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发展史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一、“农活”早知:四种史学范式的基本内容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多种版本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让命题专家和学生在解读和诠释历史时,横看侧看,远看近看,上看下看,内看外看,左看右看,任何一“看”的加深,都有助于对整个历史进程认识的加深。多元并存,相互争鸣,彼此宽容,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考命题的最佳视点。

    1.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该范式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在研究目标、分析框架方面充满着纯粹政治维度的解释。新课改前的中学历史教材基本上都是按阶级斗争——革命史范式来编写的,依据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发展的主线。以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地区)的主要阶级矛盾及其转化等。如对中国近代变革过程的分析,即突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物。

    2.文明史范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共同发展。物质文明史包括物质生产文明史、物质交流文明史、物质生活文明史等;精神文明史包括科技文明史、学术思想文明史、文学意识文明史和宗教文明史等;政治文明史包括政治观念文明史、政治制度文明史、政治组织文明史、政治行为文明史和政治技术文明史等。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文明史可分为史前文明、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等。不同的方面按不同的划分标准又可分为不同的阶段,如物质文明史又可分为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几个阶段。一切文明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相互交织、渗透和转化,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所有文明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应得到承认和尊重。

    3.全球史范式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该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它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如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时特别重视抓住关键时段进行整体分析:一是1500年前后,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二是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

    全球史观对中学生来讲,就是要把握人类社会横向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重点把握两点,一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新航路的开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标志其基本完成。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4.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就是把现代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转变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从文明演进的角度讲,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其主要观点:一是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所以现代化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二是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也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接受文明结构的现代史观: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进程。其中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是核心。三是现代化范式认为1500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的历史,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

    近年来,现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文明史范式等一些新的史学范式不断涌现,打破了阶级斗争史(革命史)范式一统史坛的局面,并逐步取代旧范式成为高考历史命题的“新宠”。 2007年广东省历史试题,新旧范式再次“共领风骚”,许多选择题即是新范式理论的体现。非选择题第29题就明确考学生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理解和运用,高考历史试题也因此更具时代感和启迪性。因为多重史学范式的共存交融或转换,不仅在于打开了历史高考命题专家们的历史思维空间,进一步活化和拓宽多元化观察历史的视角。其更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命题的精彩点往往就在不同范式的解读与转换中产生了,让高考从更宽更广的视角去考查学生观察和解释历史的能力。

    二、一山飞峙:文明史观是高考命题的核心史观

    当代史学研究的范式、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当代史学功能的变化、从教科书到教学理念、从史学观点到学习历史方法目的,都必然会反映到中学历史教学和历史高考试题中。在上述四种史学观成为当前我国史学研究主要范式的现实情况下,这些新范式尤其是文明史范式(高考命题的核心史观)在近几年特别是今年新课改的高考试题中靓丽炫目。因为于高考命题专家而言,考查的新课标和知识点大多是“年年岁岁花相似”;而“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是命题专家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审视、诠释、解读历史,用哪一种史学范式去指导试题的设计和命制,这往往也是每年命题最出彩的地方。

    1.选择文明史观的原因

    从实质上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演进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专家们之所以选择文明史范式为命题的核心史观,估计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让考生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和所创造的重要成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将来更好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是高中历史新课程深受文明史范式影响。新课标、历史教材大都是以“文明史观”来编纂的,三大必修模块实质是讲述政治文明史、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六个选修课模块也主要是对文明史重要问题的展开和深化。高中历史新课标所呈现的文明史观直接制约历史高考,改革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法必然会以最直接的方式是把文明史观融入高考命题中。

    三是文明史范式自身的长处和优势。“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用文明史范式指导高考历史试题的设计和命制,能更好引导学生认识历史的本质和真谛。广义的文明,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史体系具有最大的包容量,既可贯通古今,又可联系中外,既有自身的特点,又可吸纳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的核心内容。其自身的长处和优势决定它必然会对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产生较大影响,必然会成为高考命题的主导范式和首选内容。

    四是高考命题专家都是学术界的名流大家。他们往往把史学界最新的观念和最新的成果渗透在高考命题中。近几年史学界广泛流行的文明史范式、近代化范式、整体史范式等新思想、新思维、新观念等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在高考试题中,成为耳目一新的新亮点。因为新范式为他们命题提供了新主题和新材料,新问题又需要新范式来作出正确的解答。如文明史范式中的传承、交流、融合,现代化范式中的工业化、民主化、法制化、城市化,整体史范式中的交往、联系、全球化、集团化等。

    2.构建文明史知识体系

第2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文明史观；历史教学；高三第二轮复习

近几年来，高考历史命题越来越多地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近代化）史观、社会生活史观等新史学研究理念，因此在高三复习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将新史观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注意从多元角度解读历史，引导学生运用新史观正确地观察、理解、分析和评价历史现象，拓宽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扩展历史试题的解题思路。本文试图从文明史观的角度思考高三第二轮通史复习的思路。

一、文明史观的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也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杨宁一教授认为文明史观主要包括了“从现实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去追溯历史；从长时段考察历史；以生产力作为划分文明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要承认文明的多元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当中进行综合全面地考察研究”等观点，显然杨教授所说的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化史观，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

根据杨教授以生产力作为划分文明史发展阶段的标准，人类文明史从纵向看，包括：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从横向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各种文明组成整个人类文明，各种文明相互交织、渗透、转化，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

