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精选(九篇)

第1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第2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深刻认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人类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

特别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凸显了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面对中国今天环境的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科学概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有以“两山论”为代表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有体现着深切人文关怀的关于民生福祉的新概括，还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视野。这些论述中充分体现了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力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将这一思想简称为“两山论”）“两山论”思想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难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2005年8月24日，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论述了实践中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生态经济优势，变成一种完全浑然一体的关系，和谐统一的关系。”三个阶段论，蕴含着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诠释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展望，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论上看，“两山论”在分析“发展与环境”这对矛盾中看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之法，在解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中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化的应用和发展；“两山论”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实践上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他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他θ死辔拿鞣⒄沟缆飞羁谭此寂判的思想结晶。

“两山论”思想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中包含辩证思维，在超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两难”困境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之道，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旧发展模式的窠臼，找到了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途径。是我国当今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实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观点。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许多地方考察时都一再叮嘱，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广东考察时他谆谆告诫：“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南考察时他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 ‘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他鲜明地指出，“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如果仅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对国家全局会产生影响。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人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就是”的阐释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生产力概念涵义的理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成为当代民众的重要民生诉求。以人为本就应让人民共享发展的生态成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多更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所以“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思想中包含着深切的人民情怀，2014年12月13日，他在江苏镇江市调研时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彰显出执政党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意识。

“五位一体”与全球生态治理。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它的有效推进需要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与其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文明系统。

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他认为，“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可以独自完成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同志呼吁推动国际合作，呼吁全球治理。他认为保护地球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战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需要改革阻碍生产力绿色化发展的w制机制。十之后，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严守生态红线。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他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时指出，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思路，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第3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关键词：中国故事；国际表述

一 引言

十报告中提到：“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建设美丽中国，“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早在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如今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作为一个全局性的表述，党的报告自然会站在一个高度来抽象地概括，而在落实这些抽象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是既要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也要把这些内涵具体化并付诸实践。这其中，如何对中华文明、中国民族文化进行国际表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中国美丽山川加以表面化的表述。因此，国际表述对于落实十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国际表述、国际表述的内涵是什么等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似乎也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二 关于国际表述问题的探讨

1.为什么中国需要国际表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世界各国纷纷把中国作为一个故事来研究，从而形成了多种解读，其中也包括许多的误读。其误读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对中国故事，即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与思想、风俗与人情都缺乏了解；二是西方的固有思维，即目前业已形成的以西方主义为中心的“流行话语体系”始终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述中国故事。对我们自己而言，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如何针对国际上很多对中国不公正的指摘，我们除了需要有理论上、事实上的陈述之外，还要以“一种比较简易的、别人能听懂的表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简而言之，“中国故事，国际表述”就是用国际流行的语言、话语、逻辑和表达方式来陈述、展示自己的外在形象、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正如赵启正先生说过的那样：我们中国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创造者和作者想的对象就是中国人，因此他对外国读者、对外国受众不一定适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设计电影或者是动画的时候，是考虑了世界市场的，所以他们的产品容易适应世界市场。新华社近些年在对外报道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无论是日常报道，还是近几年的许多重大报道，都尽量突出人、突出故事性，注意以国际通行的语言和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

2.国际表述的范畴。

国际表述的内容包含以下几个范畴：物质产品范畴、文字信息范畴和形象表达范畴。其中物质产品范畴指的是物质产品中文化内涵的含金量，即文化内涵的附着量（cultural-loaded-ness），包括所在文化国或者文化对象民族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物品、其所生产的产品等；文字信息范畴则指的是通过文字信息所承载的文化内容量，如文字符号所传递的含义与信息等，包括书籍杂志报刊等；而形象表达范畴则指的是表达文化内涵的电影电视节目、视频音频、服装服饰、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以及符号设计等。这些范畴对于文化输出来说都指向一民族文化的表述，即哲学思想、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赵启正先生说，面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化产品设计的非国际化等困境，我们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大国，首先要系统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第二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外传播，第三要努力加强对外文化表达和传播的能力。

3.国际表述的意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形象通常比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还有用。一个糟糕的形象会导致很大损失，而这一损失，是任何常规的实力都无法弥补的。可见，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进而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目前世界上的“汉语热”的背后是中国热，全世界都渴望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正是为了回应世界关切。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风光秀丽的大好河山……都需要通过国际表述才能传达到全世界。“中国故事”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场面宏大、情节复杂。这些都是吸引无数外国人关注中国、热爱中国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故事”需要去开展“广而告之”的国际表述活动。作为世界上文化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有一整套文化发展战略，渗透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事物以及宣传等各种活动之中。肯尼迪政府就曾送给好莱坞一份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进一步配合政府的“全球战略”。美国导演柴纳尔曾说过：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再如，国务院正式启动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李未柠等专家看来，标志着中国开始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已经来临。当然文化走出去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文化的国际表述也只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热爱中国，实现文明间和谐共融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正如赵启正所说的那样：对于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许多文化能够共融，才是一种理想的更高级的文明。

