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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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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1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关键词]民族觉醒;中共;早期宣传;任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11-0021-04

历史上的闭关自守使中华民族长期与世隔绝,当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尚沉酣于传统的小农文明,举国俨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鸦片战争的炮火,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以后,工农阶级成为需要唤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了。

一、民族觉醒的历程

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核心向次第扩展的过程,觉醒的范围越来越广,觉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每一次民族救亡运动既是民族觉醒的阶段性标志也是不同社会阶层觉醒的阶段性成果,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层相推递的觉醒图景。

(一)洋务运动――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的觉醒

就一般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易感受和觉察外来影响者,要么是政权机构的上层人物,要么是政治敏感的知识精英,尤以前者为甚。鸦片战争的炮火如石投塘,也最先在国家政权的核心层引起震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天朝王国”的梦境,无不惊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在应对这种变局中,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朝中权贵大臣以奕 、文祥为代表,地方督抚大员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为代表,共同推进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打破了“华夏中心主义”,成为这一阶段民族觉醒的主要代表。但当时的中国风气闭塞,能够冲破“华夷之辨”者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洋务派仍是少数派,缺乏广泛的下层基础,势单力薄、曲高和寡。

(二)――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

随着洋务运动中西学的东渐,传统士大夫的视野逐渐开阔,一些人在甲午战争前就意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折中就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于中华,然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厥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应验,使更多的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幻中觉醒,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推行君主立宪。京城内外官员的谏诤活动,应试举人的“公车上书”,清政府的下诏变法,把这一阶段的民族觉醒推向了高潮。维新派著书立说、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从而唤起了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很多人读了维新派的书报,从蒙昧走向觉醒,并最终成为变法和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有志青年也不再为科举皓首穷经,他们把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作为成才的途径,读书再也不只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一时间,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变法成为民族的共识。

(三)辛亥革命――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的失败表明,在推动民族觉醒的进程中体制内的力量已经耗尽,一切维护清政府的企图都无助于挽救民族危亡,只有它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解放。新式工业兴办以来,一直在孕育成长的一股新生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民族觉醒中这种新的诉求。“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无法进行改良”,“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把民族觉醒提到了民主共和的高度。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4]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民众的觉醒

“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度迸射出耀眼火花的辛亥革命,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又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社会各界进行深刻反省。革命党人认为:“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党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5]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的状况,“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6],民主政治的实现才有可能。至此,民众作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席卷全国的“五四”革命风暴,尤其是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先进的中国人真正看到了民族觉醒的新曙光和民族振兴的新力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历史使命,必须发动民众的力量,逐渐成为共识。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7]孙中山在“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8]。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觉醒走向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觉醒阶段,当时兴起的工农运动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9]。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发挥了“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作用,每一阶段都离不开他们的呼号呐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使中国人从“天朝王国”的梦境中醒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使中国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境中醒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打破了中国人的君主立宪之梦,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使中国人打破了对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的幻想。最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是千百万人的革命事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从劳苦大众中寻找力量源泉,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从精英政治向群众政治的转换

以为界,中国政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为精英政治,之后过渡为群众政治,群众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人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一)“五四”运动之前的精英政治

之前,中国的政治是精英政治,中国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被看做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群体,一些有识之士也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殊不知正是由于人民群众长期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才导致了他们对政治麻木、冷漠,缺乏参与意识。如梁启超所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10]这就是精英政治的后果。

(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到东方的反帝浪潮,群众运动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感到了这种世界历史的趋势,决心顺应世界潮流,“以俄为师”发动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11]

(三)“五四”运动之后的群众政治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群众政治时代的开端。它开始只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爱国举动;发展到“六三”之后,就不但是知识分子的爱国举动,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最后形成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各阶层民众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民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投入战斗,释放出巨大威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屈服,最终没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广大民众一旦觉醒,便再也不愿做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2]从此,民众便由中国社会一股潜在的力量,逐渐上升为政治舞台上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13]“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14]群众的力量再也不容忽视。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任务

人民群众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但这种行为多半还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属于纯粹自发性的运动,还有待于理性的指导。如列宁所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5]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一方面展示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原始工人组织方面的弱点。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才能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形成有战斗力的自觉工人运动。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各阶层中去,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连文字都不认识的无产阶级无论多么希望,终究不能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开始只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后这种传播达到高潮,各地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长沙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还有武汉、济南等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的进步刊物一时达400种之多。尤其是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学说,成为中共第一份党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陈独秀发表《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谈政治》等文章,集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课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三次大的宣传战役,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二)唤起劳工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接受这一理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很快便用通俗的语言到工人中间进行二次传播。他们到工人的劳动场所进行调查研究,并以纪念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为契机,在上海和北京组织庆祝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首次大规模尝试。《新青年》等刊物出版了劳动纪念专号,通俗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北京、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出版了《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工人周刊》、《济南劳动周刊》、《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深入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了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道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同时,还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如北京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小沙渡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沪西劳动补习学校,长沙的工人夜校,武汉的识字班等,在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了工人群众中,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力量。1920年11月,成立了第一个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12月,上海又成立了印刷工会。次年北京也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济南、广州、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帮助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这些新式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便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接连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大革命中,又爆发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先进部队首先觉醒了。

(三)唤醒农民

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6]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因为陈独秀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所以中央最初对农民的宣传多数只是文件上、口头上的倡导,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对于个别地方如海陆丰等地已经进行的农民运动实践,也没有将其经验及时推向全国。“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全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单靠人数有限的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而不去争取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也日益感到,只有唤醒农民与工人联合建立工农两大阶级的革命同盟,我们党才能在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取得优势。因此,中共“三大”以后,全党从两个方面真正开展了对农民的宣传。一方面,党直接组织和号召革命者“到乡间去”,“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7]另一方面,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骨干,他们深入农村组织农会,把仍然沉睡在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唤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不胫而走。“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18],使国民革命的道理“普及于穷乡僻壤”,家喻户晓。各地迅速掀起的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涤荡着中国大地上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恶势力,做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40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了宣传工作。中共“三大”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批驳的宣传方针;在宣传策略上,把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尤其是党的最低纲领)与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要“使每个兵士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19]。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使官兵精神面貌和军民关系为之一新。孙传芳在江西被打败后说:“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的原因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协助,而我们处处都受民众的攻击。”[20]

总之,中国共产党深入广泛的政治宣传,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他们从中看到了摆脱压迫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去,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觉醒。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M].1900.11.

[2]单秀法.谁使中国醒过来.[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202.

[3]郭世佑.民族觉醒的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48.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5-316.

[5]胡汉民自传[A].近代史资料[C]:总第45号,60.

[6]青年杂志:1卷5号[N].1916-1-15.

[7][11][12]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38.341.390.

[8]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3.

