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1.在政策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要给予倾斜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面向市场，建立适应市场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因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对其进行政策上的倾斜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更有必要。这有助于国有企业尽快地走出困境，减轻负担。

2.在结构上，建立完整产权结构我国由于长期历史形成的原因，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人、管理人和受益人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产权结构。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一条可行之路，尽管国企问题并非“一改就灵”，但从责、权、利统一的基础入手，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各主体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

3.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1)国有企业承担的就业职能多，在职冗员过多。据统计，全国每年用于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费用约达到550-750亿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接近1000亿元，远远超过很多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造成国有企业的沉重负担。因此，国有企业急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招聘体制和法律体系，以保证在职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2)国有企业承担着庞大的养老费用。截止2009年，我国国有企业向离退休人员发放的养老基金也高达近5000亿元。因此，国有企业要大力发展社会保险保障基金，使职工收入中的适当比例成为基金积累，逐步形成职工养老、失业保障由社会基金承担起来的模式，让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发挥其规模优势，摒弃负担过重的劣势。(3)国有企业承担着过重的税负。2002年到2009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通过数据研究得出，国有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因此，财政应减轻国有企业的税负，帮助其走出困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二)国有商业银行要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改革

1.国有商业银行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要认真落实债权债务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方法将是多样的，除破产以外，银行要本着贷款跟着资产走的原则，资产到哪里，贷款就落实到哪里，要防止企业借改制逃债、赖债行为。企业破产，也要按照法律规定清理资产，对于应归还银行贷款的，银行要坚决收回。

2.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重视化解不良资产(1)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下决心一次性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我们要接受东欧和日本的教训，下决心“快刀斩乱麻”，把不良资产问题解决在酿成金融危机之前。(2)避免诱发严重的经济动荡。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的解决，必须根据国家财力水平和经济环境，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切忌盲目利用赤字政策来冲销不良资产，或通过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处理。否则，势必诱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动荡，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3)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三方面紧密合作。政府和财政部门应加强制定法律规范国有企业的借贷体制；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规开展贷款业务，以保证贷款收得回来，有效益，严防新的不良贷款发生。对已有不良贷款要清查、登记和认定，加强监督。要了解企业改制情况，参与企业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评估、产权界定和贷款债权的保全工作，对信用差有可能发生逃债的企业要及时补办财产抵押和担保；

第2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企改革道路选择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国企问题成为困扰党和政府多年的一道难题。可以这么说，多年的国企改革并未使国企面貌从根本上改观，相反，国企的处境却日渐维艰。对此，理论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对国企改革道路的取向也作了认真而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种影响颇大的论点：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国企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在于理论上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在国企中根深蒂固，改革只停留于表层的政策性调整而未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的弊端，因而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国企改革的不成功，并最终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因此，制度创新是国企改革的根本途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制度创新并非“万能”，能解决国企存在的一切问题。他们运用实证分析法和归纳法通过对一些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的论证表明，管理的作用在企业的发展中比制度更重要。由此推出我国国企改革关键在于管理，并指出我国目前国企效益全面滑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上的问题所造成的，因而管理创新是国企改革的主要途径。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坚持制度创新还是主张管理创新都包含其合理的成份，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加以评判。其实，长期阻碍国企改革的正是这种改革思想的混乱，对改革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使得人们在改革面前无所适从。因此，在国企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今天，重新审视国企改革的道路取向，澄清对国企认识上的一些误解，从而找到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和改革的重点，对我国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一对并不矛盾的命题

近年来，对于国企改革的道路究竟应靠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进行管理创新，还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争论颇多，目前似乎提倡制度创新的观点略占上风。然而，透过这两种观点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两个命题其实并无争论的必要，因为它们之间并无排斥性，相反，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

众所周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高效的管理方法、手段和策略，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素质，高超的管理艺术，还要求管理者具备创新的能力，即通常所说的“企业家才能”，从而使得管理创新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法宝”。同样，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制度的创新，正如鱼离不开水一样，离开了制度创新的企业在管理创新的空间上将受到制约，导致企业缺乏生气并最终走向衰亡。因此，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共同构成了企业永续延存之根本。而在二者中，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在根本，制度创新则是企业赖以维持活力的外在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变得无效率。因而，简单的把国企改革的道路归结为只需进行管理创新或制度创新即可无疑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也使国企改革很难成功。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已证明纯粹以加强企业管理的国企改革道路行不通，如果我们现在再强调进行单[1]一的制度创新还将走向同一结局。因此，国企改革不应是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相分离的过程,而应是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的过程。

而且，从根本意义上说，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并无矛盾，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管理创新本身便蕴含着制度创新的萌芽，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中也残留着管理创新的影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创新根源于人们在管理上的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它们之间又有一种“交互递推”的关系。每一种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都伴随着相应的制度上的改进甚至变更，因而纯粹的管理创新是不存在的。在国企改革中拘泥于是进行管理创新还是制度创新的争论并无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达到“整合效应”的最大化。

正确认识国企改革中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辩证关系是国企改革的前提，也是国企改革进展顺利的关键。

二、制度创新应成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因而在国企改革中决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多年来，我国国企改革进展迟缓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注重于政府政策性调整而没有着眼于企业制度上的创新，而停留于表层的政策性调整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所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国企所面临的严峻形式已预示着国企改革到了攻坚的阶段。因此，制度创新应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制度创新从其内容构成上包含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和企业自身的制度创新。我国宏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已初步完成，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宏观经济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但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却严重滞后，而制度作为“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的滞后导致了国企与市场经济的极不适应，制度缺陷的长期存在使得“国企病”日趋恶化。因此，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是当前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国企改革的方向。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涉及到企业自身的制度问题，而且涉及整个经济体系的改革与重整，从而决定了它的难度性与复杂性。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从制度上寻求创新的主要途径。

从我国国企的现状及考虑到我国的公有制性质，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和有效的兼并破产制度在我国国企改革中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可行性。有限责任制度是构筑国有企业与政府藩篱，实现政企分开，使国企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具有独立利益竞争主体的有效机制。而兼并破产制度则是通过优胜劣汰方式在淘汰劣质企业的同时改善企业群体的素质，实现国企生产要素重组优化、促使国企存量资产由“呆滞”走向“流动”的主要途径，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本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有限责任制度的建立，股份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离、明晰企业的责权利的有效方法。但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应做好国有资产的评估工作和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工作，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理论的指导在股份制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是保证国企在股份制过程中减少交易成本的必要条件。同时，在股份制改造中我们还应看到股份制并非“万能”，如果过分夸大股份制的作用，很容易导致一哄而起，使得各种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现象滋生，造成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各种翻牌公司、假股份公司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把股份制看成是集资的一种手段，这是极不正确的。对于兼并破产制度的建立则有赖于投资银行的存在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兼并破产机制，其原因在于相关条件的不成熟，如投资银行尚处萌芽状态、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财政承受能力弱化，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阻碍了兼并破产机制的建立。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是建立有效兼并破产机制的前提。无论是有限责任制还是兼并破产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实并不“新”，在国外早已思空见惯，但对于我国却仍具有其创新性，因为我国国企具有与国外企业不近相同的情况，国企改革被深深的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经济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寻求符合中国特色的有限责任制度和兼并破产制度仍是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

三、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进行管理创新是国企改革的一项长期任务

技术知识越是密集的企业，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高；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复杂，管理就越重要；企业的规模越大，对管理的依赖性也就越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的是行政命令性的管理型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战略具有阻力小、见效快、成本低的特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开始实现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这种管理体制已能适应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因此管理创新已十分必要。在国企改革的十六字方针中，“管理科学”是其中之一，表明国企改革并不是要放弃管理，相反，是要加强管理，而这种管理已根本有别于以前的管理，是一种经过创新的新型管理方式、方法及策略。据1993年对我国2000家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由于宏观政策和外部客观因素而亏损的不到20%，而由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的却占80%以上，这表明国企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懈于管理分不开。因此，加强管理不应是企业在某一时期的任务，而应是企业一项长抓不懈的任务，管理创新应始终贯穿于国企改革中。