4.国际表述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故事”的表述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使我们不能很有效、准确地表述自己，同时国际社会在很多程度上也不会认同我们的表述。

首先是“中国故事”没有很好地借助流行话语体系来阐述自己，没有利用国际通行的语言逻辑、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等来说明自己的文化思想、历史传统和政治立场或者展示自己的民俗风情、秀丽河山；而是常常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反而让人感觉神秘不透明，招致许多误解。

第二、“中国故事”的讲述过于抽象、说教味道浓厚，不注重故事的情节和细节；不重视突出人的存在和人文情怀的表达；不讲究表述过程中的艺术，或者不注意采用国际流行的艺术表现方式去讲述自己。国务委员唐家璇认为：（中国故事）“要表述得人家感到有可看性、可读性、可听性，感兴趣，最后发展到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才算成功。特别重要的是，怎样做到能够把中国文化的内涵、底蕴非常精彩生动地传达出去。若干年前，一部《卧虎藏龙》就很成功，它用的手法既浪漫又现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学素质，也符合外国人的品位，受到一致好评。这就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述”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三、表达“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没有采用多元多样的手法；在现代传播技术发达、现代媒体手段多样的今天，“中国故事”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来来进行立体化地讲述。

第四、广义和宏观翻译手段不够先进，即没有很好地研究受众的文化传统、接受方式、环境和心态就粗暴和粗糙地开展对“中国故事”的翻译活动，不仅没有很好地讲述故事本身，反而还使“中国故事”被认同为与“中国制造”一样的地摊货，使中国形象进一步受损。“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如果让他们明白我们所想、我们所做、我们的价值观，这要有一番工夫，不仅仅是语言要翻译，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翻译。也就是说，中国故事，国际化表达，这是我们的任务。”（赵启正语）

5.国际表述的理念。

那么，开展国际表述需要如何进行呢？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掌握以下几个理念：

一是“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著名的翻译家傅雷曾谈到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认为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这番话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据了解，以电影《郭明义》为基础改编制作的多媒体汉语视听教材《中国好人》将进入海外孔子学院课堂。影片《郭明义》上映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海外孔子学院及相关机构纷纷建议孔子学院总部将弘扬新时代道德风尚的影片改编为看电影学汉语的影视听教材，让汉语学习者在看电影过程中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有的专家就指出，郭明义几十年如一日助人为乐、甘于清贫、平凡中透出伟大的道德风范，这种有情节、有故事的生动教材容易让外国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优秀品质。可见，“讲故事”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对外传播介绍中国的实践中，很多新闻报道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对外传播的特殊规律，“宣传味儿”较重，难以为海外受众所接受，报道效果不理想。如果改进方法和手段，多通过以事实说话、以小见大等跨文化传播的技巧，去感染、影响海外受众，就能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是“大故事”更需要“小视角”。随着媒介大众化、市场化浪潮的勃兴，特别是媒介市场与信息消费观念的兴起，我国传媒业在新闻理念、大众传播理念以及文化理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很多媒体越来越重视新闻的“可读性”，重视新闻的人性化，注意以人见事，以小见大，以细节打动人心。站在受众的立场、以平民的视角去看问题、去展示中国故事的内涵以及中国文化的博大有时候比起那些“宏大叙事”更能触及人的心灵，更能置入人的灵魂，从而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三是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国际化，向世界提供具有吸引力、感召力的“中国创造”文化产品。具体来讲：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破除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适应国外的文化需求，对文化内容和形式大胆创新，注入新的基因，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将高科技手段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用有亲和力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方式讲好“文化故事”和“中国故事”。实际上，许多国外文化产品进入中国时，都有意识地加入中国元素，以适应中国市场需要。中国文化产品要让更多的国外观众理解并接受，必须以国际化的形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他们听。为此，必须做好跨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应该努力转化为世界共享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满足当代人需要，具有世界影响力，成为国外消费者也能接受的文化。实践证明，民族文化只有在作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具有文化的魅力。

6.国际表述的目标。

中国文化国际表述的目标应该短期与长期之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短期目标应该一是提高我国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并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二是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三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就长期目标而言，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不能仅仅是为了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力，而是为了增强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增进世界人民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从而实现和谐共融，达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团结。

