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间民俗;传承;群众文化活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6-0243-01

在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是一块瑰丽的珍宝，其指的是人们对生活文化的经验总结，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动中产生的，民俗文化的价值十分重要，对现代人们的生活具有指导意义，也是我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是新时期我国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下面就这方面进行讨论分析。

一、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的联系

（一）传承民俗文化是发展新时期群众文化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形成是基于一定的政治观念和经济发展一形态领域的发展上的，具有某一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烙印，是人类社会历史延伸的沉淀和产物，更是一个国家沟壑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不断发展创造文化的大形势下，民间民俗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祖先，富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代特征，是社会发展最好的见证和记载，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与群众文化的发展不约而同，符合了当今时展的要求，所以，民俗民间文化艺术一定意义上就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群众文化的展现，如民族服饰、古典诗文、各种观念等等，是带有时代烙印的群众文化。

作为优秀中华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民间文化艺术反映着鲜明的民族风俗和文化底蕴，深刻反映出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具有的中国风格和气派，并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一定的时代特色，究其根源，人民群众才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是民族文化的形成主体。在新世纪的发展形势下，我们仅仅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民俗艺术文化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着手于对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的整合和发展，实行对民俗文的不断创新，使得民俗文化可以与时俱进，在实现创新的前提下对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传承民俗文化艺术是发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功能

新时期发展群众文化也是对民间民俗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更是其社会活动功能的高度体现，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传递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纵观我国传统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大多都是以某种相对固定的形式时代相传下来的，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古老的风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些民间习俗，例如赛龙舟这一习俗的传递，现代的赛龙舟仍然保持着古时候的一些风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代相传，形成了一定的沿袭和文化传统，深受新时期人们的喜爱。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和历史文明，在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方面的更是百花齐放，散布五洲四海，比如广大农民作者经过运用刺绣、剪纸等传统美术形式，融入现代元素，形成的具有独特地域性艺术风格的新画种如户县、金山农民画等，已经闻名中外，国内外都有出版单位出版了相关的画册，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对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良好传承和发扬。

群众文化在继承自己传统的基础上，也应进行积极拓展，进行不断地衍生和创造出新的活动方式，这才是新时期对民俗文化的最好传承，政府部门在今年来也高度重视民俗文化的抢救与传承工作，促成了大量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为新时期我国群众文化的更好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俗艺术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鲜明体现，更是近年来我国文化艺术保护传承方面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事关我国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与现实意义。

群众文化具有稳定性、共同性以及民族性、综合性等等特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和激励作用，还具有相应的凝聚力以及稳定力等方面的重大作用，所以，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群众文化的构造就应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结合制度文化等形成一定精神层后面的结合，继而促进新时期群众文化的良性发展，为新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动力，同时实现了群众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三）在传承中创新是发展群众文化的内在动因

在新时期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的过程中，应当积极继承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对其进行积极的创新和发展，积极促进对我国民间民俗文化的历史性继承，促进与群众文化的完美融合。因为民间民俗艺术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不会因为新时期经济基础的改变而随之消亡，我们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保留和继承，以待更好地发挥其效用。

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定位了法定节假日，确立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地位，给了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人们更多的时间去领悟和感受传统民风民俗的感染力，促使人们的感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吸取其优秀的养分，在批判继承的思想下实现对优秀民间民俗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思想，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优秀养分，形成与我国传统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结合发展。群众文化的创作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是人们在不断继承、创新发展中形成的，既克服又保留了每个时代不同特色的群众文化，也实现了与新时期社会发展特点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内容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中，形式具有稳定性，内容则相对活泼，具有易变性，比如我国传统民俗舞龙、舞狮，形式和种类还是那些，基本未变，但是在内容方面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以前的祭祀神灵到现在的庆祝丰收或者表现勇猛顽强等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平常都可进行的娱乐活动，在这种逐渐的发展变化中，形成了对传统民间民俗的不断更新，赋予了其时代的特色和意义，又表达了一定的思想和内容，丰富了其内涵，在继承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其表现形式等的创新发展，促进了传统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在新时期的不断发展，满足了新时期人们对群众文化的新型需求，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民俗文化带动新型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民俗学、经济民俗学等宣传与旅游活动不断兴起，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并引起了民俗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民俗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在现代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大趋势下，人们更加注重对民俗文化艺术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已经与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与制约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如何更有效开发和利用民俗文化艺术，进行文化产业的培育，已经成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现实问题，如何将民俗文化发展吃完成为像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一样，对经济基础形成一定的反作用，继而影响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已经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民俗文化艺术对消费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对消费心理的影响等等，使得人们可在消费过程中反映出相关的民族倾向和消费价值观等等。

基于民俗文化因素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状，其发展对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全球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全球经济的飞速增长带动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民俗文化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其不断繁荣。在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中，民俗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民俗文化的开发是西部大开发必然的依据，具有不同方面的实用价值，为了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我们应重视民俗文化，发挥其借鉴意义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积极促进我国服饰行业、饮食文化以及现代餐饮等等行业的不断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等产业，高度重视对节日形式及内涵的挖掘，并赋予其现代化的特色和意义，也要全力保持节目的民间性，使得节目变得具有乡土性、淳朴性和真实性，能真正意义上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感觉，促进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结语

由上文可见，传承和弘扬民俗文化艺术，在现代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要保障，民俗的心理和意识影响着农村的经济建设，有着农村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发展时期下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我们要不断传承和创新民俗文化，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第2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一、本体与传播之间话语的转变和构成

民俗文化想要实现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完成话语的构成，其要点之一就是在本体与传播两者间进行转变与二次构成，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话语主体的转变。话语主体在传统的民俗文化中既是主导方又是决策方，同时还兼具传播者，在民俗文化的发展中主体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而大众传播的产生，使该主体既可以是实际的参与人员，也能作为单一的传播人员，不需要直接参与文化活动。话语主体的改变使得民俗文化在记录方式、传播体系、整体意识形态与经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转变与二次构成。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本体向传播转换，代表民俗文化本身传播的手段、进行接受的主体与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转变与构成让民俗文化得以在时间与空间中，拓展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以保证每一个阶层和年龄的人群都能够接受并传承民俗文化。

二、民间与主流之间话语的共存和交融

民俗文化来自于民间，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与劳作中积累下来的精神和艺术财富，因此，自然带有强烈的民间本土的话语。然而，民间文化是需要社会的不同阶层与领域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对其进行传承、发展、传播。因此，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不断地重新进行构建，以满足每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特征。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作用与意义，已无法单纯用“工具”进行衡量，其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信息传播之间构建平台，并推动民俗文化在大时代的要求下展现其主流话语特性。大众传播想要实现民俗文化的话语从民间向主流发展，首先要打破其社会组织形态，将民俗文化从单一的民间管理上升到国家的政治政策中，以大众媒介作为平台，使民间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意识语境中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其主流话语的旨归，构建话语在民间与主流两者中灵活转换的通道。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话语的共通和交互

