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河北省；现代农业；问题；对策

前言：党的十报告强调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现代农业是指广泛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要素和科学经营管理方法进行的社会化农业生产。[1]发展现代农业是中央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对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河北现代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节水工程、生态环境、农村面貌都卓有成效；生产经营体制方面，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农业结构日趋合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农产品质检体系、信息服务体系等逐步完善。但是，河北省现代农业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现代农业专业人才不足。河北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业技术推广深度不够，农业教育的重视不到位，没有形成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绝大多数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导致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接受农业技术的能力较弱，严重阻碍河北省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小规模生产方式，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平均每个农户的占地规模只有0.5hm2，畜牧业的养殖规模也比较小，传统的家庭小规模养殖仍是畜牧业的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明显增加。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增收渠道扩大，不单单只依靠粮食种植，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下降，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龙头企业是市场与农户连接的纽带，河北省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一方面，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地位不对称，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购销协议，形成买断关系，由于农产品易腐烂、不易运输等性质，很容易形成买方垄断，使农户处于不利境地。另一方面，双方的合作层次较低，只停留在原料生产阶段，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农业专业知识教育。农民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是农业素质持续提升的根本所在。针对河北省农村从业人员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情况，政府应开展范围广、多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首先，在农村开展全民农业知识教育普及工作，聘请农业研究专业人才定期对村民传授农业理论知识，提高农民整体的知识文化水平。其次，对农业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专业技术培训。根据各地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农业产业特色等不同情况，进行相适应的知识教育、农业技能培训，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模式。最后，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设各类农业知识、实用技能的学习平台，使农业知识教育充斥在农民身边。

（二）加强土地规模经营。鼓励支持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实行机械化、自动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作物产量及生产效率，进而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农户间合作经营，以村、镇为单位，在耕地、播种、除草、除虫、收割、秸秆处理等环节实行统一的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鼓励有能力、有资金的农户，采用承包、租赁的方式扩大土地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集中到个人，形成小型的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三）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系，注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代表农户的利益，与龙头企业协商谈判，与龙头企业建立健康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展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层次和合作范围，形成原料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一系列深层次的合作。加强政府在该利益链及机制中的协调作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补贴政策等，保护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双方的利益，减少矛盾纠纷。

第2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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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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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第5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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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文新，徐燕，袁宏峰，等.推动农业科技快捷入户的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2（8）：370，374.

[3] 王文新，钱素文.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20）：391-392，395.

[4] 开俊.中等职业教育有关问题的思考[J].池州学院学报，2010（2）：155-156.

[5] 许国.现代职业教育中的教与学的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10）：2.

第6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 发展 问题

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基本生活都离不开农业经济的支持，立足于长远角度，为促进我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必要性。然而，在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农民素质、基础条件等问题的影响，导致农业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制约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处理好此项问题，必须正确对待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处理好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一、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基础条件相对薄弱

通过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了解到农村的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科技含量与经济含量相对较低，基础设施相对缺乏，外部基础环境存在限制性，大大制约着农村经济的科学性发展。若基础条件相对薄弱，会对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等产生遏制，最终会威胁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在农村地区，市场认知不足，无法及时了解市场中农产品的发展趋势，对农业技术把控力度不足，这样会逐渐与市场相脱离，进而竞争力会大大降低。

（二）农民素质相对较低

我国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且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农村当地的劳动力素质都偏低，村中的优质人才纷纷涌向城市，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人、妇孺，导致农村生产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会降低生产效率，制约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展农业生产时，由于农村素质偏低，生产加工与管理水平受到制约，缺乏先进的技术要素，进而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

（三）缺乏完善的农业经济制度

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而言，若想实现对农业经济的约束，必须建立相配套的农业经济制度，借助经济制度来约束农业管理行为，继而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由于部分政府对在农业技术投资、资金投入等方面不够重视，农业经济投入制度相对缺失，导致农业经济发展缺乏一定的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限制。

（四）环境污染问题相对严重

当前，在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匮乏等问题变得异常突出，一旦出现环境污染问题，会对人们的生活环境形成一定的污染。由于农民的思想意识相对缺失，缺乏水资源保护、耕地资源保护思想，进而导致污染面积逐步扩大，最终会减小农业生产面积。此外，环境污染问题与资源浪费问题的出现，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再加之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更为严峻，最终会威胁农业经济。

