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精选(九篇)

第1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关键词 哲学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通过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的总结以及艰苦的理论探索，凝炼了哲学的一般原理。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在物质观上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和自然界非平衡性的观点，这两者都涉及到自然界结构本质问题。在认识论方面，他全面阐述了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他科学地阐述了实践范畴，指出了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它具有历史性、群众性、形式的多样性（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全面集中地论述了实践的观点在认识中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认识辩证发展的两次飞跃和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深刻地阐明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在发展观上，集中论述了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他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概念（矛盾即事物，即存在、即过程、即运动，无矛盾即无世界）。全面地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共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的原理。特别是对矛盾的特殊性作了五个层次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矛盾结构最为完备的探讨。还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作为矛盾问题的精髓，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关键，作为掌握人类辩证认识的运动的要点；全面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以及分析了矛盾斗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这两种基本形式，并论证了矛盾的主次地位以及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的转化以及量变中包含部分质变等问题。在社会历史观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矛盾的性质、表现形式、解决矛盾方法都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并提出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方法。党的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发挥得最充分最有特色的方面。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向人民负责，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观点；阐述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在群众中坚持下去”①的群众路线，阐述了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形式，如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上级的积极性与下级的积极性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等形式。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和工作路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可以说是哲学智慧的最根本源头之一。哲学思想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肤浅而是深刻的，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的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思想的核心，也是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观点的核心。如果违背实事求是的实践观点，就会变成脱离客观规律的冒险和盲动；所谓矛盾观点就会变成主观臆想的“天方夜谭”或唯心主义诡辩；群众路线就会变为超越或者落后于群众运动的命令主义或尾巴主义，甚至成为少数政客拉大旗做虎皮，包裹自己以吓唬、愚弄群众的招牌。另一方面，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观点又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如果不坚持实践观点、矛盾观点、群众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不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革命实践的实际出发，不去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也就不可能求出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臆想的规律，即找不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实事求是”也就会变成空谈。

哲学是在中国革命与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使得它不仅具有理论性、思辨性、一定程度上的“务虚性”；但它更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务实哲学”的特点。也就是说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建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哲学的第二个层次：应用哲学或分支科学，即的军事辩证法、政治哲学、经济哲学、艺术哲学、领导哲学等部门哲学。如在政治上，善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以及阶层，以三分法经略天下。他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别敌、我、友；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凡是阶级社会都存在：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反动势力；在当今世界也存在“三个世界”。所以在政治斗争中，“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左翼、争取中间、提防右翼；对要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对顽固派，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当今世界，也不要“四面出击”，要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的霸权。在军事斗争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战略持久、战役速决”；“内线防御，外线进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谈结合、边打边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歼敌为主，略地次之”。在经济工作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两条腿走路”，“调动两个积极性”，“两参一政三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在领导哲学和思想工作方法中，“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调查研究”；“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设置对立面”、“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波浪式前进”；“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凡事有经有权（有经常性道理与权宜之计）”；“注意分寸、掌握火候”；“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在哲学思想指引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实践中的艰苦探索，并集中了全党全民的智慧，终于找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的规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律，描绘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总图样；并绘制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工商业改造等的分图样；以及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等小图样，使得一个人口占世界1/4。面积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广袤的土地上，在积弊无比深厚、国情极其复杂，人心如此涣散，敌人异常强大的国度里，通过两场伟大的革命，了三座大山，赢得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并把一个扶木犁的农业国变为一个拥有核武器与现代工业的大国，这真是人类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注释

第2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一、《矛盾论》写作背景

《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时的讲稿，属于《唯物辩证法（讲演提纲）》中的一部分，篇名是《矛盾论统一法则》。新中国成立后，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定名《矛盾论》，于1952年暂收入《选集》第二卷，再版时移入第一卷。

写作《矛盾论》有两个理论动因。一是受苏联哲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影响。说：“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30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共党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在《矛盾论》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批判了德波林所谓在事物发展的开始阶段没有矛盾，有些事物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二是对列宁唯物辩证法研究的继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首次提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即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但由于列宁去世较早，没有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这篇著述是对列宁研究的继续深入。

写作《矛盾论》的实践原因。《矛盾论》写作的时期，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否认和违背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国内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因此，如何从理论上特别是从哲学上概括总结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战线上最重要的任务。的《矛盾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矛盾论》的主要内容

《矛盾论》约23 000字。一个引言，六个部分，一个结论。引言说明研究事物矛盾法则的重要性以及不得不涉及的广泛问题。六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涵盖了辩证法中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两种宇宙观

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着重指出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两种发展观斗争的焦点。指出了形而上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孤立性、静止性和片面性。而辩证法是用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观点去认识世界，既从事物内部联系去研究，又从一事物和它事物的联系中去研究。辩证法是用全面的观点去认识发展，具有全面性。既看到量变，又看到质变；既看到外因，又看到内因。

从反对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入手，重点论证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引用了许多事例进行论证，指出自然界中机械运动、植物和动物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内部的矛盾性。又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于内因，并详细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还着重论述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第一，内因和外因的性质、作用是对立的。内因是变化发展的根据，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性质、趋势和方向，是根本的动力，是第一位原因。外因是变化发展的条件，虽不能决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但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减缓作用，是第二位原因。第二，内外因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事物的发展总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总要同周围其它事物相互联系，受其它事物的影响和制约，这些都是外因。第三，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通过事例进行论证，如1927年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起作用的。

