙述话语而不采用另一种。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从女作家对叙述话语研究探索的轨迹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1919年，伍尔夫曾经用自由直接式叙述话语演绎过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主人公“我”坐在沙发上始终没有站立起来，情节空间仅仅是“我”的目光的停留处——墙上的一个斑点。尽管自由联想让主人公意识的流动在瞬息之间变化无常，但这个“挪亚方舟”始终未向外开放。即使你是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者，要在外部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穿梭，缺少了外媒的触发也会江郎才尽。这位善于不断探索的女作家不满足于自己原来的创作，在《达洛卫夫人》中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写法：一是通过多张意识屏幕折射外部世界，构成意识的立体交叉网，反映复杂的 现代 生活（如飞机出现在伦敦上空施放烟幕时近十个人物的不同心理反映）。二是让主人公走向伦敦街头，使其意识接收外来信息，触发情感，引起联想，以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基于上述构思，采用自由间接叙述话语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因为在这种叙述话语中，叙述的控制权为人物主体和叙述者所共同掌握，言语流一方面从叙述者立场发出，这必然使得叙述渗透隐含作者的观点，便于整体统摄，另一方面，叙述者在转述人物话语时要顺应人物语言和视角而不得不给人物留下自主权，让人物性格能有自己发展的空间。例如，叙述者在叙述雷西娅和塞普蒂默斯关于要不要孩子的想法时，有这样一段话语：

“英国人太一本正经，”她会这么说，同时伸出手臂搂住赛普蒂默斯，把脸颊贴在他面孔上。

莎士比亚厌恶男女之间的爱情。两性关系使他感到肮脏。可是雷西娅说，她一定要有孩子。他俩结婚已经五年了嘛……

不能让孩子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出生。他不能让痛苦永久持续，或者为这些充满淫欲的动物繁殖后代，他们没有永恒的情感。（伍尔夫90）

这从整体上来看是叙述者的话语，但也渗透了隐含作者的观点。如“两性关系使他感到肮脏。”这既是塞普蒂默斯癫狂后的身体感觉，也是伍尔夫在少年时代受到性侵犯以后的人格建构过程中留下的阴影。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但转述的话语分明留下了人物意志的强烈印记。 如“她一定要有孩子”， 这是雷西娅作为一个已婚五年的女人的 自然 要求。而在这个问题上，叙述者仍然以疯狂中的塞普蒂默斯的口吻说道：不能让孩子在如此混乱的世界上出生，以致让痛苦永久持续。 这样，在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就产生了“对话”，形成了“复调”，这一“复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物的内心矛盾、完整地反映现代生活的复杂化和多样性来说，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但其中的问题是，这个“叙述者”必须隐藏得巧妙，不然就会有冒充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嫌。伍尔夫深知个中堂奥，在整部作品中，她的“隐身之法”也较高明。其一，使焦点频繁转换，在阅读效果上造成读者对“叙述者”的忽略，她一会儿用“他”，一会儿用“她”，一会儿又用复数“他俩”，虽说是第三人称，但并非固定于某一个人，形成了人物正在叙述的印象。其二，有意模糊人物意识流与叙述者语言的界线，作者有时用括号将纯粹叙述部分与内心独白区别开来，有时没有任何过渡，人物意识就“滑入”了纯叙述之中，只是这种叙述话语被作家浓缩为最简略的笔墨，没有斧凿痕迹罢了。其三，在句式上巧做文章，常在叙述话语中采用如下句式开启内心独白：“克莱丽莎·达洛卫在想”﹑“他心中常有这样的感觉”﹑“记不清多少个年头”。另外，还有一种外部行动描写与内心独白几乎同时进行的句式，既让叙述者具有隐蔽性，又让读者明白话语是由谁发出。例如，“她问自己，一面向邦德大街走去”﹑“她在思索，一面踏上人行道”。如此，叙述者与人物的话语之间由于在文字形式上缺乏明显区分的标志，叙述者与人物的语气﹑视点﹑情感也能基本上保持一致。尽管它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将人物语言转述给读者，读者仍然觉得这是人物自己的语言。这也正是伍尔夫的意识流描写比乔伊斯容易被读者理解的原因之一。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伍尔夫在叙述话语方式上的苦心经营不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有着多方面考虑：一是主体叙事的流畅性必须建立在心理事件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二是叙述者的情感倾向性不能消融人物的个性；三是叙述话语的灵活变化不能花样翻新而超出读者可接受的范围。

第8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作为新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产业之一，物流发展对各行业经济发展趋势、特征高度敏感。随着计算机及其应用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更新，短短数年间，以互联网为依托、以线下物流为支撑的网络购物、网络营销掀起新时期经济产业发展的新“狂潮”。与此同时，物流产业也在广泛的实践探索和应用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完善优化，逐渐演变为集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现代高效化物流支持的商品零售新格局。新零售模式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电商产业用户扩张红利逐渐萎缩的“瓶颈问题”及本身的短板问题，也为解决农产品商务营销创新、解决卖菜难、市民买菜难等多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在新零售模式下，作为支柱型产业的农业经济发展、农产品营销都高度依赖现代化、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因而进一步探索农业、农产品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具有重大实际价值。《农产品物流》摒弃“基础+重点理论”式的图书编撰方式，紧密结合新时期高校实践教育、素质教育落实、高校转型升级相关号召，转而采用实践项目的形式将农产品物流相关理论概述一一阐述明晰，既提升了理论阐述的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还进一步加深读者印象，方便读者深层理解并运用于实际。全书六大单元共由十五个具体实践项目组成，涉及农产品物流概述、农产品物流系统、农超对接的理论与实践、农产品物流行业发展趋势等多个层面理论;作者采用具体案例导入农产品物流相关项目，通过分析、探讨案例从而引出具体教学内容，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趣味性、实用性。该书理论与当前农产品物流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及商业营销高度并轨，兼之用语通俗易懂，可读性较强，各地新型职业农民示范培训、高等院校农业及物流相关专业教学、农产品物流相企业从业人员及物流发展研究爱好者均可参考借鉴。早期网络零售膨胀式发展，各地农业生产、农产品营销也趁此“东风”，获得一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是2016年以来，网上零售额的增长率逐渐减缓，网上零售体验不如线下购物体验的缺陷也逐渐显露，传统电商发展的“天花板”似乎已然明朗。

