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类学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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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一、糖的世界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范式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四、结语

第2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创造力；人格；艺术设计类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225-01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设计类行业突飞猛进。设计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设计灵感的来源不足，设计缺乏新意，艺术设计类大学生创造型人格的研究成为必然趋势。创造力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是心理学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的被试群体集中于理工科、高创造力群体（科学家等）、高校教师或泛化的大学生群体。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分析

（一）国外创造型人格的实证研究

早期对人格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多使用的是加利福尼亚人格量表(C IP )。近年，Runco和Albert使用修订后的CP1研究天赋少年及其父母的人格与少年创造力的关系。上世纪中叶，艾森克依据因素分析方法提出了人格三因素模型。这三个因素是:外倾性(E)，神经质(N)，精神质(P)。

（二）国内创造型人格的实证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的被试群体集中于理工科、高创造力群体（科学家等）、高校教师或泛化的大学生群体。国内外关于科技人员人格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应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但是也有运用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或其他人格问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都表明优秀科技人员智商较高，富有才识;想像力丰富，喜欢幻想，富有创造精神;在问题面前当机立断，自立能力很强。同时，敏感性因素得分较低，表明优秀科技人员比一般科技人员能更理智地处理问题，不感情用事，不易冲动。

我国学者王极盛用自评法调查了28位学部委员和127位一般科学工作者，主要结果为智力因素:思维能力、独立思考、分析能力、联想能力、判断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综合能力、思维灵活性和观察力。非智力因索:事业心、勤奋、兴趣、责任心、求知欲、进取心、意志、自信心、意志顽强性和情绪。

（三）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的研究

近几年开始了创造力的跨文化研究。创造力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创造进取心的价值判断上，其次表现在文化对人心理结构的塑造上。另外外来文化对创造力具有催生作用。

当代中国优秀女科技工作者与普通成年女性比较，在人格特征上表现出低乐群性、低兴奋性、低敏感性、低怀疑性、低优虑性、低紧张性和高聪慧性、高稳定性、高有恒性、高敢为性、高自律性11个因素可能是“中国创造力强者的人格因素”。

二、研究的意义

如何将创意研究、设计理论、设计教育等最前沿理论成果引入设计艺术学领域，并发现推进设计创意教学和实践的可行途径。即通过考察创造学、人格中关于创意思维机理、影响创造力因素、创造力结构、创意技法等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设计艺术学教学及实践特点，思考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打破设计创意过程中的现实屏障，推进设计创意教育的改革和设计创意实践的发展。

从设计艺术学角度出发，重点研究设计创意活动的基本规律及特征、设计艺术类高创造力群体的人格特质、影响设计创意生成的主要因素、现有设计创意技法的不足及改良可能，同时，兼论设计创意教育改革等问题。

艺术设计类大学生的成功人士的调研证明：基因可以形成审美心理，后期的训练再修正和改正可以弥补审美心理上的空缺。另外出生环境、成长环境、教育环境、经历、能力、民族、地域也对人格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0.

[2]ParloffM D,Datta L E, K leman M, et al.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differentiate creative male adults,cents and adul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8, 36: 528-552.

[3]李云波，朱霞，孙汉友等.军队优秀医学人才人格特质的研究.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0, 6: 21.

[4]张爱莲.当代中国优秀女科技工作者人格特征分析研究.心理科学，1999,4:371.

[5]王琴芳，郑先公，等.人格特征分析.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0, 1:25-27.

[6]井西学，王金民，等.高校优秀科技人员与普通科技人员人格特征的比较.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3):219-220.

第3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佛教仪式音乐；文化人类学；心理影响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25-02

佛教中的音乐是中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魏晋时期，佛教梵呗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与中国各地不同的世俗音乐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形成了主要的三大佛教音乐派系：南传佛教音乐、藏传佛教音乐和汉传佛教音乐。地处浙江东部的宁波自古就有“东南佛国”之称，有着浙东“四大丛林”之称的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禅寺等。自宋代以来，宁波佛教又形成了以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共融的“江东佛教”风格。

佛教历来看重用音乐“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在慧皎的《高僧传》中，他形容佛教中的音乐是：“玄师梵唱，赤雁爱而不移；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昙凭动韵，犹令象马蜷局；僧辩折调，尚使鸿鹤停飞。”《醒心琴谱》：“南宋普庵禅师所作。佛教咒语也，有荡涤邪秽，安心怀护之妙。原曲为梵呗之歌，后谱入琴曲。其音节清净平和，自然安稳，为静虑涤心之妙曲。”这些都说明音乐在为佛教教义服务和在渲染佛教仪式的气氛时“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作用。

一、对天童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的详实采录

笔者采录了2014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宁波天童寺僧众举行的瑜伽焰口仪式实况，对仪式中的音乐进行了现场录像和记录，仪式使用文本为《瑜伽焰口》，音乐以声乐为主要吟诵方式，使用的乐器有：小木鱼、铛、铪、引磬、小鼓、大鼓等。瑜伽焰口仪式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7：30仪式开始，主位金刚上师站于法堂中间，手持如意，斋主站于两旁，起腔唱《戒定真香》。17：45起唱“观音”念心经“供养咒”，大众师附合，金刚上师上香礼拜，斋主依次上香礼拜，念完唱“南无阿弥陀佛”。

18：00大众师绕行于四生六道坛、孤魂坛、至亡灵坛，金刚上师斋主依次上香、问讯。敲维那的法师起腔唱《莲池》，念“弥陀经”，唱《供养咒》《弥陀》，斋主礼拜。

18：20念完回主坛，由第二位法师颂，诵完偈文后，众僧唱诵《杨枝净水》，金刚上师、斋主依次上香礼拜，金刚上师行十方礼，斋主随礼，众法师互相行礼，礼毕登金刚座，戴毗卢帽，奏鼓段。