二、如何运用文明史观进行高三第二轮复习

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必修部分是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模块不同专题编写的。这种中、外混编的专题史形式固然体现课程改革的创新性和突破性，但大跨度的专题知识既对高中学生的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也人为地打乱了历史知识的时空顺序，割裂了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破坏了历史学科的整体性，并不利于学生形成立体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高三历史的第二轮复习多采用通史+小专题的复习模式，即突破高三第一轮模块专题复习的模式，通过合理划分中外各个历史时期，整合必修模块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明，让学生形成完整、系统的通史知识体系，进而总结各阶段的历史特征。为了更好地引领学生进行高三第二轮复习，笔者认为高三第二轮通史复习可以将文明史观作为引领复习的主导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

1.依据文明史观整合教材，梳理主干知识

所谓主干知识是指最能反映历史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集中反映人类文明演变进程的知识。复习时要把主干知识放到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和世界整体发展中来进行认识与整合，它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如，中国古代史的主干知识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史理解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多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中国近代史的主干知识则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冲突的历史；中国现代史的主干知识就是对社会主义新的文明模式的探索与发展，以及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工业文明；世界近代史的主干知识就是工业文明产生与发展完善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其他文明形成了强烈冲击，推进了世界文明的整体发展；世界现代史的主干知识就是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不断碰撞、发展、共生的历史。

在高三第二轮通史复习中，我们可以从文明差异、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与创新三个角度对考试说明和主干知识进行整合，重新构建体现时序特点的文明史观知识体系，这对于帮助学生系统、全面地把握考试说明，应对高考具有积极作用。

附：文明史观知识体系框架

古代史：中外文明的形成与交流――文明差异与交流

（1）中华文明的形成：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商周政治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物质文明（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及外来物种、生产技术的交流）、精神文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演变；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外传）；

（2）古代欧洲文明起源：政治文明（古希腊民主政治发展；古罗马法律制度演变）、物质文明（奴隶制经济发展繁荣）、精神文明（人文精神的起源）。

中国近代史：西方工业文明扩张、冲击与中国农业文明的艰难回应和探索

（1）西方工业文明扩张、冲击

①文明冲突：政治（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经济（近代列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

②文明交流：思想文化（启蒙思想、民主法治思想（君主立宪制、共和制）、进化论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科学技术的传播。

（2）中国农业文明的艰难回应和探索――文明融合与创新

①政治文明：农民阶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地主阶级（抵抗派活动、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争取民主政治的进程）；

②物质文明：自然经济瓦解；洋务企业兴起；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③精神文明：从鄙夷到制夷；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文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现代史：现代中国文明的探索――文明融合与创新

（1）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探索；

（2）物质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探索；

（3）精神文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世界近代史：工业文明的形成、扩展――文明的创新

（1）政治文明：资本主义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2）物质文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两次工业革命及其扩展；

（3）精神文明：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近代科学成就及文学艺术。

世界现代史：多元文明的碰撞与共生――文明差异与交流

（1）政治文明：社会主义革命及改革；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

（2）物质文明：多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及完善；第三次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

（3）精神文明：现代科技成就及文学艺术。

2.以新的角度对历史阶段、历史事件进行再认识

在复习重要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要注意从文明史观出发，转换角度，拓展学生的思路，以下仅举几例用于说明文明史观的运用。

说到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历史，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往往表述为中国古代社会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但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中国不仅仍处于农业文明的新高峰，而且还产生了向工业文明演进趋向的变异。如，在经济上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上产生了较为进步的民主思想。明清时期是中国孕育近代因素的社会转型时期，反映了中国近代前夜的发展和迟滞的时代特征。通过这样的思考，学生在历史学习中不仅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看到文明的独特性，还将明清历史纳入世界文明历史发展的范畴进行宏观思考，进一步意识到人类文明虽有强弱之分和大小之别，但绝无优劣高下之分。

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是从革命史观的角度解读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五次战争”“三次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其核心就是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遭受侵略的血泪史也是人民奋起反抗的抗争史。文明史观则认为各文明不是封闭的、隔绝的，各文明之间的交往是多方面的，既有和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也有暴力冲突，可以说近代列强的侵华历史直接体现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从世界历史范围看，列强侵华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了古老的农业文明的中国，虽然伴随着殖民主义带来的屈辱和压迫，侵犯了中国诸多，带给中华民族更多的是灾难，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但它在客观上它逐渐瓦解了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也逐渐向中国渗透，加速了中国社会内部变革，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在全面冲击中逐渐走向文明，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这样思考可使学生对近代列强侵华史的认识在文明史观的范畴中更客观、更深刻。

3.精选史料，强化文明史观的运用

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往往都以文明史观为核心或命题着眼点，兼顾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以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提出新问题的思路进行试题的命制编排，这就更多地要求学生能从文明发展的视角去认识和把握历史问题，从文献资料、历史照片、大事年表、史学新观点等新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作为高三历史的第二轮复习，其中心任务是全面提升学生的学科综合分析、运用能力，因此有针对性地巩固练习是课堂复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直接影响到复习效果的有效性。教师应有意识地在日常练习中让学生选做一些提供新情境新问题、体现文明史观的材料题，通过史料教学，从不同角度给学生呈现历史知识，让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文明史观分析问题，提高阅读能力，培养学生提取信息、迁移知识、论从史出和综合分析等能力。

总之，以文明史观引领高三历史第二轮复习，可以使学生以新的视角和观念统领整合知识，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把单元知识平面的广度、垂直的深度与理论的高度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提高高三复习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杨宁一.文明史观与中学历史教育[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11）.

