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 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第2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国智库；外交政策；中美经贸关系；政策；影响

中图分类号：D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6-0110-03

智库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结构之一。智库通过不同的方式公布和宣传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发挥着影响力。随着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议题趋于专业化，智库所施加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何最大限度地借助与美国智库的良好互动，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经济领域的交流和探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智库由知识精英组成，以“思想”为其产品，其作用是深入分析美国的国内外事务，为政治决策出谋划策。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将智库定义为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盈利性组织，产品是专业知识思想，以此为主要依靠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操作上，智库属于501C3 非盈利组织，研究有关公共政策并传播思想。在政治上，智库属于进取型研究机构，寻求公共可信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投身于政治，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思想来影响政策制定。[1]11-12

对于“智库”术语的来源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很多研究报告称智库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后随着被称为“智库”的兰德公司的成立，各种相同性质的研究机构大量出现，“智库”一词遂开始被广泛采用。美国最早的一批智库在20世纪初问世，主要反映了进步运动的思想，他们致力于“政治过程的去政治化”，以提升政策制定过程的可信度，倡导通过专家所掌握的知识，实现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以摆脱无休止、无意义的政治斗争。[2]303当今美国很多赫赫有名的智库多出自于这一时期，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等。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罗斯福总统组建了他的“智囊团”，政府开始干预社会和政治问题。大萧条的惨痛事实成为政府介入社会管理的最充分理由。二战后随着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责任，对政策研究分析的需求迅速增加，智库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智库的定位和角色逐渐产生了变化，尤其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智库更具备意识形态特征，并且更加注重政策的宣传和鼓动导向。

近年来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特性较为明显，保守派智库兴起。通常认为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均为保守主义的阵营，布鲁金斯学会是中间派和自由派。同时智库更为注重政策营销型活动，从幕后转至台前，曝光率大幅增加。这两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智库的“利益集团化”，令二者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尽管智库与利益集团都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方，但是它们各自的关注内容、作用方式以及最终目标不同：智库关注公共事务，运用知识和观念提出政策建议；而利益集团关注自身利益，主要通过游说达成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智库在选举中主要为政治候选人筹划策略，而利益集团主要提供资金并动员选民支持。

二﹑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针对美国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状，学术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多元论、精英论、多元精英论等。多元论以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为代表，认为社会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同政府官员有联系的群体。这些群体争相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多元参与的过程，智库只是作为其中一元参与其中。以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权力精英理论认为社会是由联合起来的、不代表人民的精英所统治。精英通过其成员所占有的地位来统治国家。多元论和精英论是一系列美国政治理论中的两个极端。后来又出现了多元精英论。这种理论强调政治分为不同的政策领域，按照这种观点，多元论和精英论之间的争论可能取决于所谈论的是哪一种政治冲突。被决定问题的性质很可能影响到决定问题的方式，在诸如外交政策的制定上，权力精英论有助于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3]209-217

在实践中，美国历届政府都有众多智库专家担任要职。里根总统任用的很多专家来自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30多人，如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出任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会有一大批智库专家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许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如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担任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

借助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如期刊和研究报告等，进行舆论传播，是智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渠道。一些著名的智库都会定期发行学术期刊，登载最新研究成果。智库还会及时相关研究成果的报告。另外，智库还在总统竞选期间为候选人担任顾问，以此作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渠道。智库还会通过加强与议员的联系、到国会作证、借助新闻媒体等渠道影响外交政策。

政治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智库的主要产品——思想和专业知识——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1] 5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认为智库的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以及设计政策。每种形式都面对不同的听众，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信息。[4]衡量美国智库对其政府政策的影响力的方法之一是定量评估智库的业绩，如通过智库观点被媒体报道的次数和到国会作证的次数，也有的借助智库举办研讨会和发行出版物的数量来评估。[5]89还有的学者通过解读智库公共知名度与政策相关性的计算结果，质疑知名度最高的智库肯定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可信赖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一观点，认为智库的影响力在政策周期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5]117本文基本按照安德鲁·里奇的划分，通过美国经济政策中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分析美国智库的影响。

