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流的含义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腔”代表戏曲的品种

    戏曲品种是戏曲流派的细化和延伸。戏曲流派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戏曲品种是单一的概念。用“腔”代表戏曲的品种晚于戏曲流派的称谓。如秦腔是弋阳腔演变而成,是弋阳腔南曲北移,与当地的音乐曲调相结合后形成的。秦腔由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流传到其它地区,又形成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山东梆子等品种。这些“梆子”都具有弋阳腔高亢昂扬、粗犷激越的风格。以“腔”命名的品种还有昆腔、碗碗腔、罗罗腔、哈哈腔、平腔(平剧)等。这类称谓常以地名和伴奏乐器命名,如石牌腔、泉(州)腔、宜黄腔、兴化腔、弦索腔、弦板腔、喇叭腔、柳琴腔等。用“腔”表示戏曲的品种,从文化意义上说,首先是对戏曲流派称谓的继承。所以,戏曲品种的“腔”与戏曲流派的“腔”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但是二者相比,戏曲品种的“腔”有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它所强调的是戏曲表演的含义。

    在戏曲艺术产生之前,我国的声乐表演称为“歌”,如屈原曾作“九歌”,是一部歌唱作品;汉代有“相和歌”,也是一种歌唱形式;唐代盛行“踏歌”,是边歌边舞的娱乐形式;唐代的大型歌舞中,抒情歌唱的部分都称为“歌”。戏曲艺术产生以后“,歌”改为了“腔”。“腔”和“歌”的含义是不同的。首先,“歌”是相对独立的表演形式,不存在复杂的场景、曲牌要求和综合的表演模式。而“腔”则不同,“腔”是戏曲情节展开的一种手段,为戏曲的情节服务。“腔”要表现一定的人物,一定的情绪,一定的场景。第二,“腔”要遵守曲牌连啜和板眼变化的曲体,唱段的语气节奏、板腔格律都有严格的规定。演唱时,演员的不同角色也有不同的用声模式,说白也要遵守平仄和节奏的规范。第三,“腔”的表演不是孤立的,中国的戏曲讲究“唱、念、做、打”有机融合,唱要和其他表演密切配合。所以“,腔”所代表的是一个完美的表演艺术整体。用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来形容戏曲的品种,是对戏曲表演模式的高度概括。这也是对戏曲流派的“腔”的含义的细化和延伸。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言不尽意”之说,也就是说,某些语言所代表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自身。“腔”的表面含义虽然只是“声腔”,但用在戏曲流派与戏曲品种中,已成为一个综合概念,已超出了它语义的自身。因此,“腔”在戏曲文化中的运用,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腔”代表戏曲演唱的声调

    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表示声调的“腔”有三种类型。一类就是指声音,如唱腔、声腔、行腔、润腔等。第二类是指某种特定的音型。如河北梆子中的砸夯腔;京剧中的嗽腔、疙瘩腔、颤腔;京韵大鼓中的落腔、花腔、本腔、悲腔;侗戏中的哀腔、仙腔;汉剧中的吹腔、杂腔等。这种类型的“腔”,昆曲最多。昆曲将这种类型的“腔”称为“腔格”。据不完全统计,昆曲的“腔格”有:罕腔、豁腔、嚯腔、顿腔、挺腰腔、滑腔、叠腔、带腔、垫腔、撮腔、搂腔、挫腔、啜腔、耍腔、滚龙腔、橄榄腔、卖腔、拿腔、掇腔、感叹腔、揭领腔、应腔、复腔等。昆曲对每一种“腔格”都有具体的演唱要求,如“橄榄腔”为“凡一音延长数拍,唱时先控制音量,然后慢慢放足,过半后又渐渐收细。音量两头细,中间宏大,状如橄榄,故名。”④“腔”作为戏曲声调的第三种类型是某些艺诀中含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如“以字行腔”和“字正腔圆”中的“腔”就属于这一类型。“以字行腔”的“腔”指的是演唱的声调要依照字音的规律发出。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把歌唱视为语音的延长,所谓“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⑤戏曲界还总结出“腔随字走、字领腔行、以字度腔”等艺诀,都是指的这一类发声准则。“字正腔圆”是用“圆”的标准规范“腔”的形态。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圆”有美好、圆满的意境。如称良好的自然环境为“花好月圆”;佛界把自然界称为“天圆地方”,把僧侣之死称为“圆寂”等。因此,古代的演艺界把“圆”列为衡量歌唱的标准,产生了“字正腔圆”这个术语。这里的“腔”应该是通畅、圆润、美好的声音。

第2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词汇借用；态度

词汇借用，顾名思义，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直接借用其它文化词汇的语音和/或词形及词义。从人类文明之初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然条件、思维方式、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同时也构成了词汇借用的客观依据。本文从跨文化交流角度出发对词汇借用的特点、原因及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以其作为支点探讨应对其它文化采取何种态度。

一词汇借用的主要特点

文化间直接借用的词汇大多是名词，这主要是因为名词是命名各种事物、概念的词类且容易融入到借入语的语法结构中。当然借用也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它词类上，只不过频率要小得多。词汇借用开始时一般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阶层或行业中，随着交流的加深逐渐得到普及。如汉语借用的英文词汇“windows”开始时只在电子行业中使用，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已家喻户晓。尽管“windows”很难被收入辞典，但是它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电脑有了解的人都能使用这个词。

词汇借用主要涉及词汇的三个方面，即语音、词形和词义。从语音上看，受使用场合和使用者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尽量模仿源语言词汇的发音，另一方面会对发音进行调整以适应借入语的音位系统。拿英语从法语中借入的“résumé”一词举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共提供了四种“résumé”的读音，分别是/’rezju:mei/,/’rezmei/,/reiz’mei/和/rezju:’mei/。其中/rezju:’mei/最接近法语本来发音，而/’rezju:mei/相对比较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中间的两种读音介乎两者之间。从词形上看，一方面直接使用源语言的文字，另一方面又用本民族的文字进行记录，如英语借自法语的“未婚夫”一词有两种拼写方法，“fiancé”是法语的原词，而“fiance”则符合英语的拼写习惯。因此，这种借用可以看作一个异化和归化的动态过程，异化的结果是保留源语言词汇音、形的特点，而归化的结果是产生音译词。在借用词汇语音和词形的同时一般将词义也借过来，但有时也会对词义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英语从澳大利亚东北部土著语言“古古易米德语”借入gaurru（kangaroo）一词来指所有种类的袋鼠，而gaurru在当地语言中单指一种大型的袋鼠。

二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

1文化间词汇所涵盖的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Sapir和Whorf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任何语言都无法存在；没有自然语言作为结构中心，文化将无所依托”(SusanBassnett,2004:22)。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以语言作为工具的思想交流。Sapir还指出“不同语言并不反映同一客观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不是被标上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SusanBassnett,2004:21)。在这里“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被文化浸染的世界。正是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语言反映不同客观现实这两个原因，造成不同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它们的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完全对等，有时甚至没有对应物，即一个文化里存在着独特的思想和事物——文化间对应物缺失。譬如汉语词汇“阴”反映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涵盖的意义极为广泛，就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不经过专门学习也很难完全了解。像“阴”这样词汇和中华文化紧密相连，反映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识，在其它文化里是没有对应物的。这种词汇意义的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的缺失是词汇借用的客观原因。

