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定量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共信息就是公共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是知识单元应获得性的社会符号体系。公共信息管理就是人类借助于技术的、经济的、政策的、法律的、人文的方法和手段对公共信息进行引导、指挥、控制、协调，以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信息效用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近些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关注描述和理解社会信息系统中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过程，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舆论传播，就是社会公众对他们所关切问题的意见、态度、信念在社会群体和大众媒介中的公开表达，并且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强烈性的共同社会意识，以及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过程。既包括舆论形成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也包括舆论形成后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舆论传播最早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舆论学研究，之前的研究范畴也多限于此，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多是新闻传播和党政宣传领域，但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终端的日益普及，舆论传播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情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世界已经进入了突发危机时代，而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则给突发危机的实时、全面呈现提供了平台，但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便利，公共话语权由相对集中向相对扩散发展，由此，由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终端引发的集聚突发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给社会系统与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也蕴含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舆论传播原来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多是基于逻辑分析与定性推导，而当前的舆论传播已逐渐过渡到公共信息管理的研究范畴之内，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演进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多种理论方法多种技术工具交叉集成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学科领域大量的研究注意力资源，呈现出蓬勃迅猛的发展态势。

 

虽然之前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对舆论传播现状、发展趋势进行过探讨和分析，但由于近些年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普及，其研究对象的依存、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情况、新问题、新背景下已不能较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应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与方向。受到文献的启发与帮助，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视角出发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舆论传播的最新文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论文为依据，以此科学客观地了解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探索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景，并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视角出发对2001～2011年间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舆论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由于各种因素，本文实施的这次检索一定会遗漏部分相关论文，但可以视为一种大规模抽样统计，是能够较大程度反映该领域状况的。从本次检索结果看，2001年只有67篇论文，但2002年文章总数达到了104篇，数据增幅55.2%，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的研究持续得到发展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此间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体现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著者的公式为：m?艿0.749×■(式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统计得到核心著者已达到60多名。由此可见，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核心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资助力度最大，资助文献达到了78篇和75篇，居各种资助来源之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紧随其后。其他部级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也给予了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较大支持，近几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资助，而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仍需要各大基金项目更大力度的支持。

 

三、讨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信息管理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其涵盖信息管理、公共管理、通信传播、党政宣传等众多学科领域，成交叉化集成化发展，在当前高速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其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巨大。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则在当前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芒，尤其是当今社会突发事件频现，而网络则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发挥出令人惊讶的能量，给众多学科领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通过对年载文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文献量每年的总量持续高走，并且近几年更呈现出区别与前些年的高速率增长，这正是一个研究方向蓬勃发展、日益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者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从当前的数据可以判断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一个研究热点，其在公共信息管理的视域下更具包容性与交叉性，势必引发更多的学科领域以及研究人员与机构的介入，其蓬勃之势可以想见，而且根据知识管理与计量分析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大量研究资源的进入之后，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也会由渐高而变得渐大，有可能从舆论传播或舆情传播这一单一论题而逐渐扩展，从多个角度层次对该研究方向进行论述与刻画。而发文著者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方面做出较多工作的个人，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员在该研究方向上的重视与实力，是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主要力量的代表。

 

另外，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舆论传播从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向进而在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逐渐成为众多其他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更彰显出其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理论、研究角度多种多样，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细致，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享互通的舆论场，而公共信息管理也把舆论传播研究带入了一个超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的研究场域，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在这里碰撞交汇、互补协进，势必带动整个学科领域的飞跃发展与质变突进。

 

但从中我们也发现，相当数量的文献结论具有相似性和表面性，且多为定性主观判断，尚缺少相关的数据支持与仿真呈现，这应该是该研究领域进一步工作的方向，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偏移，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集成的研究态势，既不泛泛而谈，也不囿于技术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两者协同共进，促进该研究方向的良好发展。研究资助来源分析体现当前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的来自科研领域的主要推动力与支持者，现在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这些资助，而今后更大的发展仍需要相关项目课题的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数据计量是以科研文献为对象，科研文献的资助来源多为纵向项目，资助者多以各级政府或事业团体为主，从资助来源分析能够看出当前各级政府与事业团体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的重视与关注。但应看到，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在坊间，尤其是应用方面的发展也同样蓬勃迅猛，舆情监测软件和舆论公关公司近年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机构或个人也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未必能较为明显的反映在科研文献上，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情况同样印证了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大众对公共事务与自身权益的关注与表达诉求愿望的日益提高，都使得公共信息管理这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好公共信息，管理好公共信息，使得公共信息的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通过公共信息管理促进社会系统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都是需要我们研究与考虑的问题，公共信息管理关系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而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实时的大信息化环境、大信息系统、大信息网络中做到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似乎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可以看成复杂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流的扩散与传播，其中夹杂着社会各界的诉求与愿景，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构建的共享交互信息场域中或汇流成巨或相互消抵，将网下态势反映为网上情景，将想法、情感成具为信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从舆论传播的引导与管理出发对公共信息管理进行优化，即对公共信息流进行合理的处理与管理，减少公共信息的沟通障碍，减少和对冲有害公共信息波涌的形成，增进良性公共信息的交流融合，促进公共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公共信息如同我们社会肌体的血液一般，以和谐有序的流动带走危害与损失，带来发展与共赢，终而实现公共信息生态的良好构建与健康发展。

第2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和“思想危机”。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颜良恭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的缺位及其原因

公共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以及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是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重要原因。

(一)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

受近代科学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威尔逊、达尔、西蒙等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们努力使公共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其能成为知识殿堂中的体面一员。与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相一致，主流的学术期刊惯于 使 用 实 证 主 义 的 方 法 论 标 准 对 公 共 管 理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评 估 和 反 思。比 如H.E.McCurdy& Robert　E.Cleary、John　D.White、J.L.Perry&K.L.Kraeme、D.J.Houston&S.M.Delevan、Robert　E.Cleary、孙同文、江明修、詹中原、吴颖年等人曾使用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过评估研究。总体而言，使用实证主义标准对公共管理研究质量进行评价的结果是悲观的。对此，我们要问：到底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还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事实上，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框架。特别是将公共管理看做“人工物”而展开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的成果不仅无法纳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且这种技术设计研究尚缺乏一个合理、适宜和有效的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换言之，仅仅使用实证主义的单一标准评价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难免得出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不符合规范、质量低下的结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方法论标准“缺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