与此同时，融合线上购买、线下体验的新零售模式悄然而生，再加上人们对智慧产业、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的认识逐步提升，各地纷纷投入到新零售模式营销、创新、融合，以及构建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物流格局的探索热潮中来。那么，从农业经济产业发展、农产品零售营销、农业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出发，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其一，科学统筹规划设计，为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提供科学指导。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等主体需要高度明确，积极构建符合适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潮流和多样化需求的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不仅可以为地方农业发展、产业链优化升级、教育等多个领域发展提供更强助力，还可以成为地方“筑巢引凤”、“产业孵化”，吸引投资的重要砝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及时做好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的统筹规划、科学指导工作，加强对农业相关产业、地方特色产业的引导和政策扶助，助力农产品特色品牌、核心品牌的建设，并切实推动农产品规范化、现代化、数字化生产加工及管理，切实保障消费者购买、使用体验;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提升农业智慧物流相关产业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时代性和发展性;为智慧物流产业相关企业建设、探索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其二，积极联合高校、技术研究机构及企业，加强智慧物流技术开发创新。

在新零售模式下，农产品生产加工、商业营销、运输存储、线下体验、售后管理等各个环节，以及信息平台、供应链平台等都对互联网、冷链、包装技术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因而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建设需要在加强智慧物流基础技术保障的同时，积极开辟校企、企业与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等多种联合技术创新模式，充分利用高校、技术科研机构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以及政府资源优势，加强农业智慧物流技术创新开发，为农业智慧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功能创新提供有力保障。其三，紧跟时展，切实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无论是早期电商模式还是新零售模式，市场需求始终是决定农业智慧物流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只有切实满足市场不断变化、发展的需求，才能站得更稳、走得更远。农业智慧物流产业的服务对象是消费者、农产品生产者，因而及时为目标群体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才是智慧物流产业发展的根本之路。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实现机械化、精准化、信息化发展，特色农产品、农业人文旅游产品的也不断涌现，人们对农产品的购买、使用体验要求也水涨船高。因而农业智慧物流产业需要不断完善、优化自身功能，并不断开发新功能;注重农业智慧物流服务的智能性、人文性、和谐性，以及农产品购买、售后的便捷性、易操作性。此外，随着社会经济产业不断发展，新的生产营销模式、理念、产品会不断出现，必然会对农业智慧物流生态格局产生一定冲击，这就要求农业智慧物流产业相关主体不断创新、探索。

第9篇：论述现代物流的作用范文

方特征的理论对宇宙红移、太阳系的观测特征、赫罗图、黑洞、地质演化等自然现象进行验证性分析，证实空间运动的哲学观点对客观物理事件具有强烈的解释力，从而证实了中国古典哲学中本已蕴涵着现代科学基本内容的逻辑基础。这同时也说明东方哲学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之间具有相互连通的逻辑通道。

主题词： 空间性质 产能机制 引力 板块动力

空间是一种具有无形无相认知特征的客观存在形式，用现有的科学手段难以直接地将其作为边界清晰、目标明确

的研究对象，因而运用观察、测量、实验的方法获得相应感性事实资料的有效性受到了硬性的制约。物理学发展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整个过程所获得的全部关于空间性质的认识，在总体上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憾：其一是所提供的事实资料在绝对数量上不足以构成涵盖空间主要属性的有效样本集，达不到归纳过程据以发挥创造性联想所需的最低限度，不可能在构建适用的空间性质理论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其二是紧紧束缚于各种事实中心点周围的关于空间性质的陈述，不能廓清空间这一实体的内涵和外延而难于脱离客观事实表象的规定性，无法为假设、猜想等思维活动的起飞提供有效和合理的客观基础。所以这些已有的关于空间性质的事实资料及对其进行简单理性加工形成的认识群，象散布于大海上的孤立岛屿一样相互间缺少关联，无法以空间这一最基本的视角形成简明有效的基本概念，去排列和阐明相关事实、建构出实用的空间性质理论。本来在无法获得直接观测结果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分析空间与其它物理对象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的途径，间接地找到理性认识所必须的逻辑起点。然而，科学发展的历史却并不按理想的状态进行，也正是由于空间存在形式无法观测的这一特征，使得空间这一

客观实体在有史以来的物理学研究中往往不被当作物理过程的平等参与对象，空间自身参与物理作用产生的效果常常被先验地、不加分析地划属于参与同一物理过程的空间以外的对象，空间自身的属性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了这些非空间对象的伪属性，空间自身却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因此，空间成了理性认识活动中一个明知存在却又不能清晰辩识的怪物。由于上述原因，在作为认识对象的空间客体与企图探究这一问题的好奇者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对空间这一特殊对象的理性认识活动中，最为困难的已经不是一般情形下由事实资料上升为理性陈述的发现过程，而是阻滞于建立对空间客体性质感性认识的过程，这项工作的现实难度使哲学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此停顿。以往针对空间性质建立假说和理论尝试大体上有三种形式：要么为玄学或形而上学，处于理性认识自身营造的环境中不能自拔，与现实空间存在形式缺少对应；要么由于理论自身的内涵不能容纳客观事实的实证要求而被淘汰；要么由于理论过于繁难，不知所云而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相关于空间性质的理论与一般意义上成熟理论所应具有的内容充实、形式完备、适用边界清晰、实用性强的要求有着较大差距，写实地描述空间性质的理论图象始终没有出现过，人们不能象运用引力计算相类似的方法处理空间的问题。