18：40《瑜伽焰口施食要集》开始，引磬和鼓声，众人唱诵《吉祥会启甘露门》，众斋主在香灯师引领下礼拜。

18：50第一金刚上师直颂“此一瓣香至收来在一微尘”，众师唱诵《佛面犹如净满月》。

19：00金刚上师诵“五方玉佛大威神，结界降魔偏刹尘”（众和），金刚上师登宝位，边颂“准提咒”边手持五佛冠，至额前正反顶礼，礼毕放回桌上，众僧唱念《稽首皈依苏悉帝》。金刚上师呼“毗卢如来”，众师起立和诵（鼓和引磬齐鸣伴奏），后唱诵《五方佛》。

19：25众师诵《大悲咒》一遍，唱“南无甘露五菩萨三遍。金刚上师摇铃，唱诵“我今振铃语，声遍十方处”，至“十二因缘咒”。

19：40上师三宝真言，众师唱诵《方便自性》，接唱诵《音乐咒》，金刚上师念“施食文”，念毕众师齐念“偈云”，金刚上师拍惊堂木，此时钟、鼓、木鱼、引磬齐鸣。

19：50金刚上师诵“三宝文”，大众师齐唱《志心信礼》，结印，维那师唱《音乐咒》，大众师和，此时，木鱼、钟、鼓齐鸣。

19：55金刚上师拍惊堂木念《皈依三宝》唱诵完毕，众人起立，钟、鼓、铃、木鱼齐鸣，奉请三宝，金刚上师手持檀香唱《香花吟》，众师唱《香花清》，金刚上师请圣，金刚上师唱诵《启告十方》，大众师齐唱《十方一切刹》至“普供养菩萨莫诃萨”，金刚上师念《萨荔多文》，诵毕金刚上师摘冠，念：“南无阿弥陀佛”，下座唱诵《回向》，大众齐唱：“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声符皆回向，普愿沉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斋主同金刚上师礼拜，仪式结束。

以上仪式的全过程共运用二十八首唱诵：《戒定真香》、《天厨妙供》、《观音》、《弥陀》、《莲池》、《千华眙上卢舍那佛》、《杨枝净水》、《吉祥会启甘露门》、《五方佛》、《香盖》、《稽首皈依苏悉帝》、《礼请诸圣贤》、《嘛呢哞》、《十二因缘》、《志心信礼》、《方便自性》、《安曼怛》、《音乐咒》、《萨哩执稹贰《谛想清净》、《音乐咒》、《十方一切刹》、《以此振铃申召请》、《我今奉献甘露食》、《一心召请》、《六趣偈》、《稽首皈依雄》、《回向》，音乐贯穿到整个瑜伽焰口仪式的过程之中。瑜伽焰口仪式中的音乐即在祭奠亡灵、消灾祈福等仪式中运用的音乐，是信徒自我修练的一种途径。法师和信徒在演奏仪式音乐、唱诵仪式音乐时关注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变化起伏，控制自己的内心回归淡泊、平静的状态。从天童寺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的曲调、旋律特点中可以看出为了迎合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仪式音乐大量吸收了宁波本地民间音乐素材。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民间化、世俗化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佛教教理教义，这种佛教音乐观念是佛教普渡众生思想渗透到世俗社会中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佛教音乐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的体现

（一）佛教音乐培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们从事音乐活动主要是为了从音乐中体验美、感受美，不断地从生活中感受美好事物所形成的音乐体验。佛教中的音乐同样也是帮助信徒们去体验生活中的美好，摈弃信徒在生活、工作中所产生的恶念，激发信徒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和积极人生状态的向往，引领信徒摆脱生活困境和内心痛苦，达到内心安详平和的人生状态。

（二）佛教仪式中的音乐对信徒积极心理的支撑作用

在佛教仪式上，音乐是用来渲染整个佛教仪式气氛、营造佛教的神秘感和庄严神圣氛围的。参加佛教仪式的信徒们置身在神秘庄严的佛教音乐的仪式法会上，使他们的心灵从烦躁不安和欲求不满的现实社会中转换到安静祥和、庄严肃穆的精神体验，借助音乐使信徒感受神灵，实现与神灵的交流互动等，使信徒通过佛教音乐营造的氛围了解人生、认识人生和顿悟人生，从而影响信徒对不良行为的有效控制能力，支撑健康乐观积极的人生心理状态。

（三）佛教音乐传播和谐人生观念

佛教音乐中传递着佛教的教理教义，佛教教义主张众生平等，用慈悲、宽容的胸怀对待他人，无论这个人是你的亲人、爱人、仇人或者陌生的人，提倡信徒遵守社会规范和次序，尊重和敬畏生命，主张人们和平共处，培养信徒的仁爱之心，将这种仁爱传递到家庭、单位和社会上的陌生人之中，营造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唱诵使信徒更容易了解和记住佛教的教理教义，将佛教众生平等、弃恶从善的思想灌输给每一位佛教信徒，并通过信徒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行来实现佛教的思想，进而通过共同的追求和信仰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卷四）[A].大正藏（第50册）[C].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5.33.

[2]张悦鸣.天童禅寺[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

[3]杨秋悦.瑜伽焰口仪式与仪式音乐[J].乐府新声，2012（02）.