[9]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9.

[1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M].中华书局,1989.113.

[13]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111-112.

[1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店,1979.133.

[1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1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08.

[17]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18]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

[19]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95.

第2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论文关键词:民族自觉,民族自省,认同感

 

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帝国已摇摇欲坠,面对“文明”的入侵,“落后就要挨打”使中国的民族自觉意识开始萌生、发展。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分别以青藏高原、黄河、大兴安岭为背景或战场,演绎了中华民族在列强入侵下泣血的悲壮。三部电影充斥着两种对立,一是文明与落后;二是认同与征服。两种对立促成了民族的自觉与自省。

民族的自觉首先有赖于民族的归属感。“1903年,梁启超把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二)其始也同其血统。(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①]侵略意味着领土丢失、种族被奴役或消灭,固有的生活方式、经济形式,甚至共同的语言、文化都将遭到破坏。没有了族群,共同体被瓦解,民族的归属感也就荡然无存。《红河谷》里罗克曼打着“文明”的旗号,带着大炮、机枪侵入西藏,试图劝降头人却遭到拒绝。撕破了“文明”的幌子,剩下的便只是对族群的野蛮屠杀与对土地的强力占有。片中有这样几组对话:

罗克曼:你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代本(翻译官):请问先生是英国什么地方的人?

罗克曼:苏格兰爱丁堡人。

代本:为什么英格兰不独立成一个国家呢?据我所知,贵国也由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组成论文提纲格式。

……

罗克曼: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文明人。

代本: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藏族人。

……

罗克曼:我们认为西藏应该获得独立和自由。

头人:(伸出五个手指头)藏族是这个,汉族是这个,回族是这个文学艺术论文,蒙族是这个,还有满族、维族……许许多多的族。既然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结成一个家,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来管了。

代本的驳斥,头人的严词拒绝,不仅有对本民族的归属感,更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态、共同的生存危机催生了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使大家团结一致、殊死抵抗。战争异常惨烈,最后连喇嘛也参与了保卫战,面对先进的大炮、机枪,每一个藏民视死如归,为保卫家园流尽最后一滴血,正如头人对罗克曼说的:“只要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藏族人,这场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曾傲慢、任性的头人女儿丹珠被罗克曼抓住,以此要挟藏民们投降,丹珠唱起了歌谣,战场上所有的藏族人都跟着和歌,歌声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着对侵略的抗争与民族的不屈。透过歌声,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藏民们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响彻高原的歌声也让所有的入侵者为之一震。热情好客的康巴汉子格桑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守卫古堡的人,带着仇恨与绝望,他拒绝了罗克曼的救助,将象征着文明与友谊的打火机抛向了罗克曼这个往日被视为朋友的人,打火机微小的火苗点燃了罗克曼脚下的酥油,瞬间,整个古堡一片火海。战争结束了,但没有胜负。一切恢复平静了,苍鹰飞过山头,却带着几分悲壮。

民族的自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对所在民族的愚昧、落后进行反叛而趋向文明的觉醒,也有对自身蒙昧的觉醒。

《红河谷》中雪儿达娃的哥哥最初从黄河边的祭台上救下即将被扔进黄河作祭品的妹妹,这是对民族落后、愚昧习俗的醒悟与反叛。当他第二次在西藏头人的庆典上出场时,辫子已经剪掉,并成为一个贩卖枪火给内地“乱党”、反抗清政府的通缉要犯,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国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觉醒,面对英军的入侵,他加入了藏民们的家园保卫战,这是为民族的危亡而觉醒。《紫日》里的杨玉福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当日本人将他和母亲绑在柱子上当人肉靶子时,杨玉福还惶恐而纯真的问到:“我们啥都没干,干嘛把我们绑起来啊?”直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把刺刀捅进他母亲的胸膛时,才方然大悟,嘶声力竭地冲着日本兵狂吼。接着,他又目睹同胞一个个被杀文学艺术论文,日本兵活活烧死未断气的村民,无法言表的愤怒使民族觉醒意识在他心里渐渐升腾。苏联红军的及时到来,让杨玉福侥幸获救。在与苏联军医娜佳、日本女孩秋叶子逃亡的过程中,杨玉福由一个地道单纯的农民成为一个为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他的善恶分明与民族觉醒意识,使他在面对垂死挣扎的日本残兵时显出了异样的勇气,他会打枪了,会朝着困兽犹斗的日本兵疯狂扫射,为死去的母亲、同胞,为那个被日本法西斯无辜杀害的日本女孩而战。

自省即自我反思,是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成长、强大的必备素质。民族自省是民族前进的重要因素。“落后就要挨打”,战争不同情弱者,战场的强者永远不会跟弱者真正讲和。

与《红河谷》里的头人自始自终坚决抵抗不同,《黄河绝恋》中的神泉寨寨主也有拼死抵抗过日军的入侵,可敌人如此强大,他失去了大量的村民,包括他的妻子。为保存寨子,他选择了苟且偷生,并与日军合作。只有得知自己的女儿遭受了日军的侮辱后,他才最终觉醒、悔悟,毅然放下与黑子的世代家仇,决定送欧文过黄河。寨主的转变是一种民族的自省,这种自省在他答应送欧文过黄河之前就开始萌生了。黑子找寨主谈判前,影片里不断闪现出寨主埋在心里的痛苦往事:与日军搏斗,村民们遭屠杀、妻子被杀。还有在女儿安洁作为八路军回到家中时,寨主高声说到:“我从来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这不仅是为自己辩驳,更是一种悔恨与无奈。黄河边上,日军封锁了整个岸口。见计划失败,寨主面带笑容镇定自如地走近跟他握手的日军头目,瞬间拔出尖刀刺进了对方胸膛,涌动在刀尖的不仅是血,更是积蓄已久的刻骨仇恨与愤怒。寨主被乱枪扫射,倒地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早已吓成一团的三炮。三炮是个老光棍,因为黑子的家族失去了男儿身,誓杀黑子报仇。面对日军、汉奸,一向唯唯诺诺的他读懂了寨主的最后一个目光,在草屋里点起了火,熊熊的火光向即将来到黄河的黑子等人发起了警示。三炮被活埋了,在土坑里还一直唱着他的情歌,直到泥土没过头顶。以生命为代价,三炮重塑了自己西北汉子的男儿形象文学艺术论文,一切个人恩怨均在民族大义面前化为乌有论文提纲格式。寨主与三炮也都在最后的自省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

“战争三部曲”除反映被侵略民族的民族自觉与自省外,也有表现入侵者的民族自省。

《红河谷》里年轻的探险家琼斯怀着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好奇心跟着英军少校罗克曼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探险),作为“文明使者”的象征,与罗克曼一起被格桑救下的琼斯被神秘的雪域高原深深折服,与这块神奇的土地结下了难解的情缘,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琼斯在第二次随罗克曼进西藏(征服)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英军的枪炮在宁静的高原响起,第一次交战结束了,已变成英国远征军随军记者的琼斯拖着沉重的步子自语:

父亲,我们只用15分钟,杀了1500个藏民,战场上一片寂静,没有人欢呼这个胜利,罗克曼说只有刺刀才能开辟通往拉萨的路,但我只感到厌恶,我们的军靴沾满了鲜血,很多很多的鲜血,我面前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正在下沉,就要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了,那里有优美的牧歌,蓝天和白云,飘着酥油和牛粪的气味,有格桑、雪儿达娃、老阿妈、嘎嘎,还有丹珠……

琼斯含着泪,本民族“文明”的野蛮征服第一次无情践踏了他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可是,他还要陪同罗克曼继续执行征服这片土地的命令。在“文明”的枪炮下,没有先进的武器,只能靠猎枪、弓箭、石头反击的藏民,命如草芥、尸横遍野。琼斯怒斥:“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罗克曼却说:“文明就是驯服野蛮之火的大海。”丹珠死了,在琼斯心里她是女神。悲痛的琼斯面对罗克曼的野蛮征服,扪心自问:

父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文明去破坏他们的文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世界去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屈服永不消亡的民族,在她身后还有着一块更辽阔的土地,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征服的东方!

琼斯对西藏民族及其地域文化虽然有认同感和崇敬之心。但他一开始并未真正了解为征服他族的战争与屠杀绝无二致,因此,他接受自己成为随军记者。只有炮声响起,血染军靴,他才一点点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征服者、一个屠杀者。随着战事发展,琼斯有多痛苦文学艺术论文,他的反省就有多深刻。战争快结束了,罗克曼让琼斯带着几个士兵与一尊大炮去高地发起总攻。藏族小男孩嘎嘎把琼斯引入了沼泽,眼看着后面的士兵陷入沼泽,琼斯带着怒气,颤抖着双手把枪口对准了嘎嘎,随即又缓缓放下,最后屈膝跪地,痛苦地掩面嚎叫。

入侵者的民族反省也体现在《紫日》里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秋叶子身上。逃亡之初,秋叶子一心要将杨玉福等人置于死地。共同经历了几次险境后,秋叶子渐渐回归到一个少女应有的纯真,作为人应有的明辨是非之心。面对杨玉福的质问,她能说出:“他们叫我们杀人杀人,然后所有人来杀我们”的话,看到日本残兵败将集体自杀,她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最后却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秋叶子人性的回归,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省。

“战争三部曲”选取了三个不同时间、地点的战争背景,同性质,不同内容的题材,弘扬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入侵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也反映了“文明”的散播无不借助暴力的手段,唯有民族的自觉、自省才能让一个民族独立、自由,走出愚昧、落后,走向真正的文明。

参考文献:

[1]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上)[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下)[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高翠莲.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5]鲁萍.简论清末道德视野下的群与个人[J].四川: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2期)

第3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公民意识;发展历程 

一、公民意识的概念及内涵 

 

公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依照该国宪法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它表明一个人对该国的隶属关系。公民意识是民众在民主政治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意识,即民众不仅在法律上取得公民资格,而且能够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能进行独立的、理性的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以影响政治决策,使政治行为的效果朝着更加合理合法的方向发展。 

公民意识作为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在本质上必须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并表现为合理性意识、合法性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从而构筑了社会成员对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选择的价值原则和基准。公民意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民族意识。这是公民意识的先决内容。民无国而不立,公民是社会成员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角色,公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了要以国家利益为先,自觉以公民的角色保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二是主体独立意识。这是公民意识的首要内容。公民与臣民是相对立的一个概念,臣民意识是封建制度下的奴仆意识,是反民主的专制意识。而公民则摆脱了依赖的思想,能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存在,能有目的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并具有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其行为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三是权利与义务意识。这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马克思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公民在享有法律所给予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每个公民必备的,无权利的思想便丧失了自由公民的资格,而不讲义务的权利则成为一种特权。公民应该重视并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 

 

二、历史上公民意识的发展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如何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形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 

第一阶段:1840—1949年国家民族意识觉醒时期。英国炮舰轰开了中国紧闭的门户,中国自我封闭的社会体系终于被打破,昔日天下之“中心”沉沦为西方世界之半边缘,中国面临亘古未有之严峻挑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开始在这历史的沼泽地中不断地寻觅,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也在逐步地觉醒。 

 

1.1840—1860年。秦汉以降,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成了依附于封建地主国家的“臣民”了。以“家族一皇权”二者关系为轴心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无“个人”、无“社会”的社会,她以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为条件,教育所要培养的人对上是“臣民”、“忠顺良民”,对家族是孝悌为本、光宗耀祖的“孝子孝孙”,因此从经济上、政治上,中国古代社会都不可能产生所谓“公民”。这个时期,爆发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但清朝统治者依然死死地抱住“中国中心”的残破罗盘,牢牢地掌握着封建统治权,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也仅仅从“以商制夷”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2.1860—1919年。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开始缓慢启动了。现代化的领导精英最初来自清王朝的官僚士大夫上层阶级,后来逐渐转向接受西方影响、具有科举功名的中下层士绅。现代化是在传统制度和权力结构的范围内进行,由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自强运动1860—1894年)、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维新运动1895—1898年)、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立宪运动1905—1911年)组成。在这50年中,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价值观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瓜分的狂潮和八国联军侵略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觉醒,从而使现代国家意识被引入反帝斗争和现代化运动之中。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兴起,新兴平民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想界有了很大的转变,改变国人的思想、效仿西方学制、转变教育方式等各种运动都力图从开启民智人手,引导传统中国转向西方,寻求新的价值——现代性。如:梁启超“以造就国民为目的”的“新民说”,便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民众的国民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重、尚武、合群、生利、民主、毅力等品质;蔡元培在谈及新教育之方针时,更主张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而公民道德之要旨在于“自由”、“平等”、“博爱”。虽然由于当时的社会并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专制的统治,新教育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它是中国的一次思想启蒙,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解放。 

 

3.1919—1949年。“新文化运动”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精神;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主张个性解放;批判封建等级观念,主张自由平等;反对迷信、盲从,发扬科学精神等,以此拉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辛亥革命打破了两千年来“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体系,导致了政治权势大转移、社会权势大转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社会变革加速的新时期,广泛的民族觉醒是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共和、法制精神开始在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中生根,公民教育才有实施的可能。到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之后,作为独立学科的“公民科”及其课程标准的产生,学校生活中公民训练的广泛开展,才标志着我国的学校公民教育正式发展起来。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常年战争不断,社会不稳定,任何的努力也只能是一种尝试。 

