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改变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滞后性，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必须学习先进外来文化。在近代社会，先进外来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权思想破除封建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儒家思想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它更多地成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帝王权利，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而先进的外来文化则强调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这些思想直接冲击着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独裁的体制，促进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的瓦解，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变革的内在必然性。第二，优秀的社会体制的尝试。近代中国尝试多次社会体制变革，其中中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自于英国，辛亥革命中民主共和的体制来自于法国，中国最终建立起的政治体制来源于外来的先进社会体制的尝试，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了俄国的实践，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地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给中国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改造甚至是重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经验和尝试同样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化促使下的社会体制变革的内在必然性。第三，外来文化的其他影响。外来文化催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的近代思想家，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一声。这一批近代思想家还有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在中国近代往往都具有多重身份，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也宣扬了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冲击和改造。另外，外来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也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
二、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
随着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迸发了救亡图存的思想和运动。在近代，“民主”、“科学”等外来文化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被大量地接受，强烈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并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进行变革和改造，这是救亡图存的根本要求。至此，三大内在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外来势力的侵入，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自然地产生了救亡图存的思想观念，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呼吁建立道德体系，改造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内在必然性之间是不可割离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反过来论证了中国人从被动到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再到将外来文化本土化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全过程。
三、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根本途径
改革的根本途径大多数都体现在了中国近代的几项大的运动之中，从这几项大的运动中着手分析。
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实现传统文化改造和变革的一大根本途径，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即在保留中国文化之本———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工艺、器用文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的自强自救运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均造成了巨大的变革或影响。洋务运动作为实现传统文化改造的一大根本途径，全方面地体现了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在其身上的作用。首先，洋务运动体现出来的思潮说明中国人民正在逐渐打破传统文化中唯我独尊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3］，说明中国人民正在打破旧有的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改造。第二，洋务运动过程中人民主动接受引入的科技思想和技术设备，这说明外来文化使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地接触外来先进文化并为我所用。第三，洋务运动主张实业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心理诉求。
2．。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又一大根本途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于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体”上变革中国的文化结构，提出了“西化论”的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要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管理体制。以失败告终，但是开始引入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作为理论武器，例如“三权分立”的思想，“君主立宪”的思想，维新派也开始将批判和意图改造的方向转向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和伦理纲常，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维持了数千年的执政基础。
3．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作为改造和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途径影响深远，给今日中国仍带来很多的借鉴意义。首先，它让人们意识到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救不了中国，中国人民开始逐步认识到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第二，辛亥革命了帝制，压在人民身上的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大山移除了，破除了封建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冲击了和封建主义互为表里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体制。第三，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4．新文化运动。文化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催生了新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5．。使中国的无产阶级首次走上历史的舞台，是马克思主义首次在中国的实践。也正是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救中国。虽然最终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武装而最终失败，但是它为中国的革命前景指明了方向，真正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地冲击和改造了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从此将中国的革命引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完成中国本土化，是从思想开始的。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的精华，破除了旧有的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符合了当时主流的救亡图存的思想。将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改造，实现了对中国新的传统文化的重构，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走上了近代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前进的方向。
四、近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阶段，近代的文化变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无疑是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的。
1．变革要符合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在近代中国的改革中，从洋务运动到，正是因为变革的领导人不断吸取之前失败的经验，切实遵循国情，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进行变革，才大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反观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致使体制进一步固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要避免改革的失败、体制的退化，就要坚决地从国情出发，按规律办事。
2．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庸”思想严重阻碍了近代社会的发展。具体联系到中国的近代社会，在科技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则受到传统价值体系的束缚，加上之前讨论的文化中心主义，就进一步地抑制了创新意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生。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在科技领域，既无法从外界获取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内部又由于价值体系的束缚，科技水平提升缓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社会为何在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内，在各个领域由和世界水平持平甚至领先世界水平到全面落后于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
第2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新疆民族音乐；传承；发展；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提出，是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文化学和生态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但是，它还结合变革的其他过程来分析这些适应。文化生态学理论普遍认为，文化并不是受某一因素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而是在多种复杂的变量的交叉影响下出现的。”[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而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的取代则导致了农耕文化的日益破坏，原本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致使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随着西部大开发、经济大发展的进程，新疆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生态也发生着巨变，很多音乐形式因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正在消失。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文化是人与自然协调的产物，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必定呈现出特定的民族、地域、历史等风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范围内创造的具有生态适应性特征、各种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种文化方式和文化状态。