实现自身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期的共存阶段和后期的自身体系建立。初期的模仿阶段就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应该遵循国际流行的话语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故事，以达到世界人民对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此阶段中自身话语体系处于相对弱势，因此必须按照世界现行的话语模式，否则很难达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第二阶段中，世界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之上，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可以与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进行抗衡，也就达到了东方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共存阶段。在最后的阶段中，世界对中国文化研究非常了解，同时中国文化也具备了一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的话语体系也摆脱了西方话语的控制，此时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完全建立。

三 结语

综上所述，美丽中国的概念与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美丽中国这个概念不通过国际表述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不仅会极大地损害中国的软实力，也会在世界人民的误解中逐渐丧失自身的话语权，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故事是美丽中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如何对这个故事进行与世界现状相适应的的表述是摆在我们目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故事国际表述的研究并提高对这种表述的理论和实践认识，才能较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传播，最终求得提升中国软实力和自身话语体系建立的目标，这样才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美丽中国的内容和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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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小燕.从文化外交看国家对外传播[J]，新闻大学，2011（1）

第一作者简介： 李桂丽（1977-），女，河南南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4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生态文明；启示

引言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是人类对工业化带来的严峻环境问题反思的结果。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生态文明探索的重要成果，并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当前正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批判借鉴西方的有益成果是题中之义。在概述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指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迪，就显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概述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二十世纪后期生态运动蓬勃发展背景下产生的新思潮，它主张结合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明当代环境问题，找到一个既能消除人类环境危机，而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列・高兹、大卫・佩珀、萨拉・萨卡等人。尽管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会有所不同，但是，在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并对将来愿景等基本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基本主张有诸多一致之处。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异化，以及生态殖民扩张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他们指出，经济发展不能无限度，而且也不能在损害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庞大的现代化的物质财富，但是也产生了诸如精神颓废、自杀现象以及核污染、化学污染、电磁污染等环境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重新界定和审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共存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从本质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这些弊端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引起的。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环保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完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清洁能源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使用，对湿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草原资源、海洋资源的开发都付出了与以前相比少之又少的代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保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背后还是隐藏这不可忽视的隐患。经济态势总体上还呈粗放型特征，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数量扩张而非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提高来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带动性强的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造纸业等产出总值大、产业带动性强大型产业。农业生产中不合理的开垦和利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沙漠化，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以及人多地少等问题也仍然存在。

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实现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以及现代社会的转型。针对我们目前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人们生态意识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主张，因此批判地吸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贯彻科学发展观

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发展会造成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不协调的恶性发展，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因此我国在发展中，必须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努力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品尝环境恶化的恶果。充分考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关系，坚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生态法治建设步伐，健全法律制度保障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出台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其次，完善法律制度建设要坚持“立、改、废”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忽视对已经制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梳理。

（三）制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政策

政府要制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政府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贷款、收费、保险等各种政策和经济措施，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建立保护环境和利用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四）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要完善环境监测技术标准体系，提升监管水平。加快制定和完善能源、环境的相关标准，修改和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实现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控制。还要加快节能统计和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提高法律监督水平，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秩序。环保部门还应提高依法监管水平，实行行政监督管理责任制。最后要加强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结束语

西方学术界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养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指引下，在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上，在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有益成果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生态建设的环保热情，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稳扎稳打践行生态建设的措施，我相信，美丽中国的愿望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周庆行、吴长冬：《生态责任：政府责任的新思考》，《福州党校学报》，2008年2月。

第5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关键词：生态文明：回顾与展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40—06

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关于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的研究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态文明的本质、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社会规律，形成对生态文明发展现状与战略导向的共识，进而寻求更加系统科学的促进生态文明的政策措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从科学内涵、理论与实践意义、评价体系、案例分析与政策措施的角度，归纳了当前中国生态文明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和评述，阐述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要正确把握生态文明发展的过程及其价值，首先必须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进行准确的把握。尽管国外学者早已形成了大量类似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和思想，但是却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1987年，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并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刘思华，2008）。其后，随着人们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深入，生态文明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挖掘。现在，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张云飞，2007）。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中国学者从两个不同维度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揭示，为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认识基础。

第一个维度是从纵向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出发来解释生态文明。这类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的进步状态。如申曙光（1994）认为，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走向衰亡的基本标志，一种新的文明一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形态。李祖扬、邢子政（1999）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观念转变，理解为近代科学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科学有机论自然观的根本范式转变以及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李校利（2008）、徐春（2010）的分析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