其实，我国国企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三种有效的机制分不开，即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而这三种机制直接影响着国企的活力。首先，激励机制作为激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职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只流于形式，功能十分淡化。而“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企业制度设计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职工的积极性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问题。”（张维迎，1996）激励机制的明存实亡往往导致企业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不利于实现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监督机制的低效率造成监督质量的低下，因而很难防止企业经营者的违规行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国企中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这是极不正常的。而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则是直接导致国企经营管理不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由于现行的国企管理者的选拔、任命基本上仍按旧的行政办法产生，而非从经理人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产生，企业的利益与管理者利益相分离，企业的好坏不会影响管理者的地位、收入及声誉，导致管理者自身利益的“刚性”，而对企业利益的淡漠，这是造成“国企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加强企业的管理，须首先建立起企业的“三制”，合理、有效、完善的“三制”是促使国有企业管理者进行管理创新的根本保证。而这三种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分不开，这再次证明了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在逻辑关系上的紧密性，也表明了我国国企改革的道路是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韩志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着眼于制度创新》.《中国证券报》.1997年8月2日

第3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第一，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国企改革，通过改变国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干预、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提升职工工作积极性等，当然能使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以更好发挥。但与危机时期进行改革相比，经济繁荣时期的国企改革在改革范围与改革深度恐怕将有所打折。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正面临各种因素倒逼，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第二，从国内外因素看，国企改革刻不容缓。从外部因素看，发达国家贸易再平衡，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在收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从内部因素看，过去十几年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企业产能高速扩张的时期，而这个产能高速扩张过程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911”事件后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主要工业领域的产能迅速膨胀，如油气工业、煤炭和制造业等。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重化工业的结束，而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是大资本、大工业，因此产能过剩是造成我们国企今天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企正遭遇外需回落和产能过剩的双重不利冲击，现在来看改革确实是刻不容缓。国企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肯定需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

第三，国企改革相关文件应该是各方共识，文件出台实属不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企的部分，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兼顾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近期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历经几十次的起草与修订，充分考虑了学术界、企业界的观点，考虑了不同的观点甚至质疑。

第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最重要的亮点。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不是文件里说的，公益类国企以后应朝着一个特殊性的企业打造，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甚至不是市场化的企业；而商业类国企应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商业类国企与民企仅有出资人不同这一区别，可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甚至可以进行完全的资产证券化。如果国企能按这种分类推进改革的话，我个人认为改革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第五，资产证券化是目前争议最少、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文件出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文件只能说是综合考虑了各方意见、“性价比”最高的文件，但与最理想的状态仍有一些差距。资产证券化比较折中、比较中性，能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和阳光化，因此易被各方接受，争议最少、成本最低。在实际操作中，也能比较容易地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第六，集团化、财团化是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比较稳妥的方式。《指导意见》中有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相关内容，个人认为在几种参与方式中比较稳妥的是集团化、财团化。我在调研某省民营企业时发现，应该说民营企业对参与国企改革不是没有热情，但是也有一些懈怠。这个省的民营企业过去在资源领域积累了非常多的原始资本，有资金参与国企改革，但对国企改革有一些顾虑。多个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当地的工商联也参与，以一个所谓企业财团的方式参与本省与外省国有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财团的形式分散了单个企业的风险，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是目前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时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

第七，资本市场可关注国企改革中兼并重组、科研院所改革、资产注入和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等投资机会。国企改革是一个大的主题，资本市场对国企改革的关注由来已久，应该说现在仍然是相当关注。但资本市场比较注重收益，而且决策短期化，会去关注国企改革是否真正落实，比如资产是否有最优化的配置、对管理层是否有正向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是否落到实处、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时是否真正能够物超所值。

第4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会计；会计体系；改革

为了更好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企业要转变现有的会计管理理念，重视会计改革工作，以管理会计改革为切入点，做好企业会计监督和核算工作，结合企业管理制度开展会计改革工作，制定科学的会计改革方案，以增强企业的创造力，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优化企业的工作格局，保障企业会计改革顺利进行。

1企业会计制度改革

科技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要求也在逐渐增加。近年来，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根本性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在会计核算体系中加入所有者权益这一要素，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需要按照生产计划要求开展销售和生产活动，拨款过程中都是按照额定金额，这些金额就是企业的资金来源，国家保有企业生产资金的调动、支配和所有权，企业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资金用途使用资金，保障企业的资金能实现专款专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投资人依法享有剩余分配权、收益分配权、投资额偿还债务的责任，在会计核算体系中纳入所有者权益，确认企业法人自然人的义务和权利；其次，在会计核算体系中纳入负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所有资金都必须在定额之内，资金均由国家拨款，临时性的资金需要向银行贷款，从银行贷款并不需要承担风险，贷款期间员工的利益并不会受到影响，企业资金的来源主要为国家拨款和企业贷款，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资金使用的时间和来源渠道。现代企业制度将负债纳入会计核算中，企业债务人应承担还本付息和破产清算的风险，债权人应承担贷款本息收取的权利；再次，在会计核算体系中纳入资产这一要素。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生产物料和资金，这些资金为企业占用资金，国家享有处置和调拨的权利。现代企业制度下，资产与资金占有不同，是企业法人的财产，本身属于企业共同拥有的财产，法人拥有使用、支配等权利，企业依法具有自主经营的条件和权利，自己承担风险和盈亏；最后，根据企业新型经济利益关系建立会计报表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为国家，是国有企业重要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国家要重点控制企业的管理成本和资金应用，要求企业编制成本费用表和资金平衡表，国家弥补亏损，利润上缴国家，利润表无法起到管控作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设计财务报表时，要反应企业的产权关系、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以便更好的满足相关利益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要求。

2深化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的企业会计改革

财政部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事业单位加强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激发管理活力，增强企业价值创造力，推动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决策分析和评价的重要手段。是财政部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推动会计人才上水平、会计工作上层次、会计事业上台阶的重要方向。“简言之，经济转型发展要求推动与深化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的企业会计改革，这一改革无疑是健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并必将使企业会计工作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3推进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为核心的企业会计改革

（1）将”记账算账“观念转为”为经营决策与管理服务观念企业开展内部会计改革工作时，要充分发挥会计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转变会计观念，由“记账算账”向为经营决策与管理服务的转变，企业管理人员也要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财务由国家财务取代，企业只需要承担管理和服务经营职能，这种会计职能观念已经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需求，企业的会计部门不是资金的被动反映着，是企业管理和决策提供会计数据的提供者，工作内容并不仅仅指记账算账活动，还包括管理相关数据和记账算账为主的经营方式，并不是独立于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之外。

（2）将单一财务会计体系转变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综合会计体系。部分企业会计体制仍旧存在财务会计体系过于单一的问题。因此，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要将其转化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综合会计体系。企业财务会计主要包括：管理会计组织系统和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两大体系，构件管理会计体系时，必须保障管理会计业务体系与会计组织系统构架、各类数据服务需求相匹配，提升财务会计体系与管理会计体系的协调性，提升企业会计部分的工作效率。

（3）重视管理会计理论学习，营造良好的企业会计改革环境。企业要开展会计改革工作过程中，要重视管理会计理论学习工作，提升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理论知识储备量，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以便为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提供数据依据。另外，要想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对企业经营决策与管理科学化的支持作用，还必须高度激发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决策与管理科学化的需求，企业经营管理者学习管理会计基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打开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科学决策管理视野，增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科学决策管理意识，激发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科学决策管理欲望，进而为管理会计业务的开展创设良好的文化环境。

4结束语

企业开展会计改革工作过程中，要了解会计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借鉴国内外会计改革的具体情况，制定科学的会计改革方案，保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能达到预期要求。另外，企业会计改革工作开展时，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适当的给予企业关于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业务培训等的引导，做好现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以便为企业会计改革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王满，崔怡.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助力企业价值提升[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4（4）.