（二）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引用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论述，又通过论述战争思想发展及党内的思想对立和斗争，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并得出结论，“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从批判德波林否认差异就是矛盾的错误观点入手，指出差异就是矛盾，从而论证了事物发展全过程始终包含着矛盾。当然，矛盾表现形式不同，有时表现为差异，有时激化成为对抗性的，这是矛盾的差别问题，而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时时有，而不是时有时无。最后，又对矛盾贯穿始终的思想做出进一步发挥，指出新过程的发生，不是从无矛盾而来，而是从旧过程的矛盾转化而来，旧过程的结束，不是向无矛盾而去，而是转化为新过程的矛盾。新旧过程的交替，不是矛盾的消灭，而是矛盾的转化。从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去理解，差异就是矛盾，并不是给矛盾下定义，而是说矛盾普遍存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三）矛盾的特殊性

论述了矛盾特殊性及其与普遍性关系的原理。指出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原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详细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形式：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每一种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矛盾有其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发展过程阶段上的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矛盾有其特殊性。通过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得出结论：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指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首先分析了普遍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的普遍性；其次分析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这种相互联结的具体表现是：每一事物既包含着矛盾的特殊性，又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最后分析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矛盾普遍性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始终，可见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否认了一切，也否认了世界，所以说矛盾普遍性是共性绝对性，矛盾特殊性是说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侧面有其特点，指矛盾特殊性的个性，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暂时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马列主义理论要同各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正确处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才能正确解决和处理矛盾。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论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是矛盾特殊性的问题，反对平衡论。指出，在许多矛盾构成的体 系中起领导作用，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是主要矛盾。以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为例，分析了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又指出分析主要矛盾的意义，“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在一个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它决定了一个事物的性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转化，决定于事物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对比程度。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但它们有其特点。这就是总的说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他得出结论说，矛盾双方是不平衡的，要反对平衡论。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论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原理，指出该原理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根本内容，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斗争性相互联结，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重点论述了同一性的原理，指出同一性有两种情形：第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作为自己的前提，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其相反方向转化。指出了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因为只有矛盾双方之间又同一又斗争，才能使事物由一种状态、过程向另一状态、过程转化，才能使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用“相反相成”来说明这种联结。“相反”指斗争性，“相成”指同一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中，同一性对立而统一，以斗争性为前提；斗争性以同一性为基础，矛盾双方之间没有同一性，就无法相互对立和排斥。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论述对抗矛盾和非对抗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对抗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斗争形式要做具体分析。对抗指矛盾斗争发展到最后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对立的两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采取对抗形式，转化为革命。指出，认识对抗形式极为重要。对抗形式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对抗是解决矛盾斗争的最后形式，所以社会革命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是阶级社会普遍规律。他分析了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的相互转化，指出矛盾斗争的形式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对抗性质的矛盾，要采取对抗形式解决，非对抗性质的矛盾采取非对抗形式解决。但随着发展和条件的改变，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可相互转化的，解决矛盾斗争的形式也随之转化。

在总结部分，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规律，也是思维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与形而上学发展观是根本对立的。它的发现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

三、《矛盾论》的当代意义

（一）理论意义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既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

《矛盾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重要思想，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建构了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矛盾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极为系统和深刻的发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在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哲学论证，在这一整套方法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在实践中总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成功地为中国革命现实服务。

《矛盾论》突破了中国传统矛盾观重同一、贵中和的倾向，开始由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化哲学转变。首先，克服了中国传统辩证法中“矛盾”概念的模糊性，明确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的统一，就是承认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性质和趋向，进而把“矛盾”的基本思想“相反相成”，改造成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范畴，阐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其次，科学阐明了“条件”对于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克服了中国传统辩证法忽视转化条件的相对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第3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关键词］ 李达 艾思奇 实践论 矛盾论

作为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李达和艾思奇对“两论”都做出了准切、通俗的阐述，搭建了哲学从神秘深奥的殿堂走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桥梁。

一、对《实践论》的阐发

首先，关于文章开头的第一段话“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P41李达是以机械唯物论和旧唯物论为切入点来分析。他说，“马克思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唯物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例如法国机械唯物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没有辩证观点的唯物论，即是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唯物论。前者是由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的唯物论，后者只是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唯物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两种哲学的基本差异的分歧点，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上。”［1］P41接下来，他分别从辩证唯物论和抽象唯物论二者的认识论出发，详细地阐释了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同样是这段话，艾思奇的阐释显得更为生动、明白。他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就不了解这一个真理，那些唯物论的哲学家，总以为人类的认识主体，好像是一面不动的镜子一样，只是消极的接受外界的影像，外界有什么东西，它就反映什么东西，而它对于外界则绝不会起什么能动的作用。这一种唯物论的观点，和人类认识的真实情形是不一致的。事实上人的认识决不是像旧唯物论所了解的那样的一种固定在什么地方的，对于外界没有什么能动作用的镜子。”［2］P484接下来，他联系“和平”中不正确的认识转变为正确地认识的过程来论证实践是认识和真理的标准。对比二人的阐释风格，李达用词较专业化，而艾思奇的表达更趋向通俗。

第二，关于感性认识的理解。李达对的“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这句话的理解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接触于外界事物，外界事物反映于我们的感官，便发生感觉。许多感觉合流在一起之时，我们就得到关于外界事物的知觉。当离开外界事物时，那感性知觉就在我们脑海中记忆下来，所留存的外界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和属性等，以一个形象概括起来，就造出了关于外界事物的印象。至于经验，则是感觉的重复和积累。感觉、印象、经验等，都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或肖像。印象之反映外界事物，比较感觉要深刻些、明晰些，这些感觉、印象和经验等，都只是感性的认识，是思维的材料。”［1］P58同样是这句话，艾思奇的叙述似乎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就像讲故事娓娓而来。他说：“感性认识就是对于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认识，有些人的脑子里有不少这种认识。你如果要他讲故事，他可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一段一段的讲个没完。可是如果你要求他把这些故事加以概括、联系，说出一套关于这些事件之所以发展变化的道路来，是感性认识的一般特点。这种认识是局部的、片面的，仅仅涉及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够深入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关系或发展规律。”［2］P489不难看出，李达的解说适用于知识水准高的读者群阅读，而艾思奇的阐述更适合讲给普通民众听。