三﹑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最初主要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总体上多为中美关系宏观定调型研究。如1997年7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了题为《塑造美中关系——长期战略》，该报告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同中国的关系更重要。”[6]414-415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智库对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大体上经历了1993年之前的贸易逆差阶段，1993年之后的贸易盈余持续增长状态和2002年以后的贸易盈余大幅度增长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虽然在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反倾销、纺织品贸易、高科技产品出口等领域还存在问题，但是两国已经探索出了一定的协商解决机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5年8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举行了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2009年7月合二为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启动，至今已进行了四轮对话。通过对话机制，中美从战略和长远利益出发来协调具体问题，探索出了很多协调和合作方式，为双边投资扩展了新领域。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增加。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为中国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所获得。舆论和政客往往持有这种观点，借口对华贸易逆差，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动辄向中国发难。这种观点无视中美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分工，尤其是国际生产布局发展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独享对美贸易顺差，对美贸易顺差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而且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设限也是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种观点则比较务实，主要为大多数智库中的学者所倡导，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能够从较客观和长远的角度看问题。除了将中国作为对手之外，美国智库通过对中国的全面研究，试图把握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将中国以美国自己设定的规则纳入自身的利益体系。以2010年5月4日美国卡托研究所丹艾肯森（Dan Ikenson）发表的研究报告为例，这一报告指出美国媒体渲染了中国，挑起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激化了美中贸易摩擦。报告认为应该客观看待中美两国政策目标之间的差异，强调协商解决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双边贸易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两国都能受益于和谐的经贸关系。对待两国的经贸纠纷，使用“胡萝卜”达成协议，远胜于使用“大棒”制裁。丹艾肯森还指出美国首要问题是解决好国内的经济问题。

从影响的渠道上看，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通过发表研究报告或论文、引领政策讨论、影响政府并教育公众、为政府政策提供建议、到国会作证等方式实现。在美中经贸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每到重要的历史节点，都可以听到美国智库的“声音”。200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首次由2004年的321亿美元跨越式地上升为1021亿美元，美国国内舆论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对中国对美出口横加指责。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态势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于2006年4月联合出版了《账簿中国》一书，该书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妨碍美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及充分就业的目标，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了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有助于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从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多。[7]

近几年，美国智库加强了与中国相关智库的合作，组织了大型会议、公开讲座、内部讨论等学术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发表更为客观和水平更高的研究报告，另一方面有助于籍由“二轨外交”，促进两国间政策制定和执行相关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如2006年10月布鲁金斯和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中心成立。从2010年开始，由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发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联邦行政学院共同负责，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美高级官员培训班”已经进行了两届。2012年参加培训的有12名行政官员，行政官员被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基础，他们往往为最高层决策提供各种备选方案。

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体现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1]97设定议程阶段，智库主要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引领舆论。在总统换届之时，智库的主张往往供新选总统在制订施政方针时考量。通常在政府政策制定者开始讨论某项重大政策之前，智库就早已对其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在政府决定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智库已构建了政策的议事日程和具体方案。这是美国智库在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阶段发挥的作用。虽然美国智库对其政府政策的影响力难以量化衡量，但是通过考察智库的研究及一系列活动，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官方的态度和立场为例。在官方正式决策出台之前，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及中国“入世”的有关问题，美国各大智库都相继了研究报告，引领讨论，出席国会听证会，建言献策。仅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批准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前后，以及中国“入世”前，该学会接连研究报告，并在国会作证，陈述其观点并提出政策建议（见下表）。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加深，经贸领域的合作向纵深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对问题和政策的谈判与协商也越来越专业化，很多问题需要在技术层面上磋商，而且就某一问题，更需要资深智库的专业学者参与。虽然美国智库可能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由于其研究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因而能够进行沟通和释疑，形成政策与研究的良性互动。

目前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更集中于经贸领域细化的各类问题，即使有宏观性的研究成果，其定调的意义远比不上对中美外交关系的总体定调，原因是美国智库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毕竟限定在中美外交关系的宏观框架之内。但不容否认的是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之间最为活跃的存在，正吸引着美国智库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美]安德鲁·里奇.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M].潘羽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2]周琪.美国外交决策过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 .陆震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美]约翰桑顿.智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EB/OL].[2012-07-31].http：///portal/n6035c184.shtml.