第二个维度则是从横向的当代社会文明系统出发进行解释。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一种社会形态内部某个重要领域的文明，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体系上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对应。谢光前、王杏玲（1994）认为，生态文明在整个社会文明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三角互动关系。张建宇（2007）、蔡守秋（2008）、曹孟勤（2008）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文明形态，是人们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负面效应，建立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可见，基于不同的维度与视角，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有着诸多不同见解。但核心思想离不开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同时，要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应注定深刻丰富。要科学地对其作出理解，需要坚持比较分析与历史总结、理论梳理与现实考察相统一的原则，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对其特征、地位、作用、目标等做出系统把握，才能形成全面准确的认知。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生态文明反映的是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进步标志。生态文明的概念的提出与内容的发展，实现了对前人科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对人们进一步开拓视野，实现人类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生态文明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先进理念。诸大建（1995）、刘湘溶（1999）、潘岳（2004）、张云飞（2009）等认为，生态文明发展观主张将人与自然界应各得其所、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原理作为理论基点，对中华文明长期追求的“真”、“善”、“美”，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与建构。为真善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内涵与深邃思想，将促进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先进理念得到传承与发扬；其次，生态文明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理论。刘俊伟（1998）、方世南（2008）、陈学明（2009）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包括了人类社会要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类要热爱自然、赞助自然而不要破坏自然以及人类要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思想。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导引，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命力也主要视其能否在指导人们解决生态问题上发挥自己的功能：再次，生态文明扬弃和超越了西方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吕尚苗（2008）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对西方生态哲学中有益成果进行了科学借鉴和总结，在理论形态上对其实行了甄别和完善，抛弃了其中的不合理成分，而将真正有价值的理念、做法进行有益发挥，因此在理论形态上实现对西方生态哲学的扬弃和超越。

第6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

【关键词】 教学目标设计 教学目标阐述

语文教学目标是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教与学双方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奋力达到的目标，同时也是检查、评定教学活动效果的参照物。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对语文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如同罗盘对于茫茫大海中的航船，如果罗盘偏离了航向，航船就很难准确抵达目的地。然而，在语文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常常违背了教学目标设计的一般原则，致使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出现了严重的随意性和难以操作的缺陷；语文教学目标的阐述也主宾混淆，用语含混，在现实教学中难以切实执行。目标的设定既然已经缺乏科学的根据，目标的阐述又含混不清，这样的教学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因此，非常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工作状态，理清语文教学目标设计与阐述中存在的问题，再依据科学的教学设计模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前语文教学界在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和阐述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 1.缺乏严格的学习需要分析、学习内容分析和学生特征分析，使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出现了严重的盲目性

当代教育技术学认为，教学设计首先应从学习需要的分析开始，解决“为什么教”的问题；接着去调查学生的初始能力、一般特征和学习风格，进行学生特征分析，解决“怎么教”的问题；最后再以学生为行为的主体，阐述教学目标，并付之教与学的实践。整个教学设计的过程应该呈现如下模式：（本文只涉及目标的设定和阐述）学习需要指学生目前的学习状况与期望他们达到的学习状况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教学的总目标。学习内容，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总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的知识、技能和行为经验的总和。学生特征指影响学生完成学习内容的知识准备，生理、心理准备，以及诸如智力才能、学习动机、生活经验、文化、社会、经济等背景因素。严密、完整的教学目标设计，必须以学习需要分析、学习内容分析和学生特征分析为前提和基础。由于语文教学的范围广泛，知识系统较散，致使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出现了严重的盲目性。

 2.缺乏当代学习论的理论指导，使语文教学目标的设计难以实践“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

当代认知派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oPiaget）认为学习是认知结构的获得和建构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把知识从外部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决定学习的因素，既不是外部因素，也不是内部因素，而是主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无论是传授知识，培养技能，还是养成情感、态度，都要以学生已有的经验为基础，注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结合去建构学生的认知结构。目前语文教学界的确也非常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注重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通过教师引导下的提问、讨论和学生动手检索资料进行教学。但由于缺乏对这一建构过程的理论认识，常常使教学误入“满堂问”的境地。有时候则是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得很热烈，客观上却无的放失，教学效果贫乏。究其根源是教师缺乏对学生原有认知结构的认真分析，更谈不上发挥外部环境、设备、信息等因素的辅助功能，在客观上不是去建构学生的认知结构，而是走了形式。更坏的情况则是有些教师从经验出发，完全走向了演绎结论、灌输观念的“填鸭式”教学境地。

 3.教学目标的阐述主宾混淆、用语含混，使语文教学目标难以付之课堂实践，并在客观上导致了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教学检测的盲目性

