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风俗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民俗体育文化 传承 转换

民俗体育，不管其定义的表述如何不同，民俗体育的本质就在于它的文化性及区域族群性。一项民俗体育的产生和发展，都包含着该族群或区域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大多数学者都选择以民俗的基本概念为立足点。《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定为“在民间民俗文化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而樊正治将民俗体育定义为“用于祭祀、庆生、教育、养生、医疗、休闲活动等并以达成身体健康，促进团结意识、发挥精神力量的教育目标，余万予界定民俗体育内涵是“在民俗体育活动中产生，依托民俗节发展，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传的与健身、娱乐、竞技、表演有关的活动形式”。涂传飞和余万予在《对民俗体育特征的研究》认为民俗体育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民众既是民俗体育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又是民俗体育的载体。其次，民俗体育是被广大民众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世代延续的，在空间上也是可以传播和分布的。

综合上述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采用的民俗体育的概念是在民间风俗和民间生活中为顺应和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其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文化性、风俗性，并以物质的、非官方的方式传承，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传承意义的体育活动。民族体育既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省乃至我国的文化整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全民健身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影响，使得江苏省许多优秀的民俗体育项目出现参与人员身份变异、宗族崇拜功能弱化、活动指向功利化等问题，使其维持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民俗体育亟需正确的理论指导来冲破这些发展的瓶颈和制约因素，促进催生我省民俗体育发展的新领域。民俗体育文化承载着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等功能，是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国家体育局出台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民俗体育文化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一系列的举措为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但是，在生活方式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文化不断西化经济全球化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体育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学者在民俗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体育文化的资源开发、未来发展趋势、相关概念辨析等方面或通过不同视角对不同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本研究旨在填补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理论研究的不足，深入挖掘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提出民俗体育文化的可持续生态发展策略。通过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利用地域特色和旅游资源优势，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河北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民俗体育与民俗体育文化：文化一词源于古拉丁文，起初意蕴耕耘和挖掘土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是先辈们为了适应和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体育是民俗学和体育学交叉融合而衍生的学科，是与各种民俗文化民间风俗和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游戏的总称，是满足人们多种需要的特殊文化形态，它承载着健身娱乐、竞技和传承民族文化等功能，反映了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和基层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然而在文化不断西化、经济利益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体育文化，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境。如何抢救与保护、挖掘与整理、传承与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原有属性和内核价值，实现其可持续的生态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2TYD008）

参考文献：

[1] 盛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

[2] 徐金尧.民族传统体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3] 秦椿林.代中国群众体育管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第2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韩；春节；民俗；异同

中图分类号：K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16-04

从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成功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中国越来越关注作为亚文化圈共同的岁时民俗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岁时民俗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岁时民俗和节日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是指在一年之中的某个相对阶段或特定的日子，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了具有纪念意义或民俗意义的社会性活动，并由此所传承下来的各种民俗事项。春节是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不仅在中国，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马来西亚等很多亚洲国家春节也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特别是韩国，春节即舍尔是韩国两大重大节日之一。中国的汉文化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两国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受此影响，韩国的传统风俗很多与中国相同或相似，但中国文化在韩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和当地的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许多具有韩国特色的风俗习惯。农历春节在韩国和中国都是家人团聚的节日，但是由于民族、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同一节日在两国的过法和意义却有所不同。本文将从中韩春节（舍尔）的由来、风俗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二者的异同，并探讨其对中韩两国交流的影响。

一、中韩春节（舍尔）起源的异同

（一）中韩春节（舍尔）的相同起源

春节也叫过年，古时候以“年”作为时间单位，因此春节和舍尔就成为了新年伊始。同时，由于它们与时间单位以及日常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制定时间的历法相当重要。因此在中国和韩国，指定春节（舍尔）的日子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过去，春节与舍尔，是根据日月的组合周期换算成太阴太阳历得出的，即所谓的农历。而现在，以半个月和一个月为周期换算得出的太阳历结合季节形成了24节气，也就是阴历。阴历计时是统一的新罗时代从中国传到韩国并开始使用的。这就是中国春节与韩国舍尔的共同起源。

（二）中韩春节（舍尔）的不同起源

韩国的春节（舍尔）虽然是统一新罗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传过去后和韩国国内文化相结合，对舍尔来源的阐释有些不同。而关于中国春节的起源在学术界也还存在一些分歧。

1.中国春节的由来。由于远古时代文献缺乏，春节的具体起源时间不详。学术界关于春节起源的几种假说（例如“源于腊祭或蜡祭”说、“源于巫术”说、“源于鬼节”说等），证据尚不充分。考古资料显示，我国七八千年前已经出现发达的农业生产。“岁”字原来是一种收割工具。当时的农业是一年一熟制，每年收获一次。收获之后，人们用“岁”杀牲祭祀，“岁‘又称为该祭祀的名字。最后，“岁”字成为时间段落标志，称为年岁的岁。“年”字原来也是标志农业生产的字，《说文解字》说：“年，谷熟也。”后来，“年”的字义也发展为时间段落标志，与岁相当。《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有了岁、年的概念，自然就会产生过新年的习俗。所以，新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

关于春节民俗的兴起，民间的传说故事有所记述。传说故事《过年的来历》（参见《节日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讲述了春节的来历。相传很古老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深受一种最凶猛的野兽的威胁。这种猛兽“头如狮子一样威武，身躯像牛一样肥壮，力大无比，发怒时一声吼叫，山摇地动”。这种猛兽常常窜进人们的住处猎食人和牲畜，为害极大。特别是每年的岁末严寒之时，更是作恶多端，弄得百姓惶惶不安。人们同这种猛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找到了它的弱点，发现它最害怕三种东西：一是红颜色，二是火光，三是响声。于是，在每年的岁末之时，“家家户户门上都挂上红颜色的桃木板，门口烧着火堆，夜里还通宵不睡觉，打打敲敲闹得震天响”。这样吓跑了猛兽，求得平安。人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以后每年岁末家家户户都张贴红纸对联，点灯燃烛，敲锣打鼓，通宵守夜。这种做法，“相沿成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这就是‘过年’。这日子就是现在的大年三十和初一”。还有其他一些传说故事，从“大年三十守夜”、“祭祀灶王神”和“贴春联”等多个侧面述说春节的兴起。

