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介的现状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网络媒介 电视时空 电视栏目 化零为整

一种新生媒介的产生对旧有媒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传播媒介较网络媒介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它不仅迫使传媒市场重新洗牌，而且引发传媒格局以及传统媒体的生存方式发生骤变。一直位居霸主地位的电视媒介受其冲击，受众大量流失，霸主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于是，借助网络媒介的力量，增加受众选择的主动性和传受之间的互动性，缩小和网络媒介的差距，成为电视媒介弥补自身缺陷、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策略。但应该看到的是，媒介之间的“融合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①。各种媒介包括电视媒介，必须通过彰显自己的个性，重新认识自己的本体优势，才能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任何事物包括媒介都由空间和时间组成，媒介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媒介时空差异带来的。前者决定传播的速度，即时效性，后者决定媒介的信息容量和信息呈现方式。那么，网络媒介对电视媒介构成威胁主要是空间还是时间因素，电视媒介该如何凸显自己的时空特点才能应对网络的挑战，这些均是网络时代电视媒介获得竞争优势、保障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限空间成为电视媒介的优势

如果将媒介时间理解为信息传播的速度，空间理解为媒介信息的容量，那么网络与电视媒介最大的差异毫无疑问应该是在媒介空间上。因为随着电视直播技术的常态化，电视传播的速度和网络媒介相比，已经不分伯仲。但空间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网络空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无限性，人们永远无法触摸到网络空间的尽头，难以判断它到底要伸展到何处。因为无限，从媒介机构到普通受众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借助网络传播信息，于是，它就拥有了海量信息及传播的低门槛、双向性等传播特点，而这些正是它超越电视媒介的优势所在。而电视媒介的空间显然是有限的。就整体而言，电视媒介由频道组成，由于成本及收视方式等因素的限制，电视频道数量是有限的；就频道自身看，电视媒介的最突出特点是由时间代替空间，每天24小时的空间容量，是电视频道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注定了电视媒介难以像网络媒介那样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交互性和大信息量，因而空间有限也就成了电视媒介的一大缺憾。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孤立存在的。整个大众传播系统是动态平衡、相互转化的有机体，每种媒介的优劣势在整个系统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据系统内部状况及社会对媒介的需求，分工互助，不断转化。无限空间之于网络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使网络媒介拥有了其他媒介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但同时也导致了信息的过度传播和泛滥，让受众普遍置身于信息选择、认知的困惑和焦虑之中。目前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在传媒领域中，整个世界面临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已不再是信息匮乏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信息过度传播、减少收集信息所花费的成本，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问题。

为了解除因信息过剩给受众带来的选择的困惑，人们首先想到通过加大对网络的监控力度来实现。但是对于网络这样一种无边界的传播媒介，无论如何加强控制，因其时空的无限性无法改变，因而信息过度传播的状态，不可能由网络媒介自己去改变。这就需要传媒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媒介承担起弥补网络传播负面效应的作用。作为普及程度和使用率最高的电视媒介，不可避免地要担此重任。

电视空间的有限性为其担此重任奠定了基础。空间有限意味着媒介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可控制性，意味着它能够做到让信息的传播更集中、更有序。因为，空间有限决定了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不可能随心所欲，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整合，这无形中就增强了信息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这在整个大众传播系统内，无疑可以起到对信息泛滥现象的弥补、矫正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人们一向把电视传播的这一特点当做电视媒介的局限看待，因为这种控制性的信息传播状态本质上是将受众放在了被动接受的位置上，有悖于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这里姑且不论“受众中心”是否就是大众传播所要遵循的绝对原则，就现实境况而言，由于信息的真假难辨、无量无尽已成为大众传媒面临的主要矛盾，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已经由“量”转向“质”，因此，电视媒介所传播的经过多重选择的具有权威性的信息，恰恰是合乎现代受众所需要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麦库姆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中就指出，“受众有需要引导的需求”。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他的《逃避自由》一书中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人类无法摆脱的悖论性境遇：自由固然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当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状态，人的认知能力受到挑战时，个体心灵会不由自主地由最初的渴望自由转为逃避自由，即期望通过归依某种新的权威、新的秩序，来改变无所适从的状态，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弗洛姆认为，这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尚无法规避。因此，网络时代，空间有限反倒成为电视媒介为大众提供有效性和确定性信息的基本物质条件。

化零为整，整合媒介时间

空间有限为媒体做到信息的有序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限空间必然会成为有序空间。电视媒介的运行是以频道为单位的，而电视栏目则是电视频道的基本单元，它把频道原本完整的线性时间分割成若干段落，每个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形成通常所说的频道栏目化。栏目化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秩序、呈现一种规律，以便于受众选择、把握。但如果栏目设置过多，频道时间分割得过于零碎，就会打破原本完整、有序的线性时空，使之成为零散的时间片断组合，从而导致频道呈现凌乱无序的状态，消解栏目化建构起的播出规律。综观电视媒介的发展轨迹，它的确处于这种状态，为了追求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容量，电视频道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栏目日趋丰富多样，由最初的几个变成了十几个、几十个；快节奏、大信息量一直是设置电视栏目遵循的基本原则。一直以来，电视被公认为是一种碎片化、无深度的娱乐媒介，②正是这种零散化的时间状态使受众不易接受。

如果说在网络媒介诞生之前，电视将媒介时间碎片化是为了满足受众对信息的丰富、多样的需求，凸显其在传统报媒面前的优势的话，那么网络媒介诞生之后，电视媒介刻意追求的这种功能和优势显然已被网络媒介轻而易举地取代，电视媒介无论怎样切割时间，提升信息更替的节奏，在信息容量上都已经无法和网络抗衡。这意味着电视媒介以往为追求信息容量而采取的化整为零的时间(空间)运行策略必须随之改变。改变的方式则是化零为整，通过整合媒介时间，营造电视频道的整体感和秩序感，让受众对电视时间和所传播的信息产生一种可把控性，从而形成媒介依赖。

应该说明的是，化零为整不是仅仅在形式上体现为以大板块取代零碎小栏目，而是要求在栏目之间改变以往那种支离破碎、各自为政，不考虑逻辑关系和关联度的状态，使整个频道的内容形成既丰富又统一，具有整体感、连续性的状态，以便于受众把握、认知。

目前，这种整合意识、大板块概念已经在不少电视频道的节目布局中体现出来。央视经济频道早在2005年就确立了大板块结构理念；浙江经视作为近年来在浙江地区认可度较高的一个地方频道，其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节目布局的集群化。所谓集群化，就是强化每一类节目的浓度和各类节目之间的关联度，使栏目之间在内涵逻辑上具有黏合性。浙江经视将整个频道节目划分成了“新闻节目集群”、“财经节目集群”、“高端节目集群”、“生活节目集群”、“大型活动集群”等7个集群。7个节目集群不仅定位明确，而且让受众对整个频道的内容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节目布局上，也遵循集群化的原则，加强了各集群内部节目间的关联度。以晚间节目为例：8点30分到11点30分3个小时是最能体现经视频道定位的核心时段，这一时段主要由4个栏目构成：8点30分到9点25分是《经视新闻》；9点25分是《经视说法》；10点开始是《Hello Money》(是一档风格轻松诙谐经济类的话题节目)，10点30分是《新闻深呼吸》，11点是《理财大赢家》。4个栏目不仅都和经济问题相关，而且呈现出由浅入深，由新闻资讯到深度服务的递进趋势。这种整合意识，加大了经济类节目的浓度，强化了受众对频道定位和风格的认知度，便于受众选择接受，形成忠诚度。

拓展媒介的空间深度

任何一则媒介信息都依托相应的媒介空间而存在，在二维层面上它所占据的空间都是有限的。但任何信息其实都可以视为三维存在，这第三个维度就是信息开掘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深度应该是无限的。整合媒介空间，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固然可以让受众对整个频道信息产生秩序感、可掌控感，但大板块运行如果仅仅等于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节目内部不能形成有机体，也很难对受众产生持久的黏合力。因为频繁的信息中断、更替、起始，等于给了受众重新选择、离席的契机。但若是能够通过开掘信息的前因后果，阐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使信息与信息之间形成连绵的递进感，就能使一个较长的时间单元对受众产生吸附力。这种对因果关系或者事件进程的连续关注，就是这里所说的对空间深度的开掘。毋庸讳言，这种深度追求，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深度报道模式。

众所周知，深度报道模式起源于报纸，电视媒介诞生之后，它被视为最能体现报媒介质优势的信息传播模式(电视则被认为更适合传播“短平快”的信息)。但今天看来，与其说深度报道方式是报纸媒介的专利，不如说它的产生与盛行更多地取决于现实境况。我们知道，世界大众报刊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而深度报道的大规模出现和盛行则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媒体对社会状况、经济形势作出解释和判断，对受众给予理性的引导。深度报道方式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下产生的。这就是说，深度报道存在的真正土壤是特定的社会境况和受众需求。

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如前所述，网络升级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流媒介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信息的过度传播加剧了受众的认知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求大众传媒系统中最具权威性的电视媒介除了既定的娱乐功能外，不能仅仅充当信息传播的平台，必须承担起帮助受众鉴别信息、认知社会、厘清现实、释疑解惑的重任，而这正是深度报道才能实现的目标。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看到，近年来，除了电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外，深度报道已经成为电视媒体主导性的节目形态，遍布荧屏的谈话类、讲述类、调查类节目，本质上都是在对信息进行深度开掘。