在试图将公共管理科学化信念的驱使下，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者以寻求管理的普遍原则作为最终的目标，并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那么这种普遍原则到底是经验规律的普遍原则，还是价值规范的普遍原则，抑或是人际沟通的共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定位的模糊性，也体现在西蒙和达尔、沃尔多等人关于公共管理学学科和方法论的多维争论中

沃尔多和西蒙的争论是多维度的，但后来的学者将两者的分歧聚焦在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西蒙和沃尔多争论中关于“纯粹科学”和“人工科学”的分野，忽略了在人工科学这一框架内，建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方法论框架。

(三)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规范研究有两项基本的任务：一是形成应然命题，确立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二是如何以优化的方式实现已经确立的价值前提。其中第二项任务既不属于“价值和规范”的范畴，也不属于“科学和实证”的范畴，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根据设定目标寻求优化方案的“人工科学”或者“技术设计”的范畴，其所使用的方法论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规范”并不等于“规范研究”。确立“规范”仅仅是规范研究的一个方面，规范研究的另一项任务是技术设计。

总之，学者们一方面将西蒙和沃尔多的争论归结为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忽视了规范研究的第二项任务，而聚焦于规范命题的形成、诠释和确立。与此相关，关于规范研究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学中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方法论基础从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看，知识类型学是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的认识论基础和知识前提，设计科学和技术哲学则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知识类型学

知识分类问题一直是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和创造的科学三类。休谟将知识划分为实然领域的知识和应然领域的知识。康德则根据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特征，将知识划分为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知识。当代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亦形成了不同知识类型的划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认识与旨趣》一书中通过对哲学和方法论的反思性批判，继承、发扬并整合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Charles　Peirc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众多方法论流派的知识分类思想，提出了将认知旨趣、知识类型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的知识类型学思想。哈贝马斯认为“旨趣”是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任何认知活动都以认知的旨趣为前提。认知的旨趣包括三大类别：技术的认识旨趣、实践的认识旨趣和解放的认识旨趣。三种不同的旨趣形成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每种知识类型的方法论框架也不同。

在哈贝马斯知识类型学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将公共管理知识分为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理解和诠释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批判和反思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其中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科学发现类知识、技术设计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科学发现类知识旨在发现公共管理规律，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预测和决策提供支撑。评估类知识使用特定的标准、尺度和规范，评价、衡量和测量心理、行为、事件等公共管理现实的状况，是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公共管理现象中存在规律的前提基础。理解和诠释类知识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如果说技术控制旨趣的知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那么理解和诠释旨趣的知识则以价值理性、主体间理性为基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人则建立了批判主义的知识传统、理论和方法，批判类知识的认知兴趣源自人们追求思想和权利解放的兴趣，基本方法是自我反思的方法，“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旨趣决定的”。技术控制的研究旨趣除形成科学发现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外，还形成技术设计类知识。此处的“技术”是广义的：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技术过程包括技术设计、制造、使用和评价过程。“设计”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故称作技术设计类知识。上述五种类型的知识形态分别与公共管理的研究旨趣、问题类型和方法论框架相对应

公共管理知识类型学的划分，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确立了适当的位置。与此同时，设计科学的兴起，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

(二)设计科学

设计科学是对人工系统的研究，目标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技术系统(产品和程序)、技术系统与环境(人、自然、其他系统)的关系以及设计技术系统的程序。与自然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不涉及直接的实践应用，而设计科学是理解技术世界的桥梁。设计科学、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科学的设计和设计的科学是技术设计知识的不同指称，这些术语的含义相互交叠，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总之，设计科学作为对设计现象、设计方法、设计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探讨，本质在于揭示不同于“自然物”和“人文精神”存在的“人工物”的存在形态和建构规律。

对设计和设计过程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20世纪60年代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业设计理论、系统工程、现代决策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冲破传统学科间的专业壁垒。1969年，赫伯特·西蒙出版了《人工科学》一书，阐明了人工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对象、目的意义、设计的逻辑、设计的形态、设计的表现等设计理论的基本议题。西蒙对自然科学和人工科学做出了区分之后，设计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领域。目前设计科学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电子政务设计、公共服务供给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智能组织设计等众多领域。

设计科学在管理学界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武夷山、仇向洋、陈良华和张昉、凌峰和刘建一、Joan　E.Van　Aken等学者指出了以解释性科学为主导范式的管理学的困境，阐明了管理学兼具有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属性，倡议将设计科学与形式科学和解释型科学相并列，倡导基于设计科学的管理研究范式。总之，设计科学的研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三)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技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是技术哲学早期的研究重点，又被称为技术的人文哲学;二是技术的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使用哲学语言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提炼和描述，又被称为工程师的技术哲学。

1877年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1978年美国建立“哲学与技术学会”并创办《哲学与技术研究》，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进行了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建设制度化。技术哲学的发展还伴随着技术这一概念所指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狭义技术哲学研究逐步扩展为广义技术哲学研究。狭义的技术主要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使用的工艺、程序、规则、设备、系统、方法等。广义的技术概念的载体则从“人工物”扩展到了社会领域，技术哲学成为涉及人工物制造、社会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政策设计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并延伸出社会技术哲学或社会工程哲学这样的新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从哲学高度对技术进行反思和总结。技术集成了四种事物的属性：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体;二是知识;三是技术活动，包括技术操作程序和设计;四是作为目的、知识、行动和意志的技术。围绕技术的四项本质属性进行哲学探讨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技术活动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技术哲学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四、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议题和流派