第3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传袋”习俗；徽州；文化内涵；民俗符号

“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活动。”[1]婚姻是个体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节点，而与之相对应产生并逐渐发展完善的仪礼则成为了人的生命中重要的仪式之一。《礼记・昏仪》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自古以来，中国对婚姻仪礼非常重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人们对婚礼仪礼不断提高要求，进行充实和完善，最终传统婚礼以“六礼”的形成而臻于完备，成为一种稳定的婚礼模式。“仪式是人的情感和情绪得以规范的表达，从而维持着这些情感的活力和活动。反过来，也正是这些情感对人的行为加以控制和影响，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得以存在和维持。”[2]自古以来，不论地域、民族的差异，婚姻仪礼处处无不显示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和祝福，也成为人建立家庭、开始延续香火的重要标志。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山区，“山限隔壤，民不染他俗”，境内群山环抱，山谷纵横，有着相对封闭独立的自然地理空间，百里不同俗。并且徽州为朱子故里，受朱熹思想影响十分深，因而徽州人更加凡事恪守和遵循朱熹的《文公家礼》，所谓“冠婚丧祭，礼之大者。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婚礼废天下无家道矣。”[3]其婚礼仪式也呈现出由简至繁、由俭到奢的发展过程，并在长期的历史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极具地域特点和较为稳定的婚姻礼俗文化。“传袋”习俗就是其中之一。“传袋”表面上的意思是传递布袋，实际上也是指一种婚俗，一般是由于新娘下轿脚不能沾地，所以在地上铺三到五条青布袋，新娘踩在上面行走，走的过程中布袋不停的循环传递直至新娘进入洞房。“袋”与“代”谐音，即有代代相传的意思。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婚礼习俗，本文以徽州“传袋”习俗为例进行分析，来阐述这一习俗的民俗文化内涵。

一、徽州传统婚礼中的“传袋”习俗

“传袋”习俗历史悠久，历经“转席”、“传席”等名称，直至清代才主要使用“传袋”这个名称。唐代谓之“转席”，《听雨丛谈》卷六：“京师娶新妇，落轿后，以红毡藉地，弗令新人履尘。富家尽可用毡铺至闺闼，而必用数毡转布，殊不可解。按白乐天《春深嫁女家》诗云：‘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斜。’是唐人已有此俗矣。”清代褚人获《坚瓠续集・传席撒帐》：“又新妇入门，不踏光地，必传席始行，唐人呼为转席。”元代叫做“传席”，《南村辍耕录》卷十七《传席》：“今人家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传席以入，弗令履地。” 清代则喜以袋易褥或席，谓之“传袋”，清初王棠《知新录・传代》：“令新妇步袋上，谓传袋，代袋同音也。”鲁国尧在《〈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一文中对“传席”进行考证，认为他们是吴越习俗，徽州地区承古山越遗风，秉朱子之礼，多沿用“传袋”之名称。

“传袋”是徽州传统婚礼中一个重要的仪式。《歙县记俗诗》中写道：“轿门扶出拜高堂，袋衬金莲入洞房”，“新人拜过高堂，喝罢交杯酒，公婆将新娘家陪嫁来的两只苎布袋交给男利市人铺于地上，利市人、赞礼人捧烛导新娘新郎女前男后，从袋上走过送入洞房，走上了前面袋子，即将后面袋子掀起从新娘新郎头上翻过铺于前面，如此交替，谓传代（袋）。”[4]在绩溪，“传袋”更为讲究，“夜将半，烈双彩烛前导，以青囊铺地。新郎、新人由青囊上步行入房，谓之‘送房’。其经过青囊时，以一人将后囊抛至前方，又一人接之，仍铺地上，谓之‘传袋（代）’。传袋者，多取福人，其传第一袋时，传唱者曰：‘一袋高一袋。’第二代则接唱曰：‘代代高’。”[5]而在黟县，则是新娘花轿在男方祠堂正厅落下，就进行传袋仪式，然后再进行“拜天地”礼。进行“传袋”的过程中，一般都伴有传袋赞语，即从传袋开始，由利市人高声祝颂赞语，众人和唱。徽州各地的“传袋”习俗大同小异，传袋赞语也是如此。流传于歙南白杨的传袋赞语：“一代传起啊，公婆欢喜，二代传三代，鸳鸯配成对，三代传四代，琴瑟和鸣家美满，四代传五代，枝头连理并蒂开，五代传六代，百年偕老永团圆，传代传上床，后代儿孙掌朝纲，传代传到床里壁，儿孙个个穿锦衣。”[4]963流传于歙东的传袋赞语：“一代传起，公婆欢喜。一代传二代，子孙万万代。传代传转弯，代代做高官。传代传上楼，代代做公侯。传代传到床面前，生个儿子中状元。传代传到床里壁，新人果子端来吃。恭喜恭喜！”[4]963这声声祝福，祈求的是子孙的延绵和家族的兴盛。

二、徽州“传袋”习俗的民俗学解析

（一）“传袋”习俗中的禁忌与辟邪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这本书中首先提出了“通过仪礼”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各种人生仪礼都可以看做是使人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这些仪式向人们展示了三个方面，分隔礼仪（即阈限前礼仪，是与先前世界的分隔之礼）、边缘礼仪（即阈限礼仪，是在边缘阶段举行的礼仪）和聚合礼仪（即阈限后礼仪，是融入新世界的礼仪）。[6]婚礼是重要的人生仪礼，也是一种典型的通过仪式。在这个特殊的通过仪式中，新娘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身份，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人，从自己家出来进入到另一个家庭里，不论是下轿后到进门的这一段路，还是拜过堂后进洞房的这一段路，都表示新娘“脱离”了原来的家庭，“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新的社会联系得以建立。在徽州地区，婚礼是女子成为一个家族成员的标志。“对于普通住宅，门是外部世界与家内世界间之界线；对于寺庙，它是平凡与神圣世界间之界线。所以，‘跨越这个门界’就是将自己与新世界结合在一起。”[6]17新娘是阈限仪式阶段的主体，“传袋”的过程也正是“跨越这个门界”的预备过程，在这个主体和过程中包含了保护与禁忌的文化意义。中国传统婚礼中有许多习俗是为了对凶邪之物的避讳而形成的，而“传袋”这一古老习俗最初就是为了驱邪避煞而产生的。

元杂剧《桃花女》的故事中，在洛阳开卦铺的周公因嫉恨桃花女的技艺，便以要娶桃花女为儿媳之名，想要置她于死地。所以在桃花女婚礼的时候，周公使了很多毒计。其中有一段是“桃花女的车子到了婆家大门前，周公算了一卦，然后吩咐：‘去请他（指桃花女）下车儿来，正对着黑道，找着他登时板僵身死。’ 媒婆请下车，桃花女说：‘今日是黑道日，新人着地皮，无不立死……与我取两领净席来，铺在车儿前面。我行一领倒一领。’――桃花女又胜一个回合。地上铺席，变黑道为黄道。”[7]因地上铺席，黑道变为黄道，污邪之物不会沾染到桃花女身上。《金枝》一书中也提到了许多关于脚不能沾地的故事，比如猎人在打猎时有脚不能挨地的禁忌，比如有许多规定或禁忌约束着有神性的王或祭司的生活，其中有一条就是规定神人的脚不可着地，否则就会玷污神性等等。弗雷泽对此的解释是“人身上的神性或魔力可以通过接触土地而放出来……土地就是魔力流体的最优良的导体。所以，为了保持积蓄，不使流失，崇奉为神的或守禁忌的人物必须小心防止接触地面；他像一个瓶子，装满了宝贵的物质或液体，如果要防止这种宝贵的物质或液体从他身上走掉，那就得像电学里所说的，他必须绝缘。”[8]显而易见，袋子就起到了这种绝缘的作用，将新娘隔离开来，既是对她的保护，也是避免新娘受到邪气侵扰或伤害到别的人。