第5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研究领域。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坚持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注重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解决现实矛盾。其研究重点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代表作有专著《现代经理革命》，论文《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对策》、《资本营运的理论分析》、《产权理论的演变》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龚益鸣还作了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证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发表《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和《湖北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第三种贫困》、《非刘易斯模型》、《泛生产力论》等。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在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从而多有重要的创新。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短缺”的论述（1993年），关于“从传统农业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论述（1992年），关于“城市吸收农村的特殊机制及其矫正方式”的论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政府经济学》、《民工潮的起落》，论文《农村二次改革论》、《混合型满意体制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障碍及其消除途径》等。龚益鸣研究员的改革论文均涉及体制中最重大、最深层的矛盾问题，理论底蕴深厚，极富分析力和逻辑雄辩力，获得广泛的好评。

近几年，致力于经济所学术梯队的培育和建设，同时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到目前，经济所已大致形成了价、税、财、金、企业、宏观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分析预测专家队伍，先后组织了四场经济分析会，发表了十篇分析文章，为新华社、湖北日报多家媒体采用。

主要学术成果。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就湖北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表学术专著多部，论文180余篇。

1、学术专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现代经理革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中国国情与中国农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横向经济联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经济学》（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经济计算辞典》（主编），经济管理出版，1988年。

2、学术论文

（1）《时间上顺序递进与空间上跳跃发展──论技术发展规律》，《科育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边际效果递减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农村：成因透视与改革出路》，国务院《农村问题论坛》，1989年第7期。

（5）《第三种贫困》，《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产力泛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1年第4期。

（7）《现代农场制度：农村后续改革的新思路》，《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

（8）《农村后续改革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9期。

（9）《世纪末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农业》，《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国式现代农场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经济学伦理论纲》，《中洲学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滞胀来临》，《南方论坛》，1996年第12期。

（13）《资本营运：作为经济革命的理论分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

（14）《论特色经济》，《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1999年第12、24期。

（15）《经理革命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12期。

（16）《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障碍及其消除》，《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模型及其政策选择》，《人文杂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求是》（与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论》，《计划与市场》，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业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报》理论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江汉论坛》，2003第10期。

（22）《以农业、农村为主线的大国发展问题》，《中国地质学报》，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

第6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企业文化;改革

一、树立起改革文化,鼓励职工以平常心面对改革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必然带来对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挑战,企业文化要随之改变,创造支持改革并使改革维持下来的企业环境。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企业的管理实践在不断地受到改革创新的挑战,企业的职工追求的意义和价值也在变化。企业文化要适时地做出变革,从管理变革中发展企业文化,创造出产生更高工作满意度和价值的企业生活方式。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公司提炼了“企业发展,职工富裕”等十大企业理念,充分发挥企业文化优势,在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较好地发挥了促进作用。

但是,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公司已由产业结构单一、投资主体单一、产权关系单一、经营方式单一的局面逐步向产业结构多元,投资主体多元,产权关系多元,经营方式多样化发展。集团公司产权制度改革,多渠道、多形式引进战略投资,使集团公司的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管控问题愈发突出。由于规模大、层级多、分支机构复杂,观念不适应,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各方面的不适应,在运行过程中势必出现“大企业病”,降低内部沟通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限制企业持续高速成长和利润递增。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能够促使职工自觉地适应环境,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就必须以摒弃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生成适应当前快速发展要求的新观念为其着力点和主要任务,以平常心对待改革。

二、开展大讨论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一条有效途径

推动观念转变是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观念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思想认识水平提高的过程,不能靠简单的一般号召或行政命令去解决,要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大讨论活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义,才是完成推动观念转变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有效途径。大讨论活动之所以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原因就在于:在传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下所形成的旧观念带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之中,也存在于一般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头脑中。只有通过广泛发动,让每个干部职工都参与到大讨论中来,才可以上下沟通,左右互促,达到普遍转变,求得共识,达到统一步调,求实进取的实效。在传统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下形成并积淀下来的旧观念在企业中由于工作单位、工作岗位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又具有多样性,必须紧密结合企业各自实际,广泛开展大讨论,通过讨论,消除误解,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三、领导班子观念的转变有较强的示范感召作用

首先,必须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主要是加强领导班子政治理论教育,用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时刻牢记科学发展,把适应市场发展作为对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的最基本的要求,通过学习教育,努力促成班子全体成员观念转变,新的观念确立后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形态,还应在转变观念的同时清理工作思路并明确班子每个成员的工作职责及具体工作目标和措施,把转变观念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观念的转变看得见、摸得着,不断尝到观念转变的甜头。

其次,必须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要求干部在工作中吃苦在前,急难险重的工作干部首先带头去干。勇于打破传统管理体制下的用人观念及单一的由组织任命的用人办法,大胆采用公开选拔、选聘的办法,把年纪轻、观念新、业务能力强的同志选拔到领导班子中去,增强企业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再次,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教育。领导是一种责任,领导是一面旗帜,领导是一种形象,领导是一种环境的创造者。干部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时,一定要想到职工的利益,要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充分得到职工的理解和支持,用自己的言行执行好上级的决议,用自己言行取得职工的信任。

四、发挥舆论导向创造出自觉行动的良好氛围

首先,要认真抓好十七大精神的教育,为干部职工观念的转变提供理论、思想武器。通过理论教育,提高干部职工政治素质、理论水平,为观念的转变奠定思想基础。

第7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行政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批评，当代西方的公共行政理念与治道变迁肇始于此。这一变迁过程至今仍在行进之中，与此相伴的则是波及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浪潮。现实的变革要有理论的引导，当代新公共管理(NPM)理论中出现了一股思潮，那就是：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或称“政府仿企业化”。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崭新的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对于解决行政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不乏新的思路，当前，我国正处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重新思考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一、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及其实践

传统的行政模式可以追溯到1854年英国的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它奠定了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而后马克思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两分法这一传统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模式发韧于19世纪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基本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领导或控制之下的行政，严格的官僚组织体制和政治行政相对分离是其两大主要特征。[1]

穷则变，危机是变革的先导或前奏，传统行政模式的危机表现为其不适应性，而这种不适应性的来源则是时代的变革造成的。

政府仿企业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的官僚组织体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适合工业化时代的需要并在当时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这种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体制有六大特征，即法制化、层级制、公私分开、专业化、职业化和规律性[2]；具有这些特征的传统行政体制基本上适合于传统的工业技术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原来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与这个新的环境之间的关联内容及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行政理念及范式(或曰治道)面临变革或转换的需要。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就是试图应答如何转换行政范式的行政改革理论中的一种。

政府仿企业化的倡导者一般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论证其合理性的：

其一，政府必须以变革来回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几大特征：如全球化、信息技术等。在一个日趋全球化和充满竞争的时代，政府作用在提升国家比较优势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国家的经济表现之间有一种联系。”[3]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的关系，由此导致各国政府在行政改革方向中的某些趋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适应于工业时代的传统行政模式难以提供适应变革时代所需的政府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官僚组织等级制的形式，组织结构开始由垂直向平行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及大众的沟通方式，电子政府应运而生。

其二，企业也同样面临着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美国的企业花了大量时间，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下放权力、扁平机构、强调质量、接近顾客[4]。与政府相比较，企业在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上表现出众；而政府很难象企业一样站在变革队伍的前列，因此，在为生存或竞争而进行的巨大变革中的企业就值得政府模仿。

至于政府仿企业化的内容，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实践中可见一斑。克里斯托夫·波里特在《西方五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轨道与模式比较》中对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五国行政改革的内容作了归纳，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私有化或公司化、采用市场机制的情况、分权、产出导向、传统性重构。同时他还认为，在行政改革中，威斯敏斯特国家采用是“最小化模式”，北欧国家采用的是“现代化模式”，较少采用“私有化方式”[5]。另外，国内有些学者从模仿企业理念和企业运作机制方面对政府仿企业化的内容作了归纳和区分[6]。

二、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定位

行政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又相互配套的发展模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行政改革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部的地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仿企业化理论对于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有什么意义呢?