[2]穆易宁.新课标下高中历史学科考试测量命题与改革[J].天津历史教学，2005（4）.

[3]刘宗绪.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1-2.

第3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一、史学范式类试题

1.试题特点

在命题中，这类试题渗透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也称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等新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引导学生运用新史观，多维度、多视角地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

2.概念分析

（1）文明史观：文明史观就是以“文明”为单位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通过不同文明类型的演进过程探讨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构成历史的基本内容。从文明的纵向划分，可以分为农耕文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工业文明（简单协作阶段、手工工场阶段、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从文明的横向划分，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构成，人类文明史可相应地划分为物质文明史、精神文明史、政治文明史、生态文明史，四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共同发展。物质文明史包括物质生产文明史、物质交流文明史、物质生活文明史等。精神文明史包括科技文明史、学术思想文明史、文学意识文明史和宗教文明史等。政治文明史包括政治观念文明史、政治制度文明史、政治组织文明史、政治行为文明史和政治技术文明史等。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的总和。它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从文明的地缘关系划分，又可分为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又可划分为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珠江流域文明等。各种文明组成整个人类文明，各种文明相互交织、渗透、转化，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

（2）现代化（近代化）史观：它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的过程，也称现代化取向。它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主线，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即从人治到法制化、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等；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即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从自然经济到市场化等；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进程。其中，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工业化进程是其核心。现代化（近代化）范式是新课程学习过程中常用的、重要的范式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变革过程。它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产物，是国内条件和国外条件的复合嬗变，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交相作用的结果。此外，现代化（近代化）理论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未来学等多学科综合与交叉研究的成果，综合性很强。现代化（近代化）史观就是运用现代化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我国，现代化（近代化）史观的创立者是已故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罗先生指出：广义的现代化（近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它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

（3）全球史观：也称整体史观，是从国际和全球嬗变的视角，正确评价、借鉴、批判历史事件的方式。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战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性，由此诞生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整体世界开始制度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整体世界的发展更加迅猛，全球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全球史观兴起，形成了研究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学派。在中国，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已故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吴先生指出，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吴先生的观点表明，整体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因此，完全可以把整体世界纳入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中去。换言之，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横向表现。如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文明进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

（4）社会史观：主要指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习俗史、家庭婚姻史、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史、社会保障史、社会政策史、人与环境关系史等。

3.经典题例

【例1】（2012年四川文综卷第12题）合理的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下列制度促进了社会公平的是

A.世袭制 B.分封制

C.科举制D.行省制

【解析】本题考查文明史观。科举制度的实施，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了士族门阀制度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是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为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可借鉴之处。A项的标准是宗法血缘关系。B项和D项都是地方行政制度，与题意无关。故答案为C项。

【例2】（2012年海南历史卷第28题）（其他部分略）

第4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一、吃透课程标准，准确把握四种史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观课程标准可以发现其突出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社会生活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因此，对课程标准的深刻领会，对新史观的准确把握理解，既是新课程教学的前提，也是备战高考的基础。

全球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绝不是所有国家、地区及民族和文化的总和。现代化史观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其内容包括经济方面的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核心）、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观念的理性化、多元化，社会城市化等。社会生活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事件的历史，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历史，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各时期的文明均是在物质、政治和精神三大领域的酝酿和体现，且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交流、渗透和转化。对待文明应坚持平等和开放的态度，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二、拓宽教学视野，用新史观整合知识

高中新课改对学生历史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师应用新史观对历史知识进行梳理整合，让学生扎实掌握主干知识，弄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用文明史观进行整合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文明进行纵向整合，如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演进经历了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可把相关史实加以整合，形成一个发展脉络清晰的知识结构。二是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内部三种文明进行整合，如春秋战国时期可整合为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文化文明三个领域的相关史实。三是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文明的比较整合。用现代化史观进行整合有助于帮助学生加深对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确把握理解，构建更加清晰扎实的知识体系。如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按如下进行整合：产生—初步发展—短暂春天—较快发展—日益萎缩，濒临崩溃—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史观在高考中运用的分量越来越重，这就要求我们重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如关注民生等。用全球史观（整体史）进行整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全球视野去研究世界历史。如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可整合为：雏形出现—拓展扩大—初步形成—最终形成—深化发展（二战后至今）。把相关史实整合在这一发展主线下，既有利于对主干知识的识记，也有利于对全球史观的准确认识。

三、注意科学方法，正确处理相互关系

影响史学观点的因素主要与以下几个问题有关：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研究的方法、角度不同，史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的差别，时代的局限性等。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把我国学者提出的新史观与西方相应的史观画等号。

四种史观都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相互联系和包容的。文明史观着眼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而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主要着眼于近现代史，我们在运用新的史观时应注意要有针对性。如对近现代史的把握应更多体现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而对中国古代史线索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把握则应着眼于文明史观。社会生活问题也是史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其他三种史观侧重于宏观，社会生活史观则侧重于微观。把四种史观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同时，新课程下我们强调转变史学观念，摒弃以往那种僵化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坚定不移地恪守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不要把新的史观与历史唯物史观对立和割裂开来。

参考文献

第5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时段分期 教材 现代文学史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在北平召开。10月1日，以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宣告成立，一个有别于旧“中华民国”的新中国诞生了。作为曾扮演中国革命重要推手的现代文学，尽管其历史跨度仅三十年，但仍在高校中获得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1]截至2014年10月，仅以读秀数据库为考察对象，其收录的大陆现代文学教材已达150种以上，这些教材对现代文学的时段划分聚讼不一，从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出发，对其作进一步的辨析厘清很有必要。