但空间并不是不可以认识的自然对象，依据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的这一观点看，空间的存在绝不会是孤立的，其必然与物质、能量等其它形式的物理对象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作用与联系。这是自然界为我们寻找认识空间性质问题的突破点所插上的一块免费的路标。无论我们对空间与其它物理对象间的关系持什么样的观点，只要是将空间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时就会发现，它几乎是所有基础性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都回避不了的内容。由于这样的原因，近代物理学在对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内容，进行不同目的的观测和实验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获得了大量的相关于空间性质的事实资料，只是由于忽视了空间的客观存在所造成的作用效果界定不清、对空间基本概念和理解错误造成的事实性质判定不准两个原因，使得这些事实资料在目前的科学认识中被认为是无关于空间性质的内容而不能直接地用来说明空间某一方面的性质。现存科学事实的陈述形态也不是以研究空间性质的面目而出现的。想要利用这些科学事实阐明空间性质的问题，有必要在判定这些事实资料具有客观性的同时重新审视其陈述形式，从新的视角来确定其内涵、外延关系，剔除附着于其上的主观影响因

素，还其作为空间性质理论基本素材的本来面目。作类似的操作需要对已有的相关于空间性质的科学事实的实质有比较深刻理解的同时，还要对空间自身存在状态作出整体及宏观性的理性把握，以求新确立的理论框架能自洽地容纳科学及哲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而使理论更加有效地逼近自然的真相。

单纯的数学方法作为研究工具所提供的空间模式并不是真实物理世界的描述。掺入物理因素形成的数理方法是对予设前提下过程的一种描述，其逻辑的完备性和过程描述的精确性不是理论的全部内容，只是理论的构成要件之

一。认识空间性质的逻辑起点在数理方法之前，所以逻辑起点的构建才是空间性质理论这一特殊对象的基础和核心。数理方法的合理性和表达力取决于这个逻辑起点的涵盖性、科学性以及规范性。如逻辑起点构建的合理，则数理形式就会有相对简洁的特征；如逻辑起点的内涵不科学或不合理，则命题表述就会以复杂的数理形式出现。所以简洁性历来是理论选择性判别的一个基本原则。这里想着重说明的是：所谓简洁性是指理论的数理形式及数理形式运行过程的可操作性两个环节均应具有直观、简单和有效的特征。形式的简洁不代表运行过程可操作性的简洁，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不具有简洁性，则就标志着概念的理论规范工作做得不够完美，毕竟本质对于现象而言是简洁的。

空间性质的研究直接地是自然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认识对象其内涵和外延均涉及较广泛的内容，单纯地以数理形式对这一命题内容进行研究，其涵盖性及表述能力远没有哲学形式更为有效。在数理方法之外哲学对存量知识进行综合、抽象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尝试作为研究工具直接介入到空间理论框架的建构中来。运用哲学研究所擅长的思辩功能，对二十世纪科学提供的素材进行不设前提的深入思考和加工提炼，也许能够创造哲学与科学

再次融合的成功范例。将哲学引入这一问题研究的另外的原因是：①空间性质研究需要宏观的视野和理性的综合；②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空间就是哲学所关注的内容，关于空间性质的理性思考大多数以哲学论述的面目出现于哲学著作中；③空间感性认识过程本身的特殊原因（存在形式）。

东方哲学对自然规律宏观的、形象的描述与现代物理学对自然现象的许多理论解释有着形式和内容的相似性（比如阴阳的概念），这一事实已经引起近代和当代国内外许多科学家及哲学家的充分重视。只是由于非中文基础的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局限以及中文基础的研究者对古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错误观念，迟滞了东方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基础上发展的主流科学之间在本质上的交流、融合进程，没有发展出新的具有杂交优势的科学成果。东方哲学与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相似性描述可以肯定地说，并非完全是一种认识结果的偶然巧合。它证明了一种观点：即比类取象的认识方法对宏观现象的本质性的理解有着独特的效果。对现代自然科学而言，东方哲学关于自然的理解无疑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视角。借鉴宏观摹写自然规律这一全新视角，并以现代科学理论及其认识论作为重新审视、诠释传统哲学内容的方法，对空间性质及其与其它作用对象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逻辑表述，也

许会成为认识自然存在的新方法，从而产生新的符合科学规范的有效认识。

1.空间客观性质的哲学证明过程

《易经·系辞》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论述以及卦爻的结构方式包容着建立空间性质理论感兴趣的两条自然规律：其一是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以及哲学基本法则的阴阳对立观念。这一观念在高度抽象地、理论性地刻画宏观自然规律的同时写实地描述了电子等粒子的电性对称。其二是《易经》提出了一种解释物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三层结构模式，客观地表述了自然界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同样的物质生成发展思想也出

现在《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可以注意到其生成层级的数量描述同为三。两种理论描述的关于物质创生的模式都是在既存背景基础上连续发展的动态变异。它不是一种存在形式的出现以另一种存在形式的消失为代价的交换过程，事物由简到繁发展的过程是在同类基础上进行的反复叠加，在新生成的异类中包容着旧有的存在形式，新旧形式相互将对方作为共存元素构成系统。同一事物整体与局部的上下级之间由于至简原则的制约有着全息模写的对应关系。佛教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理论陈述。其主要含义是说自然界（或物质）与空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存在形式。用现代科学的理解、译介这些沉淀在我们民族潜意识中的智慧晶体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它们究竟说的是什么？阴阳的概念由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与实指的科学概念（如正负粒子）相融合而可以无障碍地接受。《道德经》的数字“一二三”显然不可以理解为毕达哥拉斯数本原式的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描述，作为存在于本原规律（道）与万事万物之间中介环节的“一二三”不仅仅是数字，而是代表了