长久以来，我们倾向于用精简、高效、统一、廉洁、民主、法治等来描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总是一致，其中民主与效率的张力尤为明显[7]。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与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与民主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应以政治体制改革来追求民主，而行政体制改革则应以效率为核心目标或价值[8]。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行政改革不外乎包括行政职能合理化及行政结构合理化。应对于现行行政体制的功能和结构，行政职能合理化是通过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实现的；而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则借助于行政机构改革。一般说来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又引导机构改革，二者相辅相成。

上文探讨了行政改革在当代中国三大改革中的地位，那么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又如何在行政改革中定位呢?

第一，政府仿企业化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首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内容层次或方式手段。

第二，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应对于行政职能合理化当中的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的优化。即只有当我们可以将政府视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之时(于企业而言，面对的是拥有消费理性的自由消费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市场环境则是既定的，因此，企业的运作机制具有典型的应对—操作色彩)，政府仿企业化的思路才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采取这样一种视角，既是有意义的又是有条件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美国或德国政府称之为应对—操作系统就比将中国政府称之为应对—操作系统，在现实条件中要合适的多[9]——不过这不是说中国政府不是一种操作系统，或没有这种操作职能，而是对于任何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曰后现代国家政府更应从另两个视角来审视政府职能即发展视角和维持视角。因此，也更应该强调另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即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职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促进现代化；而维持职能一般是指人们较为熟悉的政府四大职能(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平衡[10])。作为一种应对—操作系统，企业是极具效率和活力的，值得政府仿效。然而企业本身的发展活动和维持活动，与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相比，二者的不同是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机构改革的一部分，然而不是全部，也不是核心。结构与功能紧密相连，上文提到如果将政府视为一种典型的应对—操作系统，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如是政府观，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也就是说，如果从操作职能层面意义上看，操作职能藉以实现的结构或机构形式的变革(其目标是达成效率、节约成本等)对于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亲和力的；而从政府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层面意义上讲，体现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的政府机构或结构形式的变革思路客观上与仿企业化改革思路的相容性则比较有限。并且于后现代国家而言，政府的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基于后现代国家本身的特征，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并具有特殊性，这就要求在对后现代国家的政府作应对—操作系统观的同时，更要强调和突出其发展视角和维持视角上的政府职能及其职能实现的结构形式，这不是单纯的仿企业化思路可以解决的。

由此可见，政府仿企业化是行政改革的一种思路和途径，本身构成行政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它作为服务于政府职能合理化和结构合理化的一种手段，不能涵盖行政改革的全部内涵，也不是行政改革唯一手段或全部手段，于后现代国家的政府改革而言，更是如此。

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阐释方式的新思考

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谈到政府仿企业化问题之时，其思路往往是由企业而及政府，也就是说，他们的思维过程是：企业为何表现如此出众——充满生机、活力和效率?而政府何以效率低下，官僚成风，充斥着腐败、无能?企业的效率能否通过政府模仿企业而复制到政府身上?应当说这是我们发现问题并引起兴趣的常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但也有缺陷。

本文着重简述另一种思路，即由政府而及企业的思路。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对政府本身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以政府为中心吸取企业某些优势为我所用，实现政府改革本身的“内源发展”。

上文提及，作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的政府，在行政改革中适当采取“仿企业化”思路，是比较有意义的。下文将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在哪些方面可以仿效和借鉴企业的优势。

(一)政府结构与企业结构的比较分析。以中国为例，胡伟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府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1]。

首先，是体制结构层面：人大制度，中共领导体制，政党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府结构的框架。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当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框架，给了企业一个相当独立、宽松的条件，也因此企业必须完全对自己负责。体制及其变革属于政治体制的范畴，在这一层面上，是“仿企业化”思路所效力不及的。

其次，是体制化结构层面：胡伟认为政府在当代中国应涵盖中国共产党、人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军队等全部履行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显然这是一种大政府的概念，不适合于本文分析。那么就狭义的政府即中央、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而言，“政府仿企业化”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政府结构形式仿效企业组织机制，进行政府结构的再设计。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广泛采用了分权、私有化或公司及政府结构的传统性重构等，都属于这一层面上的仿企业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更适于仿企业化[12]。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操作—应对系统，而中央政府同时还必须时时体现出其发展职能和维持职能。

再次是人格化结构层面：在这一层面，政府仿企业化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就人力资源管理而言，政府和企业有理由被视为一种操作—应对系统，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有相通之处的，政府中的人力资源一般可以分为领导者——权力精英——一般公务员，这与企业人力资源存在一种对应关系。第一，政府领袖或领导者与企业领导人被要求具有的素质越来越具有相似性。政府领导者越来越被要求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企业领导人则被要求具有领袖气质。西班牙经济学家何赛·B·特赛罗则倾向于未来新经济企业“同样也更需要政治”，比如“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组织未来的能力”[13]。所谓的“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很大程度上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领导者被要求部分地具有企业家特质这一事实上。第二，政府权力精英和企业人才结构相对应。当代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拥有一定的人才结构：如企业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培训工程师、产品工程师等。作者认为，当代社会政府权力精英构成的人才结构配置与企业人才结构配置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政府也应当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师、财务专家、管理工程师等。第三，政府内部一般公务员的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比照，政府人事管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领域中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经验。比如在人才招聘、用人、激励、报酬等环节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企业的一些做法。

总的来说，在政府结构的三层面中，“仿企业化”对于政府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是同时应指出的是，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并非能解决政府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变迁中的所有问题，比如，越往高层，特别是中央政府仿企业化的有效范围变得越窄，但是中央政府却同样面临机构改革的任务，这显然并非单靠仿企业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再比如，在政府人格化结构改革中如何重塑政府人员的行为模式，显然也并非仿企业化所能解决的，因为行政人员所处的环境永远与管理者和员工所处的环境有区别。

(二)政府过程与仿企业化。政府活动的一般过程可以借鉴企业活动一般过程中的某些规则，在这里企业过程是指企业获取、占用一定的资源，生产、销售一定的产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过程。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企业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第一，企业活动以服务顾客为中心，这一规则包涵的内容有以顾客需要为自变量、质量管理和创新等；第二，竞争机制与高效率原则；第三，企业活动必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于政府而言，以公众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在对具体公共事务的执行性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追求高效率；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讲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就成为政府仿企业化的重要内容。

应当指出的是当政府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作用时，政府过程就表现为一定的政府功能，而政府仿企业化一般仅限于对具体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执行层次而非决策层次，也就是说“政府仿企业化”尚不能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其借鉴意义仅限于政府功能实现方式或操作职能层面如何去做的问题。

(三)政府环境——变革与仿企业化。政府系统本身置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政府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不居，系统的适应性要求政府以变应变。就当代中国来讲，政府环境可以简明表述为：全球化，现代化，民众参与复兴。政府环境与政府为生存和取得合法性而进行的适应性努力之间的关联(互动)，将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动力机制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企业作为经济领域中的基本要素，自身也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和必要性。比如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当代经济进入新、旧经济并存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预计，当代经济进入了“下一个经济时代”[14]，以此为时代背景的经济学理论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行为主义经济学”来临[15]。面对这一切，企业必须作出回应。并且，在“政府仿企业化”理论中，作为政府效仿对象的企业，并非十全十美，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以变革来求得生存、适应与发展。从本质上看，企业与政府面临的都是作为一个组织的问题，在当代，组织理论面临着挑战和革新，政府要变，企业要变，组织理论本身也要变。

四、中西方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的比较

政府仿企业化在当代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本部分的目的在于探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可能取得的特殊地位和应用价值，为此，我们将对中西方行政改革作一极为简略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而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到1992年终于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6]，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于操作，于是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基于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的关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又实际上成为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纽带。因此，中、西方的改革有不同的国情。