一、五十年代：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的风向标

1950年5月，新中国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交代其授课内容为：“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2]《〈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草拟工作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陈涌担任，陈涌因忙未能参加。草拟工作参照了蔡仪、王瑶、张毕来的大纲，由李何林执笔完成。该教学大纲界定新文学的特性为：“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3]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为：“一、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二、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4]显然，新文学史课程大纲参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述，在批判胡适、周作人等人“新文学”观的基础上完成了大纲的体系建构。该大纲将新文学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时期：“一、五四前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二、新文学的扩展时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三、‘左联’成立前后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五、由‘座谈会讲话’到‘全国文代大会’（一九四二―一九四九）”[5]。从以上时段划分中，我们不难读出知识场参与新中国权力空间建构的努力：将现代文学的节点定在1921年和1942年，是为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延座讲话对文学的影响;将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文学概括为“左联”成立前后十年，在凸显左联成立的时代背景时强调了共产党领导“左联”的贡献。该时段划分虽然适应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政治文化诉求，但也将丰富多元的历史固化为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简单模式。《〈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对于现代文学的时段划分一直是高校教材编纂的圭臬，只是在现代文学的时间起点上略有差别。现将此阶段的教材列表如下：

表1：

现代文学史教材 作者 出版情况 时段分期 备注

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 1951年9月开明书店（上册）

1953年8月新文艺出版社（下册） 第一时期：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

第二时期：左联十年（1928―1937）

第三时期：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

第四时期：文学的工农兵方向（1942―1949）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 丁易 1955年7月作家出版社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萌芽期（1917―1927）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明确提出与初步发展期（1927―194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大发展期（1942―1949）

新文学史纲 张毕来 1955年11月作家出版社 第一期：1918、1919―1927、1928 未完，仅第一卷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刘绶松 1956年4月作家出版社（上下册） 时期的文学（1917―192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1―192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7―1937）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1937―1945）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5―1949）

从以上四种文学教材表征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瑶倾向于将1919年“”定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并冠以“伟大的开始”的标题。张毕来则明确提出以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为开端，他认为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揭橥了新文学的开端。而丁易和刘绶松倾向于将发生“文学革命”的1917年定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值得一提的是，四种教材虽然都或明或暗提到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但将二文的新文学“发端”意义模糊化，只将其作为受到高度评价的“五四”运动的背景低调处理。

综观以上教材，我们也能看出现代文学教材的编写与新中国的政治风向紧密相连。王瑶的时段划分从标题上即能看出受到第一次文代会的影响。丁易的时段划分则根据第二次文代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刘绶松则按照中国革命史理论来套用现代文学史，将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的时段划分等同于文学的特有分期。

二、：学生编写现代文学史的热潮

1958年“”时期，高校掀起了学生编写文学史的热潮，当时多作为教材讲义油印后在内部交流，正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只有三部，除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有吉林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研室教师和新闻系学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将三本公开出版的教材列表如下：

表2：

现代文学史教材 作者 出版情况 时段分期 备注

中国现代文学史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 1959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时期：1919―1927

第二时期：1927―1942

第三时期：1942―1949

中国现代文学史 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 1959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共三册） 第一编：1917―1927

第二编：1928―1941

第三编：1942―1949 在“”深入教育革命期间，1958年8月，吉林大学中文系师生掀起大编教材运动的产物。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 上册于1961年12月出版;下册于1962年2月出版（原书无出版社说明） 第一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1919―1942）

第二编：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阶段（1942―1949）

在教材的时段分期上，复旦版与吉林大学版是基本相同的。二者编纂的时间接近，遵循的理念也一样，都认为文学史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分期，就是“在服从于中国革命各阶段的分期的前提下，依据中国现代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来划分。”[6]根据以上论述，现代文学的第一时期（1919―1927）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期。尽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处于不同的革命时期，但二者文学并无大的区别。现代文学的第二时期（1927―1942）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成长期。现代文学的第三期（1942―1949）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标志，讲话的发表“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7]同时也揭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则直接以延座讲话为界进行时段分期，讲话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期”，讲话后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阶段”。前者尽管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意识的改造没有提到日程上，“这就形成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最大最根本的弱点。由于这个弱点的存在，所以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缺点。”[8]而在讲话发表之后，以上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沿着同志所指示的工农兵方向前进，深入工农兵群众，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获得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9]很显然，该书将现代文学的进程简化为讲话前后两个时期，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的延座讲话。这一方面与官方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延座讲话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有关，同时也说明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文艺路线”已被文艺界奉为圭臬，成为解读现代文学唯一正确的理论武器。

三、八九十年代：承续中的突破

十年，现代文学受“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影响受到批判，当然也无史可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为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1979年6月出版，到1980年12月出齐其他两册，其中第三册为唐|、严家炎主编）。在“唐|本”第一卷问世后，出于教学工作的应急需要，高校上演联合编写教材的热潮。现将此阶段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略举如下：

表3：

现代文学史教材 作者 出版情况 时段分期 备注

中国现代文学史 唐|、严家炎等 第一册：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唐|主编）

第二册：1979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唐|主编）

第三册：198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唐|、严家炎主编） 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1917―1919）

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192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

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运动（1937―194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创作（1942―1949）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南地区七院本书协作编写组 1978年10月，湖南省益阳地区湘中印刷厂印刷 第一编：五四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第二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第三编：抗日战争前期的文学