为了强调“教是为了学、一切从学生出发”的宗旨，教学目标阐述中必须用学习目标代替教学目标。学习目标是对学生通过教学以后应该达到的行为状态（变化）的一种明确而具体的表述。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点：首先，“学生通过教学以后应该达到的行为状态”是指学生的学习结果，而并没有规定教师在教学过程应该做些什么；其次，"明确而具体的表述"要求对于学习目标的表述应达到可以观察和测量的程度，尽量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不切实际的语言。下面分析两例不当的阐述方法；教学目标的阐述主宾清晰，才利于课堂落实，课后检测；用语明确，易于把握，才有利于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只能流于形式，给课堂带来随意性，给学习和检测带来盲目性。针对以上提到的语文教学目标设计和阐述中存在的问题，笔者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途径，供同行参考：一是切实进行学习需要分析、学习内容分析和学生特征分析，依此制定教学目标，反对经验主义。学习需要即学生已有的知识状态与期望他们达到的学习状态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构成了总的教学目标；学习内容即为了实现总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的知识、技能和行为经验的总和。这里要特别注意分析学生的先决技能和学生学习知识的心理操作过程。这样才有利于避免教学起点过高，补足知识结构，适应建构知识的心理机制；认真分析学生的知识准备、初始技能、学习兴趣及相关的经验、动机、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切实进行学生特征分析。做到以上三点，就可以使教学目标的设计在理论的指导下严密地进行，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起点。二是教师应认真学习和钻研流派众多的学习理论，用理论武器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样才利于避免课堂教学的形式主义，避免使课堂教学走入灌输或发问的极端。三是用abcd法编写教学目标，使教学目标的阐述利于教师的授课和检测，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自测。

第7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2008年7月5日～7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在素有“青城”之称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学术年会，以《生态文明与建筑创作》为题，围绕西部地区的设计动态进行了交流、探索和总结，以期更好地将节能和环保绿色生态理念结合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中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长马国馨院士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贺信指出：“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入党的行动纲领，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并由此来延续人们的生存，建筑师的创作直接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关系到社会的未来发展，相信年会上人们有见地的理性思考将会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及各著名建筑设计院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200余人聚集一堂。呼和浩特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院长李俊奎结合内蒙的地域特点、背景文化与城乡建设向大会致词。大会分别由主任委员布正伟、副主任委员王国泉、张俊杰、赵元超和资深委员李大夏主持。

多年投身于内蒙古建筑事业的李大夏总建筑师以《洋生态与土生态》为题，讲述了国内外诸多对待生态可持续发展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他认为中国建筑师在生态问题上显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另外，对低端生态技术了解不足，对高端生态技术盲目崇拜乃是生态设计的一个误区。更新原有观念、发掘符合当地的可适宜技术，在生态观念指导下探索并完善可实施技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原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汉民以丰富的国内外地域建筑考察实例，对“土生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作了精彩的描绘，使人们认识到，“生态设计”是当今继承传统建筑文化课题中极为核心的内容。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栗德祥教授在其主题报告《绿色建筑设计思考》中，理论与设计实践相结合，系统评介了国内生态绿色建筑设计的前沿探索成果。他强调，现有的高端的生态技术仍属于实验阶段尚不能推广使用，但是朝着生态方向的理性探索仍然给人们带来希望。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院院长文兵和青年建筑师曹晓听，徐磊、柴培根、景泉、崔海东等以群体发言的形式，总结了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设计经验。呼和浩特当地建筑师刘铮、张鹏举、温捷强分别就“草原生态与人聚、人居”、“对应环境、和而不同”、“因地”等问题进行了表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赵元超以《源于土地的设计》为题，介绍了西北院近几年在西北地区的设计实践成果；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蒋伯宁以《自然生态环境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为题，探讨了广西地区的地域特性及其应对策略：华东建筑设计院创作所所长杨明结合上海世博会工程实践生动阐述了生态技术的应用和现实思考；中房集团建筑设计事务所刘文杰介绍鄂尔多斯城市设计与建筑形态雏形；重庆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褚冬竹研究了重庆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应对措施：云南省建筑设计院戴梅就云南当地的地域特征、贵阳市建筑勘察设计院魏浩波就贵州省竹海的原生态环境中的建筑设计方式；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宁以《帝国的落日》为题阐述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理念。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洪勤建筑师《生态文明的经济性》、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彤《生态建筑创作实践》等都以缜密的理性分析引人深思；中建国际(上海)总建筑师江兵还在发言中回顾了建筑理论委员会多年来的活动。报告人以各自不同的视角，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对生态观念的理解和认识进行了解释和印证。