作者简介：

朱惠娟（1979-），女，安徽省淮南市人，硕士，宁波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

第4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人血浆抵抗素；肥胖；胰岛素抵抗

[中图分类号] R589.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1）35-70-02

The Measurement of Plasma Resistin and Its Correlative Analysis with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FEI Meijiao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Xiaoshan District Hangzhou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1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of resistin with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Methods All 80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T2DM group) and 80 subjects with 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from normal physical examination（control group）. Each detection peripheral resistance element degrees,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Analysis with BMI, WHR resistance element and insulin resistance sexual correlation. Results High-risk T2DM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lasma resistance element level which were （10.2±5.0） ng/ mL and （6.4±2.3） ng/m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high-risk T2DM group（P＜0.01）. Resistance element and BMI, WHR wer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but with homair of parturients（r=0.25，P＜0.05）.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plasma resistance element leels, resist grain and insulin resistance related.

[Key Words] Resistin;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Resistin是2001年Steppan等[1]首次报道的一种多肽类激素。啮齿动物中，resistin是由脂肪组织特异分泌，与胰岛素抵抗关系密切，被认为是联系肥胖与2型糖尿病的重要纽带[1]。人类的resistin主要由外周血单核细胞表达，人类的resistin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的结构与啮齿动物的存在差异[2]。人类的resistin的抵抗素的生物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探讨人血浆抵抗素水平与肥胖、胰岛素抵抗（IR）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2010年1月～12月在我院收治的80例2型糖尿病患者（T2DM组）和同期来我院体检的80例糖耐量正常者（对照组）纳入本研究。所有受试者均常规询问病史和体检，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计算体重指数（BMI）和腰臀比（WHR）。取空腹血，测血浆resistin水平（采用美国Phoenix Pharmaceuticals.Inc的酶联免疫分析法试剂盒检测），测空腹血糖(FBG)和胰岛素（FIns）的浓度，应用稳态模型评估法（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HOMA）计算胰岛素抵抗性HOMA-IR=(FBG×FIns)/22.5。

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性水准为P＜0.05。

2 结果

T2DM组和对照组年龄（Age）、性别（Sex）、BMI和WHR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T2DM组的HOMA-IR均高于对照组（P＜0.05）。T2DM组和对照组的血浆resistin水平分别为（10.2±5.0）ng/mL和（6.4±2.3）ng/mL，T2DM组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1。

Resistin与BMI、WHR和HOMA-IR的相关分析显示，resistin与BMI、WHR无显著相关性（P＞0.05），而与HOMA-IR呈正相关性（r=0.25，P＜0.05），见表2。

3 讨论

有关resistin与肥胖的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高脂饮食型和遗传型肥胖鼠的血resistin水平升高[1]，严重肥胖的人脂肪组织resistin mRNA水平显著增高[3]，推测与肥胖时脂肪细胞体积增大、数量增多有关；另一方面resistin抑制脂肪细胞的分化，如研究发现在无resistin的培养基中3T3-L1前体脂肪细胞分化为含有大量脂肪的成熟脂肪细胞，而在含有resistin的培养基中3T3-L1前体脂肪细胞向成熟脂肪细胞分化明显受抑制，且脂肪细胞的标志物PPAR-γ和编码游离脂肪酸结合蛋白aP2基因的表达及脂肪酸的合成均减少80%，提示 resistin可能是脂肪形成的反馈调节因子。resistin抑制脂肪细胞的分化，促进脂肪细胞凋亡，以限制脂肪细胞进一步堆积，这可能是机体的一种保护反应，具有积极意义[4]。

Resistin基因的表达除与体脂总量有关外，还与体脂分布、体脂种类有关。如McTernan等[5]对19例人的腹部皮下、10例人的腹内网膜、9例人大腿和7例人的脂肪组织进行了resistin mRNA和蛋白表达的定量分析，发现resistin基因的表达在腹部皮下脂肪和腹内网脂肪比在大腿及的脂肪中高4.8倍。Atzmon等[6]发现大鼠腹内脂肪resistin基因的表达比皮下脂肪高12倍。这些研究表明resistin基因的表达与中央型肥胖相关联。

但也有与上述不同的报道，如Way等[7]的研究结果显示： ob/ob，db/db和tub/tub 等几种遗传型肥胖鼠的动物模型的脂肪组织的resistin基因mRNA 的表达均减低。而Gomez等[8]的研究发现患肿瘤的小鼠，体重下降，脂肪组织的瘦素mRNA表达降低50%，而脂肪组织resistin mRNA表达无明显变化。Nagaev报道[9]不同体重人群分离的脂肪细胞和活检的脂肪组织resistin、mRNA 的表达均很低或检测不到。这些研究结果提示resistin基因的表达与肥胖无明显关联。

BMI是常用的评价肥胖程度的指标。WHR是常用于判定中心型肥胖的指标。本研究T2DM组血浆 resistin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BMI和WHR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别，血浆resistin水平与BMI和WHR无明显相关性。似乎T2DM人群的血浆 resistin水平升高与肥胖无关。

可见resistin与肥胖的关系非常复杂，resistin基因表达与体脂的量、分布、种类及脂肪细胞分化的程度均有关，而外周血 resistin水平与脂肪组织resistin基因的表达水平也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Resistin基因发现归于对TZDs作用机理的研究。Steppan等[1]假设TZDs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是关闭了导致IR的基因，于是在筛查被TZDs下调表达的基因时发现resistin基因。对resistin功能的研究显示它导致动物的IR。但随后有研究发现resistin与IR无明显关联，如Nagaev等[9]报道42例不同体重的胰岛素敏感性正常、IR和2型糖尿病人群的脂肪组织resistin、mRNA的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提示resistin与IR无明显关联。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resistin水平与HOMA-IR呈轻度正相关（r=0.250，P=0.006），支持resistin与IR相关的观点。

由于IR的发生机制非常复杂，既有遗传因素的作用，又有环境因素的参与。人类单基因突变或缺失造成严重IR极少见，绝大多数人IR的发生是多种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因不能从根本上决定IR的发生，只提供了环境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推测resistin基因可能是人类IR的发生有关的基因，是否为导致IR发生的重要基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Steppan CM, Bailey ST, Bhat S,et al. The hormone resistin links obesity to diabetes[J]. Nature，2001, 409（6818）:307-312.