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将公共管理看做是人工物的建构过程，公共管理研究是一个问题的求解过程，并将问题界定为“价值和现状之间不一致的状态”。在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下工作的学者们形成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学派，该学派运用设计哲学、设计科学、一般设计方法，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设计知识，结合公共管理领域的特征，通过战略与政策设计、组织设计、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技术手段设计等活动，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和目标。

1989年享格让(R.F.Shangraw　Jr.)、迈克尔·扣(Michael　M.Crow)和萨姆·奥威尔曼(E.Sam　Overman)提出作为设计科学的公共管理包括以下领域：(1)政治理论;(2)规范政治理论;(3)微观经济理论;(4)宏观经济理论;(5)组织行为;(6)组织发展;(7)组织和管理理论;(8)决策理论;(9)设计科学系统;(10)政策分析和定性定量工具;(11)宏观工程系统;(12)规划评估;(13)宪法;(14)公共行政的历史和哲学;(15)公共制度和机制的高端设计;(16)公共选择理论;(17)实质政策分析和设计;(18)公共行政和工具设计。可见，公共管理设计几乎涵盖了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公共管理设计学派和设计方法论的发展将推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实务的发展。

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是最具开放性、综合性、应用性的学派，很多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都在从事公共管理设计研究。比如，美国行政学之父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体现了制度结构设计的思想。威尔逊尝试将欧洲君主主义的良好行政管理引入共和主义的美国。为此，威尔逊引用了布隆赤里(Johenn　Kaspar　Bluntohi)的政治、法律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宪法和行政、政治与行政，从而为行政学争取到了“学术话语权”，奠定了行政学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学科地位。威尔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共和主义和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之下，为何要引入、如何引入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的问题。韦伯的官僚制研究则是公共管理组织设计的经典，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理性基础。德怀特·沃尔多也是制度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沃尔多认为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和学说，而且是社会中一切人为的发明，包括各种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关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要关注科学，而且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将经济学的“稀缺—理性选择—效率”范式转化为“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意”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新的范式从研究的目标看从效率取向转向了利益协调取向;从研究的过程看，从追求真理转向了追求共识;从研究内容看，从效率机制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制度规则。这充分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理性制度主义一个分支的特色。布坎南认为“这个结果不表示‘社团价值’或‘社会利益’，仅仅因为它产生于决策规则，根据设想，这种规则是在为政治制度规则的某个法制阶段被同意的”。布坎南等人开创了公共制度，特别是宪政设计的科学。

概言之，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沃尔多、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Ostrom，VincentOstrom)、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在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共管理过程中，开创了民主行政制度设计的先河。拉斯韦尔等人开创了政策设计的先河。伊莲娜·奥斯特罗姆发现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设计原则”，开创了多中心制度设计的先河。巴里·波泽曼(BarryBozeman)、彼得·瑞(Peter　Smith　Ring)和詹姆斯·彼得(James　L.Perry)等人开创了公共部门战略设计的先河。可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设计知识、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发展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全钟燮(Jong　S.Jun)先后出版了《公共行政学：设计与问题解决》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等书，系统地总结了公共行政学中的设计问题，将公共管理问题分为社会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危机设计四种类型。全钟燮尝试将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形成的知识整合进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力图形成有建构主义的公共管理设计学说。事实上，公共管理的设计活动既要兼顾价值前提又要兼顾事实前提，而且在变革的社会中追求人类获得更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公共管理的设计学派是融合实证方法论、诠释方法论和批判方法论的统一。整合多元方法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将会推动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深入。

五、公共管理研究的

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是指范式的“解题规则和示例”，即解决问题的思路、步骤、程序和规则。Werner　Ulrich将技术设计的逻辑归结为西蒙的人工科学传统和切尔齐曼(Churchman)的社会系统传统。这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在于将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理解为问题求解的过程。本文从问题性质、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处理资料的方式四个方面分析公共管理设计范式的问题求解的基本逻辑。

(一)问题性质

技术设计问题是针对那些 “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的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一般包括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设计要素的归纳、方案的设计、方案的选优、选择结果的审查。其中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是技术设计类研究设计的起点。公共管理研究者在面对技术设计类的问题时，需要深入地了解现实问题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利益综合，在利益综合后形成的特定价值前提下，设计出满足这些价值需求的方案来。

(二)研究目的

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特定目标的优化方案，包括以下三点。(1)明确目标和界定技术问题。技术设计类的研究本身就有辨明相关需求、界定目标、明晰问题的目的。一般而言，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可以根据技术设计目标的不同情形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目标既定的技术设计。该类研究设计只需根据已经明确的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案。第二种情况是目标模糊的研究设计。该类研究设计的目标本身仅仅是一个方向性的、尚不精确的目标，需要技术设计者根据技术手段的可能性不断地调整具体的目标，技术手段的约束和目标的调适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第三种情况是目标未定的技术设计。该类技术设计是那些目标尚未确定，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才能将目标确立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中，上述三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技术设计活动本身需要明确的目标，确立目标、明确需求的过程是技术设计活动的前置过程，也是确立技术设计问题的必经阶段。(2)方案优选。技术设计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提出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而且根据相关标准，论证该方案是优化的。方案优化的约束条件和参数有多方面，可以从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两个方面分解为合意的、正方的、可能的、可行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交集就是方案优化的基本标准。(3)在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策。技术设计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出在既定约束条件和环境参数下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政策和手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设计、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三)资料类型与研究方式

技术设计类研究收集和处理的资料亦存在三种可能：质性资料、定量资料和质性、定量综合资料。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就体制、机制、组织设计而言，更多地使用质性资料。如在进行行政体制设计时，需梳理清楚分工与职能、权责分配、机构与人员等基本问题，然后根据职能、责任、机构、人员相统一的原则形成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会大量地使用定量资料，给出精确的政策建议，如中央政府对银行准备金额度、利率、最低收入水平的确立等政策的设计，就需要处理大量的定量资料，形成定量的政策建议。当然，公共管理研究中更多地是综合运用质性和定量的资料，进行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设计等技术设计活动。