三个层次的具有本原色彩的、性质特征可以类比的、相互联系着的事物，由于古人的表义符号系统与现代科学的复杂的表义符号系统不同，原著对此又没有做进一步解释，其意旨我们现在无法了解。同样地，释迦“空”这一概念的原始含义究竟是指空间还是空无，其意旨我们现在也无法了解。但只要是把宇宙或物质的创生过程作为描述对象，则可以用运的基本构成要素毕竟只有有限的几种，内容正确但表述不同的理论之间必然可以找到相互融通的逻辑通道。我们将现代科学已经建立的完善的陈述系统与东方哲学理解自然现象的内容及其逻辑形式强行进行综合或者说嫁接，将上述兼有东西方特色的、纵跨古今的、对空间性质的认识作为研究空间性质的基本假设，则有：

能量与物质是同一客观存在实体——空间的异化表现形式；空间凝聚则成能量，能量凝聚则成物质；三种存在形式的动态指向是自然界规定性的演化顺序。

我们将上述假设称为空间性质的同一性假设（简称同一性假设）。所谓同一性就是说空间、能量、物质三种存在形式在本质上是同一个客观实体，外在特征上的不同是且仅只是聚集状态的不同；自然界三种存在形式之间存在着的动态变化也就是空间密集程度的不断变化。三种存在状态在所知自然界的由空间聚集产生能量进而由能量聚

集产生物质的演化顺序，不是任意发展的，而是有着明确指向以强规律的形式发展的。

由于在一般物理作用中康德称之为感性纯直观的时间和空间有着相似特征的缘故，牛顿以后的物理学已经根深蒂固地将时间和空间归为一类，常用时空的联合概念来为物理过程提供背景，在天文观测中甚至以光速为基础将二者当作一个可换算的量。正是这一看似合理的分类造成了对空间性质理性认识的逻辑困难。常规观念中时空同一的概念割裂了现实世界中空间与非空间事物的本质联系。时间和空间两种在本质上不具有类比性的物理对象的并

列，诱导人们将空间视若无物，放弃了对空间物质性特征及其与其它对象相互作用的关注。对于自然的三态存在而言，如果我们剔除了时间的因素，则这种存在的形式没有任何改变。但如果在存在关系中剔除了空间因素，则存在状态就无法想象[1]。这个事实说明将空间划出三态结构与时间并列是对空间性质了解不足的表现。有鉴于此，将空间、能量、物质当作统一实体描述的同一性假设，提供了以分析空间、能量、物质的相互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进而研究空间性质的理性认识基础。

自然存在的空间是物质、能量存在的背景、条件和本源，因而空间是具有更加本质意义的存在形式，能量次之，

物质再次之。由此形成了一个物质、能量、空间三态存在本质性的序列关系。这一序列阐述了自然界进化形式的发展特征。空间作为能量创生的背景和本源其自身已经是最本质的存在，因而否定自外于空间的其他本源和背景的存在，所以能量被无可选择地包容在空间中；空间的存在先于能量，空间必然独立于能量。能量作为背景和本源的特性有别于空间同一特性的是——能量只是空间内属的存在物——它不可能整个地充满空间，所以能量在空间中必然是有界的存在形态。同时空间独立于能量的存在特性在任意能量存在的边界之外提供了与此相同条件，能量的存在就不能排除与此完全相同的另外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能量的存在不是唯一的。以能量作为观察问题的立场，对此作出表述就是：能量是不连续的，因而它与空间之间必然是有界的。由空间能量依存关系相同的道理推论可知，能量与物质的依存关系为：在能量背景基础上生成的物质不可能独立于能量存在；相反能量可以独立于物质而存在（即电磁辐射）。在客观现实中物质不能有独立于能量的存在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物质自身就是能量历史的积累；另一方面物质总是能量的载体。电磁辐射可以看作是物质边界以外的能量，这是其作 转贴于

为物质存在背景有自外于物质存在边界的证明，也即是其存在本质性的证明。这也造成这样的存在状态：除电磁辐射外物质与能量总是以相互伴生的面目出现。而且由于物质不能脱离能量存在的规定性使这种依存关系表现得极为明显，常使人将两者看作是相互平等且相互作用的物理对象。空间和物质的关系可由空间和能量、能量和物质的逻辑从属关系获得解释，显然物质不可以独立于空间存在，空间可以独立于物质存在。

总而言之，空间、能量、物质的依存关系可以表述为：物质和能量不能脱离空间而独立存在，空间能够脱离物质

和能量独立存在；能量能够独立于物质，但不能独立于空间存在；物质不能脱离空间和能量而独立存在。所以存在独立性与本质性在这里是内涵相同的两个概念，它们均源于创生关系。对自然界三态存在形式的关系进行实际的考察，不难取得三态依存关系理论的有效和直接的事实证据。自然界空间不断地转化成能量，进而转化成物质这种生成秩序维持着宇观系统、微观系统的能量支出及其结构的稳定性。光子的运动若没有这种生成秩序作为其不向空间方向转化的保证就不会保持稳定，存在着自动消解为空间的可能性；物质如果没有能量增生维持着电子自旋等结构稳定的需求就会向能量方向转化而解体。在三态转化的过程中，空间是最为活泼的存在状态；而物质是终态存在形式，是空间和能量运动的结果，也就是最为稳定的存在形式。对于存在形式的动态系统而言，质量和能量的守恒都是对各自形态封闭层级上稳定性的一种表述，超出这种封闭的系统，意味着能量和物质都不会守恒——质量有可以观测到的增加，能量则处于一种动态的转化过程中。空间和物质相互关系在这里提供了的能量和物质质量的定义，它是以空间为背景或计量起点的空间聚集量的同意语。可以说由此我们得出的能量和质量概

