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精选(九篇)

第1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早教，百里挑一不容易

很多家长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操心孩子的成长。可能你的案头已放了不少育儿书籍，如《早教革命》《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婴幼儿的科学养育》等；可能你读过不少诸如“如何培养优秀孩子？专家给家长的120条建议”这样的文字；甚至可能你早早地就开始为孩子挑选早教机构了。时下比较受家长们青睐的机构有金宝贝、东方爱婴、赢在起点、天才宝贝、红黄蓝亲子等，社会上也涌现出不少有名的私人幼儿园，如李跃儿的巴学园、孙瑞雪的儿童之家……很多早教机构都会在宣传中提到蒙台梭利教育理念，以让家长们认可教育的专业性。而且蒙氏教育不光在国内吸引了众多的家长，在国外幼教领域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当当妈：

我在美国读博士时，当当出生，至今我钻研幼教已有些时日了。在北美，你在任何一个城市里打开电话黄页都可发现大量蒙氏学校，而很多蒙氏学校更是跻身全美topschools，是家长的首选，因为蒙氏教育培养出的小孩学业成绩较好。

蒙氏教孩子做事有一定的顺序，教师每天都会用充满美感的动作自然而有条理地做事，孩子从旁看到，自然而然地模仿。保护了孩子的自尊，也激发了主动学习的意识。而且蒙氏是秩序与自由的完美结合，孩子可以自由决定玩什么，玩多久。

现实情况是，无论哪一种早教课程，花费都并不便宜。但家长们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不少家长逐渐认同了这种贵族式早教，愿意花上200-300元/小时，让孩子在里面哪怕仅仅是玩游戏。这可以说是现代教育理念的进步，也是21世纪00后们的幸运。但是，面对纷繁的早教机构，你真的懂其中的奥秘吗？早教课程，对孩子的成长帮助有多大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家长们的心声。

上海林女士：

我的儿子在幼儿园读的是美式幼儿园，玩乐、游戏与开心是主题，没有像公立幼儿园那样很小就开始系统地学习一些学前班或者小学一年级的部分知识。

儿子很快乐，但自从上一年级以来就让我很头痛。每天晚上做作业都很不情愿，慢吞吞地。我觉得自己的孩子属于不笨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儿子现在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都搞到十一点，有时甚至完成不了作业；上课的时候不老实，坐不定，老师经常点名批评。

我以前总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长会打小孩子，现在终于明白了，有时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面对林女士的困惑，不少家长则认为：很多公立或者私立幼儿园都让孩子提前去吸收本应小学一二年级才学习的知识，所以这些孩子在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很轻松了。而从以游戏、玩乐、启发为主的幼儿园出来的孩子，他们需要一定时间的过渡，所以最初表现并不出色。但家长们相信，假以时日，这些孩子一样也会很优秀，甚至超越提前学习的孩子。

武汉王女士：

我个人还是推崇学龄前孩子以玩为主，在游戏中学习的方法，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幼儿老师尤其是家长的正确引导。很多家长容易走极端，以为给孩子自由，就是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自由，让孩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其实我的理解应该是在一定的规则下放手让孩子自由。

对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早教机构让孩子在游戏玩乐中快乐成长，不少家长将眼光瞄准了蒙氏教育。然而，早教机构中的蒙氏教育成分到底有多少，这也是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

北京蓝女士：

蒙氏教育最主要的是教育观念的一些改变。孩子上这种班，最主要是看老师有没有经验，光是嘴上说没有用。一个正规的蒙氏教育的老师是很难得的，一般的幼儿园其实都不具备资格，拉大旗做虎皮而已。孩子上了这样的班，还会助长攀比的习气。

北京寥女士：

我觉得选幼儿园，还是传统的好，毕竟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我自己没事的时候看一些蒙氏教育的书，孩子上普通幼儿园，我自己在家里进行蒙氏教育，我觉得效果很好。

武汉徐女士：

我知道的也不多，好像早期蒙氏教育是为盲人设计的，都是些形状、珠子之类的小玩具，锻炼宝宝手眼协调性，例如让宝宝把某一形状放到固定的空格里去。现在打着“蒙氏教育”旗号的幼儿园和早教中心很多，在收费上比一般教育机构要高些，有时候真是难以选择。

蒙氏教育，别让噱头“蒙”住你的眼

作为未经注册的非法组织，位于青岛的中国蒙台梭利协会于2013年10月25日被相关部门依法取缔。很多家长此时幡然醒悟：原来，我们一直追捧的蒙氏教育，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国字号”蒙台梭利协会被取缔，贵族化的蒙氏教育被蒙上阴霾，这种代表着新理念的教育模式是否值得推崇备受争议。

近年来，虽然蒙氏教育在我国幼儿教育应用实践中得到了积极的推广。但实际上，对于蒙氏教育到底是什么，蒙氏教育的具体模式和教学方法，很多家长并不清楚。据调查，不少幼儿园和早教中心所开设的蒙氏教育班很多只是其宣传噱头，教育方式与传统蒙氏教育理念也不尽相同，只是借着“蒙氏”头衔吸引更多眼光罢了。一些机构由于师资培训欠缺或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对蒙氏教育的理念领悟肤浅，教学方法流于表面，简单模仿、生搬硬套蒙氏教育理念，照搬照套使用蒙氏教具，并不能根据幼儿发展的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实际教学效果堪忧。在这些教育机构里，各式“纯蒙”、“半蒙”课程教育鱼龙混杂，足以“蒙”住家长们的眼。

周女士：

我周末都会送3岁的宝宝去参加蒙氏早教班。我只知道这种新的教育方式是在游戏中学习，应该对孩子成长有帮助。至于蒙氏教育的各种理念和课程，我自己其实也不大明白。

田田妈：

我对蒙氏的了解也不算多，但以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真正的蒙氏教育并不普及，如果很普遍，我们择园不会这么痛苦。因为”蒙氏”到中国被商业化了。蒙氏数学、蒙氏感观、蒙氏礼仪被幼儿园、早教机构当成了一门门独立的课程去学了！而蒙氏的精髓：”以孩子为中心”却完全被忽略了。商业化只让人们关注孩子从这些课程中学到了什么，却忽视了孩子内心的需求，和孩子人格构建时所需要的引导。

露露妈：

蒙氏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很高。真正的蒙氏教师是必须发自内心的爱孩子的。你想，咱们家长对着自家的一个宝贝，有时候尚且搞不定，老师要面对那么多宝贝，做到完全的耐心，是何其的不容易。所以别期待三个老师带三四十个孩子那种班真的是蒙氏，因为做不到关注；也别相信早教机构一周一节的蒙氏课，因为相处时间短，她不可能做到了解你的孩子。

知识链接

蒙台梭利教育法，究竟是怎样的？

蒙台梭利教育法是以培养独立、自主、有责任感、懂得关怀别人、并有学习能力的孩子为目标的教育方法。一个世纪前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在罗马贫民区建立“儿童之家”，招收3～6岁的儿童加以教育，她运用自己独创的方法进行教学，结果出现了惊人的效果：那些“普通的、贫寒的”儿童，几年后，心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被培养成了一个个聪明自信、有教养、生机勃勃的少年英才。蒙台梭利崭新的、具有巨大教育魅力的教学方法，轰动了整个欧洲。

蒙氏教育的原则是以孩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的深入了解，尊重其人格尊严和成长过程。在众多的西方幼儿教学法中，蒙台梭利教学法称得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较好的幼教方法。

蒙氏发现，儿童在六岁之前的不同阶段，秩序、行走、语言、手的运用、细小事务、独立自主等有各种敏感期。孩子在1～2岁期间，非常喜欢走路，尽管走得摇摇晃晃，也坚决不肯大人抱，他从走路的过程本身得到满足。蒙氏课程根据儿童敏感期设计活动，既满足孩子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很多其他国外教学法都不在幼儿园阶段教孩子识字、做算术。但蒙氏教学法则不同，它使用多种作用于感官的教具循序渐进且科学地教孩子阅读，并在算术、自然知识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有能力的孩子还可以接触到很多颇为高深的内容，比如：平方、立方的概念，太阳系九大行星等自然与物理知识。

蒙氏教育将秩序与自由完美结合，孩子可以自己决定玩什么，玩多久。可是，这种自由是有前提的，孩子必须遵循一定程序。比如，把一样东西收拾好，然后再玩下一样。有了秩序，才能保证自由活动有效进行，教室里不会乱作一团。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孩子的能量有了正当的去处，就不会处处与老师做对，成心破坏秩序了。

蒙氏教育更能弥补目前独生子女教育中的一些不足。蒙氏教育非常重视生活能力的培养，日常生活课程如烹饪、园艺、清洁等，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孩子掌握了一些生活技能，更重要的是，孩子发现成人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从中发现自身能力和潜力，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

蒙氏教具，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帮助？

和传统教育通过书本授课不同，蒙氏教育反对填鸭式教学，也不需要教材书本，只主张从日常生活训练着手，配合良好的学习环境、丰富的教具，让儿童自发性地主动学习。教具是孩子工作的材料，孩子通过“工作”，从自我重复操作练习中，自己建构完善的人格。蒙氏教具的设计遵循由易到难的顺序，不让他们因经历失败而失去自信。蒙氏教具都具有自我纠错功能，孩子自己发现、改正错误，培养儿童自主学习的信心和能力。

一般情况下，蒙氏教育机构都会采用128件的基础配套设施。但这样的教具规模对于倚靠丰富教具教学的蒙氏教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蒙氏教具之所以经典，是每一项教具除了单一的教学目的外，还可以实现多重教育目的。

第2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在进行蒙氏课程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教学载体的开发以及与本土教学体系融合。前者更集中体现在技术层面，后者较多表现在理念层面，两者既是蒙氏课程精神的核心，更是实现其中国化的突破口。

一、课程实施中的载体开发策略

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精髓是“做中学”，即强调儿童的学习必须经由实际的操作以达到内化而完成。因为，幼儿的学习是具体的，这种具体表现在学习物对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很难想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能让幼儿去获得内心共鸣。只有在看、听基础上去做、想，才能保证幼儿阶段的教育学习效果。而这一切，必然需要有一定的载体。这里所谓的载体，我们把它定位为能让孩子操作，且包含一定知识、能力和人格承载力的教学用具。