第三，关于认识过程的阐释。李达的表述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步，属于感觉的阶段。我们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即是说，在生产与阶级斗争中，外界事情引起我们的感觉，因而发生知觉，构成印象。这感觉、知觉、印象等，都是感觉的材料，是思维的材料。于是认识就进到第二步，即进到论理的阶段。我们就感觉的材料，实行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就造出反映外界事情的普遍性的概念。”［1］P83因此，“认识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统一过程，感性认识以理性认识为归结，理性认识以感性认识为前提。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用一句话说，感性认识有待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1］P84接着，他批判了唯理论和唯理论衍生出的两种错误观念――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同样的问题，艾思奇的解释是，“认识的必经的过程是：在实践中，第一步获得感性的认识，第二步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有了理性的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才比较深入，比较全面。这样的步骤，是不能乱，也不能少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步骤乱，就是指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人们的思想可以跳过感性认识的阶段，一下子就能够获得理性认识。《实践论》中所提到的那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者就是这样的”。［2］P488紧接着，作者很自然地引导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观点并加以严厉的批判。试想倘若艾思奇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是难以将如此枯燥难懂的哲学原理讲清楚的。

第四，关于《实践论》学习的方法。李达认为：1.端正学习态度；2.在实践中去学习；3.从实际出发，了解情况，掌握政策；4.总结经验，“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这也是学习《实践论》的方法之一”；5.坚持真理，修正错误；6.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7.学习马、恩、列、斯和著作，加强对《实践论》的理解。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应当熟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实践论》的理解。艾思奇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他认为，首先，要强调联系实际。“我们学习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使自己有能力来认识和解决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在学习中间就不能忘记经常注意各方面斗争发展的一切具体情况，以及斗争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2］P485其次，学习方法和参考书很重要。“列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我以为很值得我们学习。按照列宁自己的说法，他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时候，是在跟马克思、恩格斯‘商量’问题”。［2］P485例如，“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正值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开始发生不久，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于这次战争的认识是很混乱的，……，这时我们就选了《论持久战》中的部分章节作为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大家从的著作里来领会他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当时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条件，如何依据这些条件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条件，由此也就是使自己能够尝试着来分析当前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所引起的战争的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规定的战争发展的规律。这就使大家对于这次战争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像这样结合着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书本中找到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就是正确的学习方法”。［2］P486此时，艾思奇已经意识到斯大林思想的片面性。所以，他倡导青年要不畏学术权威，要有和“马克思、恩格斯‘商量’问题”的勇气，到革命实践中去求证答案的正确与否。

二、对《矛盾论》的阐述各有侧重点

李达解说的重点集中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四个方面。艾思奇则主要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从辩证法的核心――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正确掌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关键性问题，帮助人们认清和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等四个方面来阐明哲学原理。下面举例说明：

1.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李达对这个问题首先从其基本含义入手，然后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矛盾进行了解剖，最后指出二者由于斗争力量的消长而相互转化三个方面进行说明。然而，艾思奇则通过分析联系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强调“密切注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交错和推移”，［3］P27将重心落在“交错和推移”的条件上来阐明观点。

2.关于《矛盾论》中：“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1］P226关于这段话李达的解说是：“人类认识运动的程序，总是首先应用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然后应用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即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的方法。人们认识运动，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特殊的本质，然后把那些事物的特殊本质，实行抽象、进行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1］P227同样是这段话，艾思奇却从另一个视角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要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质，必须从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开始，然后从许多具有特殊性的矛盾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点，概括出矛盾的普遍性。我们决不能离开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直接就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自然，也许有人要说，我们读理论书籍，就可以从书本上直接认识到某些矛盾（例如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对。”［3］P42由此可知，两人因视角的不同而构成了学术上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缤彩纷呈的中国思想史。

综上所述，从阐述“两论”的时间上说，李达的解说略早于艾思奇的阐释。从阐述的形式上看，李达是将文章分成一段一段的进行解说。他认为：“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地方。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4］P38所以，他更注重从马列原著的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说思想。读者可以多方面地了解到：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哲的立场、观点；在语言表述方面，用词专业、准确、具体、深刻，适合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人阅读。因此，有人说“两论”不仅包含了本人的哲学思想，也闪耀着许多哲人的智慧之光。此话不无道理。

然而，作为哲学界的同仁，艾思奇则更多关注理论在实际的应用。他从文章的整体内容出发，对于其中的重点、难点分别进行阐发。比方说，他对《实践论》的阐述就是从四个方面入手的：（一）实践的基本含义；（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三）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四）用实践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从其小标题就可以看出文章的整体结构和重心。在语言表达方面，他也始终坚持走“通俗化、大众化”的路线，“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5］P604这一原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另外，他还指出“的哲学是从革命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有实际、有理论，深入浅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6］P82比如，《论新民主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新阶段》《论人民民主》等哲学著作都应当结合当时中国革命中具体运用的范例加以阐述。“不怕幼稚，只求具体明白”，这样表达深奥难嚼的哲学原理才能更加生动形象，易于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鉴于此，曾十分中肯地评价道：“李达同志最先为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写了解说，作为哲学的通俗宣传，而艾思奇同志则能够按实践论、矛盾论的本义解释许多哲学上的问题和政治理论上的问题。”［6］P52

总而言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是“理论界的‘黑旋风’”――李达，还是“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他们对“两论”原著的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不同的阐释风格上，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深度，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群鉴赏和探讨。值得肯定的是，不管人们从何种方式、何种角度来阅读、理解“两论”，李达和艾思奇所做的通俗、贴切的阐释，既扩大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力，又为革命的全面胜利做了理论上的宣传。同时，也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本人的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艾思奇全书（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艾思奇全书（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马木.“你是理论界的‘黑旋风’”――和李达［J］.档案时空,2005(9).