既记录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工作、发展和变革，又承载当下社会文化的特点与气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就是民俗文化的内涵，所以民俗文化在进行话语构成时，必须将历史文化与现实价值进行融合研究。民俗文化的变迁总伴随着历史的更替，民俗文化中记载的农耕作业、岁时、生产以及婚丧习俗等都反应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可见，我国民俗文化其话语特点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继承性以及统一性，这与历史的发展维度相一致。民俗文化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表现形式客观地进行记录与展现，同时又与当下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切合，并经常随着人们的主观意识、行为发生变化，甚至使其话语发生重新构成。从另一方面而言，民族文化的内容、表达形式、作用与意义都随着现实的语境变化而变化，其话语更带有突出的现实特点。

四、国内与世界之间话语予以统一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这一口号最能完整诠释民俗文化身上蕴含的世界意识，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综合软实力，同世界文化与精神相统一成为民俗文化话语构成的关键要点之一。因此，作为承载着我国传统艺术的民俗文化，其话语构成既要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突出中国特色，又要紧随世界文化的发展与流行，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间构建平台，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完成这一步需要我国民俗文化借用大众传播语境的力量，将其与世界话语相统一，使其既带有本民族特色传播符号，也纳入相应的国际需求，从而推动我国民俗文化与世界各民族共同分享交流。

五、结束语

第3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何谓礼俗

礼俗既可以析解为“礼”与“俗”两个名词，同时也可以用作一个专有名词。从文字学角度看，《说文解字》中记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字表示向神灵祈福的实践活动。王国维在《释礼》篇中提出“礼”字像是把两块玉盛在器皿中去祭祀，表达对先祖的敬意。从这个意义上看，最初的“礼”字代表着人类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实践行为。在后代的社会生活中，“礼”的意义扩展为礼仪、礼义、礼制等，并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要素。

“俗”是与“礼”相对应的名词。据《说文解字》中记载“俗，习也”。“俗”的原始字义，一是指鸟不断地练习飞翔，用在人事活动上指人对某种事物的仿效，并暗含传续、习染的意义。“俗”的这种意义后来延伸为民众的习性、习惯；二是指“欲”，《释名・释言语》载“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俗”与“欲”在上古通用，俗常用作欲，表示心里的期望。

在古代文献中，“礼”与“俗”连用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周礼・土均》载“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礼俗与丧纪、祭祀并用，表明礼俗是与丧纪、祭祀相类同的生活事项。

在古代学术传统中，有学者主张将礼俗看作同一事物，汉儒郑玄即是代表。郑玄认为礼寓于俗，并传承至今，当代的习俗中包含了古礼的意义。同时，也有学者主张应将礼与俗分开对待，清儒孙诒让即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在《礼记》中常常礼、俗对举，这说明礼与俗不是同一事物，应该加以区分：礼是包含了一定仪式的行为活动，俗是自然生成的习惯，因此礼与俗并非是同一事物。

以上两种说法看似对立，实则相同。如果从文字学角度看，礼与俗各有其内涵，分指不同的事物，即使是郑玄也不会否认二者的差异。但若从生活事实角度看，二者却紧密相连，很难划分。从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角度来看，礼和俗可以交流互动，并形成寓礼于俗、以礼节俗的礼俗文化。

礼俗发展史略

在历史进程中，习俗的产生时间要早于礼的产生时间。习俗是自发形成的社会习惯，具有朴野、驳杂的特点，往往缺乏统一性，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面对财富、权力分配的时候，就需要将俗固定化、程式化，上升为规整的、严密的、具有统一规范的礼。这样，圣人遵天地之序而制定礼，礼则可以对朴野的习俗进行节制、训导。礼俗建立在对习俗遵从的基础上，因此用礼俗来统御人民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汉初之时，叔孙通采秦礼和古礼制定朝仪，开创了汉代制礼的先河。西汉元帝时又掀起一股恢复“古礼”的浪潮。到了东汉时期，汉朝统治者更加推崇儒学，注重礼制建设。这样，经过统治者的倡导和大批文人的不断实践，较为完善的汉代国家礼制慢慢形成。汉代儒生和统治者都重视礼制文化建设，实质是为了发挥礼制文化的政治作用，力图把礼制文化作为巩固“大一统”局面的措施和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礼制向民间社会渗透、普及，统一化的婚丧嫁娶、为人处世的礼俗规则在整个社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遵循。汉代礼俗文化的发展与汉代国家礼制文化的建设和推行密切相关。汉朝统治者通过制定国家礼制，一方面实现了对礼义的新的诠释，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对礼仪形式的统一规定，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统治。同时，通过国家礼制的制定，也对民间社会的生活习俗进行了统一要求，从而达到对社会习俗的引导和驯化。客观上，这种做法也增强了上层礼制和下层习俗之间的互渗。庶民社会的礼俗文化也在国家礼制推行过程中获得了发展契机，日常生活礼俗形式日趋规范，最终形成传统社会礼俗文化模式。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扰乱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礼俗文化传统。宋朝初年，为了恢复传统礼俗之学，宋王朝统治者集合大批文人重新恢复、制定国家礼典。但是，此时的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庶民阶层已发展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宋儒在制定国家礼制的时候，不得不将庶民生活现状考虑进来。在礼俗文化重建过程中，因俗制礼、礼俗交织的现象越来越多，礼俗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并影响了后世礼俗关系的发展。同时，私家礼仪著作的出现也是宋代礼俗文化的新特点。私人编订的礼仪著作在唐后期开始出现，到了宋代，私家礼仪著述成为时尚，程颢、程颐、张载、司马光、朱熹等人都曾编订过家族礼仪著述。他们倾注大量精力制订家礼条文，宣传家礼规范，试图通过家礼的推行来重建封建宗法宗族制度，强化家族对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约束力，从而达到稳固基层统治的政治目的。

两宋以后，经过改革的仪礼著作在社会上广为流布，促进了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礼俗文化的发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俗文化模式。然而，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当中国礼俗文化遇到外来礼俗文化冲击的时候，中国礼俗文化显示出了自身的局限和弱点，从而引起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关注和思考。