在实施蒙台梭利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和孩子们都深深地被其丰富实用的工作材料所吸引。在蒙氏教育理论指导下，我们从盲目地学习工作材料的操作、应用其操作逐步过渡到思考这些工作材料的操作实质，不但要知道怎么操作，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原理和出发点是什么，更要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再过渡到对每一份工作材料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审核，知道其上位材料和下位材料，进而过渡到对整个工作材料体系进行查漏补缺，完善其中位连接材料和下位补充材料，让工作材料真正适合于不同的幼儿需要(如材料“红棒变数棒”图1，就是为一些幼儿在从红棒操作顺利过渡到数棒操作之间搭起一座“中位”桥梁，很显然，这是一份非常个性化的学习载体)，最后过渡到开发制作新的工作材料(如材料“声母凹槽板”图2，“拼读转盘”图3，“汉字形体演变箭”图4，“蒙氏练习册”全套图5等，都是极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学习载体)。这一路走来，我们收获的是艰辛和成功。可以说，没有这一递进式的过渡飞跃，我们就不可能对蒙氏教育了解那么深，就更不可能将蒙氏教育中国化、园本化探索之路走的那么远。

在课程实施中的载体开发策略中，我们始终将“承载”思想贯穿始终。这种“承载”决定了载体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载体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应用性，更决定了载体的操作适宜性。如果没有这些承载，那我们的载体就不具备教育和学习功能。在策略实施中，我们将“承载”分为知识承载、能力承载和人格承载三种类型，使得开发出来的载体能不同程度地指向幼儿发展的知识、能力和人格层面，做到“物有所指，做有所用”。比如我们开发的极具珠海地方特色的文化小书系列《十大名菜》《十大名人》《十大名胜》《十大海岛》《渔女的传说》等，在知识承载方面丰富了幼儿的知识，扩大了视野；在能力承载方面可以培养阅读能力；而在人格承载方面则增进了对家乡珠海的了解，增强了身为珠海人的自豪感，激发了爱家乡的情感，并从优美的神话故事中获得了情感、态度、气质方面的熏陶。我们认为，一份成功的学习载体必然是从多方位教育元素出发，为着培养完整儿童的目的而出现的。

二、课程实施中的体系融合策略

蒙台梭利教育尽管广为流行，但也并不是说没有瑕疵，存在着诸如重个性轻社会性、重接受轻创造、重文化轻艺术、重智力轻体能等等问题，必须吸收其他教育思想的合理内核，必须与本土的优秀教育思想相“融合”。于是，大家积极投身于将蒙氏教育、探索性主题活动教育、奥尔夫音乐教育等进行融合。另外，强调走“融合”之路还有两个更具体的原因：蒙氏教育乃舶来品，其最初的施与对象是特殊儿童，在引入国内幼儿园后，最初接受蒙氏教育的人实际上只是接受的教具操作培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真正领会其思想精髓，从而导致被误用，很多教育方式或者原则(如混龄教学、奖惩无用、纪律换自由等)在操作上也有些现实的困难。这种蒙氏教育本身的缺陷需要进行弥补。这是其一。其二，是其他教育模式的出现，带来了不同于蒙氏教育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效果，而且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正好能弥补蒙氏的不足，比如探索性主题活动教育，注重孩子和老师的共同发现，注重孩子的自发兴趣，整个活动过程中幼儿的思维相当活跃，充满了创造意识，而且群体交往机会很多，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联系非常紧密。于是，大家都想，如果把不同的教育模式合理的、可取的部分进行融合，组织一支教育模式领域里的“全明星队伍”，那岂不是很好?这就是一方面自己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别人的很不错，所以“融合”便显得顺理成章。

在我园，课程实施中的体系融合实际上采取的是“自补”和“他补”相结合、同步发展的策略：一方面努力发展完善蒙氏教育，练好内功，实行“自补”；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挥其他教育模式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与蒙氏教育进行交织应用，实行“他补”。比如，在我园更多地是将蒙氏教育和主题教育进行融合，将参照珠海市自行编写的《幼儿园主题活动套材》开展主题探索活动和结合我园开展蒙氏教育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我园园情的园本化课程建设和实施之路。在融合之初，我们面临很多困惑：到底该融合什么?如何才能有机融合而不是拼凑?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新的困惑又接踵而来：蒙氏教育的系统性和主题教育的随机性如何融合?尤其是数学领域，始终觉得两者是磁铁的同极而相互排斥。后来，我们又对“蒙氏主题活动”和“主题蒙氏活动”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实质上的探索和论证。这一进程见证了我园实施课程体系融合策略的实践道路。

通过一系列的摸索尝试，我们初步得出以下经验可供参考：(1)蒙氏教育自身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要遵循蒙氏基本理念，另一方面要紧跟时展步伐，结合中国、本园实际，因地制宜。特别是在语文和文化教育领域。(2)蒙氏与其他教育体系的融合，在目标、内容、方法、资源(时间、空间、物、人)方面都有很强的操作性。在我园，每进行一个主题教育活动，首先会参照《幼儿园主题活动套材》里的关于该主题的统整目标，明确要达到的目的，再选取现阶段幼儿感兴趣且适合本年龄阶段的内容，置于主题和蒙氏的教学方法中去进行审视，做到用最适合的方法去作用于学习的内容，并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适宜的资源，保证孩子“学的有其乐，学的有其获”。(3)在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把握幼儿的“需要”和幼儿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两者同属心理驱动力范畴，对幼儿的行为都具有直接的影响，需要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需要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外力施与的；而兴趣在幼儿阶段则是很不稳定的，它决定着幼儿行为的指向和持久力。因此必须将“需要”和“兴趣”统一起来，才能保证幼儿学习的真正效果。(4)在“融合”的时候，既要充分展示蒙氏教育在知识的系统教学、能力的系统培养、基本人格特质(专注、独立、协调、秩序)的持续提高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探索性主题教育等在知识和能力的应用、与社会及周围世界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充分展现幼儿教育独特魅力等方面的突出作用，真正做到“做中学”和“学以致用”。

第3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争议焦点

支持方

蒙氏教育尊重孩子的探索精神，让儿童在自由与爱的环境中自发地学习，不同于传统的以老师为主导的教育，更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

反对方

中国的“蒙氏班”大都是“蒙事班”；蒙氏教育法来源于对残障儿童的训练，对正常儿童并不合适；蒙氏教育法提倡给孩子自由，会培养出任性的孩子；上蒙氏幼儿园以后上学有困难。

专家访谈

于春林

婴幼儿早期教育专家，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内知名早教品牌“爱尔贝早期教育中心”创始人，多家育儿媒体专栏撰稿人。

请简单介绍一下蒙氏教育法的主要特点。

蒙氏教育提倡自由原则，主张教育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以孩子自由活动和自主发展为主导。认为无论老师或家长，对孩子都不可发号施令，也不必施以奖惩，而是在自由的环境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为了实现自己这一套理论，蒙台梭利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预备好的环境”、“精神预备好的老师”和“蒙氏教具”。孩子们在为他们特设的适合他们成长和活动的环境中，通过自己操作蒙氏教具进行学习，而“精神预备好的老师”，并不主动干预孩子的活动，仅作为观察者、示范者，在必要时对孩子提供帮助，以协助儿童自然地成长。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蒙氏幼儿园的争论很多，甚至有人称蒙氏幼儿园为“蒙事园”，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论？

这首先是因为家长对蒙氏教育还不太理解，其次是一部分办蒙氏教育的人，做得不够正规，再就是师资达不到要求。据我了解的国外的情况，对蒙台梭利的教师的基本要求是：经过2个月的蒙台梭利理论学习，9个月的实习，方能取得蒙台梭利教师资格证书。而国内很多蒙台梭利幼儿园的老师接受蒙台梭利教育的培训时间很短，一般就是一周、10天，最多15天，这对一些知识面窄和理解能力有限的人来说是不够的。另外，蒙台梭利教育非常依赖于老师的爱心，而当今社会日益浓厚的商业氛围，正在让部分老师的爱心越来越少。

蒙氏教育的方式是让孩子自已操作教具学习，老师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再去协助。但一些家长质疑：一些老师好像对孩子根本不管不问，只让孩子自己玩，没有起到引导作用。

现在的确有一些人，包括蒙氏幼儿园的经营者，都把蒙台梭利教育理解成了自由教育。自由在蒙台梭利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自由一定是以规则为前提的。蒙台梭利教师的任务，第一条就是帮孩子建立常规，并不是任由孩子玩，教师也不是不管不问，盲目地放纵。孩子很快会知道，只有当他遵守规则后才能获得自由。

您说到蒙台梭利教师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孩子建立规则，那么，孩子在上蒙台梭利幼儿园的过程中会学到哪些规则？

根据不同的班别，根据孩子年龄大小的不同，制定的规则也不太一样。一个班上建立的规则不会太多，因为，规则太多的时候孩子不容易从规则里面体验到自由。

不过，这样的一些规则是必须建立的：

“别人工作的时候，不能打扰。打扰别人必须经过别人的同意。”这条规则能让孩子形成一个概念：我不打扰别人，我就获得了我工作时别人也不能打扰的自由。

“绝不可以有粗野的行为。”

“不是自己的就一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就一定要经过别人的同意才能使用。”

“你要工作，就必须在工作台上，否则你不可以工作。”

“一次只能选择一个玩具。”

这样的一些规则让孩子在遵守规则的同时马上能体验到自由。越是最初进来的孩子，建立的规则越简单。

蒙台梭利教育不提倡批评和惩罚，孩子怎么能形成高度的自律？

蒙台梭利有个原则，叫错误控制原则。就是你必须按这个做，不按这个做就做不下去了，教具具有自动纠错功能，这是蒙台梭利教具设计的特点。

在其他日常生活里也体现这个原则。比如分区教学，不同的教具摆放在不同的区域，要使用玩具就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内。大孩子和小孩子选择的教具或玩具不一样，所以大孩子和小孩子也就自然地分开了，教学环境有序，孩子互相之间就互不干扰了，无需老师组织教学。这其实是让环境来控制人。环境有序，孩子的行为自然就有序了。行为有序，导致精神有序，高度的自律也就形成了。