媒介即讯息，但是更多时候，媒介的功能和属性取决于现实需要和媒介系统的整体状况。由于网络传播更加便捷、随意和个人化，促使原本的伴随式媒介电视，变成了受众有目的、有指向、理性化使用的对象。这种理性化的使用心理，也要求电视媒介改变原来的无深度状态，使平面的电视时空得到深度拓展。(本文为北京市“学科与研究生教育――新闻学专业教师成长软环境建设”项目资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41)

注 释：

①彭兰：《媒介融合的“合”与“分”》，《新闻与写作》，2006（9）。

②卞冬磊、张红军：《媒介时间的来临：电子传播媒介的时间的想象》，《新闻学研究》，2007（90）。

第2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摘要]：本文通过成都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不同新闻内容上的媒介依赖情况。研究发现，网络已经与报纸、电视一起成为受众的三大媒介依赖渠道，特别是网络在财经证券类新闻上已经超越电视和报纸成为了最大的依赖渠道；新媒介的手机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媒介地位，媒介依赖程度全面超过广播；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依赖群体的构成上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新媒介的依赖群体是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传统媒介则相反；虽然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在本地新闻等方面还有优势，但构成群体与新媒介相比则已经呈现出明显不利的发展态势。

一、 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8年7月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网络新闻阅读率比2007年12月增加了8.8个百分点，在网络应用中排名跃升至第二位，一改此前数字娱乐应用在前十大网络应用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报告同时显示，有53.1%的网民非常同意或者同意“自己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互联网”的说法 [1]。手机方面，从2003年《新华手机报》诞生至今，我国已有手机报几百家，而规模最大的当属中国移动旗下的《新闻旱晚报》，用户已近3000万。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有手机用户5.47亿，理论上他们都是潜在的用户 [2]。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报纸、电视的媒介垄断，使得受众在媒介使用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进一步来说，公众的媒介依赖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新闻内容的获得由以前主要依赖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开始部分的转向网络、手机。但这种媒介依赖的内在变化特点究竟是怎么样的目前国内还没有实证研究探讨，基本停留在一些简单主观的泛泛论述层面上。

媒介依赖理论由传播学者德弗勒（DeFleur）和鲍尔·洛基奇（Ball Rokeach）等人于1976年提出，该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把媒介作为公众一媒介一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3] 而DeFleur 和Ball Rokeach的后续研究提出了社会环境、媒介系统、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影响个体媒介依赖的因素，即各种社会系统（政治、经济等）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个体潜在依赖媒介的程度。具体地说，社会环境中的威胁、歧义与媒介行为二者相互作用，并且同时影响人际传播。不同的个体有特定的目标需求，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满足了个体的目标需求，个体对媒介形成依赖 [4]。Ball-Rokeach等指出个体对媒介的依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了解依赖（understanding dependency），即个人依赖媒介了解自己与社会；第二种是导向依赖（orientation dependency），指个人需要媒介提供行动及互动的指引；第三种是游戏依赖（play dependency），指个人依赖媒介提供个人或与人互动时的游戏（逃避、娱乐、消遣等）活动。Ball-Rokeach等人认为，当个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增加时，他们会选择有用的媒介讯息，赋予这些讯息较高的注意力，并会对讯息本身及传递这些讯息的媒介产生较高的情感。[5]

后续关于媒介依赖研究的文章，有不少将重点放在媒介依赖的影响因素上。比如William E. Loges在其研究中发现，媒介依赖的强度与感知的环境威胁成正相关关系。当个体感到自己的社会、自然环境受到威胁时，对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的依赖更为强烈。而威胁与依赖范围成反比 [6]。Wilson Lowrey考察了9.11事件后的媒介依赖状况。研究发现感知威胁的程度与年龄是总体媒介依赖的关键预测指标，而威胁是人际传播中尤为关键的。依赖程度是攻击发生后态度和行为转变的重要预测依据。与预想相反，社会经济地位等与依赖程度或者依赖产生的后续效应关系很小 [7]。这类相关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的“信息”出发，或者限于突发威胁性事件，来研究依赖的影响因素的。而信息本身并未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受众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对不同的渠道，或许有不同的依赖程度。另外，在没有突发威胁性事件的通常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特征是否会对信息依赖造成影响也不得而知。而本文则以成都调查数据为依据，试图在Ball-Rokeach所说的了解依赖层面（个体通过媒介了解社会）研究：

研究问题1：各种媒介在不同内容上的依赖情况。

研究问题2：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这三大媒介在接近性不同的新闻内容（分为本地、国内、国际新闻）上的媒介依赖情况比较。

研究问题3：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在休闲型新闻（娱乐、体育类）上的媒介依赖比较。

研究问题4：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在财经类新闻上的媒介依赖比较。

关于中国大陆的媒介依赖研究，Tao Sun， 喻国明等认为使用与依赖理论最好地揭示了为什么中国读者偏爱某种新闻，为什么党政机关媒体落后于更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文章试图找到新环境下媒介改革对于受众及其媒介使用的影响 [8]。Zixue Tai， Tao Sun考察了中国大陆受众在2003年SARS的媒介依赖情况。大部分的媒介依赖研究考察的是信息已经充分存在的条件下的依赖关系，而这项研究考察的是信息被高度控制，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的条件下的状况。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环境不利于信息自由流通条件下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危机，民众不仅积极寻求替代资源，如短信息服务和互联网，而且也自身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参与创造其他信息渠道。期间互联网是一个特别的权力工具，让个人绕过官方控制，并挑战危机期间的官方声明。作者认为，在中国，随着受众与媒介关系的改变，受众不局限于官方媒体获得信息，而媒介与党的从属关系也在变化，而互联网加剧了这一趋势 。从此前学者的研究也可大致看出中国大陆媒介依赖的背景：党政机关仍控制媒介，信息被控制。互联网的出现使媒介依赖状况发生了改变，受众开始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满足需要。但具体来看我国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官方媒介如何在发生改变？新媒介如何产生影响的？进一步来说就是在哪些群体中最先开始发生变化？哪些群体已经变化？由此提出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5：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介相比，媒介依赖群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构成上的比较。

二、研究方法

将新闻类别分为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财经新闻、股票新闻七大类，测量大众在获取每一类新闻上最主要依赖的一种媒介。

本次调查数据可以推论成都主城区14——70岁之间的、所有识字的长住与暂住居民。抽样方法采用近似于PPS入户方法。与pps方法比只是在最后一个入户环节有了改进，抽样从区——街道——居委会后，不再直接入户，二是采用定点访问，即在抽样点在规定时间按照访问员守则定点访问10——13个居民。这样就能够避免高档住宅楼或者新小区无法入户的缺陷。调查执行是由四川省社科院的六名新闻专业研究生作调查督导，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92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作访问员，调查时间是2008年10月18日。获得样本1012人份，有效样本857人份。

三、分析结果

1、不同新闻内容最依赖媒介情况

数据统计发现五点：一是报纸、电视、网络是三大依赖渠道，与广播和手机有明显差距。 二是报纸在本地新闻上的依赖程度最高，电视在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娱乐、体育、财经上的依赖程度最高，而网络在股票上的依赖程度最高。三是广播和手机的媒介依赖程度最低，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所考察的七类新闻上手机依赖程度都超过了广播。四是在获取娱乐、体育新闻上除了电视是最大依赖渠道外，网络在娱乐上还超过报纸。五是在财经类新闻上网络已经呈现出优势。在财经新闻上与电视的差距不像其他新闻类别那样大，同时还超过了报纸；在股票新闻上则完全超过了报纸与电视，成为最大的依赖渠道。具体参见下表：

在不同新闻内容上最依赖媒介的情况（%）

2、网络与报纸、电视在新闻接近性上的依赖比较

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依次有从近到远的地理关系。将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在不同接近性新闻内容上的媒介依赖发现，本地新闻的依赖呈现接近性差异：越是距离远的新闻网络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而报纸则相反，电视没有表现出新闻远近与依赖的关系。

3．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不同新闻内容依赖上的影响因素比较

对每一类新闻的媒介依赖情况分别与性别(变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学历、收入进行相关分析，数据结果可以发现：

首先，在与年龄、学历两个变量的相关性上，新媒介的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的结果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

在年龄上，报纸依赖与电视依赖在国际新闻、财经新闻上都是正相关，也就是说依赖报纸、电视获取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的群体在越是高年龄段中的比例愈高；还有报纸依赖在本地新闻、国内新闻上与年龄也都是正相关，即依赖报纸获取本地新闻和国内新闻的读者群体在越是高年龄段中的比例越高。

而网络和手机依赖刚好与报纸、电视依赖相反，与年龄基本都是负相关。也就是依赖网络、手机获取本地新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娱乐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财经新闻的群体在愈是在低年龄段中的比例愈高。

其次，在学历上，报纸依赖、电视依赖在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以及电视依赖在本地新闻、娱乐新闻上都是负相关，即依赖报纸、电视获取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的群体在越是在低学历群体中的比例越是高；同时依赖电视获取本地新闻、娱乐新闻的观众构成也在越是低学历中的比例越高。