第4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 正 文 】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毛泽东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第5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一、物质和意识的辨证关系要求班主任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班主任，必须要明白物质和意识的辨证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移入人脑并经过人脑加工改造过的物质。因此，一切德育工作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现实中很多人习惯从德育方针、政策和原则出发来考虑德育工作，这是“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伟大的导师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是关于意识能动作用的科学论断。班主任对学生精神需求的漠视无疑会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泥潭。首先，分析学生现状，一切从实际出发；其次，关注学生的精神需要，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二、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要求班主任在工作中克服主观随意性，全面去考虑问题联系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联系的客观性是指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联系的普遍性指的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存在与发展，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联系的客观性要求班主任在工作中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遮目、不见泰山”，要深入调查研究，详细占有学生的各种信息，科学分析学生现有的道德认知水准和道德行为，不能用主观臆断的联系代替事物本身固有的联系，对学生的行为作出“想当然”的推测。联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防止片面与僵化，全面去分析问题。

1．由果析因、由因推果，因果互为转化。在德育工作中，要注意因果可以互为转化的规律，促进良性循环。

2．偶然中有必然，德育工作者要善于利用偶然因素，抓住机遇，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在德育实践活动中只有把握了学生发展的必然性，我们才能获得“教育自由”，游刃有余地开展德育工作。同时，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偶然因素，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这些偶然因素来揭示其必然性，而且要充分利用这些偶然因素，抓住“机遇”，促进学生发展，避免不利偶然因素的影响。

三、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要求班主任摘掉“有色眼镜”，学会用辨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和自身的工作发展是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运动，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运动。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在班级德育工作中始终要坚持发展观。职校生身上存在很多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班主任才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在德育实践活动中要反对主观主义和思想僵化，要相信职校学生的发展潜力，要确信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优良的德育氛围。第一，发展的道路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由此可见，作为发展中的职校学生身上的缺点是暂时的，通过适当的引导，学生一定能战胜自我，健康成长。第二，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教育学生从小事做起。在工作中既要反对因循守旧、停止不前，又要反对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第三，班主任要满怀豪情，又要埋头巧干，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班的德育策略，分阶段、有步骤的地实施，推动学生的发展。不可有畏难情绪、停滞张望；也不必盲目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急功近利。

四、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德育工作者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还要反对经验主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重点，统筹兼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矛盾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或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就是矛盾着的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辨证关系要求我们将德育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量避免把一般的原则当作僵死的公式，也要反对只从特殊出发，凭经验办事。事物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其中有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次要矛盾，又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在研究学生问题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同时也要分清主次，不能均衡看待。首先要教育学生必须自己依靠自己；其次要告诫自己必须区别对待学生。在班级德育管理工作中，班主任要集中力量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对“均衡论”。德育的对象本来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对待共性的东西，班主任可以按照德育的一般规律去实践。对个性的东西，则必须区别对待，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要求德育工作者深入到学生中去，少一些学究式的探讨、多一些实践的尝试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

第6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第7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要矛盾人作为现实的人,是有现实需要的,会根据也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来衡量和判断他周围的一切客观存在,包括实践活动本身。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界定的那样,这个实践活动是特殊的,不产生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产生人,更高层面上的劳动者。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属人的,更是为人的,也有义务被人去衡量和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依据人的需要和所做出的判断进行改进和完善,适应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的发展。人用自己的标准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对其本身的意义。当人们的现实问题和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的时候,人们就会对这项活动产生怀疑。如果判断后得出的结果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否定的判断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这项活动的态度,进而反映到人的行为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矛盾的表现事实上就是人的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要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利益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现实问题,不能在物质上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社会中一些民生问题的存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大打折扣。这样,内心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期许在现实的反衬下显得有些无力。人们以自身的利益需求为标准,站在自身现实利益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衡量的结果是否定的,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也就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主要矛盾是人的自身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满足这一利益的矛盾。找到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针对主要矛盾做出反应,采取行动,从而实现人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和谐统一,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推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求实原则求实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原则。坚持求实原则,就是坚持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落到实处、贴近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实际,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求实原则,没有从受教育者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出发,而是盲目地凭借主观判断,分析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从而在这种缺乏科学的分析判断的指导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施教者力不从心,使受教育者无所适从,产生排斥和厌烦的情绪,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求实原则,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要不畏劳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探寻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实际和生活问题实际,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求实原则的过程中应做到以下两点:

    1.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强调了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强调它是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受教育者的现实需要和面临的实际问题,没有对其思想问题进行追本溯源,探寻其思想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而是一味地强调思想上的偏差,并狭隘地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对其进行思想上的说服教育和灌输,使其树立坚定的信仰,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这就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效果不佳。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接踵而至,人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也是前所未有。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下,更加要求我们坚持把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受教育者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灌输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使实际问题解决、物质利益满足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做到:面对一个需求,选择一种方式,解决一个问题,实施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有现实支撑、有说服力的活动。

第8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关键词】容错机制 全面深化改革 探索性失误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部分党员干部在改革难度大、要求高的现实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了“不吃、不拿、也不干”的畏难心理和消极情绪，而“做多错多”的改革者迫切需要打破“洗碗效应”，减少探索实践中出现的错误对政治生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种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和利益关系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改革探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逻辑既不合理也不科学，还会挫伤干部的改革热情。为了解决干部思想负担问题，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正确区分和对待干部在改革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的性质，强调要“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做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改革发展是靠干部和群众不断的实践探索实现的，卸下思想包袱，大胆改革创新要以对待“探索性失误”的宽容态度和制度保障为基础。“容错机制”就是要用制度为真正的改革创新者减轻思想负担，使敢于创新的领导干部“轻装上阵”，勇于面对改革和创新中的“硬骨头”。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要求