礼俗的关系

第4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一、中国民俗文化的范畴与特性

民俗文化是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并且随着精神生活的丰富而不断进行着各种演化与动态发展，逐步延伸出特有的文化现象，融合着多元化的历史元素，是一种深入内心的意识符号，因为载体的多元而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进而形成独特的符号视觉系统。应该说各地的民俗风情积淀着某一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历史情感，具有普遍性以及约定俗成的效应，满足着特定时期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中国民俗文化的形式丰富多样，贴春联、祭门神以祈祷平安，挂蒿草、舞龙狮来消灾降福，年画、剪纸、刺绣以及衣食住用行的各个方面都囊括其中，孕育出形式多样的民俗艺术文化并得以延续下来。

中国民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性，了解了这些特性才能在平面设计中将二者进行更好的结合。一是历史继承性。民俗文化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历史传统经验与丰富经历的凝聚。比如每年端午节对屈原的缅怀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并且在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二是民俗文化都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这些规则对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进行了有效的界定，有很多都是具有道德约束价值的，有利于良好文化生态的构建与意义的生成；三是伴有审美特性。很多地方的民俗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延伸出的其他元素形态上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求。如果能够将这些具有民族与本土特色的文化元素有机融合到平面设计中，将会带来清新且极具个性的视觉传达效果。

二、中国民俗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延伸价值

1.商业价值“民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性，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逐渐被挖掘出来，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在提升企业形象和促进品牌营销的过程中，将民俗文化应用在平面设计当中，一方面有效提升了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选择一种民俗文化来契合时代的发展，是关乎企业形象的关键。

“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在于其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感，这在平面设计中可以降低不可控因素对于设计宣传的干扰。首先，选择契合实际的民俗文化可以缩短受众对于产品的文化认知时间，降低企业宣传成本；第二，平面设计的元素可以有效借鉴民俗文化的部分元素，缩短设计的时间维度，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要有效利用民俗文化的附加价值，提升企业的文化认同度，有效提升企业形象。

2.文化价值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融合发展，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民俗文化”呈现不断发展交融的态势。如何在发展民俗文化的过程中，保留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提升文化发展的创新性，是当前关乎文化发展的关键。民俗文化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人文特色的文化，其包罗万象的呈现形式，体现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其文化价值在于传承发展民俗文化的同时，增加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提升民众对于社会存在的认同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俗文化得到极大的发扬，各民俗文化的发展逐渐趋同。民俗文化的文化价值在于提升民众对民俗文化认知度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存在，提高与社会和谐共处的能力。在社会活动中，人是最基本的单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式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民俗文化的传承是加强彼此了解及和谐共处的有效途径之一。人与人之间个性的不同，从本质上也说明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在利用民俗文化进行企业品牌形象设计宣传的过程中，要将民俗文化的差异性有效融合到平面设计当中。

3.美学价值“民俗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一部分，从其侧面来讲，是各地区自然风貌、人文历史的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受任何形式元素的限制，其发展带有充分的自由性和多元性。其美学价值在于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自由性，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美。在平面设计中，融入“民俗文化”的美学元素，从深层次来讲能够还原真实的历史影像，增加人们的文化认知和品牌认知。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融入“民俗文化”的元素，能够迎合中国民众对于自身文化认识的内在性特点，降低品牌宣传的成本，提升企业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化理解的不同深度，更重要的是使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民俗文化逐渐趋同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民俗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延伸路径

中国民俗文化在与平面设计的结合延伸中想要发挥出最大价值，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注重深层意义上的融合和迁移，同时不失对自身民族个性的传承。

1.挖掘有意味的民俗形式民俗文化应用于平面设计主要是能够挖掘出跟现代平面设计有机契合起来的有意味的民俗形式。可以说有意蕴并具有广泛传播价值是艺术品最重要的性质，否则艺术品就失去了其作为艺术的价值。平面设计作为设计艺术品更是要在符号形式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意义阐释，从而使民俗文化与平面设计产生内在的联系。在进行平面设计时，要知道形式和意味是一个整体，形式通过图形、文字以及民俗文化元素的组合表达出一定的符号意味，给受众以最直观的感受和最贴切的解读。比如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代表，图腾具有丰富的象征力和独特的宇宙观，使置身其中的受众感受到真实与虚空的对接，超脱而厚重的历史印记使人们产生膜拜，神秘而精美。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凤鸟图形台标，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凤鸟“喜相逢”的意味，体现现代媒体的多元变幻意境，彰显出和谐、平衡、力度。当然有意味的民俗形式能被挖掘的前提是平面设计师对相关民俗艺术的深度认知和理解，能够通过民俗文化元素的嵌入延伸出一定的文化意境，从而激发出创意灵感和精神内涵，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民俗艺术符号。

2.促进创意转化、意义生成设计师在进行民俗文化与平面设计的融合中，不能只是自说自话或者传达出表面意思即可，还应注意对民俗文化元素中的符号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意义构建，让受众进行自我反思与解读，且不同的受众从不同的方面能够读出不同的意蕴，达到在意境中引发多元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要有意识地对民俗文化进行编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将要传达给受众的信息转化成便于大众解读的创意，让平面设计的主题因为民俗文化元素的融入能够在作品中无限度延伸。一是要从大的格局上，敢于采取大破大立的态度去丰富创作素材的内涵并移植到平面设计作品中，符合大众对于作品的定位和审美需求。艺术具有无限的想象力空间，如果囿于思维局限，不敢将原有的传统进行延伸变化，将最终走向虚无的形而上学；二是保持文化意蕴又不能随意变幻，从文化中去寻找与现代设计结合的突破口，少一些商业气息，多一些民俗的亲和力和凝聚性，取其最能深入人心的意义。比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是盘长纹的变形，佛家意义上的形式已经逐步淡化，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促成了无限沟通的内涵，象征着联通公司的通信能够畅通有序。

3.体现文化认同、民族个性中国民俗文化在应用平面设计时也不是无限延伸的，还应该注意保持“天人合一”的文化认同和民族个性。一是重视文化认同，只有受众在看到作品时产生深深的认同感，这件作品才能具有更为广泛的传播价值和社会效应，比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代表了吉祥和美好的寓意，象征着公司要给人们带来平安祥和的信条，符合大众的价值观和对航空事业的期待；二是设计的作品要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当代一些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设计作品，能够将民族特质与视觉传达诉求有机结合在一起，自然流露出民族的个性化色彩，体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就是借助了中国传统书法的特点，将文字、篆刻和书法杂糅起来传达中国艺术和东方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中所彰显的力量，正是平面设计所要寻求的灵感，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但不会淡化文化或者弱化作品效果，还会因为文化的延伸而增强作品的生命周期和传播力度。

现代优秀的平面设计绝不只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文化竞争的体现，而无限变大的设计格局，也为中国民俗文化的延伸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对民俗文化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尝试对多种结合形式的本土化进行探索和创新，从而找到中国民俗文化与平面设计作品的有效结合点，在现代化形式中凸显民族个性，使中国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陈璐.中国民俗图案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艺术品鉴，2016（4）.