第二阶段:1949年至今。公民意识逐步发展时期。1949年我国社会摆脱了封建、殖民的统治束缚,已具备了包容现代化的政体条件,公民的身份有了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在向前发展。 

 

1.1949—1979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开始建立,由于受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制约,学校的公民教育更多的是以政治教育、纪律教育来替代道德教育、公民教育。虽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但由于长期忽视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重视民主氛围的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缺乏,人们依然存在着带有臣民意味的群众心理意识。 

第4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而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始终贯穿于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早在嘉道年间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到来。他以饱含忧患的诗文抨击时政,起到了“伐鼓撞钟”般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具有历史路标式意义的诗人。继龚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觉醒,涌现出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满怀悲愤、饱含忧患的诗文。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充分表达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在广东燃起,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年已60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者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惨遭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桂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之于诗”⑶。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写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

    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并非稀见。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忧国忧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但是,只要我们拿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近代文学的忧患意识有以下鲜明特点:

    1.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

    在近代以前,作家们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是“朝天阙”。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但谁又能否认杜甫基于“忠君”的爱国思想的?屈原诗歌在表现其无限的忧患之时,不又在时刻盼望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呢?诸如此类的“爱国”、“忧患”都有一前提——忠君。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则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忧患意识已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创作寄寓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家开始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表达了他们无比的愤慨和忧患意识。“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把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官犹曾战一回。”⑷陈天华在他的小说《狮子吼》里满怀爱国热情,尖锐地揭露了满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那拉氏的专横侈糜,他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只有起来推翻这“洋人的朝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第八回中作者借民主革命烈士审血诚怒斥最高统治者的话,表达自己对满清统治的愤怒。

    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狗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替国民出半点力,所以我打定主意,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民流血……。”

    再看震旦女士的《自由结婚》,作者在揭露了“国家政权,都被盗贼霸持”之后,又以锐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清王朝玩弄的“预备立案”的诡计:

    他不立宪,我们还可以报仇,他立了宪,恩赐了几十条狗彘不食的饮定宪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却暗中箝制你,压服你,使你不知不觉地服服贴贴地做他的奴隶。就是你要有什么举动,也被他这条软麻绳绑住,一点儿都不能做,于是他依归盗窃神器,依旧江山安然无恙,盗子贼孙,万世帝王,盗亲盗戚,万世官吏……”

    这种鲜明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积极主题和先进思想,是古代作家作品所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点形成了近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特征之一。

    2.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古代作家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作品并不鲜见。但严格意义上讲,爱的更多的是本民族,作家常常是代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某一民族成员(主要是汉族)的利益而呐喊,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而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唐代王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5)这里的所谓“胡”指是匈奴(蒙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6)这里的“楼兰,’(西域国名)指的是新疆少数民族。

第5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学习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心得体会一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对县委书记提出的四有要求,心中有党排在第一位。心中有党就是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始终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始终爱党、忧党、兴党、护党,对党绝对忠诚、永远跟党走。正如指出的: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

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无疑就是心中有党的一面镜子、一个标杆。多年来,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恪尽职守、忠诚奉献。日前,他发表《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的感恩之声,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之声和坚决与作斗争的正义之声,倡导广大维吾尔族党员干部群众清醒认识到的罪恶本质,肩负起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就要学习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决不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歪了,更不走错了。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立场坚定地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在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中当先锋、作表率、树形象,做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有力推动者和促进者。

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就要学习他务实的工作作风,看轻权力、看淡名利、看重群众,聚焦总目标、服务总目标、践行总目标,坚持更高站位,树高远之志,扬进取之帆,始终挺立时代潮头,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燃烧奋斗激情,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坚定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维护稳定组合拳,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努力把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到维护稳定、促进团结、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来,凝聚起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天山南北。

向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学习,就要学习他质朴的为民情怀,以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扎根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动员群众,多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一心干事、一身干净,敢于负责、勇于负重,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用一往无前的干劲、责无旁贷的担当、心系群众的真情赢得支持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做讲党性敢担当的表率。

学习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心得体会二

读了和田地区于田县加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满怀赤忱和感恩写下的《致维吾尔同胞觉醒书》,倾诉了新疆各族群众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对党的感恩心声,他发出如此充满浩然正气的呐喊,非常让人感动。

总有一小撮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维吾尔族群众散布阴谋和谣言,不明所以的群众在他们的欺骗之下喝下了宗教极端这杯,成为了他们实施阴谋诡计的工具,这是多么的可悲!

回想起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发生的案件,以及由此导致的一条条消亡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维吾尔族同胞们,再不要痴迷不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在破坏祖国统一、破坏稳定和谐、破坏民族团结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欺骗、裹挟我们善良而又缺乏判断力的群众为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奉献钱财乃至生命。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全力以赴保稳定,他们就惨无人道搞恐袭;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竭尽全力促团结,他们就花样百出闹分裂;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集中精力图发展,他们诡计多端搞破坏。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可饶恕的敌人。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理所应当做好群众的领路人、带头人,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促进民族团结上立标树旗、以身垂范,团结带领各族群众特别是维吾尔族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我们要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前沿,揭露的罪恶本质。我坚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各民族紧紧抱成一团,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新疆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学习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心得体会三

《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可以说是我的宣誓,我不但要按照所说的内容去做,还要严格要求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践行。我要和全乡干部一起,维护总目标、实践总目标,为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应有的贡献!3月26日下午,记者在于田县加依乡政府见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他坚定地表示。他告诉记者:作为维吾尔族的一名基层领导,我做的这个事情是应该的,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勇气和担当赢得世人尊重!

第6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关键词] 青年 历史使命 认知 轨迹

不同时代的青年,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列强一天比一天逼近,条约一天比一天苛刻,国力一天比一天贫弱,人民一天比一天痛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国家于危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然而,青年对其历史使命的认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与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探寻救国救民出路息息相关。青年是在摸索救国救民出路的过程中才最终觉醒,并坚定不移地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一、懵懂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一天比一天逼近,条约一天比一天苛刻,国力一天比一天贫弱,人民一天比一天痛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贫弱的原因何在?如何才能不亡国,不受帝国主义者的蚕食瓜分?谁来挽救这个国家?这一疑问,此时在国人的头脑中占了主要地位。

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改变了中国青年的命运。青年,作为一个特殊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就是比一般成年人、老年人少受一切陈腐事物、陈腐观念的束缚,比较容易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热气高、干劲足”[1]P11。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历史上每当国难当头之际,青年们都会勇敢地冲在最前列,用他们的热情、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尊严、真理。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被拉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国人民的地位和命运从此改变了。“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2]P3进步青年在屈辱的岁月中备受煎熬,他们不甘沉沦,开始从昏睡中醒来放眼看世界,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