蒙台梭利教育跟国内传统的幼儿教育是很不相同的教育体系，有没有一个国际的机构或国内的相关机构来进行管理，比如说必须到这个机构拿证才可以办这个学校？

现在没有。蒙台梭利国际协会在荷兰，美国也有蒙台梭利协会。中国蒙台梭利协会在北京，主要负责人是梁志焱。这个协会也开发一些产品，也做一些培训，但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质量控制机构。

有些家长担心，年龄大的孩子和年龄小的孩子一块上课，年龄小的孩子会不会处于弱势，得不到相应的学习机会，而年龄大的孩子有可能会欺负年龄小的孩子？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我们教育孩子，就是为了未来面对社会。孩子未来面对的社会本来就是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有老有少的各色人群，并不都是同龄人，在学校里面对类似未来社会的各年龄层人群，将来会更容易适应。

第二，大小孩子一起学习交流，各自都会获益良多。年龄大的孩子会把最合适的方法教给年龄小的孩子，不但让年龄小的孩子学会了，而且自己也能深化认识。

有人认为蒙氏教育以感官教育为主，主要适合1～4岁的孩子，5～6岁的孩子不太适合，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我认为，蒙氏教育更适合的应该是学前教育的3～6岁的孩子。蒙氏教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艺术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数学教育、自然科学教育等，涉及九大领域。我们说感官教育，是指这些教育在手段上的特点，即孩子们一定是通过活动，通过与环境接触，才能成长。与环境进行接触的前提必须是感官的参与。基本上所有幼儿教育的学者都认为，孩子的教育就是感官的教育。

另外，蒙氏为0～6岁的孩子都提供了适合的教具。

有家长认为，蒙氏园大部分时间是让孩子独立操作、学习，会导致孩子之间互动少，使得孩子性格内向、缺乏交往能力，您认为对不对？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传统幼儿园组织教学要讲纪律，上课两个人是不能说话的。相比之下，蒙氏自由宽松的环境里随时可以与人交流，孩子交流的机会更多。蒙氏教育并没有说一定要一个人做，比如一个孩子在操作，另一个孩子也想做，那他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这就是一个交流。还有，蒙氏幼儿园会设计很多主题活动，这些主题活动中有很多锻炼孩子交流的机会。

蒙台梭利教育最初是针对智障儿童的，用于正常儿童是不是不合适？

不是。蒙台梭利最初的教具设计是借鉴了耶塔和赛共两位医生对弱智孩子的研究，但这些教具并非是后来用于训练正常孩子的教具。她在发现弱智孩子操作这些教具后智力有所改善后，想到世界上还是正常的孩子多，假如给正常的孩子提供他们需要的材料的话，是不是会更聪明，于是重新在大学里学习了6年之后才制造出现在使用的这些教具的。

蒙台梭利教具中蕴含的逻辑关系、数学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包含中小学的数学概念，传递的信息是非常大的。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用一天时间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只不过我们成人站在比较高的层次上理解它，而孩子用具体的思维去理解它。说蒙氏教具是针对智障儿童的简单教具，是很可笑的。

第4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关键词:蒙氏教具 数学能力 思维能力

数学是以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为特征的学科,幼儿时期是以具体形象思维占优势,数学的高度抽象性特点和幼儿具体形象思维水平构成了幼儿学习数学的一个基本矛盾,这也对幼儿园数学教育提出了一定的难度和要求。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幼儿教育家蒙台梭瑞设计教具,改变了传统的一味重视教师指导作用,而是更多地去关怀、观察和研究儿童本身。蒙台梭瑞教具是以感官教育为基础,让幼儿通过手的触摸、操作及各种感官的综合运用,认识事物的各种属性及事物间的关系,为接受数学教育奠定基础。

一、实物化的蒙氏数学教具:把抽象化的数概念简单化

蒙台梭瑞创造了一套数学教育的好方法,她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的学习“实物化”,即:给幼儿提供一套具体形象的实物教具,这些物化的教具为儿童提供了表象思维所需的具体形象,能很好的帮助幼儿学习数学。例如,金色珠是蒙氏数学高级班的一个教具,是用一个粒珠表示“1”,而将十个粒珠串在一起的一根串珠表示“10”,用十根串珠平铺成一个正方形的片珠表示“100”,用十块串珠垒成立方体块珠表示“1000”,非常形象地表示出数字之间的关系。给幼儿一个数如“2352”,要他拿出相应的金色珠,他就会拿出2个块珠,3个片珠,5个串珠,2个粒珠。在类似玩玩具的操作中感知数位、数量之间的关系,对一个五六岁的幼儿来说是一件愉快而轻松的事情。蒙氏数学教育又采取了将“1000”个小珠子连结起来,构成一条长长的珠链,让幼儿从“1”一直数到“1000”,幼儿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更加深他们对“千”这个概念的认识,因此,蒙氏数学教育内容与传统数学教学内容相比较,更有利于幼儿思维发展。例如:“邮票游戏”这个工作,深绿色的数字卡片上面写着“1”表示个位;蓝色的数字卡片上写着“10”表示十位:红色的数字卡片上写着“100”表示百位,浅绿色的数字卡片上写着“1000”表示千位。幼儿通过教具很直观的就能理数位之间的关系。在幼儿已经有数位关系和交换规律的经验的基础上,再来用数字邮票做大数目的加法已经不再是难事了。如要计算出“2350+3520=”,幼儿在操作教具中轻而易举地完成一点也不令人惊叹了。对于幼儿来说,他感觉到进行1000以内的、100以内的加法原来与进行10以的加法是一回事了。

因为有实物化的教具,再加上生活中的互相配合,很多抽象的数学知识如乘法、除法、等分等看起来比较高深的知识都化难为简了。许多人认为蒙氏目标太高,有的甚至是中小学学习的内容提前了,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南方贝贝蒙氏数学班的幼儿都能够轻轻松松地掌握这些内容,令很多人为之惊叹不已。

二、蒙氏数学教育以感官为基础

感官教育在蒙台所瑞教育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蒙台所瑞认为:“高层次的精神(智能的)活动的发展,必须以感觉的发展为基础,三至六岁的幼儿为身体的急速发展时期,也是感觉活动和认知活动相辅相成的时期,因此,这一年龄的幼儿必须发展各种感知觉。

1.通过感官教育发展幼儿各种感知觉能力。蒙台梭瑞使用一套能分等级,有组织性的引导孩子各种感官刺激的“感官教具”来进行感觉教育,这套教具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自发性和积极性,从而促进幼儿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摸觉的协调发展,如:插座圆柱体、彩色圆柱体它们都是由四组不同的圆柱体组成,每组圆柱体的大小及高度都有一定的规则变化。第一组粗细不变高度递减;第二组高度不变,粗细递减,第三组粗细和高矮同时递减;第四组粗细递减而高度递增。当幼儿很好的操作这一教具时,还能与其他教具混合练习,不仅发展了幼儿的视觉,触摸觉,同时,发展幼儿的辨别、观察、思考等能力,也为幼儿写字做好准备。幼儿通过操作教具能初步感受配对和序列,依高低或粗细排列顺序的操作,能进行物体高度与粗细的渐次性识别。幼儿通过不断地接触“被具体化的抽象”而了解事物属性的本质,同时,能体验到由迅速辨别同种事物属性所带来的乐趣。

2.通过感官教育培养了幼儿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感官教育中,培养了幼儿接受数学教育所需的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即:分析、综合。根据这两点,结合感官教育的三种基本操作:配对、序列、分类。作为对数概念的理解,它可以协助孩子对数学的逻辑思维(给孩子自由性),即在反复进行感觉器官刺激中培养孩子了解数量概念时必须具备的逻辑思维能力。例如:在视觉教具中,幼儿进行长棒操作时,先感知最短的较短的……较长的、最长的,然后根据长短进行排序。(在这个过程中,幼儿运用了比较、判断、排序等能力)。当幼儿熟练的掌握排序以后,又有进行与数学教具中数棒的配对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运用比较感知、匹配等能力)。由此可见,在感光教育中,幼儿初步的逻辑能力,得到了训练,同时也为接受数学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通过感官教育促进幼儿概念形成。蒙台梭瑞认为:“人类是由精神和身体构成的整体。”人们在进行高层次的智能活动之前,必须要先认识各种概念。人要形成重要的概念,必须通过所有的感觉,概念的形成是由一连串感觉运动所知觉的行为开始。蒙台所利认为三至六岁阶段是感觉形成期,以各种和智力有密切的关系。

三、蒙氏数学教育发展了幼儿的思维能力

1.蒙氏数学教育内容有利于幼儿的思维发展。衡量数学内容能否促进思维发展的标准是数学内容是否突出了数量关系。因为数量关系反映了数学内部的本质规律,幼儿掌握了规律,就可以提高迁移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传统数学教育内容,往往割裂了数学中的一些相互关系。蒙氏数学教育在内容上更突出了一些数量关系,帮助幼儿发现数学内在规律,如:认识十进位的结构,让幼儿理解10个“一”可以合成1个“十”,10个“十”,可以合成1个“百”,10个“百”可以合成1个“千”,从而揭示“个”、“十”、“百”、“千”之间内在联系。又如“二倍数”的教学内容,让幼儿理解1/2与2倍的数量关系。因此蒙氏数学教育内容与传统数学教育内容相比较,更有利于幼儿思维发展。

2.蒙氏独特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能进一步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⑴自由选择原则。自由选择原则注重了幼儿的个体差异,避免了传统数学教育中“一刀切”的现象。幼儿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意愿、能力及水平,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教具,从而来获取知识,同时使思维能力也得到循序渐进的发展。自由选择的原则对于班内两端幼儿(能力强的与能力弱的)的思维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能力弱的幼儿可以放慢学习进程,降低学习的难度,对于能力强的幼儿可以加快学习进程,提高学习难度。避免了幼儿对学习数学的自卑感和恐惧心理,增强了幼儿对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自信心,提高了幼儿思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⑵独立操作学习。蒙氏数学教育是幼儿通过独立操作活动来获得体验。它体现了幼儿是学习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幼儿手脑得到并用,身心相互作用,思维活动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幼儿不断运用了观察、比较、分析、判断、概括、推理等逻辑能力,从而使思维的逻辑性得到增强。在蒙氏数学教具操作过程中,还必须遵循教具的操作规则。这些特有操作规则,又帮助幼儿建立了一定的数量关系。如:锤棒的操作规则,体现“10”以内数与量的关系。在分数小人的操作中,体现了整体与部分关系。在这些操作规则中所体现的各种关系,可以帮助幼儿进行思维活动,有利于幼儿发现数学内在规律。