2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兴趣——词汇借用的主观原因

人们对其它文化的兴趣也是造成词汇借用的主要原因。这种借用有一定的任意性，往往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完全忽视任何规则，甚至即使一个文化里已经有了表达某一概念的词汇，但出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喜爱、崇拜、好奇等主观因素，还是从其它文化中借用这些词汇的对应物。英文本来已有“penname（笔名）”一词，但却从法语中借用“nomdeplume”，这是因为法语在很多世纪里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gulawa?出自德哈鲁克语（澳大利亚东南部土著语言），指澳大利亚所独有的一种有袋动物，汉语在借入这个词时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树袋熊”，然而出于对澳大利亚这种独特、可爱的野生动物的兴趣，人们还是喜欢称它为“考拉”。

三词汇借用的主要作用

词汇借用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客观上讲，使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由于在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词汇借用是一个既省力又方便的补充方法，大量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和其它一些在其它文化里没有对应物的词汇都经常这样被借用。从主观上讲，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目标/背景理论（Figure/GroundTheory），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适当的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尤其是借用那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可以起到突显作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拿“福娃”举例。“福娃”是一个饱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蕴涵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词汇，传递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友谊、繁荣的向往，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起初将之翻译成“Friendly”过于平淡和勉强，既不能体现“福娃”的文化含义，又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直接音译为“Fuwa”则非常贴切，在其它语言作为背景的映衬下“Fuwa”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对它的发音和词形都很陌生，对它的意义更一无所知，这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吸引了过来，并且急切地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它的含义。

此外，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其它文化的词汇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上文提到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世界不一样，不同语言间词汇存在着不完全对应和对应物缺失现象。因此，在交流时人们经常会在本文化语言中寻找“伪对应物”——即在意义上和源语言独有词汇词义相近的词。“饺子”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食物，在英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汇，于是人们为它找了一个伪对应物“dumpling”。然而“饺子”和“dumpling”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物，不但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法不一样，而且代表的文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饺子”被赋予了许多文化意义，如代表着财富和家庭团圆，甚至有些地方还用它来象征捏小人嘴等等，这些文化含义都是“dumpling”所不能传递的。因此“饺子”和“dumpling”是一对典型的伪对应物。通常情况下使用伪对应物不会影响交际，然而如果这些伪对应物在两种文化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相冲突时，就会影响交流甚至造成误解。汉语的“龙”在英语中被译为“dragon”是一个经典的反例。从表面上看汉语的“龙”和英语的“dragon”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动物，貌似相似，于是就把英语的“dragon”勉强地当作“龙”的对应物。然而，两者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却大相径庭，“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威严和幸运，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而“dragon”在英国的文化里确是一个邪恶、冷酷、嗜血成性的怪物。两者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化层面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勉强地将“龙”作为“dragon”的对应物会给两个文化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造成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借用“Long”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涉及对一些“富含文化意义的词汇”的翻译时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容易造成误解的词汇最好直接借用，不要勉强寻找伪对应物。四对词汇借用的态度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既有规律性又有任意性，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涉及宗教、习俗、政治、商贸、心理、神话、军事、文学、医药和科技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借用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手段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在此用汉语和日语举例。尽管作为使用表意文字的语言在借用时不如英语等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借用方便，但是汉语的词汇借用从古至今也从未间断过。古时借用的范围局限在宗教、商贸、农业、军事等有限的领域，但随着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借用范围不断扩大：有的被归化为音译词，像粉丝（fans）、贴士（tips）、起司（cheese）等；有的直接借用原词，如windows、word、excel、CEO、Photoshop等；有的英汉混用，如阿Q、三K党、卡拉OK等，这些词甚至被收入字典。同样，日语古时曾从汉语借入过大量词汇，如きょうだい（兄弟）、ば(马)、なん(男)等，至今还保留着汉朝和唐朝的发音，甚至干脆将汉字也借了过去。明治时期以来，日语又引进了大量以科技词汇为主的西方词汇，并借入了罗马字母，从而形成了现代日语采用汉字、假名和罗马字混用的书写方法。汉语、日语及其它许多语言的词汇借用现象深刻地记录了跨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其它文化的积极态度。

然而，对待词汇借用的态度并不都是积极的。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词汇借用其实是一种语言“洋泾浜”现象，因此有人将词汇借用视为“语言污染（languagecontamination）”，并提出要纯净语言。在不同时期历史，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纯净语言的运动，如法国、德国、土耳其、比利时等。虽然纯净语言运动在某一时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各种现代语言中的大量借词上看，它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借用词汇是为了满足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既有客观规律性又有主观任意性，不是强加限制就能阻止的。它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促进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文化间的交流会变得更加频繁，人们对其它文化的态度也会变得更积极，词汇借用的频率也变得越来越高。词汇借用本身只是形式，在其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即吸收其它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只有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

注：

①虽然“windows”在汉语中被译为“视窗操作系统”，但人们通常直接使用英文原词“windows”。

②对应物：在本文中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在意义上相对应的词汇。

③原文：Nolanguagecanexistunlessitissteepedinthecontextofculture;andnoculturecanexistwhichdoesnothaveatitscenter,thestructureofnaturallanguage.

④原文：Notwolanguagesareeverdeficientlysimilartobeconsideredasrepresentingthesamesocialreality.Thewordsinwhichdifferentsocietieslivedistinctworlds,notmerelythesameworldwithdifferentlabelsattached.

参考文献:

［1］Samovar,L.A.,Porter,R.E.&Stefani,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Brooks/Cole/ThomsonLearningAsia,2000

［2］Trask,R.L.1996.HistoricalLinguistic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3］Ungerer,F.&Schmid,H.J.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Linguistic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1

［4］Bassnett,S.2004.TranslationStudies.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5］Roach,P.1983,1991.EnglishPhoneticsandPhonology:APracticalCourse.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0

［6］Gussenhoven,C.&Jacobs,H.UnderstandingPhonology.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EdwardArnold(Publisher)Limited,2001

［7］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顾海根日本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第3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只有内直，才能做到外方，进而达到大。“直方大”是对刚刚步入文学创作殿堂的人的要求和指引，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为人正直、有原则、宏大，即便没有学习，亦能达到无所不利的状态。坤代表大地。坤卦的智慧，好比大地。我们能看见的大地是四季分明，色彩绚烂。然而那只是表象，是大地将自身最美的部分展示给了世人。在地表以下，还有花草树木的庞大根系，有矿藏，有水流。只不过，这些被隐藏的部分，我们看不见而已。正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蕴藉，才使得大地更加美丽。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判断力的四契机”“：非功利而生愉快”、“无概念而有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以及“共同感”。以硕大为美便是从《诗经》开始的一种审美“共同感”，如《卫风•硕人》用“硕人其颀”来赞美美女修长的身材，《唐风•椒聊》中用“硕大无朋”来赞美爱人，《陈风•泽陂》还写到了“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朱子语类》认为“直方大”不是坤道“，是阳爻，破了体了”。古人云，天圆地方。“直方大”可以形容大地的广袤。很少有人说天是方的、直的。其实天道的圆滑在文学中就是行云流水般的主体情感境界。而坤卦则是客体的铺叙，如宏大叙事的史诗。阴柔且“直方大”，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对立统一体之间，度的把握就在于蕴藉二字。蕴藉是一种含而不露的审美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饱含中华文化精粹的智慧。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含”，含蓄、蕴藏。“章”，文章，章采。“含章”，《帛书周易》记载为“合章”。“含章，可贞”，即内含美质而不显露，可以保持住美好的品德。刘勰认为杰出的、富有表现力的作品，应该既有警策的部分，又有含蓄的部分。含蓄蕴藉的特点，是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文采在无形中生发，正如《周易》卦爻的“互体”变化。皎然《诗式》“：思，气多含蓄曰思。”司空图《诗品•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坤卦卦辞的影响下，历代文人对于含蓄的重视可见一斑。这种含蓄的审美在魏晋时期发展成熟，产生了“妙象为意”与“重旨意义”之说。这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正是坤卦的魅力所在。“无成有终”，“成”是狭义的成功“，终”代表着广义的成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它并没有对每一个术语、每一个意象做穷尽式的终极定义。因此，即便是“气”“、风骨”等常见的古代文论术语也会在历代产生不同的阐释。“无成有终”的智慧就在此处。