“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究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林则徐是引导青年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的第一位导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林则徐的带领和引导下,大批进步青年开始关注外国事宜、翻译西方著作,掀起了研究学习西方的文化热潮,波及到包括地理、人文历史、枪炮轮船、政情风俗等诸多领域,如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全,后来经魏源加以总结和发挥编入其所著的《海国图志》)、李兆洛的《西洋奇器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纪行》等。这些知识青年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不能视为简单的文化劳作,它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世界眼光,启发感染了青年,也增进了青年的见识,带动知识青年进一步了解世界,进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在林则徐的带领下,进步青年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但是此时的青年并没有意识到要救国救民首先必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直到太平天国时期,包括进步青年在内的中国人民才有了初步的觉醒。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在这场农民运动中,众多青少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太平天国的几位首领中,除洪秀全和冯云山外,其他的几位领导人多为青年人:杨秀清、萧朝贵约30岁,韦昌辉约28岁,石达开最年轻仅20岁。后期的主将也不乏青年人:陈玉成就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名20多岁的青年将领。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是不可否认,它是进步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首次尝试,由此进步青年开始对封建主义的统治产生怀疑。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落后就要挨打,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制强敌。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腐朽落后的“天朝上国”毫无应战的准备,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经受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之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顿时感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渐被有识之士所接受。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开始向西方学习,认为“确保未来安全的唯一途径在与‘寻求自强之术’”,而如何自强,则“必先练兵……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3]P11同时“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如何“制器”?人才是首要。在此思想驱使下,派学生出国学习这些国家“长技”的留学运动便应运而生了。身兼重任的这些青年人一出国便抓紧宝贵时机,勤奋攻读,大都学有所成。然而这些出国经过先进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并没有按照原先设计者的愿望成为大清的“顺民”,有着强烈变革社会愿望的他们后来或成为清朝的掘墓人或直接呆在国外。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救国的出路在哪?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经受过西方思想洗涤的进步青年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P1470。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志青年的努力方向何在?为忧患中的民族而担心的青年,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萌生了摆脱封建桎梏的冲动和勇气,不少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学习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变法是拯救祖国、振兴国家的唯一方针:主张西学,废科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废除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由此拉开。然而,维新变法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打压,最终以大批维新党人士的被捕杀,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的悲壮献身而结束。被扼杀在摇篮中,这也标志着进步青年主张变革社会的尝试彻底失败。此后中国人民又被重新拉回到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中。

这一时期,不同阶层探索出的所谓救国救民出路均以失败告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是统治阶级中的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其阶级立场就决定了他们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的途径并不是真正的救民于水火、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想继续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或是农民阶级不满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而实施的反抗。一次次的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不仅使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充满着迷惑,也让中国绝大部分青年对国家政治产生了迷惘,“一般青年志气消沉,堕落尤甚”。加之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的青年受到家庭、社会、政治等的影响,“父兄诏其子弟者,唯以不入党会为言;政府之告其人民者,唯以勿生事为戒。青年思想受人束缚,往往陷于悲观”,“相与不谈政事”。[5]故此刻中国青年并没有清醒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未“促成向上之志向,以不断之奋斗,为国家争命脉也”,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支柱的青年一代,其历史使命的认知还处于懵懂的状态。

二、认知期

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进步青年更清楚地看到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进行改革,是不能救民于水火,是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特别是当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发展时却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手镇压,更使得以孙中山为首的进步青年决心用武力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以改革社会,振兴中华。在孙中山的引导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彻底终结了延续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此给予中国知识分子莫大的期望,但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使得“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6]P38-39。正如所说:“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7]P6袁世凯的违逆称帝,以及袁死而继起的军阀割据混战,使初露民主共和曙光的中国重新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况。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更陷入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国到底应该归于何处?中国的出路到底在那里?这成为当时中国青年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

辛亥革命虽然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而失败,但自此之后“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8]P248基于这种认识,一批进步青年开始认为如果不进行思想文化的变革,用旧观念旧思想运作新制度,学习西方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以、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虽然新文化运动之初,倡导者们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文化,其目的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追求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唤起了包括中国青年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忧患意识。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暴露无疑,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这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失望。正如所说:“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坏境迫使人们活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管制,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这一时期在孙中山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9]P111-112并付诸实践,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辛亥革命了封建专制统治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此给予青年极大的希望,亦激起了多数青年的救国救民热情,开始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觉醒期

辛亥革命的失败,又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进步青年从实际斗争中感到要救国救民,必须寻求新的真理。回归封建专制已无可能,而继续效法西方的资本主义共和制度却又前途渺茫,中国知识分子陷入“双重文化危机”之中,他们急切地要探寻“第三种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了工农阶级的“劳工政权”,对内打碎了帝国主义制度、肃清了封建残余,对外主张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激发了中国青年投身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欲望,并且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局势的稳定,渐渐地让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青年从中看到了“世界文明之新曙光”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的进步青年开始感到,中国按照资产阶级国家的办法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俄国经过列宁领导的革命得到了解决。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实逐步让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一批年轻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必须选择新的出路。正如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P1471

“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现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10]P1基于此种认识,于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先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就连续介绍或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化、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批苦苦寻求中国振兴之路的青年人由此在思想深处受到了震动,受到了鼓舞,开始产生新的觉醒,看到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曙光。正当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界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动的时候,传来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这个消息不仅成为的导火线,更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青年的政治觉悟得到空前的提高,对效仿法国等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产生怀疑,打消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俄国,注意从十月革命中找寻实现民族独立、复兴的道路,正如罗家伦所说:“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11]

任何人思想的转变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受认识所限,中国进步青年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亦经历了一个质疑、重新审视和接受的过程,在经历了“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以及批驳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之后,尤其是在1920年9月27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后,中国进步青年对俄国道路出现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有了“最后之觉悟”。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进步青年,经过深思熟虑,通过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初步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国救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人民解放的最佳选择。于是,他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的引导和带领下,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十年后终于觉醒,找到了十月革命这一条救国救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坚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此后不久,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共的引导下,进步青年成立了专门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作为共产党的后备军,在团结和号召进步青年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坚和桥梁作用,而进步青年亦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1]团中央党校.革命领袖论青年和青年工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B].1957.

[3]贾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B].中华书局,1979.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圣任.青年与欲望,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N].1916-4.

[6]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M].上海亚东图书馆,1986.

[7]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王德峰.梁启超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9]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中国人民战士出版社,1979.

