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第2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管理；家族式管理；权变管理；激励制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管理思想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可以说,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及其富有东方个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思考。所以，在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构建一个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个迫切的也是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应该从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将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对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伦理文化为基础的家族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西方管理强调理性准则，不论亲疏远近，一律用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伦理型管理是以由已及人来看待社会，把治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及管理方法运用于企业及国家管理中，要求企业成员要象父子、兄弟一样相处，结果导致了在管理中讲人情、讲关系，平均主义大锅饭。这种管理方法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但内部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对员工饮食起居、生老病死考虑的较多，领导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人的思想工作，结果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是不高，企业经济效益较差，企业目标变成了社会福利目标。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奥、台及东南亚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家族式企业，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获得成功的，所以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家族式管理模式有其优点，表现在：一是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高。日本企业的“型组织”及管理模式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此。二是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功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创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在了一起，培育了员工爱厂如家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因此在建厂初期和企业处于困境时，能提高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领导同职位权力较少，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同时企业领导层大多是老板的亲戚，班子团结，特别是老板具有绝对权威时，因而决策集中，管理效率高，成本低。四是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企业内部的“五小”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五是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老板）和员工（雇佣者）在感情上存在着“主恩图报”的思想。在儒学伦理中特别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价值理念，家庭人伦观念中的“养育之恩、三生难报”等在东方式的管理理念中就具体化为主恩图报的思想。靠亲缘关系进入企业的员工会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有视老板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如若某人忽视或违背了这种伦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则会引起公众的指责，有时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这种无形的伦理道德观对社会公众的约束，使家族企业主从中受益匪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家族企业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以上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 。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约r26;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进企业的能人不能及时公平地提拔重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形成庸者下、能者上的用人机制。若老板及其管理者凭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就会造成大多数员工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当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非常明显，导致企业不攻自破。家族式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老板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同时家族企业在领导选择上往往以血缘亲疏为标准，采取子承父业和亲戚总比外人可靠的家族继承制，忽视个人的才干和品行，从而导致企业持续发展受阻，领导更替造成企业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当让位于他儿王安本人被称为慈善的独裁者，他敬业、勤奋，不贪财，为员工谋福利，因而很受员工的爱戴，但他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管理泛泛平庸者”。家族企业领导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许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还是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人才的成长，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地萧何”的现象，即能人经济现象，当个人决策正确时，不仅决策迅速，贯彻有力，还会提高个人的权威；但当其决策失误时，也得不到他人的及时提醒，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现象（继任者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个人绝对权威），造成企业一时期内混乱或无组织状态。家族式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按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形成“你群”和“我群”的派系。有时为保护“外人”的利益他们会团结起来与老板或“自已人”抗争，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目标往往是以社会责任和员工福利为第一位的，而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由于这类企业在创业时有亲朋帮助，兄弟打天下才获成功，从伦理道德上讲不能忘了患难弟兄，因而为他们谋福利义不容辞。同时为兼顾公平对全体员工也会一视同仁，企业包揽了员工的住房、医疗、保险、子女就业乃至全家的生老病死，很容易将企业办成福利组织。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如r•布莱克和j•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f•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自强不息”:关于激励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转载请标出：全文来自“论文快车”网 ）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力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容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那种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的经济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经济时代,社会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换言之,物质的概念已成为过去时,人的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越来越变成文化的物质。日本是二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恰好在于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它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文明遭受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大多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缺少市场竞争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人观念正暗合了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理念。一旦市场经济的闪电射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必然会唤醒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立一开始就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尽管它在一些方面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思想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并绽放出簇新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