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走岔路、弯路甚至错路。苛求改革道路上毫不犯错，既不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继续推进。构建容错机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结论和必然选择。

事物是在矛盾不断出现、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矛盾关系的复杂运动和不断变化使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失误与错误不可能完全避免。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矛盾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动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矛盾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完善上层建筑以满足经济基础发展需求的过程。矛盾斗争的永恒性决定了改革与创新没有完成时。首先，矛盾的暴露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在矛盾双方的不断斗争中逐渐显现的。在矛盾关系尚未充分显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未被充分认识和把握的阶段，改革创新实践中出现失误不可避免。其次，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能导致改革和创新失败。全面深化改革要触碰到许多牵扯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受到多重矛盾关系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化解这些矛盾要求改革创新者具有注重全局规划的能力，具备化解多种矛盾的高超技巧。再次，矛盾关系不断变化与发展可能造成改革失败。矛盾运动是无止境的，在实践过程中，随着矛盾的不断解决和不断涌现，原本是次要的、起非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甚至成为决定改革创新成败的关键。矛盾关系和地位的变化使改革创新实践存在出现失误和错误的客观可能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深化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首先，认识的发展是由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决定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客观物质条件无时无刻都在发展变化，事物本质和特性的充分暴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的认识体现出不断接近客观世界的发展趋向。“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渐进的前进过程而实现。”①其次，认识的提高是主观世界更加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发展过程。事物的本质不是直接表现为真相，在去伪存真和由表及里的过程中，错误的认知产生有着客观必然性。我们“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出差错，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往往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它”。②改革创新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等待认识水平上升到理性认识、各种矛盾充分显现后再进行改革与创新只会错过改革的大好时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目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中的空想，而是注重知行之间辩证关系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吸取和借鉴实践过程中获得宝贵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运动中获取真知，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更是实践的，绝对真理是在相对真理的发现和发展中实现的。实践探索中的失误是改革经验量的积累过程，成功与失败的尝试同样是发展和建设的宝贵财富，正是在大胆试错和经验积累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使全面深化改革得以推进。在先行先试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才会日益准确地把握客观实际，提高对现今国情的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中有可能“摸错石头”，对于勇于探索的先行者所犯的错误采取宽容态度合情合理。

工人阶级执政党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处理自身的失误和错误是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识到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问题的重要性。第一，指出，人是难免要犯错误的，经验积累的过程中犯错误是必然的。要宽容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如果革命者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甚至杀掉，只会使革命者的斗志和革命的信心湮灭于恐怖的气氛之中，必将导致革命的失败。第二，辩证地分析了错误的两重性，强调用辩证的方法划清正确和错误之间的界限。“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③第三，在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问题上，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人改正错误并从中取得教训。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正确把握当时干部思想认识与改革开放之间矛盾，鼓励干部要甩掉思想包袱，大胆尝试。邓小平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验就会一天比一天丰富，越来越多。”④正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改革开放才能在步履维艰中前行，也正是邓小平的关心和鼓励，改革开放把中国拉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

构建容错机制是在继承和发展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提出的新举措，是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改革探索中所犯的错误是关系到改革能否继续前行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两个不同时期虽然有着重大的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伟大实践。正是前三十年的摸索和试错为后三十年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中国的改革创新者们在实践探索中砥砺前行，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成就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否定探索中的失误就是否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承认改革道路上客观存在的失误与错误需要政治勇气，宽容错误则需要政治魄力。不容许改革创新中存在探索性失误无疑是给改革创新者们带上了“紧箍咒”，禁锢住了全面深化改革前行的脚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现实诉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发展必然是曲折中的艰难前行。在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逐步凸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改革成为了社会共同的利益诉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变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和关系的断裂与重构。面对深层次矛盾的逐步凸显和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改革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和阻挠，改革与创新的阵痛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继续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忽视或者无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失败。新旧力量的交锋体现在社会发展上就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曲折前进的过程，加之各种不可抗力的出现使改革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可能出现反复与倒退。如同在前进道路上遇到挫折便放弃前行一样，不容许改革创新者探索中出现失误与失败同样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新常态下新矛盾与新问题的出现呼吁构建容错机制以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经济新常态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给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许多不曾认识到的或认识不够深入的矛盾和问题。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构建容错机制才能化解“成长的烦恼”，增强社会活力，拓宽创新的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通过具体的改革实践获得，矛盾的解决有待于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问题的日益凸显。“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⑤在经济新常态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前车之鉴，只能在探索中前进。改革创新是探索新路，新路就要披荆斩棘，就要勇于面对探索中的弯路和错路。

解决干部在实践中的思想问题是构建容错机制的关键问题和首要问题。在深化改革问题上，首先是要让广大干部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抓住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着力点。改革不可能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打破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并非易事。积极主动地克服思想局限，大胆地改革和创新并非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冒进，改革举措经过审慎研究、反复论证后就要大胆尝试。因此，在逻辑上和初衷上，构建容错机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鼓励干部大胆尝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容错机制明确了适用范围、配套制度、划分依据与标准、免责程序等，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处理干部探索性失误思想的系统化、规范化。容错机制不是权力滥用者的遮羞布，更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者的挡箭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党中央一方面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另一方面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领导干部在改革创新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主张对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做到“三个区分开来”，⑥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革命、建设、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处理错误和失误问题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标志。

致力于在实践中探索科学有效的容错机制

错误是指实践主体的认识或行为与客观实际不相吻合或吻合程度较低。主客观不一致是常态化的，出现主客体严重错位可能是主体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客体变化发展的结果。错误与真理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对既绝对又相对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识的目的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真理有时恰恰是通过一系列的错误实现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容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法，对改革创新者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先行先试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从轻、减轻或免于处分。