（二）“传袋”习俗的求子之意

“传袋”最初的意思是为了辟邪，可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内涵也发生了改变。《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新妇进门，以布袋传地，展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犹言‘传代’也。谢君诗云：‘萧鼓声中笑语哗，两行红粉迓香车。锦层迭偏铺袋，为祝绵绵瓞与瓜’。”[9]“传袋”犹言“传代”，求子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锦层迭偏铺袋，为祝绵绵瓞与瓜”不也正是希望子孙绵延、代代相传吗？从古至今，从“转席”、“传席”再到“传袋”名称的变化，已经充分体现人们对于子嗣的强烈祈求和美好愿望。“传袋”的袋子是具体的表现体，因“袋”与“代”谐音，所以传递袋子就有了传递下一代的意思。“传袋”的过程是将袋子不停地循环交替直至新娘入门，也寓意着子孙的延绵不息。

徽州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注重孝道，这里的“孝”不仅指子女对父母的孝，也可衍伸为对祖先的祭祀崇拜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生命的延续也是一种对父母，对家族的孝的体现，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为其绝世也”，婚姻和求子就都成为了传宗接代、兴盛家族的重要手段。传统的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千丁之族，未尝散处”，聚族而居及其严密的宗法制度， 是徽州宗族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各宗族一般都有族谱，出生或通过婚姻都能取得族籍。然而进入族籍的新娶之妇，并不在于婚姻的本身，而主要是其能为家族繁衍子孙，延续香火。“婚嫁作为‘成家立业’的起始，在封建社会中并不意味着独立家庭的出现，它们往往处在家族的卵翼之下，生育子嗣，延续谱系，才是它们的价值体现。”[10]徽州地区对子嗣尤为看重，结婚与生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生子，为了使家族代代相传下去。因此，在婚礼的仪式中便包含着不少求子的仪式，这也是对新婚夫妇最美好的祝愿。

在传统的徽州宗族社会里，由于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的束缚，妇女长期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按照徽州婚礼的礼节规定，新娘的花轿在男方家门口落地时，新娘的双脚是不能沾地的。因此，就有了传袋这一习俗，除此之外，在有的地方，则是花轿抬至男方家门口时，由新郎倌背新娘下轿。而这种新郎背新娘进门的方式，则就比“传袋”显得女性更加有地位些。还有在黟县等地方，新娘刚到男家大门时，公公、婆婆和新郎都得赶快上楼，以示高于新娘。“传袋”时多采用“青囊”、“绿袋”等，其颜色也代表了一定的含义。青在汉代以前是尊贵色，自魏晋以来有所下降，后世多用来以示卑微和低贱，又因古代迷信中以青羊为煞神，所以青色又被称为了凶恶的代表色。而在中国传统色彩的喻意中，绿更是卑贱的代表。可见，这袋子的颜色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新娘地位的低下。作为徽州妇女来说，可是承担着家族延续的巨大责任和压力。光是守礼对她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她们还要生下孩子尤其是儿子，这样在生活和地位上才有一定的保障，才不会被人所诟病。

（三）“传袋”习俗的民俗符号解读

符号是指“能够有意义地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是传播意识的一种意愿标志。声音、语音、语言、文字、图画、手势、姿态、表情等都是符号。”[11]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和意愿。被赋予象征意义的象征性符号能够代表或表示其他抽象或复杂的事物，是人类互动以及传达意义的标志。有符号的互动过程是一个传达意义及意义解释与理解的过程。在我们的日常民俗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符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只是靠语言的传递，那些非言语领域的象征符号也在民俗交流活动中起着重要的制约和支配作用。“任何民俗符号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和它（们）所表现的具体的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含义或概念结构而成。也可以说是由民俗表现体和它所表现的民俗内涵这两方面的关系，成为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12]如汤圆代表的是团团圆圆，龙凤、鸳鸯代表的是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等等都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符号。

在中国传统婚礼中有许多这样的民俗符号，“传袋”习俗作为中国传统婚礼中一种常见的祝福习俗，在其独特的背景下具有传达、解释意义的功能。实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特定的民俗符号，就在于该实物被特定的民俗背景和民俗对象赋予了象征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特定条件的话，它的民俗符号意义也就不一定能够成立。在徽州独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在婚礼的小背景下，“传袋”体现出了它所要表达的民俗符号意义。袋子本来很普通，但在婚礼中，在人们对新人的祝福和对子嗣的渴望中，它成为了一个实物民俗符号，具有了传代的象征意义。其他如传袋赞语、袋子的颜色及传袋的行为过程也都具有一定的民俗符号含义。

三、结语《王云五大词典》将风俗定义为伦理的、意识上裁可的行为模式，都是始于民风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任何风俗的缘起与存在都是民众生活的产物，“是为一时一地的所有生活需求而设立的，是一致的，是普遍适用于群体的，是强制和恒长的。”[13]风俗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其来源于生活，又在改变着生活。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习俗，“传袋”的民俗内涵从最初带有巫术色彩的辟邪仪式到如今求子仪式的改变，更多地体现的是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渴望。而作为婚礼的一种辅助仪式，现当代婚礼中的“传袋”更多地是成为活跃婚礼气氛的一种手段，让人们更多的感受到是一种热闹快乐的氛围。虽然它的民俗功能发生了改变，但仍然因人们的需求而存在，其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内涵是值得研究的。尤其在徽州地区，“传袋”的盛行更是与徽州的地理、人文环境息息相关、相互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徽州“传袋”习俗。（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72.

[2][英]A.R拉德克里夫・布朗著，潘蛟等译.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79-180.

[3][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卷一・家规.

[4]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歙县志[Z].合肥：黄山书社，2010：962.

[5][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九・宅里略二・风俗.

[6]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张举文译.过渡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17.

[7]王秀梅.北京地区的婚礼辟邪习俗初探[J].北京学研究文集2008（下）：753.

[8][英]弗雷泽（Frazer，J.G.）著，徐育新等译.金枝[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595.

[9]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313.

[10]陶思炎.风俗-主客体联系的中介――对几类民俗事象的哲学思考[J].民俗研究，1989（1）：6.

[1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4.