，括囊，无咎，无誉。

“括”，收束，扎紧。“囊”，布袋。《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像扎紧了口袋一样缄口不言，没有过错，但也得不到赞誉。正是因为谨慎，才没有祸害。孔颖达疏“：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括囊”是追求“无咎无誉”的智慧，是一种阴柔至看似虚无的智慧。如维纳斯的断臂，如《红楼梦》的残稿。然而正是有了这种虚无的欠缺，有了不完美，才更加唯美。“无咎无誉”就是在舍弃虚名的基础上智慧地规避灾祸。“括囊”也是一种忍让，一种化为绕指柔的炉火纯青。“无咎无誉”之美看似平淡，却能被最广泛地推及。这种美即儒家所追求的中庸之美。从古至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的领域里出现了各种范式。如青铜饕餮的狞厉之美，佛陀魔鬼的虚幻之美，市民文学的俚俗之美等等。然而，一直处于主流的却是追求“无咎无誉”的中庸之美。与其说是儒学向世人阐释了中庸，不如说是“无咎无誉”的民族心理选择了儒学。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王弼解释：“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黄裳”《帛书周易》记载为“黄常”。常，通裳。黄色属土，而土的位置在中央，所以将黄色称为“中之色”。周代人以黄裳为吉祥、尊贵之物，这里的“文”比喻人的美德。文学作品常以吉利的“黄裳”代表美好的事物。《陌上桑》“：缃绮为下裙。“”缃绮”指浅黄色的丝绸，是乐府诗中佳人秦罗敷的装扮。“黄裳”是中庸之道，即秉持着一种谦虚包容的气度。为人如此，行文亦然。《诗经•蒹葭》写道“：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此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佳人形象。文人对于文学的追求正如同对于佳人的追求一般，要求有一种似有还无的含蓄之美。蕴藉中含而不露却无声胜有声的审美体验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张炎《词源•杂论》评元好问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贺贻孙《诗筏》说“：诗以蕴藉为主。”“所谓蕴藉风流者，惟风流乃见蕴藉耳；诗文不能风流，毕竟蕴藉不深。”王夫之《古诗评选》评江淹诗“：寄意在有无之间，慷慨之中自多蕴藉。”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空灵蕴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上六”，《帛书周易》记载为“尚六”。对于“龙战于野”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以阴阳交合论和阴阳相伤论占主流。黄寿祺、张善文在《周易译注》中说：“战，犹言接，龙战，指阴阳交合。”朱熹在《本义》中说:“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无论哪个理论正确，不可否认的是阴阳在这里终于相遇了。高亨先生在《〈彖传〉〈象传〉中之卦象备查表》⑤中解释“玄黄”，指出是震卦的颜色文采之象。《文心雕龙》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六爻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当坤卦最后一爻变为阳爻时，卦象变成了复卦，象征春回大地，万物复兴。复卦“寓动于顺”的旨意不仅吻合乾坤卦义中的“顺”，也昭示着坤卦的最后一爻并非两败俱伤，而是大盈若冲之后的美好景象。此处也一如既往地展现了《易经》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思想。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说：“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这种张弛有度的要求，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辩证的文学审美观。

第4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二 两 双

［中图分类号］I20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102-02

“二”作为一个常用词已延续了3000多年，并衍生出诸多含义，近人王力、张德鑫都曾论及，然不全面。“二”的很多用法中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含义，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从古代汉语、普通话、方言三个角度简述“二”的含义及用法；分析近来出现的“二”的褒义用法。

一、古代汉语中的“二”

《说文解字》：二，地之也。从偶一。段玉裁《文解字注》：地之也。易曰。天一地二。惟初大始。道立於一。元气初分。天。重地。从耦一。耦各本作偶。。今正。偶者、桐人也。凡云偶用之。耦者、二人耕之。故凡奇耦字用之。古或不拘。《康熙字典》：二字上下均。上短者，乃古文上字也。今相仍上短下作二字，非。

二字上下两横等长，根据人的认知规律，人类建立意象图式要先于隐喻图式，二应本为数词，表相同或相并列的两事物。道立于一，有一而後有二，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指阴阳）。两仪次于太极，因此二引申出“第二、次要的、不同的、别的、不专一、不忠诚”等义。又因一表初始，三生万物，三即表多，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又引申出“愣头愣脑，傻里傻气，鲁莽冲动”等意思，即由数词演变为形容词和动词，如：这个人很二；他二起来可不得了。

二在古代汉语中是个十分活跃的词，张德鑫在《数里乾坤》中有较详细的总结，略举一例：

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左传・襄公三年》）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上述“一二”“二三”表约数，形容少。

先秦著作中，常以“二三”修饰臣、子、大夫等，表多数，相当于今天的“诸位”“好几个人”。如：

二三大夫，其戒之乎！（《国语・晋语一》）

二在“二三”中既可表少，又可表多，还可充当谓语，表不专一、不一致。如：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卫风・氓》）

口不二价。（《后汉书・韩康传》）

还有“二八佳人”表乘积，“二，吾犹不足”表“加倍”等，此不赘述。

二、普通话中的“二”

主要谈谈二与两、双的区别。《说文解字》：两，从一， ，平分，亦。张静静在《上古汉语“二、两、双、再”用法再考察》中说：于省吾已论证“两”“ ”本为一字，为象形字，乃古代车之两轭，故直接引申出“同驾一车之二马”义，再泛指成对之物。

“二”表相同、并列，“两”表对称，“双”繁体为“”，表手持二鸟，与“单”相对。三个字虽有交叉重叠，但大体各司其职。如二人转、二胡、二筒，两面派、两岸、两败俱伤，二重性（两重性）、两虎相争（二虎相争）、二位（两位），二老（双亲）、二踢脚（双响炮）、二龙戏珠（双龙戏珠）、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二多用作序数词，表第二，如二线、二房、二把手、二流、二传手等。此外“第二”还有特殊意义，常跟在一个名气比较大的或典型的人或事物后面表示某些突出的特点非常类似，如说某人是赵本山第二，表示这个人的表演神似赵本山，说某城市是深圳第二，表示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能与深圳媲美。

三、方言中的“二”

方言中的“二”主要存在于一些惯用语、俚语中，《方言小词典》和《中国民间方言词典》中含二的词语共51条，褒义0条，贬义23条，中性28条。其中中性含义主要是作为数词来用，贬义主要是“次等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成熟、冒失、分不清场合，掂不来轻重，说话不过大脑，做事不想后果。”等含义，如“二怂、二锤子、二货、二把刀”。表明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继承下来的“二”的含义基本为中性和贬义，极少产生褒义的用法。