第3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美轮胎特保案；国际贸易理论；顺差

一、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文献综述

（1）中美贸易顺差在于贸易结构失衡。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美间的巨额顺差原因在于贸易结构的失衡，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现实中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与理论基本相符，进口商品结构却远非资源及技术密集产品。中国人民大学李亨将H-O理论下的中美贸易模型与现实中的中美贸易进行对比，认为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及加剧，主要责任在美方。（2）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关系。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方法证明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美国借顺差对中国汇率制度干预的行为，因此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用也不大。

二、中美顺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1）中国出口导向政策。从2000年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间，中美顺差增长迅速，顺差从297.36亿美元增加到1708.57亿美元，平均年增长速度达118.64%。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39.93%上升到51.19%，尽管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均下降，其顺差额仍然很大。对比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增长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出口增长迅速且幅度大，进口增长相比之下较为平稳，出口的增长速率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长。巨额的顺差更多地来源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这与中国在对外贸易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出口导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2）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鼓励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但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长不大，其根源在于作为我国第二大技术来源国美国对中国实行的严格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信息安全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设备等方面实行严格出口管制，并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许可证商品的范围，增加了两国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成本。

三、特保案的分析

（1）特保案的理论视角。假设美国对我国进口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不影响我国轮胎在全球自由贸易下的价格。根据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 美国增加惩罚性关税后我国轮胎在美国的价格将高于自由贸易下的轮胎价格,则对我国轮胎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大大缩减了从中国轮胎的进口。这项措施使美国轮胎厂商利益增加，美国政府从惩罚性关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却减少了,且生产者与政府获得的利益并不能弥补消费者及社会的整体损失。（2）特保案的利益分析。从中国角度看，美国对中国出口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轮胎出口的抑制作用将会十分明显。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的轮胎出口产业以重创。中国对美国部分汽车和鸡肉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有利。从美国角度看，特保案缘起在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下滑和失业问题的严重，美国借巨额顺差为由，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其国际、国内经济的稳定。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恢复是无补于事，甚至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鸡肉占其总出口的20%以上。在汽车产业方面，为使汽车产业竞争力恢复，美国政府对汽车业的补贴十分严重，汽车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若中国真的对美产的鸡肉和汽车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美国经济将受到不小的冲击。

四、特保案的启示

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美国对华严格的贸易限制造成了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这两者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下滑致使中美顺差问题更加突出，由此不断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从2009年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可以看到两国的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甚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无益，此类贸易纠纷至少在当前是无法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出口，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主要的出口国家――美国愈发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毫无疑问地将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面对此形势，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出口，并积极应对不断涌现的国际贸易纠纷；另一方面应逐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使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第4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 传导机制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内传导机制

（一）意识、观念、理念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意识、观念、理念是人们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指导人们进行决策与实践，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点。以意识、观念、理念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般受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存在于个体或团体的意识中，往往具有分散性、模糊性和独立性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人、企业、团体中很快形成了保护国内产业、提高就业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意识与理念，由少数个体观念逐步迅速扩展并上升为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观念或理念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初始形态。

（二）理论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理论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学者、研究者将人们头脑中直观的、经验的、零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观念、理念加以总结、凝练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形态而进行传播的存在形式，常常体现出系统的、群体的、具有较大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行为。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萌生，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有：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等。新贸易保护理论较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更具有隐蔽性和攻击性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说，是借“合理”、“公平”之虚，实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进口产品丧失国际竞争力。

（三）利益诉求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利益诉求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某种或某几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利益诉求或诉诸于实际游说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常常体现为利益集团的、集体的、有明确目的的、能够直接影响决策的政治诉求行为。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在要素流动的高位，劳动力要素持有者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在要素流动的低位，特定产业的所有要素持有者皆反对自由贸易，这就形成了以产业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者联盟。这些保护主义者的利益诉求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政治市场寻找摆脱进口竞争的压力，国会是这一利益诉求成功的关键，进口竞争产业通过游说国会议员实现保护主义，议员回应的强度与该产业的地理广度和深度成正比，国会是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沟通行为体。

（四）政策形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把贸易保护主义意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贸易保护主义诉求上升成为国家意志并最终形成国家政策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行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主要奉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主要采用“配额”、“补贴”、“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为贸易保护的政策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单边保护转变为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保护，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成为这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型政策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逐步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竞争政策，甚至是社会政策。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机制

（一）特定时间节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规律

1.20世纪7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的竞争压力加剧，贸易逆差急剧上升，贸易保护的思潮开始萌生。随着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的危机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攀升，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涌现。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由于二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性加强，贸易政策的连锁反映也更敏感，美国采取许多保护贸易措施，而这些措施反过来也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报复，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蔓延与扩张。一方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许多国家纷纷高举贸易保护的旗帜，通过配额、政府补贴等保护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2.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引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1997年7月以后，泰国货币危机很快扩大到周边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非律宾等国家。同年10月，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相继遭到冲击。同年11月韩国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次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不仅使东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而且导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普遍在本国掀起了购买国货运动等贸易保护措施，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减少，并且由于货币贬值，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出口量剧增，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度兴起。