第4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一、山西传统民俗文化概述及在室内设计的观念和传承结合方法

山西传统民俗文化是当地民间百姓对幸福美好生活和追求大自然和谐以及国泰民安的向往，是寄予精神文化的智慧结晶，人们积极向上意义的一种特殊方式。山西传统民俗最早起源于民间百姓，距今约有几千年的历史，后来经过文人大夫的赞赏和诗颂，达官蒋侯也逐渐经民俗视为一种美好的寄望和祈祷。其实把民俗文化融在家宅设计中在帝王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且不分层次不分地位。例如山西剪纸在远古时期一般都是张贴在窗户，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根据不同的期望不同基层可分为人物纹样、动物纹样、花草纹样和文字纹样等。传统古典吉祥纹样的实质一般以象征、借喻和比拟等手法表现动植物与人物故事为原型再加以简单化创造出简洁质朴的吉祥纹样，把剪纸运用在室内设计中不仅具有理想的色彩，也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亲朋家人祈福的渴望，而且具有传播性。

山西本是风寒干燥地带，百姓家中都靠火炕取暖御寒。因为干燥炕上的墙面极其容易起皮和脱落。于是人们会用白土和胶水涂在墙壁表面这样不但可以保护墙面，有免除衣污物之累。

二、山西传统民俗文化在民宿设计中的体现

山西传统装饰文化设计，在室内设计方面被广泛应用，无论屋顶房梁还是地面，家具、软装陈设，山西传统民俗文化被运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形成了独特的视觉与文化效果，而它在现代民宿设计中的体现，则是对纯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分解和与组织将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化，利用其具有艺术造诣的表现手法和设计概念，将其和现代设计结合，来创作更出具有历史时代感和文化发展特性的文化主题民宿。在民宿设计中将传统传统民俗的艺术表达方式与西方现代设计形式相融合可以使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古时传统艺术文化可以重新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不但可以为游客提供的民宿酒店设计上添加一抹古香古色的风景线，又传承和传播了山西传统民俗文化在艺术造诣的地位，所以很多设计师将艺术价值精髓从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提取出来，首先是其“形”然后是其“意”、从而传其“神”，并用“国际语言”表达出来，创造出既符合精神文化时代特点又具备艺术价值的特色主题的民宿设计文化。

现在山西旅游经济飞速发展，这对酒店经营和设计的发展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挑战，同时山西住宿服务设施的跃进机遇也孕育而出。现代特色民宿室内设计中融合山西传统民俗的就要求在现代设计原有的简致基础上“推陈出新”就是突破古典样式的束缚将其简化并保留其寓意把封建时代的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精简的线条化设计中，既彰显传统质朴、古雅的韵味又可以迎合现在人的时尚审美、数字化的时代里惬意的生活。中国传统民俗艺术文化璀璨深厚的历史性资源也为现代装饰设计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积淀。

山西传统民俗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所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情寓意，在当代民宿室内设计中传统民俗文化主要应用于墙壁装饰和软装陈设、屋顶房梁、工艺雕花等方面。根据特色民宿的主题要求的内容多样性、文化限定和风格的需求，对山西传统民俗艺术的表现形式做出简化的样式从复杂中提炼精华并附加在室内设计中。中国传统民俗艺术在民宿设计装饰中多用于玄关、屏风、卧房和电视背景墙和软装设计和建筑外观等。

第5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江西 民俗体育 现状 发展措施

一、江西民俗体育的现状

江西的民俗传统体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驱崇、禁忌和祈祷为活动目的的节庆中，这些节庆主要包括元宵节、春社、花朝节、寒食、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除夕和元旦等，主要内容有舞龙灯、放风筝、划旱船、荡秋千、踏春、竞龙舟、登高和舞傩等，表现了其自给自足，依靠自然，感恩自然的农耕文化的根本特色。民俗传统体育对于深入了解我省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农耕生活习惯、家族宗教理念和文化心理内涵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如龙舟、舞龙和风筝等几个项目，并未完全挖掘出我省优秀的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精髓。

虽然江西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但是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比，发展和建设的脚步相对缓慢，其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甚很大。以江西永新县的盾牌舞为例，永新盾牌舞是永新县传统的集体性民俗体育活动项目，团队合作精神丰富了其精神内涵，最原始最纯粹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和战斗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向来就有“不练盾牌舞，不是男子汉”之说，可是当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老艺人的相继去世，盾牌舞正在面临失传的危险，抢救工作危在旦夕。当下在对其传承和整理的时候盲目地把其中的优秀内涵当作封建迷信的内容抛弃，就直接导致现在人们在表演盾牌舞的时候舍弃了习练前的仪式，直接从布阵开始表演，十分钟左右便完成了布阵、对阵、抢阵、破阵和抢花牌。大部分人现在只是从凑热闹和例行公事的角度来旁观或是参与这项活动，人们对于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也就失去了原本应由的虔诚与崇拜。

从古代历史来看，正统宗教的繁文缛节让人们很难完全理解和接受，而民俗体育活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带有趣味性且简单易行，比较能让民众接受和适应。随着社会转型的一步步深入，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呈现立体化的趋势，虽然供人们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民俗传统体育中对宗族的崇拜正在削弱，其组织、协调和教育的功能也趋于弱化甚至是消失。现阶段，大多数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都是采取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承方式，由教学者把自己的技术要领和直观经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传授给后辈，后辈则机械地模仿到熟练地操作之后就算是掌握了这一门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从总体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来看，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仍处于一种自然的自生自灭的状态。

民俗传统体育面临的另一个发展的瓶颈就是整个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十分不平衡，无论是理论研究、政策支持，还是传承方式、民众参与力度都较为集中在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几个强势项目，如舞龙、龙灯、龙船和花灯等，小众和弱势的项目却显得十分冷僻和孤静。纷繁多样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中，能真正广泛开展、吸引民众注意和取得经济效益的项目其实了了，表面繁荣的民俗传统体育现在正不得不面临发展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随着西方体育的强势扩张和侵入，以球类运动、田径运动、游泳运动和拳击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育项目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民俗体育，并不断赢得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和参与，民俗体育在这样艰难的生存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其发展也难免靠功利和噱头来吸引民众注意和参与。

二、江西省民俗传统体育发展建言

1.加强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文化自身具有两面性，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让文化处于不停地向前发展之中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是一样。我们应当认识到的是，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是体育全球化，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僵化不变的固有环境便会禁锢住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在坚持其原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探讨其正确的发展道路。

首先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建议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迫在眉睫。我省民俗体育文化的爱好者众多，但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尚少，其中大部分是从事基层群众文化事业的工作人员、从事编写地方史志的工作人员和高校的学者，而高校学者的比例较少，这也就直接制约了整个研究队伍的内在素质和质量。基层的研究人员受主客观的条件限制，主要进行的是一些地方民俗体育活动的采录和研究工作，或是利用当地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现有成果来为行政和宣传服务，所以缺乏深层次研究的实力和动力。而大学里的在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于文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其他学科，兼顾着研究民俗传统体育，这也继续导致着民俗传统体育研究的不够深入和具体。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挥高校人才的科研作用，提高研究队伍的质量和素质。高校师生是科研的一股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随着近年来体育教育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加，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迎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平时的学习中加强对我省民俗体育文化的钻研，在论文选题中多关注我省的民俗传统体育，这就加大了产出高质量理论研究的可能性，也能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另外，岗位培训、带薪培训等方式的发展和普及能够增加民俗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并带动发展民俗体育运动的爱好者。

