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由贸易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着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 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 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 ,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  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 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 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  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 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 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 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  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 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 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  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 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着的特点。

第2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

（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

（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

（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

（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

（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

（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

（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

（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

（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

（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

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

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

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

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

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

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

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发展所造成的压力；

第3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国际贸易伦理；自由与平等；信用；人道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

收稿日期：2013-05-24

作者简介：龙静云，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圣鹏，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探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中的伦理思想，有利于我们把握与理解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精神实质，也为我们建构当今的国际贸易伦理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业贸易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163-164而最初的部落边境贸易以及海外贸易，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最初的“国际贸易”形式。当然，由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并不具有民族与国家的特征与性质，故而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民族与氏族或者部落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国家是按地区来划分的，而氏族或者部落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的，国家与民族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氏族或部落则是自然形成的“自然产物”。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国家，“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176。而氏族或者部落，它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因此，最开始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因而也更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在马克思的贸易理论中，“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的交换。”[2]87因此，对于原始社会而言，由于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也不存在国家与民族，因而，在原始社会也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的。

国际贸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与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步的。当人类社会处在商品经济的简单商品经济阶段，也即自然经济阶段时，国际贸易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自然经济（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简单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条件下，也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贸易的规模小，广度与深度也不够。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还不允许大规模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存在。自然经济的本性决定着国家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实行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呈现的是一种自然封闭状态，而这在事实上必然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纵然在某一历史时期或者某一地区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如明清时期的广州，但那也是十分有限的，并且不占据主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也并不依托于对外贸易或者国际贸易生存与发展。此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也往往是政治主导的，是以政府为主体而进行的贸易，而不是以商人为主导的贸易。例如，在晚清时期的对外贸易中，我们虽然也可以看到商人，但这些商人并不是单纯的商人，而是红顶商人，这些红顶商人，其实就是政府的贸易代表。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也即现代国际贸易，在自然经济主导的社会中，也并没有出现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促使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与扩大。马克思在谈到对外贸易的扩大时，就明确地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3]在这里，对外贸易的扩大，实质上就是指现代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上，对外贸易可能是小规模的，但国际贸易则属于大规模的贸易，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上的，因此，如果没有对外贸易的扩大，就不可能有不同国家之间的大规模贸易的产生与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谈到“大规模的贸易”，并把国际贸易与世界贸易归之于大规模的贸易范畴之内[4]110。由此可知，没有对外贸易的扩大，就不会国际贸易的产生，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内在发展的需要，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产物。之所以这样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是资本增值的内在必然性要求。对于资本而言，贸易是其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途径，没有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就不会有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增殖的必然，也是其实现其增殖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其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都必须要服从于这个目的与动机。剩余价值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既是资本的产生与保存方式，也是资本的增殖与积累的秘密。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是通过对活劳动，也即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来实现自身的价值的保存、增殖与积累，也即通过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来实现的。资本的不断积累就是雇佣工人的不断增加。资本虽然是产生于商品生产中，但其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而贸易本身就是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扩大的结果。因此作为大规模的贸易形式——国际贸易，更有利于资本的增殖与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正是因为国际贸易与世界贸易的产生与形成，才“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5].资本的现代生活史的历史表现与现实形象就是，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普照的光”，“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6]458，从而也是国际贸易发展与世界市场形成的内在驱动力。

在马克思的贸易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中，国际贸易一词通常都是用来形容国与国之间或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商业交往情况，而不是用来表述一国或一民族之内部的商业交往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三种贸易形式，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即对外贸易、国际贸易与世界贸易。对于这三个概念而言，我们在使用中是否可以通用与互换呢？在马克思的贸易理论中，这个三个概念，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与领域。因此，在使用上，我们应当避免互通与滥用的情况发生。对外贸易，是从贸易中一方为视角，来看待自身与其他国家、民族与地区的贸易，是有内外之区分的，其主要是与本国国内的商业情况相区分的一个范畴。国际贸易，则是形容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其并不以贸易中哪一国为参照坐标。世界贸易，则是站在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因此，三者是有所不同的，但三者也是内在的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贸易在总体上构成了国际贸易，而世界市场形成之后，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构成了世界贸易。因此，从规模与范围的角度讲，世界贸易大于几个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大于一国的对外贸易，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的总况构成国际贸易或者世界贸易。

此外，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有：国际价值理论，也即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价值以及价格的定价理论，通常与之相关的还有世界货币理论；贸易自由与贸易平等理论；贸易政策与贸易安全思想；等等。

二、国际贸易的核心伦理精神：自由与平等

国际贸易不同于国内的商业交往，国际贸易通常指的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贸易。而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与不同，因此，国际贸易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复杂而多变。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如何保障贸易的正常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视野中，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自由选择与平等交换。所谓自由选择，指的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有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权利，以及自由进入其他任何一方市场的权利，也即自由贸易、自由买卖的权利。在国际贸易中自由选择的权利是首要的权利。如果交易各方不能自由地选择，也就没有什么贸易自由了。相对于自由选择而言，平等交换则体现为，在国际贸易中，任何一方都享有平等交换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表现为交换各方的产品的价值是相等，还表现为交换各方的地位与权利是平等的。在国际贸易中，强国与弱国享有同等的地位与平等的权利，在国际贸易中强国并没有强权，也不会因为其强大就享有更多的特权，弱国也不能因为弱，就在权利与地位上低别国一等。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主体间只有平等的地位，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才能进行平等的贸易。国际贸易的平等原则，从根本上讲是从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衍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交换就是等量价值的商品与等量价值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因此，平等交换，保障了商品交换的公平性以及各方互利双赢的原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来进行交换。”[4]110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但保证国际贸易正常进行与发展的，却是自由与平等等基本的国际贸易伦理精神。对于国际贸易而言，没有比自由与平等更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与伦理精神。国际贸易本质上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首先要求的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能够在国际范围内自由地选择贸易对象，商品能够自由地进入任何国家与地区，各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是平等的，国际贸易的主体是自由与平等的。因此，要贸易自由，就必须是贸易主体是自由与平等的。没有贸易主体的自由与平等，没有商品在各个国家或者地区之间自由进入与平等交换，就不会有贸易自由。“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7]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是由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等价交换所决定的，等价交换要求在国际贸易中，不仅贸易双方的商品的价值要相等，还要求贸易主体之间的地位的平等。而要做到贸易中的平等，贸易必须是自由的。在国际贸易中，只有做到了自由与平等，国际贸易才是公平与公正的。在国际贸易中，如果贸易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贸易活动是不自由的，这种贸易必然就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在国际贸易中，只有遵循自由与平等的伦理原则与伦理精神，国际贸易才能正常进行下去，国际贸易才是健康的、有序的。在国际贸易中，必然存在竞争，但竞争的首要前提是竞争的主体是自由与平等的，并且这种竞争还应建立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之上。在国际贸易中，“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2]114不存在竞争的国际贸易并不是真正的贸易自由。