3.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随着2008年9月雷曼兄弟提出破产申请后，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摧垮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股市应声而落，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十分严重，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持续的暴跌，次贷危机转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整体衰退，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国际投资锐减，全球新的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

通过以上对特定时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机制的梳理可以看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危机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孳生的温床，经济全球化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渠道，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传播的速度，技术与经济实力影响贸易保护的实施手段水平与应对措施。

（二）美国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作用

新贸易保护主义发源于美国，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是全球第一号经济大国、技术大国、人才大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在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借着“公平”“安全”等合理理由，娴熟运用反倾销、反补贴、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安全标准等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以维护本国产业，甚至通过国际舆论等压力的实施，干预进口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以达到自我贸易保护的目的。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全球导向与示范作用，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运行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被动境地，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特别是针对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GDP跃至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导向将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国内外传导影响的对策

（一）坚持自由贸易、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的力度，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新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或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行业生产率水平和社会福利，企业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贸易也能提高总体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恢复与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在发展国内市场、刺激内需的基础上，积极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外需，实行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贸易。但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大国处于利己主义考虑，口头上高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上却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应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同时极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寻求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平台进行双边和多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协调，以有效地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二）扩大内需巩固国内市场，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强的国内市场后盾

从各国经济系统的运行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处于同一层次，总是同时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这对于疆域辽阔，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尚有发展潜力的大国经济而言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其一，巨大的国内市场会使国内贸易量远远超过对外贸易量，国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可发挥出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其二，国内地区间分工和贸易通过降低一国国内生产成本，可以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其三，有助于评价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大国经济的适用程度，从而确立更适合国情的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因此，我国在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上，应加快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贸易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巩固国内市场，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强的国内市场后盾。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回旋余地

首先，市场多元化不仅是增强贸易谈判实力的必要策略，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 开辟包括中东、拉美、非洲等在内的新兴市场，摆脱产品过于依赖欧美市场的局面。同时，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过程中，既要重视市场多元化中“量”的扩展，也要重视市场多元化“质”的提高。其次，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有效避开反倾销壁垒，还可以避开其他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为了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正好为我国具有实力的出口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好机会。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使我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具有效率

一方面，要改革我国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构建以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立协助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摩擦的诉讼机制。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要协助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完善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通过该机制对行业内重要产品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出口地区以及进口国市场动态等信息进行有效地监控和及时，以便企业防患未然。同时，联合企业对外进行国际贸易摩擦诉讼，为企业应诉提供组织、信息、技术和对策咨询等服务，积极配合应诉企业搜集证据，提供有关本行业的全面资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和强化市场准入机制的作用。根据国际行业技术标准改进我国行业技术标准，逐步推行ISO14000， 同时强化市场准入机制，促进产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从而通过自身标准的提高来规避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1.梁碧波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改革与战略，2008（4）

2.薛荣久.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遏制[J].国际贸易，2009（3）

3.张志文.东亚金融危机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J].亚太经济，1998（10）

4.李轩.西方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5）

作者简介：

第5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中美贸易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地实施。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选择上，民族国家总是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今，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蒂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使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领域，国外拥有大量文献,国内文献也日渐丰富,所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对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2、赵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摩擦[M].商务印书馆,2003.

3、赵建.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4、施建淮.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J].国际经济评论,2005:7-8.

5、卢艳玲.加入WTO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特点、原因及对策分析[J].北方经贸,2005(3).

6、许承明.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原因分析[J].财贸经济,2003(5).