2.开发江西省民俗体育旅游娱乐项目

我省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底蕴丰富，均可以作为优秀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而且形式丰富多彩，独具赣地特色，如果能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对江西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民俗体育旅游行业的产业化发展，深入实地去挖掘和整理江西民俗体育文化旅游资源。江西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的民俗性、观赏性、娱乐性特点使其极具旅游潜力而江西各地民风习俗的奇异神秘，赣文化的深醇熏陶，优秀的革命传统，导致了颇有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历史名胜和纪念地，而民俗体育文化就深蕴其中。民俗体育深刻融入老百姓的生活，通常在节庆时开展，集体进行，反映了江西的人民的生活、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对旅游产业而言，这些更添民俗色彩，更富内涵和情趣。江西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潜在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开发，使人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获得高品位的民族体育文化熏陶。以民俗体育旅游为主线全省各城市加强包括游客互送在内的旅游合作以南昌为圆心以九江、上饶、景德镇、吉安、宜春为外圆以井冈山、龙虎山、婺源为品牌打品牌战略形成点、线、网结合的格局。把历史文化旅游、自然生态旅游、人文景观旅游和民俗体育旅游精密结合构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旅游文化圈。其次，突出民俗体育特色、坚持市场导向。民俗体育旅游的开发要以民俗体育特色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坚持民俗体育项目的特色不动摇积极对民俗体育旅游产品进行新的开发和定位这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根本而坚持市场导向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基础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统一规划、协调开发精品与普通兼顾。

3.开发和完善江西省民俗体育在学校中的课程设置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让西方体育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疯狂发展，对民俗传统体育产生的冲击很大，在各个大中小学的学校课程里，西方体育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以学校体育的形式出现的民俗体育课程。早在2004年就明文要求体育课要适当增加中国武术的内容，以身体教育来体验民俗体育，并促进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和民俗体育精神的弘扬。可是单单是要求体育课增加武术这一项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刘三元先生所说：“弘扬民族文化的误区，最核心的最根本的在于我们不是缺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缺少优秀文化的教育。”

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其包含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伦理道德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现阶段学校在课程设置中要多利用好民俗传统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正面的教育意义，用民俗事象里表现出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德育教育，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耶是不能被忽视的教育方式。学校如果能够重视民俗传统体育课程的建设并将其利用好，不仅能有助于德育教育的建设，也能够促进学生思想的正确培养，对于整个学校的学风校风具有很好的正面引导作用。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在学校中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意义更多时候会以一种隐性的表现形式出现，而这种隐性通过学生表现出来之后必定能够改变当下我省教育相对落后的情况，甚至能推动我省教育教改乃至整个体育事业的向前推进。

开设了民俗体育课程的学校要进行科学的管理，更要注重高效率地利用这样的课程，对纷繁的民俗传统体育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梳理和分类，在教学方式上应该做到与时俱进，利用先进的教学设施和方法进行备课和教学。而且不能流于表面，要在教学中向学生教授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和精髓，让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了解到民俗传统体育的技术原理和悠久历史，让其在陶冶性情的同时感悟到民俗传统体育的文化精神和独特魅力，让学校民俗体育课程合理发展的同时扩大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队伍。

5.结论

只有加强对我省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才能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引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才能让民俗体育的形式与精神更好地传承；而重点扶持开发我省民俗传统体育旅游娱乐项目能够让拥有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地区的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并壮大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和传承队伍，其次也能形成以民俗传统体育资源为核心的体育旅游产业，为其长久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开发和完善江西省民俗体育在学校中的课程设置才能为民俗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和壮大更完善的科研队伍，为其技艺的传承和精神的弘扬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张鲁雅.论民间体育的内涵、外延与作用[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2]郎勇春等.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流变—以江西永新盾牌舞为例[J].体育学刊，2009

第6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楚风 传统图形 视觉传达 书籍装帧

1楚文化对视觉传达设计的意义

“楚风”传统图案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内涵的图案，是一种装饰性的表现形式。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寓意，浪漫主义的内涵和善美的理想，是我们荆楚地带名族文化的象征。传统的“楚风”图形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体现了荆楚文化的地理特征、风俗民情、审美情怀与文化习惯。并且反映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不同地域文化的理解与启发。“楚风”传统图形在楚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一种表现荆楚民族历史的艺术表现形式。

弘扬和发展“楚风”传统图形文化的艺术魅力，加强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联系，使人们更加重视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贴合人类从物质向精神需求逐渐转换的生活态度，使人们感受“楚风”传统图形艺术所带来的文化魅力。加深对楚文化的喜爱和了解。使其深入人心；这是一项集传统文化继承和现代书籍设计发展于一体的课题研究，具有原始的创新性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前瞻性。

2对于楚风文化的研究观点

本课题以系统思想为指导，除了图形符号学、艺术设计学、美学等研究方法外，基于“楚风”传统图形文化产生的缘由和发展，还将结合相关周边学科和横断学科的方法，进行交叉、整合、系统地研究，如信息传播学、地域文化等的研究。通过理论和实地考察分析法调研，发现从出土的楚文物来看，楚文化大部分特殊突出反映在物件的造型，图案，色彩方面，多用于弧线曲线表达出物件的柔和美，较少用直线折现图案，整体流动感强，给人轻松活、活泼、飘逸的自然美感，舒适感强。并且楚文化的图案有很强的实用性又不缺装饰，并且有较高的美学研究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度研究学习的。

我们通过走访湖北省博物馆，重点通过走访其中的楚文化馆，由于其馆内阵容强大，浓缩了楚国几百年间的辉煌成就；所以我们重点考察了建筑、冶金、丝绸、漆器等内容。楚文化的鼎盛时期其b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凤纹的流行，楚人都把浪漫美好的特征和性格都赋予凤，所以大都以凤的形象作为装饰图形。其中我们见到了虎座鸟架鼓，鼓架以凤和虎为造型，两只虎为座，昂首卷尾，背向而据，外形雄浑敦厚，匍匐负重；两只凤在上，各立一只腿昂首引吭，背向而立，高大俊拔。虎凤对比，凸显出凤鸟的图腾意义。楚人描绘的凤，造型夸张独具特色。还有凤鱼纹漆盂，内底绘两条游鱼与一只单足伫立的凤鸟，形态优美，颜色搭配极具特色。