在新疆方言（属兰银官话和北方官话）中，二天是改天的意思，如：二天我请你看电影。陕西关中话把20来岁的小伙子称为“二不愣登后生”，形容说话做事有冲劲，但失于莽撞冒失。还用于形容自己听到惊人且不能理解的言论时的心理状况，如“我二了”。又形容某方面比较强悍，带有戏谑。如：那家伙踢球二得很。

邢福义先生在《从海南黄流话的“一、二、三”看现代汉语数词系统》（《语法问题追踪集》，2008）中从语法角度对比了北京话和黄流话中“一、二、三”的用法，得出结论：关于“二”，海南黄流话的“二”有两种说法，其分工比北京话的“两”和“二”更为严格。在北京话里，经常用于序数的“二”有时也用于统数，但在海南黄流话里，单用的[二ji]却一定表示序数。如果看古代近代汉语，“二”的数的概念在用作序数的严格程度上，古代汉语宽于北京话，更宽于海南话。文中还提到，景颇语、白语、布依语、瑶语中的“二”相对于普通话都有变异。只是这样的事实罗列并得不出什么明确的有价值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寻找突破口。

四、“二”的褒义新解

近来一部电视剧《娱乐没有圈》（又名《像傻瓜一样去爱》）的台词里屡次出现“二”这个词，但在女主角韩雪（在剧中扮演林曼怡）看来，“二”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里带着一种率真与童真，现代人都在比聪明，可在生活中大家又不会喜欢特别聪明的女孩子，这个林曼怡虽然傻傻的，但很真诚，就像个敢于戳破生活里美丽肥皂泡的小孩。”剧词说到女主角很“二”时也是带着一种调侃、愉悦甚至欣赏的语气。

2009年7月13日李静做客《凤凰网•非常道》，也说：“二”是绝对的褒义词，在生活中有的时候该糊涂点，但是，该负责任的时候，绝不含糊。“二”不是装傻，更不是真傻，而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思考和处事方式。

“二”出现褒义用法并非无源之水，《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宝、黛搬进大观园的日子选在二月二十二日，有民谣说：“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传说二月二是龙的生日，也是土地爷的生日，显然“二”在这里又是个吉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河上公注：“一生阴与阳也。”刘向《说苑•辨物》：“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古人认为偶数属阴，因以“二”指地数之始，或指卦中的阴爻(－－)，或指臣道等。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二，言所为；五，不言所为。二，臣道也，以任事为忠；五，君道也，以任人为大。二胜其任，则五可无为。”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总结道：“在中国思想里，阴、阳是宇宙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则。中国人相信，阴阳的结合与相互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可见我国古代这种阴阳交合化生万物的宇宙观及辩证法思想是以数字“二”为数理基础的（张德鑫，1999）。由此可推，数字“二”为源，“对称、对偶、对联、对立统一”皆为流。“二”的褒义中含天真、憨厚的意思，大概与“二为天地阴阳为地之始”渊源相关。

【参考文献】

[1]张德鑫.数里乾坤[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邢福义.语法问题追踪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王力.王力文集(第二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第5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符号 符号学 建筑符号学 建筑符号学的应用特征

符号在中国的《新华字典》中解释为代表事物的标记、记号。符号来源于文字，一般量的符号只由一个字母构成，但也有由几个字母构成的符号。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的环节和手段是交流，人通过交流来发送、接收和创造信息，而这个交流的媒介除了语言之外，最重要的便是符号。符号的本质是它具有指示能力，符号是用于代表另一事物的某物(这是必备条件)。典型的符号包括:指符(能指)、被指、规则和引申的含义三个方面，能指和被指的关系是人赋予的，不是先天就有的。人可以赋予任何事物一种意义，而赋予事物意义的手段则要通过符号来完成。

符号学，按照文字理解，是处理符号现象的科学。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性质和规律的学科，传达体系和变化状态的普遍法则。符号学的对象包含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符号体系。最早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创立，作为一种新型的研究工具，它借鉴了许多学科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是对周围世界认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和认识的有效手段。随着现代建筑“意义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系统反思现代建筑的本质困惑及现代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符号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建筑领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已建立了一套内涵丰富且严密的建筑符号学体系。

符号学具体可分为3个主要组成部分:

(1)句法学:即符号关系学。是研究如何联词成句的问题，涉及符号之间的组合以及符号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从符号与事物以及符号与译义的关系抽象出来单独讨论符号和符号之间的种种关系，即系统结构的研究。

(2)语义学:符号与所指事物的关系，即符号如何传送意义，诸成分的性质。就语义学，莫里斯指出:“涉及符号以及各种意指方式所进行的表意”，即涉及它们的实际“携带”含义的方式。

(3)语用学:符号与人们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是某些人的符号效应。即语用学研究的是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它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去实际影响使用它们的人们。

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是符号化的过程，而建筑是人类活动的容器、是一种语言，它表现为形式、空间、表面、体积等，其第一层意思为声音、味道、触觉、动觉等。而建筑的第二层含意则为图像学、转换了的含意、潜在的象征、暗含的功能等。

建筑是自然气候的调节器，建筑作为石头的史书，记录了时代特征的社会存在，当然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符号或由符号组成的系统。符号学很早就在意大利首次被引进建筑学中。而建筑符号学在四十年代萌芽，六十年代兴起，七十年代成长，并流行于美国，它是关于建筑的符号学。建筑是文化的象征，是文化和信仰的传播体，这与卡西尔的符号哲学相吻合。建筑是一种语言，语言又是一个系统，那么建筑语言也是一个系统，这也正是索绪尔所讲的符号体系。因此，建筑是一个具有自身内在规律或内在秩序的符号系统。建筑符号学的意义在于交流，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有效手段，它主张用人类文化真实而科学的整体感受去理解和感受建筑整体问题，一方面它有效地帮助人们在新的层面上全面深入了解建筑、认识建筑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与上面所谈到的符号学相似，建筑符号学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建筑句法学、建筑语用学和建筑语义学。

第一，建筑句法学

建筑句法学是研究建筑符号本身的关系和规律的学科，研究如何“联词成句”的问题，与意义的表达无关，是符号学理论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揭示了事物内部的关系。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中存在一种深层结构，它是支配句子生成的核心。受此启发，布罗德本特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建筑作为一种复杂的符号体系也存在一个深层结构，它是支配建筑生成的核心，是建筑中最根本的内在因素，潜藏在千变万化的符号体系之中。建筑句法学只从建筑元素本身的组合关系出发，在总体布局上研究实体元素与虚空元素的关系，研究这些元素的相对位置及其构成关系。对于建筑个体则着眼于其他建筑构件的形态构成及相互关系，完全不涉及建筑元素以外的意义及其影响。

第二，建筑语义学

建筑语义学是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代的事物的关系，即研究建筑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能指由物质表象构成(如形式、空间和体量等)，所指则是能指所代表的思想或概念。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认为建筑是一种表达含义的信号媒介，这种信号系统是建立在社会约定俗成基础之上的，在对建筑功能和形式关系的阐述中，既包含了功能和形式的信码联系，又体现了形式反映功能的约定概念，而且作为社会客观实在的建筑只有在信码的基础形式上才能表达功能。