第6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海啸;“买国货”条款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064-01

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其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都受到此次金融海啸的冲击。正当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新上任的领导集团推行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其中最具争议的政策就是美国“买国货”条款。

一、美国“买国货”条款

奥巴马政府刚上台就推出了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一条款规定:除特例外,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刺激方案资金支持必须使用美国产钢铁产品,即所谓的“购买国货”条款。此条款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讨论。支持者认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刺激经济,理应购买国货创造就业岗位。反对者则认为美国主张买国货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因此一触即发。

二、针对“买国货”条款正反两方的意见

(一)支持者的意见。美国“买国货”条款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钢铁制造业和工会。

美国钢铁公司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特伦斯•斯特劳布说:“如果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投资,那美国产品似乎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莱奥•杰德勒也对此条款也表示支持。他说:“美国制造业完全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是得有些经济爱国者了。”

众议院自从通过经济刺激方案,美国政府只有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公开维护“买国货”条款。拜登说,“买国货”条款是刺激美国经济的“正当之举”,并不是预示贸易保护主义降临的“凶兆”。

支持此条款的主要原因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刺激本国的消费,从而拉动国内的经济发展。

(二)反对者的意见

并非所有美国企业都支持“买国货”条款。美国100家包括建筑、国防和高技术公司在内的企业上周致信参议院,警告保护主义条款只会伤害美国雇员和公司的利益,损坏美国的国家形象,引发贸易战,影响美国出口。

早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经济刺激方案之前,通用电气公司和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即明确反对“买国货”条款,原因是他们每年收入的60%来自海外市场。他们担心“买国货”条款将刺激其他国家采取同等举措,封锁美国出口产品的出路,为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创造了充足条件。

这两家公司的意见足以代表美国的反对者,因为这一条款如果触发国际贸易战,美国则可能最多失去6.5万个工作岗位。而按照目前的“买国货”条款,美国最多只可增加9000个工作岗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也是怕发生贸易战的。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映来看,大部分国家都反对美国“买国货”条款,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贸易保护手段。欧洲联盟和加拿大对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购买国货”条款表示不满,说条款偏袒美国钢铁业,不符合美国先前“不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

三、我们应理性看待美国“买国货”条款

美国通过买国货的经济条款后,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开始抬头。西班牙、瑞典、德国、英国先后出台了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据世贸组织1月调查显示,大部分国家目前尚未诉诸保护主义手段解决经济难题。但报告警告,如果各国政策倾向保护主义,“只会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令早日恢复的希望更加渺茫”。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以此限制进口,但结果却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世界经济也由此陷入大萧条,美国经济也很长时间未能得到复苏。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因为采取国内保护主义措施而引发贸易战,不仅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应该对美国出台的“买国货”条款保持警惕的态度,这一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违背了自由贸易原则,甚至会对一些不发达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些都会使这场金融危机更加严重。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张涛(1988年-),男,汉族,北京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2006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贸易。

参考文献:

[1]韩冰.世贸组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日益finance.省略/roll/20090212/00492669264.shtml,2009-02-12

第7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量的增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只有全面认清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努力使贸易摩擦对我国经贸方面的负面影响减弱到最低的限度。 论文关键词：中美贸易 贸易摩擦 对策分析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对两国经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四）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动，华盛顿不能阻止中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 （五）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3.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 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 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 WTO 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市场的过分集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进军，达到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目的。 （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更要求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融入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 结语：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 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抱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中美贸易一定有更大地发展前景。

第8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对华贸易政策；贸易保护；国家利益和政治战略；利益集团

国际贸易中国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承担了更多的角色，比如经济交往、外交斡旋以及为政治服务，而中美之间的贸易复杂且难以把握，尤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仅具有阶段性而且各具特色，在中国的经济贸易决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对华贸易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中美建交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梳理和总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九十年代以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是为政治战略服务的，尤其处于冷战的特殊时期，贸易政策以友好为主旋律。蒋珠燕（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处于解冻、合作和发展阶段。1979年《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美贸易开始正常化，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在关税、货币等方面相互提供便利，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平稳发展，美国与苏联的政治博弈主宰着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杨进欣（2000）认为，不管美国是看中中国具有无限潜力的市场还是处于冷战时期维护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政治战略需要，90年代以前的美国基本上都是以友好主动的态度去寻求与中国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和贸易。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迥异的文化传统又使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注定是以美国的战略需要为基础。毕元辉（2004）指出中美建交是在美国对苏缓和政策失败的推动下促成的，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始终要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苏联政策的需要，但是其中也不乏掺杂着大量的经济因素，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总体来说，该时期的贸易政策是政治主导经济，双方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活动开辟新的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二、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受到不同事件和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很大的波动，卢欣（2011）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1989年中国发生的事件，中国对于美国的政治战略意义有所减弱，因此克林顿在早期利用最惠国待遇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美国既不想放弃中国的经济市场，又想迫使中国在人权方面向美国屈服。