通过小组的讨论和研究将传统图案与书籍设计相结合，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觉冲击。对“楚风”文化的提炼和思索，赋予楚文化传统图形元素的神韵，对图形进行分解，组合，填充等想法推陈出新。并我们将根据探究结果，对“楚风”的传统图案在书籍设计中的适用性和推广价值及尚需完善的地方做出进一步探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上说明：

（1）当今设计中关于“楚风”传统图案的应用所体现的艺术价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中包含文化艺术价值、社会历史价值、传承利用价值的观点，以现代人发展的眼光，来看“楚风”传统图案在将来会以什么新的形式和形态出现，在此我们以书籍设计为主，激发了对楚文化的喜爱，同时增加了民众对楚艺术的了解，推动了楚风在视觉设计领域的应用发展。

（2）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楚风”传统图案文化。将“楚风”作为传统图案在文化艺术形式方面的重点研究，这将作为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作为对楚文化中传统图案的一个应用研究，从而很好的体现它的艺术价值，以及在视觉设计上的传承，慢慢从肤浅的认识进入了深层次的研究，推陈出新。

（3）达到一个既能呼吁人们关注“楚风”传统文化，又能在书籍设计中得到创新的效果。以楚文化元素的物象表现和艺术涵义为主进行切入，提取纹饰图样等典型元素符号，通过对其艺术形态的解析，对楚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将楚文化符号引入图形设计创作中，使其具有极高的设计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

3“楚风”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方法应用

通过以上的研究发现，大量的楚风楚风工艺品和民间传统文化，包括社会礼仪习俗、宗教巫术民俗，活劳动民俗、节日节气民间、民俗文化可以总结出相应的艺术风格与楚风和设计要素的特点，以现代视觉艺术设计提供了各种设计步骤支持的影响。楚风文化的传统因素对于视觉设计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3.1精神上的支持

以浪漫为主的传统楚风民俗文化的精神内容，强烈的浪漫情感在楚风文化各个艺术形式和品类都有体现，总体特点就是浪漫主义风格为主，“楚风”传统图形蕴含有特定的神话以及民俗民风，并具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代表性。图形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这个民族审美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图形作为民族审美情趣与审美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无处不在，表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楚文化中“楚风”传统图形以及楚国文化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研究的。它们的形象并未通过实物表现，而是在浪漫艺术创造出来楚风文化中，提供可供设计参考的题材，包括设计的思想以及情感，这些多元化的方面，都是影响视觉设计的重要分子。

3.2形象上的支持

楚风的传统民间文化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形象一千年的生活感兴趣的图像是由劳动人民所接受，并成为经典，也代表着具体内涵在古典意象的现代视觉设计的发展，不仅可以找到结合点和传统文化之间，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同感，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应用，直接是指图像的使用主体直接添加到视觉设计工作中，不是民间影像的虚拟化，或只有轻微的修改，间接的方法根据传统民俗的形象为原型设计的使用，在不脱离传统文化内涵的前提下，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通过这些主题和形象，对现代视觉设计工作构建的作品进行诠释，这种方法是最易于能理解和接受，也是最简单的方式给予更广泛的受众。

楚风的民间文化为纯粹的情感和精神，很多设计者通过对这一希望的表达，他们设计了很多吉祥、辟邪命运的主题形象，并通过象征、谐音寓意，艺术手法，比如给很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有一个象征性的内涵和意蕴两，例如，楚风的凤凰的形象，凤凰鸟是楚人的精神图腾，代表着楚风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漆器、青铜雕像、彩绘雏凤民间刺绣图案可以看到很多在两个起重机和马蹄莲，龟凤鸟形象，财富和好运和其他杰出的图像，可以成为现代视觉设计材料的主题。图像在借这些学科的现代视觉设计中，可以得到高度提炼和概括处理，保留和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模型，运用夸张、变形、突出的特点，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让传统的图像融合自然与现代视觉设计中。

4“楚风”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元素应用

基于对书籍设计的不完整理解，导致书籍设计的封面有些局限，往往只注重书籍设计上的一种外在“面子”。这种意识随着设计水平的提高而受到影响。和书籍设计楚风文化类型等方面的设计思想，设计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新，使其具有以下方面的特点：

4.1色彩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在设计意念上，在最能代表楚文化为基调的颜色，以黑色和红色的特点为基调，以红、黄、黑、白、蓝五种原色，是楚风的民间色彩的代表，意义在于，它象征了中国的传统的吉祥寓意，色彩浓重，主要用红色和黑色的双色，用对比强烈的色彩，艺术气质和典雅富丽，楚风民俗色彩在许多现代人的观念中是主观图像色彩，色彩丰富的精神内涵，我们可以提取楚风的民间传统色彩元素，搭配使用在现代视觉设计，突出个性这壁画的艺术形式组合，联赛现代包装设计形式的运用在书籍的设计中，使整个书籍设计的整体范围扩大，视觉冲击力强。

4.2反复中有变化

“楚风”作为设计的灵魂，在设计上强调无处不在。楚风民间艺术表演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线，尤其是曲线，代表浪漫的线条，漆器和的设计在魅力的楚风民俗组成的曲线上看出，在主图案的各种云纹、变形组合的动物图案，线条粗细不同的显示图像和虚实关系的描绘人物、动物、景物的主次关系，精致细腻，曲线易于使用、作为整体水平的一个独特的功能，充分的自由空间，与从理性和简单的功能完全不同，是浪漫与激情的艺术。

在现代视觉艺术设计中，如何把握民间文化传统楚风的传承关系，充分利用所有的设计元素，其中包含的构成形式、形状特征、颜色特征、思维方式等，对现代视觉设计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创作的源泉，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是设计师需要研究在现代设计师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基于发展楚风的民间传统文化，当代视觉设计的追求和发展传统楚风文化关注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突破。

4.3设计与高技术的精巧结合

现代书籍设计的完成，不仅是设计师个人的事情，更是设计师和出版商、作者、编辑、印刷和装订工作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熟悉工艺流程，设计时，巧妙运用先进的电脑技术，色彩上从上到下色彩渐浅，准确而有层次感。营造出凝重而不平淡、神秘浪漫的基调。此外，大胆的文物在图形设计摄影和绘画有机结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由现代工艺完成的印刷效果贯穿古今，使设计具有楚文化的地域特色和心理特征，很好的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印刷和装订的优雅美。高技术为设计者最大限度地拓展表达媒介，保证了设计效果的实现。

5结语

楚风的传统民间文化，是历史和文化一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地域特色，这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民间文化所没有的，它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悠久，成就x煌。通过对楚风文化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研究，让我们感受“楚风”文化、楚风传统图形艺术所带来的文化魅力，极为丰富的内容，形式，是中国和世界所共有的宝贵财富。传统的楚风图形，丰富的民间文化哲学、美学等内涵，这些都是设计必要的思想基础。作为一个区域性民间文化，可以结合现代视觉设计平台，放在国际，不仅在传统和地区，成为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风格和现代设计风格，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要素，为现代视觉艺术设计和国家设计水平优势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灵感，在今天的国际时代，传统的楚风，民俗文化如何作为民间地域特色的代表，如何激发现代视觉艺术设计走向世界，依然值得我们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M.楚文化特色图案的探析[J].湖北工学院学报，2011（9）.