第7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日战争;民族意识;中国共产党;侨务政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105-02

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印度尼西亚华侨(以下简称印尼华侨)是全球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中国人移居印尼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不断增多。印尼华侨多是由于国内政治不稳定、战争迫害或是封建地主、外国列强的残酷压迫剥削等原因,以致难以在家乡立足生活而被迫离开家乡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被诱骗到印尼的契约华工。

在侨居地被歧视压迫的处境,使他们渴望祖国能富裕强大起来,可以做他们坚强的后盾,他们热烈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以及祖国其他各次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也热心支持祖国建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以及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他们当听到日本法西斯武装侵略祖国时,纷纷奋起,同仇敌忾,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印尼华侨积极支援抗战,因他们自身民族感情的激发,也有外界的影响,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印尼华侨积极支援抗日战争的原因。

一、印尼华侨自身民族意识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走向觉醒,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年代。亚洲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日益发展,也给予广大印尼华侨以深刻的影响和鼓舞,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1]。

在这样的形势和前提下,直接促使印尼华侨民族意识觉醒的主要是荷兰殖民者长期以来对印尼华侨的压迫,限制、剥削和歧视的政策,引起广大印尼华侨的愤慨:在经济上,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经济活动实行限制和排挤的政策,并对华侨横征暴敛;在生活上,荷兰殖民者以优等民族自居,经常对华侨采取种种带侮辱性的限制措施,例如与其交谈必须用土语,服饰上规定华侨必须不准穿西装,男性必须留辫子等等;在法律上,也遭受不平等待遇,荷兰殖民当局,在原住民和东方外侨中推行一种“警察裁判权”司法制度,华侨没有上诉的权利,并可任意处以一定的罚金和体刑;在华侨教育问题上,殖民政府推行愚民和歧视的政策,在入学时对学生的家庭背景、学费、入学条件等方面做出苛刻的规定,使众多的华侨子女不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如此歧视与压迫,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情绪,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而此时的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漠不关心,后来护侨又软弱无力,加之“政治腐败、国势日衰、国际地位江河日下,更加无暇顾及华侨”[2]。故而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派很快得到华侨的认同和支持。革命派的宣传及影响使他们认识到祖国的强弱与他们在侨居地的地位和处境息息相关,极大地唤醒了印尼华侨的民族意识。

之后印尼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辛亥革命、、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等革命运动,热切期望祖国独立、民主、统一与富强。随着参加支持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印尼华侨的民族意识渐增,当日寇侵略祖国时,他们毫不犹豫的站出来,组织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也因他们饱受殖民主义压迫剥削之苦,断不能使祖国沦为殖民地,使祖国人民再备受煎熬,屈居人下,更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只有祖国强大统一,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才能维护他们在侨居国的利益,才能改善他们在侨居国的处境,保障他们拥有正当的权益,获得更好的生活。

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

印尼华侨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及影响是分不开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斗争,是为人民大众争取利益,消除剥削与压迫而服务的”[3]。这一宗旨深得印尼华侨之心,他们一直处在荷兰殖民者的压迫与剥削之下,深受殖民主义之苦,同情祖国同命运的同胞,继而赞同与支持中国共产党。

其次,中国共产党一直的斗争策略就是全面抗战路线,发动人民群众,联合一切爱国的人士共同战斗,倡导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当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时,党就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通电和决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同志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中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以及争取国际援助,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多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是正义之战,能得到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华侨对祖国的支持更是十分必要的,能改善我国的孤立处境;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2月9日发表了《太平洋战争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的文件,指出“我们应该加紧开展华侨工作,促使全体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反日,并号召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4]。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传到印尼,得到印尼华侨的拥护与支持,继而他们成为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不仅直接冲破殖民政府的种种限制和阻挠,用各种形式和方法,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为祖国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和印尼人民一道开展了当地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斗争,间接缓解了祖国国内抗日的压力,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三、国民政府积极侨务政策的影响

国民政府在当时是被世界承认的中国的政府,曾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维护世界各地的华侨的利益,这些侨务政策主要体现在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增强华侨与祖国联系的传统。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1933年及1934年先后制定了《侨民教育实施纲要》《侨民学校立案规程》《侨民中小学规程》等规章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尼华侨及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荷兰殖民者的愚民政策;为维护海外华侨切身利益,国民政府于1929年2月5日公布了《国籍法》及《国籍法实行条例》,采取以血统定国籍和以出生地定国籍的混合制,使海外华侨获得双重国籍,此举给予华侨一定程度的外交援助;1929年6月通过《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及1935年10月公布的《工人出国条例》,其中有保障华工权益、发展华侨教育、奖励华侨投资兴业等侨务政策的具体条文和立法;1937年8月31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函电《为全国抗战告侨胞书》及各次《通告》,阐述因抗战希望华侨输从物质、精神上支援祖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2月11日,发表《告海外侨胞书》,倡导“我海外侨胞秉民族优良之天赋,积多年经营,对所在各地均有重大密切之关系,不啻为第二故乡,务望奋其义勇,协助友邦,贡献一切人力物力,为消同敌人,达成最后胜利而作英毅之奋斗”[5]。

这些侨务政策是为全世界华侨制定的,当然印尼华侨也是其中一员,且是其中人数最多的,故而这些侨务政策对处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印尼华侨而言是久旱而逢的甘露,使他们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怀,激发了印尼华侨的爱国热情。而后虽然其中一些规章条例没有完全实现,但却表明了国民政府维护华侨权益的意向和愿望,加深了印尼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与信赖,调动了他们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对其在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由于国民政府背弃人民,消极抗战,使印尼华侨对国民政府失望,失去信心”[6]。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政府的夹击,但依然顽强抗敌,用小米加步枪与敌人抗争,倡导全民抗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也得到印尼华侨的敬仰,他们或捐赠物资,或返国从戎英勇抗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他们所能与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直至抗战胜利。

综上,印尼华侨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因着自身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及国民政府积极侨务政策的调动等因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与影响,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并协助侨居地居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为抗日战争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的贡献和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铭记于祖国人民心中。

参考文献:

[1]温广益.印度尼西亚华侨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2]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中共中央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选集:第一卷,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8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大地之子”们从小受葡文教育,信奉天主教,在葡语社会范围内活动交往,他们以自己的葡人血统为荣,极乐于称自己为东方葡人。虽然混血儿身份的事实,使“土生”一族受到纯种葡人的歧视和不信任,他们也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与“乘大船”来的人不同,不过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还是起到了弥合差别的作用。曾经是作为特权阶级的“大地之子”们,在澳门回归前基本上视当地华人为低劣的种族,并赞成权利、义务的不平等,这使得他们与澳门华人的相处,在几个世纪里都十分激烈。热衷于小品文写作的丁楠,在《官民》一文中写到澳门华人面对特权阶层最易脱口而出的话就是:“你所有的,到九九为止。”廖子馨的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寂然的小说《乌夜啼》的内容更是具有典型性,充满着“土生”与华人这两个不同种族间的隔阂与憎恶,充满着受尽侮辱与伤害的澳门华人对等级制社会的痛恨,充满着“土生”一族与华人一代又一代之间纠缠不休的爱恨情仇。且以《乌夜啼》为例,这篇小说从审美角度说来,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颇符合狄德罗的美学观。“土生”警员山度士与华人菜贩林根过去的血仇,山度士的外孙阿醒与林根的外孙女程家欣现在的错爱,不同的时空交错着今非昨是。而山度士与林根、阿醒与程家欣这两组冲突的形成,正在于“土生”与华人对“特权”的不同认知,“大地之子”山度士的看法是:他常常觉得,如果这里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些中国人的生活肯定会更艰苦,但愚蠢的中国人总是想不到这些,他们只会埋怨葡萄牙人霸占了他们的澳门,只会说洋人都欺负他们。所以山度士非常讨厌中国人,尽管他体内流着中国人的血,尽管他妈妈也是中国人。而林根却并未把澳门当作非中国的存在,他想自尊、自强地生存,而不是在特权阶级颐指气使下奴颜婢膝地苟活。但是,山度士之流根本容不下林根的自尊,这位“大地之子”认为华人的自尊就是对“土生”葡人特权的挑衅,于是,林根被他无缘由地毒打,以至丧失了工作能力,然后:林根开始在金碧赌钱,其实是因为没有钱过新年……他已经再没有能力经营菜档。他甚至不能做任何工作……因为穷困和病,也因为嗜赌,他的傲气和愤怒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他觉得自己不该来澳门,他不太喜欢这个让他活得很没尊严的地方。他以前觉得中国人应该很有骨气,应该很自强。但在澳门,莫名其妙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这里的人实在让他太失望。……他不敢想象女儿日后在这小城会变成什么模样,更想不到自己的外孙女会爱上一个土生葡人。……回去!回去!一定要回去!他临死时所说的话,永远都没有人知。

    山度士的残暴与林根的悲剧让人联想到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说的几句话:“人类逐渐学到了一个简单的教训,那就是:为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繁荣计,全体人民比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特权阶级的人都要高明,不论那些特权阶级的人是怎样精选出来的和受过什么样的培养。”[2]是的,权利的不平等正是无数愚昧腐败行为的根源,导致的结果便是政府与人民越来越誓不两立,澳门的“一二?三”事件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乌夜啼》中写到不可一世的山度士在“一二?三”事件中被打伤,“他的伤势差不多跟当年林根所受的伤一模一样”。到了提倡自由、民主原则的现代,阿醒在澳门依旧是延续他外祖父的老路,从这个年轻警员的身上,特权阶级作为社会前进绊脚石的本质更被充分表现了出来,即便是他的恋人程家欣也是如此看待的:我不知阿醒收了什么人的钱,包庇了哪些人,伤害过多少人。我只知道干这勾当的警察还有很多……阿醒平时总是让我觉得:作为一名警员,兼且又是土生葡人,收受这些利益根本没有不妥。其实我对土生葡人没有多大好感。或许我对警察也没有多大好感。在澳门长大的中国人,常常会觉得这里很落后。也许是由于所有政府部门的表现都不太理想吧!我总认为这里有太多不妥的事情。例如我的男友阿醒,他不过是一名警察吧!为什么会这样富有?他已在葡国买了一间屋给他父母,又买了一间屋给他外公,他还准备在澳门买一间屋给我。我知道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对家庭很负责,也很爱我,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赚这些钱会不会对他构成危险?…………我又觉得他非常该死。他常常以为契爷可以保住他,以为自己和契爷是土生葡人,便没有人敢对付他们。然而,“大地之子”的身份特权在今天已再不可能是保命的丹书铁卷,阿醒的契爷并未能保住他,两人都被敌对帮会的杀手开枪射爆了头。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不完备的国家地区,腐败现象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澳门腐败的特色却与“土生”这个曾经的特权阶级的存在大有关联,即便是葡政府撤走之后,特权阶级已彻底失去了他们过去的地位,但还是有许多不甘心的“大地之子”像阿醒那样明里白道、实际黑道,成为社会的毒瘤。正是对这样一部分抱残守阙的“土生”,寂然在小说中的立场才会无情与决绝。当然,“土生”一族与纯种葡人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而复杂的。

    一位葡国学者指出:“……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国王朝的人是发号施令者,自己人虽多,但想要的自由却无一席之地。”[3]的确,血管里同时流淌着东西方血液的“大地之子”们早就明白自己与纯种葡人的不同,他们也进行过一些争取权利的抗争,但毕竟力量单薄,且已经拥有了远胜于当地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故一直以来都颇不情愿地向葡国政府俯首称臣,其独立的族群意识也一直未能真正地明晰。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澳门主权即将回归中国之际,葡国殖民政权在澳门的统治被大大地削弱了,一些先知先觉的“大地之子”开始逐渐摆脱对葡国殖民政权的依附,以独立的族群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沟通葡人社会和华人社会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参见一下葡国学者贾渊和陆凌梭的研究:“土生有意识地以族群字眼去表达自我身份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件比较近期的事,与族群方案在后殖民时期的演变有直接关系,沟通族群的本钱变得更为有价值。”[4]

    正所谓既往矣、还看今朝,目前有许多“土生”不但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还任职于特区政府的不少领导岗位,依旧在澳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尤其是在同欧洲及葡语国家的交往、联系上,“土生”已成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毕竟“大地之子”的根是在澳门,他们是真正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大多数“土生”对澳门的感情正如律师兼小说家的飞历奇所说:“我生于澳门,属于澳门,从感情上与澳门完全融合在一起。”[5]四个世纪以来,“土生”一族生活在以华人为绝大多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意识的澳门,必然深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即便是《乌夜啼》中的老山度士之流,归葡后他们的晚年也是在对澳门“挂念”中度过。这“挂念”的内容是复杂的,有不忿于纯种葡人的歧视,有对往昔特权的留恋,还有来自母亲血液的对一向瞧不起的华人莫名的亲和。作者将在他文当中通过对江道莲与飞历奇这两个土生葡人作品的分析,阐释在澳门回归前期,绝大多数“大地之子”如何用一种崭新、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与邻人的关系、如何面临失去了特权及地位后的自身存在方式、如何厘清自己族群的归属,这里暂不展开。

第9篇:民族意识的觉醒范文

[论文摘 要]元明清文学中女性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戏曲作品人物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爱情观的变化体现了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从她们各自阶段的个性意识出发,勾勒出女性觉醒的总体轮廓是递进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人性觉醒是元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反映,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尤为突出。而元明清戏曲中三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爱情观的变化则揭示了元明清文学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发展轨迹。三位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关于元明清文学中反映出的女性觉醒,妇女主体观念的增强,以前的研究者在评论单个作家作品时也多有提及。但都没有把它放在元明清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女性的觉醒作一个宏观的总体把握。从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的纵向比较中,从三位女性对理想爱情追求的不同层次中,可以得出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历史性的宏观结论。