符号学家皮尔斯根据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将建筑符号分为三类: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图像符号反映能指和所指的形式关系，即符号自身与对象的相似特征作为符号发生的基础。指示符号反映能指与所指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象征符号反映能指与所指间存在的某种约定关系，这种约定关系最初是任意的，这种约定一旦被人们接受以后就可以用来交流，并在该文化背景中对人们的联想产生特定的指向性。在这三种符号之间越是后者，与指设对象的联系越间接，其观念性和符号性也越强，因此，会更加依赖于社会的约定俗成。

第三，建筑语用学

建筑语用学研究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关系。人们对符号的理解是以社会约定为中介的，并且与认识者的年龄、经历、文化信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不同时代、不同对象、不同国度的人对同一建筑符号会产生不同的反映，人们在判断建筑的属性时，往往是以头脑中已有代码提供的信息语义与认识对象提供的具体信码进行比较，然后再做出判断。人们对建筑的理解中，建筑师是信息的发出者，建筑师在社会的约定俗成基础上，把情感因素倾注在建筑实体上，建筑实体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充当着信息中介，把建筑师所赋予的信息传递给接受者，从而达到建筑师与鉴赏者之间的共鸣，产生应有的审美效果和精神功能。

了解了建筑符号学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我们还需从建筑符号学的应用特征方面，包括:建筑符号应用的必然性、建筑符号应用的普遍性以及建筑符号应用的地域差异性等三点来深入探究建筑符号学。

建筑符号应用的必然性

建筑是人们用来居住的容器，作为与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紧密相关的建筑物及其环境，既要满足人的越来越高的生理与安全要求，同时也要满足人类友爱、尊重甚至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这些方面都不得不被建筑师在创造人为环境时所考虑。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皮尔士则提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的活动，因而符号理论也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乔姆斯基更加注重语言生成中的语义的作用;卡西尔进一步强调，人主要是通过他的符号活动而表现其特点，一切文化成就都是所谓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所有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运用符号形式来表示人类的种种经验。建筑文化自然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把符号学引入建筑领域，不仅有其真实性，而且有助于我们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创造建筑文化的人类，继而延伸至客体的建筑物。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建筑符号学的产生及其运用是20世纪建筑文化价值虚无的现实提出的必然要求，是自然科学实用主义建筑理论与浪漫人文主义建筑理论的价值信念都遭到现时历史演进中普遍怀疑的厄运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陷入历史困境之中人的生命体验形式绝对价值意义的必然要求。它的产生与运用必然将以往的种种理论传统及其心态带来新的素质。

建筑符号应用的普遍性

建筑是人与自然对抗的产物。一方面，作为功能的符号给人以直观感受，建筑的含义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思想表达的符号，让人从广泛的联想中得出历时性或同时性的文化结论。因此我们可以说建筑符号是当作包容性较广的大概念来使用的，它同时包含了对建筑直接使用与感知作用两个方面。一切建筑设计活动不论它的初始意向与终结结果如何，都离不开对这两种使用方式的考虑。这就表明了建筑作品同时蕴藏着多重含意的可能性。建筑之所以存在，并成为一种语言符号从而阐述自身以及自身所在的时代，正是因为建筑符号的广泛存在、普遍运用和可以被多重解释的事实。

建筑符号应用的地域差异性

人类文化的发展在同一历史时期就地域而言是不均衡的， 尽管这些地域文化都是人对自然的反应， 不同地区符号体系的秩序不尽相同。即使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同一的，而能指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地区也会有相异性。相异性来自于文化亚代码。那么基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其建筑以及建筑符号的应用必定具有地域差异性。

以中国和韩国的古亭为例，首先亭子作为建筑是一种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亭子符号的特征是以代码为基础，代码是一个结构，而亭子符号的代码包括技术代码、句法代码、语义学代码。而我们比较中国和韩国的古亭，其实就是来比较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亚代码的差异以及建筑符号应用的地域差异。

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1)中国·韩国古亭平面的形状均以方形、三角形、圆形为最基本代码;2)中国·韩国古亭的立面是以三角形、方形、长方形、梯形等最基本代码而构成;3)中国·韩国古亭的色彩是以灰、红、绿为最基本代码。4)中国·韩国古亭具有“记忆”的内容等四个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古亭平面的方胜形、双环形、双六角形、三叉形之句法代码，韩国古亭的平面7字形之句法代码，以及古亭的面阔和侧面多开间，都为中韩古亭符号的差异特征。这些建筑符号上差异也正是文化背景和地域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建筑的本质是科技、人文等诸方面的综合，是建筑师对人类生命体验形式的代码和亚代码的真实体验。符号学之所以必然引入建筑领域，是因为现有建筑理论自身存在缺陷的合理要求。建筑符号学的建立与应用，使原本对立的建筑观念有了交流的可能性。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对已有理论进行不断的学习、补充和完善，应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实现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1] 刘先觉.《现代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2] G·勃罗德彭特[英] 乐民成 译《符号·象征与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3] M·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第6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悬移质 悬浮指标 流量平均含沙量 面积平均含沙量

1 问题的提出

悬移质垂线平均含沙量是泥沙运动力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悬移质输沙率与水流挟沙力的基础，同时也是研究河床变形问题的依据，在生产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研究、计算上的方便，常需考虑悬移质含沙量的垂线平均值，由于含沙量及流速分布在垂线上是不均匀的，因而存在多种垂线平均含沙量的表达方式。垂线平均含沙量的表达通常有所谓的流量法与面积法两种，它们的定义分别为[1]

S1=/

(1)

S1=1/h·

(2)

式中 S1、S2分别为按流量法与面积法计算的垂线平均含沙量(以下分别简称为流量平均含沙量与面积平均含沙量)，u、s为距河底y处的当地流量与含沙量，h为垂线水深。

两种垂线平均含沙量均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前者S1表示的是流量加权平均值，其物理意义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单宽断面的悬移质输沙率与单宽流量之比，即分部输沙率平均；而后者S2表示的是面积加权平均值，其物理意义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单宽断面的沙量与单宽面积之比，即分部沙量平均。在实际应用中，两种垂线平均含沙量也各具特色，流量法由于同时考虑了流速和含沙量这两个因素，且流速为向量因素，这样求得的垂线平均含沙量S1，常用于与悬移质输沙率有关的计算中；而面积法仅考虑含沙量这一非向量因素，这样的垂线平均含沙量S2一般多用于理论研究中及一维或二维垂线平均悬移质扩散计算中。

但在一些关于悬移质泥沙运动的研究文献中，经常会出现将S1与S2混淆，甚至是相互代用的现象。例如在计算悬移质输沙率gs时，常用单宽流量乘以面积平均含沙量S2来推求，实际上此处应以流量平均含沙量S1代替S2。又如在一维悬移质扩散方程中[2]

dS/dx=-[αωs/q(S-S*)]

(3)

式中α为泥沙恢复饱和系数，ωs为泥沙沉速，q为单宽流量。式中的垂线平均含沙量S及挟沙能力S*应取S1还是S2，常出现混乱。同样在垂线平均的平面二维悬移质扩散方程中，也常有类似的混乱之处。

无论是在数学形式上，还是在物理意义上，流量平均含沙量S1与面积平均含沙量S2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般不可相互代用。本文试图对这两种垂线平均含沙量之间的差异作一分析，以求能澄清某些概念上的问题。

2 流量平均与面积平均含沙量的差异

垂线流速分布采用著名的普朗特对数流速分布公式

u/U*=(1/k)·lnζ+C

(4)