(四)研究设计的逻辑

技术设计类的研究不像科学发现类研究提出一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而是更强调通过既有科学理论又有技术成果的比较，发掘不同方案在命令变量、固定参量、环境变量和效用函数方面的差异，在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借鉴和设计创新，形成新的设计方案，从而将冷冰冰的科学原理变为造福人类的手段。

设计问题的“内部环境”由一组给定的备择行动方案来表现。这些备择方案可以详细给出，但更经常地是由规定了任务领域的命令变量来表示。“外部环境”则由一组参数表征，我们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也可能只知道它们的概率分布。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所要实现的目标由效用函数(它是命令变量和环境参数的函数，通常是标量)确定，或许再补充上几个约束条件(如命令变量函数和环境参数函数之间的不等式)。最优化问题就是要求出一组可接受的、与约束条件相容的命令变量的值。在环境参数值给定的情况下，命令变量的这组数值使效用函数达到极大。对于只知道参数的概率分布的情形，可以说使效用函数期望值达到极大，而不是使效用函数极大。

第3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关键词：绩效管理；评价指标；政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49-02

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政府内部管理的改革，特别是公务员效率与机关绩效还停留在以前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之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所采用的管理手段不是流于形式就是那些突击运动式的大检查、大评比而难以使政府的绩效得到持续的改善与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的绩效和执政能力，我们有必要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引进到我国政府中来。与此同时，中外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1 国外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西方学者对城市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绩效管理实践的开展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美国政府再造运动的兴起，新管理主义思潮成为指引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关于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著作和文章大量涌现，包括战略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目标管理等先进管理工具。尤其是对政府的绩效研究由传统的“效率途径”向“绩效途径”迈进，绩效管理作为新型的绩效改进和评价技术成为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部门的主要管理工具之一。正如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克所指出的“尽管比起其他途径而言，绩效管理改进绩效的过程通常更为缓慢，它的实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通常需要三年至四年）。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者都发现，使用绩效管理可以使政府的生产率获得显著、持续的增长”。西方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绩效管理的基本性质、绩效测量、政府绩效管理的应用等方面。

1.1 关于绩效管理的基本性质

理查德•海克斯（Richand Heeks）认为组织绩效既是一个多维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随着时间和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组织需要对3个层级的绩效予以关注：即“是否做了应该做的事”；“采取的行动和方式是否有效”；“资源的使用是否达到最小化”。这三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胡雷（Joseph S. Wholey）等人认为，绩效管理是改进公共组织和公共项目的生产力（productivity）、质量（quality）、时效性（timeliness）、回应性（responsiveness）以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综合系统。它是一种融入多种判断价值的工作模式。夏夫里兹（Shafritz）和拉赛尔（Russell）则认为，绩效评价是组织中领导者的首要职责，它是对组织清晰和可测量目标的详细说明；系统利用组织绩效目标和标准对组织的产出进行评价；利用组织员工对组织绩效的评价使个人的努力与组织目标达成一致；利用绩效激励奖励员工的额外付出；整合组织人力资源；对目标达成程度、原因分析和改进分析进行回顾，以便为新一轮评价提供反馈信息。

1.2 关于政府绩效测量

早在1943年，学者里德雷（Ridley）和西蒙（Simon）已开始政府绩效测量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公共部门绩效测量与计划绩效预算制度进行结合。在州政府层级，不少州政府则进行全州性的策略规划，绩效预算编制及绩效测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美国政府创新项目”（1985）以推动识别和培育创新性和绩效政府的工作。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麦斯威尔（Maxwell）学院（1996，2000）、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学Mercatus中心（McTigue， Ellig， and Richardson，2001）等对特定政府作了系统研究，同时以第三方进行了评价，公布了结果，引起了相当影响，并提出了绩效管理的GPP模型。布拉姆•索比尔（Bram Sorber）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引入绩效测评系统，在为政府预算的效率和效益指标框架设计方面作了某些创新。尼科•莫尔（Nico Mol）探索了国防系统中通过绩效预算系统而卷入的绩效测评的执行问题，从绩效测评（performance measurement）与责任（accountability）的联系开始研究政府绩效与质量测评的一般性问题。阿里•哈拉契米（Ari Halachmi）和格里（Geri）试图探索测量公共服务质量的一些重要问题。阿斯顿（Aston）工商学院公共服务研究中心关注在测评时，使用“最优价值”（Best Value）作为一种评估框架，使用“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在不同利益分享者之间进行对话和合作而得出结论。有的西方学者把商业部门的标杆管理引入公共部门，运用标杆管理原理对城市政府绩效进行测量。

1.3 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应用

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彼得•普拉斯特克（Peter Plastrik）对通过确定方向、明确目标，即实施核心战略以提高绩效的途径做了详细的论述。许多学者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提高公共部门绩效。他们认为，集权和分权这两种制度本身并不能带来高绩效，而一种单一的制度形式在提供某种特定服务上往往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弄清不同制度的优势并区别不同的服务类型，然后将二者进行匹配，才能实现高效。如迈克尔•麦金尼斯（Michacl McInnis）就提倡一种混合的制度安排，对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或者同一服务的不同阶段和部分采取不同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和罗纳德•布兰德（Ronald Burland）主张运用全面质量管理（TQM）来提高公共部门绩效。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实施合同承包来提高公共部门绩效。E.S.萨瓦斯（E.S.Savas）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合同承包是最有效率的。夸姆鲁•阿兰（Quamrul Alam）和约翰•派秋（John Pacher）则以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维多利亚州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竞争投标制度对地方政府结构和绩效的影响，认为目前全球都在将私营部门管理实践引入公共部门，采取招投标制度能够提高效率，减少运作成本，明确运作目标，更好地回应“顾客”需求以及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国外学者对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绩效管理政策制定和市民的共同参与在公共部门绩效改善中的地位作了比较细致的阐述。政策制定者和市民参与绩效评估有助于公共部门经理将精力放在他们社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市民的参与能够通过激励经理超越传统的产出指标，从而集中于生活质量和社区目标而增加绩效评估的影响。尽管市民参与能够通过让服务更多的响应市民的需要而最终改善市政府提供服务的程度和水平，但这个目的常常难以达到。虽然市民的参与通常会产生有效的政策及令人满意的公共部门，但这种参与却常常被认为是负担沉重、成本高昂和消耗时间。托马斯（Thomas）在《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指出，公众参与能够增加公共经理所制定政策的有效性。桑德森（Sanderson）研究了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公共部门改革，发现这些国家构建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规模更适度，而且特别强调绩效管理。伯恩斯汀（David J.Bernstein）则选取了五个地方政府作为研究样本，这些政府均广泛应用绩效测量来支持对公共项目的监管、提升服务的绩效。