念是绝对能量和绝对质量的概念。

对于三种的存在状态而言，主要有三个可以描述的特征：①连续性：指空间域内任选点间均可以找到不超出该域的路径相连通的特性。②均匀性：指自然存在空间的存在特征处处相同。③简洁性：指存在形式具有单一的、有效的和直接的特性。如果定义理想性的含义为：指称对象的存在和作用具有最高形式的均匀性、连续性、简洁性特征。那么，以存在状态来说，空间是最理想的形式，能量次之，物质再次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从空间到物质的每一次异化所提供的新的存在形式都是在原有存在形式上的叠加，因而也就是存在形式的复杂化，连续性以及均匀性都向远离理想状态的方向发展。以三态间相互作用的形式来说，由其理想性决定了一个不同存在状态之间相互作用的理想性序列：空间和能量（光子在真空中的运动）＞物质与空间（有质量的粒子在真空中的运动）＞能量与物质（热传导、电传导）＞物质与物质（流体运动）。这个序列内涵的一种判别方法是参与作用的所有对象的异化次数之和较小的作用形式相对而言理想性较高。以本体的属性而言，三种存在状态属性的理想性也具有类似的排列。以上即是关于空间性质及其在三态关系中作用效果的理性表述。这些内容本身是客观性

的，只是其认识的抽象程度更高而适合于哲学性描述。由此可以逻辑地推论得出以下成为物理学范畴的空间性质：

* 物质性：

由三态同一性假设可以推论：由于能量、物质是空间这一客观实在的异化表现形式，且三态存在的转化是一种连续的发展过程，而非断然的变异（而且在转化过程中互为存在背景）。所以三态中的任何一种存在形式，必然蕴涵着其它存在形式的属性，只是其表现的形式有理想性程度的差别。必然地空间具有与物质相同的某些属性。空间的物质性是空间在异化为物质的历程中保持着的空间自身的属性，因为这种属性在空间和物质中都可以发现，因而称做空间的物质属性，不是指物质属性向空间的反向延伸。如空间拥有可测的介电常数、光子以恒定速度在真空媒介中运动。

* 运动性：

由连续性和空间同一性假设联合推论：空间不可能以撕裂等破缺形式转化为能量而消失，缺失的部分只能由相邻物空间给予补充的唯一形式就必然会造成空间实体此一局部与彼一局部的相对运动。空间之所以可以运动是由于我们已经将空间从空无的观念形态中寻找出来，并恢复了其实体物质的固有属性。空间的运动也就有了逻辑的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说，空无的存在状态本身是无所谓运动和静止的，“存在”这一哲学概念是划在空无与实有相

互边界上的判据。历史上人们为了客观地描述空间的实在性，避免空间作为异己或外在的存在形式给人带来的不可知特征，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描述，其中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概念以及西方近代“以太”的概念都有效地描述了空间的物质性，只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将这种物质性与其他物理常识逻辑地联系起来，被掩埋于错误观念的历史封尘中。据说以太概念是由于迈克尔逊—莫雷的实验结果才被否定，实际上这一实验所说明的是空间的物质特性与空间的运动特性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空间存在的理想性不等同于我们所知物质或能量的理想性。

* 刚性：

在存在形式上空间已经是最高形态，它与物质和能量的区别是没有独立于自身的外在存在背景，或者说是空间以自身为存在背景的。这就可以推论，当我们承认空间是均匀的这一基本的原理时，也就等于承认了空间没有局部的稀薄化或稠密化。空间具有物质性就等于是说空间的存在是有即存量的概念的。这个量的概念不是数学上的概念可以人为地设置增减变量来表达一种发展的趋势。现实世界的即存量的改变，是要相关系统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的。空间即存量的增减如果没有找到相关系统的改变足以抵偿这种改变的事实依据，则其结论就是违反基本逻辑的。上述两点推论的明确结论是只要空间具有均匀而稳定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空间具有绝对的刚性。空间大爆炸理论就是一个缺乏哲学底蕴的理论，因为消散和稀薄化是物质的属性，这种动态过程的背景和参照是空间，空间扩张应该需要物质的补充，由此形成的宇宙结构应具有可观察物质组织消解的特征，这与普遍存在的物质状态基本特征不符。

* 广延性：

空间的广延性是指能够被人为设定的坐标体系描述的空间的可测度特性。广延性是由于空间的连续性没有方向的限定所表现出的一个特性。由于物质及其运动的原因使人们的理解有了外延于物质的条件，于是空间的广延性成

为进入人们感觉世界的唯一特性。真实的自然空间是没有超出其范围的事物的。

2. 空间性质哲学解释的数学模型化描述

物质是异化的空间形式，区别于空间的特征是其存在形式有形有相。有形就是有可观测的特征，拥有一定的体积。也正是这种可观测特征使空间和物质的关系显化，空间因为物质的这种存在特征而可以被物质提供的尺度所度量。目前物理学已有的关于空间的度量形式（如体积和位置等）都是物质度量形式向空间的延伸。物质的存在为物质与独立存在的空间划上了一条明确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外是纯粹意义上的空间。边界之内是纯粹意义的物质，物质内部的空间已经成为物质的属性——体积——这是空间异化为物质过程中所保留的自身属性，由于物质自身可感知的原因被显现出来。空间向能量的转化造成了空间的收缩运动。空间的收缩可以发生在空间自身范围（如微波背景辐射），同时也可以发生在能量存在的范围，或者发生在物质的内部。我们从纯粹空间的存在角度考察空间收缩的数量关系，即建立空间存在量与收缩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时不难理解，在空间存在均匀性作为规范前提下的空间收缩必然会具有处处相同的观测特征，空间没有内涵任何不同于其它点的特殊点表现出优先或滞后