一、新疆民族音乐现状
生产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赖以生存的固有生产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原生态民歌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那些以特定的生产劳动为依托的一些民族特有的传统音乐体裁，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失去了其继续生存的根基，如新疆库车地区，人们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中即兴编创的歌曲，如《犁地歌》《割麦歌》《麦场歌》《赶车歌》等多为散板，篇幅短小、节奏自由、气息悠长。据当地人反映，这些劳动歌曲和生活习俗歌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比较盛行，但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为现代化耕作技术所取代，如今能够演唱生产劳动歌曲和生活习俗歌曲者已凤毛麟角，只有少数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演唱两三首犁地歌、割麦、赶车歌，中年人能够演唱一至两首歌已实属不易，年轻人基本不会唱，生产劳动歌曲已濒临灭绝。作为无形遗产的传统音乐，载负于有形的人而存在。传承人老龄化却后继无人的现状，是目前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特别是70岁以上的传承人，他们昔日所经历体验的音乐记忆以及所持有的精绝技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尘封，永久锁定在他们的脑海里。而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受现代生活环境的影响，以及价值观的改变、母语的缺失，使得他们不能承袭祖辈留下来的音乐遗产。新疆传统民族音乐不能为当地的年轻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另有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年轻人更愿意接受外来的流行音乐。审美观念的不同和变化，本民族传统音乐已经无法吸引年轻人，因此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境地。
二、新疆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认识新疆民族音乐现状，民族音乐文化的变迁是随着其赖以生存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味地保护、传承民族音乐的原生性，实则是有违社会发展规律，有违文化与环境相互适应关系规律的。少数民族音乐原本以自然传承的方式生存于民间，现代社会原有的传承方式和生存机制逐渐被边缘化，一少部分少数民族音乐在转型过程中逐渐适应了现代社会，能够将文化资源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凭借市场完成自身的延续传承和发展。但更多的民族音乐资源虽然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但是却难以与市场结合，在民间传承中优胜劣汰。因此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应被认为是保护遗产的正确方式，发展可以不断出新，保护则应当尽量追求其原真性，音乐功能可以转型，但音乐形态本身不应发生太多改变。民间的自然传承也应当尊重传统，努力把握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容许在传承过程中有部分的改变，如传统音乐与西方流行音乐结合的新兴的民族音乐种类，也逐渐走进民间生活，而这恰恰是适应环境的表现，因此需要对其以包容的态度。这样，一方面增强民族音乐适应现代社会环境，激发其自身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尽量保持原有的音乐样态，跟随文化生态环境而逐渐变迁。旧的传统不会被原样重复，新的环境又会使新模式不断加入进来，所以文化只能是一个开放、流动和与时俱进的体系。过去，我们孤立的看待传统文化，我们认为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实际上，在当今世界里，往往是现代里包容着传统，传统里也融入了现代。“传统是一条河流”，在文化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传统也在日渐更替，因此对于新疆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适应文化生态环境才是可寻规律。
[参考文献]
[1]崔明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
第3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家庭养老模式；影响
一、家庭结构的变迁
家庭养老是相对于社会养老来说的。中国一直以奉行家庭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例如“父母在，不远游”“百行孝为先”等思想都是传统养老模式的体现。传统的家庭养老具有促进代际交流，降低社会成本等优势。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家庭规模小型化
自80年代起，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我国家庭规模在总体上一直呈缩减趋势，198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43人/户，2003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户均人数为3.38人/户，户均人数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家庭户数增长率远低于家庭人口增长率。
2.代际结构和关系的变动
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几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子女是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支持。但是在国家大力推行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后，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子女生育数量大幅减少，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城市发展。致使家庭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另外，改革开放后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也有彻底的变化，人们从强调血缘关系转变为夫妻、姻缘关系。
二、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挑战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传统家庭主要通过养育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养老模式逐渐开始发生转变。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客观规律。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以及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观念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变，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受到冲击，并逐步瓦解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家庭养老主要是指养老的方式，包括经济、生活和情感三方面对老人的赡养。
家庭养老模式功能的削弱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而造成的。具体来说，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形成的挑战如下：
1.父权制衰落，老年人失势，传统家庭以父母为中心，子女对父母和家中的长者（老年人）言听计从。而改革开放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涌入，使得传统守旧的老年人与时代格格不入，丧失了传统的权威地位。从原来的注重血缘关系以父子为主轴变为强调夫妻关系以婚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另外，现在很多子女的收入已经远超父母，成为对家庭收入的首要贡献来源，年轻一代已经基本摆脱了对老一辈的依赖。加上现代社会压力的之大，子女在对父母提供经济资助，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等时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改革开放后，一系列西方价值观进入了中国，这些新的价值观和思想等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如养老文化和 “孝”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孝文化被逐渐削弱，年轻人的养老意识减弱，导致家庭养老制度失去原有传统的文化支持和伦理道德基础。
3.年轻一代受新文化、新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影响，与老一辈形成了代沟，代际交流受到影响。年轻人的独立意识和物质欲望逐渐加强。而且，现代年轻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下一代的身上，而不是父母身上。这就造成更多的老年人将要面临晚年的生活危机。
4.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以及核心家庭不断增多，使得纯老年家庭持续增加。家庭规模的持续缩小使得以传统大家庭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失去了基础，面临着真空的处境。子女数量的减少也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而且年轻一代独生子女在成家立业后多数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空巢老人家庭比例大大增加。特别是农村地区，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很多年轻人背井离乡，更是加重了空巢老人家庭产生的比例。
三、国家政治实践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转型非常复杂，至少在以下两点上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中所描述的：
1.建国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重新分配了资源，从四五十年代的，到后来的化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都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社会的转型。
2.在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政府垄断资源配置，一切资源都由政府调配与控制。任何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社会力量都不复存在，使得社会缺乏其它形式的资源配置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国后，政府出台了集体化生产政策，集体化政策剥夺了传统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国家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批判父权制，这些都加速了父权制的衰落和父权家庭体制的瓦解；政府还发动了各类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使得公民接受了全新的现代意识和思想，这些都日益瓦解着与现代意识背道而驰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使原有的宗族制度与文化土崩瓦解。这个过程表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是“孝”、“报”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和家庭养老制度发生变异。
四、结语