[3]陈奕瑾.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J].美术教育研究，2013（16）.

第5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民俗传统 现代农村 社会价值 功能作用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125-04

民俗是群体的文化生活，是人们相互认知、理解的文化指令，它引导和规范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民俗源远流长，与时俱进，是一种自发传承与自然习得的过程。民俗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囊括了更多社会事象，在现代生活话语中已成为一个正面社会概念，得到生活中更多人的肯定，是一种可以积极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①中国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和积极参与，在全国各省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评选，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家所珍视的公共文化，②特别是传统节日民俗受到重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都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规定为法定节日，成为建构新时代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在新农村建设中，建构农村和谐生活是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方式。民俗传统已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对象，成为谈论和讨论的话题以及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得到学术精英和大众媒介的关注和传播，而具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一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多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在本质上都属于农耕文化。它发生发展于农耕社会结构中，从古代到现代，很少发生严重的断裂和巨大的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农民以此认知和理解生活，构建观念世界。农民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社会伦理秩序中，遵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生活方式比较单一。农村社会相对封闭，比较稳定，农民的价值观有连续性和循环性，农民的社会价值体系也更保守，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也就更多、更完整、更系统。

中国农民文化观念的特殊性通过各种生活表象体现出来，在历史中不断深化，体现出农民价值文化的独特性，血缘宗法观念、乡土人情、勤俭持家、消闲自得等生活认知模式，是华夏民族从生成到养成逐渐积累起来，是农村社会亘古不变的价值理念。不同地方的“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乡土观念”等在日常生活中也略有差异，民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人亲”等也包含了农民朴素的价值观。“回家看看”“拜祭祖先”“叶落归根”等观念根植于人们的骨髓之中等，凡此种种都沉淀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所谓中国人，不在于是否具有黄皮肤、黑头发，而在于是否具有中国文化的内在品格，体现一种文化根性。

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进，将个人与社会，家与国统一起来，在遵循社会秩序的同时完善自我品格，以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历代先人各种“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在现代文明发掘中得到确认，就会成为民族特性的见证。在国际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传统民俗的价值和作用发挥也越来越为世界所认可和接纳。中国人、中国结、唐装、汉服、中餐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起走向世界。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各种民俗事象已成为人们感知和想象自身存在位置的有力依据。农村是民俗保存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地方，它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呈现出来，对不同个体来讲，能在民俗仪式中感受到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一个地域的民俗能基本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等。国家重视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社会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民俗节日是社会文化设置的时间单位，它以历日和季节相互组成一套完整的循环系统，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穿插于日常生活，形成生命的自然节奏。这些特殊日子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表现为人们相沿成习的各种活动，它不同于人们日常的历日，在于它所内蕴的特殊价值。这些民俗节日对普通民众的价值观有积极的引导性和规范性作用。

二

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幸福指数明显增加，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城市，流动人口增加，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另外，市场经济的扩大，现代传媒的普及，多种社会价值观相互交织，农村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基层行政干预不断弱化，普通民众缺少身份认同等问题日渐严重。由温铁军提出的“三农问题”已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中国历来没有纯粹“农业”问题，它包括了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多数传统农业地区，非正式社会制度、非规范契约等仍是维系农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的重要文化基础。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9、35页。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村的稳定性结构已悄然变化，年龄断层明显，农村伦理危机日趋严重，乡土人情关系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原则，社会道德普遍下降，个人主义和重利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国家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许多社会矛盾日渐浮出水面，伦理崩溃、封建迷信流行、信仰危机等普遍性问题不断发生，在本质上是新旧价值体系间的博弈。“三农问题”是重建农村社会性价值体系的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有效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特别是对推动农村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星以“土地-治理-民情”的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给予新解释，分析了农村在土地经营变革、治理方式转型、农村民情结构等方面的喜与忧，应星：《“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好探索。

另外一个现象是外出打工农民在逢年过节带回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外面城市的新价值观，和当地传统价值观之间容易发生冲突，造成了农村价值取向差异下多种矛盾间的相互交织。农村出现的子女虐待父母，迫使已经丧失了劳动力的父母衣食无着，逼迫父母致死的现象也屡有出现。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农村缺少统一的价值标准，社会约束力不强，传统孝义与善良在当前农村社会价值多元化背景下不断弱化，个人主义不因社会舆论的力量而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家里老人辛苦，但也倾向孩子外出打工，在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能优化下一代的生活平台。随着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国家农村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等，农村社会在人口结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又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各种民俗节日事象中表现的更为充分，体现出传统优秀文化在引导和构建农村价值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常年在外漂泊的人有一种身份的认同和道德的回归。

春节即农历新年，“回家过年”就成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发生作用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有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家族祭祀和团拜，以及相互之间的访亲走友。这时候，一般民众能感受到自己作为社会道德共同体中的一份子，在履行这种民俗中体验到生命的归属，体悟到春节民俗对自己社会生命的重要性，它也是各种价值观相互交流对话的领域，在喜悦的氛围中能够相互提升和完善。清明节是一个以上坟祭祖为主的民俗节日。一般景象是在清明前若干天，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单位，集体提盒挑担去扫墓祭祖。在此过程中，普通民众能够在祭祖中体味生命中的感恩和奉献，特别是对已逝祖先所表现出的虔诚拜祭，而体悟珍爱生命、孝悌传家的真谛。清明节也是中华文化孝道的体现，是生命之流安身立命的基础，为了子孙延续和“光宗耀祖”的事业而具有了人生希望和奋斗的动力。折下柏枝，插在门上，分享祭品等礼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可以帮助人们凝聚生命力量，反思生命价值。中秋节被称为团圆节。一般是晚辈送长辈月饼，寓意居家团圆，在一年中有承上启下的功能。生命的完美不仅是躯体的康健，还有父母的慈爱和儿女的孝顺，兄弟姐妹的团圆等，它构建了生命完美的存在形态，表达了中国人的理想和希望。这三个节日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重视。贺雪峰认为关注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有了对人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人在生活中就有了纲。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19页。这样，人的生命感就会变得强烈而充满期待。