国外学者主要基于具体问题和现实案例的研究，主要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定量指标，来测量城市政府绩效的高低和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在研究的具体对策建议上，西方学者积极主张将私人部门的各种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应用到其研究之中，从而形成其鲜明的研究特色。

2 国内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在中国，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散见于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价的研究之中，且学者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绩效评价问题。

2.1 对国外绩效管理实践和理论成果的介绍

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出发，观察和思考当代西方方兴未艾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运动，研究特定国家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改革实践。如周志忍、王庆兵和卓越对英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研究；吴志华、刘靖华和宋世明对美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的研究；薛凯对新西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的研究等。即使同样是对单个国家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的介绍和分析，学者们也采取了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如王庆兵侧重于对英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提高绩效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介绍；刘靖华则着重介绍了美国政府通过信息化技术提高公共部门绩效；周志忍以英国政府的绩效管理的发展进行研究；毕争、邢传对西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势的研究；蔡立辉对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研究等。

2.2 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取向的研究

价值取向是城市政府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和绩效评价行为的深层次结构，是城市政府绩效评价的灵魂。价值取向对于稳定和变革城市政府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引导和调整绩效评价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马玉成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有关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概括出他们共存的几个基本价值取向――增长、公平、民主、秩序。鉴于此，在选择公共部门绩效价值标准上，应该在坚持增长这个价值标准的前提下，以公平作为内在的必要约束。凌文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提出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是政府绩效的基本价值选择，满足公众需求是政府绩效的根本价值选择，公共服务质量好坏是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廉洁、高效公正是政府绩效的价值追求。徐邦友指出满意原则是行政绩效评价的最终尺度，并指出了要处理好满意度评价中的几对关系。

2.3 对城市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

探讨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可行性，并对平衡计分卡理论体系对中国公共部门治理和变革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预测性分析。王鲁捷、陈龙等以政府与市民的互动为立足点，利用平衡计分卡来设计评价市级政府绩效的指标，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课题组的《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报告》中列出了评估政府绩效的三十三项指标。唐任伍结合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选择思路，设计了一套测度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它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因素及其子因素组成，共计47个指标。

2.4 对政府绩效评价流程的研究

胡宁生、周志忍等对公共组织绩效评价作了研究，他们对绩效评价的历史发展、涵义、程序作了详细阐述，对于绩效指标设计的基本程序、绩效评价的内容及方法和绩效评价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卓越把绩效评价的过程划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阶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和等级标准；第三阶段：建立绩效评价和管理机构；第四阶段：选择和确立绩效评价的主体；第五阶段：安排绩效评价的实施程序；第六阶段：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仍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城市政府绩效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学术界对绩效关注的焦点问题仍然停留在绩效评估上，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著述中，谈体制、职能、机构以及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较多，谈管理过程、运行机制等方面的较少。关于绩效管理如何在政府中的运用专著那就更少了，而且有不少研究成果局限于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关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的初步研究。就政府绩效管理与其他管理的比较、我国实行政府绩效管理的障碍，特别是政府管理的具体构建与如何运作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由此可见，尽管比较重视，但是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对政府绩效管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因而开展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对我国政府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改进我国政府的管理方式，转变政府机关的管理理念，提高我国政府绩效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以及回应力，无疑都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克著，谭功荣，刘霞译.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史蒂文•科恩，罗纳德•布兰德.政府全质量管理――实施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第4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当前，项目管理理论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基于此，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在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有大批公共项目在管理实践中无法完全实现项目管理理论的预期效果。随着项目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项目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解决了项目管理理论所不能及的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项目治理的兴趣愈发浓厚。尽管对项目治理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但其主旨符合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从微观组织层面对治理的基本界定，即从制度层面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改善公共项目的管理绩效是世界各国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以PPP为代表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公共项目中的兴起，使得对其项目管理活动的制度保障、制度安排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公共项目治理发展为项目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支。

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脉络

2.1 项目管理研究范式的演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项目管理进入了理论分化阶段。所谓分化是指现代项目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多种范式并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若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现代项目管理称为广义的项目管理，由其分化出的项目管理理论可称为狭义的项目管理，它强调在管理层面从技术方法的角度对现代项目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属于管理技术范式。在重新定义项目内涵的基础上，欧洲最早提出了项目治理，侧重对项目管理制度基础的探究，属于治理范式。

公共项目的管理技术范式与治理范式的区别相应体现在对项目本质、项目价值的认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如表1）。

2.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2.2.1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脉络

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兴起依托于项目治理理论的发展，透过项目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可以映射出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项目管理研究的范围已极大地扩展，具体包括：①单个项目的项目管理研究；②企业间项目的研究；③多项目的研究；④项目生态的研究，即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等角度研究项目。项目治理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项目研究领域的扩展过程，呈现出二维发展趋向：①从强调一方主导的项目治理到多方制衡的项目治理；②从单个项目治理到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如图1）。

2.2.2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

国外项目治理理论中没有明确地构建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隐含在项目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中。

（1）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多项目治理

Turner是最早研究项目型组织治理的学者。他认为项目型组织中存在着公司治理、公司环境治理、单个项目的治理三个层次。在公司治理层次上，通过定义正确的项目组合、项目集和项目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在公司治理和单个项目之间的层次，通过适宜的项目组合和项目集治理及管理结构来支持单个项目。在单个项目的治理层次，包括三种角色：制定项目目标的经纪人（broker），明确如何产生项目的交付成果的管理员（steward），监管项目的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