[2] 彭建祥.湘楚艺术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启迪[J].上海包装，2006（12）.

第7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待传统风俗的基本方针可以概括为：“旧礼教，创造好风俗”。1929年10月，韦拔群指挥东兰农军攻占县城，随即发表的《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就有“废除一切不良风俗习惯”的规定。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发表的《文化教育问题》中也明确规定：“铲除封建习俗”。但传统风俗内容极其广泛，中共对待这一问题是有选择、有侧重的，主要是那些落后于时代要求，阻碍社会发展，制约思想解放的陋俗，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女性和传统的两性关系，同时又兼及其它方面。

一、革除传统的婚姻陋俗

在当时，传统的婚姻陋俗主要是包办婚姻、媒妁制度、早婚、重婚、聘金聘礼制、童养媳制和寡妇守节制等。关于这一问题，早在1919年底，就发表了《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他主张把“合八字”、“定庚”、“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等传统风俗，全部加以取缔。在1927年7月发表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也明确规定：“禁止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等恶习，男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婚姻陋俗采取严厉取缔的措施。

首先，从法律上打破传统的性别依附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定式思维，为妇女能够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奠定基础。

古代中国，男子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女子则为男权社会的附庸。《白虎通疏证卷十・嫁娶》对妇女定位为：“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这种情形虽然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在相对封闭的内地农村，变化并不明显。1931年，中央苏区正式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已经基本涵盖了后来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显示出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通过这部法律，苏维埃政权不但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且考虑到经年累月的历史因袭所形成的观念的牢固性，还专门制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款。如：“有妻妾者无论其妻或妾都可提出离婚，政府得随时批准之……童养媳可无条件提出离婚，政府得随时批准之……富农及富农以上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应由男子负责。”

其次，将男女平等原则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彻底改变造成上述传统婚姻陋习的社会土壤。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在日益扩大的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中，多数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参加前线工作，则后方的工作与巩固、保卫的责任更要有妇女来担当”。

在苏区，妇女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有的地区由于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参军，妇女普遍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成了这些地区的生产主力军，组织起了妇女犁田队，插田队等。在政治上，各苏区党和政府特别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积极的提拔劳动妇女参加政权”。一些妇女还担任了较高的领导职务，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瑞娥，江西省委组织部、妇女部长蔡畅是她们的杰出代表。在文化教育上，“为了造就女子职业专门人材，发展苏维埃经济”，1933年3月16日，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专门了16号通令――《关于女子职业学校暂行简章的决议》，详细规定了学校的任务、组织、编制、就学年限、入学资格、待遇、科目、授课时间、教员生活费、学生入学手续等。在军事上，“青年妇女都普遍的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的更加踊跃。青年妇女群众在少先队占了一个很大的数目”。1932年7月14日的《中共湘赣省委对“八一”群众运动周的工作计划》建议：“赤色女子义勇队改名赤色女子自卫队，担任后方警戒和武装交通等工作”。

由此可以看山，苏区妇女们已经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第一线，这种状况必然会加速传统婚姻陋俗的消亡，并有效地遏制这些陋俗死灰复燃。

二、禁止缠足、束胸、穿耳等损伤身体的习俗，革新传统服饰、发式。

“不缠足运动”在清末已经兴起。但当时，广大落后农村地区的缠足陋习依然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妇女身体上第一苦恼就是缠足。”豫皖苏区政府“广泛号召妇女纠正缠足、穿耳，束胸等旧习惯”。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之四为《文化教育问题》中也强调：“废除穿耳、蓄发、缠足、束胸等封建残余。”何友良认为：“如果说，19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不缠足运动，基本上在城市宣告了流行千年的小脚狂时代的终结，那么，这个时代在中国农村的基本终结，则应以苏区的禁止缠足运动为标志。”

古代中国，“改正朔”和“易服色”素来相伴而行，分别被视为政权更替和风俗变迁的标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必然要在服饰上表现出与政权不同的新气象，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中国妇女素有蓄长发的习惯，传统发式为未婚女子扎长辫，婚后则盘发结髻，“银簪结髻，玉牌高插”。苏区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先从妇女干部开始剪掉长发，进而发展为以中青年妇女为主力的“剪发运动”。记载了长冈乡的情况：“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同时，“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并“开始慢慢废弃大襟旧装，流行对襟新装。”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妇女剪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即苏维埃政府倡导苏区妇女把金银首饰出售或捐给国家，以缓解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1934年7月21日的《红色中华》载：“瑞金县为要充实国家现金，改善群众生活……号召妇女剪发，以无用的装饰品来帮助战争和换取生活必需品”。并提出口号：“瑞金妇女决定收集银器22万两。”经过广泛宣传，瑞金县九堡区“一天中就有30余个妇女剪发，把插在头上的银针卖给政府”，也有的“把银器送给国家银行，不要公家的钱。”因此，在土地革命后期，妇女一般也不戴首饰。

三、取缔娼妓、废除家庭蓄婢及岁时节令风俗变迁。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列举了“五大理由”：“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并提出了“废娼的办法”：“第一，禁止人身卖买；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妓寮的，在院经一定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1929年10月，《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关于妇女方面”的第一、三条分别为“废除娼妓制度”和“废除使女制度”。1930年的《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大会告贫苦妇女书》又重申：“反对奴婢制度!”

除与妇女相涉的传统风俗外，中共在有的地区甚至在大革命时期就将一些重要的节庆仪礼视为封建陋俗也一并禁止了。在以前各种场合的“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春节期间“禁新春贴瑞签”，“禁放鞭炮……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甚至将拜年这一传统的表达和交流亲情、友情的方式都视为陋俗禁止了，“拜年陋俗，议决禁止。”“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在婚丧事情上，不但废除了“聘礼送肉”，还“禁送奠仪”。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问题》规定：“反对做寿做酒送礼纳聘做丧事等封建习俗。”

四、经验和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风俗的基本方针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其政权所及的地区，还专门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法规、政策来解决传统风俗问题，并付诸实施。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传统风俗的改造，也在根据地营造了一种崭新的社会风气，反过来又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但是，在革除传统婚姻陋俗的政策中，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地区曾经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1931年9月10日，中共湘赣省委批准各县妇委联席会通过的《湘赣边苏区妇女工作决议案》就认为：“各级党部的妇委，及公开的各种妇女群众组织（如湘东南的劳妇会）都是形式主义，没有经常具体的工作计划，只是单纯的由几个小资产阶级的女同志领导作婚姻恋爱的斗争……提出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口号，发生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这是边境苏区妇运一极大的危机。”