而网络、手机则在各个新闻类别上都呈现正相关。即依赖网络、手机获取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财经新闻、股票新闻的群体在越是高学历中占的比例越是高；同时依赖网络获取本地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的网名在越是高学历中的比例越是高。

第二、在性别、收入上面，新媒介的网络、手机依赖与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广播依赖则没有表现出差异。

在性别上只有报纸依赖在本地新闻、手机在国际新闻上呈现负相关。在收入上，手机依赖在本地新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上是负相关，网络在股票新闻上是正相关。广播依赖在体育新闻上是负相关，报纸在本地新闻上是正相关，

结 语

从上面研究可以发现，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发展对受众的媒介依赖正在发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改变了传统媒介已有的格局，并对目前的格局也正在发生着影响。

一、网络已经与报纸和电视一起成为受众的三大媒介依赖渠道。财经证券类新闻是网络最大的一个突破点，其中的股票新闻已经成为了最大的依赖渠道，财经新闻超过报纸成为了第二大依赖渠道。同时网络在娱乐新闻、国际新闻上也超过报纸，在体育新闻上与报纸很接近。

二、手机作为比网络更新的新媒介，已经确立自身的媒介地位。在所考察的主要七类新闻内容上，手机的依赖程度均超过了传统媒介的广播。这是媒介格局变化的一个最新数据。

三、网络依赖呈现一定的地理接近性差异，即越是远的国际新闻在网络上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而越是近的本地新闻在网络上的依赖程度越低。而报纸则相反，在接近性强的本地新闻上的依赖程度最高。这是目前报纸所能占据的最大一块新闻阵地。

四、新媒介的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依赖群体的年龄、学历构成上有完全相反的特点，呈现出明显的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媒介依赖上的差异。总的来说，依赖新媒介获取新闻的群体在越是年轻人和高学历中的比例越是高；而传统媒介则相反，依赖传统媒介获取新闻的群体在越是年龄大和低学历群体中的比例越是高。这种差异会对新媒介和传统媒介下一步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依据目前这种态势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新媒介会逐渐变得更大重要，而传统媒介就会变得越来越弱势。关键一点是这种变化在新闻内容上基本是全方面，从本地新闻到国内、国际新闻，从娱乐新闻到财经新闻。虽然报纸、电视目前在本地新闻等一些内容上似乎还是强势的，但受众群体正在老年化或者低学历化，这就会影响到传统媒介的下一步发展。而网络、手机则是低龄化和高学历化，越往后发展越有利。

本次研究是从新闻内容角度来考察不同渠道的依赖情况，由于国内在媒介依赖理论上没有相关实证研究，本次只是一次探索性研究，后续研究可以在此问题上进一步对媒介依赖理论进行学理探讨。

[注释]

[1]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7月24日。

[2] 参见李巨川：《带着体温的报纸——手机报的现状和未来》，《新闻战线》，2008年09期，第65页。

[3] 参见谢新洲等 ：《“媒介依赖”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18页。

[4] 参见S.J. Ball-Rokeach， The Origins of inp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5; 12; 499

[5] 参见罗文辉、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媒介依赖与媒介使用对选举新闻可信度的影响：五种媒介的比较》，《新闻学研究》2003年1月（74期）

[6] William E. Loges，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1， No. 1， 5-23 (1994)

[7] Wilson Lowrey， Media Dependency During a Large-Scale Social Disruption: The Case of September 1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7， Issue 3 July 2004 ， pages 339 - 357

[8] Tao Sun ;Tsan-Kuo Chang ; Guoming Yu， Social Structure， Media System， and Audiences in China: Testing the Uses and Dependency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4， Issue 2 May 2001 ， pages 199 – 217

[9] Zixue Tai; Tao Sun， Media dependenc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Vol. 9， No. 6， 987-1009 (2007)

[参考文献]

1．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7月24日。

2．李巨川，《带着体温的报纸——手机报的现状和未来》，《新闻战线》，2008年09期。

3.羅文輝、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媒介依賴與媒介使用對選舉新聞可信度的影響：五種媒介的比較》，《新闻学研究》2003年1月（74期）

4．S.J. Ball-Rokeach， The Origins of inp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5; 12

5．William E. Loges，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1， No. 1， 5-23 (1994)

6．Wilson Lowrey， Media Dependency During a Large-Scale Social Disruption: The Case of September 1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7， Issue 3 July 2004 ， pages 339 - 357

7．Tao Sun ; Tsan-Kuo Chang ; Guoming Yu， Social Structure， Media System， and Audiences in China: Testing the Uses and Dependency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4， Issue 2 May 2001 ， pages 199 – 217

8．Zixue Tai; Tao Sun， Media dependenc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Vol. 9， No. 6， 987-1009 (2007)

第3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信息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性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这个定义的内涵有两点:1)物质的间接存在状态要通过信息来显示，信息是物质得以为人类认识其客观存在的前提。所谓间接存在是同直接存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从哲学本体论上来看，直接存在就是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而间接存在是与此相对的“人类头脑对客观实在性的反应”，两者不可分割，共同统一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之中。即“没有信息的物质”与“没有物质的信息”是不存在的，人类的意识并不能够反映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有通过信息才能明了物质的存在，也就是说，信息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得以存在的“中介”，因此是“物质间接存在性”的标志。2)信息是物质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状态，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天然属性。它是由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派生出来的，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的。信息的存在继承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物质存在的必然体现，所以它并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反映，而是人类意识反映物质客观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将信息分为三种:自在信息、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所谓自在信息是指存在于人类感知和意识系统之外，尚未被感知、被意识到的信息。它具有自然界客观存在表现的三个特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相互关联性。由于这三个特性，自在信息的存在是不稳定的，随时消失又随时产生，在自然界的系统环境中是一个自涨落系统。一旦它被人类以某种方式感知或理解到就会转化为自为信息。自为信息就是被人类感知和意识系统提取、吸收和整合后所掌握的信息。它与自在信息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依旧保持自然状态，与人类没有任何联系，而后者与人类的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和储存等活动相联系，并为人类所掌握和理解。再生信息就是人类在综合理解、分析和处理自为信息后生产创造的“新的”信息。再生信息不存在于自在信息和自为信息之中，它是人类对自在信息和自为信息理解、分析和处理后所创造的“新信息”。

本文分别用IN(informationofnature)，IK(in-formationofknowing)和IR(informationofreprodu-cing)来分别代表自在、自为和再生这三种信息状态。IN是自然存在的元初信息，是一切信息的原始起点，它有可能被人类所感知和理解，从而转化为IK;而只要通过人类的作用，都能产生IK，而IK的形成是IR出现和产生的基础。只有前期大量的IK积累，经过人类作用才可能出现IR。但是，一旦IR加入到人类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后就成为IK，即再生信息IR可以再一次通过人类的作用加入到自为信息IK之中，也就是形成一个信息积累过程，同时这两者的积累相对以前的积累而言成为新的信息积累。因此，IK是IR的基础，而IR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IK，形成新的信息积累，从而为新的IR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以天文学对恒星进化的理解为例来说明。宇宙中，恒星的诞生和衰变过程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不管人类是否存在或知晓，这些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即IN;人类出现以后利用手中的工具，如天文望远镜和数学，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计算，理解并记录下各种类型恒星诞生和衰变过程的特点或发现，获得相应的信息和知识，即IK;在IK的基础上，逐渐提出了多种阐释恒星进化模式的观点、理论或者假说，即IR。不过这些观点、理论或者假说一开始只为一些专业研究团体和个人所理解和掌握，但随着科普活动的展开，这些IR逐渐的以书籍、报纸、电视纪录片、科幻电影或小说等形式向一般大众传播，即通过这些传播IR转化为了IK。对一般受众而言(如一名电视观众)，当他理解、吸收和整合这些理论或假说时，这些IR也就成为他的IK，但是他可能没有能力利用其创造新的IR。但是如果这名受众具有一定的天文学基础或兴趣取向，如一名天文物理学专业的博士或研究者，那他就可能根据这些IK，形成他自己的观点、理论或者假说，从而生产出新的IR。

因此，这三种信息状态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个信息逐渐积累、创造和进化的过程，是一个从“不为人知”到“知之以求”的过程，正如牛顿所谓“如果我看到的比较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并不满足于“知其然”的过程，而是不断的追求“知其所以然”。“然”可以看成是IK，“所以然”即IR，它不仅包含了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和理解，还包含了这种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创造。而且这个“所以然(IR)”被“知”以后，又能成为新的“然(IK)”。从信息哲学的视角来看，大至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知识，小到生活常识、风俗习惯等各种知识的获得与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信息的不断生产创造、循环积累中实现的。理解了信息存在的三种状态以后，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媒介的进化历程和模式，为理解人类信息传播系统的特点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

二、媒介进化的三位一体模式

目前对媒介进化的研究主要是将生物学中的进化观点引入媒介研究中从而形成媒介进化论，其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在他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媒介进化的双螺旋悖论，为理解新媒介的产生和媒介融合提供了参考;另外德国学者结合熊彼特理论与进化论认为媒介不只是技术发明的后果，它衍生于发明和“社会制度化”这样一个两阶段过程;还有从福柯空间概念的视角来理解媒介进化与权力分化的关系，揭示媒介或传播在人的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上对媒介进化的研究和阐释，都从不同视角为理解媒介进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都没有对人类、信息和媒介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做一个总结或明确提出一个媒介进化的模式，缺乏媒介进化历程的宏观分析。