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将项目治理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项目治理的功能就是从战略高度保证项目成功，且有助于企业的成功。

（2）企业间（组织间）的项目治理——多主体参与的项目契约组织的治理

企业间项目治理的研究主要针对伴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多主体参与的复杂项目，集中于大型项目和PPP项目。

企业间项目治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项目中存在委托的经济关系；二是项目治理的功能是配置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在企业间项目治理理论范畴内，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核心内容，规定了项目契约组织的构成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项目治理结构是治理机制运行的载体。与治理结构相比，治理机制还涉及到市场环境和交易体制，并且在特定的公共项目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具有相对灵活性。

2.2.3 国内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1）萌芽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分析业主不规范行为产生的制度原因。罗建华和高峰分析了公共项目业主行政和市场的不同均衡结果。沙凯逊等提出需要从项目所有权的制度安排上考虑项目的治理方案。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提及公共项目治理，但隐含地提出了治理问题，形成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思维片段。

（2）发展期

2004年，尹贻林等率先提出了项目治理的概念，成为国内公共项目治理萌芽和发展的分水岭。自此，国内对项目治理的研究逐步升温，这种趋势从项目治理的相关文献数量中可见一斑（如图2）。

在此基础上，以天津理工大学尹贻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针对国内公共项目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制度设计问题，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的概念模型。通过构建公共项目管理运行基础和责权利的体系框架影响项目管理绩效水平及项目成败，初步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及其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的架构。

与此同时，以山东大学丁荣贵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管理学研究范式下，借鉴了统一软件开发过程和流程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基于过程的项目治理PR4模型，即在统一分析过程的基础上考虑项目相关方的需求获取、治理角色的定义、治理角色实现的风险识别、治理角色之间关联关系的建立，并基于该模型对政府投资的R&D项目、科技项目的治理进行研究。

综上，国内外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围绕公共项目管理的制度基础展开，即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激励、调节、引导和控制参与公共项目管理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以达成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

3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

3.1 公共项目治理的特殊性

（1）公共项目的交易属性

项目治理理论受组织理论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启发，深入考察了项目作为一种临时性契约组织的内部制度安排，研究这种交易方式的治理。可以认为，公共项目是在公共需求带动下的项目组合形成的政府投资人与项目各参与方之间一系列契约的缔结体。

（2）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特点

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在产出过程中面临比企业组织更多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上升。这也使得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的协调量比一般项目契约组织的协调量要大，因而对承包商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共项目实施前后往往都有相关的前期项目或后续项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契约组织的临时性。

（3）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混合控制权治理

主流治理理论的研究大都是纯粹的国家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公共项目治理是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混合或者联合的治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委托代建模式会出现项目所有权有条件的部分让渡，政府业主和人都会有资本的投入。这种混合治理是区别于一般项目治理的重要特点。

（4）公共项目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公共项目治理具有强制度、依赖性，尤其是我国公共项目正处于项目管理模式改革的转型期，公共项目治理表现出对旧体制路径的强依赖性。虽然采用了新的项目管理模式，但受传统思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影响，新的项目管理模式的实施将受到牵制。

3.2 公共项目治理的核心内容

（1）公共项目的治理结构

项目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项目利益相关者通过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来决定一个完整的交易或相关的交易。建设项目可划分为垂直治理结构和水平治理结构，基于此，具有典型意义的建设项目可表示为（1+3）C模型：1C是业主，3C是设计方、施工方和控制方。依此逻辑，公共项目中的垂直治理反映了由上至下的委托关系，应以交易成本和委托的解释逻辑为主；水平治理反映了项目参与方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应以合作竞争的解释逻辑为主。

受公司治理的启发，国内对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研究侧重于交易与治理结构的匹配。不同的公共项目交易方式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关各方的责权利配置也不同。

（2）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

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存在适宜的治理机制组合，通常提及的市场、契约、科层、关系等都可以成为项目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BjΦrn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采用多种治理机制可以润滑合作关系。Eric和Jessica则提出了均衡治理（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使其优劣势得以互补。Ruuska等认为大型项目是实现项目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动态网络组织，应采用网络组织的视角来建立新的项目治理理论。

此外，近期的研究深化了对公共项目的社会属性的认识，意识到正式的契约治理与非正式的契约治理的重要性，进而将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划分为合同治理机制（或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正式的契约治理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包括合同约束、规章、规程、监督等；关系治理基于信任，通过共同规范、联合行动发挥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

4 公共项目治理的优化

4.1 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对于多项目治理，治理侧重于通过“选择正确的项目，实现项目的有效交付，确保项目及其产出的可持续性”。企业间的项目治理，更强调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权力、利益的平衡来实现项目价值成为项目治理的目标。公共项目的目标不仅表现在最终的交付产品中，在交易过程的关键环节上也应有所体现。如充分考虑项目交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因此，尹贻林等认为，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是达到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最终实现项目价值。换言之，实现公共项目的善治就是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4.2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与项目管理模式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是项目所有权配置的优化，进而形成合理的、与交易方式相匹配的治理结构。现有研究的主要目标指向了项目治理结构对项目交易方式、项目管理模式的影响、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项目治理结构的定量研究等。

（2）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核心：项目控制权配置优化与风险分担的匹配

张喆等强调了PPP项目的契约本质，指出影响PPP效率的关键是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合理的控制权配置一方面能够保证满足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提高PPP合作效率。叶晓甦等也认为控制权是PPP项目合作的重要理论前提，认为PPP项目控制权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控制权，包括实质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它们构成影响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础。胡振等分析了PPP项目三种模式选择方案与风险分配之间的相关关系。

4.3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合理选择

在复杂的委托关系下，风险分担、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项目治理机制。公共项目的项目属性、不同的开发模式、特殊的项目管理绩效目标等使得治理机制的选择面临复杂性。不同的项目治理机制对项目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选择具有情境依赖性。