这一政策虽然“对农村的两性关系和传统婚姻家庭造成了狂涛式的震撼性冲击”，使“长期弥漫于农村的性不平等现象和贞节观念”“被大大冲淡乃至打破”，但它所造成的在婚姻关系中“无政府状态的浪漫的行动”，不但大量占用了地方政府办公资源，使得“地方政权机构一度穷于应付婚姻问题”，“有碍其他工作”，而且在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地区还干扰了社会稳定及军政关系，一些男子出于对发生婚变和丧失家庭劳力的担心，“采取了完全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一些丈夫或未婚夫参加红军并长期在外作战的妇女要求离婚或解除婚约，使得这部分士兵对地方政权不满，甚至这种“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政策还曾一度被政府恶意渲染为“公产共妻”，“破坏伦常”。这些问题在土地革命中后期逐渐得到了纠正。

第8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论文百事通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二、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第9篇：传统风俗的意义范文

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我国传统民俗事象丰富多彩，分布广泛，文化内涵深厚，具有支持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因此，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合理利用农村现有的传统民俗资源，把传统民俗资源打造成农村发展经济的优势，打造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充分发掘传统生产工艺，发展实体经济，以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江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其中许多传统民俗资源具有产品开发的重要价值。进贤文港的制笔生产工艺民俗就是其中之一。进贤县文港镇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具有制笔的悠久历史，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文港传统制笔工艺闻名遐迩，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赞美(文港原属古临川县管辖)。新时期以来，进贤县文港镇充分利用制笔的特色工艺民俗，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用品生产营销基地”。文港的“一支笔”，成为文港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到2012年，文港镇制笔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毛笔、钢笔、水笔、中性笔产销量达17．5亿支，实现总产值35．83亿元。全镇从事文化用品产业的劳动力17500．人，占劳力总数的70％，在外经销人员1万多人，文港镇则因为传统制笔产业成为全国特色鲜明的工贸大镇。除了进贤县文港制笔之外，江西还有生产文房四宝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象铅山县连四纸、婺源县龙尾砚和星子县金星砚、婺源县徽墨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瑰宝将发扬光大并形成生产基地。这些基地建成以后，将形成具有传统民俗特色的文房四宝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扩大知名度，又将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把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开发。如充分挖掘江西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并成功上演的大型历史风情歌舞《神奇赣鄱》，惊艳了所有观众。九江以展示九江本土的民俗饮食、工艺、文化产品为核心，打造“九江民俗文化产业园”，把传统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经营结合起来，将九江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小吃、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风情在园区集中展示。

2013年南昌举办民俗文化节进行民俗文化展示。赣南采茶戏、乐安蛋雕、青花瓷乐、瓷板画工艺展、瑞金竹编一一亮相古老的赣鄱民俗历经千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光芒万丈，向大众呈现赣鄱大地的奇特魅力。这些依附于传统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家门，拓展了视野，带动了农村生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业，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群众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近年来，江西利用其“风景这边独好”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抚州等地为代表的赣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赣南客家为代表的围楼建筑群和以婺源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如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古村落群、安义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杨村燕翼围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别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来，这些古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以婺源为例，2012年全县以开展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门票收入2．14亿元，综合收入43亿元，占GDP比重达47．2％。目前，江西全省积极开发利用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可见，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还使得传统农村成为农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成为现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增强农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前我国许多农村社会具有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丰厚的传统民俗之中。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民间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感受农村淳朴的民风，弘扬农村社会正气，增加正能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积极发挥传统民俗节目活动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节日，体现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传统节日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增强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丰富的庆典、集会、娱乐、游戏活动，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龙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人们调整情绪、鼓舞精神，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也更加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利用传统民俗文娱活动的力量，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我国传统民俗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以各种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丰傩舞，。原是沿袭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驱傩”，历经改革创新，逐渐演变成为南丰乡间的民间舞蹈。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春节期间进行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利用农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农村源远流长的村史、富有历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传悠久的历史人物等，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那些华丽但空洞的道德说教。如民间的祭祖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孝”不仅体现在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长辈的孝顺。“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江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乐平，有着数量众多、艺术绚丽、风格独特的戏台建筑，因此乐平也被称为“赣剧之乡”。传统社会的乐平人不但利用戏台唱戏来丰富生活，还把戏台唱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唱戏的戏文都是弘扬正义、扬善罚恶、倡导儿女孝顺的内容；戏台建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楹联和匾额、戏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艺精湛，增添了古戏台的风采，而且寓意深长，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增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传统民俗中的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民间信仰文化丰富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可以重塑现代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积极氛围。

三、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_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精神，积淀了极为丰厚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貌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礼俗、人情难于轻易改变。民俗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方面，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化解农村矛盾，还需要考虑到当地风俗，照顾到乡村人情。近年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实施，也要发挥传统民俗的力量。农村社会治理的事实证明，通过灵活地处理民问风俗与法律和行政的冲突，赋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民俗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传统民俗是深深积淀于社会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具有传统民俗文化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民俗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广泛根植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观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深入总结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优秀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当前，江西各地积极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许多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如资溪县将推进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写进“村规民约”，营造了优美、洁净、文明的人居环境¨；星子县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荣辱，新余市渝水区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美德；宜黄县则把村规民约上挂历，把村规民约印在挂历上，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规范了村民行为，对争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些村规民约我们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民俗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江西众多的民间村规民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四、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精神保障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知识和认知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众生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国广大民众的立身之本，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赓续不断的源泉，应该成为当代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吉祥”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和人生祈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在困境中获得平衡的心态，期望最好的结果。如中国的年画，吉祥是年画表现的主题。年画欢乐、诙谐、幽默、吉庆、红火、热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刚毅自信、艰苦卓绝、勤劳质朴、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无不在年画这一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在庐陵古民居装饰中，祈福纳吉包括招财进宝、延年益寿、交合化育、功名利禄、大福大贵等内容，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福寿双全”、“八仙庆寿”、“三星高照”、“五子登科”、“加官进爵”等。在赣南客家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有各种符号文字和吉祥图案等，特别是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其门楼上的砖雕、大门两边的对联、厅堂歇檐两侧或厢房山墙上镶嵌的砖刻家训格言等等，所有这些几乎全是儒雅的汉字文化和耕读历史传统的表象，这些喜闻乐见的朴素语言蕴含了丰富的意义，表达着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精神的关注，对生生不息、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不仅通过绘画和雕刻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通过匾额、楹联、家训等无处不在的文字，浸泡在吉祥的祝福之中。它们是雕刻的宝库、书画的海洋，人们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书写着心中的期盼，传达着人生希望。这些传统年画和民居建筑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理想和人生精神，是我国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江西自古商业气氛浓厚，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商业文化传统，其中有“讲究信用”、“和气生财”、“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和“回报家乡”等优秀美德。江西商人吃苦耐劳，极为讲究职业道德，如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