二、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强化农业基础建设

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必须重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准备基本的农业技术需求与基础条件，在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要投入更为先进的技术要素与资源要素，以此来提高基础设施的应用效果，以带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展农业生产c加工，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要素，只有具备足够的技术保障与技术要素，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撑。此外，相关政府部门应重视发展农业经济，及时培育新品种，重在发展低碳经济，加强对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予以治理，引进先进的农产品栽培技术，以求更大程度上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这样能实现农业生产的创新，利于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为满足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需求，农民必须具备足够的素质要求，掌握最为专业、精良的栽培技术，掌握更为熟练的栽培流程，是提高农业经济水平的重要前提。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应给予高度关注，在农村成立农技培训中心，针对多种种植技术进行培训，这样才能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利于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还应鼓励大学生深入到基层，及时为农村带来一些先进的技术与思想，以乡镇企业为发展的重点，进而接受更多的劳动力人才，利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三）科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均衡性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而对农业生产结构予以调整，结合农业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合适的农产品，以求实现农产品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为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应充分根据地区与政策来调整农业产业化结构，将农业与其他产业类型相互融合，以实现农业经济相互带动的效果[4]。为达到理想的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应适时适地的改变农业发展形式，提倡集约化发展，将发展的重点集中在技术革新与规模化经营方面，进而实现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

（四）重视发展生态化农业

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发展生态化农业成为必然要求。若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遵循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对农业经济中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与资源问题等相对严峻，为处理好此项问题，必须重视绿化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既能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还可提高农产品经济水平。在开展农业生产时，必须做到节水、节能，将“绿色理念”渗透到农业生产之中，这样可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可适度降低资源的损耗率，利于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我国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且提出要建设新农村，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为实现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难度，优化农业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关部门应及时了解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将农业经济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倡农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周毅.浅析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6，（13）.

[2]罗一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2016，（05）.

第7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有机农业;现状;发展模式;问题;政策影响

有机农业是能够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良性发展的农业生产系统近几年来各国都十分重视健康问题因而有机农业的发展脚步在快速迈进然而我国有机农业发展过多地受传统农业的思想限制农民对于高成本的有机农产品望而却步仍停留在过度依赖农药化肥进行农产品生产的阶段发展进程很慢为了更好地推动有机农业发展使更多的人成为有机农业的受益者本文分析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有机农业发展现状

1.1需求不足

我国地域广阔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农产品销售份额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比较低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太高和宣传力度不够因而销售渠道很窄销售份额的占比低

1.2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机农业的推广程度加深生产队伍壮大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很多有志青年返乡进行有机农业的创业将农业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为农村带来了科学的新气象从而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了解到有机农业发展的契机并进行这方面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3存在区域差异

各地有机农业发展情况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政府对于有机农业产业的态度和支持力度不同很多地区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农业改革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有机农业发展模式从而鼓励了更多的人投身于有机农业事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各地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同全面推广有机农业还任重道远[1-2]

2发展模式

一是野公司+农户冶模式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但是各自的耕地面积较小决定了其发展规模小经营分散等特点因而出现了这种模式主要体现为订单式合作社式反租倒包式从而保证了有机农产品的质量又确保农户发展有机农业的积极性二是以单个有机农产品为主的生产模式因地制宜地方的土质和政府的支持决定了现阶段的生产主要是以单个农产品为主其他为辅的形式类似于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三是复合型生态模式种养结合是现阶段的有机农业倡导的方式其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优势促进和谐的生态循环发展

3存在的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户为了扩大生产量而大量使用农药导致有机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二是有机农产品成本投入高决定了其无法形成规模化发展另外有机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设施耗材以及权威认证标准化的体系要求导致很多农户生产不达标从而失去了信心导致市场规模无法提升[3]三是政府对于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力度不够有机农业是一项周期长而受益慢的项目且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阻碍了农民的投资热情同时农民的资金投入有限风险承担能力弱发展有机农业需要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4我国政策对有机农业发展的影响

4.1资金补贴能够带动农民积极性

有机农业的发展主体是农民在现阶段由于各地农业发展的差异性农户对于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还存在一定的担忧前期投入大受益周期长阻碍农户参与有机农业发展的积极性而政策资金补贴能够提升其信心从而加大力度发展有机农业

4.2技术支持可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发展有机农业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现代技术应用于有机农业生产过程可以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因此政策技术支持可以保证农户健康快速发展有机农业

4.3加大政策宣传可以提高对有机农业的认知度

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能够抓住有机农业发展的契机从而壮大队伍形成规模政策上的宣传是很多农户可以放心地全身心投入有机农业生产的前提[4]同时加大宣传还能提高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认识度和接受度从而扩大有机农产品市场需求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5结语

有机农业是农业食品安全的保证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虽然现阶段有机农业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以及社会的支持下努力克服发展瓶颈不断扩大有机农业生产队伍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6参考文献

[1]谯薇云霞.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理论基础现状及对策[J].农村经济2016220-24.