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家庭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各种因素都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从国家政治、政策的视角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凸显出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和文化意义，进而分析出政治力量对传统中国养老观念的转变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可以更丰富的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在这一独特的转型背景下家庭养老所发生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杨文忠，1998，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家庭养老模式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Vol.5：82-85.
[2]朱冠男，吴磊，2007，农村养老模式的历史困境-论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3（5）：37-41.
[3]杨善华，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4（3）.
第4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党报 改文风 现实考量
党报，是我国传媒业的政治核心和重要舆论引导力量，发挥着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双重职能。独特的政治和新闻传播地位，要求党报始终保持较高的传播力、影响力。然而，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 2012年4月26日在复旦大学交流时坦言：人民日报目前发行量是280万份，而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量为1955万名。她每一条微博的受众，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人民日报感受到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格局中强烈的危机意识。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止201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2012年全国报纸总销量下滑3.09%”。①“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阅读时间比原来的少的受访者，占到总数的将近一半（47.1%）”②。显然，新媒体发展迅速，传统平面媒体受到强烈冲击。
“改文风”的提法，源自发起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不仅是要“改进报道内容”，也要“创新报道形式”。党的十报告提出，一定要下决心改进会风文风，将“改文风”再次提到重要位置。
切实改进文风，提高传播力、影响力，是党报针对发展环境现状，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优化选择。
一、“改文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走群众路线，遵循新闻规律”是党对新闻工作的一贯要求和实践
“文风就是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事业成败”。③党历来重视文风。时期，同志提出“反对党八股”，要求广大干群要“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于1956年率先发起对教条主义的纠正，同志于1961年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提出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十六大之后，党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12年，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新闻工作者“六大作风”。通过对上述历史时期不同提法的梳理，即可归纳出我党一脉相承的新闻工作理论和方法——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践行群众路线，遵循新闻规律”。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正是这一新闻工作理论和方法在新时期的延续。
（二）“改文风”必然成为“走转改”活动的最终落点
“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当下新闻实践提出的要求。随着社会环境、媒介环境的急剧变化，各类思想以从未有过的复杂程度相互交织影响。这一现实环境，迫切需要权威媒体更深入地到群众中去，了解社会现状、群众需求，同时引导群众客观了解和认知社会现实。而以传播手段见长的新媒体，也逼迫传统媒体发挥更大的内容优势，用更多来自基层、更加生动鲜活的内容和新媒体竞争。此外，受惯性思维、懒散作风的影响，有少数新闻从业者懒于深入群众，甚至撰写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导致部分传统媒体丧失公信力。在此背景下，长期有效推动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转变作风、改变文风，成为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的必然手段。
“走转改”中，“走基层”是新闻从业者认识现实的基本条件；“转作风”是“深入基层”的递进层级，要求的是记者拉近和群众的心理距离；“改文风”是将新闻生产力转化为新闻产品的手段。“走”是前提，“转”是关键，“改”是目的。检验“走”和“转”的成果，就看写出的新闻，是不是“短、实、新”，是不是“遵循新闻规律”。所以，“改文风”是“走转改”活动的最终落点。
二、“改文风”是党报传播现状下的必然选择
传播客体、传播介质、传播主体是构成传播活动的重要元素，而“文风”，是传播活动的核心——内容。传播要素的改变客观导致传播内容变化。这是在追求传播效果时，传播内容适应传播要素改变的结果。现通过对三个要素变动的分析，看党报“改文风”的现实必然性。
（一）客体现实：社会发展引发受众群体改变
传播客体是受众，是媒体的发展基础。受众对党报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其传播力、引导力。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党报的受众，也随之发生如下改变：
1、信息需求旺盛
随着社会急速发展，大众需要更多更新的有效信息，指导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大多数党报版面相对有限，客观上限制了信息量，在信息需求量大的受众群体中不占优势。
2、文化素养提高
受众的文化素养、知识水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决定了受众对媒体内容的接受效果。目前，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水平明显提高，对于新媒体技术的接受程度高、接收速度快，也因此拥有了更多信息渠道。对于新媒体，党的更新速度和信息量，缺乏吸引力。
3、思想观念改变
一直以来，党报是重要的新闻宣传力量，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受众对于包括党报在内的媒体，与自身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从被动地接受宣传，到主动要求参与新闻，不再认为党报高高在上，期待以平等姿态相处。
总之，党报的时效性、信息量和“高高在上”的话语风格，背离越来越多受众的需求。党报内容应适应受众需求。
（二）介质现实：技术发展引发传播环境改变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传播环境在新媒体技术作用下，发生了如下改变：
1、传播形态多元化引发传播效果改变
党报是平面媒体，传播形态单一。而电邮、QQ、博客、微博、微信等等传播形态，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类别，整合化、立体化。无论是“点对点”、“面对面”，还是面向整个群体的点面一统，甚至整个社会的大规模传播；无论是传统媒体擅长的，还是不擅长的，新媒体都能迅速占领一快阵地。
2、技术革新引发传播方式和便利程度的改变
（1）传播方式交互并行。新媒体技术将文字、音效、图像等各种传播方式汇合，允许受众根据需要自由切换甚至多种同时呈现。受众在选择信息时有了很大的主动权。党报的传播方式不具备随机切换的能力。
（2）信息传播便利。新媒体信息或者搜集，在空间、时间上相对自由；大众在其传播活动中，身份切换自由，可同时兼顾“传者”和“受者”。党报在信息传播中呈现单向性、单一性，在便利上无法和新媒体比拟。
3、媒介市场调整影响传统新闻媒体发展
党报也在市场中角逐行业竞争。然而，目前的市场环境是，纸媒在全球范围内的缩减。原因有二：全球经济衰退和互联网及数字媒体冲击。而后者，被认为是关键点。新媒体的理念和技术迎合了受众，运营成本较低则迎合了投资者。这两大优势，直接或间接地分离了纸媒受众。
总之，在新媒体面前，党报呈现传播形态单一、传播方式固定、市场竞争力低的劣势。这迫使党报取长补短，通过优化传统优势——内容，挑战新媒体在新闻内容上的短板。
（三）功能现实：政治环境发展引发宣传观念改变
党报是先天携带政治宣传功能的新闻纸。宣传的传播特点有这样几条：关心主体；偏重单向；侧重直接；强调覆盖；具有刚性；重视信息筛选。也就是说，党报长期是以强势姿态面对受众。④
随着社会民主意识的发展、传播环境的改变，受众对信息的透明度、真实性、多维度的要求愈来愈强烈，被动接受宣传的时代一去不返。党报要追求宣传的有效性，就要接受现实，创新“宣传”。也就是说，宣传主体强势的基本态度虽然不能发生根本改变，在技术处理上，却要更多考虑受众感受，关注受众需求。受众需求大致可分为内容需求和形式需求。因此，党报要改变内容和形式——“文风”。
三、党报“改文风”实现路径的规律梳理
党报要实现“改文风”，并保证其长效落实，需要从理论和机制上予以保证。现总结其规律如下：
（一）有机结合新闻本质和宣传特质
党报是新闻媒体，目的在服务，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同时，党报是宣传载体，是实现党的利益的方式手段，天然具备党和政府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性、灌输性、劝服性和公众性。我国的政体决定了党和群众利益的统一性。因此，“改文风”作为党报服务大众、影响大众的发展选择，必须始终坚持新闻本质和宣传特质的有机结合，以维护这两种利益的统一。而这一结合点，就是对党报“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的不断拓展：党报既要“上情下达”，也能“民意上通”，在“服务党和政府、服务百姓群众”上下功夫，在“服务‘上下’一体化”上下功夫。今年3月起，安徽日报推出的一系列调研报道，就是对拓展这一功能的探索。《山南农民种地调查》、“从一号文件看强农之路”等一系列报道，着力于对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度思考和报道，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得到党和政府关注，同时引导民众正确对待，探求正确的解决之道。
（二）有机结合报道手段与报道效果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报道手段是指党报优化内容和形式的方式，而报道效果，就是指党报的传播力、影响力、主动权、公信度。“改文风”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报道效果；报道效果通过报道手段实现。优化内容，就是“追求‘实’和‘真’”⑤。党报要通过抓住党和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社会舆论热点问题和应知未知的内容，强化党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抢占话语权，引导舆论。优化表达，包括优化外观形式和创新内容表达。除了直观的形式外，还可通过视角、细节、语言风格等，增强竞争力、吸引力、亲和力。如安徽日报，从2012年12月份起，将常设栏目“百姓故事”提到头版甚至头条，让普通群众唱起头版新闻的主角，让读者眼前一亮。
（三）有机结合管理创新和内因激发
“改文风”改的是一线记者、编辑的文风，需要他们沉下身心、扑到基层。如何长期保持记者、编辑的积极性，用心用脑“改文风”，则需要长效管理机制保障。“改文风”的常态化也相应促进党报管理的创新。摸索一套科学的机制，激发记者、编辑的积极性，是党报需要认真考虑的现实情况。除考核表彰奖励机制、人才选拔机制以及稿件评价机制等管理机制外，以活动促进“文风”改进，加重版面上能够体现“改文风”内容的比例等，也是激发采编人员积极性的方法。
“改文风”考验党报的发展智慧，是党报勇于面对现实，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优化选择，也是促进创新新闻宣传科学化水平再上新台阶的根本举措。
参考文献
①田珂，《2012年全国报纸发行市场大盘点》，《中国报业》，2013（2）
②邓香莲、张卫，《解析新媒体环境下国民传统阅读时间的变化——基于上海市民阅读现状的实证研究》，《科技与出版》，2012（2）
③《要带头改文风 展现新气象》《改文风大家谈》，学习出版社，2013
④叶皓，《从宣传到传播——试论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现代传播》，2009（3）
⑤谢国明、张炜，《内容优化 表达创新 时效提速》，《新闻战线》，2013（10）
第5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乡土；离土；传统武术；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4-0058-06