[2] Ghosh S,Singh AK,Aruna B,et al.The genomic organization of mouse resistin reveals major differences from the human resistin: functional implications[J]. Gene，2003,305（1）: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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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1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Estellie 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一书。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颇有争论。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 H.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Patricia M.Clay和JohnJ.Poggie 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类学家James R.McGoodwin、John J.Poggie Jr.、Richard B.Pollnac和Rob van 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 M.Acheson）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2l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第6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与社会思潮与产业革命发展紧密结合的，本文将直接从后现代人类学基本定义入手，与传统人类学范式对比，解构传统的方式与建构的逻辑，及这些在虚拟社会文化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的不同。进一步梳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后引出各个作者转向的原因；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思潮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延续的背景、特点与转向，来讨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对于人类学发展的意义、特点与贡献，以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在20世纪10年代以来的最新走向。同时，也将顺带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的空间与虚拟社会文化文本的第四维时空性的对接；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与尚未完全“结构”的虚拟社会文化的不确定性的对接。从宏观上看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有意而为的、筛选有限社会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现代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日趋僵化、不断重复赋义的意义建构僵局（不断的重复赋义和意义再生是学科研究异化、走向诠释学和哲学诡辩的企图，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实证研究本意）。后现代的出现则以有意识的反叛、达到了无意识打破上述僵局的目的———后现代至于传统的关系、与反传统的意义（实证和意义重构）及源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虚拟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交集中几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新发展与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隐喻

网络社会的本质是符号的社会，是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话语符号系统，而这些构成网络话语系统的符号则是普遍性的、超时空的、超文化的，是“普世”的。网络社会的书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即“隐喻”。同时，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表达和指涉的不确定性，而网络社会疆域又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后现代主义人类指涉的不确定性与研究的方向性（只有方向、缺乏具体指涉和理论、概念体系），其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定性的探索性、反传统性、过渡性。只有当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社会文化在第四次工业浪潮成熟之后，成为普世的、普及的（程度等同于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当时的全方位的、基础性程度）社会基础知识，虚拟社会文化的秩序（经济、政治、文化、与书写系统）完全并行于传统秩序，并与之达成制衡之时，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探索性的、过渡性的探索成熟之后；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虚拟使得社会文化研究才真正完成其系统的、理论的概念体系填充和建构。

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研究的展望

首先，我们认为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虚拟社会文化实证研究的整合。其次，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在信仰、价值、分类的趋同、异化与整合中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与研究视野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瑞泽尔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14点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所反应出的后现代主义与虚拟社会文化的如下相通之处。首先，瑞泽尔提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现代主义缺乏明确概念化的趋势，以及他们“精于批判但是对于‘社会应是什么样’却缺乏任何见解”。恰恰对应了网络社会在当代的发展阶段。其次，瑞泽尔笔下所言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因缺乏一种能动主体方面的理论而对主体和主体性不感兴趣，则正对应了当代对于“虚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是媒介、还是互动方式？”的模糊定位。第三，瑞氏所指出的“某些后现代社会理论家有一种至少把某些社会现象物化的令人烦扰的趋势”则恰恰与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文化文本中符号化、文本化的沟通本质相对应。在后现代主义反对对文本做过度阐释、乃至反对文本本身之时，虚拟社会文化所依赖的恰恰是二位一体的“作者—读者”所赖以存在的生存方式。第四，瑞氏笔下的社会理论家过于满足与对他们自我定义的问题的沉湎，而忽视了对时代性问题的关键；则可认为是虚拟社区建构在文本之上，后现代主义对于文本的质疑，恰恰迎合了虚拟社会文化读者制造文本的特性。在虚拟社区中，读者即作者。必须要反复重申的是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文化是社会结构的文点/以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符号标志/后现代意味着转型、反思和不确定性-即描述了由工业社会到全面数字化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特点，虚拟社会的全面来临则会是后工业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至此，缺乏事实描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因社会生产方式形态/全面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而找到理论在生产力和定型了的社会结构结构中的支撑。

四、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开放式的小结

虽然在本文所提及的诸多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到虚拟社会文化，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之中，到布迪厄与卡斯特对新千年的不同分析试验；都是基于人类学的“欧洲中心论”这一思想核心。但无论这些先行者承认与否，作为第四媒体和第四维时空出现的互联网时代与虚拟社会，都打破了出台的“欧洲中心论”。即使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语言仍然控制着互联网，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化、虚拟化、数字化、全球化与个人化逻辑，就已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道路，也昭示了传统的、“忧郁的热带”式的、参与式民族志方法的衰落。我们无需可以分析到底是后现代推动虚拟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虚拟社会文化的特质固化了依附理论所强调的发展的异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使诠释回归本质，摒弃了传统的以民族志式的、再造的话语符合系统诠释文化本身的做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是我们探讨的核心，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则是连结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宏观历史分析，我们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影响人类学的，并进而解释了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如何与虚拟社会文化之第四媒体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特质是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时空观是解释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与虚拟社会文化联系的解释模型与桥梁，并以网络社会的第四媒体特征为基础。

五、结语

第7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博物馆；文创产品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2 ― 0122 ― 03

所谓博物馆，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博物馆一词的解释为：“征集、保护、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6届全体大会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盈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1〕博物馆是收集、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场所，是人类文化记忆的载体，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对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作用日渐突出，而如何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服务功能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人类学的主要学科意义在于它对全球各种环境中人类文化的人文关怀，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进程中，人类学家所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识、描写、解释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多姿多彩的不同文化。〔2〕博物馆文创产品，依托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很好的发挥了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创产品也是文化描写与解释的一种方式，这便与人类学的学科属性有其共通性，本文拟从人类学的视角予以浅析。