第8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献回顾;社会学视角

[作者简介]金俭，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山东青岛 266100）。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生态文明进入中国学术界视野并发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依旧遵循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开发的深入，如“癌症村”“PM2.5”“沙尘暴”“海上石油泄漏”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其次是由于我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中共十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十三五”规划中。再次，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大大增强，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环保抗争活动越来越多。例如2014年5月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2014年3月广东茂名反芳烃项目游行示威等。第四，与环境研究有关的学科发展迅速，如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并对生态文明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现实关怀情结，迫切希望在理论上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给予理论支撑。近几年学界对生态文明有不少论述，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有特色的见地和看法，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营造生态文明研究的良好学术氛围。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民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愈发提高，社会学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但也有一些可喜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理论假设、建设途径等方面。本文主要从认识视角、解释框架以及对策维度三方面进行梳理。

（一）认识视角方面

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解，学界论述各不相同，围绕生态文明是文明要素还是社会形态，抑或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和狭义的生态文明界定并存，学者们争论不休。关于生态文明的含义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其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生态文明应该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相并列。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或者工业文明不是对立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并存关系。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蕴含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中。随着人们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过去对待自然的敬畏之心转化为开疆扩土的贪心，过度消费资源导致了生态问题突出，并阻碍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①。在人类改造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建立适宜生态运行的外部空间，生态文明应运而生。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既联系紧密，又各自保持着鲜明的相对独立性②。换言之，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是文明的一种形式③。作为文明的新形式，生态文明不仅考虑了当代人的利益，也考虑了后代人的发展，实现了发展和生态两者并行不悖。

其二，生态文明是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洪大用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其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生态建设④，以期实现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指出我国局部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可能的⑤。陈涛指出，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所建构起来的新型形态⑥，是为了实现人―自然、人―人、人―社会、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良性循环以及持续繁荣而人为建构的。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的发展形态⑦。生态文明是在一定的实践模式和思维范式下人为地定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取得的一种亲和状态。

其三，将生态文明视作一种社会结构。吴祚来认为，生态文明并不是指生态自然而然的“文明状态”，而是人类作为行为主体，以文明的方式来对待生态、对待自然，生态文明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是一种系统观念，生态的状态是各种力量相互协调共生的结构⑧。宋林飞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将“生态化”的含义贯彻到“现代化”的概念之中，剔除人们思维中现代化观念的不合理内容，如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单纯追求经济产值、城市化、增加福利等⑨。麻国庆从生态问题角度入手，把生态问题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纵观当代的所有社会问题，若干重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这一议题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予以把握⑩。生态文明不是手段亦不是目的，是真切存在的社会结构，其发展要和与其他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相互协调，相互交融，互利共生。

其四，生态文明的广义及狭义含义。甘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广义的生态文明包含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含了追求社会公正;狭义的生态文明就仅限于经济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①。郭洁敏也赞同这种划分，他认为广义上的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列，人类在处理同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②。虽然这种生态文明广义和狭义的界定还不完善，但是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定义框架，具有借鉴意义。

（二）解释框架方面

中层理论抽象程度低、解释力强，比起宏观理论更具操作性。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应当朝着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方向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生态文明的未来发展更多地要依仗于中层理论的建设情况。对于生态文明的解释，学界已形成初步的研究假设，对此本文就生态利益自觉，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三个研究假设加以梳理。

陈阿江通过水污染研究提出，水污染、水环境恶化不单单是由于城市污染源转移到农村、工业污水废水排放不达标等外因引起的，其主观原因是本地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传统价值观的沦丧③。从意识和价值观的视角探寻环境问题的内在逻辑，忽视了经济这一重要变量，使得解释力薄弱，应用面狭窄。随着研究的深入，陈阿江提出“人水和谐”型发展模式，即EES型（Ecological，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简称E点），主要论述生态环境可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以达到多赢态势④。陈阿江后来又提出了“生态利益自觉”的假设，即行为主体（个人或者企业）自觉意识到外部的生态系统或者自然环境可以给整个系统（比如社区或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或者带来经济损失。“生态利益自觉”可以分成“生态利益先觉”和“生态利益后觉”。开始就认识到生态和经济可以做到共赢的类型称之为“生态利益先觉”;而遇到困难后才认识到生态和经济可以做到共赢的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后觉”⑤。“生态利益自觉”是以利益为诱饵，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个人或企业行为，保护生态环境。