节日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国家的节日民俗体系是反映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关系的重要指标。国家在节日制度中会考虑如何将民族文化融汇进去，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机制。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地域中，民俗节日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社会价值体系构建中具有恒定性和大众性特点，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建构。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专业组织，家的大小依着事业大小而决定。关注有限生命于无限意义层面的价值可以称为本体性价值，也就是关于人生存的意义，是人安生立命的基础，如此，人生才可以纲举目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5页。现代的年轻人认为农村社会已无法为他们提供事业发展的空间，选择外出务工可能为后展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但对民俗传统的认可与遵循则是保证他们生命根性的基础。在村里居住和耕种的老人，由于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原因，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耕种的土地，甚至是别人无力耕种的土地，潜在的表达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外出务工者在春节、清明和中秋节等节日的归来，也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三

中国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在一个相对分割的领域内，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差异，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已进入到现代社会行列之中。广大农村多停留在传统社会，它们的构建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以地域为界限的村落群体，叶子：《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页。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交通便捷之后，人们积极外出，交往逐渐频繁，外界的价值观随之进入农村社会。现代科技的发达，通讯设备的批量生产，电视、网络信息迅速传播，即使没有外出的农民也能了解和接受外面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农村社会在一段时期内，将仍是多种价值观之间的博弈交融。

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和农村间建立联系，会受到两种价值观的影响，旧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自然退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它需要让自己能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而新观念不可能很快被接受和消化，它需要一段时间来认知、接受或是抵制、反抗。生活的事实是，他们多会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观念，被城市或更为先进的价值观所同化而顺应历史发展。在城市和农村价值观的矛盾中，会让更多的农民感到困惑和无奈，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难以做出真正的选择，更多是入乡随俗。

从民俗发展历程看，它在维系和构建民众价值观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人在追求独立自强的道路上，从对民俗的否定性批判，到改革开放以来对民俗的肯定性认知，使它从文化负担变为文化资源。民俗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珍视，它已成为人们感知、想象和确认自己社会身份的方式和依据。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作为广大农村的社会共同体，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通过对未来社会民俗的憧憬，以感受和确认自己是时代的新人。在此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民俗的价值作用，对民俗的自觉认知和利用，是构建新农村农民社会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民俗事象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能够强化人的精神能力，唤起并高扬人的主体意识，推动普通民众共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民俗不同于无所为的游戏活动，它有一套完整的结构形式，并将之演化为一种观念性的仪式动作和过程，借助某种符号形式，向人们表达一种功利性愿望，并期待这种活动能对民众的生活发生真正影响。民俗符号本身蕴涵着人类生命世界中的文化心理，它能有效缓解和建构民众生活中的精神信仰。

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它不是用以满足人的某一个别需要，而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卡西尔认为这种仪式“并不是用于实践目的，不是为了在日常生活的需要方面来帮助人。它被指定用于更高的目的，用于大胆而冒险的事业。”[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在矛盾中融合，在新旧价值体系中不断调和。王先明认为革命与建设共生共存于乡村社会的建设，它的主导方向在于整体的社会建设，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王先明：《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农村构建还需要时间，传统民俗所内蕴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在价值观选择的十字路口，国家以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价值精神对农民的引导和重塑也就显得非常迫切。

四

美国现代社会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探索社会文明的现代化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赋予那些文明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文明制度的人，他们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真实性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在传统人的手中也将变成一堆废纸。[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有美好的蓝图，有具体的配套设施，甚至已准备好了理想的管理技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要分析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关注，培养新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建构起农村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让制度和社会在实践中逐渐结合，逐步建立起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第6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现代广告设计;应用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260-01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民俗艺术更是我国艺术海洋中一颗瑰丽的明珠。现代广告设计不仅要求设计者能够准确无误地表达出设计理念，传达出广告内容，更要具备一定的美感、文化感和新颖性等。这就对设计者去深刻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提出了要求。而民俗艺术文化是设计者有利的选择。如何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运用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将成为设计者需要面临的问题。

一、民俗艺术及民俗艺术文字符号

（一）民俗艺术的内涵。民俗艺术，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相约成俗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主要包括音乐、舞蹈、曲艺、杂技，以及绘画、剪纸、雕塑和雕刻等多种造型艺术形式。民俗艺术是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艺术具有典型而鲜明的艺术特征：它不仅真实生动地描绘出了民俗风情，表现民间百姓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而且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稚拙古朴的艺术神韵。

（二）民俗艺术文化符号的意义。民俗艺术文字符号是一种符号形式，是受自然环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通过其字形、字义和字音等特征来表现民俗文化。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具有极强的形象性和意象性：民俗艺术文字符号通过在文字中添加图形或进行其他方式的修饰加工，在表达原意的同时，创造出新的意境;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往往将世间万物的形象融入其中，生动形象;民俗艺术文字符号通常是对汉字的再创造，赋予了更多的美学意义;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可以看作是汉字与图画的结合，能够表达出特定的含义。

（三）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运用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意义。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发展，民俗艺术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识和了解，并被设计者整合运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中。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运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有助于生动传达设计者的理念;2.有助于增强广告的文化感和美感;3.有助于发扬我国民俗艺术文化。

二、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运用

（一）以吉祥符号为主题。中国的民俗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民俗和习惯密不可分，因此能够长盛不衰，源远流长。比如说龙的符号，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象征着权威、吉祥和力量。当龙的意识和象征意义被运用于现代广告设计中时，它不仅体现出民族特色，而且表现出神圣、吉祥之意。中国结在古代经常被作为信物，以结表情，以结寓意。在现代广告设计中，中国结可以表达出人们对于祥和生活的追求。例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即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之意。由此可见，民俗艺术中的吉祥符号已经是现代广告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以寓意联想为主题。在现代的广告设计中，设计师往往是将事物的美好寓意进行象征，人们通过对广告的揣摩，才能体会到广告中所运用的民俗文化。民俗艺术也经常采用寓意联想这一艺术手法：石榴和葡萄意味多子多孙，桃、龟、松寓意长寿等。所以，在现代广告的设计中，设计者也常常发挥自己想象力，以寓意联想为主，继而传达出广告的设计理念。例如，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徽，以中国汉字“世”字书法创意为形，与“2010”巧妙组合，相得益彰，表达了中国人民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博览盛会的愿望。“世”字图形寓意三人合臂相拥，状似相携同乐的家庭，也可抽象为“你、我、他”广义的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突显出世博会以人为本的积极追求。

（三）以文字组合为主题。中国人民内心向往着吉祥如意，因此特别钟爱带有吉祥意义的文字，尤其是传统的“福”“禄”“寿”“喜”等。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它们常被作为吉祥符号加以应用，其文化内涵也随之被不断地拓宽和丰富。设计者常常借助民俗艺术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国泰民安等吉祥语，表达人们内心急求吉祥的美好愿望，同时也传达出广告产品的信息。这种方式，不仅符合人们追求美好的普遍心理，也提高了商业宣传的效果。

三、总结

现代广告设计不仅是传达出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的载体，也是实现对中国民俗艺术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一种形式。民俗艺术文字符号的运用，有效提升了广告的文化内涵，成为创意广告的精神支撑。民俗艺术文字符号和现代广告设计结合，不仅有利于弘扬民俗艺术文化，也赋予了传统民俗艺术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杨雪.现代广告设计中民俗艺术文字的应用[J].大众文艺，2014，（22）：98.