一、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得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查，通过参与观察、亲身体验等对研究对象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进而获取某一特定区域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下一步的研究分析做好事实资料基础。从田野工作的研究角度来看，有主位与客位之分，主位是指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而客位则是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3〕就博物馆文创产品而言，要做出大众喜欢的文创产品，除了要加大藏品研究、深挖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外，还要对博物馆的参观观众进行调查研究。对博物馆观众进行研究是博物馆学的一个传统课题，除了基本的对参观人数进行统计分析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访谈及问卷法等对观众进行调查研究，借以分析其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意愿倾向性，这对于开发出更切合博物馆主题、更符合观众意愿的文创产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正如人类学的主客位研究视角一样，在对博物馆观众进行文创产品的意愿倾向性调查时也要从这两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方面，要站在观众的角度了解其兴趣爱好与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要站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角度，结合自己馆藏实际开发有意义的文创产品。

二、文化深描

阐释人类学，认为人类学并不是探讨通则的实验科学，而是探讨意义的阐释科学，通过对人们行为意义的阐释去理解其行为本身背后的意义结构。马克思・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主张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4〕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而言，在观众调查阶段，除了要了解观众对展览的兴趣爱好外，还要知晓观众对依托展品或藏品所开发的文创产品的理解，进而在其理解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好的文创产品。就一件文创产品而言，它首先有其文物外在的含义，诸如外形、材质、尺寸比例以及实用功能等；其次有文物本身自己的文化价值内涵，其所承载的历史及艺术价值等；再次，由于每一个参观观众的知识背景及兴趣爱好各异，其对每一件的文创产品的欣赏和理解角度亦会不同，这也就需要对文创产品进行多层次、不同视角的理解与解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诠释。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仿海晏河清尊，此文创产品装饰技法丰富多样，绘画水平高超，器型制作精美，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河清海晏”也作“海晏河清”，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此语用以歌颂天下太平。〔5〕

三、审美情趣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而对审美的研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人类学对审美问题的研究重点从最初对美的本质特征的界定，发展为对审美的社会文化功能分析，再演变为通过对跨文化审美感知的探询而理解不同文化的意义世界的建构与认知过程。博厄斯提出，与具体思想含义无关的形式上的美是最基本和主要的美感，当然，形式常常与不同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使艺术具有感彩，但内容相对于形式往往是附加的、后起的，并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常常发生改变。〔6〕审美具有主观性，与个人的知识背景、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婴戏图硅胶杯垫，该文创产品以环保创新工艺之姿，将元代磁州窑婴戏图瓷罐，透过全新概念融合东方风格与个性化，经食品安全认证硅胶制成，方便清洗，具独特触感，增添您的个人生活风格，为最佳中华艺术融入时尚的生活用品。〔7〕熟知生活美学的人就会理解，杯垫虽小却会给桌面带来保护，给生活带来方便，其实在很多时候方便就是一种美，加上杯垫本身所带有的婴戏图案，便使此文创产品既有生活美学又有了深层次的文化意涵。

四、符号象征

人类学对象征的兴趣以及在广泛意义上的象征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文化人类学对象征的研究也可溯源到19世纪中叶。20世纪40年代初，怀特也对象征文化进行了探索，他指出：象征符号使人类从动物转变为真正的人，而且人所具有的使用象征符号的能力，在本质上是积累的和进步的。象征符号是人类意识的主要功能，是我们创造和认识语言、科学、艺术、神话、历史、宗教的基础，是理解人类文化和各种行为的“秘诀”。〔8〕因此，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而言，具有典型性象征意义的藏品便成为文创产品很好的题材来源。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仿后母戊鼎，该文创产品以馆藏后母戊鼎（是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亦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为原型，采用现代工艺缩小比例精心制作而成，器形协调、纹饰精美、很好的再现了国宝重器的雄美气韵，是权力与信誉的象征。〔9〕后母戊鼎作为国之重器，以此为依托开发的文创产品便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

五、功能主义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一样，都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正如他最清楚地表达的：“文化功能主义的看法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在每种文明中，一切习惯、物质对象、思维和信仰，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有着某些任务要完成，代表着构成运转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个人”，他始终对人的本性或他称之为社会制度背后的“心理原则”保持的浓厚的兴趣，而拉德克里夫・布朗则强调“社会”。〔10〕但其二者无论是在社会抑或是在个人层面，都承认了文化所承载的功能。因此，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而言，因其所开发的门类不同，其功能亦会各异。比如服装服饰、文具用品等，除了其所附有的文化含义、文化功能外，其本身就具有使用价值，具有实用的功能。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婴戏图一家亲T恤，该文创产品首先具有实用的功能，本款一家亲女款、男款T恤为均码，和儿童款一起搭配选择成为时尚舒适的亲子装，是居家休闲、出门游玩的上佳服装选择。与此同时，亦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婴戏图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之一，表达了人们祈盼“多子多福”的美好意愿，象征着美好幸福的生活，并寓意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11〕

六、嵌合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辩论声浪中崛起的实在主义学派，是经济人类学界除形式主义学派外另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广泛的学派。实在主义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赞同关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的形式主义看法，而主张从社会、生态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问题。波朗尼提出了“经济被嵌合在社会之中”的重要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复杂的交织在一起。〔12〕因此，对于博物馆文创产品而言，在合理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单霁翔指出，对于博物馆而言，其责任就是 “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使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相和谐，使博物馆文化与民众文化需求相协调，使博物馆事业与社会进步相统一，使博物馆社会效益最大化。〔13〕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创产业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为宗旨，以荟萃馆藏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金银器、钱币等种类的国宝精华为设计元素，开发了一系列蕴涵着独特文化意味的文创产品，使之成为“流动的博物馆”，真正做到“将博物馆带回家”；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让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平台传播得更远、更广、更久。〔14〕博物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博物馆要突出文创产品的文化意涵，强调其在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动承担起博物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机构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七、关注异文化