公共项目治理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契约治理机制来奠定合同所能依赖的第三方强制履行的基础；也需要考虑项目各方的合作关系、信任等关系契约所提供的自我履约机制。公共项目的委托方可以根据潜在人的综合表现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这反映了公共项目治理机制选择的实践需求。

（2）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均衡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公共项目人的激励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均衡作用的结果，并成为解决公共项目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项目环境中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特点以及项目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仅强调正式契约安排下的治理机制是不足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项目中关系维度的治理机制是影响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公共项目治理应跳出狭隘的科层项目管理体系的观点，全面考察正式契约及其之外的项目环境因素。

5 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展望

通过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整合各种研究dylw.net 成果，可以发现公共项目治理中蕴含了从问题产生到项目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公共项目问题——公共项目治理——改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达到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循着该逻辑链条，本文认为，对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两个方面：①进一步打开公共项目中“治理”的黑匣子，明确治理到底是什么，如何运作；②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进一步运用，同时促进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实证研究。

5.1 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深入探讨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从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向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研究的倾斜，反映了人们对公共项目认识的深化，也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但是，目前鲜有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的研究。而且，现有文献对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间的关系存在着互补或替代两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二维框架下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首先应辨明关系治理的内涵及其核心要素。这是选择并优化治理机制的前提，也意味着可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引入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领域。

5.2 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目前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获得的结论大多还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尽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它难以精确分析公共项目的治理状况，也无法为公共项目绩效改善提供准确的治理策略。究其原因，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项目成功、项目治理成功以及项目绩效、项目治理绩效。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仅依靠定性分析难以将公共项目中的质化为量。可见，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已发展至亟需解决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阶段。对公共项目治理状况的评价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也将成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前沿。

5.3 向项目生态学领域拓展研究

第5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第6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分析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领域中，由于其发展历程较短，更容易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进行研究模式的创新发展。现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阶段，加强对社会网络部分的研究分析，能够丰富研究方式、完善研究体系、拓展研究方向，全面推动公共管理研究发展。进而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在现实应用当中，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分析概况

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分析内容，是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特定属性，关注重点始终围绕社会网络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方式。社会网络分析，首先，应通过科学方式对分析层次与对应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行界定；然后，广泛收集相关网络数据，并应用这些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进行关定性与定量测量；最后通过全面的数据分析，得出有效的分析结果。公共管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其主要对象包括社会企业、政府机构、民间公共行动体系以及社会团体等。在不同机构团体当中的管理应用当中，由于多种因素的交错影响，会直接涉及各应用主体的利益问题。由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与人们生活、社会治理等方面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重要节点的公民、组织、部门或机构，都为社会的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现实功能及客观作用。通过对社会网络更深层次的研究，能够高效实现公共管理的现实应用意义。

二、公共管理过程中中社会网络分析应用

1.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原则

在社会网络分析短暂的发展历程当中，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构建的三种社会组织网络形式：政策制定、合作治理与纳税人买单公共服务。这三种社会组织网络形式，在公共管理当中的实践，能够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发展提供众多借鉴内容，并从中提炼出三点作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原则：第一，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发展当中，面临公共问题复杂、棘手，且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情况，只有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相关部门与民间相关组织之间，通力构建合作社会网络关系，才能够有效提升研究与实践效率，更好的达成公共管理效果。第二，在经济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城市建设与发展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部门有效的公共管理工作，对实现政府对城市建设的权利与职责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促进并加快各组织、部门、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公共管理高效运用的重要途径。科学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帮助形成有效的合作范式，使公共管理更加的系统与规范。

2.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前景

社会网络分析对于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由其是在当前公共管理与城市公共规划管理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之下，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拓展公共管理的研究方向。其一，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实现。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能够推动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发展，同时，合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可以重新定位城市的网格化规划，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城市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城市的网格化形势及其管理模式。其二，各城市主体之间合作模式的建立。立足于城市建设的全局性、复杂性与综合性角度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深入了解各部门、组织、机构的不同职责与社会功能；同时，运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注重各方利益，多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推动公共管理效果的最佳化发展。其三，推进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改革。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内容涉及广泛，合理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有效支持改革的推进。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实现部门协调、管理方式调整，进而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

公共危机多以不可预测的形式出现，在无法预防的情况下，只能够通过有效手段减轻一定程度的危害。将社会网络分析融入到公共危机管理当中，进行研究实践，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等多主体协同合作下，自然灾害或人为暴力恐怖事件的预警、应对及处理。在国外的一些研究当中，例如卡普卡等学者以EMAC为对象的研究当中，通过网络分析软件分析出EMAC在卡特里娜飓风当中的网络中心度与中心性的相关数据，得出了“合作协调能力是公共危机应对过程的核心力量”这一结论。吉恩特在反恐的公共管理领域，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实践，并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了叛乱网络关系当中关键环节。此外，意大利在2002年就成立了国家应急委员会，负责重大恐怖事件的救援决策工作的协商；在2004年又全面构建了指挥中心大楼，并针对突发事件应对建立了完善的决策指挥系统、资源配置体系、应急救援相关信息共享系统以及联合办公机制。通过对国外公共管理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合理借鉴，由其是社会网络分析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研究，对我国公共卫生威胁、自然灾害应对处理、反恐领域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对拓展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围与研究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表明，社会网络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能够促进社会各组织、机构、部门之间的协作运行，实现公共管理在社会前进与发展当中的有利作用。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当中，通过借鉴世界各国相关公共管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能够高效促进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卫华.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3):96-101

第7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评述;中国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01-03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公共)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单位为了统计的方便,对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为主要作者,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资料;对于有诸多头衔的作者,我们只采用第一单位的资料。

所有未标明资金支持的都看做是无资金支持。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部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或政策选择)、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图1 作者单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为28.6%,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部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占17.1%。另一方面,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研究方法滞后,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绝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 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M].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1997:1-2,35-49.