的收缩倾向。这种观测特征表现在量上即为所有空间点的产能量处处相同。由此可知产能的数量与空间的既存量呈正比例。对于能量和物质内部的空间收缩而言，可以将物质和能量视作是空间量的历史积累值，所以在能量内部空间的收缩要比空间自存状态的收缩表现的强烈，而其在物质内部的收缩则是最强烈的。对此还可以引入透明度的概念，空间对其自身的完全透明的，而对绝对密实的物质则是完全不透明的，不透明的物质对空间有阻断作用，由此诱发空间恢复其连续性的运动，则透明度正相关于空间的收缩强度。

这里主要研究物质内部空间收缩所造成的空间运动效应。对于空间的运动给出什么样的度量这是研究空间运动效应的基本问题。由于空间存在无形无相的特征无法为空间的度量提供设定基准、相互比较等技术操作方法，且空间存在的均匀性和连续性不提供任何可分割的依据，所以从空间自身是无法给出关于空间的度量的。现实中空间的度量所依据的是物质在空间中的可见形式，是物质度量特性在空间的延伸。

球体是宇宙间物质的普遍存在形式，这一形式自身也是空间运动的产物。以球体物质系统为例描述空间运动的宏

观效应，可以较好地说明宇宙间物质与空间运动的关系。如果我们将物质的存在及其相关的空间独立地划作一个系统，则可建立用于描述空间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理想物质系统模型（如图1）：设虚线的位置距地心足够远，空间在此处的运动的速度小于特定的微量而可以忽略不记，则认为物质系统在虚线的位置运动速度为零，称虚线为物质系统的外边界。具有外边界的物质系统定义为理想物质系统。真实的物质系统将不具有运动速度为零的外边界，所以上述理想物质系统是对真实物质系统的近似，由此所获得的理想物质系统的表述也相应地是对真实物质系统的近似。

P

图1地球物质系统中物质的运动模型

以下我们用数学方式对空间运动描述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作为基本方法，建立与现代物理学的关系，以此证明空间性质哲学论证的正确性。首先明确以下数学表述的前提：

* 如果物质的既存质量随时间的变化较为缓慢时，可以认为在研究空间运动所选定的时间跨度内（如千年、世纪），空间的运动是只相关于物质存量的定常流动。

* 空间的三维存在特性要求在空间性质的研究中采用体积（线形量的立方）作为描述空间运动的基本度量形式。

* 物质边界内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间，所以空间的运动将不存在（速度为零）。

* 描述空间的运动需要引入时间参数，在习惯的观念中存在是一个时间概念。实际上存在首先是一种形式，当我们讲述一种存在时往往是说他的形式而抽离了时间概念。当我们讲述运动或变化的概念时才用到时间的概念，所以说空间的运动是时间的原因。如果没有空间的运动宇宙间将没有物质的运动及变化，没有运动和变化也就不会有时间的概念，或则说没有时间的存在。所以说时间只是空间运动的属性，在这里为了简化研究对象假设时间是独立于空间的一个参数。

若以空间的体积度量指标描述单位时间内流入物质的空间数量规律，则显然有：

* 物质存在的形式决定了空间运动是围绕球体物质的、具有数学理想特征的球形空间流场。

* 理想的物质球体的质心是一个特殊点，空间从所有方向均布指向质心的结果是空间运动在质心的相互抵消（虚拟状态），空间的运动将以该点作为参照点。

* 空间运动的状态正相关于物质的存量，即相同的物质存量在相同的时间内，所吸收的空间量相同。

由此不难推论：空间从虚线位置开始到物质边界为止的运动是相对于质心的理想的匀加速运动。所谓匀加速运动是指从物质理想系统的外边界到物质边界的整个运动中，空间以体积量为度量的加速度具有恒定的数值，且数值

与物质质量成正比例。为研究空间运动过程，标定一个随空间运动的虚拟点p。则以质心为圆心过p点的同心球面的运动，就等价于同心球面所围空间被物质逐渐吸收消失所造成的运动。满足上述前提的空间运动的数学描述是：

gv= 4π h 2g （1）

其中gv为以体积度量的空间运动加速度（m3/s2），它不同于空间框架下有体积存量物质流体的匀加速过程描述方式。 t为空间消失的时间（sec）。h为物质系统内任意点距质心的距离（m）。g为相应距离点的线形加速度（m/s2）。在目前物理学观念中，重力加速度随距物质质心距离的平方反比变化，就是将gv转化为线形量表示的结果。

考虑物质表面具有特殊性，建立空间运动在物质表面的运动描述，由式（1）得到：

d2v/dt2=4π R 2 g0 （2）

其中，V 是过p点的同心球面所围空间以体积度量的数量（m3）。t是从边界开始记录的时间（sec）。g0是空间流入球体物质表面的最大线量速度（m/sec），等于物质表面最大加速度和一个时间量的乘积。R为物质球体的半径（m）。

对于上述物质与空间的运动体系，可表述为以点p为表征的空间流动的线速度，则其速度值是位置的函数。由

此解析空间运动速度、加速度与位置的关系可建立物质球体周围空间的理想流动方程。在空间任选点，距物质中心为h。以h为半径的空间球体体积V的改变写作线形表达形式代入式（1），并对时间微分得空间速度、空间加速度、物质的位置三者的关系为

h2g + 2hν2 = R2g0 ︳h＞R （3）

其中g是任意选定点空间运动的线量加速度，v为该点空间运动的线量速度，g0是空间在物质球体表面运动的线量加速度，三者均指向质心。式（3）揭示了在物质系统系统中，任意选定点的空间运动速度、加速度都可以表示为空间位置的函数。即在任意选定的空间位置，都有相应的空间运动的速度、加速度数值。空间作为其自身的存在形式在其越过物质边界的瞬间将不复存在，因此当h=R时，空间的运动亦不复存在，其表述形式即空间运动速度为零。因此式（3）是一个间断函数，只在h＞R的范围内连续。空间在其流入物质内部后虽然作为空间的运动形式不存在了。但其具有物质属性的原因，作为物质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式（3）是物质系统中空间运动的基本方程，揭示了空间运动的一般形式，而与目前物理学的内容相同。