人类学对异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早期西方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着重研究遗留至近现代的原始文化。西方人类学者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人类学者来说是异文化。异文化，英文作other cultures，或作foreign cultures等。“异”是与自己相对的，不同于自己的，即the other，译作“他者”。异文化不是研究者本身所源自和熟悉的文化，而是其他族群的文化。与异文化相对，本文化指研究者所源自的、长期生活于斯的本土的文化。在人类学者心目中，“异文化”一词没有歧视之意。〔15〕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耶稣受难记》明信片，该文创产品是根据“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的重要展品之一《耶稣受难记》制作而成，这件展品是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市民最喜欢的至圣天使报喜教堂中圣品柜柜门上系列绘画的一部分。这幅绘画清楚地表明了15世纪绘画创新与当时主要宗教团体必须“奉行的”宗教改革之间的紧密关系：直观明了的语言表现了耶稣受难的各个阶段，画面成为向信徒解释《圣经》的符号。这幅展品中对于和谐、透视、明亮空间的新的感受使它的系列叙述变得相当现代和富有现时性。该套明信片印制清晰，让人在愉悦收藏的同时，品味明信片散发出的浓浓艺术魅力。〔16〕 《耶稣受难记》明信片依据作为“异文化”的名作《耶稣受难记》制作而成，显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对异文化的关注，这也对跨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结语

综上，文创产品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业务工作，也是与社会大众沟通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创产品的开发与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藏品研究、社会教育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应该大力开发博物馆文创产品，大力发展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而人类学注重对人的全面研究，主张通过文化来研究人性，人类学和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有其文化上的共通性与实务操作上的相似性，因此，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和解读博物馆文创产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1〕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8 .

〔2〕崔延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

〔3〕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253.

〔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

〔5〕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EB/OL〕.

〔6〕海力波.审美人类学理论研究初探――从本质界定、功能分析到意义认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9）.

〔7〕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EB/OL〕.

〔8〕夏建中.文化人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88.

〔9〕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EB/OL〕.

〔10〕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0-132.

〔11〕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EB/OL〕.

〔12〕施琳.经济人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216-217.

〔13〕单霁翔.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J〕.四川文物，2011，（1）.

〔14〕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http：//〔EB/OL〕.

第8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人类学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字面意思是“关于人的科学”。据说亚里士多德最先使用这个名词，他主要用之于研究人的精神实质。后来经过词义的延伸，在早期这个词就慢慢地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关于人类体质的科学，一方面是关于人类精神的科学。在经历了和别的学科大致相同的经历以后，人类学这个学科得以创立，但要给人类学下个定义却是比较困难的。

人类学的目的是试图依据人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的研究人，尤其是人的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文化特征的差异。人类学的基本领域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人种志等，其中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的起源、生成、进化、分布和发展，把人当作是一种自然生物，并与动物进行比较，以此来确定人的特殊性。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则是人类文化的起源、生成、进化或变迁的过程，并将各种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加以比较。其他如人种志、考古学、史前学等学科大多可看成是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要是在“人类”的层次上研究人，或在“群体”的层次上研究其文化（人种志），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的不仅仅是生物人、自然人的起源与分布（体质人类学），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人”（对应于“自然人”）。进入20世纪后，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许多分支，形成了许多流派。体质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及其他专门的人类学学科都是建立在实验材料的基础上的，因此也就与古典人类学思想的哲学思辩分道扬镳了。人类学不再以整体的人的形象为研究对象，并且都把有关人类本质的认识作为先决条件，仅仅考察人类外在的特征或文化成就，但是它作为先决条件的由现代经验科学和哲学提供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大多是片面的。

19世纪是一个新学科不断产生与分化的时代，学科的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之间逐步失去了共同语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彼此独立，哲学与自然科学也开始相互疏远，自然科学家不关心哲学，哲学家也有意把自己置身于自然科学之外，这种相互分离的倾向使得哲学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哲学对人的研究都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性，如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它们都研究人的各种问题，但多是些实用的知识、具体的领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问题。从科学的这一端来看，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关于人的世界的多方面的知识，但也正是这些认识使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科学时代得科学无法提供一种确定的人的形象，那么，从哲学的这一端看又如何呢？现代西方哲学的确很关注这个问题，人本主义思潮正是由此而应运而生的。古典的形而上学把人当作一种抽象的认识对象，从某种先验的观念出发去寻求人的抽象本质。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不满足于那种抽象的思辩，因此，将社会中孤独的个体存在作为其全部哲学的起点，专注于内在的、不可重复的意志、情感和心理状态，从个体的内部来观察人、探索人的自我之谜。存在主义考察人的结论是，个人不得不为他所获得的自由和选择而承担责任，从而导致了它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存在主义反映了人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和失望的困惑，但是它把自我理解成情感意志的个体，而不是整体的人，它的悲观主义色彩，就是不可避免的，它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及对人的形象的描绘同样也是不完整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关于人的形象，如果这种形象是确定的，就会出现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良好的生活秩序。现代科学和哲学彻底破坏了人原来各种传统的形象，人们不再把历史上的任何解释看成是真理，看成是人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没有一种解释能够确定地使人树立对自我的信心。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马克斯·舍勒敏锐地指出：“人已经成了前所未有地疑难问题，人不再知道他是什么，他懂得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人对自己的道路缺乏信心，道路对他来说成了问题，因而他以无比的关心思考自己的意义和现实，他从何处来，他要到何处去。……人的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文化、艺术和社会秩序赖以依托的传统的人的形象破灭了，“上帝死了”，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人的整体人的形象、恢复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问题也就成了焦点问题，也就是对于人的研究应当把人放到自然环境当中、放到文化环境当中去，把人作为一种由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一员来对待，从而综合地全面地研究人。