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1、重形式轻效率。传统行政文化中注重形式，导致在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标的实现。2、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文化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在行政活动中表现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常事。3、重权威而轻民主。传统社会的皇权、官权使权威观念影响极深，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表现为独断专行、专制、集权，家长制，行政民主难以实现。4、重共性轻个性。传统文化中以办事稳健、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诀，以致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开拓、创新，行政活动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5、追求等级不尚平等。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行政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依附性，严重影响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民主进程。6、注重大一统集权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7、注重治国经验忽视制度研究和机构设计。
在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和意识、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当中要革除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在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廉洁、高效、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但要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慢（国企）、寿命短（私企）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入世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若不能迅速成长和有机整合，就会面临生存乃至淘汰的危机。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吸收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科学思想，对我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明智的选择。
第3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思想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026-05
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步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议题。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不仅贯穿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部过程，而且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前提。可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不容回避和必须解答的课题。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及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的新形势下，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呢？或二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应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笔者拟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索，以期助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统文化弘扬的分野性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殊异性。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各自规定中获得澄明。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独特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为了让人们形成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树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成果为主要内容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宣传和教育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可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教育。这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也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教育，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和方法教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发展性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有劳动人民立场、追求真理、实践倾向和创新意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来就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传播、发展而展开历史的沿革，就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是一致的。可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一场范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宣传和普及运动，它不仅指专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学式的集中教育，还可通过广泛群众参与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途径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性，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规定，这渗透于教育内容、形式、价值和功能等方面。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及旨趣从根本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独特的规定性。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具有独特的规定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定性不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特殊的内涵和所指。这里归根结底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身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相伴而行，是中华民族不断承续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和生存智慧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并以忠孝立国、家国同构、等级宗法、伦理纲常和修齐治平等为特征而绵延中国封建社会达两千余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虽以儒家为轴心，但就本真形态看，儒法道释却互补互斥，各胜擅场。自百家争鸣伊始，儒道法三家鼎立，尔后法家为秦朝推行，黄老之术为汉初落实，时至武帝独尊儒术，此后儒学才为正统。实际上，法家始终被统治者作为秘而不宣的武器使用，而佛教与道教在民间的影响甚至超过儒家。例如，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和民间故事除了主导的儒家思想外，往往是儒释道法各种思想观念的混合物，蕴含底层人民的生存智慧和正义感，虽常弥散着“哥们义气”“豪侠情结”等非理性因素，但这却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因此，虽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一般说来传统文化能昭示出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儒家以外的法家、道家在传统文化承续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可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存在明显的界域分野和殊异旨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而弘扬传统文化就是要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涵括法道释的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一种教育现象，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弘扬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彰显；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领导和带领人民群众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曾被剥削阶级控制和垄断，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和控制劳动人民思想的重要产物。其实，从理论上认识到二者分野很重要，但实践中正确地处理二者分野则更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性，也直接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例如，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一次彻底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运动，传统文化被一概推上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对立面，只要属于文化传统的东西，就被贴上“封建”的标签悉数加以涤荡。这不仅践踏了中国传统文化，给优秀文化遗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给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造成了阴影。因而在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建设领域，能否摆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很重要。只有全面认识二者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之。鉴于此，社会思想文化建设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能否交融就成为不可缺失的维度。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交融性