自由与平等是国际贸易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核心伦理精神。正是因为自由与平等是国际贸易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核心伦理精神，所以在国际贸易中，任何违背与损害国际贸易中自由与平等的行为，都我们应该反对与谴责的行为。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都可能在客观上限制与约束贸易自由与贸易平等。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得越充分，贸易就越发自由与平等。在国际贸易中，对一些自身的经济还不是很强大的国家与地区而言，采取一些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可接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确实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讲，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都只是一种在一定时期内贸易策略手段，而不能作为长久的贸易战略来使用。但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与竞争利益不受损害的做法与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违反国际贸易自由与平等的行为与表现。这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贸易保护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措施与防卫手段，因为它们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与行为。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中，竞争与自由是相伴相生的。如果在国际贸易中，有国家或地区相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或者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与损害的话，那它的这种做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它是有悖于世界历史的形成的。只要你处在国际贸易中，处在经济全球化中，你就不可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与措施来长久地保护自身的利益。在当今时代，无论是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如提高关税，还是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如当代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都是对国际贸易的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制约与限制，都不可能长久地保障与维护自身的利益。像这样的一些政策与措施，用马克思的话讲，它们都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2]114。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虽在客观上都限制与约束了贸易自由与贸易平等，但相对于国际贸易中的霸权主义行为对贸易自由与贸易平等的蹂躏与糟蹋而言，还是相对温柔与和平的。在国际贸易中，贸易霸权主义是对他国、他国在贸易中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肆意侵犯与践踏，它的实质就是通过武力侵犯或者武力胁迫的方式与他国或其它地区进行贸易，以达到长期支配、压迫与剥削他国或其他地区人民的目的。例如，早期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贸易就是如此。在19世纪40-6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英法等帝国主义就是利用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的大门，来强行开拓中国的市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野蛮的、暴力的贸易霸权主义行为。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新殖民主义也是贸易霸权主义行为在当代的典型表现。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中，我们既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更要反对贸易霸权主义。在国际贸易中，只有秉着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国际贸易才有可能做到公平与公正。

三、国际贸易的伦理基础与保障：信用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信用是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存在的，由工业的生产方式与商业的交往方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8]498。马克思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之一的信用，特别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8]500。因此，信用精神的产生以及信用制度的建立，是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的重要伦理基础与伦理保障，因而也必然对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商品经济，又可以称之为货币经济或者信用经济。随着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现代商业交往形式的形成，商品经济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9]163-164。当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时，“它的最主要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9]168。由此可见，从信用事业的扩大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的关系来看，现代商品经济，之所以又可以称之为货币经济与信用经济，是与商业信用精神的产生以及信用事业的扩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商业信用精神以及信用事业、信用制度的存在，才使得现代商品经济，具有货币经济与信用经济的特征与本质。

信用，既是现代商品经济的重要伦理精神，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伦理保障。国际贸易是现代商业交往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现代商业贸易中，国际贸易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其历史作用与地位越来越变得重要与突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要着重指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所必要谈论的少数几点中，就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并直接表明在研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社会的信用制度时，“我们只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6]512。马克思之所以重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在笔者看来，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重要伦理保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发展的重要伦理基础。从马克思注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研究来看，我们也可以知道，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存在，在客观上促进了建立在大工业生产方式之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其也是国际贸易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伦理基础与伦理制度保障。马克思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平衡国际贸易差额，是“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而这种职能又是以信用为基础的”[8]589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不讲商业信用，国际贸易对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的形式的作用很难得到有效的发挥。在国际贸易中，正是因为商业信用精神的存在，国际贸易才得以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事实上为现代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提供了便捷而有效的条件，并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流通成本和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流通速度。在商业交往中，正是商业信用制度的发展，带来现代商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商业信用在国际贸易中的延伸，可以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6]515从而使得国际贸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国际贸易变得更为快速与便捷，国际贸易影响更为广泛，国际贸易联系更为密切，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在更高程度上得以实现。

现代国际贸易虽然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与商业交往方式的产物，但其也要建立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之上，需要各种经济信用制度为其保航护驾。没有各种经济信用制度的保障，国际贸易的成本与代价会大大增加，甚至无法正常进行。经济信用制度既是国际贸易的保障制度，同时也是对国际贸易中不讲信用的行为的一种惩戒制度。任何不讲信用的国际贸易行为都应得到制裁与严惩。此外，对于现代信用制度，我们也要做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既要看到它在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也不可否认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对现代金融危机的产生具有诱发作用或说促使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四、国际贸易的伦理要求：人道

对于在国际贸易中，是否要讲人道，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与把握上，似乎存在着观点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谈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时，就曾认为资产阶级的贸易自由是没有良心的，认为资产阶级，“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27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贸易自由是没有良心的，但是这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相对于封建社会无数特许的自由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而言，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并不是说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论断还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种以讲良心为主导的贸易。这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并不是建立在良心与道德的基础之上的，也不是依据良心与人道来进行的。国际贸易虽然在性质上不是有良心的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我们就不需要良心，就不需要讲人道。人道仍是国际贸易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不讲人道的批判，来表达国际贸易应该要有人道的伦理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人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方面，是国际贸易的伦理要求。在国际贸易或者国际商业活动中，要不要讲人道，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心的话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心的话题。恩格斯在谈到亚当？斯密关于“商业中的人道问题”时，就认可了斯密的观点：“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也有对道德和人性表述尊重的一面。”[10]62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确实不是依据道德与良心的标准来进行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不能讲人道，人道就不是商业活动的伦理要求。任何商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对于商业活动的主体——人而言，他是要讲人道的。因此，在商业活动中，或者在国际贸易中，同样是要讲人道的，人道也同样是国际贸易的伦理要求。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图利显然是最为根本和最为直接的目的，但图利不是唯一的，对道德和人性表示应有的尊重也是其重要的一面。在马克思的贸易理论的视野中，一种正常的国际贸易，往往是建立在各方友好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敌对的基础上。如果在国际贸易中，一方表现地越友好，其势必对自己越有利，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一个民族要是引起他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10]62