第7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礼俗；消费经济；小传统；桂东南；经济人类学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常修泽.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J].改革与战略，2008（9）.

[3]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J].改革与战略，2008（12）.

[4]（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5]（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7]（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8]（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钱锺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骆凤文，等.析论孕生华夏“酒都”的文化基因――川南宜宾酒俗谚语风情的人文基础[J].中华文化论坛，2009（2）.

[11]于芳.景德镇瓷业行规礼俗的文化内涵[J].中国陶瓷，2010（1）.

[12]杨少曼.生产文化对乡村工业改革的影响探析――江村蚕丝业改革中的非物质文化因素[J].职业技术，2010（7）.

[13]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14]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荆畅.试论民俗经济[J].中国科技信息，2005（10B）.

[16]薛霞.民俗经济[J].北方经贸，2005（12）.

[17]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2）.

[18]陈礼军.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19]袁丽红.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J].广西民族研究，2006（4）.

[20]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4）.

第8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雅文化；俗文化；雅俗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140―03

研究抵制“低俗之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涉及到的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等相关的概念。鉴于这两个概念对本课题的基础性意义以及学界对其认识的颇多分歧，本文先就雅文化、俗文化的概念内涵展开论述。

一、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

“雅俗文化观”亦可称为“雅俗观”，是人们关于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根本观点或看法。它要回答什么是雅、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文化、什么是俗文化，雅和俗的关系、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关系怎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雅和俗等问题。“雅俗文化观”本身也是文化，它包含着人们关于雅文化、俗文化的内涵理解和价值评价；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来评价雅和俗，就会有不同的雅俗文化观。

在古汉语中，“雅”即是“正”，即正确、正规、标准、规范的意思。如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中的“雅”就是正确、基准、标准之意，“雅言”就是古代官方标准的、规范的语言。《尔雅》的意思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接近于官方的标准和规范。中国古代推崇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诗经》里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雅”收集的大多是孔子之前数百年间奴隶主贵族中士大夫们的诗作。这些诗作相传是由孔子精心挑选出来的上乘作品，之后一直是被奉为儒家文雅之士的经典。根据“雅”的原始涵义及文化传承过程中引申，“雅”逐步有了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雅”是儒家的文化经典，是代表圣人之言的真理性文化。其二，“雅”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的知识才华、文化涵养和精神风貌，是文明的标准、世人的楷模。凡同“雅”搭上界的人，都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因此，儒雅、文雅、风雅之士都要“举止优雅”，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雍容雅步”。其三，“雅”是奴隶主贵族和封建主贵族特别是贵族统治集团的专利，它标志着剥削阶级贵族集团追求的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清净幽雅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

古汉语中的“俗”含有民俗（民间风俗）、俗人（普通百姓）、庸俗、粗俗、俗语（群众流行语）的意思。同以儒家经典为雅、以社会权贵为“雅”、以远离劳动人民的悠闲清净为雅的“雅文化观”相比，古代社会“俗”的观念有三个方面的基本涵义：其一，“俗”是指民间风俗；“俗文化”就是指民间风俗文化。其二，“俗”是指向处在社会下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其三，“俗”本身带有没有文化、缺少修养的意思。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俗”字明显带有贬义的倾向，凡是同“俗”字搭上的词，如俗人、庸俗、粗俗、低俗等，更是贬义。它体现着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蔑视和对劳动群众的歧视。它同上述的“雅”观念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雅俗观”起源于以奴隶主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奴隶社会。它一开始就是奴隶主贵族知识分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萌发的，明显带有颂扬剥削阶级、鄙视劳动者阶级的倾向。在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过程中，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体系逐步完备并成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后，“雅俗观”实际上成为剥削阶级的真理标准、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它倡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劳心者为“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只读圣贤书为“雅”；学而优则仕，为仕则“雅”；它不仅引导人们把追求荣华富贵、富丽堂皇、清净悠闲、光宗耀祖、鄙视劳动等作为价值导向，而且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纲常伦理都赋予了“雅”的意义。因此，这种“雅俗观”实际上也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荣辱观”。它以升官发财、远离劳动、荣华富贵的“雅”为荣，以身处下层社会、与劳动结伴的“俗”为耻，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虽然在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中时而也有“民惟邦本”的思想，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仁人志士，有“体察民情”的举动，但总归是无力动摇剥削阶级的价值观体系，剥削阶级的雅俗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局限。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总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它不可能科学解释世界的物质本质，尤其是不懂得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懂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道理，不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其二，受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限制。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同剥削阶级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一致的，其目的是宣扬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对于培养贵族文化意识、巩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强化社会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其三，受旧知识分子固有的歧视劳动群众、脱离劳动群众、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局限。剥削阶级“雅俗文化观”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产物，是其人生观的自我写照；而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和统治集团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傲自大、看不起劳动者是他们的本性，要他们尊崇劳动群众的文化，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剥削阶级的“雅俗文化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以剥削阶级的“雅”为荣、以劳动人民的“俗”为耻的荣辱观，鼓舞着剥削阶级贪婪地享受着“雅致”生活，而不顾下层民众的粗俗和贫穷；助长了追求豪华富贵、讲排场比阔气的“大雅”之气，推高了整个社会“附庸风雅”之风，误导了无数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以至于可以称它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劣根”，至今还影响着不少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

二、社会主义的雅俗文化观

所谓社会主义雅俗文化观，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雅俗文化观”，亦可简称为“新雅俗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结束了剥削阶级在中国数千年的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发生了根本变革。然而，几千年延续下来的雅俗观的荒谬与危害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在意。我们分析剥削阶级雅俗观的错误本质，目的就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和改造剥削阶级的“雅俗观”，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根据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剥削阶级“雅俗观”同社会主义“雅俗观”之间也应当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两种“雅俗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揭示社会主义“雅俗观”的本质内涵。