3.培养了幼儿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是逻辑思维能力的一种表现。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幼儿要真正理解某一数学概念或关系,而不是靠机械记忆记住这些概念与关系。在蒙氏数学教育过程里,幼儿通过独立操作活动,进行学习,从而发现数学的内在规律。它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蒙台梭利认为,没有一个人是由别人教育出来的,他必须自己教育自己,教育的目的不是将一些经过选择的事实塞给孩子,而是培养幼儿自发的学习欲望。

蒙氏数学活动是通过幼儿探索活动发现数学内在的规律,幼儿的思维一直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当幼儿发现某一数学规律时,会产生强烈的成就感和愉快的兴奋感,这些良好的正面效果又成为幼儿下一步探索活动的动力,促使幼儿的思维进一步主动的、积极的活动。如在一次参观活动中,有一位小朋友玩分数小人时发现两个1/4就是一个1/2,他兴奋地叫教师去看,通过教师的引导,他发现两个1/2、三个1/3,四个1/4合起来是1,并发现1/2、1/4之间的大小关系,这样孩子对这个活动就充满了兴趣和再探索的愿望。

参考文献:

[1]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第5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这些日子，孩子的老师天天逼着我们把孩子送到他们新开办的什么蒙班去，但我们并不了解什么“蒙氏”教育，只是他们说有多好多好，关键是费用要比现在高出一倍来，我就觉得他们是想挣钱，心里特不舒服……”一位幼儿园孩子的母亲在电话里愤愤地说。

两年前，我在一所幼儿园接触到了“蒙氏”，两年里这所幼儿园已经开办了好几个蒙班。园长和教师一说到“蒙氏”，似乎都很兴奋，举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巨变的例子。

亲历蒙班一堂课

走进位于北园春附近的博望蒙台梭利双语幼儿园，在进班之前，园长宋华特意嘱咐：“蒙氏工作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意志力。孩子做工作的时候，非常专注，切忌成人或外在环境的打扰。所以，你只能静静地在一旁看，孩子没有向你发出求助信号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的介入，这是对孩子最充分的尊重……”

孩子们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进了幼儿园，蒙二班的两位老师早已经站在教室门口笑盈盈地迎着孩子。每一个孩子见到老师后都很快乐地跑过来，老师们就蹲下来向他们张开怀抱，双方亲切欢快地招呼着，_二天的快乐和谐就从此展开。

按照“蒙氏”教育中混龄编班的原则，这个班是由2岁到5岁的25个孩子组成。2岁的珍珍叠大衣的时候有困难，4岁的欢欢就主动上前去帮助她。

进到教室的孩子，都走到标有“益智区”的活动区里挑选玩具。蒙班的教室有一块开阔的空地，地上有一个用黄线贴出的长方形线圈――蒙氏线，这条线的作用很大呢!它既可以帮助孩子在走线时协调身体和步伐，集中注意力，又可以调整安抚孩子工作前的情绪，同时它还是孩子们谈天说地的公共交流区域。

整个蒙氏教室由生活、感官、数学、科学文化等几大块“工作区域”组成，工作区的陈列架里面摆放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益智教具，孩子们的很多知识和能力的获取，就是通过这些教具得到的。

吃完饭、如厕后，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围坐在了“蒙氏”线上。按照常规，第一项议程是“读日历”的工作，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日历，了解和当天日子有关的一些常识和事物；第二项工作是“点名”，因为这里实行的是汉英双语教学。所以，老师点的是每个小朋友的英文名字。点完名后，有的小朋友向大家讲述自己头天晚上有趣的事和大家分享。时不时的，老师会用英语提问，也要求小朋友用英语表述，然后有意地提出一两个新的单词，让孩子们“顺便”记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走线”。教室里响起了舒缓悠扬的音乐，孩子们一听到音乐，就都自觉地站在线上排成一队，然后像走在平衡木上那样，伴随着音乐节奏，安静、轻柔、脚尖顶脚跟地走着。小乐乐走得又轻又稳，老师拿了一个小毽子放在她的头上，小乐乐的表情很自豪，其他孩子也更认真地走，一个个小毽子像小鸟一样飞落在了走得又轻又稳的孩子的头上，孩子们的情绪在轻柔的音乐声中安静了下来……

“蒙氏”进疆迟来的爱

蒙台梭利博士有这么一段话让从事此项教育的人们津津乐道：我听到了，我就忘记了；我看到了，我就记住了；我做过了，我就理解了。

在传统的概念里，6岁前的孩子正是大吵大嚷的年龄，而这些孩子所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反常规的状态。这是不是违背了孩子的天性呢?老师说：这种安静是发自孩子内心的，没有人强迫。因为孩子选择的是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受兴趣驱动，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哪里还有时间吵闹呢?原来如此!

博望蒙台梭利双语幼儿园园长宋华女士是新疆早期引进“蒙氏”教育的实践者之一。宋华园长说“我从事幼儿教育15年，教育过程中有时会有许多困惑。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蒙氏”教育理念的时候，顿觉眼前一亮。深入学习和研究之后，茅塞顿开，很多困惑迎刃而解。特别是当我亲聆了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蒙台梭利教育专家的讲课之后，更是被“蒙氏”教育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蒙氏”教育历经百年而不衰是因为它的科学性，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它来源于蒙台梭利博士对儿童心理和行为几十年如一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教育方法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先进的、科学的、对孩子成长有利的，我们就应该借鉴。”

21世纪之初，伶俐幼儿园等几个民办幼儿园成为吃螃蟹者，他们勇敢而艰难地把“蒙氏”引进了乌鲁木齐，走过了一段崎岖的刨业之路。2004年9月，宋华园长开办的第一个蒙班在卡子湾中心幼儿园开班了。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市另几家较大的幼儿园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尝试着“蒙氏”这个“新事物”，他们顶着资金、家长、社会质疑、舆论等多方面的压力，边学习、边探索。而这距离内地发达城市开办蒙班已有近10年之差，距台湾更是有20年的差距。

宋华园长说：“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人们不知道蒙氏教育是什么。因为人们没有参照物可比较，我们手头也没有成功的案例来说服家长。最早愿把孩子送进蒙班的家长主要有两类，一种是有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见多识广的入，还有一种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舍得为孩子投入的。”

因为对“蒙氏”教育的宣传力度小，大部分家长不愿接受“蒙氏”。很多家长甚至以为不过是幼儿园又搞了一个新花样，开了个什么特长班、兴趣班而已，学费却要高出许多，认为这是幼儿园打着“蒙氏”旗子在创收。同时，“开展‘蒙氏’教育就是崇洋、就是推崇贵族化幼教”的议论也跟着出来了，人们对“蒙氏”教育是否适合中国提出质疑。

“蒙氏”本土化的探索

“蒙氏”教育真的就这么完美无缺吗?

乌鲁木齐妇联幼儿园园长刘宾说：“新疆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幼儿园尝试地去做“蒙氏”了，俚当时我们没有跟风，因为我也看到了“蒙氏”拿到我们本土来的一些不适应和缺憾，所以，我们很慎重，在观察在研究，觉得商业气息比较浓厚，对“蒙氏”本质的东西还只是处于比较表皮的了解，因为“蒙氏”发源于西方国度，它来到和其历史文化有极大差异的中国种植，就必然会有水土不服的反应，要想让它生根开花结果，就需要我们做幼教的同仁一起努力，对其进行本土化的科研，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刘宾园长例举了“蒙氏”与我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比如它的礼节要求和我国的礼节要求有区别，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还有就是“蒙氏”更强调的是孩子的个性发挥，而我国历来推崇团结合作的和谐关系，所以，侧重点不同。他认为，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对不同历史文化的认知，遗憾的是，离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背景太远。

“蒙氏”教师分初级、中级、高级和国际级。一个初级教师在国内蒙氏机构的国际班培训，不算其他费用，仅是培训费就得2万。妇联幼儿园目前只有两个教师达到高级。高级教师在实习了两年之后，要拿出教学成果后，方有资格去美国参加9个月的实习，成绩合格之后，才能拿到国际通用教师资格证书，拥有这个证书，可以承担对初中高级师资的培训。

第6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关键词：早期；才能；本质

正如“心理学有一个悠久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教育学也是如此，可以说从人类诞生开始，便伴随着教育的萌芽、产生和发展，然而人类真正认识到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存在却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而直到19世纪末欧美教育革新才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分支，学前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学前教育史上，我们不能忘记两个人的伟大贡献，他们是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福禄培尔被称为“幼儿园之父”，在我看来，蒙台梭利则可以被称为“幼儿园之母”。19世纪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在总结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幼儿园制度与理论体系。他的教育实践和对于教育分期与各阶段教育任务的看法，极大地促进了19世纪后半叶欧美各国幼儿教育的发展。而蒙台梭利所提出的幼儿发展观关于自由教育与纪律教育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感觉训练、书写、阅读、计算及实际生活技能练习的教育观点，对整个世界的学前教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作为幼儿教育的大家，他们二人在学前教育领域的观点有很多相同与不同之处，将二者的学前教育思想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研究不同年代的学前教育思潮，也有助于我们分别理解两位教育大家的学前教育思想精髓，进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

在教育思想渊源上，他们都深受卢梭的自然教育与裴斯泰洛齐和谐教育的影响，不同的是，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并深受费希特、谢林和克劳塞哲学思想以及他的万物在神论的世界观的影响。同时战争中培育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热诚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也深深镌刻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而蒙台梭利作为继福禄培尔后最伟大的学前教育家，她的教育思想渊源更加博采众长，她受福禄培尔本身的影响就大，尤其是福氏的自由教育观。同时她的思想与生物学、遗传学、生理学和生命哲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在教育目的上，他们都重视幼儿的早期教育，以及主张环境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不同的是福禄培尔从上帝是万物统一体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教育的目的。人要使自己的本质得到发展，就必须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上帝和自然，然后使自己的一切与自然和上帝协调一致，使自己内在的本质与外部世界，即体现上帝精神的自然统一起来去生活。人的教育就是激发和教导作为一种自我觉醒中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的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完美无缺地表现内在的法则，即上帝精神，并指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育的作用就在于要顺应人的本性去激发和推动这一目的的实现。而蒙台梭利的教育目的是表明儿童发展的缺陷不是医学的问题，而主要是教育的问题，为此她进行了一系列学前教育的创举。