第一，当代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达成公民对政权、市场对政府、社会对国家的民主诉求：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追求；还必须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追求一个威权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目标模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环境、背景或条件，因而也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内容、方式和地位，西方的行政改革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改革。作为从西方行政改革环境中诞生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合于极具特殊性的中国行政改革，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二，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行政文化，并且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后现代国家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发展经济学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作为“市场替代者”，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后现代国家政府角色应定为“第一推动力”[17]。然而，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具有特殊的职能，这一点却成为共识。加之中西方行政文化的不同，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的色彩比较浓厚，并且这种主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行政改革的思路或战略都必须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性和特殊性(虽然不排斥相互借鉴的可能)，由此决定了政府仿企业化在中国与在西方发达国家改革中的作用范围、应用前景、表现方式都将是有所区别的。

第三，“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及其实践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以美国1993年行政改革为例，正如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所言的，这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问题，而“政府仿企业化”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技术和工具。这种改革思路与改革实践的高度同质性和契合性决定了“仿企业化”方略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相对较高的地位。不过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型政府”是否就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取向，还有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也不同于“政府仿企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中的地位，“政府仿企业化”思路在当代中国不可能成为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不否认政府可以借鉴企业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但是当代中国政府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更多地保持有其独特的行政理念和区别于企业的运作机制——即使是在“政府仿企业化”思路的尝试性实践当中；在当代中国，单纯地推进“政府仿企业化”，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五、结束语和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对于政府仿企业化，研究公共行政的学者，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其效果和影响如何评价，是否要认真地考虑时间问题。这让人联想起19世纪始发于诺斯科特和屈维廉报告的那次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文官制度，从历史上看，当时很多人对这场变革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原因在于没有用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改组是天生正确或错误的，没有任何一种特定行政模式会永无止境地提高效率……然而这些却不说明改组没有意义，相反，改组的后果常常是很深刻的。”[18]那么在今天，当我们评价政府仿企业化的效用与其影响之时，用5年时间作一个时间单元还是用50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来看待这个问题，结果或答案也许很不相同。很少有人考虑，如果“仿企业化”是合乎当代行政改革的逻辑的，那么“仿企业化”之后政府的变革又将怎样走；也很少有人花时间去想，50年之后，当我们反观今天的“政府仿企业化”时，会觉得是对还是错。这也许是人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以后的人们，常常不得不仓促地应对一种现实，被动地适应一种现实，或是被迫地去进行一场变革的原因之一。因此，布坎南说：“我们需要的是像哈耶克(Hayek)这样的学者的深遂智慧来防止我们陷入空想。”[19]

第二，任晓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一书中曾经提到了“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概念[20]，内源发展系指“每个社会都应通过在自己的技术、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和多方面的创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都应选择独特的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也不是被迫要模仿其它社会并忠实地仿效或注定坚持唯一的发展道路或模式。”[21]作者指出，外源发展必须让位于从本国实际上出发的内源发展。

行政体系的发展也有“内源”和“外源”之分，有些学者提出要用“发展行政”代替“行政发展”，意在凸现行政体系自身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变革上的主动性和内源性。

那么，政府仿企业化于行政体系而言，是属于内源发展还是外源发展，是发展行政还是行政发展呢?这全在于政府如何仿企业化。简单地说，我们是从政府独特的规定性出发，去探求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和模仿企业呢，还是以致力于将企业表现得特别出众的优点加诸于政府呢?这有点类似于因为牛痘可治病，所以政府的痼疾多半是天花，并且最好是将这种牛痘即刻种到政府身上。

第三，当代世界各国行政改革需要有新的理论突破，“政府仿企业化”或者是其中一种，然而从政府仿企业化理论本身来看，一个缺陷是过于局限于技术性、工具性层面，缺乏一种终极性、价值性的目标和理念的供给。因而，从理论形态上看并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仿企业理论将企业视为模本，似乎忽略了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情况是：政府和企业作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实体，二者为了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变革，并且同等程度地迫切需要组织理论的创新，因此，就理论上来说没有谁仿谁的问题。

在给出以上三点思考以后，文章的末尾需要说明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仿企业化”思路。

“政府仿企业化”毕竟最初是发端于西方的，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条件。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全球化先于各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全球化，某些中国学者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一颇具改革意味的方略，然而我们在界定这一“改革方略”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地位之时必须将中国国情尤其是政治国情中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我们必须在维护这一体制的前提下操作改革)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仿企业化”这一方略更多地具有了与中国国情契合的特点之后，只有当这一方略本身得以再发展，它在中国行政改革中或者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点。

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浪潮中，同志指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加之仿企业化方略包含的改革精神值得称道，以及各国对本国政府的效率问题、腐败现象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至于在中国感受得到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强烈的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这同时也是对政府改革或改革政府的诉求。

因此，仿企业化理论要发展，改革精神要坚持，中国国情要考虑。

总之，政府与企业共同面临挑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值得称道的不是政府仿企业化本身，而是其意指的改革精神和改革思维。危机感不仅仅来源于企业运作得好而政府充斥着腐败、无能与低效，而更多的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2]竺乾威.从行政到管理[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0，(1).

[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管理发展[Z].1991.4.

[4][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5]克里斯托夫·波里特等.西方五国公共管理改革的轨迹与模式比较[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2000，(4).

[6][12]吴志华.试论政府适度仿企业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7][8]胡伟，王世雄.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J].政治学研究，1999，(3).

[9][德]汉斯·艾歇尔.政府：一种应用操作系统[N].参考消息，2001－02－12.

[10]施雪华.政府权能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1]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3]新经济需要新的人文主义——特塞罗教授的新经济观[N].参考消息，2000－12－03.

[14][日]汤川鹤章.风险企业的全盛期已一去不复返[N].参考消息，2000－12－03.

[15][美]路易斯·尤奇特尔.一些经济学家称行为是一个重要因素[N].纽约时报，2001－02－11.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项飞.发展经济学视野中政府角色的演变与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2－11.

[18]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下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5.

[1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1997.

第8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从国家商业部的官员，到两家行业协会的掌门，再到研究经济社会改革的学者，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带有深厚的时代烙印。

现在，虽身为国家商业科技主管机构的负责人，但他显然不希望自己在“卫主任”、“卫司长”这样的官称中，等待退休。而是选择提前进入一个独立学者的状态，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展示相关论据，同时，建设性地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创新发展的思路。

这是一种有别于学院派专家的风格，谈的是核心问题，指的是问题核心。你千万别因他从来不预测房价走势，而忽视他对市场和改革的判断。一来，他绝对不是那种他很不习惯的“算命先生”似的经济学家；二来，实际上，其观点背后一以贯之的思考逻辑，才是最富有价值的地方。

国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朱敏：最近，由世界银行联合中国权威智库撰写的《中国2030》报告后备受瞩目，其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实际上，这份世行报告与国内许多学者所持观点并无二致，都直指国有企业的低效，以及其因享有特权而扭曲了市场（并且活跃在房地产等本不该涉足的领域），客观上限制了私企发展，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但仍有个别部门和人士试图否定这些论断，进而反对国企改革。对此您有何看法？

卫祥云：这件事情我也注意到了，从中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改革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这件事的评价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奇异同盟。这个所谓“同盟”，基本上由两种立场南辕北辙的人组成，一种是既得利益部门的一些人士，另一种是反对市场化改革道路的人士。这两种毫不相干的人，一个因利益上的牵绊而不真诚，另一个因观念上的固执而不自觉，于是在国企改革这件事上，两股反对力量几乎步调一致地试图阻挠，势必对改革共识的达成、改革进程的推进造成影响，应当予以警惕。

朱敏：这也是许多改革所面临的富有代表性的困境来源吧。可见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利益层面，也来自观念层面。我们注意到，您也来自国资系统，不过，非但不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讳莫如深，相反却对国企改革研究情有独钟。恐怕这跟您的经历有关吧？

