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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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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

第1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无疑是近代中日两国国运兴衰的一道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格局版图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中国而言,甲午一役的惨败,在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和耻辱的同时,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进一步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真正觉醒,并促成一部分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出路与民族命运。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自此以后,中国人通过与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民族”观念有了很大飞跃,民族意识不断得以体认,开始将自身从“帝国”或“天下”重新想象和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由此而发轫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的族类思想和“天下”观念,成为影响和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本文试针对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此二者之关系做出论述。

章节一

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并不存在明确的指称。即使偶尔会把“民”和“族”字连起来使用,也大多是指古代社会组织或群体等的复数概念,很少用来指称某个具体民族或是某种抽象含义的族类共同体,因此其意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民族”概念。但是这并非说古代中国未曾形成类似“民族”的观念。事实上,作为一种分类体系,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念非常丰富,并且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周边各族群的内向汇聚与交融,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共同体,并由此产生了“华夏”与“夷狄”的分野意识。在先秦的很多典籍中都记录了“中国”与“夷、蛮、戎、狄”等不同族类的差异,他们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些群体也被称为“五方之民”。

“族类”观念,作为大于家族、宗族和氏族的人们共同体的一种分类应运而生。《左传》里也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族”字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来看,其本意为“箭头”,用其表示古代社会以家族或者氏族为单位的战斗组织,但是发展到后来,血缘因素逐渐淡化,人们言说“华夷之辨”,并不是强调华夏与夷狄在血缘和种族上的差别,而更在意于双方以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礼俗之别。正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所以,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既没有明晰的民族意识,也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人们强调的只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的文化认同,它高于种族和血缘差异,因此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民族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然,这种文化认同的价值标准,是以华夏文明的伦常、制度与文化作为最高价值的体现。费正清称其为“华夏中心主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的中心。所谓的世界秩序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各个族裔依据被华夏文明教化的程度高低,以藩属和蛮夷的形式分布在中国周围,即“内诸夏外夷狄”的天下格局。在“天下”格局中,传统中国始终奉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华夷思想,对周边国家实行宗主与藩国的朝贡体制秩序。从这层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更像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体系或朝贡体系,或者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王朝”而存在。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这套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族类观念及由其底定的华夷秩序对于维系中华多民族帝国的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维持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该秩序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优越感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华夏文化至上”的传统族类观念必然会在另一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难以承载的文明重负,它直接导致中国人不具备近代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章节二

中国人近代民族意识是在与西方列强的直接对抗中逐步生发并觉醒的。在王朝更替之路上演进数千年的“天下”中国,近代以来,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日益加剧,民族意识逐渐成为最为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和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的思想工具。

但是,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生成就其产生的历史动力而言,不同于西欧社会基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列强处在对立竞争的残酷现实背景下,自身生存危机的本能产物。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

正因其被动性,导致近代民族意识在产生之初,尚不能完全摆脱“华夏文明优越论”和“中体西用”的羁绊,其与传统族类观念之间必然颉颃消长、交织重叠。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失败,虽说战争的结果动摇了原有的封建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促成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开始“睁眼看世界”,承认西方在武器和工艺技术方面的长处,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同时又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完全不必在制度设计上做出根本性变动,只需要利用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来强化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军事力量。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最主要指导思想。在>!<此观念下,绝大多数国人依然固守“天朝上国”的迷梦,继续沿用“夷夏之辨”的观念来认识和理解中西交涉,难以看清西方侵略的实质,自然也就不会感受到中西方之间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民族冲突。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士大夫阶层的最初反应与历史上面对外族侵扰的反应并无二致,所关注的不是中国利益受到侵害,而是传统华夷秩序遭到践踏。表现在战场上,清军虽然不乏英勇抵抗的爱国将士,但这种“忠君爱国”的传统爱国主义,主要体现了反对外来侵略压迫的自卫本能,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封建帝王和派系长官效忠基础上的封建王朝道德。而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民众,用恩格斯的话说则是依然“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不难看出,鸦片战争也好、中法战争也罢,多次战争失败带来的冲击力都不足以惊醒沉睡帝国的天朝迷梦。

章节三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给中国人带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同时,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和麻木的神经,并由此迎来了中华民族群体意义上的普遍觉醒。战争之前,清国上下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们头脑中留存的那个所谓“天朝上国”的虚幻泡影彻底粉碎。日本,这个曾经被中国人称为“倭奴”的“蕞尔小国”,通过甲午一战却真正让中国人遭受到了近代以来最为强烈的情感刺激,深深刺痛了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如同陈旭麓先生所言,“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中日甲午战争事实上直接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突变。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败给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则极大震动了朝野上下,中华民族的各阶级与阶层普遍产生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迅速笼罩在中国人心头。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民族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毫不掩饰对民族现状和未来的深切忧虑。康有为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正在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

面对亡国灭种之危局,梁启超也表达出痛心疾首的忧愤之情,“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甲午战争之深创剧痛及其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使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对洋务运动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动摇。他们认为,仅凭船坚炮利不

足以富国强兵,还必须同时改造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从政治体制变革的角度着手。于是,这种民族危机感成为促成民族意识觉醒的强大推动力,并很快转化为通过维新变法来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光绪皇帝,提出了要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改革方案。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觉醒,他们开始突破传统的“中体西用”思维,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视角探寻中国的前途命运。在帝党官员的积极奔走下,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请愿活动。

从这时开始,在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以康、梁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走上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之路。甲午战争显然成为促成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仅康有为就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年间六次上书清廷,力陈国家所处危局,建议采取变法改革措施予以应对。学者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他以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为例,说明印刷术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和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因为它使得“民族的印刷语言”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期间,维新派人士也正是通过开报馆、设学堂、印新书、创学会等方式传播变法立宪等启蒙思想,特别是学会和报纸的创办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兴起。具有近代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民族”概念连同民族国家观念透过这些媒介输入到国内,并成为当时社会政治议题中的崭新话语,进而向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和“族类”观念发起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不仅促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更重要的是让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时意识到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过往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曾遇到过“族类”之间的冲突,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族类观念更在意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的文化认同,而不涉及“国家”或“”观念。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有思想家提出过政治改革的主张,但在整个社会层面,由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完全兴起,因此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民意识都没有萌生,正所谓“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是导致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民众对交战双方漠然视之的重要原因。难怪李鸿章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自己“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也直言:“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所以当甲午惨败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和日本塑造民族国家的成功经验,许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需要以凝聚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去应对列强的入侵,于是一系列旨在培育国民意识、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被提上议事日程。

JohnE.Schrecker曾对《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中的“”二字进行统计,他发现从1875年至1894年间,“”二字仅在每百页出现“一次”,而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起,“”二字的出现频率明显增加,到1902至1910年间,每百页出现次数高达22次之多。显然,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推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由“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的同时,也为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和“”理论传入到中国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甲午战败以后,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等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虽然各种政治派别对于民族国家的构建方式和形态模式存有争议,但是最核心的共识都在于试图通过重新建立对现代中国的理解,将传统的王朝国家整合成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因而成为人们探索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选项。