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历史的记录与见证，是我们身体艺术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的无形财富、无形竞争力。传统武术具有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凝聚了传统文化之根源，民族文化之魂魄。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于土地形成的传统武术表现出了严重的“失根”现象，脱离了自身所属的文化形态，开始背离了乡土。出现这些现象深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离土”时代下“传统武术生存寓所”的瓦解，“乡土文化”“乡土结构”的变迁，“虚拟空间”“拟生态环境”的出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正成为传统武术更好“活起来”与“走出去”的绊脚石。“牵牛要牵牛鼻子”“解铃还需系铃人”告诉我们解决问题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为此，找到“离土”时代下羁绊传统武术成长与发展的原因理应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乡土是传统武术形成、发展、演变的“原点”
“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1]。由此体现出土地对于国家、对农民是何等重要，而在土地上长出的传统文化也便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成为了传统的“根”。这就限定了传统文化受制于土地，土地对“传统文化”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对于镶嵌在乡土中的传统武术来说其同样也受制于土地，其成长与发展过程同样受到了乡土的浸染与滋养。正如“武术也是从乡土中‘长’出来的文化，乡土就是其理想的驻地、生命的寓所”[2]说的那样。的确，“乡土的特性”渗透到了武术形成与发展的各个环节，从“拜师入堂”到“口传身授”，从“德艺双修”到“形神兼备”，从“言行举止”到“亲师合一”，可以说，乡土就是传统武术的“根”，是传统武术的寓所。乡土的特征造就了传统武术的特征，如乡土文化的地域特征造就了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区域性差异，又如乡土文化的“显性”与“隐性”特征也从拳种风格、拳种特点上得以表现，如南方拳术体现了江南水乡的小巧与细腻：结构小巧、运动范围小、多用拳，而北方拳术则体现了北方的浑厚与豪放：架势舒展、运动幅度较大，多用腿法。这无不展现了乡土文化、艺术以及乡土精神对传统武术特征、内涵与价值的塑造。
乡土是传统武术技术、文化、精神产生的“根源”。 这是因为乡土中的生活方式与特有观念、风俗文化所形成的稳定结构体系对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核心”的熏陶与滋润作用，正是在乡土文化体系的基础上传统武术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形成了自己的精华与内核。如物化场域的传统武术“文化空间”体现了乡土文化的价值规范，即乡土文化的集体意识或伦理意义，或乡土的习俗等；又如传统武术的习练风格体现了乡土的区域位置、民间文化等等，同时乡土文化还表现在传统武术的有形器械、设施与无形套路之中，有形的传统武术器械、习练场所、设施等物化载体直接体现了乡土文化的有形，而对同一套路同一拳种的不同解读以及对传统武术理念的不同诠释恰是体现乡土文化的无形特点，可以说，乡土文化的“土性”“整体性”与诸多因素共同缔造了传统武术的文化与精神的内核，是传统武术最初的原点。由此来说，从乡土的角度来阐释传统武术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是对传统武术这种文化事项最“确切”的解读。
2从“乡土”到“离土”中传统武术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武术是我们在长期的乡土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与形成的，带有较为浓厚、鲜明的乡土文化的特色，传统武术从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乡土的气息，从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乡土的内容。反过来，传统武术又丰富与增加了乡土文化的厚度与内涵，很自然地传统武术与乡土文化形成了一个整体。同样地，传统武术也会随着乡土文化“共兴衰”。然而，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于“守土”所形成的传统武术在“原生态”生存、生活方式的瓦解与动摇中开始走向了下坡，原有的传统武术“传统特性”渐渐地失去最初的特色，繁华的背后传统武术的物化载体却消失了。同时更多的拳师开始告别固守的“乡土”走向了“离土”。这对与乡土文化“共兴衰”的传统武术来说却成了“致命”的摧残，这也许会成为传统武术永远的“痛”。因为无论是外来文化入侵了乡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终结了乡土文化，更或是乡土文化的现代化，传统武术的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化了”，包括语境、文化、场域、空间等等。
2.1传统武术乡土语境的“脱钩、脱域”
“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社会转型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当展的新历史语境，这一新历史语境的深度大转换必然使中国传统武术发展语境较之于农耕社会的‘原初发展语境’发生巨大差异，导致传统武术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发展很不尽如人意，传统武术许多拳种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归依而渐去渐远[3]。的确，传统武术的习练群体由于所在场所的不固定、不具体，而所“同时在场”的概率越来小。“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传统社区下本来是常态的全体成员‘共同在场’的情形越来越少……人类的交流互动越来越依靠远程化技术其后果是空间从‘地方’中的剥离（S即a-artionofspaceofrmplaee），而社会关系既在空间中延展，也和在场的语境发生脱钩、脱域”[4]。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现实转换，加速了传统武术“自在、自发”生存状态的消解，而这“自在”的生存状态，加上农耕文明、日常生活方式等多元素构成了传统武术生存的历史原生态语境。如今，传统武术习练人群、空间、场所的原本关系正在改变，“语境”的消失、“人”的脱域、“空间”从地方上的脱离等等成了传统武术当下发展的“阻力”。 这些阻力改变了传统武术的一系列语境，如原来乡土中“安静”练武的状态被打破，原来浓缩乡土文化练武的寓所结构被替代，原来悠闲的练武时间也被替换，就连练武的“主人公”也开始了现代化社会的大流动、大迁移。由此显现出，从乡土向离土的转型中传统武术发展的“尴尬”。
“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进行周期性往复穿梭外出务工或进城务工的实质，就是分别在城乡空间中的在场和离场的交替往复……使得农村居民的日常实践不仅在异地、也在家乡发生脱域”[5]。人口的“大流动”、科学技术的“时空延展”，让我们的传统武术艺人开始了“在场” 与“离场”的往复，而人的这种“脱域“成为了传统武术当下发展的“瓶颈”，因为“人”恰是承传技艺的核心，没了人的在场技艺就没法延续。同时空间结构的变化、时空的延展以及人的“脱域”等，也造成了传统武术“语境”的变化。而“语境”的变迁以及传统武术艺人、习练人群的“脱域”等也会使传统武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与审美取向，乡土结构的这种变化致使了传统武术中所蕴含的农耕理念价值与风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压迫。面对现实语境，传统武术呈现了传统特性的淡化与价值的游离失语。从乡土到离土的转型中，显现了传统武术发展的艰难困境与“阵痛”。
的确，“乡土语境”的不断变化，让质朴的生活、悠闲与良辰美景只能存在记忆中。而记忆中的质朴、悠闲、厚实的土壤恰是造就了传统武术“魂魄”的营养，而当下的现实无不显示了传统武术正在衰败与消落，无不显示了习武人对原生状态――“时光印记”的迫切思念。
2.2传统武术物化载体的被“替代”、 被“破坏”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传统武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与物化载体（文化空间）相伴随，物化载体从各个层面影响着传统武术的时间性、空间性、规定性以及乡土性。然而，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的“离土”其结果都导致传统武术物化载体的衰落。这种衰落表现在新建村落替代了“原始的”村居方式、乡土文化的元素、图案、标志等等，万镇雷同、千城一面的建筑压缩了传统武术“求异”的生存方式。乡土的结构、乡土的味道开始被淡化、被缺失，凝聚地域特征、具有典型区域特色的建筑开始在“离土化”的进程中被“修改”、被“替代”、被“破坏”， 镶嵌在乡土文化中的传统武术在这种物化环境的变化中未尝不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时空压缩、科技改变生活的时代，我们必须关注传统武术传承的“实物”载体，而非虚拟载体。因为那些实物载体承载了传统武术“无形的”“无法描述” 的软文化与软价值，而这是“虚拟载体”无法替代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构成昔日基本社会单位的村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与之相伴的，还有蕴含其中的千姿百态的村落文化”[6]。消失的那些村落恰是我们传统武术“活”的传承场域。众所周知，传承传统武术时，为了将传统的精气神、身法步、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铸进习练者的脑海中，需要那种“体悟”的环境。殊不知，传统武术 “悟”的环境、“活态传承”的环境需要去营造，如果缺少了对传统武术“体悟的”环境，就算练习了上千遍上万遍，我们也仅仅是记住了传统武术的“空壳”而非“魂魄”。而如今的城镇化建设对传统武术的物化载体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冲击”与“摧残”，“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 270 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 100 个村庄消失”[7]，由传统武术物化载体面临的严峻形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冲击，正如“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8]说的那样，以“开放”为口号的现代化建设破坏了传统武术传承的链条，挤压了传统武术与村落所形成的共同体。新建的村落再也不能表达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再也体现不了传统武术的历经沧桑与博大精深。“离土”下的传统武术慢慢变成了无根的“蒲公英”到处飘散，可是哪里是它生根发芽之地呢？脱离了原本的空间，虽不意味着传统武术生存寓所的崩溃与瓦解，但传统武术在“离土的时代”真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
2.3人、乡、土间的背离，异域文化对传统武术“传统” 的改变与渗透
随着离土时代的到来，当下中国传统农耕生产活动正在背离原来的结构，表现出宏观结构的“城市入侵”和微观行动的“城乡穿梭”[5]。更多的“乡土人”开始选择进入城市生活或是选择背井离乡、走向城市，原本的“人、乡、土”之间的结构关系开始分离，走向了一个新的“超越”状态。这种新状态正挑战祖辈固守的乡土，他们开始了“离土又离乡”，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耕作中的传统休闲方式已渐渐远离了他们的生活，而传统武术就是这种休闲方式的主角，“闲来时造拳，忙来时来耕田”便是最真的写照，而“人、乡、土”间的背离，让原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场景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更让浓缩乡土文化传统武术没了结构上的依附。从这个意义与角度说，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与民间传承的活力被这种“新状态”给夺走了。
背离乡土的人进入城市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把城市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带回了乡村，使得原本相对封闭、落后的群体意识逐渐走向开放、走向了先进。带回来的城市文化打破了原本的乡土结构稳定状态，引起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振”。正如“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10]，进入乡土的文化不断影响着乡土文化的本真性与原始含义，隶属于乡土分支的传统武术也开始在这种“外力”的作用下慢慢调整自己，潜移默地改变着自己，最真实的自己在异域文化的渗透与扩张中变得模糊，逐渐地呈现出了现代文化的“气息”、现代文明的“痕迹”，而其“传统”特色开始变淡，这让承载了传统文化与精髓的传统武术显得尤为落魄。离土的乡土人在城乡穿梭时将自己闲散的时间交给了城市，将肌肉的力量转移到了城市的混泥土中，那么必定没有或是有很少的时间或精力将肌肉的力量用来学习、去习练我们的传统武术，当我们的身体艺术与身体文化没有主体习练、承传时，我们的经典记忆就真的成为夕照残阳了。
“人、乡、土”间的背离让传统武术失去了最初的“相对封闭内向”的社会结构空间，城市入侵让异域的文化因子冲击着传统武术的“乡土标签”，改变着、渗透着传统武术之传统。 那些有形的器械和无形的文化空间曾是传统武术的营养，而如今其魅力正在丧失，随之消失的还有附着在其上的“文化遗址”。
3离土时代下传统武术发展的定位与转变