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中，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界域分野决定二者不同的“处境”。“处境”表现为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决定着不同的“视域”。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能否实现“视域交融”，抑或二者能否实现对话与汇通呢？我们知道，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而弘扬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因而二者本质上就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及其关系。社会思想文化建设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和旨趣以及把握住传统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追求，是明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交融可能性的根本。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张的改造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养心性能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人类解放，而这个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不是诉诸人的思想的批判活动，而是现实的历史活动，是由工业社会、商业状况和交往状况决定的，“实际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是一种现代的社会批判理论或革命理论的宣讲，而主要不是关于个人的身心修养、情感慰藉的学问的传授。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也主要是关于中国社会革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教育。虽然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并提出“灌输”（列宁）和“理论掌握群众”（）等理论，且教育内容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也能够鼓舞人们在实践中锻炼意志品质并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引导，但这种理论及其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赢得民心、改造社会，而不是存养心性、情感慰藉。问题是，人是文化的存在和传统的存在。“历史是一种在多元时间内的精神活动，而思想文化史中精神活动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并且面向未来。”[2]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追寻的人生意义、情感皈依和价值诉求，毕竟受制于他们在几千年间形成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如重视人伦日用、追求顺乎人情、主张不偏不倚和维护整体统一等。甚至这种传统已是中国人的存在本身和精神生命。因此，弘扬传统文化能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情感慰藉等方面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的不足并开显出新的价值。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在尊重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存在的性状基础上，整合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并加以时代性阐发，不断拓展、补充和发展关于文化心理和精神家园等有关理论及其教育。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的自觉意识和理想人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当意识和人格追求能相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千百年的传播和日用，尤以历代仁人志士表现出来的道义承担为明显特征。道义的内涵从源头看是由孔孟荀三代儒家所倡导和实践的仁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的仁道在后人那里进一步发展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这种意识的个体落实，就是君子人格。孔子有“天生德于予”的自信，孟子有“大丈夫”的理想，王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的精神。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更突出了成仁成圣的旨趣。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要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意识，并始终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实际上，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当意识和人格追求对先进分子和革命先行者的自觉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道义在身成为使命在肩，圣王心态转换为创造历史的革命情怀。而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力主与民族传统文化对话。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中，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都是基于中国民众的革命实践，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当意识和人格追求，对共产主义人格理想做了深刻的论述，至今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倡导的自觉意识和理想人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当意识和人格追求相承接具有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倡导的自觉意识和理想人格与传统文化的担当意识和人格追求能相承接。
再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蕴含的革命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能相借鉴。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现代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在于发动民众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民众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疑植根于这一理论特色，因而蕴含着革命的批判的特质，要使理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夺取政权的法宝。当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虽也蕴含建设、改革、发展的理念，但其革命特质不容否认。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和家族组织，为王权政治建构的传统思想文化受制并服务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稳态运行，呈现出维护统一与和谐稳定的文化品性，并形成强大的“尚和”、“贵和”的思想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确需要“斗争性”、“革命性”强的思想意识，当社会进入稳态运行时期，讲“共容”“和谐”等观念就会受到人们欢迎。这是“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殊异。中国封建社会虽有政权更替和农民起义，但社会基本结构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常规稳态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与之交相辉映从而获得保守性格。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社会大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纲常、等级名分、中庸之道等必然被救亡图存的要求边缘化。当代中国已进入社会稳定状态，因而传统文化的那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理念将开显出新的时代价值和精神意蕴。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在发扬革命性、批判性的同时，应当立足当代社会实际，建构出既具革命性，又具包容性的思想文化，进而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和发展环境。当然，中国社会转型和和谐社会建构，都与中国传统社会有天壤之别。推进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既要认真总结和吸纳前人的和谐理念，又不能停留在前人的认识水平，需要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特征。
三、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关系的自觉意识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同时，还必须在思想和实践中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形成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思维方式和实践态度，进而使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在目前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作用。
首先，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自觉意识。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弘扬联系密切，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道路的开创，都不是靠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成功的，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指导的结果。这点无可否认。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要向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并转化为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接力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凸显了独特的‘中国气质’，汇聚了强大的‘中国力量’，创造了惊人的‘中国奇迹’。”[4]能否树立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觉意识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和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自发地与无产阶级和亿万群众的实践视野相结合，且无产阶级先锋队接受并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武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只有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正如所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动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5]因此，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自觉意识就是要认识到其重要性和战略意义。