商品经济虽然不是道德经济，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道德却是确保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道德对商品经济社会的规范与引导，商品经济同样也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就算能够运转，也必然增加运转的成本。因此，在商业活动中，讲人道并不会实质性的影响商业利润的获取，反而会有利于商业利益的获取。由此可知，在国际贸易中，讲人道也同样有利于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相应的利益回报。在国际贸易中，尊重他国人民人格与价值观，不损害他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不破坏他国的自然环境，都是国际贸易中人道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在国际贸易中要讲人道的精神，也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们反对那种依靠暴力与非法手段进行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反对血腥的殖民地贸易和摧残与毒害他国人们的道德与身心健康的非法的鸦片贸易。对于这种非人道的国际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是对其加以严厉的批判与无情揭露的。马克思在谈到英法帝国主义对晚清中国的非法的鸦片贸易时，就对这种非人道的、灭绝人性的、摧残与毒害贸易国人们的身心健康、破坏贸易国的社会道德的鸦片贸易进行了严厉批判与大胆的揭露，认为当时的英国就是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的非法的鸦片贸易来填满自己的国库，马克思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2]704。马克思对在国际贸易中也要讲人道的思想，告诉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图利固然是最为根本的，但也不能忽视对道德与人性的尊重。国际贸易不是不讲人道的贸易，更不是摧残人命与败坏道德的贸易。道德与人性应该在贸易中得到尊重与维护，这也是国际贸易的题中之意。在国际贸易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是国际贸易能够正常进行交往的条件。它同样有利于贸易各方利益的获取与维护。

在当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的普遍化与深度化，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国际贸易中的人道问题。非人道的国际贸易行为，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申讨。在新时代的国际贸易中，注重劳工的身心健康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肩负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对世界人民的福利的责任担当，都被认为是当今国际贸易中讲人道的重要表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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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文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第4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 ：国际分工；贸易自由化；制度供给；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2-0034-11

作者简介：徐世腾，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20世纪后期以来，各种贸易壁垒的限制使得全球性资源配置的最优目标难以有效实现。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自由贸易优势成为一种新的“资源优势”，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内部实现资源配置任务成为次优选项。因此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与新型国际分工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增加使得新型国际分工中原有竞争优势进一步得到凸显，而为了保持及巩固这种竞争优势，在其他资源优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就需要不断深化自由贸易优势，因而增加区域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成为新型国际分工动态演变的必然结果。

一、亚太自由贸易的制度供给方

（一）亚太市场多边准入管理体系

亚太地区现有的自由贸易制度是在WTO框架下建立的，WTO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主要平台，也是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主要供给方。1995年WTO刚成立时，其成员方的贸易额已经占到全世界贸易的91%，2015年这一比例提高到98%1。目前，WTO框架下亚太国家传统的关税壁垒已经大大降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加拿大、秘鲁等国家实际整体关税已经低于5%。亚太各国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情况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了菲律宾、泰国、印度等少数成员外，亚太地区国家中WTO的关税约束比例已经达到或超过95%，充分体现了WTO在市场准入管理中的贡献。同时，亚太各国在全部产品以及非农产品最惠国税率方面，实际关税执行税率普遍低于10%，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均在3%左右。在贸易保护比较严重的农产品最惠国税率方面，虽然约束关税普遍很高，但除了韩国、泰国及印度执行关税税率超过30%以外，大部分国家执行关税税率都在10%-15%左右或者更低。

（二）亚太区域自由贸易体系

虽然WTO 为亚太各国提供了多边自由贸易的平台，但在传统市场准入方面，WTO成员的谈判空间已经十分有限。WTO提供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并不能满足亚太各经济体对自由贸易安排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亚太成员成为区域自由贸易制度的另一重要供给方。

1. 亚太成员在区域自由贸易制度供给中的地位

亚太地区国家众多，收入和经济发展差距很大，这使得亚太各国在区域经济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一般说来，美国、中国和日本以及欧盟等经济贸易大国或区域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较大。表2为 2001-2009年间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引擎情况。在将中国对亚太国家经济增长贡献设定为1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对它们经济增长贡献均大于1，影响力超过中国；而欧盟仅对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四国经济的影响贡献超过1，对其他国家的贡献则远弱于中国。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日本、中国是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Tan等对1980-2020年间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经济增长引擎情况进行了估计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中国的9.17倍、4.19倍和3.23倍，但是这一影响在2011-2020年间将减弱到仅为中国的65%、51%和22%。因而中国对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加大，而美国、欧盟、日本的重要程度则趋于下降。综合看来，中国、美国及日本等三大经济体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中国、美国及日本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会外溢到国际贸易领域，因此这三个经济体具备影响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经济基础与实力。

2. 亚太成员间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目前，亚太区域内所有家都签署了若干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重叠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在亚太区域中，墨西哥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最少（5个），其他如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成员至少签署了6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1（见图1）。

3.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反映出亚太成员的核心贸易利益

在亚太自由贸易新规则及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需要基于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来理解区域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方的核心贸易利益，才能最大程度地协调区域内成员贸易自由化诉求，推动亚太贸易自由化进程。新型国际分工的显著特征是中间品贸易大量出现。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已经不再单纯是货物跨境流动，而是相互交织的生产要素流、服务流、知识产权流以及信息流等的组合，跨国企业对产业链进行的分解及整合导致中间品贸易的大量出现。考察亚太地区初级产品、中间品及制成品在全球三大市场――美国、欧盟和东亚的出口贸易比例情况，能展现各国在新型国际分工方面具备的优势，从而直观地反映亚太成员的核心贸易利益：韩国、日本、印度等在中间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最终制成品生产方面的优势明显；澳大利亚由于为美国、欧盟及东亚等三大世界生产中心提供大量原材料，因而在初级产品贸易中处于关键地位（见表3）。

二、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扩张与约束机制

（一）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扩张机制

1.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蔓延

近年来WTO主导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陷入停滞，但无论从宏观主体（亚太各经济体）还是从微观主体（跨国公司）来说，贸易自由化仍旧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贸易自由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生活水平的一剂良方，各国有动力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对跨国公司而言，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已经形成，这意味着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和其他要素的有效配置并追求自由贸易是其追逐利润的必经路径。因此虽然WTO主导的多边市场准入管理体系止步不前，但区域内部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却在加速。对于这种新型“区域自由贸易主义”，鲍德温（Baldwin）认为其特征为“不再强调传统贸易协定谈判中的关键因素――市场准入的交换，而是⒔沟惴旁诿骋坠嬖蚨院旯劬济的调控和影响方面1。新型国际分工推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模式以贸易规则修订者的身份对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造成了巨大威胁，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代替WTO成为未来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管理的主角。