第一，“雅”与“俗”是关于文化的外部表现形态的评价，而不是对其承载的文化精神先进与否的评价。试作如下分析：其一，“雅”和“俗”不等同于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更不能对应于富有和贫穷、高贵与卑贱；不能认为“雅文化”就是进步文化、有钱人的文化、的文化，否则又将陷入剥削阶级“雅俗观”的窠臼。其二，“雅文化一定是先进文化，俗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逻辑上讲，这种观点混淆了雅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特征。它使得雅文化和俗文化失去了“两两相对”的意义，不仅可以推出“先进的俗文化就是雅文化”的结论；也会形成“雅文化低俗化”问题的逻辑悖论。从事实上讲，一切雅文化都是先进文化的命题也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和现实。因为，利用“雅文化”宣传落后思想、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情况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罕见。其三，不能认为雅文化都是落后文化，俗文化都是先进文化；或者俗文化一定是先进文化，雅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由上可见，只有把“雅”与“俗”限定为对文化外部形式、外部形态的评价，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二，雅文化和俗文化概念的指向是社会文化表现形式的成熟和完备程度：雅文化是指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指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

马克思在《导言》曾指出，人的思维着的头脑从哲学上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这一思想被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概括了人类精神把握世界的基本形式，这些基本形式就是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实践―精神）。我国学界对人类精神形式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类的全部精神文化可以划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部分：社会心理是以感性认识为主的低水平的人类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形式是以理性认识为主的高水平的人类精神文化。在“社会意识形式”的层次，又分为哲学、宗教、科学、道德、艺术等诸形式。这些不同的文化形式基本对应着人类文化精神的“真、善、美”三个方面，因而是精神文化的基本形式。

哲学、宗教、科学、道德、艺术等诸形式所以被称为“形式”，强调的是它们各自稳定的形态和样式，包括各自的格式、规范和要求，特别是各自“语言”形式的专门化和规范化。比如，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格式；科学是研究一定领域客观事物并揭示其规律性的理论体系，不同的科学门类都有自己的特殊语言和方法；道德是关于善恶评价的“实践―精神”，它有向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全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性；宗教有自己规范化的语言和仪式；艺术有塑造“美”的形象的特有手法；等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文化形式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有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实现人类文化传承发展的主渠道。一方面，前人总是通过这些文化形式把人类已有的文化精华记录传承下来，后人只有通过理解这些不同文化形式和语言来解读人类智慧的密码、接受前人的文化信息，才得以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后人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也必须依赖、通过这些形式；游弋于这些文化形式之外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较大贡献。

怎样理解雅文化是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呢？所谓文化形式的成熟和完备，是指某一精神的或物质的文化样本符合它所属的文化形式公认的规范和要求，代表这一文化形式在这个时代的较高或最高水平，即所谓的经典、传世之作。这里的“经典”不仅是指经典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经典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如，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经典饮食文化、烹饪技术，经典的建筑文化、建筑技术，经典的中医文化、中医医疗技术，传承已久的手工艺文化、高超的手工艺技术，等等。所谓不成熟、不完备，是指精神的或物质的某一文化样本虽然包含相应的文化要素，但还处在自发的、初始的、比较素朴状态的文化形式。比如，合乎规范的文章和杂乱无章的文章，样态和结构规范的建筑物和不规范的建筑物，符合宗教规范的寺庙与乡村小庙，严谨规范的音乐舞蹈与随意发挥自娱自乐的音乐舞蹈，等等，前者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后者则属于俗文化的范畴。“雅”的这个涵义同古代“雅”的原始涵义是一致的，但是古代的“雅”只是限于书面文字的雅，限于知识分子的“雅”。

从这个意义上说，“雅人”就是指那些有较高专门文化素养、代表一定时代文化水准的人，包括精神文化生产和物质文化生产领域各行各业在内的比较知名的专业代表人物，这样的“雅人”就是所谓的文化精英。“文化精英”不仅是指高级知识分子，而且包括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俗人”就是普通人、一般人、平常人的意思，同样包括各行各业的人。这里的精英人士和普通人士都只是对“专业技术”方面的评价，与他们财富的多寡、政治权力的大小、思想觉悟的高低、道德品质的优劣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雅文化和俗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

第9篇：传统民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俗；吉祥图案；传达；标志设计

我国传统图案艺术源远流长， 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原始初民在陶器等物品上刻划符号和绘制纹饰， 绝不仅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与生存相关的神圣目的， 是带着对兆纹吉相的信任和希冀而精心刻画的，他们相信， 由纹样装饰的器物具有神性，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于是便有了吉祥图案。吉祥图案被运用在各个领域，建筑，装饰，衣饰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将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尤其是与标志设计互相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韵味设计风格。作为现代的设计师， 我们常常迷失在现有的各种繁复的设计理论中， 在实际领域中很难运用这些理论上的认识， 那么我们何不转换一下角度， 从民间的实践成果中直接获取灵感呢？ 如：在干涸的黄土地上， 周遭环境甚少有绿色的点缀， 因此当地人们对于那种青山绿水、绿叶红花等自然景象的渴望已经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凤翔泥塑的色彩灵感就是来源于人们对于理想的自然环境的色彩描述。其色彩在各种民间泥玩具中独树一帜， 具有强烈的风格特征， 凤翔泥塑对色彩的处理给人深刻的印象， 大胆运用原色形成补色的对比， 色彩的搭配已经完全摆脱了真实对象的限制。红、绿、黄通过面积、形状的变化而巧妙相间隔， 再配以饱满的黑色外轮廓， 在人们眼前闪烁、舞动， 令人为之一振。这些原本相互排斥的色彩， 在这里却产生了一种和谐的美感。简洁的原色可以用来制造充满活力的气氛， 中国特有的喜庆气氛都是靠这样的一些原色组合来烘托和渲染的。运用独特的色彩组合， 同时也对增强设计传达信息的能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现今的各种国际化色彩语言充斥的环境中， 我们本民族自身的色彩因其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特征往往能够从中凸显出来而引人瞩目。本文从民俗符号中的传统吉祥图案，探讨其与当代设计尤其是标志设计之间的关联。

一、民俗符号

民俗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是经社会约定俗成并流行、传承的民间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民俗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我传承的文化事象，还是一个民族自由表达情感、展现独特精神风貌和世界观的一种行为方式。任何一种民俗现象，都是经由相应的表现体构成的。这些表现体，正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现代民俗学所关心的，正是透过纷纭繁杂的民俗事象，来管窥一定社会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源流与底蕴，对一个民族文化之根进行深刻的挖掘。这说明民俗本身具有鲜明的符号功能。从符号学观点看，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态，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千百年来，它以一种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类文化的传播，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动态化符号。正是对人类文化的共同关注，构成了符号学与民俗学的结合。把各种民俗现象当作符号现象看待，无疑为把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引入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可能，也为民俗学研究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天空。