因此，本文试图从信息哲学视角来对媒介、人类与信息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个梳理，并从中归纳出媒介进化的基本模式，为理解媒介的进化、发展和趋势提供一个参考视角。在人类早期的口语时代，担任人类信息传播的基本媒介就是语言及其得以产生的物质实体(即人类的大脑、声带和空气等)以及起到语言作用的各种符号或图像(如原始人洞穴内的壁画等)。当时人类主要是通过自身有限的生理条件从自然界中提取、加工和存储信息，并将这些自为信息IK逐渐积累到可以创造再生信息IR所必需的信息积累量，也就是人类“创造力”爆发的临界点，即有能力产生IR的时刻。由于当时的人类才刚开始摆脱蒙昧状态，对大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也才刚开始，对信息的处理主要依靠自身通过长期进化而来的感知和意识系统，而且获得自在信息IK的方法和技术也较少，所以获得的信息量必然较少，人类的大脑就足以完成对如此稀少的信息的处理和储存。从这一点去理解，可以认为所谓“口语时代”本质上是建立在人类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有限的信息获得量之上的，而且由于这个阶段的人类的主要任务是与自然环境进行斗争以获得生存，即主要依然处于动物性需要的阶段，对信息的社会性需要或者称之为“文明的需要”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随着人类通过显性可塑性①获得的自身生理状况的增强和提升，大脑能力的不断开发和进化，信息量的不断积累以及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伴随着人类个体数量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群体社会性的发展以及对各种生活事物的接触和联系的增多，人类能够获得和处理的IK必然也相应日益增多，使得越来越多的IK需要更好地利用和存贮，光靠人类的大脑进行信息的处理和存储已经适应不了这一需求了，所以更多的用于信息传播和存储的媒介需求就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发展起来。伴随对媒介的需求的推动，人类开始从结绳记事，逐渐发展到在动物皮毛、树皮竹片、青铜器和石头等上面记录信息，刻写文字图画，直到中国纸的发明以及古腾堡印刷机的诞生等，进化出了一个从创造、使用低级媒介向着创造、运用高级媒介的历史发展过程，解决了人类信息处理和存储的重要问题。对此，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在其经典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对如何从口语时代进入到印刷时代以及人类信息处理方式，存储手段的变化，及其与文明、经济、权力和政治等各种相互关系，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分析，此处不再复述。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英尼斯所谓的“帝国”除了在形式上和传统上有所留存而外，帝国当年扮演的角色已经让位给了“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实际上是20世纪“现代性”在基于民族共同体和共同领土的基础上形成的结果，是一种解决早期现代社会一体化形式问题的方案。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需要处理和传播的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媒介进入了电子时代。在民族国家中，电子媒介起着整合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核心作用，特别是以广播和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尤为明显，由此出现了阿尔文托弗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所说的“信息爆炸”。吉登斯认为16、17世纪的启蒙运动建立了现代性的合法性，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拉开了一个“断裂”，促使现代性从传统中脱颖而出。现代性形成的主要动因有:1)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时空的不断扩展;2)象征符号(如货币)和专家制度的不断游移;3)定期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当中所引起的制度反思性。在其中的第三点，他特别强调了媒介的核心作用，即制度反思性是通过媒介的传递形成的。他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介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由媒介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向全球体系迈进”。很明显，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地球上人类文明系统的复杂程度增加了，电子媒介的广泛应用与需求不仅是根植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也是确保其内在整合的统一性的基本动力之一。与单一的地方体制或者帝国体制相比来说，这种连接个人的自我发展与社会体系的全球信息交流方式，其信息传播的成本和数量也必然大大增加，人类所能接触、处理和整合的IK也必然大大增加。因此，对信息处理更加高效、处理速度更快、处理能力更强的媒介的需求成为现代社会进行基本运作的必需品，否则不可能支撑起如此结构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这进一步推动了电子媒介由模拟系统向着数字系统的进化。一般而言，处理数量上急剧膨胀的信息要落实在技术上至少有两个要求:1)要求有更快更有效的信息处理速度。2)要求有更多更大的信息存储空间。以光速运动的电子能够保证对速度的要求，而二进制算法的发明和应用，使得电子的运动状态可以简单地用0和1来表示电流的有无，这一伟大成就可以使电子的运动形式以数字的方式来表达、记录和传播。这使得电子所传达的信息可以以数字方式存储在任何介质上，从理论上来说这使得信息的存储空间可以无限大，可以记录任何人类获得的信息。因此电子媒介几乎在一切领域正由模拟系统朝着数字系统的方向发展演变，电子媒介自身正经历着“数字化”的演进过程。IanGlover举出六个原因来说明数字系统比模拟系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需求，而且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电子传播成幂函数增长的历史发展表明，媒介数字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由此可以看到，媒介的进化与发展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ICT的层次以及人类需求分不开的，它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和需求而发展变化，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文明都有与其信息处理需要相适应的媒介。媒介作为人类文明得以持续进行的信息载体，在持续的进化进程中不断对IK进行积累、处理和整合，并将人类创造的IR不断转化为IK，不断实现信息的积累，为下一次新的创新的到来提供条件。因此，信息、人类和媒介共同构筑了地球文明演进的道路和历程，它们之间是互为映衬、互为存在的共生体(symbiosis)，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如此一个互动、往复、不断累积的“三位一体”的自组织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信息传播系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三位一体”信息传播自组织系统的存在及其相应的运行机制才使得人类和媒介进化至今天的样子，积累的IK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依此不断创造新的IR。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个基本的信息传播系统模式就会存在下去。另外，在这一信息传播系统中，也可以认为媒介作为人造实体，本质上是人类利用IK和IR创造出来的，它是人类积累和创造的信息进行物质与技术转化的结果。但同时一旦它被创造出来就拥有了自身的属性和性质，就会成为客观存在而反过来影响人类发展和信息传播。所以，可以把IK和IR放在一起看作是人类积累的信息总和，故称之为“积累信息(informationofaccumulating，IA)”，可以认为是IA通过人类的作用使得信息物质化和技术化从而创造出了媒介，被创造出的媒介参与了信息的处理过程，这样又通过人类和媒介的双重作用创造了新的信息IR并加入到原有的信息的积累过程中，就在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自组织系统中，信息、媒介和人类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更新和进化，共同演绎了人类传播系统的基本进化模式。将这种关系以图形的形式来进行描述，即图1。

从图1可以看到，人类拥有的信息积累达到一定量时———图中以“自为信息1”来进行表示———人类就会拥有创造新媒介的能力、需要和技术(这种能力、需要和技术可以以再生信息IR的形式表现)，并利用这些信息创造了“媒介1”，然后经过“媒介1”和人类以及信息的相互作用，创造出“再生信息2”并经过人类和“媒介1”的相互作用最终转化为新的“自为信息2”，“自为信息2”和“自为信息1”共同形成了“积累信息IA1+2”，并伴随人类的需要再一次通过人类作用创造出“媒介1+2”，“媒介1+2”又与人类和信息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再生信息3”，并经过媒介转化和人类相互作用最终形成“自为信息3”与原来的信息形成了“积累信息IA1+2+3”，又被人类运用来创造了“媒介1+2+3”，如此周而复始，螺旋上升，不断进化，不断扩大，直到产生新的“自为信息n”②并创造出新媒介Cn－1n+1。由于最后再生信息IR总是要通过媒介和人类重新转化为自为信息IK，为更加直观，我们省略了IR转化为IK并与以前的信息进行积累成为IA的过程，但是再生信息IR的存在和转化在本模式中的存在毋庸置疑。这个模式显示了一个信息、媒介和人类相互作用的三位一体进化模式，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形成信息不断积累，媒介不断升级进化，人类所掌握的信息或知识领域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把图1的关系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话，就可以写成f［ΣH(n)］=MCn－1n+1(n≥1)，在这个函数表达式中H是指人类;M是指媒介;n≥1是因为必须有信息存在且要积累到一定的量为一个产生媒介需求的临界点(注:以1来表示这个临界点，相对于人类来说，如果等于零的话就是没有信息，这个表达式也就失去了意义，n小于零的情况不存在，而在0与1之间人类积累的信息量还不足以达到创造媒介的需要程度);H(n)表示经过人类作用的信息量积累到第n个单位时信息量的总和;f可以看作是在人类、信息和媒介的相互作用的运动机制，那么这个表达式意即:当人类积累的信息量达到第n个单位时，经过人类、信息和媒介的相互作用机制，就会相应的有MCn－1n+1个媒介被人类创造出来。当然这个表达式只是从宏观上来理解人类、信息和媒介的互动影响模式，并不是具体的数值估算，积累的信息和媒介、人类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只是代表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的观察视野，总体上来说人类获得和积累的信息量越多，人类能够创造和使用的媒介也会相应的越来越多。而且从这个表达式可以发现，在媒介的进化历程上信息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则媒介的数量就会成自然数集增加。换句话来说，相对信息量的积累和人类自身的进化发展状态而言，对媒介的创造和需要是呈加速度的状态出现的。对此，国外一些学者绘制的人类传播简明年表也表明，媒介在人类信息传播系统的发展史上的确是呈加速度发展的。