其次，树立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虽然传统文化的弘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能交融，但对待传统文化也必须树立意识自觉：一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没能解决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任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指导的结果。这点也不可否认。“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同救亡运动交织在一起，主要体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启蒙的主体表现为民族群体而不是个体。儒家虽有维护群体意识的意向，但是他们彰显的道德主体还是着眼于个人，并非群体，因而无力解决民族的动员和社会的重建问题。”[6]二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两重性。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7]三是树立自信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如穷理尽性、天人合一、求和尚中等追求自我生命本性的完善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在科技理性膨胀、价值理性失落以及世界文化交流交锋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必能开显新的精神意境和时代意蕴，熔铸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气质，并以独特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目前“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取得发展，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成就，国民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也在增强。但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角度观之，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力度似仍应加大”。[8]因此，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中既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局限性和两重性又要秉持自信心，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
最后，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自觉意识。这是正确处理二者的分野与契合的落脚点。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指出：“即使在生活受猛烈改变的地方，如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的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被保存了下来，并且一起构成新的价值。”[9]过去，我们虽然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对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影响，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客观上讲，长期处于家庭本位和小农经济的环境中的中国人，容易对于在希腊理性文化传统及其在大工业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产生一定的误读、误解。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关系的自觉意识在于能否保持理性的批判态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融入它的视界，用它的眼光打量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的、小农的狭隘的思想意识，打破狭隘的自我意识，彰显新的视域与意境。另一方面，批判地看待曾经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和理念，坚持解决实际问题，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融入实践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同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价值彰显。因此，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必须走出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对立局面。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言必须在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传统而又超越传统，进而引导人们投身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而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新自身发展，进而成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文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的新问题，既要在认识上搞清楚，也要在实践中把握好。一方面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追求，并且与弘扬传统文化存在明显的界域分野，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并吸收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来实现新的更新和发展。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社会兴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必须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关系的自觉意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意识形态建设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应有作用。这是目前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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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胡剑.的文化自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第4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与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入释、道观念的一种成熟的伦理文化。天人和谐、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传统文化则是根植于古希腊世俗文化、犹太契约文化、古罗马政治文化的土壤之中,历经基督教文化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形成的一种发达的世俗文化。中西方传统文化由于其产生的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以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的不同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总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整体性与个体性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整体,在认识过程中,注重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传统文化更加重视个体,在认识事物时侧重对各个部分的深入研究。这种差异表现在以下诸方面:首先,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所要认识的世界或者说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的观点贯穿于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西方则不然,他们认为人独立于其所要认识的自然之外,“人为万物之灵”,能够认知自然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并驾驭自然。其次,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西方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中国传统更倾向个人依赖于社会,每个人都属于一个或多个集体或人际关系网,在集体或关系网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地位,而各种不同的地位需要不同的群体予以认同,这种认同用孔子的思想可以表述为“正名”,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因此,一个人要在群体中有一个被认同的地位,就需要“正名”。在“名正”之后,个人的责任就是依照自己的身份履行相应的职责,证明对这个共同体的依属关系,而不是索隐行怪,标新立异,凸显个性;西方传统则不然,基督教认为每个信徒都可以与上帝直接进行对话,其间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由此导致在西方个人对自我实现的要求很高,而社会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再次,在对人本身身体的认知上,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个体就是一个和谐统一的“小宇宙”,中医认为,人体“小宇宙”与世界“大宇宙”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同认识世界的方法一样,对于人体“小宇宙”,“惟反观者能照察之”;西方文化则认为,人体是由一个个器官组成的,器官是由一个个组织构成的,组织是由一个个细胞构成的,如此来往下推。这从中西医不同的治疗方法中也可见一斑。
2. 内向性与外向性
如前所述,中西方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别,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相一致,中华传统文化还具有内向性的特点。这种内向性即遇事注重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主要表现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关系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克己复礼”、“止于至善”的自修原则。这种思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反映到历朝统治者的政策之中,其一就表现为“重农抑商”,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基本满足了小农的各项需求,从而使得交换的需求被压缩到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空间,再加上前述传统文化中对整体的重视和个性的压抑,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固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同样,与西方传统中对个体性的重视相对应,西方传统文化崇拜英雄,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强调积极向外追求,建立个人功业。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列强在利益的驱动下,肆意对弱小国家进行的侵略和殖民,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反侵略史可以算作是这种差异生动体现,只是这个体现说起来总是带着些许沉重。