《西厢记》(元王实甫作)、《牡丹亭》(明汤显祖作)、《桃花扇》(清孔尚任作)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之作。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里仅就三位女主人公对幸福爱情的理解和追求的层次及深度,来分析她们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西厢记》的女主人崔莺莺是相府千金,婚事早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恒,但她与青年书生张君瑞一见钟情。这是人在自然天性基础上表现出的男女之间的爱悦,是对人性美追求的自觉反映。处在重重禁锢中的莺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礼教的束缚,一方面是青春的苦闷和对自由人性的渴望。所以在行动上她采取了“隔墙酬韵”、“月下听琴”等隐蔽方式倾诉爱恋。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内心热烈,外表冷静;夜间热情,白天“规矩”。以至红娘责备莺莺“假意儿”,但莺莺这支“出墙红杏”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战胜封建礼教,与张生结为美满夫妻。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莺莺性格中表现了一种新的爱情观念。

首先,是对“情”的肯定,追求有感情的婚姻。这是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的突破,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初步确认。

其次,是莺莺在追求理想爱情时,对虚名的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中两个莺莺作一比较。在送张生赴京赶考离别时,董本《西厢记》中的莺莺说道:“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专听着伊家好消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被”。可以明显看出莺莺的功名心理。而王本《西厢记》的莺莺却嘱咐道:“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还抱怨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又千叮咛万嘱咐:“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表现了莺莺只重爱情、不重功名的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崔莺莺的爱情理想仍是“才子配佳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在爱情的追求上,莺莺并非处在与张生平等的地位上。在与张生私下结合时,莺莺说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表达了男女之间在爱情上的不平等。莺莺在爱情追求中的矜持、犹豫、顾虑也都反映了刚刚萌发自我意识的封建妇女觉醒历程中的脆弱性和矛盾性。

所以说,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表现了女性觉醒的萌芽状态,是对自己主体地位的朴素肯定,是基于一种直观的、直觉的认识。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划时代意义:“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以莺莺的反礼教思想为起点,掀起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狂涛巨澜。

和崔莺莺相比,《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要坚决得多,对生命的感悟也深刻得多。青春的觉醒、人性的觉醒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

在《牡丹亭》著名的“惊梦”、“寻梦”两折戏中,集中体现了杜丽娘人性的觉醒。这种觉醒源于她对生命的感悟。“惊梦”中表现了她对生命感悟的两个层次: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香闺”是束缚杜丽娘人身的樊笼。久居香闺,像笼中的鸟,不能自由。杜丽娘从空间上深深感悟到生命所受的约束。“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牡丹虽好,却要受花期的限制,不能好花常开,美景常在。借花自况,表达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时间感悟。对生命的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引发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萌发了强烈的青春欲望,并且为实现爱情理想,开始进行出生入死的抗争。她对爱情的追求具有崔莺莺所没有的新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主动、强烈、持久,直至后来以身殉情,死后她仍在寻找梦中情人,终于还魂结为夫妇。从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怀抱的一直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由人怨”这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坚定执著的爱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理想爱情的斗争中,她不像崔莺莺那样只是被动地承受,犹豫不定,顾虑重重,而是把自己摆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像男子那样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为爱而死,又为爱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是出于人对自然天性的追求,体现了人的原始生命现象。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为一个健全人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牡丹亭》在价值观念上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个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视、令人崇敬的高度。

所以说,杜丽娘的形象在女性觉醒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转贴于

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对爱情的追求,则表现了女性觉醒的又一高度。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和复社文人侯方域相爱。他们的爱情除了色、艺、才、情外,共同的政治理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香君自觉地把命运、爱情和政治相联系。把婚姻的幸福上升到志同道合的政治追求上,使爱情蒙上了政治色彩,视野更为开阔。在《却奁》中,她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表明她坚贞的人格。

李香君对幸福爱情的追求,自始至终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从《却奁》开始,她被卷入了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对爱情的坚贞和执著追求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奸党得势,逼香君再嫁,香君坚决不从,以致洒血溅扇,表明她“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心志,也表明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独立的、自主自由的人的意志。当香君被捉去充当歌妓,她在筵席上痛骂马、阮奸党:“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也说明她对侯生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志向与爱情兼容的基础之上。李香君所追求的不只是人身自由,爱情幸福,还进一步追求对国家、对民族利益命运的捍卫和关心。和崔莺莺、杜丽娘相比,李香君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更具时代感,表现了女性觉醒的更高层次。

如果说崔莺莺传达了女性觉醒的朦胧意识,杜丽娘弘扬了青年女性个性解放的反抗斗争精神,而李香君则把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相结合。她们应该说都达到了各自时代的高峰,标志着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

女性的觉醒,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对自身的确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除了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而存在外,被剥夺的有话语权和自我存在。女性的觉醒就是把女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法律或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复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地位。元明清文学中所体现的这一觉醒历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体现了女性觉醒历程中的三个阶段:崔莺莺的觉醒属于第一个阶段——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生,也就是对自己作为人的直觉的自我意识的朴素肯定。杜丽娘的觉醒属于第二个阶段——主体自我能力的自觉探索,具有近代色彩的性爱追求。李香君的觉醒属于第三个阶段——主体自我地位具体的、辩证的肯定,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主体价值。这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递进发展,体现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主要脉络和总体轮廓。

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自主意识的觉醒,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莺莺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反封建礼教的主题也更加突出。而这其中,时代环境之变迁当是重要因素。蒙古族人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旧有的思想和风俗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元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思想界相对松动与活跃。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礼教磐石也随之动摇,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而《西厢记》所描绘的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无疑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驳,崔莺莺的形象因被注入了时代因素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牡丹亭》产生的明代后期,社会矛盾非常复杂,思想界的斗争也格外尖锐。一方面,封建卫道者为挽救大厦将倾、礼崩乐坏的局面,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在精神和肉体层面受到禁锢和迫害更加深重。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从王阳明的“心学”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文人士子就反对封建专制与皇权的绝对性,思考人的主体意识。属于王学左派的李贽,更是离经叛道。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汤显祖。也在继承李贽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情”抗“理”,崇尚真性情。同时,明代后期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市民阶层蓬勃兴起,以精神自由、个性高扬为特征的市民思想盛行于时。杜丽娘的“至情”,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外,更多的是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人生欲求,这已经超出了爱情的范畴,表现出突破禁欲、对活生生的人的体认和尊重。杜丽娘的形象对于封建制度的冲击,对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比一般的追求自由爱情要强烈得多。她所包含的人性复苏、肯定人欲、张扬个性的精神,表明了晚明时期对人性内涵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大范围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