“离土”成了当下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旋律，是我们当下社会最典型的特征。从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区域结构表现出“离土时代” 的到来，离土给乡土文化、乡土空间带来危机的同时也为乡土的生存重建了一个新的环境。因为“离土”是“乡土重建”的序幕，因为今天的城镇化是我们重构乡土文化的开端，更是因为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核心文化是乡土文化。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也需要从新的空间、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武术，作为镶嵌在乡土文化中的传统武术必定随着载体、环境、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为此，我们应该重新定位、转变传统武术的保护观念与保护策略。
学习传统武术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习练人真正了解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与精神，不只是会练、会比划而已，更不是穿奇特的衣服、做守旧的拜师跪礼等形式化的东西。传统武术需要意、练、悟的环境，更需要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滋养。我们一再强调踏石要留印与抓铁要有痕的效果论，然而传统武术文化的“印”与“痕”已随着乡土社会的蜕变渐渐消失，我们不需要在保护的同时转变观念吗？
3.1传统武术作为一种历史基因，理应保护其生存土壤
“离土化”过程中新城镇建设的推进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加快、加强等等一系列问题，正成为制约传统武术保持其“生存土壤”的外力。“离土”现象的加速务必对具有地域性、民俗性和封闭性等特征的产生在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武术造成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会随着乡土根基的慢慢瓦解而消失，包括铸就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稳定村落也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消解。“离土化”体现了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制度规范以及生活习性等等的变化，正是“离土” 的这种变化才导致了传统武术的式微、传统武术这种社会文化的落魄。
村落作为社会单位，体现的是整体性、宏观性，是乡土文化的外在展现，乡土中人的行为观念、价值归属则是乡土文化向内的凝炼。传统武术是由人创造与丰富的，并且在乡土的土壤中生成与发展，既体现了外在结构的文化也体现了内在文化的精髓。然而，“离土”从内到外都在改变着传统武术的原点，外在表现了传统武术所处环境――村落的变化，内在则表现了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变化，更多体现了城市价值的取向。如果环境不加保护、人的思想随着“离土化”进程不断演变的话，传统武术的“基因”原点也许就真的找不到了。为此，我们必须保护好传统武术发展中的微单位，比如传统的村落结构、传统的礼节、传统的仪式等等，那些微单位代表着传统武术发展的微观层面。如果微观层面不断变化的话，那么必然能引起宏观层面的变化。因此，要想保护传统武术的历史DNA，必须保护其生存土壤，强化其“乡土性”，回归传统。因为乡土是传统武术恒久不变的“固化”记忆，是传统武术的多元性与民间性支撑，是传统武术可感知的“中国特色”。如果丢了乡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传统武术的“传统特色”就难维系，就会成为“游魂”。
3.2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理应强化其乡土特性
城市边界的消失，“离土”与“留守”的事实，让传统武术渐渐淡出了乡土的“视野”，淡化了乡土的“特性”，传统武术随着乡土的变迁也在不断地调试自己。这种变迁来自乡土中的人进入城市，他们进入城市后就会受到城市的熏陶，随后他们将时尚的消费文化、现代文化的成果带到了乡村，将它们扩散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下，乡土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民俗风情以及道德理念也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捆绑在乡土大地上的传统武术在这样的“演变”中，未尝不在改变着自己。这种城乡边界的消失，原则是拓宽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其实质是挤压了传统武术的“原生态性”同时也冲淡了传统武术的“乡土”特色，异化传统武术的结构体系。
农业的凋敝以及乡村文化的蜕变都是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而那些按照固有惯性，存活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是“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10]。对生长在乡土文化的传统武术来说，其实质体现的是乡土“实质”，其如今的变化源自乡土建筑结构的凋敝，源自乡土的“空壳化”，源自异域文化的入侵，这种变化正弱化着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为此，要留住我们的“传统技艺”与“乡土记忆”，就必须强化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避免其被“离土”影响。因为传统武术作为中国乡土文化的身体艺术、身体记忆，其底色是农耕文明、乡土文化，其主流体现的是家族本位、礼俗伦理以及中庸之道等等。师徒之间的血缘、类血缘关系，正体现着人与土之间特有的亲缘关系，这种特殊感情纽带无不显示着传统的乡土性。的确，传统武术只有“传统的”“乡土性的”内涵，才能凸显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价值。“离土” 时代下我们必须强化作为文化身份的传统武术的“乡土特性”，如果传统武术没有了乡土的特性，传统武术也许真的被异化了，传统武术的未来发展就成了“乌托邦式的展望”，没了实际意义。
第6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综上所述，提出了创新教育理论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为职业学院教育改革发挥先掘作用的新课题，那么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教育改革的共同愿望呢？下面将从以下五点进行详细阐述。
1 创新教育理论的内涵
“创新教育”是一个新的词汇。先说“创新”一词，早在《南史后妃传宋世祖殷淑仪》中就曾提到过，是创立或创造新的东西的意思。但现在更多的是引用国际上经济方面的创新理论。它一是指前所未有的，即像现在说的创造发明的意思。二是引入到新的领域产生新的效益也叫创新。而创新教育理论则不仅包含了以上两点涵义，而且还赋予了创新更新更深更远层次的涵义。这可以理解和解释为在创新教育理论指导下教育产品所获得的包含以上两点即创造发明和新经济效益外更多的更长远的科技与人才方面的蓄备力量。也就是通过创新教育即教育的创新模式为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空间。通过以上阐述不仅从狭义上更从广义上进一步理解了创新教育理论的内涵，自然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2 创新教育理论在职业学院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探究创新教育理论在职业学院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前，首先要知道创新教育即教育的创新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创新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1）创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如：学生主体论、教育民主化、教育公平化、教育个性化、教育终身化等。（2）创新教育内容和体系。根据时代的需要，修订课程方案，更新教材内容。（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建立与培养创新人才相适应的新模式。（4）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采用讨论式、探究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开展研究性、案例性、实践性的学习等。（5）创新教育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增加创新型的考核评价内容。
总体概括一下为：创新教育不仅是方法的改革或教育内容的增减，而且是教育功能的重新定位，是带有全局性、结构性的教育革新和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发展的方向，带来的是教育全方位的创新。通过实施以上五点来实现教育的全新转型。
具体来说职业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就要做出三个重大转变：一是变双基为四基：即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再加上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二是变双能为四能：即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再加上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的能力。三是变单向思维为双向思维：即在培养演绎思维能力的基础上，再加上培养学生的归纳思维能力。
以上阐述了创新教育的基本内容，创新教育理论的作用则是在改革这些基本内容前提下所产生和体现的。创新教育理论在职业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和调动起了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索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给传统课堂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学生由原来的死记硬背知识和单向思维模式向灵活掌握与双向思维模式转变；使职业教育更加民主化、公平化、个性化；使应试教育的单一评价体系走向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调动起了大部分职业学院学生由于个体、认知水平等方面参差差异而失去的学习积极性。创新教育理论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更加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使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培养出了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适应国家经济形式要求的新型人才即具备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技能型人才。
3 浅述职业学院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总结并涵盖的传统文化内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我国的职院语文教育课程设置中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在传统文化的宝库中，至今仍在语文教学中熟知并运用至今的有《弟子规》《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等其中的重要篇章，仍然是作为语文教学中激励同学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确定人生目标和确立人生信念，追求人生理想和远大志向的教育理念和学习座佑铭。其中还包含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在学习过程中如何知学、乐学、做学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感悟。如讲述做人道理的《三字经》文中有：“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此句原意是：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给人的启示则是：人生下来原本都是一样，但从小不好好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所以，人从小就要好好学习，区分善恶，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再如《论语》中有：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孔子说："只读书却不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适从；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有害。以上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教学生如何读书和做人的道理是职业院校教育改革中不可忽视与丢弃的宝贵经验，这些做人的道理和对待学习做学问的治学态度是职业学院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和进行扎实学习与掌握各项学习技能的重要教育理念，同时这些也是需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去发扬和传承的，而不是摒弃掉的。