除了在公元前25000年到公元前730年人类创造的主要媒介是语言文字延续至今而外，每一个历史时期出现的媒介数量都是上一个历史时期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以上，即是每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段媒介的数量呈现递增趋势。这个表达式在宏观视野上所阐明的观点的正确性，说明信息、媒介和人类在这个自组织的进化系统中，伴随着信息的增长和人类处理信息能力的增加，媒介的需求和出现的确是呈加速度增长的。这一特点在媒介进入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以后尤其明显，特别是大量的数字媒介的出现和使用让全球信息产业迅速膨胀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电信的增值服务也呈加速度增长趋势。

三、结论

第4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新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新旧媒介的碰撞与整合，在资本、信息和技术的流动中，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由不同媒介融合衍生出的信息产品，及其所产生的文化混合性影响着人们理解和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些融合后的媒介新形态裹挟着大量信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发挥着传播的正功能，让受众获益其中；另一方面又展示着负功能，让受众沉湎与听从。对于受众尤其是价值观正在形成期的大学生而言，要确保发挥媒介的正功能，而不是功能不良，就必须提高他们使用媒介的能力，也就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何谓媒介素养？简单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是受众在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伴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媒介素养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而提高的技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是感官的延伸，那么新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便是对传统读写素养、视听素养教育的连续和延伸。

二、大学生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

随着大众传播的快速发展，媒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器”，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通道，也是大学生认知社会与世界最重要的凭借。首先对大学生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90后大学生媒介使用情况的调查走访，对他们的媒介使用现状可以做出如下简单的归纳：

1.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是大学生接触时间、接触频率最高的媒体

90后大学生都是新媒体的积极使用者，他们一方面通过网络媒体获得一定的休闲娱乐与学习资料；另一方面又通过手机媒体进行简单的社交活动，尤其是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对他们而言，这些新媒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媒介方式，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2.在融合媒体的语境下，大学生张扬个性，善于创造性使用媒体

由于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大学生对融合信息产品兴趣颇浓，包括电子杂志、播客、网络小说等形式，都是他们喜欢探索和尝试的新媒介形态。但这种创造性使用仍然只是简单创造，甚至是基于他们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一旦发现更有意思的信息产品，便会转移兴趣。

3.对于媒介以及媒介讯息，大学生的思辨能力较弱

面对媒介形态的日益丰富，大学生对不同的媒介有着不同的信任度，总体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新媒体获取信息，但更信赖传统媒体。同时，他们对于网络流行文化基本没有抵抗力，甚至会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对媒介与媒介内容盲目跟风，缺乏理性思辨，这是当前大学生媒介素养不足最重要的体现。根据以上简要分析可以得出，当前90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选择媒介的问题上，大都无法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介，而是集体对网络等新媒体缺乏免疫力；在理解和质疑媒体的问题上，有盲目跟风的现象，缺乏理性的批判思考；在创造和生产的问题上，媒体更多地被大学生当成了休闲娱乐的工具，而非提高自身素养、丰富完善自己的有效途径。

三、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几种发展路径

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提出：“大众的基本责任，是运用一切可能性，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能力的阅听大众。”但要提高媒介素养，仅仅依靠大众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当前的大学生而言，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媒介素养教育的普遍缺失，要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就要探寻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几种发展路径。

（一）高校教师要加强自身媒介素养

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以及融合媒体的发展浪潮，要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高校教师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以应对飞速发展、鱼龙混杂的媒介信息，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科研对自身媒介素养的需求。首先高校教师要培养媒介意识，要能够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恰当的媒介；其次要具备媒介认知与媒介运用的能力，了解传播环境，利用媒介来进行制作和创作；最后要培养对错误或者不健康信息的批判与反思能力。高校教师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构建，不管对于高校学生还是教师自身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背景下，高校教师要成为大学生学习时的指导员及学习伙伴，在提升自己的同时，帮助学生获得较高的媒介素养。

（二）构建全方位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受商业动机的驱使，一些消费型媒介所推销的“低水平”的满足，让大学生获得娱乐消遣，却无法让他们精神升华、能力提升。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就需要在高校构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如今，媒介素养教育也已陆续成为各国学生的必修课程。面对我国高校媒介素养课程种类和数量单一的现状，要在国内高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就要构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提出层级式培养模式、梯度教学目标和多样化课程设置策略。即对传媒专业和非传媒专业进行分层培养，对媒介素养教育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进行梯度教学，同时将课堂理论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三）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范畴

以数字媒体为主导的融合媒体，浸染着高校校园文化。在大众媒介文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的今天，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手段，通过提升大学生解读和使用媒介的能力，促进校园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一是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传媒使用习惯，进而促进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二是提高大学生解读、欣赏传媒信息和传媒文化的能力，帮助他们正确辨别、选择、理解传媒信息并判断其复杂的内涵和性质；三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传播观念，主动抵制不良内容的流传，净化校园文化空气；四是增强大学生创制信息、回应传媒的能力，让他们懂得如何利用传播为自我和发展社会服务。作为一种新教育主张和问题疏导解决手段，媒介素养教育对建设和管理高校校园文化有其独特的作用。

（四）提供大学生媒介实践的舞台

第5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网络；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对策

“信息鸿沟”又称为数字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提出。少数民族文化无论是在媒介信息的选择性传播上还是在受众信息传播的选择性接受上以及信息的共通性与共融性上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发展借助于网络媒介这一强势媒体势在必行。本文主要以恩施地区为例，研究网络媒介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目前，国内对于恩施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恩施民族文化的建设、保护、传承与发展方面，本文重点研究网络媒介环境下民族文化的传播，并运用了已有的关于恩施地区网络媒介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调查数据。

少数民族地区网络媒介的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网络整体发展现状概述。根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网民规模达到1.36亿，比2010年增加1113万，占整体网民比例为26.5%。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与2011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30.2%）进行比较，我国超过这一水平的省市数量达到21个，相比2010年底增加一个。湖北、重庆、青海、河北、吉林、内蒙古、宁夏等九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年来，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2008年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亿，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1]由此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网络媒介发展的成就，这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媒介发展不乏成功的典范，如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网络传播是相当成功的，它让世人了解并认识到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塑造了民族文化的品牌效应，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是，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网络媒介发展状况仍不容乐观，少数民族地区网络媒介的发展无论是在使用的整体水平上还是在受众覆盖面上以及受众使用目的上，都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数字鸿沟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个案研究：恩施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网络传播现状与问题。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现实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还比较落后，吸引人才的机制目前尚不健全，人才资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引进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人们受教育的水平普遍偏低，对于各种信息的鉴别度不高，很容易被网络上充斥的大量虚假信息或者是社会上流传的错误信息误导，因此，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民族地区网络媒介接触和使用奠定经济基础，是发展民族地区网络媒介的治本之策。

首先，就网络媒介的使用而言，恩施地区互联网整体使用水平比较低，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根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网民规模为1.36亿，比2010年增加1113万，占整体网民比例为26.5%。[1]这是互联网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在恩施地区，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主要的消费者，然而，农村网络媒介并无明显的发展，在部分农村仍旧无网络媒介，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依旧是电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经济萧条，农民增产不增收，占当地人口80％[2]多的农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去接触和使用网络。这与互联网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悖的。这样，网络媒介在恩施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该地区网络媒介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其次，文化程度的高低也是决定是否成为网络媒介受众的重要指标。最新CNNIC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内高中学历人群的渗透率增长最为明显，2011年网民比重也已经超过九成，达到90.9%。[1]在恩施地区也是如此。同时，网络媒介的发展状况还与受众的职业有关，在通常情况下，教师、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人员、新闻从业者等这些职业的人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具有使用网络媒介的客观条件，在主观上，学习、工作的需要也促使他们去接触和使用网络，成为网络媒介受众即网民。而非网民的职业分布则集中于农民、个体工商业者等。

第6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1 新媒体新闻传播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在网络传播出现之前，专业媒介组织对信息的流向和流量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传统“单向议程设置”现象普遍存在。

1.1议程设置的主体主要是传统媒体

因为其掌握独有的媒介资源，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信息的与传播集中在少数专业媒介组织受众。专业媒介组织完全有能力对议题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和排序，受众则相对被动，缺乏同时接触多个媒介的有效渠道，其自主性的发挥不过是从常接触的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中去选择。

1.2议程设置的关系主要是传――受支配型

传统媒介环境下，专业组织媒介在传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受众一直处于支配被动地位。网络媒介环境下，当受众被“解放”后，议程设置理论更加难以回答到底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还是公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这样的问题。

2 新媒体中的生力军――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是一种新型的传播模式，网络媒体一般运用的就是超链接和超文本，这种方式其实就是通过一种关系进行点和点之间的链接。这样就能通过网络信息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这种信息的交换和储存的方式是非常简洁迅速的，它不像原来那种线性的方式去传播，而是网状的交叉的形式去传播的，可以迅速的从一个地方传达到另一个地方，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在网络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超链接的方式进行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网络媒体的检索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想要获取某种新闻的信息也可以用查询的方式进行链接获取。另外，网络媒体还可以编辑给多窗口同时进行链接，这样就会省去很多的时间和麻烦。