第2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民族自觉,民族自省,认同感

 

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帝国已摇摇欲坠,面对“文明”的入侵,“落后就要挨打”使中国的民族自觉意识开始萌生、发展。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分别以青藏高原、黄河、大兴安岭为背景或战场,演绎了中华民族在列强入侵下泣血的悲壮。三部电影充斥着两种对立,一是文明与落后;二是认同与征服。两种对立促成了民族的自觉与自省。

民族的自觉首先有赖于民族的归属感。“1903年,梁启超把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二)其始也同其血统。(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①]侵略意味着领土丢失、种族被奴役或消灭,固有的生活方式、经济形式,甚至共同的语言、文化都将遭到破坏。没有了族群,共同体被瓦解,民族的归属感也就荡然无存。《红河谷》里罗克曼打着“文明”的旗号,带着大炮、机枪侵入西藏,试图劝降头人却遭到拒绝。撕破了“文明”的幌子,剩下的便只是对族群的野蛮屠杀与对土地的强力占有。片中有这样几组对话:

罗克曼:你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代本(翻译官):请问先生是英国什么地方的人?

罗克曼:苏格兰爱丁堡人。

代本:为什么英格兰不独立成一个国家呢?据我所知,贵国也由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组成论文提纲格式。

……

罗克曼: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文明人。

代本: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藏族人。

……

罗克曼:我们认为西藏应该获得独立和自由。

头人:(伸出五个手指头)藏族是这个,汉族是这个,回族是这个文学艺术论文,蒙族是这个,还有满族、维族……许许多多的族。既然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结成一个家,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来管了。

代本的驳斥,头人的严词拒绝,不仅有对本民族的归属感,更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态、共同的生存危机催生了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使大家团结一致、殊死抵抗。战争异常惨烈,最后连喇嘛也参与了保卫战,面对先进的大炮、机枪,每一个藏民视死如归,为保卫家园流尽最后一滴血,正如头人对罗克曼说的:“只要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藏族人,这场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曾傲慢、任性的头人女儿丹珠被罗克曼抓住,以此要挟藏民们投降,丹珠唱起了歌谣,战场上所有的藏族人都跟着和歌,歌声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着对侵略的抗争与民族的不屈。透过歌声,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藏民们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响彻高原的歌声也让所有的入侵者为之一震。热情好客的康巴汉子格桑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守卫古堡的人,带着仇恨与绝望,他拒绝了罗克曼的救助,将象征着文明与友谊的打火机抛向了罗克曼这个往日被视为朋友的人,打火机微小的火苗点燃了罗克曼脚下的酥油,瞬间,整个古堡一片火海。战争结束了,但没有胜负。一切恢复平静了,苍鹰飞过山头,却带着几分悲壮。

民族的自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对所在民族的愚昧、落后进行反叛而趋向文明的觉醒,也有对自身蒙昧的觉醒。

《红河谷》中雪儿达娃的哥哥最初从黄河边的祭台上救下即将被扔进黄河作祭品的妹妹,这是对民族落后、愚昧习俗的醒悟与反叛。当他第二次在西藏头人的庆典上出场时,辫子已经剪掉,并成为一个贩卖枪火给内地“乱党”、反抗清政府的通缉要犯,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国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觉醒,面对英军的入侵,他加入了藏民们的家园保卫战,这是为民族的危亡而觉醒。《紫日》里的杨玉福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当日本人将他和母亲绑在柱子上当人肉靶子时,杨玉福还惶恐而纯真的问到:“我们啥都没干,干嘛把我们绑起来啊?”直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把刺刀捅进他母亲的胸膛时,才方然大悟,嘶声力竭地冲着日本兵狂吼。接着,他又目睹同胞一个个被杀文学艺术论文,日本兵活活烧死未断气的村民,无法言表的愤怒使民族觉醒意识在他心里渐渐升腾。苏联红军的及时到来,让杨玉福侥幸获救。在与苏联军医娜佳、日本女孩秋叶子逃亡的过程中,杨玉福由一个地道单纯的农民成为一个为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他的善恶分明与民族觉醒意识,使他在面对垂死挣扎的日本残兵时显出了异样的勇气,他会打枪了,会朝着困兽犹斗的日本兵疯狂扫射,为死去的母亲、同胞,为那个被日本法西斯无辜杀害的日本女孩而战。

自省即自我反思,是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成长、强大的必备素质。民族自省是民族前进的重要因素。“落后就要挨打”,战争不同情弱者,战场的强者永远不会跟弱者真正讲和。

与《红河谷》里的头人自始自终坚决抵抗不同,《黄河绝恋》中的神泉寨寨主也有拼死抵抗过日军的入侵,可敌人如此强大,他失去了大量的村民,包括他的妻子。为保存寨子,他选择了苟且偷生,并与日军合作。只有得知自己的女儿遭受了日军的侮辱后,他才最终觉醒、悔悟,毅然放下与黑子的世代家仇,决定送欧文过黄河。寨主的转变是一种民族的自省,这种自省在他答应送欧文过黄河之前就开始萌生了。黑子找寨主谈判前,影片里不断闪现出寨主埋在心里的痛苦往事:与日军搏斗,村民们遭屠杀、妻子被杀。还有在女儿安洁作为八路军回到家中时,寨主高声说到:“我从来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这不仅是为自己辩驳,更是一种悔恨与无奈。黄河边上,日军封锁了整个岸口。见计划失败,寨主面带笑容镇定自如地走近跟他握手的日军头目,瞬间拔出尖刀刺进了对方胸膛,涌动在刀尖的不仅是血,更是积蓄已久的刻骨仇恨与愤怒。寨主被乱枪扫射,倒地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早已吓成一团的三炮。三炮是个老光棍,因为黑子的家族失去了男儿身,誓杀黑子报仇。面对日军、汉奸,一向唯唯诺诺的他读懂了寨主的最后一个目光,在草屋里点起了火,熊熊的火光向即将来到黄河的黑子等人发起了警示。三炮被活埋了,在土坑里还一直唱着他的情歌,直到泥土没过头顶。以生命为代价,三炮重塑了自己西北汉子的男儿形象文学艺术论文,一切个人恩怨均在民族大义面前化为乌有论文提纲格式。寨主与三炮也都在最后的自省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

“战争三部曲”除反映被侵略民族的民族自觉与自省外,也有表现入侵者的民族自省。

《红河谷》里年轻的探险家琼斯怀着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好奇心跟着英军少校罗克曼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探险),作为“文明使者”的象征,与罗克曼一起被格桑救下的琼斯被神秘的雪域高原深深折服,与这块神奇的土地结下了难解的情缘,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琼斯在第二次随罗克曼进西藏(征服)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英军的枪炮在宁静的高原响起,第一次交战结束了,已变成英国远征军随军记者的琼斯拖着沉重的步子自语:

父亲,我们只用15分钟,杀了1500个藏民,战场上一片寂静,没有人欢呼这个胜利,罗克曼说只有刺刀才能开辟通往拉萨的路,但我只感到厌恶,我们的军靴沾满了鲜血,很多很多的鲜血,我面前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正在下沉,就要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了,那里有优美的牧歌,蓝天和白云,飘着酥油和牛粪的气味,有格桑、雪儿达娃、老阿妈、嘎嘎,还有丹珠……

琼斯含着泪,本民族“文明”的野蛮征服第一次无情践踏了他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可是,他还要陪同罗克曼继续执行征服这片土地的命令。在“文明”的枪炮下,没有先进的武器,只能靠猎枪、弓箭、石头反击的藏民,命如草芥、尸横遍野。琼斯怒斥:“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罗克曼却说:“文明就是驯服野蛮之火的大海。”丹珠死了,在琼斯心里她是女神。悲痛的琼斯面对罗克曼的野蛮征服,扪心自问:

父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文明去破坏他们的文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世界去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屈服永不消亡的民族,在她身后还有着一块更辽阔的土地,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征服的东方!

琼斯对西藏民族及其地域文化虽然有认同感和崇敬之心。但他一开始并未真正了解为征服他族的战争与屠杀绝无二致,因此,他接受自己成为随军记者。只有炮声响起,血染军靴,他才一点点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征服者、一个屠杀者。随着战事发展,琼斯有多痛苦文学艺术论文,他的反省就有多深刻。战争快结束了,罗克曼让琼斯带着几个士兵与一尊大炮去高地发起总攻。藏族小男孩嘎嘎把琼斯引入了沼泽,眼看着后面的士兵陷入沼泽,琼斯带着怒气,颤抖着双手把枪口对准了嘎嘎,随即又缓缓放下,最后屈膝跪地,痛苦地掩面嚎叫。

入侵者的民族反省也体现在《紫日》里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秋叶子身上。逃亡之初,秋叶子一心要将杨玉福等人置于死地。共同经历了几次险境后,秋叶子渐渐回归到一个少女应有的纯真,作为人应有的明辨是非之心。面对杨玉福的质问,她能说出:“他们叫我们杀人杀人,然后所有人来杀我们”的话,看到日本残兵败将集体自杀,她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最后却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秋叶子人性的回归,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省。

“战争三部曲”选取了三个不同时间、地点的战争背景,同性质,不同内容的题材,弘扬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入侵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也反映了“文明”的散播无不借助暴力的手段,唯有民族的自觉、自省才能让一个民族独立、自由,走出愚昧、落后,走向真正的文明。

参考文献:

[1]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上)[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下)[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高翠莲.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5]鲁萍.简论清末道德视野下的群与个人[J].四川: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2期)

第3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唤醒教育;语文新课程

Abstract: The awakening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which makes a person totally awake so as to realize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life freely and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 awakening educa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life, meaning, multi-dimension and proces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w Chinese curriculum.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curriculum, it is urgent to awake the aware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culture awareness, life awareness and classroom affection, to construct a totally new outlook of value, culture, ecology and learning in Chinese curriculum,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the learning-based educational idea.

Key words: awakening education; new curriculum of Chinese

一、教育的唤醒本质

我国古代对“教育”一词的解释为:教者,上所施,下所效,先觉觉后觉也;育者,生育、培养、培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也。《中庸》解释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着眼于人之本性,启发自觉之心,遵循儒家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的内在觉醒与完美。“教育”在英语中的表述是education,源自拉丁语的educoatus,有“引导、抚育、自身生成”的含义;德语中是erziehung,有“引导、唤醒”的意思。现代教育学认为,教育就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的活动。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和唤醒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教育本身即是对人的本性、潜能的引导、唤醒并对人的身心施加影响使之臻于完美的过程。

德国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之根。”①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传授或接纳某种外在的、具体的知识、技能,而是要从人的生命深处唤起他沉睡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促使其价值观、生命感、创造力的觉醒,以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自由自觉的建构。也就是说,教育的过程不仅是要从外部解放成长者,而且要唤醒成长者的人格和心灵,解放成长者的内部创造力。可见,斯普朗格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本体的总体生成,实施人本体结构的唤醒,使文化价值与本体生命融合,使人获得人生意蕴的全面体验。因此,从本体论上讲,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对人的唤醒的过程。

二、对唤醒教育的当代审视

当代教育挣脱了知识本体和智力本体的束缚,重新回归到人性本体上来,确立了以“人之生成”为主题的教育理念,指出“教育即自由”。[1]唤醒教育正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它着力于对人性的全面唤醒,从而实现自我生命自由自觉建构的过程。在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浪潮中,唤醒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理念,具有更深广的内在意蕴与价值。

首先,教育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内在心灵觉醒的过程。斯普朗格把教育看成是人文陶冶、人格养成的过程,看成是使人从依循本能的自然人蜕变成文化人的过程,即所谓“人文化成”。笔者认为,教育绝非单纯的知识传递和能力训练,它还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生命对话,借助这种对话,学生领悟到自身的存在和内在心灵的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完成自己,不断地丰富自己作为“人”的内涵。总之,唤醒教育就是对人性的唤醒、充盈与放飞。

其次,唤醒教育是一种围绕“意义”所进行的全面的、立体的唤醒。一方面,从关系论角度说,在唤醒教育理念下,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关联和交流,都是围绕着“意义”进行的,唤醒的本质就是让学生领悟“意义”。这种“意义”并不是指知识本身的意义,而是指人的精神的领悟和发现,即生命或人生的意义。当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发生真正的生命对话时,这种由意义而引起的共鸣会使师生双方惊喜地感受到一种跳动的活力、一份探索的愉悦、一股难以遏止的激情与冲动,而在这个意义生成的瞬间,师生共同获得一种生命的唤醒,文本也因意义的昭示而最终得以完成。因此,唤醒教育是一种以意义为媒介,以唤醒学生为目的的包括教师和文本在内的全方位的唤醒。另一方面,从个人全面发展角度说,唤醒教育是对受教育者综合素养的全面唤醒,也就是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主张的培养“全人”,即着眼于学生个体的内在潜能,给予充分的引导、激励、唤醒和鼓舞,使之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的育人思想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萌芽。大教育家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既重德性,又重技艺;既重陶冶情性,又重启迪智慧。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内在心灵的启发与唤醒,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心有所动,教师的引导才具有更大的效力。

再次,唤醒教育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自我生成与建构的过程。斯普朗格提出教育的人格生成说,强调教育对人格的作用是以生命为中心不断发展的。人的生命成长是一个不断被唤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依赖教育。受教育者在一次又一次的觉醒与领悟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加真切地认识了自我,发现了自我,从而逐渐地根据真实的自我来自由自觉地建构与完善自我。人的一生永远处在动态的自我觉醒、理解、生成与建构的过程中,处在由种生命(自然生命)向类生命(自为生命)的永恒超越与趋向之中。

三、在语文新课程中实施唤醒教育

唤醒教育的生命性、意义性、立体性、过程性与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是紧密相连的。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的定义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文化的存在,它与人的生活与生命形态有着内在同构性。语文新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对人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生命感、价值观进行全面唤醒的过程;学生学习语文,接触大量语文材料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如何在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实施唤醒教育呢?