构建容错机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构建容错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实际相结合做出的战略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得以继续推进的重要保证。容错是系统正常运转的客观要求，没有容错机制的系统必然是僵化而脆弱的。第二，构建容错机制是党在处理干部错误问题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是获得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重要原因，也是永葆先进性的一大法宝。第三，容错机制是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精神的制度化表现。改革与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直接动力，容错是规范、解放这种力量的制度化保证，是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的矫正器、助推器。

构建容错机制是符合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正确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情势下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构建容错机制任重道远。容错机制并非适用于所有的错误和失误，“三个区分开来”为我们界定错误的性质指明了总体方向，但还有许多相关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处理容错机制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之间的矛盾，试错的成本由谁承担，免责与追责由谁认定，如何有机结合容错与纠错机制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需要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虽然一些地区已经对建立容错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距离容错机制的真正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容错机制的构建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来守住改革创新行为的法律、纪律、政策和道德底线。只有各种机制之间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构成一整套的制度体系，才会使容错机制真正落地实施。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勇于探索和创新难能可贵，在探索中防错、认错、纠错才能不辜负人民赋予的权力，才能增强自身的政治生命力。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2015年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方向立项课题“系列重要讲话中阐述的重大战略思想”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15ZDA005）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③《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第9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心得范文

钱广荣教授《逻辑悖论矛盾的误用与缺位》一文(以下简称为“钱文”)，把《韩非子·难一》中所说“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有关形式逻辑矛盾律的论述(或者说是有关形式逻辑“自相矛盾”的论述)曲解为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又把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夸大为与形式逻辑矛盾、唯物辩证法矛盾并存的“与人类行为直接相关的普遍的客观存在”，并且以此为理论根据，进而提出要以逻辑悖论矛盾去“补位”(实际为“修正”)唯物辩证法，甚至认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而是需要运用逻辑悖论的矛盾分析方法。我们不同意“钱文”的观点。由于事关如何保持唯物辩证法的纯洁性以及如何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问题，特撰此文以与钱广荣教授商榷，并就正于国内学术界诸同仁。

一、《韩非子·难一》所论矛盾之说是有关形式逻辑

矛盾律的论述，而非有关逻辑悖论的论述

《韩非子·难一》所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矛盾之说如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于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对于韩非的这一矛盾之说究竟应该如何看法，在我国逻辑界早有定论。试看温公颐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逻辑教材(中国逻辑史教程》中的如下内容：“从‘吾盾之坚，物莫能陷’，能推出：‘吾矛不能陷吾盾’。而从‘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则能推出：‘吾矛能陷吾盾’。显然。‘吾矛不能陷吾盾’与‘吾矛能陷吾盾’，便构成了矛盾关系的命题……由上所述，我们清楚看到，韩非明确指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这两个互相对立的不命题是不能同真的。这就准确地揭示了矛盾律的基本内容。形式逻辑矛盾律的基本内容就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反对或互相矛盾的思想能同时都是真的。韩非的‘矛盾之说’所揭示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的矛盾律基本思想，与亚里士多德表述的有关矛盾律的基本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再看中国逻辑史著名专家孙中原教授《中国逻辑史》(先秦)一书中的如下内容：“在楚人称誉盾与矛的言辞中，包含着逻辑矛盾，把这个矛盾展开，即如下：(1)我的矛能刺破我的盾(从誉矛之说引出)。(2)我的矛不能刺破我的盾(从誉盾之说引出)。(3)我的盾能抵挡我的矛(从誉盾之说引出)。(4)我的盾不能抵挡我的矛(从誉矛之说引出)。这里(1)与(2)矛盾，(3)与(4)矛盾。韩非所谓‘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意味着一个人既说自己的盾为‘不可陷’，又说自己的矛为‘无不陷’，这两种说法不能同时为真……韩非在这里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揭示了形式逻辑矛盾律的基本内容。”

“钱文”完全无视我国逻辑学界的上述看法(“钱文”对我国逻辑学界的上述看法未置一词)，却断然肯定韩非的矛盾之说既不是形式逻辑的矛盾，也不是辩证逻辑(或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而是逻辑悖论的矛盾。什么是逻辑悖论的矛盾?“钱文”说：“张建军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悖论应具备三个结构要素：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的引导下，‘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而建立起来的‘矛盾等价式’(即a：非a和非a：a)。《韩非子，难一》的‘自相矛盾’大体上是符合这三个结构要素的悖论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即‘矛可攻盾，盾可挡矛’；“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即‘以子(‘物无不陷’)之矛陷子之盾’和‘以子(‘锐无不挡’)之盾挡子之矛’，均因不可能而‘弗能应也’却又处在同一种叙述结构之中，于是‘物无不陷’与‘锐无不挡’同时成立，建立起了一种‘矛盾等价式’。”我们知道，我国的逻辑悖论问题专家张建军教授曾经提出过逻辑悖论的如下定义：“逻辑悖论指谓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⑦他又说：“‘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是构成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必不可少的三要素。”田我们认为，从普通思维①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张建军关于逻辑悖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钱文”把韩非的矛盾之说曲解为逻辑悖论的矛盾。却是完全误解或歪曲了张建军的观点。第一，在韩非矛盾之说中作为前提的乃是“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而不是“钱文”所谓的“矛可攻盾，盾可挡矛”。“矛可攻盾，盾可挡矛”固然是公认正确的知识，但从这一命题出发是无法逻辑推导出“矛盾等价式”的。而实际上作为矛盾之说的前提的“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又决不是什么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凡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的人都会认为它们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以“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吾矛不能陷吾盾”和“吾矛能陷吾盾”，而不是什么“物无不陷”与“锐无不挡”的同时成立。“物无不陷”、“锐无不挡”无非是“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的“缩略语句”，它们乃是矛盾之说的前提，而不是它的逻辑推导的结论。第三，矛盾之说的结论“吾矛不能陷吾盾”和“吾矛能陷吾盾”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而不是什么“矛盾等价式”。互相矛盾的命题是不能同真的，因此也是不可能互推的，而“矛盾等价式”则是同真同假的，它们是可以互推的。第四，所谓矛盾等价式，应该是两个矛盾命题的相互蕴涵形式，它的准确的公式应该是p<)司p，而不是a：非a和非a：a。