卫祥云：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和阐释，虽然可能五花八门，但不乏共同的理念和道理，我相信，通过求同存异，一定会使真理愈辩愈明。

国有企业改革事关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安定，是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我对它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早。上大学时我学的是财经，算是科班出身吧，但对我国经济社会及国企改革问题，书上没有现成的可靠的答案，认知更多还是从实践与思索中得来。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了原国家商业部，后来又在原国内贸易部、国家经贸委内贸局从事管理工作，十几年间一直参与商办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事务，见证和推动了商业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直到2000年机构改革后主动到行业协会任职，并在2004年开始兼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

我国商业流通领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化程度较高，由于这部分企业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进行改制，我就从商业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去关注包括国企改革、转制的问题。在对国有企业转制和改革过程中，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又有所不同，这就成为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要说情有独钟，主要还是源于自己长期在国家公务岗位，对这些问题有较为近距离的观察和较为务实的思考吧。而我个人的进步和转型，也暗合了国家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深水区”的改革历程和发展轨迹。

朱敏：近年来，无论是中央重大会议还是“十二五”规划建议，都反复要求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说，改革既离不开社会各阶层凝聚共识、合力推进，又亟需更高层面下定决心，制定和实施系统而有力的综合方案，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障碍。那么，国有企业改革是否也需要顶层设计？

卫祥云：这是毫无疑问的。“顶层设计”据认为最早是系统工程学的概念，从字面含义看，意思是从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简单讲，就是制定出理念明确、操作可行的施工蓝图。而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这项系统工程的应有之义，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又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关联。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

关于顶层设计，我还想讲一个观点，那就是：顶层设计的自我纠错机制不可忽视。目前，在中国的语境中，“顶层设计”一词已被广泛使用。虽然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但顶层设计的客观存在和实践意义都已不言自明。因为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不仅中国的民主、民生和民权进步无法推进，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体制也无从谈起。应该明确的是：我们把各种美好的愿望寄望于顶层设计，并不是说顶层设计的所有改革举措都是完全正确的，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而恰恰相反，目前顶层设计存在较强的纠错机制，不管它是内生的，还是由于国内外形势所迫，抑或是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

现在，面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部分学者显示出了对改革的关注和焦虑，但依然对顶层设计寄予厚望。我倒认为：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推进中国改革和前进的，绝不只有一种形式。我们可拭目以待。

朱敏：中国改革行至“深水区”，更需要方向正确、力度到位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的基础和前提是，民众得以通过公开透明的立法程序广泛参与。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有没有可能成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将民众参与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的改革方式？

卫祥云：有可能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乐见其成吧。但首先还是要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在我看来，在我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中，主要涉及的是分配问题、思路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制问题。惟有厘清这些较为基本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才可能不走偏，才可能像你说的“方向正确、力度到位”。

“公平”“效率”双缺失

朱敏：国有企业改革涉及这么多的问题，有着怎样的内容？对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具体有何建议？愿闻其详。

卫祥云：先说分配问题。当前对垄断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在某些方面已引起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而且这一问题越积越大，深为广大民众诟病，引发了诸多讨论，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在薪酬分配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严重的互相攀比和部分公务人员的心理失衡，助长了腐败，毒化了社会风气。一些专家学者虽然提出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和经理期权等主张，但在实践中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反而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经过调研取证，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国有企业关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方针，力争在关键领域有所突破；二是，不能盲目地把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与国外企业相类比；三是，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该实行一套符合中国现状的分配管理制度，即实行公务员管理或者“准公务员”管理。

朱敏：在国有企业的分配问题上，看来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这是否属于国企的上一轮改革不彻底引起的负面效应？时至今日，有没有更好的思路，推进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

卫祥云：思路问题是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革，在通过“抓大放小”战略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后，改革动力有所减弱，改革方向似乎不能始终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目标完全吻合，有时甚至会发生偏离现象。尽管偏离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警惕因其引发的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问题的产生，并通过纠偏予以矫正。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做法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缺陷，如今已经有所展现且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很多简单问题被复杂化了，一些具体问题又被抽象化了，理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有教条化的倾向。

所以，垄断和公益性国有企业不能“股份化”，企业管理应实行“准公务”管理。在具体改革思路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在上述领域已经实行股份化的国企应分期分批回购，回归国有体制，从而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逐步退出，让位于民营企业。三是国企实行严格的“准公务员管理”。从领导层到员工，均应参照国家公务员的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准公务员管理”，实行“行政级别制”和“专业人员职务聘任制”等。按照这个思路，把垄断性、公益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分开，然后再去研究和部署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办法，这才叫正确做事。

朱敏：您的思路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前提是正确区分不同国有企业的不同性质，然后开出不同的“药方”。

卫祥云：对，“对症下药”。分类改革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垄断问题。我坚持认为，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实行“股份制”。“股份制”企业的特点有二：一是产权明晰且要落实到自然人，而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是全体人民的，无法落实到每个自然人；二是企业资产可以交换、转让和出售，而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不能交换、转让和出售。“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资产的可交换、转让和出售。而国有垄断企业的产权十分明确，即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同样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条件，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做。当然，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是应该鼓励这样改革的。而在垄断性和公益性国有企业改革中可以搞民营企业的进入试点。试验成功后可推广，不成功就停止。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允许民营企业搞试点，而过早地引入了外资或外企。

我们的研究重点，首先要正确区分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然后分类研究国有企业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国有垄断企业和公益性国有企业只有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才能完成全民赋予的重托。目前在国有垄断企业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即使不是最优选择，也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同时，这种改革思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业的改革，也有其借鉴意义。

朱敏：“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的永恒命题。前面所讨论的，似乎更偏重于解决国有企业对社会公平正义产生的不良影响。实际上，国企在效率方面亦乏善可陈。效率与公平如此“兼顾”，双双缺失。但相关管理部门并不愿予以承认，相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壮志雄心愈发坚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卫祥云：关于效率问题，原本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现实中，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效率孰高孰低的判断，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亦不同。国资管理部门往往引用绝对效益和同比增长率，但这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们要的是“政绩”，而非“实际效率”。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一是，从2009年和2010年的中央企业公开披露的经营情况看，资产利润率只有2.83%和3.49%，比存银行的利息还低很多。二是，按照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统计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1.5%，而民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3%以上，相差50%。从这两组数据看，完全可以引起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和思路的反思，即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进行校正。

朱敏：数据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对效率问题的看法，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不过有的人说的是正理，有的人说的是歪理。其实类似的争论应该还有很多，就像讨论甚多的另一个问题：当前究竟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卫祥云：这涉及到五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体制问题。从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和长远目标出发，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体制改革上。我认为，如再不及时、准确地厘清国企改革的思路，对国企体制改革进行校正，将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一定的困扰，产生难以愈合的创伤，并影响到诸如政府职能转变等其他方面的深层次改革，甚至影响到安定团结、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当前，要使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正确的道路，就必须明确“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概念发生混淆，必然会像“盲人摸象”，把“局部”当全部，从而无法准确“定位”，也就难免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最终贻误改革的大计。

至于学界热议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会长期存在，并以各种手段和形式出现。由于这一问题本身属于“伪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结论，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纠结于概念之争，而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现象背后的问题实质。

为何银行“大到不能倒”

朱敏：中国国有银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和国有企业似乎有着类似的弊端。倘若非要跟国际上的先进银行相比的话，中国国有银行是否与之“形似而神不似”？

卫祥云：是这样。尽管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已大不相同，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了较大改进，但其所存在的缺陷依然颇为明显。中国国有银行虽然已经有了现代银行外壳，但它壳里的内容跟人家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只要有政策的庇护，有政策资源的注入，中国国有银行就能生存得很好，但它们一旦离开这些特殊的条件，就会出现比较多的风险，甚至暴露比较大的问题。