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不总是令人乐观的。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一个环节,于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思辨体系中了。

虽然浪漫主义思想与以数学和以知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抗争,竭力想挽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了的人的内在灵性,拯救被数学思维浸渍了的属人的思维方式。这些浪漫主义思想家们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其哲学指向就是:人究竟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有限的生命如何实现超越,又在哪里寻得灵魂永恒的归依？

的确,人不能生活在数学式的精确性和物理学式的实证性为基础的世界中,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存在,但人更是一种感情的存在,使人完善的是情操而不是理性,人的价值在于他的道德本性,这种本性本质上就是感情。人应当认识到,人本身绝对不可被这个实证化、精确化和逻辑化的世界吞噬掉、淹没掉,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保留原始的纯真本性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只有情感,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人是作为一种社会动物而生存着,但又不只是作为社会动物而生存着。就人的社会生活本身而言,无论怎样它似乎都不会阻止人对自身作出评论以及对自己的日常表现、渴望达到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作出阐明和解释。

所有的这些再次表明了人类学中重建“完整人“的势在必行性，把人放到自然环境当中、放到文化环境当中去，把人作为一种由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一员来对待，从而综合地全面地研究人，这样才能建立一种确定的人的形象，也才能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设计才能称之为人本设计。不只是需要设计师在“生物—社会”的生存方式上看待人,还要深入到人生经验的提炼中去,并且把这种人生经验转而被作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体现，这样在设计上才能体现出设计的人本关怀，赋予设计以情感。

从某种人类学观点来看,设计的未来,取决于设计不被看成是作为对别的社会文化行为或体制的简单反应的文化的孤立片段、而是被看作其本身即是进行中的社会文化子系统的程度。在社会文化范围内,设计不是被动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形成行为、规整行为和引发行为的行动系统,也是高度有效的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是知识、价值和表现多方面人类特性的极为丰富的宝库。这里所主张的研究与那些更为一般性的、强调形式的研究相比,在实质上是人类学的,是哲学人类学人本主义的延伸。正如在现代设计史中现代主义发展曾追求极端的简约主义后，变化性也逐渐减少，人类文化结构中的差异被忽略了，使得人们开始对自己心灵深处的渴望，重新反省探讨新的价值观，因而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语意学派和解构主义等设计潮流及风格。而这一切都意图恢复现代主义所切断之产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去探求产品的文化意义或从产品发展与人类使用产品的历史，赋予产品功能性之外的人文价值，以人为本的设计的比重逐渐增大。

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将抽象的设计理念转换成具体产品实体的过程，设计师扮演着相互沟通的角色，其对产品的结构、材料、制造及使用状态的认识，赋予美学价值，将心中的产品形象予以具体化。设计师透过产品与使用者做思想上的沟通，但是否能使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达到协调融合之地方，既看产品能否对使用者发生意义。是否能产生认知一操作或心理上的认同，是否能唤起使用者对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记忆而定，又取决于设计师能否认识到人的形象的“完整性”，是否将人放到自然环境当中、放到文化环境当中去，把人作为一种由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一员来对待，正如我们从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作品无形中可以看出该设计师、企业、地域的特有的语言与符号，以及设计师本身的文化教养,文化与人的交互由此可见一端。

工业设计就是为人类而设计（DesignforHumanBeing），为人解决某些问题，其广义的想法，实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由家庭生活之和谐进而社会生活之平衡与协调。就是调和人、工具、公共设施及环境所构成之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调和论。这种始终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工业设计的人本主义。在今后的发展中,人类生活和社会将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工业设计师们也将更加需要这种人本主义的设计理念。人本主义的设计理念是设计经过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等思潮走向成熟时期的设计理念,也是哲学人本主义的实践延伸,它主张任何人造物的设计(或非物质设计)必须以人的需求和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即人的因素为设计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技术、形式或其它工业设计必须时时感受时代的脉动，接受文明的刺激，并由人性出发来创作，诠释创造新文化。因此,人本主义的设计将是防止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人机冲突,让现代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

参考文献

1傅永寿．哲学人类学-人类学向哲学的回归［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3）

2孙远波，黄小珂．信息化时代德人本主义设计理念［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1（5）

第9篇：研究人类学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EML”；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82-02

《音乐艺术》2008年的第1、2、3期，连续刊登了六篇“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的访谈录；每篇都以问答的形式，描述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婉对“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六位特聘研究员的采访记录。拜读之余，感触颇深，也受益匪浅。对此先将访谈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学术经历的介绍；②各自已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领域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③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和界定。

访谈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更加明确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三个名称的不同内涵可是。近年来，经常有学者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不加区分的等同使用，使人觉得费解。

由此以为，再谈谈“EtIlnomuslcology”(以下缩写为“EML”)的学科发展和廓清相关的几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EML”的发展概况

“EML”是一个复合词，由Ethno(n.人种论、民族志)和musicology(n.音乐学)两个词根复合而成。从两个词根上看，“EML"实际上是一个横跨了音乐学与民族(人种)学两大系统的学科。也就是说，“EML”与民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欧洲传统意义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可以通用。实际上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起码在欧美是这样一种情形，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本来就是源于欧洲(德国和法国)的人体解剖学。所以说，与“EML”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文化人类学。