二、逻辑悖论矛盾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矛盾

“钱文”说：“形式逻辑的矛盾作为一种‘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可以通过调整和改造思维加以纠正；辩证逻辑的矛盾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客观依据；而作为悖论逻辑的矛盾则既不是‘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如果说是错误那也是‘正确的错误’一一因为‘做对了’，所以‘做错了’，反之亦是)，也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主观见

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我们认为，如果从普通思维来看，逻辑悖论的矛盾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如上所说，构成悖论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合乎逻辑地推出”和“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而这三个要素中，最关键的当是“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因为，“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合逻辑地推出”并非是区别逻辑悖论和非逻辑悖论的根本因素，非悖论的推理通常也是从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和合乎逻辑地推出的。只有在从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合乎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时，它才成为悖论。因此，长期以来，在一些权威著作中就把逻辑悖论视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如我国《辞海》中的悖论定义：“一命题b，如果承认b，可推得一t b(非b)，反之，如果承认一t b，又可推得b，称命题b为一悖论。”④再如，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的悖论定义：“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它的标准形式是p廾下p。”①我在《关于悖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悖论是逻辑矛盾。第一，p<一>一t p蕴涵p八一t p，亦即悖论都蕴涵逻辑矛盾。蕴涵逻辑矛盾也就意味着包含有逻辑矛盾。第二，对于命题来说，真或假乃是它的一种规定性。悖论p<一>弋p断定一个命题的真和该命题的假等值，就是否定了该命题的规定性，因此，它本身也就是一种逻辑矛盾。第三，一个命题真，相应于某事物存在，一个命题假，相应于某事物不存在。一个命题真与该命题假等值，相应于某物存在等于它不存在，这是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最严重的否定，因而也是一种最严重的逻辑矛盾。”(n)

有人会说，既然逻辑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如上文所说，韩非矛盾之说也是一种逻辑矛盾，是否也可以像“钱文”所说韩非矛盾之说也就是逻辑悖论矛盾呢?不能。逻辑悖论是逻辑矛盾，但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逻辑矛盾，它的特殊之点就在于它是以人们公认为正确的知识为前提，合逻辑地推出的逻辑矛盾。而一般的逻辑矛盾并非是从人们公认正确的前提推出的(上述的韩非矛盾之说就是如此)。应该说，逻辑矛盾和逻辑悖论矛盾乃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一任何逻辑悖论矛盾都是逻辑矛盾，但并非任何逻辑矛盾都是逻辑悖论矛盾。

“钱文”说，逻辑悖论矛盾并不是“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造成的，甚至说什么“如果说是错误那也是‘正确的错误’一一因为‘做对了’，所以，做错了’，反之亦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错误”?何以“做对了”竟能推出“做错了”?真叫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逻辑悖论矛盾和其他逻辑矛盾一样，都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如所周知，就演绎推理来说，如果前提是真的，推理形式是合逻辑的，那么结论必然是真实的；反之，如果推理是合逻辑的，而结论却是假的，则前提一定有错误。逻辑悖论的推理是合逻輯的，而结论却是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的恒假命题，由此可以断定，在逻辑悖论的前提中一定包含有错误。人们会问，悖论的前提不是公认正确的知识吗?不错，但公认正确的知识虽然往往是真实的，却未必就是真实的。实际上有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人们公认为正确的知识，却并非是真实的，或者并非是完全真实的(如某些科学理论系统中包含有错误的成份、因素)，只是由于人们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未能认识到其中的错误而己。qd正因为如此，我在《再论悖论的几个问题》中，把悖论的定义表述为：“悖论就是从人们认为正确的前提或背景知识(实际上其中包含有人们尚未发现的谬误)，通过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两个互相矛盾命题的等值式。”四

“钱文”为了论证逻辑悖论矛盾既不属于逻辑矛盾，也不属于辩证矛盾，而是一种所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的矛盾(马按：究竟什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钱文”并未说清楚)。“钱文”引用了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如下的话：“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报导：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这几十个人完全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拣便宜的。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然后作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根据‘助人为乐’这个公认正确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合乎逻辑地推导出那位学雷锋的好心人，在做善事的同时也做了恶事，他的行为就是一种特殊的矛盾一一逻辑悖论的矛盾。”咀我们认为，一个学雷锋的好心人为群众服务，并不必然在他面前排起几十人的长队，即使在他面前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这几十人也不必然就是爱拣便宜的人；即使这几十人是爱拣便宜的，也不必然是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培养出几十名爱拣便宜的人。因此，从一个学雷锋的好心人为群众服务，决不能逻辑必然地推出他既做了善事，又做了恶事。更不能一般地说：根据“助人为乐”这个公认正确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一个人在做善事的同时也做了恶事。“钱文”的说法，其实是“善”、“恶”不分，“好人”和“坏人”莫辨的诡辩。

我们认为，像学雷锋做善事的人有时也可以引出恶的结果的事，完全可以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加以分析如下：“善”和“恶”乃是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善、恶是相互对立的，我们毋需多说。这里只说善、恶又具有统一性：善恶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社会上根本无所谓恶，也就无所谓善，反之，如果无所谓善，也就无所谓恶；善和恶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有时善事也可能引起恶的结果，恶事也可能引起善的结果，并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善事的(在武松的时代，杀死老虎是善事)，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则可以是恶事(在现时代杀死老虎则成了恶事)。但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双方的转化总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善毕竟是善，恶毕竟是恶。相应地，“助人为乐”毕竟是善事而不是恶事，“学雷锋的好心人”毕竟是好人而不是恶人。试问，这样的分析难道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