[2]郭红东郑伟强.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村经济20111134-37.

[3]王冠辉.有机农产品认证新制度的解析及对我国有机农业的影响[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4.

第8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自2004年我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财政补贴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积极效果。然而，从补贴资金的效率看，现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仍有改进空间。“以奖代补”支持开展农产品保险政策，有利于提高经营激励效果、促进保险公司有效竞争，进而提高农业保险市场整体发展水平，更好地发挥补贴资金的激励作用和使用效果。

关键词:

以奖代补;农业保险;补贴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4年实施以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地区主导试点阶段(2004～2006年)、中央主导试点阶段(2007～2009年)、加快发展阶段(2010～2012年)和健全完善阶段(2013年至今)，从政策执行效果看，财政补贴政策对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积极效果。但现行的补贴政策仍存在一些弊端。如，保险公司创新活动受补贴政策影响较大，保险公司更倾向经营有补贴的险种，对非补贴险种的研发不够，导致保险产品不能满足农户需求;［1］补贴过于平均、激励不足，不利于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补贴资金涉及政府层级过多，资金发放滞后，使用效率不高，［2］等等。“以奖代补”支持开展农产品保险政策，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提高经营激励、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保险公司有效竞争、提升保险公司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农业保险市场整体发展水平，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和恢复生产的能力。

一、“以奖代补”政策的实施机理及面临的问题

(一)“以奖代补”政策实施机理及作用

“以奖代补”是把专项经费集中起来重点使用，对政府要求的某个项目完成比较好的地区、单位或个体以奖励的方式给予补助的资金分配管理办法。［3］“以奖代补”创新了财政补贴政策的新模式，促进很多准公共领域的良性、持续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扶持资金太过分散出现“撒胡椒面”的问题。近些年，该政策在“三农”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总体看，“以奖代补”政策具有以下优势:

1.有效提高政策实施效果。“以奖代补”将补贴资金发放从政策实施的前端转移到后端，或采取边实施边补贴的阶段性补贴方式，弥补了传统补贴政策补贴发放过早、不利于对政策实施监管的缺点。这种事后奖励的方式有助于政府有效监管和控制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对项目执行主体来说，该政策的激励作用一直贯穿整个实施过程，不达标意味着奖励减少甚至无法获得奖励，因而执行主体将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项目，这不但能降低政策监管成本，还能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2.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与传统补贴政策相比，“以奖代补”是一种弹性较强的引导性政策，能为参与者提供更大的能动空间。该政策弱化了实施的强制性，更尊重参与者的意愿，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决定是否参与及参与的程度。另外，“以奖代补”打破传统补贴的“一刀切”和平均主义，依据“谁劳谁得、多劳多得”给予参与者奖励，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即如果把传统的补贴看做是单纯的输血，那么“以奖代补”则更多的是增强造血功能。［4］

3.实现互补优势。“以奖代补”模式实质是一种PPP模式(公私合营模式)，在该模式下，个人、私营企业、其他组织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政府更多承担引导者和服务者角色，个人、企业等更多扮演主导者和执行者角色。通过角色转换，可使项目建设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促进个人、企业等发挥更大能动性，也可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在行政、执法、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和个人、企业等在自身经营管理上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可见，“以奖代补”有利于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5］

4.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首先，“以奖代补”政策在实施之前，相关政府部门会制定明确的奖补标准，项目完成后严格按照标准对执行结果进行考核，只有达到标准，才能对执行主体给予奖励，这就做到专款专用，在较大程度上预防出现补贴资金乱用现象。其次，“以奖代补”资金往往是由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直接发放到终端参与执行单位或个人手中，因此能减少奖补资金在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流转环节，防止资金流失，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以奖代补”政策的适用领域

1.“准公共物品”市场失灵的领域。从国内实践看，“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广泛应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农村土地整治、环境治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这些领域大多提供各种准公共物品。理论上，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然而，完全由政府部门提供准公共物品也面临低效率和不公平问题。“以奖代补”政策工具是将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公共部门转嫁给私人部门，事后再对私人部门给予奖励，这样能有效促进公共物品供给市场中私人部门的有效竞争，在保证准公共物品充分供给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2.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以奖代补”政策工具的另一项适用领域。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规模小、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加上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发展滞后，［6］政府部门很难及时、充分了解“三农”真实信息，在向农业领域提供准公共物品时通常面临很高的信息获取成本。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以奖代补”将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公共部门转交给私人部门，后者往往身处“三农”领域第一线，熟悉公共物品需求者信息，不仅信息充分而且获取成本较低，在获取信息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如，在农地整治中，政府难以了解每位农民对整治耕地的具体需求，强制整治土地成本高、效率低，而农民因为完全掌握自身信息，并且了解村民的信息，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在土地整治成本和效率方面更有优势。