但是在执政后期，在对华态度上主动对华示好，重申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白大范（2012）指出，克林顿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实行“国家出口战略”的

积极对外贸易政策，尽管克林顿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甚至等方面与中国在政治上有些许摩擦，但是对华贸易的投资潜力和回报始终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余雄（2000）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核心是最惠国待遇问题，它不仅关乎正常的国际经贸关系更是与两国的政治博弈联系在一起。克林顿时期对最惠国待遇政策经历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演变过程，对华贸易政策由“全面遏制”转向“全面接触”。

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宋国友（2003）认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本土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在国际层面的表现，比如批判问题的人权组织、美国换届总统竞选的政治筹码。徐荣（2001）也指出，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把最惠国待遇和附加的严苛条件联系在一起作为寻求选民支持的政治承诺。随着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以及美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强烈反对，加之美国经济日益强大对美利益巨大，最终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王晴（2006）认为，美国国会在对华最惠国问题上与总统之间产生的分歧也导致美国对华贸易的波动。袁征的《美国国会、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中美关系》也论述了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对华最惠国问题上的争端以及影响国会议员对华问题上的因素。总体来说，冷战的结束使中国的政治战略地位有所下降，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以及政治周期等对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小布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中，复杂且又多变，白大范（2012）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丧失了明显的导向性，“接触”与“遏制”并存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霄和蔡丽（2001）认为，“9.11”事件使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国家安全上，美国以“接触”为主要手段放松对华贸易政策，支持中国加入WTO，允许中国在入世后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随着美中贸易的严重失衡，又使布什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趋紧。李静（2010）认为，为了挽回美中贸易的严重逆差，美国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提高人民币汇率，同时采取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等方式制造贸易摩擦。

对于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原因，梁碧波（2006）指出，不管在任何时期，贸易政策都要服务于国家利益，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影响和制约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李静（2010）指出，美国认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支持中国入世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但是随着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趋紧。

四、奥巴马至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上台执政时面临国家经济深陷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李静（2010）认为，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即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国需要维持中美正常经贸关系，但是同时需要恢复经济，降低失业率，美国需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消除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华反倾销等达到顶峰。白大范（2012）指出，奥巴马秉承维护“经济正义”的基本宗旨制定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应当反应美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在自由贸易协定中附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在扩大国家出口的同时抑制进口。

张丽娟（2011）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衰退，国际新秩序面临挑战，美国需要促进出口拉动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而中国是美国实行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美国贸易政策承载了太多的政治责任，贸易政治更加盛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提上议程，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突出亚洲战略，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签订，注入了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意图制定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马相东（2010）指出，美国本土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奥巴马在国内的支持率急速下降，中国成为美国实施贸易保护和抨击的对象。蔡强（2011）指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影响，奥巴马为了维护特定群体尤其是劳工和公共利益集团的利益等，需要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张建新（2009）认为，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潜存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尽管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借助中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美国仍然很流行。美国政府认为，对外贸易机会的扩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因此需要从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

五、结论

现存的美国对华贸易研究集中在美国国内因素影响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比如美国的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利益集团的博弈和公众等，在国内外存在大量相关文献，通过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同时期的特征和原因分析，能够为当今中美贸易问题和国家关系提供建议，但是对于同时期中国国内的相关因素对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中国对发现并分析自身问题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小军.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经济外交.复旦大学，2014.

第9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新规则;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4－0014－02

无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还是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都排除了发展中大国中国、资源大国俄罗斯以及人口大国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三大谈判究竟是发达经济体主宰世界贸易“游戏规则”的手段，还是架空WTO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途径?本文对三大谈判和新贸易规则的重建进行剖析并寻找对策。

一、国际贸易新规则形成的背景

(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生产和贸易的调整，需要更复杂的贸易规则来处理商品、投资、服务和知识等的跨境流动。与传统贸易模式下商品在国家间进行交换不同，新贸易模式是通过全球生产网络运作，它要求国家间的关系更密切，市场规则更一致，标准融合得更紧密。

(二)WTO规则存在弊端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是为了促进商品的跨国自由流动，是基于传统的贸易形态。2001—2013年长达12年的多哈回合谈判终于在印尼达成了“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取得了一点成果。然而，WTO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国际经济与秩序上的尖锐矛盾导致多哈回合谈判极其困难，道路曲折。