[3] 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5):21.

第8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然而至今令人喜忧参半的是，在“预警”和“应急”两者之中，我国政府虽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应急管理体系”，但“社会预警体系”的“建立健全”却显得与之极不平衡。造成这种“半壁江山”的原因深刻而复杂，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有管理体制方面的，还有思想观念方面的等等。在此，由于篇幅和主旨所限，我们暂不探究。值得关注和令人欣慰的是，在落实中央“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指示精神中，有一支勇于探索并卓有成效的科研团队―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

这支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即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阎耀军教授。阎教授现任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未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他很早就开始从事社会预测和预警研究工作，早在1998年就在天津社科院提出组建预测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并于2002年和2003年连续出版了两部社会预测和社会预警专著。2006年天津工业大学根据党中央多次提出的“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要求，结合学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需要，引进阎耀军教授，正式组建了一个以社会预警与公共安全管理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研机构―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

该研究所成立以后，在阎耀军教授的带领和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公共安全和危机管理领域可谓异军突起。

在学术创新方面，该所主持完成多项国家课题，提出和建立了社会预测学的基础理论（《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初创了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理论与方法（《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提出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前馈控制理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4; 《学术研究》2006.9；《天津大学学报》2009.4；国际应急管理会议2010.8《中国应急管理》2010.9）。

在实际应用方面，该所根据实际应用部门的需要，承接十多项省部级课题，开发了多种公共危机监测预警预控系统软件（中心城市社会稳定监测预警系统、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管理系统、问题监测预警系统等）；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十多个城市到该所学习培训，有二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该所专家讲学。国家安全部门、公安部门、维稳部门、部门以及国家民委等政府职能机构的领导多次造访该研究所。

在比较优势方面，该所与同行相比具有明显特色：

其一是理论前沿和实际应用先发优势。该所研究人员早在1998年就开始研究社会预警问题，并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同年就发表了全国第一部社会预警专著《超越危机―社会稳定的量度与社会预警》；该所还开发出全国首批以《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管理系统》为代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并应用于实际部门。

其二是对复杂非物化现象计量研究的优势。对社会稳定或风险这类复杂非物化现象的计量，是长期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难题。自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并逐渐风行于世的“社会指标运动”提供了一种以社会指标为工具的计量方法后，许多人在重视定量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定性（理论）研究，其后果是导致了众多缺乏理论支持的指标体系，从而导致计量效度和信度的低下。对此，该所提出“理论模型是统帅指标体系基本框架的灵魂”的观点（《社会科学报》2006），成功构建了“社会稳定理论模型”、“民族关系和谐模型”和“问题预警模型”，并据此构建计量指标体系，辅以多种现代计量方法，从而推进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和统一。

其三是以前馈控制为研究取向的特色优势。在理论上，肇始于维纳的控制论以反馈控制为其理论核心；在实践中，以“应急办”为代表的各类公共危机管理机构重心亦在反馈控制；而各类研究机构，绝大多数都以危机的事后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甚至危机的善后管理为中心。而该所的重点则放在危机发生前的“预警管理”，强调“前馈控制”。他们认为：在当代高速运行的社会中，任何反馈控制都不能避免“时间滞差效应”，而时滞效应往往又会导致“潘多拉魔盒效应”，使得危机后果不可挽回。因此前馈控制应当是现代危机管理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该所的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攻其重点和难点。

其四是文理结合、四位一体集成创新优势。该所认为：理论、方法、技术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做到极致，都不能单独解决应用问题（有时甚至连科学认识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上述四个方面整合集成为一部“整车”，才能使科研产品由“好看”向“好用”转变。天津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院校，在这样的院校中如何发展软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该所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大尺度交叉、“理论-方法-技术-应用”四位一体综合创新的道路，并初步显现出其他研究机构难以比拟的文理结合优势。该所研究人员不仅有管理学和社会学博士，还有数学博士、系统工程学博士、心理学博士、信息与计算机博士、情报学博士、统计学博士、地理信息技术博士等等。该所开发的各种监测预警软件，就是多学科集成的产品。

科研业绩的取得和优势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科学的执著探索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科学研究中，历来有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三个层次的说法，其中后者是最为困难的。所以较少有人愿意从事这种投入多、耗时长、产出少而且风险大的科研活动，然而其实这种科研活动才是对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当今社会之所以被称之为“风险社会”，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风险在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为了规避或者减弱风险，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各种社会预警系统，他们不仅形成了完备的科学体系，少数国家还开发出了用于规避风险的、被世人称之为国家安全新核武器的尖端产品“政策模拟器”。

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中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任务，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何在？阎耀军教授对此感触颇深，他在2010年应急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应急和预警何者更重要？”这一关键问题，受到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引发了新的思考和讨论。他认为，应急管理中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方式存在管理时滞问题，现代社会风险的“潘多拉魔盒效应”使“亡羊补牢”已经失效；而传统的预警方式―神灵性预警已被抛弃，经验性预警已经过时，哲理性预警亦难奏效，必须建立起在现代科学支持下的实证性预警系统，尤其要建立别人已有而我们还没有的国家安全新核武器―政策模拟器（社会风险模拟器）。以此认识为基础，研究所确定了明确的工作定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文、理、工结合，多学科大尺度交叉的新型社会预警与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基地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基地；开发有用的预警产品，探索和创造公共危机预警研究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紧密结合、学术理论研究工作和实际应用开发工作紧密结合，各方互动共赢，建立互利互惠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科研机构。

第二，立足天津工业大学，拓展社会预警与公共危机管理学科建设；进军北京相关领域，成为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公共危机预警管理的外脑和重要智囊团；依托中国未来研究会，成为网罗天津、北京、乃至全国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专家的桥梁和纽带，为构建我国社会预警系统倾尽绵薄之力。

第三，在重视社会预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同时，大力加强公共危机预警管理的实物性、工程性、实用性的研究工作，瞄准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拟器―“社会风险模拟器”，努力打造公共危机预警研究的强势品牌。

第9篇：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