4 职业学院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对于职院教育改革的重要作用
职业学院语文教学中的传统国学文化教学内容不可忽视更不可摒弃，它对职业教育改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因是通过对同学们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可使同学们树立学习的信心，端正学习态度，扎实学习功底，启发同学们的学习心智，开拓同学们的思维空间，激发同学们勇于探索的学习积极性，最终可以培养同学们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些也恰恰是职业教育改革中创新教育改革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所以传统文化教育看似传统，但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却有着非凡而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第7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商务英语；缺失；策略
一、高校商务英语教学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
（一）片面理解跨文化
英语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官方语言，受重视程度较高。因此，为了学好英文，开始强调对所学国家文化背景、语言表达的理解，但是却忽视了本土文化的认知。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在当前的商务英语学习中，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存在错误理解跨文化的现象，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增加了欧美文化，欧美文学等课程，但是很少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其中，这就违背了语言的双向性和交流性的需求。尤其是对中国自己的翻译而言，在日后谈判中不能展现自己的文化底蕴，反而影响了谈判的成功率。
（二）教师培训较少
随着教学理念的改变，在大学内进行语言类教学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我国高校在发展中，注重专业的发展，注重专业的就业率等，但是忽视教师的培训。导致在教育理念更新后，教师的思维并未随之更新，高校组织的教师培训也较少。商务英语教师秉承着学好英语必须强调语言文化背景的原则，但在教学中，与汉语文学作品，汉语文化的连接较难。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是不冲突的，是可以相互存在的，汉语可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基础水平。但是高校教育中对这一点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对教师教学方式的强调少，对教师中文底蕴较低，影响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效果。
（三）错误理解语言教学目标
语言作为一种功能，不仅具有交流功能，还承载着文化的传播的任务。在商务英语谈判过程中，一味的追求对方的要求显然不是最佳选择。错误的理解语言就认为，语言的功能仅有交流，在教学中强调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这并没有错，但是对于教学而言，就忽视了语言其他功能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没有将其放置在重要位置上，高中之前为应试教育，大部分学生的应用表达能力不强。大学阶段，部分学校延续了高中阶段的教学方式，部分学校虽然对其进行改革，但仅仅是片面的强调英语内容教学，很难将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英语教学结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
对于商务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的缺失，首先应改变理念，从根本上对学校教育体系进行改革。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商务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也认识到语言的文化传承作用。从而基于此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调整，注重培养商务英语教师的中文底蕴。在教学中能够适当的穿插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商务英语与汉语的有机结合，提高学生的国学文化底蕴。这一过程中，要以两种文化的平等交流为原则，不能厚此薄彼。以交流目的为核心，正确对待语言、文化，实现交流沟通的目的，使双方舒服。理念的转变是商务谈判专家最基本的技能，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培训形成。
（二）注重新时期商务英语教师的培训
对新时期商务英语教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其不仅要注重英语教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注重传统文化，在教学中传达正确的商务英语理念，也能起到一定的汉语文化传承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使其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寻求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使其在日后的商务谈判中更好的传达自己的理念，完成商务英语谈判。学校组织进行英语教师的国学培训，尤其是针对年轻英语教师，要给予其更多的培训机会。教师的理念改变后，才能逐渐改变自己，提高国学认知能力，提高文学底蕴。对教师自身而言，要通过学习逐渐转变自己的理念，认识导致自身的不足。
（三）教材改革和教学方式改革
现行的教材侧重于英语国家文化的体现，包括了听说读写和外国文化课程。在这一基础上，应对教材进行调整，由教育部统一改革，增加国学文化内容，切实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英语文化结合，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材，增加学习欲望。减少以往课堂和课后单项选择题，语法题目的时间，增加阅读时间。翻译课堂可以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为材料，比如《红楼梦》，将其中服饰、文化、饮食、诗词等传统文化作为基本材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够让促进文化的传播，实现传统文化教学的基本目标。教学方式上，可以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结合开放式教学，并且要求学生掌握语言以外的礼仪、技巧，使学生能够在二种语言之间自如切换，实现高校商务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
（四）寻求中外结合的切入点，促进教学发展
高校商务英语教学要具有针对性，要多个方面了解西方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减少交流中的误解和错误语言使用。与此同时，将由目的性的将其与中国文化对比，寻求二者之间的不同和联系，在课堂上，不能将西方文化生搬硬套到中国文化中，而是要从思维方式、生活理念等方面进行比对，翻译以信达雅为原则，要求学生通过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翻译原则来进行翻译。对商务英语而言，主要是谈判为主要目的，在表达上不能完全依赖于某一个方式，而是要从双方出发，在语言语气上，可以尽量满足对方的特点。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正确设置课堂教学，让学生主动感受商务英语中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不知不觉中形成传统文化与英文教学的结合。在社会生活方面，我国为社会主义社会，多年的发展经历不同，导致语言交流特点，语法都有所不同。对于商务英语大学阶段的课程，要具有目的性，而在教学方式上则应主动求变，教师可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参与讨论文化特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中的作用，最终很好的将中国文化应用于教学中。
第8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课程改革 文化传统
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课程改革的知识基础
我国的文化传统作为课程改革不予选择的文化场域和无法逃脱的知识基础,是课程改革无法逾越的最大国情和改革发展的文化立场。文化传统,简言之就是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即“透过文化现象人们能够体验领悟到的一种精神、风格、韵味,这便是传统。”[1]文化传统是本民族文化出生、生长、生活及生存方式中所蕴含和表现的稳定的价值取向、自发的思维特质和自在的精神诉求。退一步说:“传统虽然产生在过去,但必然是仍影响甚至决定着今天生活的东西,它仿佛无所在,又无所不在,既无形的存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又存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2]
文化传统的另一文化学称谓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的文化,在内容上,它囊括着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制度方面的一切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其实,二者的区分并非汉界楚河,泾渭分明,而是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3]二者可谓道以育器,器以载道。
我们中华民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生态孕育出了一个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正如著名学者张岱年所说:“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4]第一代新儒学代表梁漱溟也曾明确说过:“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5]
伦理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突出表现为重视自我修养,在思维特征上注重内在的自省和悟性,着重经验描述的整体思维,而相对缺乏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相对缺乏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6]
此外,这种伦理型文化因为长期盘踞在封闭自足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也塑造了以继承为本,多述而不作的瞻后式的保守怀古的思维特质。中国的历代学者大多都是经学大师,其著述大多是对经典的注释、阐释,或是对注释的再注释。与此同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网力量和长期延续,使中国文化在深层次呈现出注重经验理性、务实础虚的思维模式”[7]。更进一步说,在世俗文化中,人们较少追求精神的“天国”,也不玄想抽象思辨的形和道,都只是为了保持现实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的经世伦理之学和实用所求的实用科技(如兵、农、医、艺等)。
一直有人草率地断言传统应该属于过去,应该被尘封为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更有甚者认为应该成为激进分子的“臭老九或是发了霉的奶酪”。其实恰恰相反,文化传统内在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们的道德标准、真理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一切判断之内。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个体都被抛入到文化传统的这个漩涡之中,传统成为了波兰尼(m.polanyi)的缄默知识(tacitknowledge),希尔斯(e.shils)所指的“不言而喻的成分”[8]35。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2]。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传统构筑了整个民族流淌着的共同品格和思维,俨然成为了荣格(c.jung)的“集体潜意识”。从关照文化传统的立场审思课程改革,文化传统决定了课程改革的知识基础土壤。一方面课程改革要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汲取优秀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课程改革要成长于这片土地,要从这片知识基础中拔地而起,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弥补和完善传统文化的缺乏和薄弱。
二、课程改革中文化传统的迷失与症结