(一)唤醒树人意识,构建全人发展的新课程价值观

关注人的成长和发展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斯普朗格所谓的“一直到精神生活之根”,也就是要使每个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将他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精神引发出来,使他成为自主自觉、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心怀他人、心怀社会的具有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这是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唤醒教育的最终目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尤其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2]这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自主发展的教育思想。

语文教育是一种完整性教育,指向人的完整性建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往往把受教育者当成装载知识的容器,学生被作为“标准件”加工出来,以备社会某一职位和角色之需,这就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人格完善,造成了人的片面和畸形发展。唤醒教育则挣脱传统教育的知识论藩篱,着眼于学生主体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关注有关生命成长、精神发展、人格完善等价值领域的问题,致力于人的完整性建构,为当前的语文教育教学打开了一扇理论与实践的窗口。叶圣陶说:“请老师们时刻想到,学生跟种子一个样,有自己的生命力,老师能做到的,只是供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和照料,让他们自己成长。如果把他们当做工业原料,按照规定的工艺流程,硬要把他们制造成一色一样的成品,那是肯定要失败的。”[3]这就是要提倡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因此,首先要唤醒广大语文教师的树人意识,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树立培养全人观念,以学为主,促进学生的全面、整体发展。

(二)唤醒文化意识,构建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新课程文化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据此,提出“三个维度”的课程目标与要求,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课程文化特征。斯普朗格批判“教育是知识获得过程”的说法,把教育当作是通过“摄取吸收文化价值,体验陶冶多维的人,促进生命个体总体生成”的文化过程。唤醒教育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看作是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建构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表现出对人文教育的高度重视。

人文性即语文的文化内涵。语文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是一种文化的构成与存在。首先,汉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构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形象与意义的世界,一个情感与审美的空间,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其次,从汉语言文字构成的作品来看,凡是经典作品,都是优秀文化的结晶。再次,民族语言积淀着民族的行为方式、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汉民族语言是汉民族的文化存在方式,蕴含汉民族文化的精神与闪光点。因此,语文教育应该体现文化性,通过分析、阐释、体验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唤醒受教育者的文化意识,使其产生自觉的文化追求。20世纪以来,我国课程重科学主义、轻人文精神所造成的弊端已日益显露,因此,在语文教育中唤醒文化意识,提倡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新课程文化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三)唤醒生命意识,构建回归生活的新课程生态观

所谓生命意识,就是为了满足生命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依据自身的潜能,加上后天的教化而形成的对于外在世界和自我具有认知、理解、建构和创造能力的潜在灵智和欲求。但它潜藏于人的意识深处,有待于教育的唤醒。回归生活的课程生态观,意味着学校课程突破学科疆域的束缚,向自然回归、向生活回归、向社会回归、向人自身回归,因为只有感性的、生动的、丰富的生活世界,才能满足人在理智、情感、意志等多方面发展的基本需要,生活世界唤醒了人之为“人”所应具备的生命意识,“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4]人总是有着一种生命的创造冲动,教育应该呵护、关怀、唤醒并张扬人的这种生命冲动意识,使之能够在已有的现实规定中奋然而起,大胆地去追寻自我、张扬个性,实现自我充分、全面的发展。

语文教育的工具是语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文学作品。它们饱含着文化智慧和生命热力。语言和文学独具的文化、审美特征使得语文课程具有动态生成性和多元开放性,这种类似于生命系统的动态过程要求“回归性反思”,即“通过与环境、与他人、与文化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它体现了人类的自觉性,生命感、创造力由此而生。[5]因此,语文教学不能刻意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要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开放、灵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化的过程中,感悟自身与世界的存在,获得生活与生命的体验,形成“自我感”,实现自我超越。

(四)唤醒课堂情绪,构建自主建构的新课程学习观

创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生活是新课程改革的落脚点。美国学者梅里尔·哈明指出,鼓舞人心的课堂辉映着学生最健康、最富有成效的五种品质:尊严、活力、自我管理、集体感和意识。[6]在这样的课堂里,学习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发自内在的精神解放运动──学生心灵得到解放,主体意识得到唤醒,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被激发出来。唤醒课堂情绪,就是要使教学过程成为触及学生灵魂的过程,成为贯穿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成为解放学生内部力量的过程,改变以往那种他主性、被动性的学习,使学习成为学生内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被不断唤醒、生成、张扬和提升的过程。这种被唤醒的建立在生命层次上的课堂,是师生展开对话的平台,是意义生成的重要场所,也是激发生命成长、进行自主建构性学习的空间。

语文教学丰富的情感性与跃动的生命化特征往往极易激发学生的课堂情绪。因此,要提高语文课堂的文化品位,让语文课堂充满诗意,关注学生所关注的,进行师生间的多边对话,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语文课堂中,师生之间真诚的对话伴随着师生双方内心世界的敞开,是对对方真诚的倾诉和接纳,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精神的相遇、生命的唤醒与融合,这正是语文课堂教学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

① 转引自邹进《斯普朗格文化教育学思想概览》,载《外国教育》198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王啸. 教育人学──当代教育学的人学路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420.

[2]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5.

[3]叶至善. 父亲的希望[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69.

[4]王岳川.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3.

第4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抗战;民族意识;社会批判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界的最高水准。该片在上海上映之时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连续放映时间长达3个月之久,观众人数达70万余,创下1949年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对此,剧作家田汉曾评论“在中国电影界今天这样贫弱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而有这样成就,算是电影工作者最高的成就了。”[1]

影片通过展现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惨经历,将片中的各色人物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真实反映了抗战前后10年期间社会各阶层不同的精神面貌。由于该片是在战争刚结束之时所拍,无论导演还是演员都将自己在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很好地融入影片细节中,使得该片成为反映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社会深刻变化的典型案例。这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较佳的视角,本文试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通过分析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的嬗变历程以及当时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期加深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复杂状况的认知。

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嬗变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该民族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2]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救亡图存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在长达十四年的反侵略战争中,日寇的入侵不仅给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对国人的心理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它激起了炽热的民族情感,更激发了反抗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正是这种空前觉醒的民族意识促使抗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中透视民族的苦难,展现了民族危机严重的历史背景下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抗战救国成为影片最为鲜明的主旋律。这种浓厚的时代色彩与编导蔡楚生“电影报国”的观念及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蔡楚生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拍摄了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事变反映上海民众浴血抗战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抗战全面爆发后,蔡楚生积极投身于反抗日寇侵略的斗争,先后拍摄了《血溅宝山城》(1938)、《游击进行曲》(1938)、《孤岛天堂》(1939)和《前程万里》(1940)四部抗日主题的电影。1941年5月,蔡楚生发表了著名的《电影界的关头》一文,呼吁电影界同仁:“要在求团结、进步、抗战中负起我们‘电影报国’的任务,直至把日寇驱逐出我们的国境!……愿我们大家都拿出对国族和艺术的良心来,争取做一个‘人’,起而扫荡日寇对我们电影界的这种毒辣的阴谋!”[3]其抗日爱国热忱昭然若揭。蔡楚生也因此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不得已夹在难民队伍中,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逃难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下层民众遭受的苦难与屈辱,内心充满了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战后,蔡楚生将逃难经历融入影片的情节之中,艺术地表现了不畏抵御强敌的民族精神。