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区域自由贸易主义盛行，亚太地区也不例外。WTO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生效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高达281个，而且还有大量未生效或正在谈判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尚未计入。就亚太地区而言，2000年仅有3项生效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底这一数量迅速扩张到57个。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蔓延改变了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格局，双边及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也日渐加大。

2.新型国际分工的竞争态势

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世界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度调整。各国都力争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占据优势地位，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国际分工竞争日趋激烈。例如，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吸引跨国公司将制造业从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撤回，国际产业转移出现逆向流动，引发制造业的全面竞争格局出现。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国际资本尤其是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贸易自由化成为吸引国际资本进入的重要因素1。各国为了保持或拥有在新型国际分工中的竞争优势，分配到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在劳动力、技术等其他资源优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纷纷挖掘自由贸易潜力，推动区域自由贸易水平不断深化。

具体而言，在亚太成员中，东盟凭借发达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吸引到大量外部直接投资，增强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地位。近年来，东盟吸引的外部国际直接投资（如中国、日本）也逐年增加，投资创造效应明显。表4为2000-2014年间中国和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情况。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中国、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它们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后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为例，2005年缔结的东盟-中国自贸区（ACFTA）分别是它们对外第一个自贸区（FTA）。2009年在东盟――中国自贸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补充签署《投资协议》。此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2014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约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9.4倍。作为摆脱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相继与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及东盟、越南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及经济合作协定（EPA）。2009年以来，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同样出现急剧增加的态势，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超过40%2。

贸易自由化使东盟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同时，其在投资来源国海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也得到显著上升。图2为2000-2014年日本在东盟、中国直接投资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0年时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大于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大约是东盟的3倍。此后，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年增加，2004年时已经超过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2-2014年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已经是其对华直接投资的3倍。这表明在国际分工网络中，东盟的区位和竞争优势日趋显著。而为了进一步维持这种竞争优势，东盟亦不断以其为轴心，扩大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制度供给中的影响。例如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便是东盟与中、日、韩、澳、新西兰、印度等6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基础上构建的大型自由贸易协议。

（二）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约束机制

1.WTO审查机制约束

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视为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背离，因此WTO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设立了具体的审查条件，主要集中在以下相关法律文件中：GATT第24条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简称GATT第24条）、《关于差别和更为优惠待遇、互惠及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参与的决定》（简称授权条款）、《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对服务贸易经济一体化的规定等。WTO成员签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时需依据上述文件向WTO做出通报1。统计数据表明（见表5），目前在向WTO通报的生效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依据GATT第24条及GATS第5条签署的数量最多（128个），约占全部45.6% ；依据GATT第24条签署的数量次之，为113个，约占总数量的40.2%。在亚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涉及GATS第5条的数量所占比例最大，约占全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90%。这表明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涉及到服务贸易领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深度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自由贸易制度效能约束

亚太地区存在着大量重叠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各种战略性协定，虽然国家间通过谈判，降低了贸易壁垒，但这些贸易协定的管理机制规则不一、标准各异，纷繁复杂。“意大利面碗”效应阻碍着贸易企业对生效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用效率，导致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效能低下。毕马威和汤森路透联合对中国、美国、巴西等11个国家446位全球贸易商进行调查1。他们公布的《2015年全球贸易管理调查》发现，只有30%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的企业完全利用了所有适用的自由贸易协定。即使是对自由贸易协定整体利用率最高的美国企业，其利用率也仅为41%，而整体利用率最低的印度，则只有19%。另外，在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企业中，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占调查对象的41%）以及难以从供货商处收集原产地证明材料（占调查对象的38%）被认为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占据企业大量时间，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导致自由贸易协定利用效能低下。因此，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内部效能约束意味着在制度供给方面，国家间双边贸易协定虽然容易达成，但是众多双边贸易协定叠加在一起会增加企业的利用成本，影响制度效能的发挥，因此减少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扩大单个贸易协议的谈判国家范围有利于提高亚太自由贸易的制度供给效能。

综合来看，在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演变过程中，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蔓延以及新型国际分工的竞争态势导致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扩张，但WTO审查机制及自由贸易制度效能约束又使得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规模不能无限制拓展。

三、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改革

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改革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制度，提高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利用效能，促进区域自由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一）亚太自由贸易内容的不断深化对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在数量方面的急剧增加，其涉及范围也迅速扩大。霍恩（Horn）等根据自由贸易协定文本内容2，将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分为“WTO+”及“WTO―X”两大类。其中，“WTO+”为WTO现有框架中的内容，包括工业品、农业品、海关程序等具体领域，也被称为 “第一代”贸易规则；“WTO―X”，指的是尚未包含在现有多边贸易谈判领域里的内容，涉及劳动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国内立法与国际法的对接、经济政策对话、教育与培训、能源问题、财政政策、国际间产业合作、信息传播、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和金融支持、税收政策、签证等，即“第二代”贸易规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代”贸易规则聚焦于以“贸易规模”为主的传统贸易关系，强调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边境规则；而“第二代”贸易规则扩展为边境内规则，强调规制融合与协调3，主体服务于跨国资本的国际分工网络。正在进行谈判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第一代”贸易规则的典型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则被认为是“第二代”贸易规则的典型代表4。

为了对亚太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深入对比和分析，我们参考金的研究5，利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的条款分类标准对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的深度进行定量分析6（具体见表6及表7）。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亚太经济体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文本深度方面存在明显分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西兰、美国等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范围较广，深度得分较高，属于亚太贸易自由化领先国家；老挝、印度、越南、柬埔寨等人均收入较低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范围较窄，是亚太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落后国家。亚太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水平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单一的贸易政策规则体系难以满足亚太成员的发展需要。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太经济体贸易自由化的程度逐年加深。以中国为例，2005年中国最初与智利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只涉及22项内容，但2015年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近40项内容，涉及范围大大拓展。总之，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是亚太国家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改革方向。

（二）新型国际分工影响亚太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重构路径

当前，亚太区域内大大小小的自由贸易协定近60个，其中包括两个超级自由贸易协定――RCEP、TPP。重叠化、碎片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交互作用，造成亚太区域贸易治理的复杂态势。新型国际分工对亚太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两条重构路径均产生重要影响。

亚太自由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第一条改革路径中，在消除传统贸易壁垒的同时，强调重点解决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及产业布局方面的障碍。目前，以TPP为代表的“第二代”新贸易规则体系主要体现了改革路径的要求。在此路径下，“第一代”贸易规则体系可以作为“第二代”规则体系的预备阶段，新旧贸易规则体系同时并存，各自独立发展与推进；当所有成员都接受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后，“第二代”贸易规则体系则将全面替代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主体，即升级为WTO 2.0。在实践中，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基于他们的贸易利益、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在新型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主张并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制度沿着第一条路径进行改革。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使得TPP推进进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而为该规则体系重构路径蒙上阴影。