然而，文化人类学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和拉策尔(Friedrich Ratzal)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锋，并各自有不少的文化人类学的著作问世。如巴斯蒂安的《人类根本观念》(Ethnische Elementargedeanken)和《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和《人类历史》(History 0f Mankind)等等。随后。出现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影响的第一个流派，即“古典进化论”派，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其后的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等多种流派。

从“古典进化论”起，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已经把人类文化看成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相互影响的民族模式。只不过早期，特别是欧洲文化人类学家，大都致力于对小规模部落社会的考察。这是源起于殖民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外的人类文化的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当今全球性文化变迁的趋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

文化人类学和“EML”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者说，“EML”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更新、不断扩展，都受到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正如梅里亚姆所说“民族音乐学具有随着形成人类学的同一理论潮流而形成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EML”的前身是“ComparativeMusicology”(Compara.tive：比较的、相比之意)，此阶段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因为，此阶段的多数研究者，主要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来看待和观察非欧国家民族的音乐和传统，早期还只停留在“低劣”、“肤浅”的认识上，这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

真正客观、公正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标志是，奥地利比较音乐研究的先导者艾德勒(G.Adler)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和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A.J.Ellis)的《论各民族的音阶》。随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比较音乐学家，还有“德国学派”(又称“柏林学派”)的施图普夫(Carl slumpo、霍恩博斯特尔(EdchMofitzvon Hornbostel)、萨克斯(Curt Sachsl等；“传播论学派”的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曲elm Schmidt)；“美国学派”的博厄斯fFranz Boas)和菲克斯(J.W.Fewkes)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和思想无一不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荷兰音乐学家，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中，首次使用了“EML"这一名称，经过两次的书名更改，1959年以《Ethnomusicology》的名称第三次出版，其理由是“其旧称‘比较音乐学’易使人误解。一般已弃而不用。它并没有进行比其它学科更多或更少的‘比较’。”胡德(Mantle Hood)也认为：“每门学科都要应用比较法。EML是一门研究任何音乐的学问，它不仅根据音乐自身而且还要涉及其文化背景。”最终将"EML'’取代了“ComparativeMusicology”，开始成为了欧洲音乐学术界惯用的名称。

随着“EML”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不断受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梅里亚姆的“文化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一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些学术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

二、与“EML”相关的几个中国概念

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甚至“应用音乐人类学”都是“EML”的中文译名，那是无稽之谈。从构词关系讲，“EML”的译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音乐学”。其它名称只不过是随着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不断扩展，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表述，是阶段性研究目标的产物，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代名词。

“EML”在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已逐渐偏离了音乐本体，相应孕育出了相关不同研究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空间，也代表着某种观念和兴趣。“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

学_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

关于学科名称和定义，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方向不同，自然名称也可以不一样，“由于其研究范围如此宽泛。故而关于它的定义也就众说纷呈，从‘作为文化的音乐之研究’，‘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延伸到‘人类音乐行为的阐释性科学’等等”梅里亚姆也曾说过：“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的定义，由于每个学者所要强调与所希望研究的方面不同，所以也就大不相同，其中甚至竟有完全相反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名称不能在同一个领域等同使用，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对应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作为不同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以下就“EML”相关的几个概念。表述他们不同的学术性质和研究对象。

1.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缩写为EML)

前面讲到，“EML”是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并且最终取代了“Comparatl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之所以取代，是因为“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譬如有研究西洋艺术音乐中相互影响问题的情况，而且还由于这门学科并没有比其它任何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一词在中国最早被译为“民族音乐学”，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经过1980年的“南京会议”以后，这一名称便开始流行，虽然在随后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为什么被译成“民族音乐学”。以为有两个原因：①是直接根据两个词搬(Ethno与musicology)来翻译；②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民族音乐学还基本是音乐本体的研究状况。所以，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应该是以音乐本体的研究为主，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本身。

2.音乐人类学(Anthm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Music是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其核心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他认为，音乐则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与信念形成的，人类行动过程的结果。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出乐音。但它的创造过程是有连续性的过程。所以Anthm，pology 0fMusic可以译为“音乐的人类学”或“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指“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只不过是把“音乐”放在人类文化中来探视。记得在韩锺恩教授的访谈录中。有洛秦教授介绍梅里亚姆对音乐与文化的三个关系的表述。即“文化中的音乐”(in)、“作为文化的音乐”(as)、“音乐就是文化”(is)。读后也深受启发，以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是在“文化中的音乐”或“作为文化的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而非指“音乐就是文化”的研究。就如韩锺恩教授谈到音乐人类学的审美经验时所说：“我希望从‘音乐就是文化’这个阶段折返回去。即通过文化去关注音乐作为艺术进而音乐就是音乐这样一个问题。”这说明了韩锺恩教授从当初提出的“音乐文化人类学”转到“音乐人类学”观念的原因，也说明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应该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与音乐本体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是把音乐置于文化中来审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构造和形态。

3.音乐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

“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英译名为“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有人，以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没有区别，属同一个名称。其根据就是“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值得推敲。其实，音乐具有“有形性”和“无形性”两种层次，即有非物质性“文化”的一面，也有作为物质性“声响”的一面。就像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所指称的学科性质一样。音乐文化人类学更加强调“文化”性质，把所指的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其实质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音乐人类学则侧重于文化的音乐，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其实质还是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所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性质是体现音乐的“文化”属性，研究音乐的文化现象。研究视角不在音乐上，是与音乐事象有关的社会，民间信仰、国家政策等一些超越音乐本体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科偏离的危险。

音乐文化人类学，要当心“文化主义”的陷阱。不管是音乐文化人类学也好，还是音乐人类学也好。其研究对象不能脱离音乐事象去谈文化，虽然是学科性质有所要求，也不能完全抛弃音乐的文本。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