三、唯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

逻辑悖论的本质

如上所说，长期以来中外逻辑界把悖论的定义归结为以公认正确的知识为前提，合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其公式则为p()、p。由于po、p乃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因此，也就认为逻辑悖论的矛盾属于形式逻辑矛盾。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也是予以肯定的。但是，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备的，也可以说它仅仅是普通思维(或形式逻辑)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仅仅认识到了悖论的一个方面，亦即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的方面。实际上悖论也还存在有另一方面，如上所说，悖论实际上都是从包含有错误的前提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的。因此，对于悖

论，我们既要看到它是从人们认为正确的前提出发的，又要看到它事实上是从包含有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只有这样，才是对悖沦本质的全面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在《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及其他》一文中，根据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如下逻辑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及其公式：悖论是如下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从正确的命题、理论系统及其相关背景知识出发，合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或两个矛盾命题的合取；另一方面是实际上的悖论：从其中包含有人们尚未发现其谬误的命题、理论系统及其相关背景知识出发，合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或两个矛盾命题的合取。(卜a寻((p+-~l p)v(p八一＼p)))0(。a当((p~-+3 p)v(p八一1 p)))(“a”代表某一命题或某一理论系统及其背景知识；“卜a”代表人们认为a真，“司”代表合逻辑地推出，“p()一t p”代表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p八一t p”代表两个矛盾命题的合取，“v”代表析取，“0”代表对立统一关系，“一a”代表“a”包含有谬误)。凹

在这一逻辑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及其公式的基础上，我又提出了“探索谬误的悖论法”、“消除谬误的悖论法”和“悖论创新法”蛆。这样以来，两千年来长期困扰人类认识的逻辑悖论问题，由于运用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运用辩证思维)加以分析、认识，就转化为促进人类创新认识的科学方法了。四、唯物辩证法需要发展，但决不能用逻辑悖论的

矛盾去“修／e'，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

“钱文”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本性开放，主张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因此它自身也应当是开放的，发展的……将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补位到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是唯物辩证法当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说唯物辩证法本性是开放的，是应当发展的，这是正确的。但是，要用逻辑悖论的矛盾去补位到唯物辩证法中，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决不会是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而只能是歪曲、“修正”唯物辩证法。

如上所说，所谓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从普通思维来看)都属于逻辑矛盾，而这种逻辑矛盾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把包含有错误的命题、理论系统及其背景知识误认为是正确无误的)造成的。而唯物辩证法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其基本规律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乃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辩证规律的正确反映和总结。唯物辩证法所谓的辩证矛盾。乃是客观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列宁说过，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凹。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逻辑悖论的“矛盾”和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把逻辑悖论的“矛盾”引入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系统中来，势必造成概念的混乱从而导致歪曲、“修正”唯物辩证法科学系统的恶果。

人们会说，上文不也说，用辩证思维看逻辑悖论，也可视之为“人们主观上认识的悖论”与“实际上的悖论”的对立统一体吗?这样岂不是又和唯物辩证法一致了吗?我们认为，第一，“钱文”所说的逻辑悖论的矛盾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普通思维所理解的逻辑悖论的矛盾，这由它引用张建军所讲的构成逻辑悖论的三要素可以证明。第二，我们说从辩证思维看逻辑悖论，可以把它视为“人们主观上认识的悖论”与“实际上的悖论”的对立统一体，只是证明唯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才能加深对逻辑悖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解决这个两千多年来特别是“罗素悖论”发现以来的一百多年来众多哲学、逻辑学者要想解决而未能真正解决的逻辑哲学问题。但决不能证明必须把逻辑悖论的矛盾引入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系统中来。根据唯物辩证法。一切命题、理论都含有辩证法(列宁就说过：“伊凡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一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q9)，都可以看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它们的矛盾也就是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早已概括、包容了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再把它们引入到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中来的问题。逻辑悖论中所具有的对立统一的辩证矛盾当然也是如此。

“钱文”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矛盾其实是以悖论方式存在的‘白相矛盾’，这就是社会选择所产生的‘悖论现象’。认识、阐明和把握这类‘矛盾’，仅依靠‘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运用‘自相矛盾一一逻辑悖论矛盾’的方法，分清利弊得失并分析其成因，采取扬长避短的发展策略，才能在‘解悖’中逐步走出‘奇异的循环’，赢得新的发展。”对于“钱文”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以悖论方式存在的‘自相矛盾’，“钱文”并未具体解释。而是仅举一例如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赢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又感受着它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得许多人的思维和心理处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不和谐状态。这种令人‘困惑’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正是客观存在的‘自相矛盾’……”对于这一所谓的“客观存在的‘自相矛盾”’何以是逻辑悖论矛盾，“钱文”亦未作任何解释(看来“钱文”也根本无法比照构成逻辑悖论的三要素对之进行具体的解释)。我们倒是认为，这样的矛盾恰恰唯有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才能对之解释清楚。试看下文：根据唯物辩证法，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具有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一方面是能赢得丰硕的成果(可简称为“好的方面”)，一方面则是能带来一定的弊端(可简称“坏的方面”)。而这两方面中，“好的方面”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坏的方面”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六个“为什么”一一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中说：“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凹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改革开放乃是一项上好的国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进下去。至于要解决某些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这些人好好学习唯物辩证法(决不是让他们学习什么逻辑悖论的矛盾)。一旦他们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种情况也就自然而然地逐步减少乃至消失了。

“钱文”又说：“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需要运用逻辑悖论的矛盾分析方法，包括道德悖论的分析方法来认识我们所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