朱敏：2011年，中国国有四大银行的盈利再创新高，用银行人士的话说，“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了”。而与银行业大幅度盈利的悖论是，国有银行的股票一直跌跌不休，很显然，广大股民选择了“用脚投票”。

卫祥云：这一悖论，源于银行业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差收益，是全国人民存款的负利率造成了银行业的盈利假象，维持了国有银行大到不能倒的局面。至于“利率市场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对于民间借贷而言，早就是“利率市场化”的天下了。因为国有银行目前享有的种种优惠，是不可能给予民间金融的。它只是维系了各地政府和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已。而且放开民间中小银行业发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即使有朝一日放开了，也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培育和发展过程。

所以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这种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不会改变的，那么“银行为刀俎，百姓为鱼肉”的现状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尽管负利率存在，但从2011年投资黄金、白银、股票和存银行投资收益来看，存银行的损失还是比较小的。据有关机构测算：2011年考虑利率、汇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综合变动因素，购买黄金的投资损失大约为2%；购买白银的投资损失大约为20%；购买上证A股的投资损失大约为29%；而存银行，一年期定存的投资损失大约为1.9%。

朱敏：在欧洲，以希腊债务危机为导火索，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波及整个欧罗巴洲列国。乍看上去，其债务承受能力显然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背后有没有更深刻的问题？

卫祥云：众所周知，欧盟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共同体，并不是一个联邦的“合众国”。其货币统一而财政不统一，某一国的债务风险并不能直接转嫁到其他各国，更不可能转嫁给其他各国的老百姓。希腊的债务必须由希腊人节衣缩食自己去解决，而要让别的国家承担，那是有条件的或者其他国家愿意承担风险才行，这就是目前欧盟各国一直争吵不休，达不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实质所在。

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解决债务危机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仅比欧盟好解决，而且比联邦制的美国也有优势。即使各级政府目前的债务有十几万亿之巨，最终都可以通过先贷再还、贷新还旧和延期支付，靠多印票子、增加流动性的办法一步步达到稀释民间财富的目的。至于长期负利率给本国老百姓造成的损失，那就只好被“包容”了！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流传的美德之一。

“文化国企”的改革须知

朱敏：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在您看来，“文化国企”的改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卫祥云：的确，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的号角。一批原来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将转变为企业，“文化国企”的概念浮出水面。对此，我提出五点建议。

首先，要明确文化国企的概念。“文化国企”是指在文化产业领域由国家作为出资人组建的全资、独资、合资和国有控股的经营性企业。根据目前我国“文化国企”的实际情况，其业务范围大致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出版业，主要指以出版报刊、杂志、书籍等出版物为主营业务的出版社、出版公司、报社、杂志社等；二是演艺业，主要指以进行对外演出或公开播放影片为主营业务的剧院、剧团、演出公司（院线）等；三是影视业，主要指以拍摄和播放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及广播节目为主营业务的影业公司、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四是网络传媒业，主要指以互联网为载体提供信息服务、广告服务、传播服务及相关延伸业务为主营业务的新型传媒企业，如新华网、人民网等；五是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其他文化国企。

其次，要进行文化国企的重新定位。在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以前，涉及上述业务的单位基本为事业单位，参照行政体制予以管理。经费主要由财政支出负担，人员参照政府公务员管理。因其不属于企业，也就不存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而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后，文化领域的大多数业务开始放开，除一些业务要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和行政许可外，放开竞争是必然趋势。在竞争中必然出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所以“文化国企”应与其他民营企业有不同的定位。其公益性和特殊性非同一般。

“文化国企”与其他文化企业的不同定位，在于不能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应充分认识“文化国企”的公益性和特殊性。

朱敏：如何理解“文化国企”的公益性和特殊性？二者如何协调？

卫祥云：一方面，担当着传播先进文化，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肩负有支持发表不同意见和思想言论、发现和挖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真知灼见的社会责任。只要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是理性的意见传播，甚至是抨击时弊的言论，都应以包容的姿态给予支持。

朱敏：关键在于理性、建设性。

卫祥云：第三，要按照“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对公益性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的原则，认真区分“文化国企”与其他文化企业的不同定位和分类管理。明确“文化国企”的边界，应引导“文化国企”退出竞争性文化产业领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四，国家有关部门对于“文化国企”承担的公益性业务，应给予财政补贴的扶植和税收减免的优惠。

第五，鉴于“文化国企”的特殊定位，也应该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以前文化单位大多隶属于政府部门，如：出版业由新闻出版署管理；广播电视台由国家广电总局管理；文化演出公司由文化部管理等。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以后，中央已明确暂由负责牵头对“文化国企”进行改革。但由于是执政党的宣传部门，指导性的方针可以确定，但具体工作难于操作。因此，“文化国企”的改革首先要明确国有资产的出资人。我的建议是，目前可参照其他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出资人。监管工作可继续维持原有部委的管理格局，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化，还可成立“中国文化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文化国企统一监管。只有实行出资人和监管单位分开，才能引导文化国企的正确的发展方向。

创新无力，模仿给力？

朱敏：改革，往往伴随着制度层面的创新。但创新并不限于制度层面，它可以无处不在。尽管如此，对创新本质的理解依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至少我们身边就有不少由于错误理解创新，导致资源错配、资金浪费的情形大量存在。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卫祥云：“创新”是一个动词名物化的“名词”，在经济研究中多指一种结果，但现实生活中确有很多人把其理解为“动词”，而用作“动词”显然是无法实际操作和寄予正确评价的。显然，要达到“创新”的效果，需要环境、条件和制度予以保障。绝不是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就能创新，也不是包容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蔓延，依靠广大民众的传统美德就会创新。

从国家和企业创新情况来看，虽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我们的模仿能力却是世界一流。如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大多模仿“美国”，在创新方面甚至不如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又如，虽为食品生产大国、食品消费大国，但我们的食品设备制造业，从乳品到饮料、从啤酒到方便面，设备生产线不是进口的就是合资的，而自己研发的设备很少或者不好用，更谈不上创新了。甚至包括汽车制造、民用大飞机和先进战斗机的生产，其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模仿能力而已，发动机都是人家生产的。再拿我国淮南王发明的豆腐生产为例，现在业内人士花几十万元就可以生产出日本人几百万元研发生产的设备，消化吸收能力非同寻常。

朱敏：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相比，近几年，“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国商业界也成为流行词。作为国家商业科技主管机构的负责人，您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景有何预判或期许？

卫祥云：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目前，在我国很难大面积出现。虽然不乏企业创新的例子，但在这方面的研究总结远远不够。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方若教授所言：在中国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较多，而研究微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多，主要是对企业案例发掘、总结不够，以至于世界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少有中国企业的案例。这一点应引起中国学者，尤其是经济管理学家的关注和研究。

朱敏：在现实中，创新往往是团队合作的结晶。您刚才谈到了经济研究工作，其实，学术创新的实现，也需要学者之间的精诚合作。但有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文人相轻”，不善合作。真的是这样吗？

卫祥云：今日中国，“文人相轻”的思想和表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好面子”思想不仅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甚为盛行。对于一些明显正确的观点，虽然心里服气，也不表示支持，而是要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目前，在知识界很难就一些重要观点形成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尤其是这种现象，与中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官本位”体制相互依存，使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太善于标新立异，不善于求同存异。

朱敏：“善于标新立异，不善于求同存异”，主要有哪方面的表现？可否举例而言？

卫祥云：例子很多。比如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习惯于当“算命先生”。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几位经济学家，我就不具体点名了，其言论可以说明，“算命先生”有可能会误导人们的理性决策。当然，也不尽然。谢国忠教授是近年来敢于直话直说、并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经济学家，其预测虽屡屡失败，但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勇气还是让人钦佩，至少可以起到让决策者更清醒的作用。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还是慎当“算命先生”，并尽可能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为好。理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经济规律和现存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深化上，真正发挥经济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