在教育观上，他们都主张自然教育和自由教育，反对传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束缚与压迫，反对外铄论，信奉性善，赞同内发论，主张以儿童为本位，要求认真研究儿童的特点，遵循自然，强调教育中自由与活动的重要性。同时他们的教育理论都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这也是当时时代的局限。不同的是，福禄培尔坚持四大教育原则，包括自然、人性与上帝的统一原则，发展的原则，顺应自然的原则，创造的原则，同时，他提出教育的分期观点，他把人的教育时间范围划分为四个阶段序列：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学生期，前三个阶段是学前教育范畴，最后一个阶段以学校教育为主。蒙台梭利的教育观更偏向于对幼儿心理发展的探索，她提出幼儿发展具有独特的心理胚胎期，存在敏感期，是幼儿一种精神生命实体化的过程，是幼儿“内在生命潜力”在生物学规律作用下生长发展的结果，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并存的过程，而此处福氏更强调阶段性。

在教育内容上，一方面福禄培尔将奠定在游戏基础上的作业与恩物作为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在蒙台梭利的教育体系中，感官训练则占有重要地位。“恩物”和“教具”是福禄培尔与蒙台梭利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各具其独特魅力。自由是二者应用的基本原则，创造性是“恩物”应用的目的，而感官训练则成为“教具”应用的基础。“恩物”和“教具”在幼儿园的实践应用来说，可将“恩物”作为“教具”的延伸材料，“恩物”和“教具”亦可交替使用。福氏的作业和蒙氏的感官训练目的相似，都体现了对儿童自由动手活动的强调以及反复演练的原则，但他们都存在将儿童引入机械操作和单调练习的危险。另一方面，福禄培尔尤其强调游戏的重要性，认为游戏和语言是组成儿童生活的重要因素，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先发展其语言，再通过游戏来发展期体力和智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蒙台梭利则主张工作，认为工作是幼儿特有的有价值的活动，反对有想象活动的游戏及玩具，否定了创造性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第7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一、宗法社会中产生的家范

西周建立后，出于统治需要，周公辅佐成王建立了严密而系统的宗法制度。“宗法制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在宗法制度下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出于严格等级身份的需要，家谱有了很大的发展，被用来“奠世系，辨昭穆”，记载血缘亲疏、嫡庶长幼。家谱是宗法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的保证。

随着宗法社会的发展变化，家族势力日渐强大，修家谱的权力逐渐由官府下移到各个家族，家范被作为重要的内容收录到家谱之中。反过来，家谱中家范的强制性约束力又强化了宗法社会。它维护着宗法等级关系，维持着家族内部与家族之间的和平，保证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家谱中家范的强制性约束力，体现在族长或宗长对违犯家范的家族成员和家族中的奴仆，可以实行罚钱、罚谷、革谱、出族、杖责甚至处死等处罚手段。在各种处罚中，最严重的是处以死刑。长沟朱氏规定：“为强盗者，赃真事确，合族公同打死。”(《光绪毗陵长沟朱氏宗谱》卷二祠规)宁乡熊氏规定：忤逆、劫杀、淫恶情重者，解宪处死；结盟拜会、习教、娼盗、造言惑众、停留匪类，怙恶不悛，犯至再三，公禀请处死；出家不愿还俗，凭族长处死(《光绪宁乡熊氏续修族谱》卷八祠规)。家族的这种特权是在官府的默许或确认下行使的。家族和宗法社会的统治者有着某种相同的利益，所以，作为家族“法律”的家范，将忠君信上、完纳国课作为重要内容；统治者也再三强调教国本于教家，重视、支持家族内部的教化。

一些家族为了加强家范的权威性，还呈请官府批示备案，官府也乐于接受这样的请求。光绪十年(1884年)，宁乡熊氏续修族谱时，制定了一份祠规，请官府批阅，官府批示：“子弟偶有过犯，应由父兄治以家法，房长户族严加教诫。如实系藐法妄为，及为匪为盗，自应宗祠设立刑具。准请存案。”(《光绪宁乡熊氏续修族谱》卷八禀词)同时还赠送刑具：小刑竹板两副、木枷两副、祠壮号褂四件。宣统二年(1910年)，上湘龚氏制定了新的祠规，上报县衙，县正堂申批：“据禀原为整顿族规起见，所拟规则十八条甚为妥善。该族人等自应遵行。倘有不法子弟不服族规，即行指名禀究。准如禀存案，可也。”(《民国上湘龚氏支谱》卷二族规类)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家范与宗法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宗法社会的强化剂。

二、社会结构变迁对传统家范的冲击

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向华夏大地渗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结构性的变化，社会风貌也随之改变。这深刻影响着古老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等级制度。

19世纪70、80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表明中国人开始自觉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1898年的维新变法是中国人自觉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尝试，这些改革活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对社会思想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传统家族受此影响，也在家范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订立的黄氏族规，强调族中事务须经族中尊长、贤人共同商议，“族内有事商榷，当集族尊、族贤协同酌夺。贤者不到，尊者不得挟尊以自专；尊者不到，贤者不得挟贤以擅行”(《同治东粤宝安南头黄氏族谱》卷上)。订立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龚氏族规，还规定模仿西式学堂，改良家塾的教学方法，“家塾应照学简易新章改良，教授毋得拘守旧法，阻子升学之阶”(《民国上湘龚氏支谱》卷二族规“督小学”条)。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揭露和批判家族制度的种种罪恶，号召进行家庭革命，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祖宗崇拜和祖宗迷信，动员人们起来封建家族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帝王们家天下的历史，宗法制度历经数千年发展之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又将这种批判进一步深化，对传统家族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在和平时期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家族文化的力量显现出来，家族内部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很欣赏“家族自治”和“家族团结”，孙中山说：“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人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得多。”(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也就是要以家族组织为基础来改造中国基层社会，这与革命初期的批判是矛盾的，但由此可以看出家族势力的影响。

新的政治观念、经济因素和文化思想在一些思想开明的家族中引起了新的思索，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家范，将更多新时代的精神引入家范。如《民国南海县荷溪乡何垂裕堂家谱》收录订立于1929年的“族规”，全文分“总则”“议会”“选举”“职权”“祭祀”“颁胙”“劝惩”等7章66条，另有两条“附则”，其中规定的宗族组织形式和选举方法与当时的社会团体相仿。《民国鄞西高桥章氏宗谱》收录订立于1934年的《章氏旅沪同宗会规章》，不仅内容与传统家范已大相径庭，而且约束的对象也并非全族，而是自愿人会的族人。这些家范迎合了时展的潮流，富有自我革新的精神，是传统家范在近代化冲击中的自我调整。

伴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属家族共有的族产族田划归个人所有，传统的大家族被单个的小家庭所取代，家谱所赖以生存的宗法关系已不复存在，家范在维系传统的社会秩序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与意义。

三、传统家范的现实意义

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家族制度弱化，传统家范存在的空间也随之缩减，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家范应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经过历史沉淀与选择之后，传统家范也有了它新的位置――那就是它的现实意义。

家谱中收录的传统家范曾是古代家庭教育的成功典范，虽因事异时移，已无法按当时的方式发挥功效，但对建构现代教育仍有不少借鉴意义。

首先，在教育理念上，传统家范对幼儿教育与启蒙教育的重视，仍可应用于现代教育。传统家范认为“教儿婴孩”，才易见成效。“闺 门之内，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是以子弟易于成材。”(《光绪项里钱氏宗谱》卷首族规“蒙养当豫”条)教的同时，还要处理好爱与教的关系，“父母之心未有不爱其子者，爱之则必教之，教而不失其时者爱之至也。……彼或愚痴，父母怜其稚小，纵其所欲，养其凶狠之性，及长多作非为，有玷宗祖，岂尽子之罪哉，良由失教故耳”(《明万历虎墩崔氏族谱》卷首族约“端蒙养”条)。教戒不能因溺爱而失了教育的作用，这在多为独生子女的现代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至于蒙学教育，传统家族非常重视，对家贫无力就学者，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们入学。现代的学校教育也正是在此年龄阶段开始，只是教育的内容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而教育学、心理学发展又使幼儿教育在传统蒙学教育的基础上更加深入。

其次，在教育方法上，传统家范有值得传之久远的好方法。一是言传身教。不仅温言劝诫，而且身体力行，为子孙榜样。如传统家范常教诫子孙要勤俭持家，反对奢侈，反对厚葬。清光绪年间王立动的生母查老太太就以身示教。在王立动主持编修的《光绪新丰王氏支谱》中，有后加的毛笔字：“王立动生母查老太太有言：我死人棺不用冠靴补褂、方袍大袖，作山人像。洋布甚好，或次等绫绸。六礼求轻口之故。儿笔切记。”另提行有：“棺材要仄小不要肥大，万嘱。笨重可恶。”父祖长辈本身言语行事的影响，有时较语言教育效果更为直接。现代教育完全可以继承这种教育方法，在家庭教育中注意家长自身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注意教师的言行一致，在社会教育中注意选择生活、学习、工作的外部环境。二是根据不同的年龄进行教育。传统家范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子孙族众，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因而可以一步步引导年幼的子孙走向成熟，不至于拔苗助长，或教育失时。现代教育也是分年龄阶段进行，但因社会变化迅速，新生事物纷至沓来，教育内容越来越复杂。也就不能如传统家范般长久不变，而是需要与时变化，以使教育适合社会的发展。三是因材施教。传统家范往往根据子孙资质进行不同的教育，或教其谋科举，或使其勤农、工、商等业，力戒子孙不自量力、妄图科举仕进。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父母往往强迫孩子在正常的学校教育外学习各种技艺，有些固然是孩子的兴趣所在，或潜力所长，但也有不少却是父母的主观选择，甚至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这就很有必要学习古代的家长们，凭子孙才智选择教育。四是语言亲切、真实。传统家范一般由族中父祖长辈拟订，贴近真实生活，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即使有些家范对违犯者有严厉的处罚措施，也丝毫不减家范语言本身的感染力。现代教育在对社会普通群体进行宣传教育时，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使教育更显得贴近生活而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便在学校教育中，缩短老师与学生的距离也能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