(三)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美欧经济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债务危机的欧盟都有意愿通过降低非关税壁垒或取消关税等措施来改善经济低迷的现状。首先，近年来欧盟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存在歧视，借助TTIP谈判可以打开两国市场。其次，高水平区域一体化的竞争中立原则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行为，提高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三，美欧希望能在互联网以及数字贸易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美国战略布局的推动

美国加快形成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躯干，以TPP和TTIP为两翼，辅以TISA的战略格局，这几大贸易谈判齐头并进将有助于稳固美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上的中心地位。美国大力推行三大贸易谈判，既重视区域也重视双边，以期建立世界贸易新规则，确保其贸易规则主导权地位，还可抑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的趋势。

二、三大谈判推动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

(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在美国的主导下，自2010年至2014年2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共经历了20轮谈判，发展极其迅速，可见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TPP涵盖区域的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区域一体化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将是巨大的。TPP谈判内容包括管制的一致性、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原则、服务领域的开放标准、投资者权利保护、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既有新议题也有对原有议题的深化。

(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

TTIP是美国和欧盟正努力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协议。美欧谈判和合作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非关税壁垒和制度规则方面。与TPP比较，TTIP既包括美欧经济关系问题，也包括其他经济体进入欧美市场的约束问题。TTIP是占全球1/2GDP的两大经济体的联合，与TPP中各成员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不同，其标准将高于TPP的相关规定。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计算，2013年美欧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和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2。美国和欧盟在相互投资和服务贸易上的合作空间较大(见表1)。

(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

TISA的成员都是高收入经济体或地区，服务业相对发达，其服务贸易约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2/3。TISA谈判涵盖了所有的服务贸易领域，旨在形成更好的服务贸易规则。根据欧委会官网信息，2014年12月1日的TISA谈判主要涉及国内管制、自然人流动、金融服务、电信和电子商务等议题，并且欧盟提倡谈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支持有兴趣的成员，如中国和乌圭拉加入谈判。TISA谈判采用市场准入正面清单和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新模式，还将设置“冻结”、“棘轮”条款，并且涉及“劳工”、“罢工”两个特殊的新规则条款。

三、对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思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对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思考

1.影响跨区域协定的三大谈判相互关联，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它们更关注长期规则的制定，超越了现有的WTO规则，体现了发达国家力图成为贸易规则主导者的意愿，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施加了外部压力。2.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所提倡的改革与三大谈判的目标方向一致。但我国的市场发展程度、贸易政策自由度、国内经济规则等与发达经济体仍存在较大差距。3.关注三大谈判中主要谈判员的观点和态度，有助于确定我国未来的努力方向。在TISA谈判中，美国倾向于联合“服务贸易之友”先达成协定再吸纳新成员;欧盟支持中国等金砖国家以及东盟成员的参与;澳大利亚同样希望中国等国家加入谈判。中国加入TISA谈判中后期既有阻力也有不少内部成员的支持，存在可能性及不确定性。

(二)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自由贸易理论研究。我国对自由贸易理论的研究比较滞后，仍停留在WTO贸易规则的理论研究上，对新国际形势要求的贸易规则知之甚少，且自由贸易理论的内容复杂、发展变化快，因此需要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此理论进行重点研究，并且要注重实证研究，可以通过计量有效评估加入谈判或某规则对国内贸易或经济等的影响或进行效益分析，从而科学制定和实施贸易战略。2.积极发展双多边区域协议，争取参与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我国应广泛展开FTA协议谈判，如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挪威的谈判，通过这些谈判可间接接触和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我国还应设计出能够平衡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之间利益的贸易新规则，并将其渗透到国际贸易规则中。在谈判中尝试与三大谈判水平相似的开放标准，探索高标准规则在我国的适应性。密切关注三大谈判的进程，充分了解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了解谈判中的观点和态度，如我们可以利用异中求同的原则分别找到与三大谈判成员的共同利益，寻求联盟。我国应该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和对WTO的把握上，积极推进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引起发达经济体对原有框架的重视，将新谈判的标准与WTO规则对接起来。3.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利用国际形势倒逼国内改革。国际贸易新规则几乎全面覆盖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对我国服务领域将产生极大的冲击，这使得我国服务领域改革迫在眉睫。在国际形势的倒逼下，我国应努力使国内经济体制和涉外经济体制与国际新规则对接。美国以迂回和内外兼容的方式推动地区自由贸易的发展，我国可借鉴美国的经验推动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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