3.目标群体需求差异较大的领域。实践表明，“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往往适用于目标群体需求差异较大，至少是不完全相等的领域。如，在对农民购买农机给予奖补时，平原和山区的农民对农机的需求种类和大小要求存在差异，如果不考虑具体需求而设定唯一的补贴标准，就会降低目标群体的积极性，不利于政策有效实施。［7］但如果目标群体需求差异较大，利用“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区别对待差异化需求，就能够打破平均主义，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当然，“以奖代补”能否成功实施，除了考虑其适用领域之外，还需要考虑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精准聚焦、有效瞄准等其他条件。

(三)“以奖代补”政策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与传统补贴政策工具相比，“以奖代补”政策具有诸多优点，并在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奖补发挥的激励作用不够充分。目前，奖补资金规模还处于较低水平，奖补比例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奖补应有的激励效果尚未有效发挥。其次，政策目标群体瞄准不够精确，存在目标群体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些应被选定为目标群体的对象却被排除在外。再次，奖补资金管理与审批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奖补资金管理困难，有的奖补资金来自多个部门，存在资金交叉管理和重复申请等现象。［8］二是对建成项目的考核、审批过程存在寻租行为。“以奖代补”制定严格标准进行补贴，是为保障项目实施的公平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少数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让不达标项目得到补助，不利于项目实施，并引起不公平问题。最后，政策宣传不到位。“以奖代补”作为新的政策工具，参与者往往不了解，如果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或曲解政策等现象，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二、“以奖代补”政策在农业保险中应用的可行性

“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在农业保险补贴政策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农业保险符合该政策工具适用领域的诸多条件。首先，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导致其有效供给的不足，这必然要求获得政府补贴和扶持。［9］其次，农户对农业保险产品的需求有很大差异，农户会根据他们种植或养殖的品种及所在地区自然风险发生的种类等因素，选择他们需求的保险产品。再次，农业保险运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同时政府在对农业保险补贴时也面临信息不对称，这将降低补贴资金的实施效果。农业保险的上述特性与“以奖代补”的适用领域相吻合，为“以奖代补”政策在农业保险中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同时，从国家宏观政策、财政支持和已有实践等方面看，“以奖代补”在农业保险中具有可行性。首先，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自我国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不断完善，先后经历了从地方政府补贴到中央政府补贴，从试点地区补贴到全国范围补贴，从种植业部分险种补贴到养殖业、森林、藏区品种多个险种补贴的变化。而“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将是对现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一次创新和补充，符合国家尝试新的农险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果的总体方向。同时，“以奖代补”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公私合营模式优势，减少行政干预，给予农险公司更多的自主经营空间，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其次，有力的财政支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财政对农业领域的投入将不断增加。农业保险作为重要的农业风险分散工具，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中央财政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强，这为“以奖代补”应用于农业保险提供有力的保障。2007～2015年，中央财政共拨付保费补贴资金780多亿元，年均增长27%。受补贴政策激励，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保费收入从2004年的3.7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325.7亿元。最后，已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在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以奖代补”实施经验。早在1991年，山西省交口县就将“以奖代补”应用于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效果好的承包户给予奖励，使该县的水土流失问题得到很好的治理。［10］近些年，“以奖代补”在农业领域和非农业准公共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的农村土地治理，江西省的农机维修中心建设，交通运输部的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都采取“以奖代补”政策并取得良好效果。这些成功范例为“以奖代补”应用于农业保险补贴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以奖代补”应用于农业保险领域的建议

理论上，“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如果应用于农业保险补贴领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实践中，在农业保险补贴领域尝试“以奖代补”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一)制定总体规划，明确奖补标准

合理的总体规划和明确的奖补标准是“以奖代补”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以奖代补”是对传统补贴政策的创新，但仍依托于传统的补贴政策。因此，“以奖代补”应在原有农险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在制定标准时，应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一刀切”。但同一地区、同一险种的奖励标准应统一，不宜设置多重标准，确保公平。

(二)加强政策宣传

政策能否被广泛深入宣传往往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以奖代补”作为农业保险领域的创新型政策，应加大对地方政府和农业保险公司的宣传，使他们了解“以奖代补”的政策内涵和特点。同时，应对政策执行人员进行辅导，使其深入了解即将执行的政策，这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识不强，应进一步加强宣传，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激发其参保的内在需求。