建立了物质存在决定的空间运动场之后，以下研究空间运动场中的四种现象：

A.物质相对于运动空间静止的运动

空间与物质之间相对静止的含义是引入空间场的另外的物质与空间场自身相对于引起空间运动物质的质心两者的运动速度相等，即物质系统中物体p的运动完全等同于空间的运动。将式（1）积分，整理并用线量代替体积量可得：

h3 / t2= 3/2R2g0 （4）

其中h为物体p所在位置与质心的距离。R是物质的半径。g0是空间运动在接近物质表面时的最大加速度。t是物体p所在位置到地心的空间运动时间。式（4）描述的是物体从远离质心的位置下落所遵循的规律，是物质随空间运动

的理想落体方程。在这一过程中物体不受力的作用。

物体作圆周运动基本条件是离心加速度等于向心加速度。如果T为一个物体在距质心一定位置绕质心作圆周运动的环绕周期，则由式（1）和圆周运动加速度的定义式经过推导可建立其与落体时间的关系：

（5）

将式（4）和式（5）比较则有：

T2 / t2 = 6π2 （6）

式（5）即是从空间运动的前提出发，获得的理想物质系统的开普勒第三定律。物理意义显然是描述了过理想物质系统任意点且以物质质心为圆心的封闭球面运动物体的运动规律。式（6）是圆周运动条件（离心加速度和向心加速度相等）的另一种写法。

B.惯性力与引力的区别与联系

考察运动物体与其上放置小球所组成的系统（图2）。当物体加速运动时，小球会向物体运动相反的方向滚动。经典物理学认为这一现象是小球受到了惯性力的作用，而这是一种找不到施力者的虚拟力。

图2 运动物体与小球系统

虚拟的惯性力与引力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可区别的作用特征。这种描述有一种将事物本质联系割裂的感觉。用空间运动论的观点解释这一现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将空间和物质作为运动过程中平等的参与者，空间相对于物质与物质相对于空间的加速运动应具有相同的效应。引力即是加速运动空间对存在于该空间物体作用结果的显示；而惯性力是主动运动物体相对于空间加速运动产生的效应。这就是说，力是空间和物质的相对加速运动产生的

作用效应，惯性力和引力仅由于参照系选择的不同才分别给出了两种力的不同定义，没有本质的区别。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所表述的就是空间运动对于物体作用的结果，牛顿第二定律所表述的惯性力就是物体自身运动作用于空间所产生的结果。由于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上还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内涵的一致性，将惯性力与引力看作了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作用力。如认为空间的作用是系统响应的原因（小球运动），则惯性力只是物体相对空间加速运动时空间对小球的作用。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高精度相等这一现象即有力地证明了引力和惯性力是同一种作用以不同立场得出的结论（分别认定物体和空间作为运动对象）。由于此前的物理学不加论证地假定空间是静止的，因而对万有引力的作用方法和性质都无法给出事实以外的、富余逻辑的解释。忽略空间的物理存在及其对物质作用前提得到的引力作用被认为是一种由物质出发到物质的超距作用，对这种力究竟如何传递这一问题就有了光子传递引力的近乎玄学的解释。建立了空间运动的概念后引力的传递方法和过程就可以进入理性认识的范围。由此也可以合理地解释引力能够被运动所抵消这一物理事实的含义：空间加速运动对物质的作用效果等同于物质相对

于空间的加速运动的效果。

C.空间相对物质加速运动

经典物理学清晰地辨析了引力和惯性力的不同，实际上就是将相同作用形式在不同参照系描述产生结果所表现出的细微差异给出了区别，这就将一个最有可能影响其体系完整性的因素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有效地排除了。牛顿第二定律给出的关于物质运动和力的关系实际上是物质和空间作用关系精致的数学描述，可以看作是对实际的空间结构及其与物质作用关系进行理想性抽象得到操作模型系统后，用实验方法确定的物质与空间相互作用效果的定量关系。之所以说牛顿第二定律是理想的操作模型系统，是因为其成立预设了以下的前提：

* 空间相对于物质运动的参照系是静止的；

* 空间独立于物质的存在，不参与物质的运动过程；

* 运动过程产生的所有效果只相关于物质，而与空间的存在无关；

* 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不至于使我们感觉到空间流速场的等速曲面的影响；

* 在选定的物体运动范围内，空间的性质处处相等。

理解了牛顿第二定律的上述预设前提之后，就可以将牛顿第二定律的观念扩展运用于考察物体p在地球理想物质系统行为。相对地球质心静止的物体p若以空间作参照就必然相对于空间作加速运动，因而产生力的作用效果，由式（1）可得：

F= mR2g0 /h2 （7）

其中F是引力力值（N）。由前面的论述可知：恒定的物体质量获得恒定的表面加速度，加速度与物质质量成正比，若G0为比例常数，则：

4πR2g0=G0M，令G= G0/4π，

则式（1）可表述为：

F=GMm/ h2 （8）

式（8）牛顿万有引力定理可以由其第二定律无任何假设地推导出来。引力随距离变化采用平方反比衰减的方式就是空间球体运动的结构特性在万有引力定律中的反映，这就可以圆满地解释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率的由来。引力