第四编：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华南师院、华中师院、开封师院、

暨南大学、武汉师院、广西师院、湖南师院等七院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协作编写

（内部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十四院校编写组 1981年6月，云南人民出版社 五四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19―192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7―1937）

抗日战争前期的文学（1937―1942）

抗日战争后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2―1949）

从表3可以看出，该阶段现代文学史在时段划分上与十七年时期并无大的差异。有学者称这些教材“一方面展现出新姿，一方面又残存着旧痕。”[10]值得说明的是，1979年8月出版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九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者打破了现代文学史时段划分的惯例，代之以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双线推进的方式建构章节，事实上淡化了时代对作家的决定性强制影响，使新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向文学本质回归迈出了可贵的一步。1984年3月人文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唐|主编）延续了这种编纂方式，唐|认为“文学史首先应当是文学史，它既不是作家作品论，也不是文学运动史或思想斗争史，它应当从作家作品中分析来龙去脉，找出规律，将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清楚地写出来。”[11]在此种理念的指引下，该版现代文学史教材除了在引言和结束语部分介绍现代文学的发展轮廓外，其他篇幅都以作家的创作为中心展开论述，大大增强了文学自身（而非随时变化的外界因素）的份量，这是“论从史出”的有益尝试。

1984年6月，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出版，该书第一次舍弃了将延座讲话作为现代文学史节点划分的金科玉律式编法，而以抗战爆发到建国前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期。“不再以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抗战前期与后期，因为这样做虽可以说明解放区文艺的发展状况，却不能概括国统区文艺。”[12]黄的著作引起学界的热烈反响，并成为现代文学史时段划分的突破口，此后的教材多沿用了这一划分方法。现将两种代表性教材列表如下：

表4：

现代文学史教材 作者 出版情况 时段分期 备注

中国现代文学史 黄修己 1984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一编：现代文学发生期（1917―1920）

第二编：发展第一期（1921―1927）

第三编：发展第二期（1928―1937.7）

第四编：发展第三期（1937.7―1949.9）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修订本中无王超冰） 1987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7月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修订本） 第一编：第一个十年（1917―1927）

第二编：第二个十年（1928―1937.6）

第三编：第三个十年（1937.7―1949.9） 修订本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

四、新世纪：大文化观中的多元姿态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限阈进一步放开，学术创新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文学教材中的时段划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现将几种代表性教材列举如下：

表5：

现代文学史教材 作者 出版情况 时段分期 备注

中国现代文学史 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刘勇著 200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2011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上编：（1917―1937.6）

下编：（1937.7―1949）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 孔范今主编 2012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起步（1898―1917）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1917―1927）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发展（1927―1937）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聚合与分化（1937―1949）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

中国新文学史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丁帆主编 2013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五四文学的序幕：晚清至1919年

新文学的发轫期：20世纪20年代

新文学的繁荣期：20世纪30年代

区域性文学的总和：20世纪40年代

从表5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的开端时间被前置，以上教材都强调晚清因素对现代文学的催生作用，孔范今主编本认为1898年“”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中国文学最终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13]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文化启蒙成为五四文学革命之先导。故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阶段为1898年至1917年。丁帆主编本认为“从古到今，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分文学的历史边界，已成为文学史断代的基本方法。”[14]根据这种切分法，1912年的中华民国元年是新文学的起点。正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核心价值理念渗透在国体和政体纲领，在民族精神层面倡导了对‘大写的人’的尊重，才有了后来‘五四’的‘人的文学’的诞生。”“共和政府创建了第一部具有民主意识的《临时约法》，在制度、政策和法规的层面为新文学运动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审美跋涉。”[15]此种解释显然更符合中国以朝代断史的传统路径，但也存在如何表征“中华民国”的难题。[16]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种现代文学教材都注重从历史的、审美的角度来评判文艺思潮及文艺作品，这与十七年时期按照意识形态需要来简单定性已有云泥之别。程光炜等著的现代文学史以文学“走向现代化”为总主题。“正是因为1937年抗战的突然爆发，一度中止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把这个有纪年含义的历史符号带入到20世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对文化结构和心理产生了根本性影响。”[17]故抗战前为现代文学的前半期，抗战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现代文学的后半期，这种以民族国家现代性叙事为切入点的编史方法改变了以往现代文学史三个十年的编纂惯例，尽管存在着以社会学理论解读文艺的偏颇，但也为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向度。

综观以上教材，现代文学的发生演变被置于一个更开放多元的立体审视角度，这种整合多个学科视野的大文化观也为教材的编写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21世纪以来出版的文学史总数达到了229部，比8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18]而这些文学史著作有多部被采用为教材。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论述文学史的编写时说：“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19]而通过对时段分期的研究，我们在对历史范畴框架内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互动解读中，也能更好地认清文学的自身审美特质与传承渊源。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工程学院校内B类项目的结题成果，批准号：[r2010026]。）

注释：

[1]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教材为《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上册于1951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于1953年8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其新文学的时间界定上起1919年，下迄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值得说明的是，新文学是指五四文学革命后相对于“文言”“传统”等古典因素而产生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新质文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述和作品选，大都使用“新文学”的名称。而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便被“现代文学”取代，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提供“空间”，是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方式。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序言第三页。

[3][4][5]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出版社，1951年版，第3-4页。

[6]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7]周扬：《坚决贯彻文艺路线》，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

[8][9]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上册）》，1961年版，第4页。（原书无出版社标记，封底印有“统一书号：10011・21”字样）