女主人公素芬是编导着力表现的人物,她是千万下层民众的代表,其心理变化反映了普通民众民族意识嬗变的历程。影片的开始,素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工,安于现状、固守本分,对时事政治并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种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在下层民众中广泛存在。男主人公夜校教师张忠良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知识青年,关心时事,宣传抗日主张,痛斥日寇的侵略行径,积极投身于各种抗日救亡的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沦陷。丧权辱国的厄运极大地刺激了张忠良等爱国知识青年的心理。在一次工人聚会上,张忠良激动地讲道:“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呼吁大家“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捐钱援助东北义勇军”。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心态的表露,也是整个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受张忠良影响,原本政治意识淡薄的素芬开始明白了国难当头唯有抗战救国的道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不断被激发出来。与此同时,素芬与忠良二人互生情愫。素芬的勤劳善良、温良贤淑吸引了忠良。忠良的爱国情怀也令素芬心生崇敬。最终通过爱情婚姻的方式,知识青年忠良完成了对普通民众素芬的政治启蒙。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忠良在一起的日子里,素芬虽然也参与种种抗日救亡运动,如八一三期间为前线士兵缝补衣物等。但这并非缘于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主动行为,而主要是受到忠良的影响,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感召。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像忠良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战前及抗战初期成为救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深深地影响了素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此时的觉醒更多地表现为外力作用的结果,而非源自主体本身内部的因素。

只有在忠良离开之后,素芬才开始真正成熟起来。她不仅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也成为婆婆及幼子的精神支柱。战争带来灾难,灾难促使觉醒。正是在巨大的民族灾难中,民众迅速觉醒。抗战初期,普通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及长期性显然估计不足。面对日军的肆意暴行,逆来顺受,懦弱的传统民族心理中的负面因素开始显现出严重的缺陷。历史上长期的愚民政治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也造就了一般民众的惰性心理,而日伪的欺骗宣传也麻痹了部分沦陷区民众的民族意识。面对日军的疯狂暴行,素芬、张母、张老爹以及其他的村民更多表现为顺从忍让,很少意识到要进行斗争反抗。忍耐所带来的只能是日军更加放肆的欺凌,张老爹因向日军要求减少征粮,被残忍杀害。终于,苟且偷生的民族心理被日军到了极端,直至忍无可忍,激发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激情与民族心理的巨变。

当然素芬并非完美女性,反抗精神较弱,缺乏独立的品格。面对另觅新欢的丈夫,她无力抗争,无处控诉,最终选择了自杀。蔡楚生并不是要将其塑造成敢于挑战命运的“新女性”,影片中的“素芬”只是历史上千万普通女性的真实写照。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在八年抗战中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主体性认识。他们像素芬一样饱受创伤,把仇恨埋在心底苦苦煎熬,等待胜利的到来。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仅是一个弱国在战争中可以借助的最为深厚的力量,也是抗日战争最根本的获胜力量。

鲜明的社会批判: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与忍辱负重的普通民众

社会批判“需要借助对现实的真实描绘,揭示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从而起到正确的评价和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4]。经历八年抗战,编导蔡楚生对国内的阶级现状和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也自觉地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进行鲜明的社会批判。蔡楚生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谈到:“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这话的含义我体会到了。我天天在难民生活的洪流里滚,受到血的教育,比我在上海十里洋场受的教育不知深刻多少倍!这要拍成电影多么震撼人心!这十万难民是个铁的证明,证明反动政府腐败透顶。”[3]实践这一理念的作品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在颂扬中华民族反抗斗争精神的同时,运用一系列的对比手法,对于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寄予了无限同情,对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进行了猛烈批判,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抗战时期,下层的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后方的奸商政客却大发国难财,奢侈成风,腐化堕落。当时的报纸曾揭露:“面对着生活贫困的状态,我们居然还能看到上层分子的任意挥霍,大兴土木,高官厚禄,恬不知耻。迎新送旧、婚寿喜庆更是不惜大张筵席,极尽罗掘之能事。”①影片运用了对比手法,加大了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批判力度。忠良到了大后方之后,逐渐堕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当他花天酒地、左拥右抱、翩翩起舞时,素芬母子被日本鬼子赶入冰冷的水沟中苦熬;当他在酒楼觥筹交错时,妻儿老母流落街头忍饥挨饿;当他将千里迢迢寄来的家信撕碎时,素芬正仰望明月苦苦思念着他乡的丈夫。运用这些对比镜头使得影片的情感冲突力被大大强化。素芬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忠良就会回来,一家人就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这成为她忍辱负重、艰难生活的强大精神支柱。然而素芬没有想到,胜利以后,不仅生活上难以为继,还要面对负心的丈夫。素芬支撑多年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最后只能含愤投江。

沉重的战争苦难没有打垮素芬的精神意志,然而堕落负心的忠良却成为对其致命的一击。素芬的悲愤绝望,实际上反映了当年下层民众“盼胜利,想胜利,胜利来了一场梦”的悲观失望情绪。影片结尾,张母望着滔滔不绝的江水,满腔悲愤地哭喊道:“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场戏可以称得上是收尾的“点睛之笔”。据说,拍戏时导演蔡楚生对饰演张母的演员说:“你是代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控诉这吃人肉、吮人血的世界,你要哭得痛彻心扉才行!”[1]精彩的表演让导演很是满意。

影片批判的对象不仅是张忠良之流,他只不过是依附特权阶层的小人物,更主要的是批判以庞浩公为代表的特权阶层。人们会很自然地去思考作为一个商人,他何以能如此有钱有势?事实上,庞浩公等人的大靠山正是政府。早在抗战时期,内就已盛行。当时的《大公报》坦言官僚上任之后,最要紧的事情是抓钱,对于公事敷衍应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毫无工作效率可言。②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的“接收”变成了“劫收”,官员每到一地,竞相抢夺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时人讥讽为“五子登科”。影片中张忠良战后作为接收大员,不仅“接收”大批“敌产”,甚至“接收”了汉奸的妻子。这正是历史真实的缩影。研究者普遍认为的最终“不仅是军事上的,中国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5]

注释:

① 《新蜀报》,1944年2月12日。

② 《大公报》,1944年1月24日。

[参考文献]

[1] 袁成亮.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前后[J].百年潮,2008(08).

[2] 游国斌.民族心理的嬗变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J].宁德师专学报,1998(04).