常数（G）的含义可以解释为：单位质量物质所能引发的空间流动在物体表面的加速度值，其单位的量纲对此结论是一个有效的证据，只是目前引力常数与此常数差4π因子。

牛顿第二定律提供了绝对质量的有效测试方法，由加速运动过程测出的可由长度和时间标志的物质质量数值是绝对质量。质量不再是密度和空间占有量的关系常数和纯粹物质自身量的相互比较，质量是物体运动过程中空间与物体相互作用所产生效果的一种具体的表征，由此可以建立运动和重力联系，进而由此出发研究空间的运动。如果没有空间和物质的这种作用，物质将只有可以测量的体积，而没有可测度的质量。因而质量归根到底只是物质与空间相互关系的度量。在现有观念中把质量看作只是物质自身的属性，原因是不懂质量的根本意义。

D.理想物质系统中近地表空间对物体的作用

在近地表运动距离较短时，g = g0为常数，自由落体可视作任意点初速度为零时物体随空间的运动。这时物体的运动速度不等于空间的速度，运动过程中仍受空间的作用。物体运动遵循规律是：

h2dh/dt= R2 g0 t （9）

整理并略去小量得：

V= g0t （10）

其积分形式便是伽利略斜塔落球实验所求证的结果，自由落体等同于匀加速运动。

由于式（1）在地表是间断的函数，结合式（10），从空间方向逼近地表可得最大空间运动速度：

h2dh/dt = R2（dh/dt + g0 t ） （11）

整理，当hR时，

Vmax =（1/2 R g0）1/2 （12）

代入数值Vmax =5.587km/s ，此即流入地表的空间速度。显然式（12）适用于所有天体系统。物体运动的切向速度等于径向速度时为正圆周运动，由此合成的环绕速度为：

（13）

其中V1为第一宇宙速度。

以上四个方面的表述并不谋求给出经典力学定理新的数理推导，而是希望籍此证明空间性质新的哲学解释在具体应用中的可能性，并用数学推导过程完备的逻辑来检验空间运动论所提供的这种哲学观念的正确性。如果承认上述推导过程所证明的空间运动理论提供了此前物理学所没有的内在逻辑的和谐性和简洁性，使的牛顿第二定律、开普勒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之间的相互关联剔除了空间运动假设以外的所有其它主观假设，就应该从理论判断方法的角度承认空间具有受物质作用而产生运动的特性。上述推导过程直接应用了牛顿力学中的速度、加速度、动量等概念而没有重新定义，显示了空间运动理论可以兼容经典力学的所有方面。建立动态空间的观念就可以清晰、完整地理解开普勒第三定理、牛顿第二定理、万有引力定理、加俐略落体实验等经典理论内涵的哲学统一致性，并对其数学的结构形式、常量、适用范围等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转贴于

3.空间性质哲学描述所蕴涵的新的宇宙观

自然界凡物质聚集的地方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能量释放过程，例如恒星辐射、星云红化、太阳系行星及卫星均含有内部热源等。天文观测中质光关系的发现更进一步地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定量的表述。从空间同一性的观点出发宏观地解释这一问题所得到的结论是明确的：伴生于物质存在的能量过剩现象是空间凝聚产能导致的结果。空间在异化为能量与物质之后已经有三种具体的存在形式，这为空间的收聚产生能量提供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场所，即空间收聚产能分别在空间、能量、物质的内部发生。在空间场所发生的空间产能现象，如宇宙空间的无源x-ray等高能射线爆发、微波背景辐射等都是这一现象的理想侯选对象。空间在能量场所的聚集目前无法观测，因为我们无法对光子或电磁波在统一地点作两次能量变化的测试，对此高能物理的研究也许会提供光子或电磁波在空间的运动中会得到能量的补充证据。相比较而言在物质场所空间聚集产生能量的过程是最容易发现和证明的。对宇宙间普遍存在的能量过剩作空间收聚产能的解释，要比目前通行的核能解释合理和有效。由于以往物理学所知道的产能方式有限，将无法理解的自然过程统统装入了核能解释的口袋。对其解释逻辑上的致命缺陷只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物质释放核能必然要带来引力持续减小的后果，引力数十亿年持续减小积累的结果对于一个星系发展的历史而言，会造成星系的结构消散的现象，这与星系普遍盘卷、收聚的有序化、组织化的观察特征不相符。相

反，能够合理解释物质收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力的增加改变了物质的固有存在结构。进而引力的增加只有一种可能的原因——物质质量的增加。核能解释还有一个缺陷——不能对不同聚集态度物质的能量产生过程给出统一解释，例如将太阳发光解释为核聚变，太阳系行星的地热解释为核裂变，但无法解释星云红化。这与本质的存在形式具有单一性的基本认识特征存在深刻的矛盾。对所有现象做个别性的分析不能理解这些现象之间所蕴含的共同特征，而正是这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共同特征的才是理解过程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直接地将现象所共同拥有的作用要素（如空间、能量）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去理解不同现象间共性的产能方式是一种宏观的、绕开了复杂的综合和抽象的过程的更为有效的认识方法。

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蔬散存在的能量形式，大量流入物质内部在向质心收聚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的形式，这种能量是宇宙间能量的根本来源，它维系着宇宙基本能量的过剩支出形式。恒星质光关系和赫罗图的发现更为彻底地揭示物质存量与能量的上述依存关系。物质瞬时存量与空间的流入量可由式（4）导出以下关系：

V=3.546×10-5m（1/ρ）1/2 （14）

其中v为物体表面的空间流速，m为物体的质量，ρ为物体的密度。

空间收缩量与能量值的数量关系为：

E =ηV （15）

以地球引力定义的太阳质量M=1.9892E30 KG。代入式（14）得V=1.8793E24 M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