3 新媒体新闻传播模式转型的分析

3.1模式向度上转向网状模式

尽管霍尔的编码――译码模式以后进入双向模式，但该模式免不了具有一种理想化、简单化的倾向，实现程度仍相当有限，总体上还是一种线性模式。对人类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构成要素的众多型和复杂性反映不够，不能用来分析和解释人类的全部传播现象，对人类传播的新媒介新技术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网络时代属于网状传播模式为主的时代，以往大众传播所建立的都是一种线性的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则是在数字空间展开的发散式的网状传播。多维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的网状传播模式。多维网络是当前新媒体研究的一大热点。

3.2模式类型上转向表达模式

新媒体时代传播模式进入了表达模式，新媒体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互动、参与、开放、传者和受者的边界模糊，即时通信、博客、博客、维基、微博、轻薄等社交媒介给传者和受者在展示、分享信息和表达思想方面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

3.3先进的技术支持

对于新闻传播形式的转变，国家是给予大力支持的，而且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技术水平上也是非常强大的。因此，在信息的传播方式上，网络媒体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运用起来也是非常游刃有余的。这样就能把做出来的信息更加抓住受众的眼球，满足受众的胃口。

3.4把关机制的变化

在传播学文献中，传统把关理论把“把关”界定为“媒介工作中做出选择的过程，尤其决定是否让一个特定的新闻故事通过新闻媒介的门卡进入新闻渠道”。由此，把关机制主要是一种编辑选择机制，众多文献研究中的把关人也主要以编辑角色作为考察对象。网络语境中的信息控制形式则更为丰富，除了传统的选择机制之外，还包括导向机制（例如搜索引擎、超链接等）、审查机制（包括过滤、阻挡等）、安全机制（如密码、cookies）、增值机制、成本效应机制、基础设施机制、用户互动机制、规制机制（例如我国对网络谣言的规制）。

3.5模式范式上转向功能/批判模式

目前研究显示出了将功能/批判模式与文化/批判范式逐渐融合起来的努力趋势。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角色边界日益模糊，受众在新技术推动下被赋予更多的传播权力。

3.6分析重心上转向受众传播分析

受众传播分析指受众对信息不仅被动体验或主动解读，而且还对信息积极传播、创造。网络新媒体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众多网民在互联网上帖子，上传自己拍摄的图片、视频，或下载、转发、观看别人的图片、视频，这种传播景观在传统媒体时代难以想象，传统的传播模式均遭遇合法性危机的质疑，因此了解网民的传播行为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例如，人们同时使用多种媒体技术进行多种传播活动。

3.7超越时空的开放性

人类可以第一次在不同的族群、地域、文化背景等群体之间运用新媒体进行交流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新闻。而且人们还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的和在线的人们进行交流和传播。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表述，还可以进行视频播放、群体讨论等方式进行。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不受报纸版面的限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更重要的，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只仅限于看到的人的，而网络的新闻报道，可以被无限的转载和转发，这就像撒网捕鱼一样，是网状的传播。这对新闻的时效性具有很深的价值和意义。

3.8网络媒体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控制

网络媒体的发展是迅速的，也是国家极力支持的，但是，现阶段网络媒体的监管力度是不够的。因此，现在网络上就会出现很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的负面的信息。更甚的是，有一些信息虽然是负面的，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控制，有可能导致舆论走向极端的情况。现实生活中，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运用夸大的或者不实的的信息进行渲染后，用煽动的语言发表出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然后在网络里就迅速升温，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们受到这些不良信息的诱导，就会失去应有的判断能力，变得盲目。这是网络媒体的弊端，也应该渐渐的完善并且杜绝。

第7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　涉村传播　新农村建设　媒介农村互动

传播学引入我国经30余年的发展中,研究议题各种各样。在完成了对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引介、分析和系统研究之后,国内诸多学者面临的学科本土化的问题成为一个科继续发展繁荣的重要趋势。研究我国涉农传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宏观而言,研究涉农传播,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当代正在急速变迁中的乡村社会现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系统迫切的现实要求。从微观角度说,是传播学科建设本土化和拓展的需要,以及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交互和促进,也是涉农传播自身研究成果的积累自然的阶段性总结。

笔者以涉农传播研究的不同主题为分类根据,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基本时域,对此区间内的研究文献加以探讨。

一、关于大众传媒涉农传播概况的研究

近代我国农村社会变迁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主题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媒介视域中的农村研究。1985年,张学洪的《中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一文,首次将大众传媒与农村联姻,是从媒介视角关注农村发展的开山之作。同期祝建华教授也以农村受众为研究对象主体,提出了研究中国农村传播的共时事实,即中国农村的这场伟大变革,是在经济、科技和社会三个层次上同步进行、协调发展的。大众传媒无疑是社会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研究农村传播的现实定位和逻辑起点。90年代后,大众传媒与中国农村传播现状的研究开始呈现繁荣景象。国内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媒体“城镇化”与农村信息“荒漠化”两级极化的现象,这是媒体的市场化中两个不可忽视的倾向。除了“极化现象”,农村受众大众传媒拥有结构、接触频率和内容的失衡状态也不容忽视。探究原因,从供给方来看,媒体和政府是造成传媒软硬件环境失衡的主要因素。从需求方来看,农民的经济文化约束、作息时间和内容偏好也是重要成因。以小见大,从微观的农民受众大众生态环境的失衡,也能映射出整个宏观的农村媒介生态环境。专著《大众传媒与农村》对社会转型期农村传媒的变迁,进行了深度解构。论证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的发展动力”,“大众传媒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的观点。作者以江苏农村为样本,开创了全方位对一个大区域的农村地区进行调查的先河,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和数据。

二、关于传媒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关系研究

1、大众传媒与农民接触、教育和互动的关系

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的“知沟”理论假说。国内学者研究发现,这种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媒介现状。研究也证实了大众传媒在农村普及基本知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和通过激发农民的信息需求动机、态度,满足农民的信息需求,更好地发挥传媒提高农民素质潜移默化的作用,但不能忽视的是教育、信息贫困仍然是三农问题的痛点,能力贫困则也是农民之所以成为弱者的源点。0现在的媒介信息渠道很多具有针对性、贴近性的强量、强势、强效的专业农业科技节目对于处在信息饥渴状态的农村、农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2)传媒对新农村建设及城乡文化融合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无疑是新时期农村发展高唱的主旋律。陈力丹指出传媒在执行新农村建设任务中需要业界、学界和政府三方面的合力。传媒应该从单纯的“反映”功能转变为建设性作用、从报道农民转变为做给农民看的新闻,将专家的经验变成公共历史知识。还有学者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得出在现代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农村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与城市趋同,从而构建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村中开始出现一些反向施教的现象、大众文化开始进入乡村文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对城乡文化的更好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材料。

3、不同媒介形态的涉农传播影响力

不同的媒介形态对涉农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也不尽相同。媒体在农村社会的发展态势将是广电媒体先行,纸质媒体跟进,网络媒体逐步渗入的进程,从而形成纵向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垂直分布,横向各同类媒介平行铺开的媒体格局。就目前现状而言,电视、报纸和广播仍是农村的三大媒介。尤其是电视独占鳌头,这与其所具有的传播范围广泛、文化要求较低、声画同步、生动形象等媒介特性相关。电视节目在农村想要办出特色不是件易事,媒体必须把节目内容定位在农民视点视角、生活现实和习俗追求上。就宏观战略而言,应由从政府支持逐步实现市场化;央视和省合宏观引导,县市台唱主角;节目传播形式农民化。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不失为涉农电视节目的改革方向。节目从实用性走向参与性,从单一走向全面,从关注农村到打通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架构起两者的信息联系,形成一种新型的为农服务模式。这些都必将成为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对农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

三、涉农传播中问题及相应对策与发展前景探究

谋求涉农信息传播的良性发展,有些问题亟待解决。政策与执行的脱节;节目定位与农民需求的背离;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不能很好契合,这些都是媒体涉农传播存在的症结。此外,媒体对于“强势受众的选择”农村时常被遗忘;硬件设施薄弱,传播渠道不畅通;农民信息接收习惯与栏目设置的失衡等也是构成农村传播相对薄弱的成因。改变此现状,需要政府、传媒、农民的三方的良性互动。传媒加大覆盖率,平衡责任与义务;政府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也应培养良好的信息接受模式,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细分市场,重视人才,强化经营,拓展空间,这些都不失为谋求涉农传播发展的良策。

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大众传播媒介是农村现代性增长的推进器,与时俱进发展着中国农村,均会对媒介产生新的需求,作为现代化进程推进器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21世纪农村的变化及其对于大众媒介的需求,如何促使农村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了。

四、大众传媒涉农传播相关研究的评价

1、对大众传媒涉农传播的现状研究的评价

大众传媒产业属性的凸显使得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主要目标,造成了对农传播的边缘化。从传媒构建的媒介现实来看,城市为主的内容充斥版面和荧屏,源

于农村社会的信息所占比例甚微。同时,媒介并没有在农业生产的创新扩散中过多采纳,仅在娱乐层次上发挥作用。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农村受众的不断变化,研究也应与时俱进。据笔者观察,发现关于新媒体在农村的传播现状,并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随着广大农民进城务工,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将城市中积极的学习生活方式带回故土,值得研究。