[3] 李亦中.蔡楚生与抗战电影[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

[4] 张松滨.论蔡楚生电影的中和之美[J].文化学刊,2010(02).

第5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学习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心得体会一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对县委书记提出的四有要求,心中有党排在第一位。心中有党就是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始终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始终爱党、忧党、兴党、护党,对党绝对忠诚、永远跟党走。正如指出的: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无疑就是心中有党的一面镜子、一个标杆。多年来,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恪尽职守、忠诚奉献。日前,他发表《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的感恩之声,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之声和坚决与作斗争的正义之声,倡导广大维吾尔族党员干部群众清醒认识到的罪恶本质,肩负起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就要学习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决不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歪了,更不走错了。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立场坚定地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在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中当先锋、作表率、树形象,做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有力推动者和促进者。

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就要学习他务实的工作作风,看轻权力、看淡名利、看重群众,聚焦总目标、服务总目标、践行总目标,坚持更高站位,树高远之志,扬进取之帆,始终挺立时代潮头,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燃烧奋斗激情,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坚定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维护稳定组合拳,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努力把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到维护稳定、促进团结、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来,凝聚起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天山南北。

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就要学习他质朴的为民情怀,以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扎根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动员群众,多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一心干事、一身干净,敢于负责、勇于负重,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用一往无前的干劲、责无旁贷的担当、心系群众的真情赢得支持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做讲党性敢担当的表率。

学习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心得体会二

读了和田地区于田县加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满怀赤忱和感恩写下的《致维吾尔同胞觉醒书》,倾诉了新疆各族群众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对党的感恩心声,他发出如此充满浩然正气的呐喊,非常让人感动。

总有一小撮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维吾尔族群众散布阴谋和谣言,不明所以的群众在他们的欺骗之下喝下了宗教极端这杯,成为了他们实施阴谋诡计的工具,这是多么的可悲!

回想起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发生的案件,以及由此导致的一条条消亡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维吾尔族同胞们,再不要痴迷不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在破坏祖国统一、破坏稳定和谐、破坏民族团结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欺骗、裹挟我们善良而又缺乏判断力的群众为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奉献钱财乃至生命。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全力以赴保稳定,他们就惨无人道搞恐袭;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竭尽全力促团结,他们就花样百出闹分裂;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集中精力图发展,他们诡计多端搞破坏。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可饶恕的敌人。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理所应当做好群众的领路人、带头人,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民族团结上立标树旗、以身垂范,团结带领各族群众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前沿,揭露的罪恶本质。我坚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各民族紧紧抱成一团,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新疆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学习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心得体会三

《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可以说是我的宣誓,我不但要按照所说的内容去做,还要严格要求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践行。我要和全乡干部一起,维护总目标、实践总目标,为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应有的贡献!3月26日下午,记者在于田县加依乡政府见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他坚定地表示。他告诉记者:作为维吾尔族的一名基层领导,我做的这个事情是应该的,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世人尊重!

第6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觉醒时代》这部剧以1915年起始,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读物,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继而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历史事件。以陈独秀、李大钊等爱国救国人士为第一视角,更加真切的突出了一百年前,被政府压迫的人民的艰苦和当时受辱的旧中国,内有政府的不作为,外有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入侵,这时就体现出了陈独秀等爱国人士,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大义,也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危难中凝聚而成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危急的时刻一批批的爱国人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前赴后继的希望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经过了一系列的探索,在俄国的十月革命过后,给了中国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道路,于是乎中国共产党高举以马克思主义道路发展的旗帜,用以气势磅礴的力量,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经过党的一百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事实上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唯一也是最适合中国发展的一条道路,也是一项需要时间发展的长期任务,需要我们一代接一代的人民永不言弃的努力奋斗,在当今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_1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从刚开始的一青二白到如今的蓬勃发展,都是在一代代像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领导者的带领与努力下,一步步完成的,在政治方面,我们的港澳回归,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各国互赢,成为常任理事国等等,在科技方面,我们从靠外国进口到自主研发,中国天眼,是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北斗卫星,再到登月,这都是一代代先驱者的努力才让我们可以生活的如此平静祥和,就拿这次的疫情来讲,我们国家严阵以待,我们的党也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颁布一系列的利民政策,以人民为中心,与他国形成强烈对比,我们努力控制,严加防范,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取防范,医护人员也日以继夜的研制疫苗,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领导和国家的强大。

 

我们作为青年一代要将爱国铭记于心,国就像是肥沃的土壤,我们就像花朵一样,若是离开了国,就像是失去了土地的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更要智存高远,努力奋斗,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只有现在努力奋斗,才会在以后国家需要的时候奉献出自己最大的能量,而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声叹息。祖国的强大,就依靠我们青年一代。我们不能像有的人那样混水摸鱼,浑浑噩噩的度过我们的漫长岁月,而是应该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我们的美好时候而努力奋斗,挥洒青春和汗水,以后的你会感谢现在努力的你自己。前辈吃过的苦我们可能没体会过,那是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滋味,但我们能竭尽全力去为国家人民乃至自己的事一定不可以懈怠。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永远存于我们心中,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也是前进的动力与方向。

 

电视剧《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体会范文2

 

在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活动中,习DD总书记发表了掷地有声、震撼人心的重要讲话,深切鼓动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信仰、信念、信心,激励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拓展生命的宽度,丰厚人生的质感,润染时光的底色。

 

苦苦探索出现真理之光,视线拉回到100年前满目苍夷,民不聊生,破败的国,贫穷的家,维新志士谭嗣同写下这样悲壮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朴实善良的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一批批仁人志士知耻而后勇,绝地而后生。蹈锋饮血,前仆后继,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经过了戎戎变法、辛亥***、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探索,俄国十月***一声炮响给迷惘中的中国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气势磅礴之势,唤醒了东方这头沉睡的巨狮,喊出了“土地不可以断送,人民不可低头!”的口号,四万万同胞,无人潸然泪下。五四运动拯救了民族危亡,捍卫了民族尊严,凝聚了民族力量。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接着一代人的持续奋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永不停步的开拓前进。拳拳之心,归来仍是少年。五四先驱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发表警世言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必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不论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爱国心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立身之本,成才之基。没有一颗拳拳之心,就像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始终是一颗漂泊的浮萍,心无所依。爱国不是空喊口号,爱国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它不光是感性的,发心的,它还是真理的,实践的。青年人要把“爱国”二字。镌刻心间,流淌于血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祖国培养下历练,在立誓报国中成长。习DD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得其大者可兼其小”的经典,意思就是告诉青年人要正确处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要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要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生当鸿晧,当有鸿皓之志,鱼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有了理想,奋斗才有目标,有了信念,人生才有航向。“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始终都是习DD总书记挂在嘴边的殷殷希望,谆谆教诲。中国***从成立之初只有13人,到现在已发展成为国际上第一先进政党,这个过程中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载入史册: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他们舍生取义,用鲜血谱写胜利的讴歌,他们永垂不休,用生命践行信念的伟力。

 

电视剧《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体会范文3

 