[10]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11]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编写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13]孔范今：《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4][15]丁帆主编，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6]台湾官方政府当今仍以中华民国纪年，大陆则以1949年10月1日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日。

[17]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8]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第6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九十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8-0138-02

方法论，《辞海》中的解释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中国音乐史中方法论同样是人们认识和研究音乐史发展和解释音乐史中诸多问题的根本方法。笔者通过对《中国当代音乐学》、《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音乐年鉴》、《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等书籍期刊中，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方法论研究文章的阅读，对九十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社会及理论背景

中国近现代史上音乐理论研究始终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而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与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和整合这一时期有关方法论的问题。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不断进步的年代，同样80年代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进入复苏并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如果说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初探时期、五六十年代是艰难发展时期、十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断层时期。那么，八十年代则是中国音乐史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的时期。越来越多的音乐家、音乐理论家加入了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队伍，从而使这一年轻学科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过程也并非瞬间到达，而是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经过了曲折的道路，有着不平凡的经历。自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出现以来，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发展也随之经历了三个阶段：1.建国前后至以前；2.时期；3.新时代的发展。其中前两个阶段主要依据为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在延安的发言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部著作；并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在肯定的这两篇文章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一元论的方法。这种一元论的倾向导致了盲目推崇，教条主义、以至于在左倾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有甚者是把许多政治运动也引入到文化艺术领域，第三阶段即80代后期，在方法论热的影响下，经过激烈的探讨、争论和新学术会议的召开，我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有了本质的突破，从过去的一元论，转向了多元化的方法论，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在这一时期不断地迸发出绚烂的火花。在1987至1997这个特殊的十年里，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理论家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论述。

二、90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新思潮和新方法讨论热潮的出现，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音乐史进行研究。笔者经过资料的收集得出，这十年间，音乐史学方法论不再单一地以一元论，单一指导性纲领为标准，而是无论在方法论指导纲领，还是讨论方法论研究立场和角度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的动力及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一个理论依据所为，而是因众多理论家在各个立场上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开拓性研究，从而推动了方法论问题的发展。

（一）1987～1997年音乐史学会议中有关于方法论问题的集中讨论

音乐史学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为音乐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使得音乐史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人物、作品、传记的研究都得以更加集中和迅速的发展。虽然没有召开专门的方法论会议，但方法论的问题在一些史学会议上也得到了重视，许多学者、专家在会议这个平台中进行争论、探讨，音乐史学方法论问题在这时得以集中的发展。

1987年在江苏江阴召开“中国音乐史学会议”，此次会议中有关中国音乐史方法论方面问题的讨论虽不活跃，但也有所涉及，如学者专家们所提及的“在方法论上不能创新”“现代意识不强”等问题，并提出了中国音乐史学会开专门会议，展开对方法论的研讨的意见。郑锦扬在此次会议中发表的文章《中国音乐史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音乐史学问题初探》中对中国音乐史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开始“以进化论观点，研究历史的演进和以比较的方法寻求中国音乐与其它音乐的异同”。

1991年底在重庆举办的“中国现代音乐史座谈会”中对于方法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加之1992年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因此，这期间针对音乐理论研究的方法、音乐史的研究目的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修林海提到“从人的音乐活动出发考察音乐史……音乐史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应是作品，而应以作品与人的音乐活动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另外，郑锦扬认为“延安音乐是以三、四十年代的时代中心：民族解放和新生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延安音乐是以新音乐为主导，具有多种文化成分的音乐”从延安这一特殊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背景下，研究其音乐及其历史贡献，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探讨音乐史的发展，这种新观点在史学会上的提出，使音乐史研究方法有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和出发点，进一步推动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虽然史学会议中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并不丰富，但这些文章新颖的角度却使得音乐史研究方法问题得到更深入探讨的机会。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指导性纲领的讨论

1986年底，全国各地一些高校学生中间陆续出现一些张贴大字报，上街游行，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的事件。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这一思想潮流对文化艺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80年代末，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许多音乐学家对研究音乐史学的方法问题（包括指导纲领、指导思想等方面）作了激烈的论争。针对在未来文化艺术发展道路上，过去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在音乐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讨论，即一元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们文艺发展道路上的作用问题。众多音乐学家加入到论争中来。

一些理论家认为思想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起到并将长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典理论，是我们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这必将长期成为我们文艺理论研究的指南针。如贺敬之在1989年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无足轻重的一家之言，而是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当然，《讲话》中不可能句句是真理，里面也有少量不确切之处，这些是可以研究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讲话》的基本精神，否定它在今天的指导意义。”另外，瞿维也指出“思想仍旧以他金色的光芒普照大地，以磅礴之势葆其美妙青春。它将引导我们去争取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胜利。”另一方面，一部分音乐理论家支持对文艺研究方法及其纲领进行改革，认为，思想固然对中国文化艺术领域起到了无法比拟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思想的进步，文艺思想的落后性和文艺改革的必要性也愈来愈明显，因此，这些理论家开始提倡利用多元化方法、多方位视角去审视目前和将来文艺界的发展和研究。如梁茂春对思想在不同政治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文艺思想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文艺理论非但解决不了音乐艺术发展的许多特殊规律，相反却有许多违背音乐艺术自身规律的提法。”王西麟提出“任何伟大的学说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并作用于特定历史而不能永恒的凝固人类发展的轨迹……”另外，居其宏认为“《讲话》至今仍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无法逾越的反思课题……由于在革命队伍中愈益浓重的农民意识和封建文化心态的影响，将《讲话》推到一个既不适当的高度，使他离开地面升入空中，让他担负无法承当的历史任务，从而迫使他逐渐走向异化……”