或写成

u/U=［1+1/kC0(1+lnζ)］

(5)

式中 k为卡门常数，u是相对水深ζ(y/h)处的点流速，是垂线平均流速，U*为摩阻流速，C0为无因次谢才系数(C0=C/，C=/U*)。

垂线含沙量分布采用著名的罗斯公式

S/sa={ζa(1-ζa)·[（1-ζ）/ζ]}Z

(6)

式中 s为相对水深ζ处的点含沙量，sa为ζ=ζa处参考含沙量，Z=ωskU*为悬浮指标。

式(5)及(6)所表示的流速及含沙量垂线分布规律，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由于两式的计算精度较高，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利用式(5)及式(6)，可得流量平均含沙量

S1=∫10usdy/∫10udy=sa[ζa/（1-ζa）]Z∫10{(1+1/kC0)·[(1-ζ)/ζ]Z+1/kC0·[(1-ζ)/ζ]Zlnζ}dζ

(7)

若令

∫10[(1-ζ)/ζ]Zdζ=J1

(8)

∫10[(1-ζ)/ζ]Zlnζdζ=J2

(9)

则式(7)变为

S1=sa[ζa/(1-ζa)Z]{(1+1/kC0)J1+1/kC0J2}

(10)

又利用式(6)可得面积平均含沙量

S2=∫10sdζ=[ζa/(1-ζa)]Z·sa∫10[(1-ζ)/ζ]Zdζ

(11)

同样将式(8)代入上式可得

S2=sa[ζa(1-ζa)]ZJ1

(12)

流量平均含沙量与面积平均含沙量之比为

β=S1/S2=1+1/kC0(1+J2/J1)

(13)

由于J1、J2仅与Z有关，因而β也仅为Z与kC0的函数，即

β=f(kC0，Z)

(14)

从数学上可以证明，函数J1与J2具有如下性质：①J1＞0，J2＜0;②｜J1｜＜｜J2｜。所以有

β=S1/S2＜1

(15)

式(5)说明面积平均含沙量永远大于流量平均含沙量。此差异完全是由流速分布的垂线不均匀性引起的。

根据文献[3]中提供的J1、J2计算曲线，可计算β与Z、kC0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发现β具有如下变化规律：

(1)随着Z值的增大，S1与S2相差愈大。悬浮指标Z是反映垂线含沙量分布均匀程度的物理指标，Z愈大，含沙量垂线分布愈不均匀；Z愈小，含沙量垂线分布愈均匀。所以说含沙量分布愈均匀，β愈小，反之，β愈大。

(2)随着kC0值的增大，S1与S2相差愈小。kC0实际上是反应垂线流速分布均匀程度的一个物理指标，这里称之为流速分布指标，kC0愈大，流速分布愈均匀；kC0愈小，流速分布愈不均匀。因此，流速分布愈均匀，β愈小，反之，β愈大。

图1 β与Z、kC0的关系图

Relationship among β and Z、kC0

(3)一般情况下流速分布指标kC0=5～10，而悬浮指标Z=0.01～5，因而从图中可知，悬浮指标Z对β的影响要远大于流速分布指标kC0对β的影响，即含沙量的垂线分布均匀程度对β的影响要大于流速分布均匀程度对β的影响。

(4)通常情况下，当Z≤0.3时，S1与S2两者相差不到10%，此时可近似地以S1代替S2或以S2代替S1，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当Z＞0.3时，S1与S2两者相差较大，不可相互代用。

3 S1与S2的应用探讨

3.1 在悬移质输沙率计算中的应用

悬移质输沙率的计算，常使用下式

gs=∫h0usdy

(16)

利用式(17)，对长江下游计134条垂线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gs计算值系用βhS2求得，gs实测值系水文测验值(根据式(16)推求)。

由图2可见，用式(17)计算悬移质输沙率有一定的精度。也就是说利用S1与S2均可计算悬移质输沙率，两者计算结果并无不同，仅是计算方法有所区别。同时利用S2计算悬移质输沙率使计算来得更为简单，从而为悬移质输沙率的计算提供了新的途径。

若以垂线平均含沙量表示，则为

图2 式(17)验证结果

Verification of equation(17)

gs=qS1=hS1=βhS2

(17)

3.2 在悬移质扩散方程中的应用

在一维及平面二维悬移质不平衡输沙计算中，都要涉及到垂线平均含沙量及挟沙力的概念。这里仅以一维悬移质扩散方程式(3)为例说明其中的垂线平均含沙量应取S1还是S2。式(3)中的垂线平均含沙量及挟沙力，使用面积平均含沙量S2或流量平均含沙量S1似无本质区别，仅要求等式两边均采用S1或均采用S2，因为两者之间仅相差一个β值，等式两边可约去。但在使用中应注意两点，其一是挟沙力S*一般均是利用实测水文资料加以率定的，而水文资料刊布的垂线平均含沙量多为流量平均含沙量S1；其二是由悬移质扩散方程求出的垂线平均含沙量沿程分布规律，大多应用于诸如下式[4]的悬移质河床变形方程中

(qS)/ x+γ′Z0/t=0

(18)

式中 γ′为泥沙干容重，Z0为河底高程。鉴于这两点考虑，作者推荐在式(3)中均使用流量平均含沙量S1，若要使用面积平均含沙量S2，则需作相应换算。

4 结语

目前泥沙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流量平均含沙量S1与面积平均含沙量S2，无论是数学表达形式，物理意义，还是具体计算结果都不相同，切勿误用。在对两者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随着悬浮指标Z的增大，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大，且S2永远大于S1，当Z≤0.3时，两者相差不足10%，此时两者可近似替代，而当Z＞0.3时，两者不可相互替代。

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一些与悬移质输沙率有关的问题及与水流挟沙力有关的不平衡输沙问题中，要特别注意垂线平均含沙量两种表述方式的选用。一般来说，选用任何一种表述方式均可，当选用面积平均含沙量时，要进行适当转换，而当选用流量平均含沙量时，只会使问题得到简化，并使计算更为方便。因此，作者推荐采用流量平均含沙量。

参考文献

1 张瑞瑾。河流泥沙动力学。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185～203.

2 窦国仁。潮汐水流中的悬沙运动及冲淤计算。水利学报，1963(4)：13～23.