3. 灵活性与规范性
这种差异也可以表述为模糊性与精确性,即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其对整体重视,注重宏观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大体说来,越是向微观领域,其认识也就越模糊,因此对很多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很不好把握的。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概念)“只是谈到了可能包括的含义,而在文章中又把这些偶取偶舍的含义作为美术化的衬托,致使读者不能确定他是在介绍一种粗线条的观念还是在作精细的分析,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缺点”;而西方传统文化由于对个体的重视,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追本溯源,例如对于人体的构造,观察到了微观的细胞都不能算是结束,细胞还要进一步分为细胞核、细胞膜、细胞质等等。这种差异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中西方所依赖的社会规范的不同。中国人习惯于依赖道德的制约,而不是条条框框的规范法律和程序,而西方更依赖契约和法律中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应该看到,以上几点既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同时又体现了中西方各自传统的精髓。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所注重的,是西方传统文化所忽视的,而中华文化所短缺的,又恰为西方文化所擅长的。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实践也越来越证明,西方文化以逻辑思维方式构建的概念、范畴无法包容和概括通过修道,以直觉感悟获取的认识;同样,中国文化通过心身内证感而遂通天下的“体认”也无法将西方的严密逻辑体系收入囊中。因此,在现代管理中努力实现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有机平衡与互补就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二、现代管理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借鉴
前述中西传统文化中的差异和精髓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方交流的实践为现代管理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借鉴提供了以下几点很有益的启发:
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在十七大报告中被解读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同样,以人为本越来越成为现代管理思想的精髓,现代管理也要做到以人为本,要充分尊重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个性发展与首创精神。孔子“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抑制个人发展的孝道与老子“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67章)的消极精神显然已与现代管理精神相去甚远。现代管理中,只有在个体层面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整体才能有源源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2. 义利并重
中国传统相较西方传统,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自古以来,重大义而轻小利,国民勇于谈义而耻于说利。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片面重视义而轻视利的“国不以利为利”的做法显然是不行的,反过来只重视利益而忽略了国家、民族大义也是不行的。重义轻利会使国家失去经济基础,使企业丢掉性命,相反,“利”字当头,重利失义大了说会使国家民族丢掉信誉,难以自立,小了说也会使企业走上不归路。国难期间,“王老吉”捐资一亿,既实行了“仁义”,救灾民于危难,也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反观“三鹿”, 置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于不顾,丢仁失义,最终导致破产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现代管理中,必须实现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大义”与西方传统重视的“功利”的有机融合,不能厚此薄彼,偏废一方。于国家管理而言,就是积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在提倡社会公义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现代社会公益。
3. 法德相融
中西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实现平衡与互补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德治与法治的有机融合上。这里至少需要我们处理好以下两组关系:
首先,要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前文已有述及,被称为“道德银律”的就是儒家经典之一,综观孔孟学说,对道德的重视贯穿始终,教人成为“圣贤君子”而不是“小人”就是极好体现。宋代司马光对于德与才的关系时有精辟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依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因此,在管理用人的时候,圣人当然最好,但这种人极少,即便退而求其次,管理者也是宁用君子不用小人。这多少让人有惜其才之不能用的感叹。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谬说,对于男子,有德便同有才,对女人,又将无才与有德划上等号。从这里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读出困扰管理者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有效的协调“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对于小人,如何利用其才而又不因其无德而走向反面?在社会规范方面重视道德约束的中华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它的无力,因为无德的人本身就不认可多数公众心中的道德观,而除了道德约束,又没有了更有效的处理方法,所以用人时管理者在“无才”与“无德”之间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在此,西方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崇尚法治,注重契约,事先约定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明确按照契约规定行事,即便出现了道德约束没有力量的情况,还有法律这样一条底线。这为管理者用“小人之才”而不使其走向反面一定程度上来说提供了保障。
其次,要理好“情”与“法”的关系。《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朱熹注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同时,孔子在《礼记》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孔子“吾党”“父子相隐”的传统加上“十义”的人伦准则,使得现代管理中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情”与“法”的问题。司法审判中也时常出现“父子相隐”、“兄弟相隐”和“夫妻相隐”的情况。因此,现代管理中必须理顺“情”与“法”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将“情”与“义”限定在家庭的范围内,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现代法治中每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民,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盲目的用道德的要求去取代法律的规定。
在现代管理中需要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是捍卫社会道德的底线。在社会管理中,仅重德治而忽略法治会面临道德无力的情况,只有法治而没有德治也会使“民免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实现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统一,才能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高尚道德的教化有助于产生圣贤,而有了法律的底线,即便是“小人之才”也会有用武之地,从而减少因对其走向反面的担忧而有的惜才之叹。
三、结语
以上所言,实乃笔者一孔之见。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概念,本文所言只是其中的某些侧面,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则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涉及文化,固然不可蔽于一端。同样,作为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的管理,亦非朝夕之间可得而知。文中对于现代管理中中西传统文化的平衡与互补,也是只言片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中西方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使得中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不可避免的摩擦与碰撞,在摩擦与碰撞的基础上对彼此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使得两种文化精神的有机融合越来越成为共识,现代管理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汲取不同的营养也就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王祥云,《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第5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赖特的有机建筑理论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一些方面对中国现代建筑有着相似的启示。比如赖特崇尚自然的建筑观与中国的农耕文化；赖特活的有机理论和中国的堪舆学说；赖特提出的建筑形式追随功能与中国得地域气候文化对各地民居的影响。
关键词：赖特；有机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Abstract:
Wright organic architecture theor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has a similar enlightenment. Such as Wright advocate natural building view and Chinese farming culture; Wright-phillips live organic theory and China's kanyu theory; Wright-phillips proposed building form following function and China region climate arou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f the residence.