亚太自由贸易规则体系重构的第二条路径则主张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分别处理贸易壁垒及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及产业布局障碍问题，该路径主要通过RECP的谈判来实现。在第二条路径下，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改革不应集中在贸易规则体系主导权的替换方面，而是在现有贸易规则体系下，为更多国家提供统一、旨在消除贸易壁垒的自由贸易安排，解决跨国资本的国际分工及产业布局，障碍问题则另外提供补充机制予以解决。该路径强调亚太自由贸易制度应该承担多边贸易体制（WTO）“垫脚石”的任务，在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内统筹和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说，该路径下多边贸易体制（WTO）依旧是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主体，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则构成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这条改革路径虽然更加符合亚太区域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但同样也面临着相关贸易诉求繁杂、难以协调等困难。

总之，由于不同制度供给方在经济发展、贸易利益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加上新型国际分工的动态影响，亚太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重构过程也更加复杂，需要较长时间的协调与融合。

（三）中国的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创新

1.亚太贸易自由化机制创新

中国通过积极参加RCEP、中日韩自贸区以及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为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提供改革方案。RCEP起源于东盟与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6个国家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东盟10国虽然与6国达成双边FTA协议，但这些已有协议对于其余6国之间（尤其是中、日、韩之间及印度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自由化谈判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东盟虽然是RCEP的核心国家，但不能在关键问题上主导RCEP的进程。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又是RCEP参与国，自然对RCEP的推进起到重要的作用。2015年中国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达成双边FTA协议。中韩FTA在RCEP内部双边FTA中属于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可以以此为蓝本推动RCEP谈判的尽快达成。长期以来，东亚生产网络中密切合作的三个重要贸易国家――中、日、韩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合作与博弈却深受内部及外来政治关系的困扰。中日韩之间的FTA谈判2012年才启动，三国虽然力促达成协议，但进展不容乐观，因此也迫切需要中国的积极推动。在积极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同时，2014年中国在APEC框架下提出“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方案――《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北京路线图》（简称“北京路线图”）。“北京路线图”提出以来，在中国的努力下，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启动，投资、服务、原产地规则等领域的合作等也在逐步完善，为构建开放型、高标准的亚太自贸区迈出重要一步。中国通过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最大程度增强自由贸易安排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1。

2.亚太共同体机制创新

为了进一步促进及引领亚太成员在新型国际分工方面的合作，在积极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机制。为此，中国启动并实施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2，内涵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亚太国家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物流、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对消除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及产业布局方面的障碍意义重大，是其优先领域；而旨在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贸易畅通”则是“一带一路”战略强调的重点内容。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建立“亚太共同体”，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使得亚太国家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深化。

3.国际制度的内化机制创新

目前，中国虽然尚未参与到“第二代”贸易规则体系的谈判中，但是由于“第二代”贸易规则体系代表着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我国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因此先进的贸易规则体系对中国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为适应自由贸易新规则体系带来的挑战，中国相继建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管理模式方面引入“第二代”贸易规则体系中普遍采取“负面清单”等制度，探索先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的内化机制。目前，通过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和监管模式等方面得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已经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实施，提高了我国对先进国际贸易规则的适应能力，有助于我国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的自由贸易进程。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与新型国际分工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自由贸易优势成为一种新的“资源优势”，与新型国际分工中的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凸显着亚太成员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和优势。而为了保持或增强新型国际分工下的竞争优势，亚太各国也不断增加区域自由贸易制度供给。

从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方来说，WTO仍旧是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平台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主要供给方。但在传统市场准入方面，WTO成员的谈判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现有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并不能满足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需求。目前，亚太区域内所有国家都签署了若干个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重叠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新型国际分工格局直观地体现了亚太成员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核心贸易利益。在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演变中，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蔓延以及新型国际分工的竞争态势促进自由贸易制度供给的扩张，但WTO审查机制及自由贸易制度效能约束限制着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规模的进一步拓展。高水平的、涉及多个国家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更加符合提高制度供给效能的需要，是亚太自由贸易制度未来重点供给的对象。亚太自由贸易制度供给改革目标是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制度，提高亚太自由贸易制度的利用效能，促进区域自由贸易的繁荣和发展。在此过程中，新型国际分工影响着亚太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重构路径。“第一代”、“第二代”贸易规则体系及它们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转换成为影响亚太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关键。

在亚太自由贸易规则重构中，中国作为经济、贸易大国，应该抓住地缘政治、经济变迁中的契机，在亚太自由贸易供给制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中国在新型际分工中的地位及优势决定了其在制成品贸易方面具有重大贸易利益，因此不能放松在传统市场准入方面的自由贸易谈判，应该加快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步伐；同时，中国不仅要在贸易自由化的广度方面投入精力，也应该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度方面继续推进，构建起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其次，中国要在“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上加强新型国际分工方面的合作。中国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亚太区域内乃至跨区域的国际分工合作，为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中国要实现引领亚太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目标，必须重视国内规则的导出机制建设。不仅要引入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及投资规则，更应在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将国内开放经济体制创新经验与优势作为贸易规则输出的来源，以此推动亚太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化。

第5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全球化网络化自由化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新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蔓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组织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相互影响，最终相互融合为统一整体，形成所谓的“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则在世界全球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经济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市场成为向全球经济开放的大市场，各种资源、技术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

（二） 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上有内在地驱动贸易的自由化。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的跃进式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贸易的全球化无论是在其参与的主体还是在其承载的客体方面，都比以往任何时代要广要大。从其参与的主体来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管它是主动介入还是被动卷入，都把经济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从其承载的客体来看，由于大经贸观念的形成，国际贸易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货物贸易范围，发展到包括直接投资及金融、服务、技术等在内的要素方面的贸易。贸易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说明各国的经济已经和世界市场及国际交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世界经济这种相互依存和互动的加强，内在地要求各国最大限度地拆除阻碍国际交易的篱墙，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降低成本，增进全球福利。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顺应了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使贸易的自由化有了制度性的保证和实质性的进展。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集团化是指由国家出面，为了对内加强经济合作和对外加强竞争实力，通过协定或条约的形式，将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区域，在一个由政府授权组成的并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共同机构下，通过制定统一的对内对外经济贸易政策，财政与金融政策等等，消除区域内的各成员国之间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障碍，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形成一个政治经济高度协调统一的超国家集体。区域集团实质上是一种区域性的一体化经济组织，像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全球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区域化经济愈来愈来呈现出多元化、自由化的活跃迹象。现阶段，经济一体化正逐步突破洲际局限，向泛洲化方向发展。