2、对传媒与农业农村农民关系研究的评价

传播媒介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及改变农村落后的问题,但它却能以自己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人类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如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涉农传播信息系统在大众传媒信息传播体系的地位,如何赋予乡村不同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如何发挥“自上而下”的传播体系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均可作研究重点。

3、对涉农传播发展对策研究的评价

大多数研究学者,从政府、媒介、农民三重角度为切入点,来探讨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大力发展涉农传播的具体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其相关对策构建出美好的发展图景。涉农传播,从传播的内涵来看,主要指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与沟通。发展的内涵,指的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正的,也包括负的变化。就农村的发展而言,媒介无疑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下,发展的关键主体还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研究学者,可以更加注重研究的可行性,及农民的互动性,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措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谏言。

第8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关键词　媒介生态学　和谐传播　电视公益节目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电视公益节目是指以电视媒体作为传播媒介，以谋求社会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关注、理解、支持、参与和推动公益行动、公益事业，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形成扶危济困、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公益性质的电视节目形式。广义上，只要服务目的与宗旨具备公益性的节目都属于电视公益节目。

2006年及其以前，公益节目在所有频道中所占比例较小，影响力有限。从2006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圆梦行动》等大型公益节目的开展，让电视媒体以更为成熟的公众形象赢得一片赞誉。2007年被称作是电视“公益年”，以娱乐节目争夺收视率的各地方媒体也开始纷纷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公益节目，借以展开又一轮受众“注意力资源”的争夺。近两年来电视公益节目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之势发展着，几乎每个电视频道都有了自己品牌的公益节目。但同时，公益节目也面临自身的调整和完善，更有待传播价值的提升。

电视热衷公益，带动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相关的公益慈善机构、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一电视现象乃至社会现象引来了部分学者的目光，但目前，学界对此的探讨多停留在对于典型节目或节目现象的具体解析，尚缺乏理论的深度。本文试借助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观点，用“生态智慧”来观察电视公益节目在“人一媒介一社会”这三者构成的交互网络中所处的动态的坐标位置，以和谐传播这一新的诠释方式和研究角度，把握电视公益传播的宏观状况，在对现状的认识与反思中追求和促进电视公益节目的平衡、和谐、可持续发展。

一、电视公益节目的传播要求

媒介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处理“人一媒介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媒介是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它作为一种生活环境、传播环境必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人类社会又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也对媒介产生着作用。在诸多力量作用下的媒介生态，追求的是媒介生态效应与社会生态效应的双赢，是一种和谐传播的状态。

和谐传播，就是指大众传媒和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状态。即社会环境中媒介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媒介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和谐传播在媒介生态中体现为媒介生态的各组成部分应以追求和促进媒介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来灵活地架构彼此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和谐传播应是衡量公益节目传播价值的有力标杆，它主要是从受众、媒介及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公益节目的传播现状。和谐传播的实现程度映射着电视公益节目是否存在生态失衡的危机。要实现和谐传播，就是要处理好人、媒介、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具体包涵着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恰当地建构好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目前，公益节目的生存环境中有诸多利于实现和谐传播的因素，但同时应看到当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失衡”现象，这需要我们从媒介生态学的整体视野，以受众、政府、媒介三者为维度，以和谐传播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来考察电视公益节目所处的生存背景、电视公益节目实现和谐传播所面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电视公益节目的生存环境与和谐传播

1　受众生态环境

传播主体与受众是大众传播中的两个主体环节，和谐有序的传播效应的实现有赖于二者联系的不断加强，使得各媒介资源在两个环节间有序地循环行进，从而构成一个相互促进的资源循环链。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受众的主体性地位愈发突出。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贴近人物生活的社会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观察和表现人物命运、情感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使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都能更加适应受众的接受心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而来的是现代社会日益分化的倾向的加剧。社会中的强势阶层和中间阶层占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优势，拥有社会主流话语权。在大众传媒中，弱势阶层则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境地。

“中国文化是‘合和’文化”，在“合和文化”的产生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的合和心理”。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求着“沟通、相感应、交融互渗，以求合和”。然而，社会分层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使得传统“求和”的民族心理根基遭遇冲击。因此，各阶层的人们都呼唤着大众媒介沟通与协调职能的发挥，渴望在媒介平台上对话，渴望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延续与重建，渴望焦灼与失落的心理得以抚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公益节目的出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它致力于关注弱势阶层的苦难和需求，搭建其与强势阶层、中间阶层之间沟通和互助的桥梁，也正是契合了大众急盼归属与慰藉的共同心理需求。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雪灾、地震等全国性灾难面前，公益节目的即时传播将民族的共同情感不断深化，形成了和谐的公益传播氛围。

目前公益节目已拥有较广泛的受众关注度，但媒体对于受众的参与意识、参与行为的调动还明显不够。纵观目前的电视荧屏，除开一些颇具时效性紧迫感的赈灾晚会义演活动等，各类常规的公益节目中大多都是“媒体搭台，企业唱戏”，即企业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到公益节目幕后的运作和台前的呈现之中，或作为广告赞助商为节目冠名、或扮演资助人出现在节目中，更有甚者，以企业的宣传目的作为节目环节设计依据，企业的LOGO、标语乃至商品都在节目中随处可见。这样一来。企业成为公益节目的主角，最广大的受众群体的力量却并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Web2.0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受众群体的信息传递和接受方式。就公益活动而言，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均纷纷开辟了“公益频道”，正以强大的交互功能营造着“人人公益”这一颇具感染力的传播氛围，也分割着电视的受众市场。相比网络上如火如荼的“网民力量总动员”，电视媒介在开发受众市场上明显做得还不够，若不能进一步拉近与受众的紧密联系、调动起受众从意识到行为的全方位参与，长期下去将有损于稳定和谐且充满生机的受众生态环境的建设。

2　政策生态环境

电视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公共性机构，本身就肩负着宣传教育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构建和谐社会是

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体系，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领域的主流媒体，更应担负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舆论服务的使命。和谐社会需要媒体营造出一个和谐的传播环境，因此，电视媒体更应该找准舆论引导的发力点，用和谐传播来体现主流媒体的舆论强势。

慈善公益事业是实现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200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新闻出版、广播影枧、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这些对于公益理念的倡导均为电视媒体打造公益节目、形成公益氛围给出了更加清晰明确的政策指引，在这一政策主题下的公益特色电视节目也必将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自2006年以来，电视媒介对于公益资源的大力开发，对唤起大众公益意识有着明显推动作用。另外，公益节目将和谐社会的思想分成诸如关注农民工、关注失学儿童、关注孤寡老人等若干小主题，并贯穿在不同的节目形态之中，拓宽了电视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路径。

中国电视在改革中渐渐地被推向市场，作为一种经营性的媒介而存在。但由于同时具备着“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身份，对节目进行具体操作时不免会受到政策因素的较多影响，这使得公益节目在实际运作中往往要面对诸多较为复杂敏感的问题。同为媒介生态环境中的媒介要素和资源要素，媒介、政府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类因素亟需在协同发展中找到一个利于和谐传播环境形成的平衡点。

3　行业生态环境与媒介内部生态环境

行业生态环境与媒介内部生态环境的核心均是媒介自身，各媒介之间、媒介自身的生态状况成为决定和谐传播实现与否的关键。在当今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以经济利益为风向标的媒介竞争日趋激烈。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的时间与空间上的生态位(Niche)，亦即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很少有两种媒介能长期占有同一生态位。”《超级女声》的成功，使得全国选秀活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占据了所有频道；《南京零距离》的崛起，让民生新闻成为一股荧幕新潮流……在这个“娱乐至死”和“克隆成风”的年代，这些拥有着相似生态位的电视节目不断互相模仿。媒介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媒介原有的生态平衡也被打破。公益节目的全新登场，力图将媒介资源进行新一轮的调配、组合以求焕发新的生机，是媒介生态失衡后进行的自我调适，也是对电视节目和谐传播的有益尝试。

为打破中国电视节目内容长期为人诟病的“同构化、同质化模式”，电视公益节目开展进一步的“生态位”的细分，较多电视媒体对公益节目的制作进行了大胆的加工，力图以差异化的策略来凸显节目特色、占据竞争优势。例如凤凰卫视的《中国江河水》就以“电视行动”为依托传播公益理念，用新颖的活动形式吸引受众；中央电视台的《圆梦行动》则以故事性、人文性取胜；而浙江卫视的《寻找王》作为国内惟一一档以“寻找”为特质的公益性新闻栏目，同样深受好评。

在对各自生态位的调整和适应中，各个电视媒介自身还面临着公益性价值目标的考验，即需要在以公益为本的理念基础上对节目内容与形式进行长期的试行与校正。湖南卫视的《勇往直前》由于将惊险刺激的户外明星挑战和充满悬念的演播室竞猜结合起来，以超级强大的明星阵容和慈善主题为宣传卖点，很快就成为了湖南卫视一档高收视率栏目。值得一提的是，“公益+娱乐”的全新范式固然值得肯定。但在众多娱乐综艺类的公益节目中，“明星加盟”及“刺激挑战”等娱乐化元素的过度放大，不仅让人怀疑这是否又是一个以“公益”为旗号意在博取受众注意力资源的“娱乐至死”的产物，换言之，是否能经得住和谐传播的价值目标的检验。