Keywords: Wright; Organic architec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在四位现在建筑大师中，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都在建筑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格罗皮乌斯，可以说是时代造就的建筑英雄。而赖特的建筑和思想，长久以来都自顾自的美在那。他的草原式住宅、有机建筑理论，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机械化大生产没有紧密的联系。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建筑发展到今天，现代建筑已经从萌发走到成熟，再到人们开始反思批判。中国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支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但是中国的的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之间却有着一道鸿沟。自之后，中国人将西方先进的东西拿来照抄学习，不仅在建筑形式功能上采用国际风格，我们甚至用西方人的观点去评价中国的传统建筑、传统文化。
建筑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永恒的话题在CCTV大楼、国家大剧院在北京拔地而起之后，又一次引起我们新深深的思考。建筑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在精神层面我们到底该有怎样的追求？什么才是符合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建筑？赖特崇尚自然的建筑观、他活的有机建筑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一次给我们以启示。
1.赖特的建筑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联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同的地域出现相似的文化史屡见不鲜的，赖特的有机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一些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1崇尚自然的建筑观（有机理论）与农耕文化（堪舆学说）
赖特出生于1867年。从小他的叔叔们教育他如何在农场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赖特学会了预测天气，学会了跟自然打交道。赖特后来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应当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他永远都不会亏待你的。”这种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作品。在赖特的书本、文章、讲话中有多种多样的表述：有机就是自然(Nature)，他还说：“一切事物的外部形式和发展都是由‘内部自然’所决定，自然这个词是指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原理，它赋予生命以形式和特征，并使之活着”。赖特的有机理论强调的是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建筑与其使用者人的和谐统一。
中国是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以人与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早在先秦,中国传统文化即强调天、人是自然界的法则。如中国的农学思想“三才”理论，即是“天人合一”的总结，大千世界皆由天、地、人三大要素组成，天人相参，天人相辅，是其中的灵魂和精髓。 具体到建筑，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堪舆理论，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一部分风水学就是分析建筑、环境、人三者如何和谐相处的学说。把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建筑中去，可使建筑理论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构造的居住环境在本质上与自然相顺应。
1.2建筑功能追随形式
赖特的有机理论中讲到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以及建筑的统一性(entity)、整体性(integral)。这是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根本的不同。赖特曾表示过建筑应该是由内而外建造的整体，从功能需求发展出建筑形式。赖特一直强调有机建筑观念是“活”的观念，这种“活”观念能使建筑师摆脱固有的形式的束缚，注意按使用者、地形特征、气候条件、文化背景、技术条件材料特性的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最终取得跟自然的结合，而并非是任意武断的强加固定僵死的形式。
在中国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在各种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之下，人们“有机”的结合了当地的地理风貌、民族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建筑形式。例如客家的土楼，客家民居形式是在客家人迁徙流离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并经社会与自然环境的长期选择而最终形成的。云南一颗印是四合院在在南方天气以及山地空间不充裕的情况下的变体。陕西窑洞、北京四合院等等都在不同文化气候等条件下根据生活的需要诞生的形式。
2当代建筑的反思
在现代主义这种统一的建筑语言席卷了世界之后，我们都期待建筑能有所突破，尤其是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放眼中国近几年的建筑，很多都背离了建筑的初衷，建筑不再是环境与时代的产物。有为了现代而现代的，也有为了仿古而仿古的。那么怎样才是中国的，当代的，适宜的呢？赖特的活动有机，在今天中国的建筑中有多少体现？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如何在新时代中延续，如何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民族的风采？
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附楼在被烧毁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主楼的结构，仍然不能拆除，这看起来多少有些荒唐。，站在北京人戏称为“水煮蛋”，的国家大剧院面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建筑是美的，可是从它与周围的环境、历史文脉的关系来看，它甚至会让人感觉到，它与故宫相对而建是不真实的，它跟这里毫不相干。为什么当年贝聿铭先生面对这样一块基地的时候决定另选一处，并最后设计了香山饭店，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贝老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他深知这块基地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
这些年，为了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文化遗址上建起的名目繁多的“一条街”。无论是仿照明清、唐宋还是秦汉，都用斗拱、彩画、棂格窗、描红贴金。传统是针对历史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只对地域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成不变的永恒延续，却忽略了昨天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将是明天的传统，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如果传统固定不变,停滞不前，则欧洲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式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西方现代国际式和后现代主义建筑。
当然，与此相对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借鉴。
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于2007年为家乡良身定做的苏州博物馆。在设计中阐述了他的设计理念：“中而新,苏而新”。这个作品展现给大家的既是苏州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建筑奇葩。这是贝聿铭在设计中对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定位。在设计中贝聿铭尊重了苏州建筑园林的历史文脉，更重要的是在设计中它勇于在传统中创新，虽然他强调博物馆只属于苏州,强调的是它和苏州的关系，和藏品的关系。但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它是时代的,在材料和形式的运用上都留下了不可掩饰的时代浓墨。
齐康先生的武夷山庄，是一个注重本国传统和地域特点的并令人振奋的作品。齐康先生一方面借鉴了中国传统古典建筑遗留下来的形式语言，通过重新的创造反映了武夷山悠久的文化。张毓峰先生主持设计的杭州历史博物馆主楼也是一个很好的将历史、现代、地域、自然有机结合的的作品。
结语