第7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 电影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政治性；文学性；电影性

电影文学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一直是一个难题。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曾有的电影文学形象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难题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政治性入史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较早将电影文学入史。此时新中国电影文学只有短短十年多的历史，史家还不能拉开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对其进行历史规律的归纳，只是在概述中粗略勾勒当时电影文学的历史面貌。其重点分析了四部电影剧本：《赵一曼》《》《林则徐》和《老兵新传》。侧重这四部电影剧本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当时曾经获奖，影响巨大，重要的是这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意欲通过文学史书写对受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赵一曼、是为新中国诞生奉献了自己生命的革命英雄，林则徐是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英雄，《老兵新传》中的战长河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劳动英雄。将这些电影剧本入史能训导读者牢记英雄们的不朽业绩，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并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中为绚烂光辉的未来而奋斗。可见，通过对电影文学政治性的经典选择与品析，电影文学入史成为演绎新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寓言化实践。

二、文学性的回归

新时期至90年代中期，电影文学入史最大特点是侧重文学性的回归，注重文学的审美性，或以文学题材的形式进行分类概括，或将电影文学置于文学流派中进行阐述，注重文学规律的探讨，并适当兼及电影文学的电影特征。

在新时期初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2］等文学史中，电影文学入史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有所减退。它们大都将17年的电影文学按照历时性的线索进行梳理，然后分章节介绍夏衍的电影理论和创作实践，并重点赏析一些电影剧本。其中包含了《李时珍》《早春二月》等不是表现革命历史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电影文学剧本。这意味着电影文学入史逐渐摆脱政治教育的功用，开始向文学史自身回归。

向文学史回归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文学史编撰中获得显著成果。一部分文学史著以题材分类对电影文学进行文学史规律探讨。特别是1989年陈涛［3］对电影文学的分类较为科学。其将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分为两个时段，1949~1976年为上编，第一章是“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史家以现代英雄人物和历史英雄人物两类来阐述；第二章论及“文学名著的改编”，主要论及夏衍改编的《祝福》和谢铁骊改编的《早春二月》。下编1976~1988年的影视文学则分三章进行阐述。其一是写实型影视文学；其二是实验型影视文学；其三是娱乐型影视文学。该部文学史以时段并兼及题材分类进行影视文学阐述，较全面地展示了每一时段电影文学的发展概貌，同时揭示了每一时段每一题材的发展规律。

1993年徐国伦、王春荣［4］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电影文学融汇入文学流派中进行阐述，其将海默的《洞箫横吹》列入“干预生活”文学；将《早春二月》《兵临城下》以及徐怀中的《无情的情人》列入“人性、人道主义”文学；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列入“反思文学”；将《黄土地》等探索影片列入拟“现代派”文学。这就将电影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学思潮的发展关系演化为同步更进的关系，使电影文学与传统文学联系更加紧密。

三、电影性的觉醒

经历了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变迁， 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电影文学注重对电影文学自身特质性的认识。这表现在对电影文学自身规律的全面总结，对电影导演的重视，对电影文学的分析与阐释中注重电影性等方面。

（一）全面总结电影文学规律

本时期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时间长度提供了对电影文学进行更新研究的可能。一方面史家对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的规律性予以探讨，一方面将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安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中予以观照。

翁睦瑞在1997年张炯等人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5］中，对中国当代电影文学每个阶段内的变迁予以考察。其指出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前17年是曲折发展期,是空白荒芜期,新时期开始以来是恢复发展期。前17年出现了三起三落。“”十年中从1967年到1972年是一个阶段，1973年到1976年又是一个阶段。而自1976年末至1996年又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两个阶段。这样，史家不仅对中国当代电影文学的整体规律进行了扒梳，而且对每一细微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考察。同时，该部文学史还书写了电影文学理论的规律性发展。重视了新时期电影理论在形式美学、纪实美学和影像造型美学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可见史家非常注重电影文学历时性趋向的梳理，对电影文学的发展流脉勾画了清晰可辨的线索。

2003年唐金海、周斌等人编撰的文学史［6］更将中国当代电影文学置放在20世纪的时间长度与中外电影文学互动的空间广度之中予以考察，这样的规律性探索更具有宏观整体意义。

首先，该部文学史将20世纪电影文学分为：蹒跚起步、畸形繁荣、首次飞跃、曲折前进、走向成熟、谱写新篇、再次飞跃、重铸辉煌、风雨多难、多元发展十个阶段，将电影文学百年历史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后五个阶段作为中国当代电影文学史在20世纪电影文学这一系统整体中的地位则一目了然。

其次，该部文学史首次重视电影文学与中外文化之间的渊源。史家论及美国、前苏联、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还论及了中国电影创作者有意识地借鉴传统戏剧、小说的艺术技巧导致作品中呈现的民族特色。从中外文化资源来论及中国电影的优劣得失，显示了史家宏阔的视野。

（二）重视电影导演的作用

翁睦瑞在1999年杨匡汉主编的文学史［7］中对电影文学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方式。首先，用五个小节书写电影界不同时期的五个代表人物夏衍、荒煤、谢铁骊、谢晋、张艺谋来囊括50年来的电影文学发展。不仅注意到每位艺术家自身的艺术导演史，简笔勾勒了每位史家的艺术之路、典范之作，而且以这些导演为观照点对每一时代电影文学的全貌进行多方位俯瞰，导演活动与电影文学的浮沉变迁得以有机结合。史家还用艺术化、形象化的语言对每位导演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地位进行了判定。这样不仅几位艺术家的独有贡献得到了形象化言说，而且展现了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逐渐壮大，直至走向世界的发展路图。