（三） 国际贸易交易方式网络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交易日益借助国际互联网来完成，出现了所谓的网络贸易。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因特网等现代化电子方式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目前，网络贸易发展十分迅速。据美国《商业周刊》登载，2001年全球网上贸易总额达2051亿美元，2002年达3490亿美元。正是由于网络贸易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才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关注，纷纷制订各种政策和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和促进网络贸易的发展。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部长会议上，一致同意在网络贸易中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各国不得自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意网络贸易不得征收新的税种，其中29个国家在通过的文件上签字；此外，WTO和APEC等国际或区域经济组织对网络贸易也十分重视。显然，网络贸易将会得到迅猛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领域中一朵鲜艳的奇葩。

二、立足现状，寻求贸易新突破

（一）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发明与创新，加快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

加快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新机制，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第二，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这是我国面向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它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第三，改善科技投入渠道单一、科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国家科技风险基金，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体系，促进技术产业的发展。第四，树立技术创新意识，发掘、培养、保护高技术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转为企业，培养产业技术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加快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

（二） 规范网络贸易的发展，开拓对外国际市场

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网络贸易日益成为拓展海外的贸易的重要方式。然而，我国目前高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缺乏，网络基础设施滞后，企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贸易在未来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没有形成网络贸易的国内环境和市场，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反差。因此，必须切实推行网络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网络贸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如交易的安全性、网络贸易的征免税、知识产权的保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及纠纷的处理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网络贸易的发展，而且由于网络贸易的发展速度很快，业务方式没有最终定型。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本身的新进展，又有与现有体制的冲突，这给规范网络贸易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必须对市场的发展保持高度的敏感，加强对网络贸易的研究，制订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标准、法律和法规，保证和规范网络贸易的健康发展，不断开拓对外国际市场。

（三）参与国际贸易关系协调，维护我国外贸利益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企业因技术的创新所导致的无形风险日益增加，国际贸易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会产生一系列的国际贸易矛盾与纠纷。因此，我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大趋势的同时，一定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国际贸易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保证。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在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中应紧密联合起来，协调彼此的立场和观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势和经济利益；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亚太国家，亚太地区是我国进行贸易、投资、金融活动的重要地区，搞好周边国家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协调，是发挥我国政治经济大国作用的重要表现，也能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

因此，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参与知识领域一些问题的协调，这对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明磊. 浅析国际贸易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 现代营销（学苑版）， 2009，（11）

第6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服务贸易自由化；多边框架；区域服务贸易安排

中图分类号：F752.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125-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日益向服务业倾斜，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重要性与日俱增，服务贸易自由化议题也随之进入各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各国借助GATS构建的多边框架，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然而，多哈回合动摇了各国对于坚持以GATS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主渠道的信心，以美欧为首的一部分国家将重心转向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力图加速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路径的历史演进

传统的看法认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夭折与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生效标志着现代国际贸易管理体制的开端。在起初漫长的几十年中，国际贸易体制主要用于规范货物贸易，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服务贸易才逐渐受到关注。

随着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实现路径也在不断调整变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萌芽始于发达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贸易协定，首个囊括服务贸易的协定为1989年1月1日生效的澳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ANZCERTA），其致力于加快两国之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提高服务业效率与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同时期另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为1989年生效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TA），其开创的大部分服务贸易规则被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所继承。受发达国家积极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鼓舞，各国热情高涨，纷纷致力于推动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可以说，早期的双边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试水为日后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乌拉圭回合谈判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谈判的范畴，并于1994年建立起规范服务贸易的多边框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指出，各国应通过连续回合的多边谈判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从而奠定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方式的主要基调。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区域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早在GATS签订之前就初露端倪，但GATS诞生之前达成的各相关服务贸易协定还不足以反映当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生效标志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式起步，尤其是GATS第5条为区域服务贸易安排提供了样板和基本规则，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鉴于GATS的固有缺陷、各成员国之间不可弥和的巨大分歧等多重原因，在多边框架下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困难重重，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渐转回区域服务贸易安排，以期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持续向前发展。

二、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突破与局限

现阶段，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面临着多重阻碍。随着WTO成员国的不断增加，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寻找共同利益日益困难。且与货物贸易的关税削减相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通常需要国内法律、规章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无疑增加了服务贸易谈判的敏感程度，也延长了其时间跨度。与此同时，“一揽子承诺”原则使得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深受其他领域（如NAMA）的拖累，多年停滞不前。各国对于多边服务贸易领域的谈判热情几乎消耗殆尽，相当一部分的成员国借技术性磋商之名行拖延战略之实，以此拒绝更深层次的开放。此外，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使用的要价-出价的谈判方式存在固有弊端，其实质上更接近于双边互惠（bilateral exchanges）而非基础广泛的多边谈判。从这一角度考虑，该谈判方式可能会阻碍彻底、全方位自由化机制的酝酿与实施，且要价-出价的谈判方式使得谈判进程过于碎片化，从而造成各成员国对关键问题的理解相异，增加了多边谈判的复杂度。

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突破多边层面现存的阻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大都在经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或地区间进行，相较于多边贸易体制，其谈判成本和协调成本要低得多，参与方之间容易达成共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呈现出明显的“GATS+”特征。一方面，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将相对敏感的运输、快递、邮政等部门囊括进来，覆盖部门远超越GATS覆盖的服务部门。另一方面，区域层面一般会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目前，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仍停留在非歧视层次，①而一些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已进入相互承认、国际协调阶段。除此之外，要价-出价的谈判方式更易在谈判方较少的区域层面发挥作用，谈判方之间相对紧凑的谈判进程有利于此种互惠机制更高效地释放其效用。并且，各国缔结不同的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可以减少各个协定之间承诺的异质性，多边层面的出价也可能呈现收敛态势，从而在多边层面取得更高层次的开放。

尽管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其自身仍存在诸多缺陷。鉴于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区域层面并不能大幅加深服务自由化程度，无论基于承诺的深度还是广度考虑，相当一部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表现出“GATS=”的特征。同时，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本质上造成了对区域外成员的歧视，区域内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背后往往是区域内外的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减少，即被排除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之外的国家由于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遭受损失。层出不穷的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已形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极大地增加了贸易环境的复杂程度，区域合作的成本和冲突也随之增大。更为严峻的是，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涌现会诱使一些成员国在多边层面做出较少的承诺，以此作为在双边、区域协定层面谈判的筹码。这主要是因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的“GATS+”承诺由双方的互惠机制实现，在多边层面向所有成员国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部门开放必然会压缩本国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进一步让渡的空间。相应地，区域内其他成员向本国提供的“GATS+”承诺的幅度也会削减。也就是说，成员国在多边框架下作出较低层次的承诺将会为其在区域层面的谈判留有更多的余地，这也从某一侧面解释了为何各成员方在多哈回合中仍然大体维持GATS框架下的承诺水平，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三、服务自由化浪潮下的政策选择