景军关注文化尤其是地方性文化在生态环境抗争中的作用，提出“生态认知革命”和“生态文化自觉”解释框架。如大川村的抗争关注点从家畜的生命到村民的生养问题，从鱼塘的水环境到整个村落的生态环境、生态权利，抗争关注点从水污染扩展到生态环境整体，这一综合的认知包括法律、生计、道德、社会公平、权益等方面，结果是生态认知革命的发生。大川村的环境维权活动也蕴含了“文化自觉”因素，宗族势力在环境抗争的动员和进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村落中“黑孩”增多，医生劝告妇女不要饮用污染水，加之新闻频频报导污染事件，因此村民将生育与水体污染紧密联系，为了香火延续，环境抗争变成宗族的“使命”。庙宇、“风水”的传统文化也是抗争中文化自觉的外在表现⑥。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是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的过程。生态认知革命是生态知识输入形成生态认知，生态认知升华到一定程度进行生态认知实践，最后促进生态认知的制度化。生态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从认知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然后表现在行为举止上，不利于生态和谐的事不做，最后扩展到外界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麻国庆也关注了文化在生态中的作用，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农村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在不同的区位环境中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文明体系。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干扰，这种人地和谐模式将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态文明多样性受到威胁，各区域人民也在改变着各自的文化以适应工业化。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种文化再造①。景军和麻国庆都从文化视角出发，注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充分考虑地方性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及作用。

陈涛对当涂河蟹养殖进行了个案研究，发现其生态实践经历了从“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转变，而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养殖精英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即“生态自发”。农村精英对各类养殖模式进行比较和反思，从而具备了最初的生态意识，通过“环境―社会”这一系统的“筛选”，进而形成生态利益自觉的理念。形成“生态自发”走向“生态利益自觉”的行为模式，又促使了社会性的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②。这种农业上的生态思想对于工业发展也是很好的借鉴，“大养蟹”到“养大蟹”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当涂县总结过往发展教训，调整发展模式后，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工业发展实现“三个转变”，陈涛称其为招商“当涂理念”，即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从“大办工业”转为“办大工业”，从“大招商”转为“招大商”③。数量和规模仅是衡量产业的一个方面，生态和可持续才是发展的根本，粗放型养殖向生态型养殖的转变，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典型代表。

（三）对策维度方面

环境问题背景下的生态文明研究，关注点往往落在生态环境危机出现后自主合理的选择，更加着重于解决问题，所以很多田野实践和学术理论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环境状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④。鉴于学者纷繁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梳理。

一是提升意识形成生态文化自觉观念。宋林飞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中，三者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⑤。包智明认为，在社会文化上要积极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理念，提倡适度消费、低碳生活。要大力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支撑⑥。麻国庆认为，不同群体的生态文明体系大多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生态平衡为中心，强调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⑦。洪大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要吸收其精华，继承和发扬各种文明的合理因素⑧。观念看不见摸不到却真切地存在，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态文明观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不只是注重眼前利益，更关心整个生态环境状况，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社会结构调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洪大用认为，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资源保障。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实质是社会问题，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失调，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以社会建设及社会结构调整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一体，其本质是以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①。包智明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处理好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入手进行改革、调整或重构，使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②。甘泉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树立生态效益第一、社会效益第二、经济效益第三的观念③。生态文明建设要想方设法化解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与紧张关系，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是借鉴西方经验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宋林飞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深刻反思了传统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弊端，提出生态现代化建议：一是发展绿色工业，二是发展绿色消费，三是探索绿色“GDP”新政，四是生态金融与财税的创新④。何传启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西方生态现论，形成“中国经验”。通过践行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可以改善农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还可以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协调社会事业发展⑤。陈涛则更加注重实践，在实际调查中他发现，在大公圩地区居民充分发挥生态养殖中积累的本土经验，并应用到环境治理方面，使本土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应用⑥，这从实践层面给予本土经验以肯定。注重本土经验并不是拒绝先进科技，而是科技下乡要与技术本土化相辅相成，不断提高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⑦，使科技与中国经验紧密结合。同时，要形成“推广―扩散”型的推广布局，即专业技术人员和示范户之间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关系，示范户和一般养殖户之间形成一种技术扩散关系，以此来促进技术应用长期扎根农村⑧。生态现代化未必是工业化，技术本土化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态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⑨。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扩大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算得上是一项顶层设计，要实现这项顶层设计还需基层社会参与。在以往经验中，基层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属于“短板”，建设生态文明要特别关注提高基层社会的参与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参与生态环境决策和实施①。包智明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社会互动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不能仅通过一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来解决，而是要在最初的决策和实践过程中倡导多元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②。扩大社会参与，应该建构一个更加完善、特点更加明朗而鲜活的社会系统，创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环保行为规范来指导国民的环保行为，防止他们的行为盲从和行为失范③。生态环境问题是一项社会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更需促进社会力量的优化，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我国亟待建立有效的全社会参与机制，基层社会的广泛参与将有助于我国建设一个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态社会。