其次，描画每位导演独有的艺术特征，凸显他们的艺术特质。史家对每位导演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审美性分析并张扬每位导演的艺术风格。例如对谢铁骊电影代表作的分析展现其擅长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以及工笔细腻的特点，对谢晋代表作的分析论述其长于通过人物社会地位和个人命运的巨大变化来凸显史诗性的特质，等等。

最后，重视每位导演的电影理论。例如夏衍的民族性与大众化理论；荒煤重视电影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高扬“人学论”的大旗；谢铁骊电影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谢晋对电影的大众性的理解；而张艺谋重文学、重人学、重本土、重技巧、重变化、重生活等特点都在该部文学史中得以展现，于是，电影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也得以演示。

但是，以导演为主书写文学史，并没有取得一致认同。例如，前述的唐金海、周斌等人编撰的文学史中入史的主要是电影剧作家，其重点分析了阳翰笙的《北国江南》和于伶的《聂耳》，梁信的《红色娘子军》和海默的《洞箫横吹》，张天民的《创业》和谢铁骊的《海霞》，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和叶楠的《巴山夜雨》电影剧本，等等。而拍摄这些电影剧本的导演沈浮、谢晋、鲁韧、于彦夫、吴贻弓等则不是文学史的书写重心。这与以导演为线索进行编写的文学史大异其趣，也彰显了文学界对电影文学入史方式的犹疑与争议，即电影文学究竟以剧作家为主还是以导演为主。

（三）重视电影文学的电影性

2009年张志忠等人［8］也采用导演入史的方式编写文学史。其将内地电影导演谢晋、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等编入文学史，还介绍了台湾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及香港的王家卫。这样的电影导演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得到体现，展示了一个新的“大中国形象”的电影文学。

其次，在影片分析中重视了“电影性”。此前电影文学的阐释大多注重从文学方面阐释，很少注重电影艺术技巧对电影主题内涵解释的帮助。而该部文学史将电影艺术的技巧与电影文学之间的融通性加以沟通。例如，史家在分析《黄土地》时指出：“除了腰鼓队的祈雨仪式之外，影片几乎弃绝运动镜头，将摄影机固定不动，用凝固的画面和镜头来引起人们对古老民族漫长而沉重历史的思考。影片中大量运用长镜头，造成压缩感，强调人与土地之间的复杂的依存关系，同时采用高地平线的构图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主面积，使在这片土地上缓缓移动的人的力量越发显得渺小。”（第270~271页）这说明电影文学逐渐重视电影文学中导演、影片、拍摄技巧等自身独有的艺术特质与发展路向。

最后，文学作品中的电影性得以凸显。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电影史和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电影改编，电影改编是否适用于所有文学作品，还很少有史家在文学史中加以探讨。但该部文学史就注意到李碧华的小说情节诡异神秘，内容对现实（包括香港与内地）多所指涉，并在篇幅、结构、文字、时空的交错跳跃等方面都与电影的视听特征颇为接近，由此而得到电影导演的热情改编。

可见，电影文学入史走过了一段波澜起伏的曲线图，关键词由政治性至文学性而趋于电影性。这不仅是电影文学自身艺术意识苏醒的表征，同时又是电影文学入史方式有待变更的契机。但又为电影文学进入文学史造成了合法性危机，因为文学史毕竟不是电影史。所以，文学史如何在文学性与电影性之间获取平衡以便更好地涵括电影文学，将是以后文学史书写的核心命意与探索焦点。

［参考文献］

［1］ 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2］ 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 陈涛.中国当代文学扫描［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4］ 徐国伦，王春荣.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续编）［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5］ 张炯，邓绍基，樊骏.中国文学通史•当代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6］ 唐金海,周斌.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7］ 杨匡汉.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第8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关键字：三个代表 中共党史 理论基础

本文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至少有以下三层关系：一、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二、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三、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三个代表”三句话，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三个代表”的系统展开。

一、“ 三个代表”为中共史学提供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90年历史证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进行活动的目的，而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第二，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和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文化。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就应该把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党、集团和个人的作用，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就应该以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衡量标准。第三，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力求使自己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就应该把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党、集团和个人的作用，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就应该以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衡量标准。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中共党史学的启示

一个主线、两个内容，这就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给中共党史学带来的新的启示。由此，就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的第二层关系。从一个主线、两个内容的角度思考，有很多问题可以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把经济和文化提高到极为突出的地位，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质，这对党史研究工作者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人们应该深刻的反思，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使研究的成果更接近于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一句话，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之路在于此。

三、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历史的论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需要逻辑的论证，也需要历史的论证，而中共党史学则独具后者之功能。第一，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具有“三个代表”的特征。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相勾结，联合统治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生活幸福。这个任务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继承了革命传统，担当起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成为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的。这有力地说明，“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天生的特质。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使自己在实践中真正代表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在“三个代表”上体现得好，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第三，1956年，经过三大改造之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利用先进的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的再发展，同时还要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在“三个代表”上没有体现好，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出现挫折或失败。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大会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强调：“‘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历史做出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总而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南。

参考文献：

[1]张静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D].2001

第9篇：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