建筑从古典走到现代，又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以求进步。在当今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们受到物质上的约束越来越少，文化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地域的建筑只有找到自己的有机根源才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建筑，那么赖特的有机理论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当代建筑无疑是有着指导意义的，并且，对于现代建筑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就是建筑最需要有机结合的元素之一。
注释：
1. 项秉仁《赖特》1992年03月第一版 第31、32页
2. 周荷初 农耕文化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论著 湖南 长沙大学学报 2005.19
第6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青年伦理；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其主体是儒家文化，是内涵丰富的伦理道德。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伦理道德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理论基础。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响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孔园园 单位: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第7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8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9篇：传统文化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 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 理性认识
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兴理论或学说，自大工业之后，逐渐被人们提出和关注，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这一理论或学说，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是在20世纪末，当初所争论的焦点是：解决温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争论结果大体上取得一致性观点，就是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接受可持续发展道路理念。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建设其实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自此生态文明已由一种理论观点上升为国家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我国在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处理好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尤为重要，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众多学者在不断探寻中，其中不乏中国学者，也在孜孜不倦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试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答案，其现实性和紧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解读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学者在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时，理所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的环境伦理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想依据。众多学者试图通过阐述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政策提供了行动准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1.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主题――尊重生命，兼爱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尤其强调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准绳。《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以“仁”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道家主张生命的平等，佛教主张“不杀生”。
2.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珍惜自然资源的伦理准则。孔子提倡：“节约而爱人。”（《论语・学而》）意思是：节约费用，爱护人民。荀子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名与生孰亲？生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以长久”。
3.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既贵为万物之灵，就要遵循自然规律，同时在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运化过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儒家学者在《中庸》一书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二、传统文化的中生态伦理思想探究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急剧增加，致使人类不断地大规模地向大自然索取，导致当前社会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要求人们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创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的同时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这些措施是对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是国策，也是一项影响是深远的伟大实践活动。所以，对现代生态文明伦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探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对理解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是有益的。从十提出的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看，就其实质，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点，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思想是相通的，或者是近似相同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许多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三、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党的十八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党发展理念的理论升华。生态文明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生态文明已成为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学者提出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影响究竟有大？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提出：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生态平衡问题，有些思想能沾点边，有些观点就是以中国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牵强附会。但这些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的影响，也不是要否定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问题出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多个问题：
1.从传统文化的产生的基础看，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古代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弱点和不足一样，其中就包含生态伦思想，古代的人们产生对自然的关注，是在在生产力相对低下时，是人类曾崇拜自然、畏惧自然的表现，其目的是期盼风调雨顺，取得农业的好的收成，过上富足的好日子的朴素的、善良的愿景，因此这一因素在今天探究传统文化时，看来是被忽视，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码在认识的程度上没有今人认识得那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