三、剖析与反思

客观而言，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我国社会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生态文明的界定、描述分析、实现途径及实践探索等方面成果颇丰，对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其中一些理论来源于实践，具有可操作性和理论前瞻性，这些理论的提出及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现有文献和研究，我们还能发现一些生态文明研究中的薄弱之处，亟待引起重视。

（一）增强“理论自觉”，丰富理论框架

生态文明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就目前搜索到的文献而言，大部分文章停留在宏大叙述阶段，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在实证研究中又有部分文章注重描述中国生态现状或具体描述某一个案，社会学解释性分析不够，归纳总结不足，学术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提升更是鲜有涉及，研究成果零散且缺乏学理性。学界需要继续加强经验研究，不断完善理论基础，提出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框架。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得较为成熟，所以我国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来探讨国内的生态文明问题，提出了新颖的理论框架，但这些解释框架没有考量好理论的可操作性，也没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衡量外来理论的实际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扎根田野，加强对经验研究成果的总结，提出相应的学术概念及理论。与此同时，我们要增加“理论自信”，敢于与西方学界进行理论对话，而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奉为圭臬，不能盲目地“引用”或是“套用”西方理论。

理论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界持续不断的努力。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的，不能为了理论建构而去建构理论。所以更需要学者加强对本土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提出“接地气”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二）形成“中国经验”，注重民间智慧

“中国经验”以其高度的开放性、探索性和包容性赢得了学界的认可④。当今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不能仅仅依靠城市或者先进的科技，还要调动各民族本土知识和生态智慧的参与⑤。在我国不同的区域，当地人根据地方特色发展出与生态环境共生、特色突出的生态文明体系，这些生产方式是“生态”的，例如岭南山区、曾经的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①。如何恢复那种自然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可吸取当涂养殖转型成功的精华，生态型社会更应注重品质，关注点应从数量转向质量，从生态对抗走向生态和谐，学习传统方法、挖掘民间智慧和老祖宗的“土办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又一途径。

中华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中有很多的生态智慧，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践得出来的“中国经验”，仅仅生搬硬套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只会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困境。因此，应注重发展中国经验，吸取传统文化精髓，尊重民间智慧，使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推进生态亲和型社会的进程。

（三）注重“底层视角”，深挖倒逼机制

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工业布局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城市逐渐向农村扩散。盲目激进地追求经济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发生。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态危机更为严重，曾经的青山绿水不复存在，农民抗争日益增多。底层视角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主张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审视底层，关注点聚焦于底层社会行动的目的、策略和方法②。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他们是生态环境的直接接触者，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强，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异常，在这一问题上底层群众最有发言权。但在现实情况中，底层群众建言献策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注重底层视角，健全建言献策的渠道。

要注重底层视角，深度挖掘倒逼机制，发现倒逼机制的积极影响。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民间抗争事件数量增多，通过这些抗争事件，可以发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漏洞，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在网络普及的今天，生态问题的抗争可以产生深刻的社会效应，有助于提高民众环境关注度，增强环境意识，还可以建立健全底层“发声渠道”，让生态文明从顶层设计走向民间实践。

四、结论

正如洪大用所说，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影响大致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发展;二是社会需求状况③。中共十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表明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生态文明是由顶层设计推向学术研究的，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学、生态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就此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解读和分析。但生态文明涉及内容广泛，还需要各学科学者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和讨论。

第9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范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多次深入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深邃的历史视野，宽广的世界眼光，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当前，西安市正处在追赶超越的关键时期，作为西安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曲江新区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巩固和扩大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眼下，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审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得失，努力破解发展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促进发展上抓落实、补短板、求突破，在改善民生上想对策、出实招、见成效，推动改革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一是从顶层设计看，中央政策有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就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指出“绿水青山就是新的发展优势”，“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特别是对环境执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这些重要讲话，不仅深刻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而且形象生动地指明了环保工作的方针原则、目标定位、工作方法和基本要求，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主动适应西安市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好地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是从实践状况看，曲江新区落实有成效。近年来，曲江新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忠实地落实和党中央、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建设结合起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创建，认真落实河长制水污染治理限排减排，全面开展建项目防尘减霾工作，全面扶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聚焦鼓励特色小镇建设，聚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初步建立了生态文明教育的长效机制，健全了引导、激励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的政策措施和服务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改革发展收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