第7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黄色；文化含义；文化渊源

一、引言

有一种饮品叫做black coffee，许多学生在学习中把它单纯地翻译成了“黑咖啡”。其实，black coffee指的是不加奶和糖的咖啡。在英语学习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词的字面意思，但对其深层含义就不甚了解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单词的文化背景。本文主要通过列举大量的带有颜色词“黄”的实例和日常表达用法进行对比分析，阐述汉英颜色词“黄”的异同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促进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减少交际阻碍。

二、汉英颜色词“黄”的对比分析

汉英颜色词“黄”的文化含义既有重合又有碰撞。下文将从黄的积极文化含义和消极文化含义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黄色象征的积极文化含义

1.“黄色”象征王权与皇室

这与汉文化的黄土造人学说、五行学说和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服饰文化紧密相关。五行观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深远，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用它们来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及其多样性的统一。土地具有生长万物的性能，在五种物质元素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土地与黄色相对，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不仅黄色是正色之一，而且“黄”相应具有了中央意义的方位概念以及尊贵等积极的象征义。[1]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往往用蓝色和紫色象征王权的高贵与尊严。例如，具有王室血统为have blue blood，英国政府过去授给功臣的嘉德勋章上缀饰着“蓝丝带”（blue ribbon）。

2.“黄色”象征高贵、荣誉、竞技

由于黄色独特的色彩体验能引起人们心理上的神圣感，因此“黄”抽象出高贵、神圣的象征义。如“黄袍加身”指后夺得最高统治权；“黄马褂”是清代护军统领等高官所着的官服，也是皇帝对有大功的臣子的最高赏赐；就是凭借衣着的不同颜色表现不同的官阶。

在英语中黄色表示竞技，荣誉，如：yellow admiral、yellow belt、yellow jersey（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所得奖品）、yellow ribbon（士兵团结一致的战斗精神）；

3.“黄色”象征忠贞与正义

“黄花晚节”常用来比喻到晚年仍保持高尚的节操。元・张伯淳《次韵完颜经历》：“从教苍狗浮云过，留德黄花晚节香。”[2]黄花还用以指未有过的男女青年，尤指女性，如“黄花女儿”、“黄花闺女”等均为处女的俗称，也是传统意识中贞洁的象征。

对英民族而言，“黄色”只不过是一种黄色之花，一种植物，没有更多的引申语义，实为联想空缺。而人们注意到天空的颜色永远不变，于是常用“blue”表示忠贞，如a ture blue（忠实可靠的人）。

（二）黄色象征的消极文化含义

1.表示萧条、荒凉、萎靡

秋天树叶由绿转黄，泛黄的景色或事物会让人产生落寞悲观色彩的情绪。在类推作用下，“黄”相继引申出枯萎、衰败的含义，才会出现“人老珠黄”、“黄脸婆”这样的表达方式。失败和枯萎、衰败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不完美的结束。

在西方国家中也有此种用法，如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把秋天的黄叶称作死叶“dead leaf 。

2.表示死亡、瘦弱、疾病

黄色在两种语言中都有与疾病相关之意。我们常用“面黄肌瘦”形容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佳，在许多疾病名称中也含有“黄”字，如“黄疸性肝炎”，“舌苔泛黄”。在汉语里表示脸色发黄用黄脸婆：指老而丑的妇女。 “黄泉”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迷信的人指阴间，喻指死亡。

同样在英美文化中把黄色用作萧瑟死亡之意的例子也有。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在最后说自己的“生命的黄叶已陷入凋零”（my way of life is fallen into the sear yellow leaf），把自己的生命比做一片凋谢的黄叶。在英语中，“yellow blight”指“枯黄病”，“yellow fever”是“黄热病”。

3.表示病态、下流和色情

“黄色”、“黄毒”、“黄碟”都指的是腐败堕落、、颓废、色情的书刊或音像制品。汉语中的“黄色书刊”（filthy books），“黄”（pornographic novels），“黄色笑话”（blue jokes）等说法。英语的yellow则无此意义，而用blue，filthy等表示与之对应的文化内涵。

（三）英汉颜色词差异的文化渊源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文化重合”现象毕竟是少数，更常见的则是“文化碰撞”。这种差异会在语言中得到体现，对颜色词的选择就有所不同。造成差异的原因并不单纯是某个颜色词表层意义在起作用，而是民族文化深层的有关某种颜色的联系在起作用。

1.由于、风俗习惯的国俗差异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影响下下，黄色是皇家独占的颜色，是王权的象征，皇帝穿黄色的龙袍、受宠的臣子被赏赐黄马褂等等。由于宗教和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某些被统治阶级青睐的宗教也喜用黄色，如道士所穿的道袍。正因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宗教对黄色的崇尚，才使得“黄”能引申出“高贵”、“权势”等象征义。

2.源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的国俗差异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黄河流域又是汉文化的发祥地，汉民族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地上，汉人的皮肤是黄皮肤，汉人是炎黄子孙，因此黄色是汉民族的基本色调。中国古代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所以黄色又称为“帝王之色”，是君权皇威的象征。在英语国家里，特别是信仰基督教的地方，yellow并无“尊贵”含义，但英文化里的blue表示社会地位高、有权势或出身于贵族或王室。这是由于英文化属海洋文化，大海的颜色在西方民族中自然十分重要，对大海的热爱和敬畏使英语中的蓝色有了和汉语中黄色相似的引申意义。

3.源于心理因素、思维方式的国俗差异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某些词语能唤起人们对所指事物的感知和记忆，并能使人们产生与母语文化对等的联想。比如在汉语中，“黄色”使人联想到“色情、下流、”，所以当学生看到yellow press，就想当然认为是“黄色报纸”，殊不知是指“哗众取宠的报刊”，与汉文化中的“黄色”的伴随意义截然不同。不同文化的人们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常从不同的审视角度看问题，会有不同的叙述。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了用词造句。因此，同样谈颜色，但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表达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同样的含义用不同的颜色词来表达。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英汉颜色词在延伸用法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英汉两种语言的颜色词在引伸义上既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在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准确理解颜色词的延伸词义是尤为重要的，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灵活有效地使用颜色词，使我们的语言变得生动、形象、传神，还可以使我们有效避免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错误，尽可能的消除在英汉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障碍或误解。（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第8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玉衣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或“玉甲”，是指用玉片连缀而成的包裹尸体的敛服。1968年，考古人员在河北满城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经过对墓中散落的玉片进行修复整理，复原出两套完整的玉衣，使得世人第一次得见“金缕玉衣”的真容。这两套玉衣外形与人体相合，均含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个部分。玉片则有长方形、圆形、三角形和梯形之分，玉片上钻有小孔，以备连缀之用。

继刘胜、窦绾墓玉衣发现之后，近年来相继出土了20余套玉衣，皆为汉代的遗存。这些出土的玉衣外形大致相同，惟连缀丝缕有金、银、铜等材质之别。丝缕的不同反映了汉代玉衣使用制度上的差别。据汉代文献记述，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公主等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事实上，这一制度到东汉时才真正确立下来，因为前述中山靖王刘胜只是诸侯王却也同样使用了金缕玉衣，而近年来在东汉的诸侯王族墓葬中却只发现了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玉衣制度是汉代皇室的专利，豪门大族如果使用玉衣则属僭越行为，将会受到严惩。

据学者研究，汉代玉衣承自于先秦的“缀玉面饰”。所谓缀玉面饰，又称“玉覆面”，就是将玉片做成眉、眼、鼻、口等形状，以织物连缀，再覆盖在死者面部上，这是战国时代最为流行的一种丧葬用玉。目前发现最早的缀玉面饰出土于山西曲沃晋侯墓中。不管是“缀面玉饰”还是“金缕玉衣”，其初衷应该说都是为了追求尸体的不朽。因为古人认为尸体入葬时会遇到水银浸泡，而水银遇玉就会凝固，所以以玉敛尸会使尸体不腐，从而有再生的可能。延至三国时代，战乱不断，盗墓盛行，厚葬之风渐趋衰落。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殓葬习俗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玉