三、电视公益节目的发展突破与和谐传播

笔者认为，和谐的受众生态环境的培育需要我们突破以往的“经营节目”的理念，转而树立一种“经营受众”、“经营品牌”的新思维。要借助节目的高水准的公益形象来吸引受众，把握住受众对于媒介品牌的信任心理，积极调动起受众的主动参与意识，将受众作为节目的主要元素之一加以开发利用，并在荧屏上直接地、充分地展现出来。一来丰富了节目的表现形式、更好地实现了“人人公益”的传播目标；二来更培育了受众的忠诚度，将媒介形象、媒介品牌这一无形资产转化为以收视率为量化单位的有形资产。也有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搭建起一个自由交互的渠道，让双向的信息流通更为自如，让传播方式更为灵活，才能更好地建设一个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

以公益节目的政策生态环境观之，政府在对传媒进行管理时，也应以传媒自身的和谐传播为主，变单纯的行政指挥为灵活适时的配合、调控。其中，政府舆论的开放度、透明度的增加，对当前公益节目的发展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包容开放、充满活力的政策制度与政策环境是公益节目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第9篇：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

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措施消除媒介歧视现象，缩小城乡之间信息沟的差距，推进城乡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农村信息接近权和媒介使用情况的分析，进而得出现存媒介传播失衡的现实，倡导建立媒介新秩序，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知识鸿沟，以实现传播的平衡，切实保证农民的信息权利。

关键词：媒介歧视/ 三农 /知识沟 /城乡传播新秩序

绪论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昌盛。 近来，国家尤其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指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但农村文化建设却显得步履维艰，农村传播现状不容乐观。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成为信息化的最大受益者，长期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文化发展缓慢，话语权的不平等使信息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城乡信息沟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信息化的“边缘化”问题开始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具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新闻传媒应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社会职责。然而通过审视中国目前城乡传播旧秩序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媒介对城乡信息传播具有十分强大的推动力，但媒介歧视现象的出现却成为致使城乡传播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媒介歧视，是指传媒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上的人群，歧视弱势群体即处于阶层低端和社会边缘位置的人群。流于表面的新闻报道，并不能够带给弱势群体真正需要的信息资源和政策引导，导致弱势群体不能够接收到更多有效信息资源，从而在传播活动中处于被歧视、忽略的地位。

一、中国农村媒介使用现状

从中国农村整体媒介资源环境来看，媒介生态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据调查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农村家庭中拥有电视机的占到96.8％；拥有收音机的占到59.4％；拥有报纸的家庭占到24.6％。另外，拥有一部及以上手机的家庭占到85.9％，拥有一部及以上固定电话的家庭占到86.2％。在对网络的了解和接触中，有46.7％选择"没听说过"和"听说过，但是我不了解"，选择"家里有电脑，但是没有上网"的为1.1％，选择"家里有，也上网了"的占到3.2％，总体上有4.3%，的家庭拥有电脑。”1

通过数据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的分布格局严重不均。广播曾经是农村媒体的主打市场,在农村受众中也有较好的基础。农民曾经主要依赖过广播获取信息，对广播也曾有过强烈的需求和情感依赖，然而时至今日，广播媒介的风光时代一去不复返。报纸对文化水平的要求很高，同时其付费性、信息的深刻性、传递的复杂性特征导致纸质媒体在农村市场难觅踪迹。受报刊发行原因的影响，农村读报者只占少数，农民中从不订阅的人数则占总数的多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甚至从没有接触过报纸。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网络这一新媒体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农民对网络媒体的接触情况令人担忧：农民自己很少使用计算机或根本不会使用，关于三农的网站数量偏少，农村网络传播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媒介格局单一化倾向，使农民信息接收受到严重的制约，拓展农村信息接收渠道，优化并丰富媒介格局就成为改变农村传播现状的重要前提。

由于权力、金钱和知识所带来的传播上的偏向,弱势阶层失去信息反馈的机会,并且无奈的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由于缺乏媒介使用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农民只能被动接近媒介,无条件接受媒介信息,甚至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许多媒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对相对落后的农村极度排斥”。2目前城乡信息的传播基本呈现为一边倒的现象,农民急需的农业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科技信息、知识信息得不到及时提供。信息来源无序，数据不准确，单向传递,缺少互动,使农民很难从中获益,媒介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会造成农民经济利益的损失，导致农民对信息的内容感到不满与失望,挫伤农民利用信息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农村长期形成的封闭性文化特征和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使得受众在选择媒介种类时会更多地注重媒介的“易受性”，从而冷落了相对抽象的纸质媒介和新媒体。电视媒体通过自身声画并茂、接受性强、文化门槛低的优势成为中国农民最常接触的媒介，在农民占有的各种媒介中,电视机拥有率高居首位,成为农村传媒市场上的主导媒介。因此本文就暂且选取在农村应用最为广泛的电视媒体为样本进行涉农信息分析。

二、电视媒体涉农信息分析

电视媒体涉农信息份额偏低：据统计,我国省级电视台尚有一半没有开设农村栏目,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农村栏目的只占1%。且电视台涉农节目作点缀得多，办实事的少。当前发达地区的受众早已作为权利的主体争取并享受到充分的传媒接近权，并在媒介接触中达到使用与满足。

电视媒体营造的信息环境背离农民生活的真实环境。由于受文化水平的制约，农民大多喜欢看符合农村实际，真实亲切的电视剧、矛盾冲突激烈的警匪片和戏曲。然而充斥于媒体的内容却大多宣扬都市生活、“ 白领” 价值观,真正针对农村的宣传节目普遍偏少,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或娱乐节目更是少之又少。都市剧描绘的是有钱人和城里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对农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不合实际的。信息传媒不仅给农村提供的信息资源极为有限,而且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缺乏行业特点和农业特色,大部分都是选择城市人群视觉,与农村受众的现实信息需求有着明显的错位，容易与客观现实产生有意或无意的背离。传播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的不平衡，使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 。迫使乡村文化多元性的条件不断恶化，乡村文化逐渐变得一维与浅表。

涉农信息描述带有刻板成见，媒介歧视现象无处不在：媒体中农民的形象宣传基本是负面的，被“妖魔化”的。 矿难、民工跳楼、盗窃等治安事件统统与农民有关。而关于农民工工伤医疗等合法权益被侵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能保障，留守儿童身心无法健康发展的新闻报道甚少。媒体信息以歧视的态度和哗众取宠的视角将个案和表象渲染为总体形象，没有真正触摸到农民的内心世界的客观生活,对农民整体形象造成损害。

总之，传媒的功利性，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媚俗化现象导致了农民阶层在信息内容的接触方面越走越窄、越走越偏。媒体的责任不应该仅仅是猎奇和记录，其真正意义在于监督完善社会，促进人们对新闻成因的深度思考，并找到问题解决的办法。

三、媒介歧视环境下城乡传播失衡

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共享资源,社会各阶层无论贫富都应该享有平等传播的权利。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农民不仅仅是传媒信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还应该是通过媒体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基本成员，所以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理应享有公平的传播权，知晓权和传媒接近权。

通过对中国农村媒介使用现状和媒体涉农信息的分析我们发现：传媒歧视”主要表现在新闻媒体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特别是对处在社会底端和社会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以“遗忘”、“污名化” “歧视”待之。用刻板印象、既定的呈现框架，将弱势群体负面化。当前媒介资源越来越多的被少数优势群体所霸占，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地域歧视，媒介内容歧视，媒介生产歧视及媒介分布歧视现象愈演愈烈,对农村文化建设极其不利。这种忽视、误读及偏见现象引起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自我背离,扩大了城乡信息的差距。“大众传媒对农态度的无意误解和有意曲解，导致农业信息化过程中产生更多的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使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进而造成的社会阶层对立和分裂，偏离中国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和谐梦想”3。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现有的城乡传播旧秩序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媒介地域歧视，媒介内容歧视，媒介生产歧视及媒介分布歧视现象时有发生，媒体以遗忘、污名的态度使农民群体负面化，边缘化。媒介垄断，都市霸权致使农村媒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城乡传播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措施构建起一种公平合理，没有控制，没有支配，没有歧视，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城乡传播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语

目前中国正处在注意力经济盛行的年代，信息化程度影响甚至决定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信息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城市控制农村,排斥农村,支配农村。社会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不同文化的存在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化模式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互动促进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我们追求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而不是以城市文化压制或吞并农村文化。

通过对媒介歧视这一课题的讨论我们发现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城乡传播严重失横的状态,归根结底还是由经济决定的。城乡传播新秩序的出现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早日脱贫致富,建设独立主动的信息事业。同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并加大对农村的输血力度，还要加紧培养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不合理的城乡传播旧秩序,进而消除媒介歧视,填平城乡传播之间的信息沟，促进城乡社会共同和谐健康发展。

总之，关注弱势群体，消除媒介歧视，改变不合理的传播现状，构建和谐共享、平等多元的城乡传播新秩序，我们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周万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路俊卫：《透视转型时期中国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关系》，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③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杂志，2005年03期

参考文献：

［1］徐晓敏：《透析多维角度下的媒介歧视现象》，［J］;视听界;2008年01期

［2］许永：《阶层分化与媒介责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3］梁发祥：《弄明完全没有话语权实现途径初探》［J］;安徽农业科学；2006年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