再次，在教育内容上，传统家范包含许多在现代仍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在理想教育方面，强调要志向远大，不可贪图名利。“凡人立身，先贵立志，……志小则规模亦隘矣。”(《光绪西林岑氏族谱》卷三祖训四篇)“子弟为学必先立志，以扬名显亲为己任，务远大而高明，戒粗鄙而近利。”(《民国粤东简氏大同谱》卷八世德堂训言)现阶段的理想教育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但在确立远大理想方面却与传统教育一致。在道德教育方面，传统家范的一些内容在摈除时代烙印后，不乏现代社会应该遵循与弘扬的内容。如孝亲睦邻，除掉传统家范中愚孝、盲目顺从的成分，父慈子孝、兄弟友爱、乡邻和睦同样也是现代人居家的基础；爱众亲仁，这是传统家范教育子孙族众立身处世的重要内容。“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康熙高氏家谱》忠宪公家训)社会环境会发生变化，如何做好人的方式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品德有着亘古不变的价值。在现代教育面临着巨大诱惑与冲击的时候，这种品德教育对塑造人格非常重要。传统家范中还有很多严禁子孙沾染社会恶习的内容，如戒淫邪、戒、戒酗酒、戒斗殴，并且还有对违犯者的严厉惩处。“之为害不小，倾家产、坏心术、丧行止，甚则为盗为非，以致割恩伤爱……一有不遵约束者，许众呈之族长，痛治其罪，仍将摊场财物入祠公用，父兄故纵者并罪之。”(《明万历虎墩崔氏族谱》卷首族约“戒”条)这些内容不仅对形成个人的品性与习惯关系很大，而且对于整顿风气、维护社会安定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也是现代教育值得借鉴的。

传统家范很注重修身，而诚实守信是修身的一大目标，州山吴氏规定：“凡我族人，与人相处，务以诚信相先，毋习诈伪，始终如一。”(《民国山阴县州山吴氏族谱》家教三十则)鄞城华氏告诫：“人不诚信者，皆因看得言语所关者甚小，不知说一句便要应一句，非空言已也。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是警亦是勉。凡我族中子姓，毋华言以警俗，毋傲言以凌长，毋轻言以慢人。言行相顾，庶几称糙糙君子。”(《光绪鄞城华氏宗谱》卷首明德堂家训)在当今社会，诚信危机越来越严重，传统家范中这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重新解读与借鉴。

第8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关键词：晚清；学前教育思想；启蒙；自觉

作者：朱季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开始阶段，时人称这个时期为“顺应期”，即“历史上之西化东渐期是也。”[1]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也在此时开始“东渐”中国，大量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被引进中国。西风猎猎之下，国人中的部分先进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并在中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与自觉反思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为民国时期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大起步奠定了基础。

晚清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当时所办的各类刊物。那时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时务报》《集成报》《教育世界》《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教育杂志》《妇女时报》《东方杂志》等都为当时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刊登了有分量的文章。《知新报》《新世界学报》《江苏》《广益丛报》《岭南学生界》《北洋学报》等刊物也为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略微涉及这个领域的刊物还有《利济学堂报》《新学报》《蒙学报》《浙江潮》《大陆报》《科学一斑》《河南》《学部官报》等。这其中既有官方的刊物，也有民办的刊物；既有教会的刊物，也有各类教育文化团体所办的刊物。可见，晚清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虽不如民国时期体量庞大，但也有一定的舆论与社会基础。从光绪三年(1877)《万国公报》刊载的《日本新设幼稚学塾》(431卷)及《选录保婴简捷章程》(436及440卷)两文开始，晚清时期约有百篇左右的文章专门谈论学前教育思想的各种内容，大部分的文章集中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其一半以上的文章涉及到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内容，这是国人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初步努力。这些文章所引进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来自于日本、欧洲、美国、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

从这些文章作者或译者的身份来看，既有张士一这样的教育家，潘光旦这样的社会学者，亦有马叙伦这样的哲学家，更有尹昌龄这样的官僚学者，其中不乏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可以说，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初始传播者是以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局限于学术与教育圈内。

他们为什么要将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呢？这种群体性的自觉行为根源于近代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群体对强种强国的期望。他们发现世界强国其国民的强盛是从幼儿教育开始的，从而关注其中并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马叙伦就直言不讳道：“振之之术，固非兴教育而莫能为力矣。而兴教育之要，又非重儿童教育不能为力矣。”[2]有无名氏言：“世变深需才，切今日之变，既非一二豪杰所能济事，乃不得不望之一般国民，以谋教育之普及。而教育必自童蒙养正始。吾国教育，近始萌芽。吾未敢谓操术者于儿童心理发展之序。”[3]他们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幼儿身上，“请言儿童教育而示其方法，播兴国强种之种子于今日，以冀收效果于他时，斯则我辈之厚望也夫”。[2]在引进这些思想的时候，学者们也很谨慎，如张士一就谈到他对美国女教育家白莲痕教育思想的引进，“断章取义，草录成篇。因国俗有不同，故于引证取譬之处，微有出入。惟是人性皆然，所以奏功。于教育之道，亦莫能异，是所望于有教导儿童之责者，明辨而笃行之，则庶几矣”。[4]

晚清被引进中国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这个领域的内容最丰富。有些学者认为海外近代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育儿观念有不少共通之处。德育就是其中之一，学者们认为德育是幼儿成长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并且这种教育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儿童教育自胎育始而德育终，我中国古盛时教育家之通则也，虽然，泰西于此说尤备，吾采其目以表之。”[2]马叙伦曾将海外近代幼儿心理与保育的思想内容一一与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内容相对照，认为近代所谓针对幼儿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离不开中国传统的认识，如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所倡导的学校教育实际分为德育与智育；家庭教育则分为体育与胎育。而德育包含“道德(义侠、仁恕)、性情(温雅、刚毅)”；智育包含“演说(理想、故事)、讲解(拼文、诵读)”；体育包含“运动(器械、柔软)、游戏(玩弄、诗歌)”；胎育包含“饮食、起居”。[2]中外教育的名称有异，但内容相近。就如胎育而言，他以为中西方的胎育观念虽然有所差异，但重视之心却是一样的。“儿童之壮弱皆基于胎育之时，故胎育实为体育、智育、德育之本。胎育良者则体育智育德育易施，而收效亦速。胎育不良者，警诸草木，其根已腐，虽未尝不灌溉之，培植之，生机已竭，而欲其滋长也难矣。”[2]姑且不论其阐述是否得当，这种对比的尝试证明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可，也是其能够在中国传播的情感基础。马叙伦所作的《儿童教育平议》也是当时国人关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的代表作。他虽然坚持中西理念上的共同出发点，但也谈到了由于文化背景及科学发轫的不同，中外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各有其独到之处。如在学前幼儿体育方面，中国显然落后。“体育者，智育之基础也……泰西生子三四龄，即为之设运动场、游戏所，任其舞蹈，率其歌唱。而中国则不然。”[2]然在德育方面，马叙伦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德育更加成熟，对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而言更为合适。“泰西各国智育虽盛，而其德育则尚为幼稚时代。”[2]不过，他也对这种“成熟”的德育中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我中国之讲德育久矣，虽然，此犹德之私而非其公也；此犹德之狭义而非德之广义也。”[2]此外，中外学者都认识到了情感在学前幼儿的心理与保育领域的作用。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秀耀春译、汪振声记的《福若伯训蒙法》就提到：“其相亲之理，不在飞潜动植外著之形象，而在外物内有隐含之真机，使飞潜动植，自能鼓动于不觉。孩提之心，亦有天机之流动，故喜与相亲，有合而同化之理。”[5]这是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对福禄贝尔关于幼儿情感沟通理念的解释，实际上是认同了福禄贝尔的观点，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传统国人育儿观的相同之处。

海外近代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引进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关于幼儿生理状况的研究与了解，这方面的成果也部分地被引介进来。晚清新派人物尹昌龄曾撰文《儿童性质谭》，大量介绍了海外关于儿童生理心理发育的知识。如日本学者对于儿童脑部发育的研究，“初生乳儿，其脑量重十三温司(每温司重七钱六分余)，以后其平滑细胞渐增襞皱，及于长成，平均之量为四十七温司。其身长在初生时自四十八乃至四十九生的迈当。体重则初生儿自二千七百格兰姆至二千九百余格兰姆(每格兰姆重二分六厘余)”。[6]这种科学的测量研究是国人所未进行过的。他还将康德等人关于儿童的气质分类进行了介绍，这也是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内容。“德儒康德约分儿童气质为四类：曰多血质，多轻快之举；曰胆汁质，具刚毅气象；曰神经质，是偏于幽郁者；曰粘液质，是偏于迟缓者。德儒浑特，则又以情绪之强度，及时间之关系，以为分类之标准。谓弱且速者为多血质；强且速者为胆汁质；强且迟者为神经质；弱且迟者为粘液质。后之学者，多宗其说。”[6]一直接受传统理家文化性情之说的传统学者们，是能够很快接受这种“东渐”的西学内容的，也很快积极展开了比较研究的讨论。这些经过尹昌龄精心选择的引介内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带动了其他学者的兴趣。