“五四春雷人觉醒,雄狮怒吼震西方。”100年前,中国的热血青年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爱国运动,创造了以爱国主义、振兴中华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为中华儿女留下了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五四”精神有了更加深厚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时代价值,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五四”精神内涵,用心汲取“五四”精神力量,当好新时代“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从“五四”精神中汲取理想信念之力。习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最鲜明的主题,“振兴中华”是“五四”运动最坚定的信念。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得硬的政治立场,才能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党员干部是干事创业的排头兵、改革发展的主力军,如果信念动摇、理想迷失、精神“缺钙”,就容易被腐败、“四风”等问题趁虚而入。学习“五四”精神,首要的就是学习爱国主义精神,要坚定“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政治立场,真正将爱国情怀融入到身边小事,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扎实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从“五四”精神中汲取勤思好学之力。“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习总书记曾强调,党员干部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更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如今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党员干部如果不主动学习、不善于学习,就会思想固化、停滞不前,甚至被社会和历史所淘汰。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克服“本领恐慌”,武装政治头脑,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与时俱进,才能攻坚克难,不断进步,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从“五四”精神中汲取改革创新之力。“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敢于向封建帝国主义挑战,敢于向不合理的条约挑战,倡导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造中国,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充分彰显了改革创新的巨大力量。进入新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广大党员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担当,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扎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电视剧《觉醒年代》观后感心得体会范文4

 

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震撼开播。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该剧由张永新执导、龙平平编剧、于和伟、张桐、侯京健、张晚意等联合主演。以史为据、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呈现历史真实,传递爱国情怀,重温党的初心。首播后反响热烈收视率不断攀升,特别是张晚意饰演的陈延年一角,颇受观众喜爱好评不断,新生代演员抗领大旗,颜值演技双双在线。

 

电视剧《觉醒年代》首次全景式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和历史画卷,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真实地再现了一百年前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峥嵘岁月。其中,张晚意饰演的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于和伟饰)的长子,曾为中国解放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该剧的导演张永新在采访中也表示:“张晚意成功塑造出了陈延年这种后生可畏的气质和气势,本身陈延年在剧中的戏份吃重,而张晚意又是年轻演员,但他的戏很稳,可塑性也很强,角色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与人物十分契合”。

 

对于陈延年一角的塑造,在很多细节上足以印证了张晚意的用心程度,首先是人物的台词方面,少壮有志铿锵有力,一字一句均完美表现出了角色不同于常人的胸怀与筋骨。其次是人物内心戏份的演绎,因与父亲聚少离多而产生的生疏感和敬畏心拿捏的恰到好处,真实还原了人物内心渴望新知识新眼界却又碍于父子关系的这种矛盾心理。最后是张晚意对于人物小细节的添加,在拾金不昧的那场戏中,陈延年与弟弟在原地等候失主,碰到醉酒的外国人前来打招呼,陈延年第一反应是用手将弟弟护在身后,担当与勇气尽显,也因此而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第7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讲授近代以来的历史,使大学生真正懂得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遗路”。为达到这样的教育效果,在教学中必须把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历史教学中二者可结合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主要应从忧患意识、机遇意识、现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几个方面着手。

《中国近现史纲要》是全国大学本科生从2007年春季新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本课程要“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内容的叙述和分析,使学生在“两个了解”的基础上,懂得“三个选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从而确立科学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想达到这样的思想教育效果,在教学中必须把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历史教学中二者可结合的内容方方面面,随处可以举来,但主要把握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患意识。“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的先哲早就告诫国人,越是太平盛世,越应时刻保持谨慎、清醒的头脑,以使人们的思想关注时代的变化,适应时代的需要,具有长远目光和前瞻意识,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养成的民族优患精神。但明清以来,由于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这样一方面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渐次递减,另一方面逐渐养成涣涣大国的自我意识,唯我独尊,妄自尊大,以至于闭关锁国,不求进取,固步自封,拒绝外国文化于国门之外,陶醉于以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状态。当鸦片战争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击沉睡不醒的时,整个封建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国家危难将至。但忧患意识毕竟是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对民族忧患意识回归的呐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最早意识到自己“器不如人”,主张“谙夷情”,“师夷智”,是对忧患意识的切身践行;直至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甲午战败后民族危亡的加深中掀起变法运动,才开始了普遍的民族觉醒;进而孙中山作为资产革命的先行者喊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忧患意识和民族觉醒,使中华民族燃起了新的希望,最终中国共产党担当起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正在迅速崛起,但我们不应忘记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所以总书记前不久发表讲话,强调越是形势好了,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是条件好了,越要发扬优良传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等问题仍然存在。因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仍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过程中的困难,居安思危,戒骄戒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第8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道德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作者简介]杨红英,广东韶关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授,广东韶关512005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07-04

道德文化自觉强调的是生活在一定道德环境的人对自身道德文化具有“自知之明”。无论是对于个人、组织,还是整个社会,道德自觉都可以看成是各类主体在道德认知、道德内省、道德责任以及道德约束等方面的清醒认识与自主意识。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必须重视并充分发挥道德自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缺乏道德文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动因。增强全社会的道德文化自觉。成为新时期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一、道德文化自觉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奠基石

所谓道德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通过在道德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对于时代使命和教化责任的自觉担当。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必须有道德文化上的觉醒和自觉,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精神支柱,方能凝聚人心,引领社会的道德文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道德建设的重要文件。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明确提出了20字公民道德规范,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道德规范。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更加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内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和精神风尚的有机整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平、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论述是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最新认识和总结。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道德文化自觉,从而奠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爱因斯坦曾说过:光靠科学和技术,不能把人类带向幸福与高尚的生活,人类有理由将崇高的道德准则的发现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纵观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增强民族道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只有在社会主义道德自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合理性,并由此在科学意义上认识社会主义的公正、平等和自由,并形成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凝聚力,从而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备社会主义道德自觉的公民,必然有着崇高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宏伟的人生目标。因而具有不断完善自身的不竭动力。也只有具备社会主义道德自觉的公民,才能够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并将其自觉转化为自身的道德义务和行为准则,从根本上认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而不断增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道德文化自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培养起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传承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全社会的道德文化自觉