自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之后，由于各成员国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迄今为止进展缓慢，成果寥寥。多哈回合的停滞不前已使得WTO的角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相较多边谈判平台而言，WTO更像是见证与监管不同框架下（单边、双边、区域）自由化进程的公证人，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已逐渐表现出抛弃WTO多边框架的势头。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甚至有言论认为世界贸易正在进入“双边时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如何在多边体制和区域安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推动世界贸易体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一）坚持多边贸易框架的主体地位

《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协商、不断妥协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成员方的利益，尤其为经济落后、实力较弱的小国提供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平台，因此，坚持以WTO框架作为服务贸易谈判的主渠道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此外，GATS第五条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兴起提供了国际法依据，肯定了区域安排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从本质上来说，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应置于WTO规范之下，而非多边框架的替代物。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一个强大的、成熟的多边贸易体制需要得到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辅助与补充，而不是被后者取而代之。在多边谈判的实践中，各国应坦然接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同时积极设定较高的目标，以期推进多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如，在市场准入谈判领域可以涵盖“静止条款”和“预承诺”两要素。“静止条款”的引入表明各国愿意在多边框架下通过锁定现有的政策来逐步减少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预承诺”将向各国发出WTO多边框架将不断存续、持续发展的信号，增强各国在GATS为核心的多边服务贸易体制下进行谈判的信心。

第7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第8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对外贸易战略；战略选择

一、引言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强势发展使得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它的影子。这一点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自从有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都可以进行经济往来和资金往来，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原因。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成果是各个国家在相关的规定下实行相对自由的贸易往来，跨国之间的资金投资和资金融通等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往来活动。从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始应用到经济领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中，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形式。世界各国如果想要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来并实现资源的更加优化的配置的话就必须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世界各国带来的发展的福音。自从我国加入WTO后，参与国际贸易的活动也与日俱增，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也是稳步积累并使得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中的贸易自由化步伐加快。我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出口大国，并且在近10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在经济总量方面，我国目前已经是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必须认识到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好处。在参与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全球性的自由对外贸易带来的利润和成本。争取在整个对外贸易的活动中能利用这个契机实现更多的经济利润，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要注意将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以带来更长远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实现长期的经济利益。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各种方法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还要注意整个过程中的对外贸易的安全。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经济市场，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要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做到逐步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尽早实现贸易多边化等内容。要做到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接轨才能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一直稳步发展。

二、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步发展

根据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取而代之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的强劲。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我国目前属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了相关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的逐渐吻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近10年以来都是以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来实现着我国的GDP的增长。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光是我们国家，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势头也是稳步向前。相对于这一点来说的话，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相对比较缓慢。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之前就已经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阶段。在后期的经济建设中，由于在同一时期内他么的起点较我们来说相对较高因此难以实现跟以前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性的对外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道路相对曲折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球性对外贸易中的运用以来，世界各国的对外的贸易发展速度得到了稳步提升同时带来的世界贸易的总量也逐年增长。从上世纪到2000年这短短的将近10年的发展历程中，世界贸易的发展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世界贸易总额在2000年这一年间就达到64560亿美元，增长率为12．5%。但是，世界贸易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世界上的任何大事件都会对世界贸易产生致命的打击和绝处逢生的鼓励。例如美国在2001年出现的恐怖袭击事件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世界贸易的发展。而在那一年，世界贸易的总量与前面相比也的确有下滑的趋势和结果。在世界性事件的影响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世界贸易又逐步恢复到以往的水平并出现上升的势头。在2004年结束的时候，世界贸易的总量又达到以一个全所未有的制高点。这一年的增长率达到了20%以上。对国际贸易影响巨大的一个事件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事件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体现着经济危机为全球性世界贸易带来的损失。虽然经济危机的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其留下的余波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完全停止。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外贸易也在2010年左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根据上文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道路是非常曲折的，这种曲折取决于当前的世界经济的整体环境。然而，全球性的经济氛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也就注定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

（三）多变贸易进程的缓慢

要实现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实现贸易自由化。这跟经济市场的市场化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才会使得世界各国在世界贸易的活动中都能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样才会最大限度的实现各个国家的资源优化配置。所以说，实现国际经济贸易的自由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努力的方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但是，存在着自由贸易的说法也就自然存在着贸易保护。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存在着贸易保护就会阻碍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但是其存在也是有一定的原因。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趋势加强，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发展领先于日本、西欧，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其经济份额在国际市场中占到了最大的比例，因此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强势。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国争夺市场的斗争越来越加剧。最后就造成了护主义兴起，损害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为了对世界贸易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以及监督管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就形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个负责对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实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当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其责任除了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组织新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各个国家对贸易市场的竞争等导致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贸易冲突的加剧使贸易谈判面临诸多困难。虽然有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个全球性的监督和管理机构的努力，但是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进展缓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成果。但是这并不难否定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以及世界各国对国际经济贸易的需求的加剧使得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全球化一直都是各个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在以前多边谈判中涉及的困难问题诸如：农业问题、农产品、非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转让、贸易便利化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谈判。目的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立场，寻求各国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并最终实现实际贸易一体化和自由贸易。

（四）服务贸易的崛起

目前的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同传统的强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第三产业例如服务业和金融业等发展。在全球性的国际经济贸易中也面临着同样的趋势。从时间上来看，全球经济贸易向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具体的特点就是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增长，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关于服务贸易组成部分问题上，运输与旅游所占比重较大，这两者在所有的服务贸易的总量中可以占到60%左右的比例。在2010年的时候，关于服务贸易了相关的统计数字。其具体内容是：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量36950亿美元，其中运输服务出口7850亿美元，占总量的比重为23．2%;旅游服务出口9400亿美元。虽然世纪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已经转向了以服务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并且其发展的速度也得到了飞速的提升。但是服务贸易的发展中也存在着问题于缺陷。具体的内容表现如下：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的话，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家的不同区域的贸易增长速度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亚洲、独联体、非洲、拉丁美洲增长较快，北美、欧洲增长较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经济贸易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但是还是西方发到国家在国际经济市场中占到了主导地位。通讯、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中附加价值较高的部门。在这些新兴服务贸易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仍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