在学前教育体制思想领域，晚清国人以日本、欧美为学习榜样，引进成果也颇为丰富。晚清学前教育体制思想的引进前提是西方教会的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的创办。19世纪70年代，法国巴黎耶稣会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前教育机构，拉开了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的创办热潮。晚清，在上海、福州、厦门、青岛、烟台等城市都有类似机构的出现。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五大洲女塾通考》第十集中的记载，自1880年代至1900年前后，基督教各会在中国共办6所幼稚园，收幼儿194名。[7]这些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多采用近代学前教育体制而组建运作，客观上为国人了解海外近代学前教育体制思想起到了铺垫作用。国人也从此开始对学前教育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激情。郑观应就研究过德国的学前教育制度，认为“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8]梁启超也有感悟：“人生百年，立于幼学。”[8]这些介绍为中国官私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为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幼稚园是以日本教师为指导的，加之日本学制对于中国的影响，故晚清引进海外学前教育体制思想伊始，是以日本为主要学习蓝本的。正如时人所说的：“东瀛既尝兼采泰西之长，度其所以然以善用其长矣。”[9]《万国公报》431卷上登载了《日本新设幼稚学塾》一文，对日本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介绍。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取日本人所论教育次第”为榜样，设置了“教育期区分表”。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将日本学前教育制度引入中国的学者。康有为流亡日本期间，也依据日本的幼教现实，对自己的《大同书》进行修订，提出了设立“胎教院”“育婴院”“慈幼院”等机构的设想。光绪二十九年(1903)，《教育世界》第46号、77号相继刊载了日本学者关信三《幼稚园二十游戏》、东基吉《幼稚园保育法》等作的译文。但随即福禄贝尔式的学前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与日本式一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晚清学者们在学前教育体制思想方面最大的进步是对学前教育实体的认识更加清晰与具体。很多学者提到了福禄贝尔对近代幼稚园的首创之功。“至于幼稚园，则皆为保姆，无所谓教师也。德人福兰摆尔创为斯制。盖以为幼儿比之植物，保姆比之园丁。”[10]他们对近代幼稚园的功能有了大致的认识，如对幼稚园的目标及入学幼儿的年龄标准等认识都较明晰。“幼稚园专注意于幼儿身体之发育，兼立寻常小学校之基础为主，幼儿自三岁至六岁入之。”[9]对外国幼稚园的介绍在不断深入，如：“(英国)伦敦有幼稚园百余所，均系该处有势力者所设，其小儿之数约占伦敦学堂学生百分之一。”[11]“(日本)幼稚园者，市町村立或私立，其学额多至百五十人，保姆一人所保育在四十人以内。”[9]理性认识之余，对近代幼教机构的感性认识也在增加。晚清曹氏一家开办幼稚园之前，就曾参观过外国人所办的幼稚园。“初不识雷夫人，未见西人在都城所立幼稚园，仅于西城蒙养院迭次参观。”[12]其时，参观外国人所办近代学前教育机构的国人不在少数。海外学前教育师资的职业化观念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肯定。学者们更新了以往育儿的传统观念，对学前教育师资的职业化有了初步的认识。“西国高等妇人，各有职业，无瑕自教其子女，故保育之事，多托付于幼稚园，或特延女师任之”。[12]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随社会进步而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于国人自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师资极其缺乏，一些日本学前教育专业人士进入中国服务。如曹氏家族创办的家庭幼稚园“延致日本饭塚、加藤两女士、美国雷夫人、高教师，时相往还，讲论教授”。[12]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创办了幼稚园师资培训班，招生20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金振声创办苏州英华女塾，也从事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工作。除幼稚园之外，与学前教育制度相关的一些内容在中国也开始受到关注。如蔡文森对外国儿童图书馆的介绍，“欧美各国，凡万家之市，十室之邑，无不有儿童图书馆。日本东京近开日比谷图书馆，特设儿童阅览室，此为日本设儿童图书馆之嚆矢”。[13]客观而论，晚清学者们对海外学前教育制度思想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认识，直接推动了晚清学前教育事业的启蒙。

在具体的学前教育教育思想领域，晚清学者们也有很多贡献，其中以对福禄贝尔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最为关键。光绪二十五年(1899)，《万国公报》第122期登载的《福若伯训蒙法》一文首度对福禄贝尔的生平进行了介绍，对其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地位也作了肯定。“欧洲……自一千七百九十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此百年间，改正学校者，颇不乏人，其中最为切要者，当以福若伯首屈一指。”[5]他们总结福氏的学前教育理论是以自然为原则，认为其合乎幼儿天性的自然发展。“福君以其教法合乎天然之理”，[5]其教育方式“不可过于严肃，不可视为轻藐，须察孩童嬉戏时所最爱之事，即从此中引诱之，于游戏之中，增其学识，使其知有滋味，而不觉厌苦。其法依其年岁，及其所有之知识，循序而引导之”。[5]但同时也认为福氏的教育方法有着严格的程序。“福君所著教法书内，论及人之一生，所用功夫，俱有次第，须随时调和，不可一刻怠忽。”[5]接触到福禄贝尔思想的国人一般对其持赞同意见，认为这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余于福君所参悟之理由，虽未能窥其奥蕴，但觉示人之途径，乃学校中步步向前之正路。”[5]这也是福氏教学法很快在中国代替了日本式教学法，成为晚清乃至民国学前教育主要教学法之一的原因。在一些具体的教学附属方法上，国人也有触动，如对待童话的态度。“泰西自德国富洛伯尔(Froebel)创兴幼稚园以来，童话即认为一种教育材料，吾国此道尚孤，亟宜提倡。”[4]

引进中国的近代海外学前教育幼儿关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幼儿的自立方面。一些学者首先认识到在幼儿自立方面，中外存在着巨大的认识差距，而导致这个差距鸿沟的原因就是学前教育指导思想的偏差。“泰西人多自立，中国人多依人，此固基于儿童教育时矣。”[2]徐澄比较中外幼儿的自立程度与年龄。“泰西各强国，子生期年，即离父母之怀，嬉戏自如，居然习惯。”[2]西方各国父母是创造条件以鼓励幼儿尽早自立的。“虽有保姆之提携，然仆则必任其自兴也。行则必令其前驱也，其意以为异日自立之基。”[2]中国幼儿恰相反，“三尺之童，依父母不舍昕夕，然且喜泣不时，起居无节”。[2]行动不能离人，父母须时刻关心。“仆则号啼，不知自兴。行则以婢仆共之，而为之父母者又徙而时时扶拥之、追随之。”他评价道：“夫此固父母爱子之心哉，然爱之为祸。”[2]此外，对于学前教育中父母角色的探讨也从晚清开始起步。“西儒弥勒巴有言曰：‘教子之道，惟在父母。’”[14]虽然和中国传统育儿观的“子不教，父之过”相类似，但近代西方社会的父母教育理论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的传统经验育儿观。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西方妇女职业教育的内容，希望通过妇女的教育与解放来解释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进步。“德意志称教育极盛之邦，百人中受教育者，可得九十八人。亚洲以日本为最著，号称受教育者，得百之八八至百之九十。”[10]不少人认识到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也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相关论述较多，《教育杂志》1910年第7期发文《英国女子职业教育》就是典型之作，此不赘述。

在晚清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过程中，本土传统育儿观念在经验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特别是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本土传统育儿观念也在冲击中开始了自觉的回应与提升。

首先是近代学前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生根，传统育儿观念开始出现新的内容。一贯将幼儿当作缩小版成人看待的观点开始松动，部分先进的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幼儿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价值。他们认为因近代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落后，而使国人的整体素质直接受到影响。“夫七尺头颅，巍然高大，而或蠢如鹿豕，愚如牛马，贱如奴隶，弱如妇女”，原因就在于“儿童教育不良之所致”。[2]学者们重新评价学前教育的价值，重新反思幼儿的地位。“儿童者，我中国大豪杰、大英雄，大圣贤之父也、祖也、不祧之宗也。”[2]“中国而欲自强，其可不讲儿童教育哉？”[2]这些言论是对几千年来轻视幼儿地位观点的有力反动。针对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反思也开始出现。如学者张士一对欧美童话的评论就很实际，他认为欧美童话编著者太过拘泥于科学内容，失去了童话应有的旨趣，即“助儿童表张其活泼之精神”，一旦失去了这种精神，“则科学不过死智识”。[4]张士一的批判勇气体现了当时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进行国情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和谐发展的探索。“中国儿童教育之不讲也，久矣。”[2]对于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性，有学者表示了积极的期待。马叙伦称：“泰西儿童教育合胎育、体育、德育、智育而其用始全。”[2]这是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整体观的评价。亦有时人对现状表达了不满：“我国就学之风未盛，常人之情，宁可将其幼儿安心付之婢媪，而不轻易托之师保。”[12]他们反思中国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落伍：“中国之不兴，我儿童之辱也；黄种之不强，我儿童之耻也。”[2]一些学者从实际出发，关注学前教育中的具体细微问题。如在幼儿身体发育方面，有学者在国外学者的启发下，研究中国幼儿与近视的关系。“德国逊遂尔氏曾发现六岁儿童有百分之二点八为近视，十岁者有百分之十二为近视……吾国近时近视眼人亦日益增加。”[15]又有无名氏以读书为例谈及幼儿情感发育问题：“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虽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故于此时之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16]甚至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读书旨趣的不同。“男女读书趣味之不同，在幼童时代，初无分别，至二十岁左右，其差异之点渐见。”[16]更宝贵的是有人对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产生反思，认为应该谨慎地加以取择，不能全盘接受。晚清近代学前教育的实践者曹斐等人就曾有过这样的感触：“东西保育家精义甚多，近人虽颇有翻录，然苟不知其所以推行之。”[12]如何去“推行之”，是需要在对国情的摸索下进行大量的实践，方能有实际的效果。这些都说明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下，受到启发并有所领悟与创造。

第9篇：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缺乏任何‘警察’概念的疲软帝国”，在这个疲软帝国的县以下，主要是靠家族的治理。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具有政治上的自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特点。马克斯・韦伯一方面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另一方面又说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具自主性和充满活力且“无所不能”的一个组织。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中国的家庭理想般地接近自给自足，无须考虑除了家庭或家族之外的事情。殷海光说，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是一个自足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小宇宙，它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从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从理论上说，都由家庭所供给。这些都说的是这个意思。

由于传统家族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功能，当然也包揽家族子弟的教育。传统的家族，除了认同同一个祖先，有着共同的祠堂、族谱和家训之外，还典型地表现为聚族而居。看不见的是血缘，看得见的是姓氏，更突出的特质是一个家族共同居住在一个村落之中。打开一张比例尺稍小一些的中国地图，我们就会在上面看到张家庄、王家村、李家湾、赵家畈这样名称的村落。所谓的“张家庄，就是‘张氏家族之村’的意思”。因此，传统的家族教育与乡村教育就有了相同的意义。