(三)注重试点工作

政策试点是新政策全面推广实施的重要环节。“以奖代补”政策在试点时需充分认识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风险状况的不同，以及农业保险在险种和区域方面存在的差异性特征。因此，试点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的代表性。可适当多选择试点地区或延长试点时间，避免因个别典型而造成错误的结论。

(四)强化资金监管

依托现有农业保险管理体系，设立农业保险“以奖代补”资金监管部门。具体看，业务监督部门可由省级相关政府部门和试点地区政府部门联合组成，负责对试点地区农业保险机构的承保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奖励资金的管理部门可设在试点地区的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负责奖补资金的发放，对考核合格、符合奖励标准的保险机构进行奖励，并对奖励结果进行公示。全流程要确保奖励资金管理和运作的透明。

(五)鼓励创新保险品种

设立奖补资金，奖励开发适用于当地自然条件、农业发展新险种的农业保险公司。这能改善保险公司过分依赖财政补贴的弊端，鼓励农险公司开发满足当地农民需求的新险种，给保险公司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利，有利于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进一步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作者：吕开宇 张驰 李春肖 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吕开宇，张崇尚.政策性农业保险施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3(10):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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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桂新，李妍均.以奖代补:实施农村土地整治的新利器［J］.中国土地，2012(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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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西省财政厅农业处课题组.我省小型农田水利“民办公助”、“以奖代补”机制实践与探索［M］//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与探索:全国财政支农优秀论文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404－418.

第9篇：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范文

〔关键词〕现代农村;经济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机械化生产已经逐渐代替人工生产，这为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另外，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农村经济建设的脚步，这使得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变化。农村经济管理的质量与农村的发展存在直接关系，因此需要对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不断提升农村经济建设的水平以及质量，真正让人民富起来。

一、现代农村经济管理概述

（一）现代农村经济管理概念。现代农村经济管理具体是指结合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将家庭发展为基本的方针战略，对生产发展的目标不断进行明确，自发性地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调控和管理。其能够借助生产管理、消费群体决策、组织协调等多种不同的手段，与当地的真实发展状况相结合，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并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计划，结合计划的实施情况不断做出调整，促使其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我国现代农村经济管理的现状。农村经济管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促使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将建设发展的重点集中于此，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条款条例来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管理质量，为农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即便如此，目前现代农村经济建设以及管理工作中还是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农村经济发展存在失衡的现象、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监管不到位、农村管理层干部的综合素养较低、未建立起竞争意识等，这些问题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相关部门需要重视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三）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地区处于比较偏僻的位置，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使得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农村距离城市比较远，基础性设施建设不完善，难以避免沟通不顺畅的问题。二是相关的部门在制定农村经济管理政策时未能完全考虑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影响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措施的有效落实，致使农村经济管理水平比较落后。三是对农村的经济进行管理的人员大多为当地的农村人，虽然这样的人员配置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如对当地的现实生活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找到针对性的方案，也更加具有说服力。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如在对问题进行处理时难免存在偏袒的现象，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同时也存在不能正确理解上级颁布的政策情况。因此，国家需要不断提升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扶持力度，为我国现代农村经济管理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典型问题是缺乏竞争的观念和意识。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建设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分散式管理的模式，对企业缺乏有效的经营与管理意识，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不利于农村经济建设。

二、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国家来说，依法治国是根本。因此，在农村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需要着眼于完善与经济建设相关的法规，这是为农村经济管理提供保障的基础。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在制度的规范性上做出努力，同时不断加强执法的力度，明确相关的岗位职责，按照既定的分工来完成相应的工作。当然，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时需要重视工作过程中执行的规章制度的完善，从而建立起相对完整并且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体系，为各项政策的实施提供保障。除此之外，相关部门也要对信息反馈机制的优化和完善加以重视，促使有效解决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未来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保障。（二）培养专业团队。为了能够培养出专业素质强的农村经济管理专业团队，需要不断提升培训的力度，对农村经济管理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进行普及，不断为相关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做出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稳步进行。除此之外，在对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进行安排时需要充分考虑安排的合理性，所安排的工作需要与个人的特点相匹配，对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领导要发挥出积极带头以及监督的作用，不断强化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力度，有效提升管理工作质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三）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所建立的监督机制需要面对广大的农民群众，需要真正做到公平和公正。这体现着政治民主与公平，要及时纠正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调动农民参与经济管理工作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同时，可以根据农民的切身需求对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找到针对性强的方案，对参与农村经济管理的干部进行监督，减少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实现对农村建设环境的有效净化。农村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完善农村经济管理的举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工作效率，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产业建设发展，争取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做好发展的工作，发挥出示范区域的带头作用，充分考虑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探索出一条与我国农村实际状况相符合的特色经济管理道路，全面提升农村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