厘清了文化传统的核心内涵,接下来把目光集中在发轫于2001年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的话语表述和理论资源中弥漫着大量的“欧风美雨”,诸如多元智能理论、成功智力理论、建构主义、后现论等等;在研
究方法上也流露出质化的滥觞和叙事的转向,而中国教育自身的实践和理论的传统术语却被刻意地回避起来。其实,西方的每一个理论的背后都是对西方教育自身问题的回应,即“同样的教育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体制中,表现形式都有其独特性。”[9]就多元智能理论而言,其创始人加德纳(h.gardner)所提倡的八又二分之一智能,其实是深受哈佛大学哲学家尼尔森·古德曼所创建的《零点项目》的影响[10],其价值取向和学术定位都是对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唯科学主义、认知性思维的发展中所带来的困境和危机的反思和超越。进一步说,多元智能理论是对西方过于重视抽象思辨理性的反弹与超越。而反过来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于此恰恰相反,我们从文化根源上就缺少西方现在较为淡化的科学思维和理性思维。由此,中、西方文化传统根源的差异就决定了当前中、西方所面临教育问题存在着巨大差异。
同样,建构主义这一美丽的理论曾打动了很多学者的心扉,然其之所以产生并流行于美国而非世界上其他国家,足以说明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不是简单的纯操作性的教学方式,而是一种浓烈的文化现象,是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反映。建构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诠释出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准则,将教学解释成是师生主观的建构行为,而忽视了学校教育实践的制度化特征,忽视了教学行为的社会制约性。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则恰恰相反,我们在教学中过多地集中在集体性和社会性上。其实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也远非完善,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批评和否定。有西方学者认为建构主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建构主义只是对杜威、皮亚杰和瓦根舍因等人思想的拼凑,不能代表一种新的教学论[11]。其实,我们无法回避课程改革的浓厚社会性和历史性,杜威很早就警示过后人:“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具有比较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否则,我们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看成是某些教师的任意创造……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如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12]中、西方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真实的场域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而现如今,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却成为了“西方诸国课改新理论的大拼盘”,陷入了“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尴尬境地,课程改革也越加迷离,其出路也愈发混乱。
最为关键的是,《纲要》的目标和内容上,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课程标准”中也强调“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从关照文化传统的立场出发,《纲要》中提出了加强以继承、发扬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教育,其实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是对文化传统进行着“优秀的”选择。然而仅仅继承和发扬却远不能让传统永远保持“优秀”。虽然《纲要》在课程目标中要求“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在课程标准中“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但是从文化根源上看,《纲要》并没有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有效诊断和解构,就如何补充我们文化传统自身的不足和盲点也明显重视不够。希尔斯曾说过:“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8]15所以,课程改革除了选择、保存、传播、继承文化传统,还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历史重任,那就是要对这块满是“伤疤”的“传统布帛”进行修补和完善。
三、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课程改革的路向选择
有必要强调,文化传统在自身成长变迁的历程中,“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13]。作为自在文化样式的文化传统只有在与外在的自觉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相遇震撼中,不断地发生动态冲突而又相对稳定地积淀才能持续发展。然而,这里就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地自我诊断,对“优”的传统大力继承和发扬,而对于现今时代相对为“劣”的、薄弱的文化根源,则要重新评价并不断地完善。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它可以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系,永葆创新的源泉;若处理不当,它也会成为一种惰性力量,规范甚至扼杀人们的思想创造。基于此,希尔斯明确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是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8]2,又进一步说:“传统是人们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8]10。
因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路向的选择上应坚持“本土成长”。本土成长绝不等同于本土化。“本土化本身就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一部分,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是一个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进而得出,本土化无法成为弱势文化有效的解殖出路。”[14]本土化这一说法的背后,蕴含出全然接
受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实践的逻辑倾向。萨德勒(m.sadler)早就提醒过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之林,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颗具有生命的植物。”[15]而“本土生长”这一路向却坚持将课程改革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和肥料的前提下,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的自我诊断和细致解析,在把握自身传统优点的同时弥补和改善自身传统的不足和薄弱。也就是说,改革之中需要的不是同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彻底决裂或是忽略不计,而应该妥善利用传统,补充传统,在传统的地基上构筑课程改革的大厦。而这一路向必然诉求于自身文化传统根源的薄弱和症结的实际解决。
最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源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真实的场域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在借鉴、吸纳舶来理论的同时,应该对这些理论的真实历史背景进行反思性厘清与前提性追问。此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设定、理论资源的路向抉择切不可急功近利,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维度和改革进取的生命向度,它提供了课程改革的最大实际隐性国情,切不可无视或忽视。由此,课程改革的初衷便要从文化根源上改善我们传统的缺乏与薄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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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传统文化的改变范文
关键词：云南；现代化；文化转型；特殊性；制约因素；途径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994(2011)06—0145—03现代化是一个包括文化在内的全方位的变迁过程，文化转型是现代化中最复杂、最深层次的变迁，又是最顽固的、最艰难的过程。云南的现代化发展也面临着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通过什么途径，突破文化的制约，推进文化转型，是云南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一
、云南现代化历程中文化变迁的特点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变迁和内在价值转换，对此，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云南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文化变迁所具有的特点，进而才能深入认识文化转型对云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1、文化变迁的自在性。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呈现“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指导下，经过60余年的发展，云南实现了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的跨越，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云南社会实现了历史的进步与民族的繁荣。而这种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变迁方式，由于各地在纳入现代化发展时的起点不一，导致云南各地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不同。加之变迁过于急进与快速，国家主导的新的社会、政治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信仰系统等文化因素，与云南各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碰撞冲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表现，导致传统文化中的自在性因素过分强大，文化变迁的超越性和自觉性明显不足。
2、文化变迁的被动性。追溯历史，云南现代化的起步并不是以工业化为内在推动力和逻辑的现代化发展结果，而是在西方列强枪炮逼迫下的被动防御，这样，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是靠一种外来的新文化的冲击才能进入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时期。这种外源式文化变迁对文化的更新和合理化要求呈现外在性，文化主动适应变迁的能力不足。
3、精神文化变迁的滞后性。精神文化发展滞后于物质文化，这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共同具有的特征，在云南也有明显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层面上逐渐萌生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发展趋势。而在全社会商品化浪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向以实用主义为中心的物质文化的大胆追求，在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性启蒙和文化建设则相对滞后，也就是说，云南在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引起文化的自觉转型，没有造就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和谐的精神文化。
二、云南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制约因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云南文化变迁所呈现出的自在性、被动性和精神文化的滞后性，云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使云南的现代化建设一定程度上陷人了文化困境。