对民俗符号系统的符号学分析，并不是把符号学的所有方法机械地、任意地运用于民俗现象的研究，而是用符号学方法揭示鲜活生动的民俗现象所固有的结构原则。正如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的科学结构是受规律支配的，民俗符号也有一定的较为固定的结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民俗符号作为民俗表现体，是用某一个民俗事物做代表，并在相应的背景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民俗信息的交流过程即民俗的符号化过程中，民俗符号演变为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即表现体和相应背景中的含义，这也构成了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为符号学划分出的一对重要概念，它们对理解符号的构成至关重要。在民俗的符号化过程中，当人们接到某种民俗信息时，立即会经过听觉、视觉或其它感官接收到一个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东西，这便是民俗符号的“能指”。“能指”只是完成了符号传送信息的一半任务。那一个个被推知、被理解或被联想到的民俗含义或概念，则是民俗符号的“所指”，也就是人们赋予民俗的内涵和外延。正因为有了民俗符号的“所指”，才最后完成了传递民俗信息的任务。民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便是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便是对符号的意义分析。比如：“红枣、花生、桂圆、栗子”是能指，所指是早生贵子，表达了人们对婚姻缔结的结果——繁衍后代的殷切期望，由此构成一个美满、和睦、幸福的民俗象征符号。

二、吉祥图案的内涵表述

当人们对图案给予了美好的寓意就有了吉祥图案的概念。如爆竹、民间玩具、鱼或儿童抱鲤鱼等画面，用爆竹，民间玩具等寓意年节的到来。“鱼”与“余”同音，比喻生活富裕，到年节之时，家境殷实，表达了古代先民追求年年幸福富裕生活的良好愿望。在中国，无论城乡，把这愿望形之于图画的习惯，至今未颓。既表达欢庆之情，又图来年吉利。

吉祥图案通过以下各种手法来表达它的思想内容。①象征：根据某些花草果木的生态形状、色彩、功用等自然属性表现某一特定的思想内容，如石榴果内多子，象征多子；牡丹花大色艳，象征富贵；瓜瓞藤蔓不断生长，不断开花结果，象征子孙繁衍；灵芝配制补药，服之延年益寿，象征长寿等。②寓意：用某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文学典故等题材来寄寓特定的思想内容。例如《汉武内传》记载东方朔偷食王母仙桃而长生不死的神话，故以桃子象征长寿。③比拟：赋予某种题材以拟人化的性格。例如梅花在一年中花期最早，被比拟为花中之魁。④表号：将某些题材当作代表某种特写意义的记号。例如“暗八仙”的八种器物图案分别为八仙所执的器物，其中葫芦代表八仙中的李铁拐。萱草也称宜男草，表达了妇女祈求生育男孩的愿望，也作为母亲的象征。⑤谐音：借用题材名称的同音字拼成某种吉祥语。例如，蝙蝠、佛手象征福，鹿象征禄，金鱼象征金玉等。

我国民间吉祥图案的色彩具有强烈、浪漫、丰富的特色。它是民间艺人在自然色彩的基础上概括、加工、提炼而成的，具有非凡的感染力。西方的色彩认识和中国的民间艺人的这种感性的表象的认识不同，在中国民间吉祥图案中环境色和光源色在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对比和夸张的色彩特征，民间艺人在赋彩时，完全依照理想去融合和调配强烈的色彩对比，让红更红绿更绿，这样有利于色彩关系在通常环境中较易被发现和寻找，色彩的互补关系得到了确定，象征含义也更为明确。民间吉祥图案的画工，应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农民、牧民、渔民、还有手工艺人。这些吉祥图案的画工经过年复一年的实践，他们的实际色彩调配与色彩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民间画工在配色上有他们总结出的一套理论，如“红间黄、秋叶坠、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宠黄、胜增光”等等，中国民间吉祥图案中这些理论的形成是长期劳动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和一个地域文化背景下共同审美习惯的产物，它与中国人自身的审美价值和理想化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三、标志设计的民族特色

标志作为一种特殊的图形符号有着传达信息的功能，人们通过标志对某一事物产生一种印象，一种认同。它沟通了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文化领域，个人信息传递、企业观念的推广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它超越了语言，起到进行沟通交流的桥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实际上是企业或团体的一种“意”的外显和延伸。人们籍以象征符号祈求幸福生活，公司或团体籍以标志的寓意希望得到振兴和发展。传统图形的“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在经济信息文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无论是用于公众和社会活动的公用标志，还是用于商业性质的商标或是有关专利的专用标志，都可谓是无处不在。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标志是平面设计的一种，是具有相当视觉美感的一种造型艺术，但它同时也是实用美术，它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创造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因此近年来标志成为了CI策划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个产品的名称，更是商品制造商的代言或企业形象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标志属于现代设计的范畴。 可是现代设计是不是就等于要将传统摒弃、淘汰甚至与之隔绝，又或是束之高阁，否则就是陈旧过时而体现不出创意感和时代感呢？当然不是。我们从近年来一些脍炙人口且深入民心的标志设计的佳作中不难看到设计者是如何将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互相结合，互相融为一体的。 中国银行是我国金融商界的代表，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

符号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其作用是指称现实现象。著名符号学家皮尔士对符号的定义是：能够被用来在某方面代表其它的任何物象。可见，符号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凡是人类所承认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均可构成符号。为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他甚至把符号同人的本质等同起来，与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把人界定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人是符号活动的主体，各种文化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具体化。这样，通过符号活动，人与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我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吉祥图案有着鲜明强烈的民族特色，它是中国现代设计所要继承运用、开拓创造的坚实基础和独特法宝。将传统吉祥图案运用到现代设计中，并不是对传统吉祥图案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将传统吉祥图案为现代设计提供的丰富的设计元素，如龙、凤凰、麒麟及其他的动物、植物、人物等图案进行挖掘、变化和改造，用传统图案表现时代精神，使现代标志设计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富有时代活力。

结语

传统吉祥图案本身就是优秀的设计形式之一，利用优秀的传统图案为我们服务，汲取传统精华进行再创作。这样传统图案得到了继承，标志的设计也得到了变化和提高，又赋予了标志新的含义。传统图案对人类文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只有洞悉这种文化的内在规律，才能把握现代标志设计的正确方向，才能抓住中华文明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

标志设计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传统吉祥图案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自古以来，人们都是在创造新的文化为自己所用，不断地继承和创新这些传统文化，使文化的生命力得到延续和发展。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现代社会的设计手法，为传统图案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把握现代设计文化的趋势，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提高标志设计中其设计思想的品位，努力使中国的传统图案和标志设计完美结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瑛.中国吉祥图案使用大全[M].天津杨柳青画社，2004。

[2]张雪.标志设计新趋势[M].重庆出版社，2000。

[3]王国伦.现代标志[M].辽宁美术出版社，1997。

[4]班昆.中国传统图案大观（一）[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