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及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活动的频繁度的提高使得我国的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的实施也使得我国的贸易体制得到了相应的改革和逐步完善。带来的成果就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的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化的贸易进程的加快。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总量的加大以及贸易自由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使得我国面临着如何选择贸易战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基本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混合外贸战略。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即90年代初期的时候，国家经济部门提出商品贸易与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加入WTO之后，我国面临的就是如何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和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从2010年在现在的这几年间，我国对外贸易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2011年的时候，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目前我国在对外贸易的战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适合当前形势的具体的对外贸易战略的创新与选择的问题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和创新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国际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和实现我国的经济增长。

四、对外贸易战略的实施方式

我国目前是一个贸易顺差极大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的出口的贸易总额基本上占到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总额。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进口的缺失。虽然我国是一个极大的贸易顺差国，但是我国的出口主要依靠的是低价的劳动力的出口以及中国制造的出口。对于先进的核心技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类的出口是微乎其微的。出口顺差的形成也主要是依靠国内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形成的。而且对于中国制造类的出口不仅没有为我国带来高额的利润还使得我国耗费了原材料以及环境污染作为代价。因此，要真正实现我国的出口顺差的话要逐步形成以核心技术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出口模式，这样才会为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带来真正的优势。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应该以反面的思考方式来面对我国的出口的外贸战略的选择。即我姑应该逐步重视进口的对外贸易。我国之所以存在出口占到了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这一局面，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难道我国的消费者真的是对于国外的商品没有需求而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其中涉及到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的问题以及消费意识和消费手段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通过刺激消费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同时促进国内消费者对于国外商品的需求也同样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这里的进口不仅仅指的是产品的进口，也包括原材料、知识和技术以及人员等的进口等方面。而且进口还可以增强我国同世界各个交流的经验，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的国民以及相关的技术人员掌握其他国家产品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有才会有学习和竞争才会使自身的发展得到提升。我们应该明白进口贸易是一国对外贸易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安全应考虑的重要方面，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进口在可以进一步满足国内的市场从而引进先进的消费理念以及促进出口的发展等作用。因此，进口战略应考虑发挥进口促进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应提高对进口的重视程度。第二个重要的战略的选择就是要明确我国的优缺点。我国的主要缺点就是核心技术还依赖于进口，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缺失，而此类产业的发展涉及国家整体工业体系的完善，因此，对这类产业应加以保护。以美国为例，他们国家的有点就在于对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开发上，这种对于核心技术的掌握能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通过小的成本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升自己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国需要的就是培养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培养一批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只要有了优秀的创新型人才才会使得我国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力。五、总结虽然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在近几年来都取得了优秀的成果，但是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上还需要我们付出相应的努力才会逐步实现我国的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合理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模式。在战略的选择上要注意加强进口以及注重对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来切实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自由化。

本文转摘于2016年1月15日

【参考文献】

[1]朱玉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发展研究,2013,01期:19-23.

[2]谷帅.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J].商场现代化,2014,28期:19-23.

[3]董涛.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3,10期.

第9篇：现代自由贸易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研究和探索，以及对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以此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各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农、林等其他院校，纷纷开设国际贸易专业。与此同时，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学也随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2008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做法、新措施，这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二战以来贸易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同时，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模式发生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目前，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在国内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这就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由于美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让自己的制造业外移，这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因供求矛盾而被迫扩大内需，从而使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面临再调整过程，这必将导致全球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

(二)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隐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先后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又包括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隐性保护方式。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三分之一，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其余三分之二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最主要非关税壁垒是出El补贴。在这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l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而且，看似不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且频繁地使用。有些发达国家提出要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促使产业朝着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如欧盟已明确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不断出台重大政策，将重点放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八国集团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的目标。然而，作为最大出口导向型国家和新兴贸易市场的中国，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成为主要目标。我国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贸易调查的首位。2009年，中国出I：1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保案件7起。

(三)国际贸易方式发生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网络贸易不仅能简便易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无时间、地域限制和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因而受到各国的重视。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全面收缩，但网络贸易却呈逆势上扬，目前的网络贸易占了全球贸易的20％以上，未来网络贸易将呈超常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帐率越来越高。因而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这迫使企业须采取更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四)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危机使得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WTO的原则、规则、制度等造成巨大冲击，也使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滞。同时，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大多数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从而轻视了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区域经济合作仍持续、强劲地发展。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怎样将最新的国际形势和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使国际贸易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与国际接轨并密切联系中国对外开放实际的特色，是国际贸易学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改革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实属当务之急。在此，笔者结合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围绕国际贸易学的主要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一)国际贸易的导论章节。要补充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来分析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概况，让学生明白我国是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但目前为什么还不是贸易强国的；在分析顺差、逆差产生的原因、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要分析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适度、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商品结构是否均衡、贸易地理方向是否过于集中等问题；结合广交会改名来分析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进而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调整，以及我国如何应对等。

(二)国际贸易理论部分。不仅要阐明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及每个论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们各自的作用，全面述评它们的理论依据。而且要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位置和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如何提升自己的位置，在对诸多的保护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为什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刻，许多国家更愿意通过贸易的保护主义来实现经济的复苏的原因。还要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德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分析。凸显理论的新成果。

(三)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部分。首先要从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外贸实践着手，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格局，即不仅需要各个国家开放市场，走自由贸易的道路，而且也要避免对于保护贸易政策进行片面的评价和指责，同时也要进一步剔除原先在保护贸易思路支配下形成的某些看法和提法。然后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经过30多年逐步演变而来的强调政府对外贸的积极介入作用的管理贸易政策进行介绍。再就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如协定关税、碳关税、环境附加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等。还要x，lxl，紧急关税、报复关税和惩罚关税等深入分析有关的起因、特点和具体表现，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进行案例分析，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要结合WTO的原则和有关协议的规定来分析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歧视性采购、技术性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出口退税等。

(四)国际贸易体制部分。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规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内容；要对自2001年I1月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长达十年之久的马拉松式谈判而目前还无果进行分析。不仅要对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的外贸政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如重大项目的共同建设、密切的金融支持或援助、服务贸易的广泛配合进行阐述，还要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经济和贸易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在介绍我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和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围绕我国的政策思路，作出比较全面而深入的阐发和说明。

三、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

为了更好地使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适合后危机时代的需要，还要对该课程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辅助资料。转发一些国际贸易经典文献、重大国际贸易时事和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同时推荐一些相应的中英文阅读文献，为想要进一步学习的学生提供参考；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