(一)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形成了云南人的生存方式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特定生存环境、气候条件、住房、饮食等决定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遇，同时会在特定人群的信仰、社交方式、理想、道德观念等方面有着典型的表现。
1、“坝子”地形造就了云南人封闭、狭隘的生产、生活方式。云南省山地占94％、坝区仅占6％。全省大于1平方公里的坝子共有1589个，零星分散的“坝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狭小的经济、文化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原因，坝子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限制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开展。人们与外界交流沟通少，形成了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孤立封闭的思想认识。
2、山地地形制约着人们互动交往的空间。云南省坡耕地所占比重大，l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到了全省耕地总面积的44．92％，面积达4206．88万亩。山大、坡陡、人口密度低，城镇化发展进程缓慢。云南的城镇化率虽然已从2005年的29．5％提高到2010年的36％，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但与全国相比，云南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人们散居于大山之中，村寨规模较小，人员缺少流动，互动关系频度很低。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山区山势险峻，人们即使有少量的剩余产品需要交换，也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而受到阻隔，人们之间普遍的交换与交往较少，在思想观念上自然就缺乏勇于创新、大胆尝试的现代商业意识。
3、气候生态的立体形式满足了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云南的山地地形常伴随着立体气候生态，使得一个较小的地域内可以提供不同的物质产品，满足了生活中基本的需求，加上交通困难，就不会刺激人们产生强烈的交换欲望，形成了云南人的非经济性价值观。而且，云南传统的家庭生产中存在着普遍的兼业化特征，i~p／i,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经营间隙，或多或少地进行着一些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其他优势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兼业化使农户日常生活之需通过自给自足的形式得以满足，从而大大加固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商品交换的发展，不仅使人们互通有无，而且会促进各种信息的交流；商品交换受到抑制，也就抑制了信息交流，以及新的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
(二)封闭、分散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云南的传统文化模式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限制了人们之间的互动交往，使得云南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模糊了行业分工，抑制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形成了云南产业不强的发展软·146-肋。而彼此隔绝的、封闭的、分散的传统生存方式，则形成了由经验、常识、习俗、天然情感等构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传统文化模式。维系这一文化模式的日常生活往往以家庭为本位，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发达的血缘性社会结构和文化。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传统文化模式表现出如下特点：1、传统文化的自然性，即给定性、稳定性、持久性、保守性等。传统社会的生存方式是富于地方性的，费孝通认为，农业社会人和空问关系上的不流动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即村和村之间关系上的孤立、隔膜和封闭。①特定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云南人的活动范围存在着地域上的限制，区域间的接触较少，不仅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生活圈子，缺少改变现状、超越现存生活状态的冲动和激情，形成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居安思危、奋发图强的意识不强；因循守旧、狭隘封闭，创新改革、开放合作的意识不强。
2、传统文化的经验性。即重复性、习惯性、常识性等。由于日常生活缺少交流和改变，各种经验、习惯成为调节日常生活、支配日常行为的基本图式。在云南的许多山区，人们完全可以固守前辈人的生活指南，社会文化必然是一种变化甚微的“前喻文化”②，老一代传喻给年青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是非观念，这样，也就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突破，造成云南人精神懈怠，改革创新的能力不足。
3、传统文化的人情化特征。在传统社会，日常交往通常是在相对封闭和狭窄的空间中进行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亲属，或具有地缘关联的邻人、朋友之间基于血缘关系和情感成为特定的交往圈。云南至今依然保持着人情化和情感化的文化图式，依靠情感化因素维持社会交往的程度较深，没能建立起自觉、理性的社会关联。
(三)传统文化模式孕育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云南的现代化发展自然性、经验性和人情化的传统文化模式孕育的文化精神在云南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运行中仍然在发挥着影响。它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信息等为主要内涵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相冲突，并深层地制约着云南的现代化发展。
1、社会活动和社会运行的自然性、经验性特征。
当前，云南的市场经济发展遭遇了传统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保守文化观念的阻滞，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文化机制缺失的问题。具体说来，从表面看，我们已经从产权制度、市场体系、交换原则、产业结构等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方面构造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深层次上，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理生的文化逻辑，还继续被传统自然性的、经验的文化逻辑所支配。突出表现在我省经济发展中生产力要素调动不充分、活力不足、发展滞后。同时，在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非理性的市场经济运行必然伴随着经验化的、低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缺乏大胆创新的思路和对策。
2、社会活动和社会运行的人情化“潜规则”。人情化的文化模式，不仅依旧在广大民众的交往行为和社会活动中起重要的作用，而且依旧在社会活动的运行机制中发挥影响。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不断提升，公民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好保障。传统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和由血缘关系和裙带关系支配的社会交往模式已经改变了。但是，在云南社会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运行机制中，人情化的文化模式也的确作为重要的“潜规则”发挥着规范和解释功能，这种“潜规则”的存在和功能的发挥表现为传统的人情文化模式对理性化、法制化、契约化的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影响。
三、云南现代化过程中推动文化转型的途径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云南传统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至今依旧是云南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深层的文化阻滞力和羁绊，在传统文化模式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需要对原有文化进行改革，自觉地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1、构建云南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机制。文化转型中，新文化模式的确立会从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旧体制，从而为社会的运行提供一种新的运行机制和体制。现代化进程使人从凭借着经验、常识、传统习俗等自在的文化要素和自在的生存状态，进入到依据科学、理性、知识、信息等自由自觉地和创造性地生存状态。构建云南民族文化转型机制，需要突破外源性、国家主导式的文化变迁方式的影响，冲破自在性文化的羁绊，以更大的“文化自觉”④构建云南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这种自觉的文化转型机制表现为，自觉的文化同自在的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冲突，形成自觉的文化对自在的文化进行超越和批判，并且用新的更能发挥人的自由创造本性的文化要素来取代旧的文化要素，以此构成文化转型的深层驱动力。
2、推动工业化进程，促进云南区域文化精神的提升。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内在地包含了文化模式的转变。在新一轮发展中，云南省要努力调快调强第二产业，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所形成的现代化大生产及普遍的交换与交往，可以使云南人摆脱封闭保守的日常生存方式，培育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和效率意识，必将为云南社会发展注入持续的创造活力。
3、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云南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区域文化的嬗变。乡村和城市不同的聚落方式，不仅规定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本质差异，而且也规定了乡村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的不同特征。针对云南山多平地少的现实情况，云南省提出的“山地城镇”的城镇建设发展道路，除了可以实现城镇建设与耕地保护、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有机统一外，深层次来讲，它还可以破除传统社会以亲属、邻里、朋友关系的人情文化模式，以更加理性的精神和现代组织原则推进传统生存方式的现代变迁。
4、发挥现代教育的启蒙功能，促进现代性文化精神的生成。在稳步推进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要将启蒙功能寓于教育之中。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向受教育者传授现代科学知识，而且应该培养受教育者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使之建立起现代价值取向，努力提升云南精神文化建设的水平，挣脱传统文化的樊篱，推动云南传统文化模式向理性的现代文化模式转型。
5、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平等、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精神。云南的文化体制改革，既要建设一个最充分的公益性文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又要努力推动文化的市场性，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云南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两个方面齐头并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营造平等、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格局和文化氛围，促使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主体具有更大的创造力。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