，是古人入殓时放入死者口中的小型玉器，“送死口中玉也”，又称“押舌”，也即民间所谓的“饭含”。饭含是中国丧葬习俗中的重要仪礼。饭是指在死者口中放入米、贝；含又作，是指在死者口中放入珠玉。这一制度起源甚早，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12座有饭含丧仪的墓例，其所含者多是玉质镞形器，个别则口衔大骨针。商代则是饭含习俗最为盛行的时期，大凡属正式敛葬者，都毫不例外施用饭含。对于为什么施用饭含，《白虎通义•崩薨》曾这样解释：“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如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中，在墓主人的口中就曾发现了作为“”的细小玉器21件，被雕作猪、狗、牛、羊、鱼、鸭等形，其“不欲虚其口”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而在大汶口文化中，死者口含玉镞、骨针等物什，又非简单的“不欲虚其口”所能解释的，可能还有镇惊辟邪、护体守灵的意义。

据记载，先秦时期有等级之分：“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又有时代之别：“夏时死者饭含用贝，周时改用玉”。自西周而后，以玉为渐趋成俗。随着含玉的发展，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年，则定形于蝉形玉。事实上，蝉形玉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商代至战国墓葬中，也多有出土，此时的玉蝉是作为佩饰物出现的。玉蝉作为葬玉的口含最早见于河南洛阳中州路816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其后未见流行，直至汉代才渐趋成俗并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对于古人为什么选择玉蝉为口含，自古而今，主要有两种基本的认识：一是取蝉高洁之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蝉居高饮洁”；二是由蝉蜕而联想到人的复活。清人瞿中溶在《奕载堂古玉图录》中曾说：“《说文》云：蜕，蛇、蝉所解皮也。则人之死，其尸首有似于蝉之蜕，而又不能食，古人或因即用为含玉耳。”自蝉蜕而想象人死而复活的观念应该更为朴素一些。

玉握

握，又称“握手”，是指入葬时握在死者手里的物品。按《仪礼》记述，所谓握手，就是裹在死者手上的玄黑色布块，形状呈长方形，中间窄，两头阔，四角有带子。事实上，以丝织物作握的墓葬主要发现于南方，而北方墓葬中死者多以贝和玉石作握。据考古发现，死者手握物品的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前述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31座墓主人手中握有条形蚌器、獐牙、玉镞器物和骨镞等。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作握的习俗渐趋流行。此时的玉握最常见的是圆柱形，中央穿孔，宜于把握。西汉早期，玉握形制仍然没有固定，或以玉作握，或以玉刀作握。一直到东汉时，玉握则定形为玉猪，这一习俗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仍十分流行。北齐颜子推曾告诫家人，他死后要薄葬，不要有“玉豚”等葬器。由此可见，玉猪是当时必不可少的葬玉。

事实上，死者手握物品习俗的出现与早期人类灵魂不死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人死不能空手而去，要握有财富和权力。那么，所握为什么定型为猪呢？一种认为猪代表财富，猪是华夏先民的主要肉食品，以猪献祭或握于死者手中，有期盼死者“食无忧”的意思。另一种观点认为，早期人类视猪为神，人们想借它的威风去对付邪祟。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中国古代以礼制为中心的用玉制度的衰落，用于殓尸的丧葬用玉逐渐消失，玉与玉握作为一种流行的葬俗已不复存在。

第9篇：现代物流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吃土；引申义；语义泛化

电商购物盛行，各路商家以各式各样购物节为契机，大玩营销策略，购物大潮纷纷强势来袭，“吃土”一词愈加走红。

人们对“吃”再熟悉不过。《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吃”的解释为：“把东西送进口中咽下，或依靠某种事物生活。”其实，“吃”字最初并非表示今天的“吃”的意义。《说文解字》：“吃，言蹇难也。从口，气声”[1]《玉篇・口部》：“吃，语难也。”可见“吃”是个形声字，本义是口吃，即说话结结巴巴不流利。《新书・耳痹》：“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才引申出把“东西送进口中咽下”的意思。“土”字是象形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凡土之属皆从土。”[2]以此描述“土”字的造字过程。“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解释为：“地面上的泥沙混合物。”“吃土”较早见于南宋《古尊宿语录》：“大地雪深三尺。禽兽吃泥吃土。今年必定丰熟。”动物爱吃土，是由其生物属性决定的。土壤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分解酶，它将动物吃掉的食物中大分子营养物质加速水解成易被动物体消化吸收的简单化合物。而人吃土似乎有悖逻辑。但是在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缺少必要的食物，人们依靠吃土维持生命。例如莫言在《凶恶的吃相》中写道：“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3]

吃土本身就蕴含着生活困难等意思，而过度消费之后造成的生活困难，正好也可以用“吃土”来指代。但是两者却有所不同。前者是真的穷到无物可吃，后者事实上仍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并非真的要去吃土。所以人们用“吃土”来形容对网络购物的一种疯狂态度，如：

（1）“‘剁手节’后穷到吃土”，这样的超前消费方式显然过头了。（《深圳特区报》2015年11月11日）

“吃土”是述宾结构，“吃”和“土”是施事与受事的关系。“吃”是施事者发出的动作，“土”是受事的客观对象。能够与“吃”搭配的词语有很多。例如起初的“吃饭”“吃水果”等，吃的都是实在的东西；随后出现了“吃亏”“吃力”，“亏”和“力”都不是客观物质却如何能吃？可见与“吃”搭配的词语，语义经历了由实到虚的过程。所以“吃亏”“吃力”中的“吃”这些词语本身已经不再重点强调“用嘴咀嚼然后咽下”这个客观动作，而是强调词语整体所蕴含的“受到损失或伤害”“劳累、费力”等义。“吃土”一词也有这一倾向。它的的色彩义在不断增强，有了调侃、戏谑的色彩。

“吃土”一词属于旧词新意。“吃土”本身是指实实在在的“吃土”这件事情，但是被流行事件激活，由此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通过认知机制的作用，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来凸显穷的程度：过度消费使人们穷到用食野菜啃树皮都不能表达尽意，只有吃土才能达到表达目的。由此可见“穷到吃土”是人们一种夸张的表达方法。而且该词在语境赋予特征基础上，生命力日渐增强，开始逐渐脱离其原始语境，有了语义泛化的特点。该词的原始语境是“自然灾害”等生活困难时期。如今该词出现的语境还包括物质资源充裕、电商行业快速发展时期。 一开始人们只把“双十一购物节”之类的网络消费造成生活困难的现象归为“吃土”。

（2）在“双十一”“双十二”当日，消费者和电商共同编织起一场盛大的狂欢。“买买买”“剁手”“吃土”等戏谑的说法逐渐变成人人趋之若鹜的风尚。（《人民代表报》2016年1月7日）

随后，人们对该词的使用语境不仅局限于“网络消费”。“借贷消费”“实体消费”“服务消费”等多种消费方式造成的生活困难都可用“吃土”来指代。例如：

（3）借贷消费后从“月光族”变成了“吃土族”等等，都贷出来的土豪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人民日报》2016年3月23日）”

由此可见，该词具体语境赋予的特征义逐渐凸显，而其原始语境赋予的内涵逐渐减弱。新的语义通过语义泛化逐渐固定下来。“吃土”也在不断调整语义来适应各种语境。因为人们的广泛使用，“吃土”成为半自由单体流行语。

“吃土”火遍社交媒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旧词新用比创造新词更便捷，体现了汉语表意之丰富。此外，“吃土”多用于自嘲，表达幽默、文明。最主要的是，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促使电商行业的大力发展，直接推动该词的流行。

“穷到吃土”体现了电商购物受众们积极乐观的心态。但是“剁手党”“吃土族”等词的出现，呼吁我们应该积极倡导理性消费。

参考文献：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