党的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力量的支撑,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崛起,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支撑,这是我们的精神基石,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随着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文化领域已渐成为各国竞争、较量的重点。不论哪个国家,要想确立其文化地位、维护其文化传统,都必须深入发掘和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从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到十报告中概括的“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即立足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立足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立足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背后的指导理念都是以人为本。价值观建设的基础是公民价值体系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恰恰是其它两个“倡导”的基础,如果这一条没有践行到位,其它两个“倡导”恐怕就难以立脚。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爱国和诚信应当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民安民康民富民乐,没有爱国主义做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中国将会是一盘散沙。同样,诚信则是一个关乎基本道德的问题。如今市场上制售伪劣层出,网络上造谣生事不断,一个根源就是诚信缺失。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极大涣散人们之间的共识。而敬业、友善则是根植于我们日常工作和交往的重要道德准则。这8个字言简意赅,理应成为我们每个人所坚守的基本价值,理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说话办事所秉持的基本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浓缩整个社会道德理想、反映全国人民共同心声的价值理念,是当代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精髓和标杆。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同时,又大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做到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着鲜明的道德文化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文化国情出发,有效地实现了整体主义价值观向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转化,实现了民本思想向人民主体思想的超越,实现了人的等级秩序向人的平等地位的变革。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创新发展,使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了充分的现代转化,使我国的道德文化特色更加鲜明。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越深入人心,人们团结奋斗的目标指向就越清晰、创新创造的活力就越巨大、崇德向善的自我修养就越自觉。核心价值观既根植于现实,更映射出理想。然而,现实中的私人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如何穿越迷雾,到达个人自主自在、社会公正和谐的“理想”彼岸?道德自觉不可或缺。道德自觉是价值判断、选择与认同的根本前提。传统德育的主要任务一般是将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制度法则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与面向未来生活的道德素养和良好行为习惯。道德教育的旨趣就是让学生去想所谓“正确”的东西,去做所谓“正确”的事情。结果,道德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道德教育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行为的服务工具,而失去了其“提高、扩展人的价值,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才能……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为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的目的性价值。科技理性所负载的伦理道德风险,科技实践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危机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要关注当代道德教育的局限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只有在清醒认识道德现状、注重把握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坚持以向真、向善、向美的“内驱力”,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避免急功近利,最终得以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培育呼唤着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自觉、道德学习。培养民族道德文化自觉,增进社会共识必须坚持“五化”并举:

第一,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留传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规划,加大投入,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认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好我们的文化瑰宝。

第二,生活化。即逐步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

第三,社会化。即使中华伦理文化走人社区和社会,改造和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文化传承。

第四,人性化。即注重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人性化,本着丰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切实做好各级各类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广泛开展典籍诵读活动,使儒学精华成为知识资源与生命智慧进入到教育层面,让青年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第五,网络化。即让中华文化走进互联网,以更好地介绍和普及中华伦理文化。要把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使网络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伦理精华的重要载体。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三、增强全社会的道德文化自觉。力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最好的道德就是最能够承担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的道德。道德教育不是独存的,而是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活中继承下来的。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生产和生活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形成的文化便存在差别。文化自觉是对其产生根源、形成过程及其特色、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梳理。道德教育改革,需要秉承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可称之为“道德文化自觉”。在现代社会,道德教育改革既要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实践,也要客观审视传统道德文化,两者皆不可偏废。要树立“道德文化自觉”意识,反思传统的道德文化对现代德育的影响,抛弃不属于道德教育的附加功能。通过教育和引导,使每个中国公民都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和实际,既承接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又凸显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期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导向性、时代性和共识性。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势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更加重视并充分发挥道德自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只有充分发挥道德内省的自觉性,在道德层面上积极倡导批判与自我批判,才能更加明辨是非、坚定信念,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活动更加理性扎实、富有成效。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活动,需要每个公民投入心智、全体公民凝心聚力。正是在这种“有情感的自觉自我行为”过程中,人性与人格才能充分彰显,人的创造性才会真正进发,人的全面发展也才可能更加地深入推进下去。因此,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努力增强全社会道德文化自觉。那么,增强全社会的道德文化自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具体路径有哪些呢?

首先,要“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使道德文化自觉成为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题,使德育工作者真正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使命。要唤醒个体的主体意识,激发个体的道德自觉。只有个人确立了道德实践的主体观念,增强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意识,使个体具备较强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产生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奠定最广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次,要珍惜民族文化的道德传统。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往往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立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之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道德文化内涵丰富,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征,体现民族品格,是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因此,我们亟需加强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特征识别,发掘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第三。要与世界文明相协调。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面向世界,与世界文明相协调。不同民族的道德文化虽互有差异,但都各有所长。我们要按照“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原则,以海纳百川和兼容并蓄的宽阔胸怀,积极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使中华道德文化与世界文明相协调,并为中华道德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保障。

第四,要发挥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脚点是价值的选择和践行。从价值主体看,国家、共同体和个人都可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载体,并形成不同的培育要求。其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坚持“三个倡导”的根本要求。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既是全社会道德觉醒的先导,又是支撑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主要力量。领导干部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对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发挥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知识分子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发挥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推动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加强道德修养。履行职业规范,践行社会公德,增强政治信用,积极发挥道德自我修养和道德自觉遵守的表率作用。

[参看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孙喜亭,人的价值,教育价值,德育价值[J],教育研究,1989,(6)。

[4]戴茂,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J],道德与文明,2011,(4)。

第9篇:民族意识的觉醒的意义范文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忧患意识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中便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之说;孔子也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则提醒人们“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先哲的这些警世名言,是从当时社会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包含着社会政治中“安危”、“存亡”、“治乱”、“生死”等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由于统治者常怀忧患之思和自警之心而造就“太平盛世”的现象不胜枚举,如唐太宗接纳魏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建议,励精图治,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当然,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而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譬如清朝晚期,统治者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因循守旧,最终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及至近现代,中华民族又以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和抗争,促使无数仁人志士艰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终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赶走了帝国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反复证明,增强忧患意识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达到政治清明、社会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历史经验

承载着救国救民的庄严历史使命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自律机制,凭借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逐步从一个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且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目前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执政大党。是一个在忧患中诞生、奋斗并不断壮大的政党。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86年的历史,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直贯穿始终。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特别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明确指出,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他又提醒全党同志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也再三要求全党同志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同志也多次提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繁重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要向全党同志十分鲜明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实践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与长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

增强忧患意识是针对新时期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战略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骄人成就,但是,同志仍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20__年末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他就发出号召,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20__年初,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他又强调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面向未来,我们党任重道远,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估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同年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他再次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他再次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同志身处“盛世”而发出的上述“警言”,不仅源于对我国历史上爱国志士忧患传统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发展,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科学运用,更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冷静分析,基于对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正确把握。

从世情看: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我们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情看: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突出成就,但是,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更加繁重而艰巨;从党情看: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使我们党和广大党员干部所处的地位、环境以及所承担的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目前主要面临执政和改革开放两大考验以及由此带来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同志用了两个“前所未有”来概括,即“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无论是抓机遇还是迎挑战,都需要一种包含崇高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强烈忧患意识。

增强忧患意识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种价值理念,忧患意识主要包含三重含义:其一,它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精神,要求执政者居于安全、

成功之时,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正如古人所语:“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其二,它以人民利益、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从国家的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升华为党员、干部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三,它是一种科学的预见意识和积极的防范意识,要求自觉正视问题,在忧患中发现差距、唤起警觉,在忧患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增强忧患意识,必须要把忧患意识落实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上。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正是基于此,同志反复强调:“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同志更是多次深刻论述了增强忧患意识与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关系:“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每个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把忧患意识作为自己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时刻牢记自己对党的事业应该具有的使命感,把忧患意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把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困难的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