中国家族极其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认为这是保家亢宗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所以，旧时有“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说法，又有“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之说。我曾在《中国文化通志・家范志》中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明清时期家谱中的142种家范族规中，42条论及教子弟，5条论及立义塾，15条论及尊师长，9条论及豫蒙养，41条论及崇学问。这112条内容中，除了以“教子弟”“训子孙”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外，主要是以“勤读书”“育人材”和“男务读书”这样一些以传授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崇学问，还有的就是以“端蒙养”“养蒙童”“立义塾”“设义学”等有关启蒙教育的内容。这112条训诫条目，相对于142种家范族规来说，占有近80%的比例。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家训中，有劝学和教子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很多家族开办供本族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家塾，一些富裕的大家族，甚至开设更高一级层次的书院。比如，唐大顺元年（890）陈崇订立的《义门家法》，共有33条，其中第八条这样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第九条则规定：“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一般认为，在此之前的所谓书院，要么是修书之地，要么是刊行经籍之所，要么是个人读书之处，而不具有教育教学的性质。这里的东佳书堂，虽然只是陈崇心目中的一个蓝图，一个愿景，一个计划，但到陈崇之子陈衮时，“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1]。最终建成书院，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中国古代书院于焉发轫。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书院。

一些不那么富有的家族，往往集合一个家族的资源，让族中有天分的子弟，肩负整个家族的使命，向科举发起冲刺以及第为官，光耀门楣，从而反哺家族，改变家族的命运。

为了加强对宗族所办学校的管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成效，很多家族专门订立《祠堂塾规》《家塾章程》《家塾课程》等专项家训，对学塾的开设、塾师的延请和礼遇、课程设置、教学用书、教学方法及对学生的考课、待遇，特别是在科举的道路上斩获功名后的奖励等，都做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例如，同治四年，山西洪洞《洪洞刘氏宗谱》卷七的《阖族公约》第八条说：“族中有应乡试、会试者，皆读书上进、荣宗耀祖之事也，理宜奖助，以示鼓励。公议于祭田余银内，乡试者送卷价银叁钱，会试者送卷价银一两。”同治八年，江苏毗陵《费氏重修宗谱》卷一的《宗规》中，有《赏例》《罚例》和《经理祠事》三项内容。《罚例》包括忤逆不顺、兄弟不友、充任胥役、包揽词讼、杂入、溺女、侵蚀祠内钱谷等方面内容；《赏例》只涉及科举一个方面，其内容包括：进院，给卷资银一两；乡试，给卷资银四两；会试，给盘费银十两；入学，给花红银五两；补廪，给花红银五两。出贡，贺银五两；乡试中式，贺银十两；会试中式，贺银二十两；入翰林，贺银五十两；鼎甲，贺银一百两。各个家族中，如此之类的家规甚多。各个家族对参加不同考试者奖赏的数目，虽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鼓励同宗子弟进学读书、汲汲于科举仕进的用心完全相同。

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村落中的家塾、私塾、义塾密布，在人烟稀少寥落的“三家村”，也有“三家村夫子”。元初的陈栎，在回忆族中读书风气兴盛时曾说：“方陈氏人物盛时，村无二姓。合族税钱，以贯计者一千三百有奇，读书者比屋。各家之老，遇风月良夜，杯酒相叙，饮罢步街上，听子弟弦诵声，自村首至尾，声东西相震，以是快惬为乐事。”① 宋代诗人晁冲之的《夜行》中，有“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诗句。在荒僻的山村，直到黎明时分，仍然有人在披卷苦读。读书的士子和他们的父兄们懂得，既然科举是一场公正而且公平的游戏，既然总要有人中举及第，那么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勤苦就有了意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侥幸固然存在，但奋斗才有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数十年地苦读，以至于需要“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一盏灯火，映照的其实是士人那颗力图用勤苦叩击学问，并以学问来打通权力之门的坚毅决心。这便是科举制下读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传统村落中的生动图景。

传统乡村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启蒙教育。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被称为塾师。在旧时，塾师有众多不同的称谓。一般称塾师、馆师、蒙师、学师、蒙馆先生、训蒙先生、教书先生、书师、教读等，这些称谓着重塾师的工作性质而言，属于没有褒贬的中性。在家塾中，尊称塾师为西席、西宾、馆宾，更正式的则称西席夫子。传统的学塾，往往位于人烟稀少的荒僻乡村，塾师因此有村学究、三家村夫子的谑称。学塾中的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十多岁，正是好动顽皮的年龄，塾师也被戏称为猢猴王、孩子王。在很多人的眼里，塾师年老力衰，学问浅薄，眼光狭隘，思想固陋，因而以老学究、冬烘先生相讥讽。

启蒙教育是为人的一生奠基的工作，被看成是一个人终身事业的根本，被看作一个人一生乃至一个家族成败之所系。“子弟读书，有成有废，乃关系门户盛衰，一家祸福。为师者，成就得一个好人，便即是许大阴功，若耽误人家子弟，亦大伤天理，与寻常亏欠者不同。”① 启蒙教育既是大事，也是难事。从事启蒙教育的塾师，远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来易为力。”② 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正是传统社会为了完成启蒙阶段的使命向塾师提出的任职资格要求。为了保证“师范”的品质，人们往往选择老成和自己熟识的人充任塾师。在判定塾师的学识时，他在科举上获得了怎样的功名，是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因为启蒙教育事关重大，塾师不仅要尽心职事，克尽职守，而且要掌握训读之方，善教会教。

塾师的社会形象，主要是由比他有着更高文化水平的文人学者塑造的，也只有有著述的文人学者，才能把塾师的形象描述并记载下来。在这些人的眼里，塾师不过是一幅学识浅陋鄙俚、为人穷酸迂腐的形象，读白字，念破句，不懂装懂，强作解人，是塾师最通常的样貌。但在乡村社会，由于塾师周围主要是没有文化或更少文化的大众，塾师是受这些人尊敬的，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承乏塾师之职的，最好是经过童试而取入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在一些穷乡僻壤，如没有生员，也从“童生中之有品行、常考试高举者”中延请。明清时期，在乡社广泛设置义学或社学，往往是在当地或附近的生员中，选择那些“熟悉风土、品学兼优之士”充任学师。

塾师中的这部分人，获得诸如生员的资格，更受尊崇。“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③ 生员作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在社会上享有许多政治、经济、身份和法律上的特权。例如，地方官对待生员要“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生员可自由见官。平民百姓称官吏为“大老爷”，称没有官衔的生员为“老爷”。甚至生员犯罪，都不会上刑，若罪刑很重必须严惩，须先革去生员的身份；地方官在遇到生员犯罪时，不能自行处置，而必须向上级申报。生员享有重要的经济特权：免除为政府服徭役，免交、少纳或不纳种种苛捐杂税。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廪生还能领到政府的月例钱，在政府补贴之外，能得到本家族、各种民间力量的捐资，以使其专心读书。

对于一部分塾师来说，学塾不过是他们科举之路上暂时歇脚的驿站。他们处在亦教学亦备考的过程中，具有塾师和考生的双重身份。有朝一日，他完全有可能在科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实现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跨越，“拔身泥滓里，飘迹云霄上”，完成由“白衣”到“公卿”的身份转换，完成从绅到官的地位转变，彻底改变贫穷坎坷的命运，迅速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常熟陈子忠，以义塾生员，求与科考。知府胡可泉出一对云：‘义塾生员，非廪非增非附。’子忠云：‘苏州大守，曰清曰慎曰勤。’太府嘉之，准与学，是科即中乡魁”①。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前，曾做过塾师。如明代的魏大中，18岁便继承父职，在西塘邬家村做塾师，直到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才告别塾师生涯。塾师这种潜在的能力和可能的前途，让乡民不敢藐视而心存敬畏。

塾师作为古代乡村的知识分子，是当地的知识精英。“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传统士人不同于农、工、商之处，在于他们以研习儒家学说为己任，以传播知识为专职。人们按照知识精英的标准看待他们，他们也以知识精英的标准要求自己，自觉主动地承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乡村社会，塾师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乡村社会中几乎所有和知识有关的工作。比如，为别人的孩子起名命字，为人撰写墓表、墓志铭，逢年过节为别人拟撰并书写对联，帮助本族甚至其他宗族编修家谱，甚至观天文、查地理，为亲邻占卜吉凶、推算人生命理、看相、堪舆等。“村塾师儒，受人顾问最繁多的应用文，则为书信之撰写及指导。”乡村社会中，与文化知识相关的活动，只有拟定土地房产买卖契约和为他人诉讼文牒，因为事关利益，与律法勾连，容易导致争执，产生是非，为洁身自爱和为村民道德楷模的塾师所不屑为，而由专门的“讼棍”从事和经纪代劳。

在传统社会，道德是传统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一个拥有知识的人，理所当然地被别人和他自己认为有比别人更好的道德。所以，乡民不仅把塾师当作知识精英，而且也当作道德师表来看待。塾师自己也以此来要求自己，除了谨学慎行、严肃自律、循规蹈矩、躬自践履外，还教导乡民，调解纠纷，劝善规过，落实儒家礼仪，维系社会风习。如果说“村塾所在，即为一方儒学中权、道德推动据点”的话，那么，塾师便是其中的关键。所谓“学校为观摩之地，绅士乃教化所先。惟闭户潜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仪型乡里”。

由于具有知识精英和道德师表的双重身份，塾师虽然久居乡村，闭塞固陋，甚至贫寒困顿，但“乡邦群黎依信仰望，已崇若嵩岳，戴为一方文宗，奉为当代圣贤”，在乡村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江苏华亭顾氏家族规定：“师既择延品行高超，又欲其悉依课程，而善教族众，经帐皆当格外尊敬，毋稍亵慢。开解馆日，族长须到塾迎送，不可怠忽。”村中谁家有客来访，往往请塾师作陪。

我国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在《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一文中认为，维护、传承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除了那些博学鸿儒之外，还有数量极大、各式各样的乡村塾师儒生。他们“终生抱器守道，践履儒家教义礼法，谨持勿失，而于民俗风教时时导引，并具有深远影响”。民间的风教，由这些人实施；乡村的秩序，靠他们维持。他们教授蒙童，熏陶宗亲，化及乡民，既是一个村落中的知识精英，也是一方道德秩序的看护人，是“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教重镇”。他们对世人特别是乡村百姓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大圣大贤。所以，在王尔敏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花果飘零，“不在于圣人不出、硕学鸿儒之稀见，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村夫子绝迹，乃真正儒学命尽运绝之时”[2]。塾师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消失，是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戕害。

参考文献：

[1]义门陈氏家乘[M]. 转引自陈谷嘉， 邓洪波编.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23-24.

[2]王尔敏.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M]. 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