“居住改变中国”不可抗拒

朱敏：为了发展经济，中国各级政府确立了太多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也曾是其中之一。从2003年起，房地产商们就在不断发起“居住改变中国”的大型宣传，房价也在吆喝声中节节攀升。现在看来，“居住”仍在通过畸高不下的房价“改变中国”吗？

卫祥云：去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这一趋势似乎有些改变。但改变不了房地产业确实和木材、钢材、水泥、能源、建筑、家居、装饰和家用电器制造业紧密相关、“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从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发展来看，“居住改变中国”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凡是出过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之一就体现在各种房屋和建筑物上。发达国家的建筑物大多数都在百年以上，且经风雨，见世面，保存完好，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而我国除北京“故宫”以外能有多少留存于世的房地产呢？举国上下，保存百年以上的完好建筑物有而不多，像样的居民住宅就更少了，有的大院只能供游客观赏而不能居住，皆因缺乏产权约束所致。所以，“居住改变中国”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大事件之一，其标志就是国务院前总理朱基1998年主导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尽管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存在诸多问题，但宏观调控的目的决不是单单降房价那么简单。有很多专家、学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房地产商当成了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甚至把腐败的原因归罪于房地产开发商，大有为倒闭一批开发商为快事。

朱敏：据北京市建委去年12月19日批露，北京已有473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到期未延期或营业执照被注销；武汉市在2011年的房企数量也减少了200家。您对此怎样评价？

卫祥云：这当然是一部分人乐意看到的，我不愿就此多发评论。我只是想问一句：开发商何罪之有？开发商也是商人，其公司也是企业，而且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前两年石油行业（陕西）、煤炭行业（山西）发生的改革倒退的情况，今天又在房地产行业重演？为什么每次调控受伤的总是民营企业？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调控政策的反思吗？实际上真正的房地产行业腐败是政府行政干预和“权力搅买卖”的必然结果，开发商只是承担政策变化无常的载体而已。

朱敏：何以破解？

卫祥云：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调整土地政策，降低税费，减少审批，杜绝寻租设租行为，房地产开发成本一定会有所下降，并最终反应到房产价格上。因此我还是要大胆预言：居住改变中国，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绝对不是梦想，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追求，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幸事。

从大学毕业来北京当公务员，至今近30年，我已搬过十几次家了。这其中为了孩子上学和照顾老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酸甜苦辣，冷暖自知。但每次搬家，哪怕是些许条件的改善，都兴奋不已。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还是19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给了自己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能使自己小小的心愿得以实现。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梦想成真。因此，有时候回想起80年代在机关工作期间，看到有许多大龄青年结婚而无房住，而有权力的“领导”的儿子、甚至孙子都有几套房（不是买的是分的）的情形，还是让人感到后怕。而去年又由于“限购”和“限贷”等政策导致的一些人为买房假结婚、假离婚的现象，再次让我体会到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性的扭曲。

第9篇：企业改革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革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18-0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这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终不够完善。如何使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达到最优化是我们当前急需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一、产权及产权制度定义

所谓产权就是指企业财产的占有和支配权，产权所包含的并非一切社会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而是指对以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支配权利。企业产权制度，是产权制度在企业中的体现。它是界定和保护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个人、组织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规则。它对由产权而引发的管理权限、收益划分、连带责任和职责等进行详细的划分。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是由科斯创立的，他把交易成本引入到产权分析，论证了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西方产权理论认为，完整的产权包括归属权、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所以，产权制度体系内容应当包括产权界定制度、产权分割制度、产权使用制度、产权受益制度和产权处置制度等。

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1.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初步探索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利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并于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的若干规定》开始了对国有企业利益关系的调整。经营自得到扩大，使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约束机制不规范，企业内部出现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与改革预期不相符。之后国家停止实行利润包干，转而实行利改税，调整企业的税收额度和缴纳方法，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目的主要是实行政企分开和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之后到198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这一阶段虽然产权没有涉及，但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松动，为产权制度的调整做好了现实准备。

2.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阶段

在对承包制进行改革的同时，股份制开始在少数企业试点。早在1986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文件中指出：选择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到1991年全国共有股份制企业3 220家，这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22%，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有了初步发展。1990年的深圳证交所和上海证交所的成立，成为产权改革中的标志事件。为产权改造后的国有企业创造了流转交易平台，产生重大影响。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企改革指明方向。

3.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

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十五大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再到十六大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这一阶段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随着国务院国资委的成立，充当国家出资人的角色，开始在体制层面解决国企和国有产权问题。同时积极推行股份制，重要企业由国家控股，又在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要求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混合参股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上也有较大的支持。2005年《企业产权转让暂行方法》出台，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转让更加规范。

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之前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质量和进程，我们要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产权制度。

1.产权不明晰

从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产权关系比较模糊，不够清晰。产权模糊总是与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相联系，如果产权不清晰必定会造成产权拥挤和搭便车行为盛行，另外如果产权归属是清晰的，但是产权的实施和保护是低效的，则当事人会利用自己的财产去损害他人的利益。这种模糊的产权关系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政企不分、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等问题，会限制其他环节的改革深化，影响经济体制的转轨。

2.政企不分

我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直接由政府一手推动、引导和扶持的。由于是由政府管理和组建的企业，其产权特性及政治特性在一定程度下降低了企业本身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内部投资的低效率，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带来整体福利的下降。在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下，企业的发展在制度上是要求政企分离，由于国有企业是由政府一手管理经营，其性质是无法做到政企分离。这样的危害就会导致政府过度集权，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政府一手把持，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不符，在市场竞争中会降低其积极性，会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降低企业的效率，相应的出现问题时也会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

3.国有企业中的委托—问题

委托关系的实质就是产权的委托与，即所有权、经营权、控制权、收益权等权利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划分并以契约的形式规定下来。其产生原因是大量的有专业知识的人，有能力行使好这一关系。而目前我国国企中委托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任用制度，这会影响企业在产权改革中管理人员的选用。而现代企业的实质是委托人通过契约给人经营，实现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在我国国有资产的经营中，这一委托关系比较模糊，产权边界不清，导致企业的权利责任边界不清。另外委托制下的公司监管机制薄弱，这样会影响产权机制改革的真实效果。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监事会实施缺乏细则，这会导致监事会职能空缺，党政干部和老干部在监事会中发挥大的作用，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失去意义，大多数企业的员工参与不到企业的发展决策当中，这样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当中，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主要的原因表现在，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实行不合理的政策；以及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制度法规的不健全和行为不规范，转让国有资产没有进入市场；最后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有意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甚至还会出现侵吞、私分国有资产的现象。

5.国有企业员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部分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成果分析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于高层次的管理人员而言处于弱势群体的员工成为被侵犯的对象。具体表现为在企业的改制中，管理人员不通过职工大会进行讨论，忽视员工的切身利益，另外是由于改制时期的资金变现难，大部分员工的工资、社保基金得不到有效的清偿。同样，企业改制过程会带来大量的下岗职工，其再就业过程会变的更难。最后，相对于管理层持股而言，职工在改制比例中持股比较低。

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虽然取得明显的进步，但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下：

1.要进一步明晰产权

要想使国有企业的发展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首先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产权划分，维护各种形式的国有企业的财产权，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府部门不能使用权利进行干预。同时加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挑战，实行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多元化，推进企业经营制度的转变，在国有企业中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另外，还要努力建立一个有效、明确的国有资产委托系统。

2.对国有企业产权关系进行调整

要对我国国有经济产权进行战略性调整，为了深化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为了使国有资产充分利用，国有经济产权结构应当尽可能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国有经济应该主要涉及国家的安全部门、自然垄断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另外国有企业在发展当中，还可以适当的对国有股份进行减持，出让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优化其经济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其由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集中，企业由劣势向优势行业集中。

3.健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法律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探索一条道路。为了加强我国公有出资人的地位，增强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运营主体的效率，国家应该颁布相应的法律，对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运营权限、监督体系以及保障措施进行相应的规定，对于国资委这一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利和职责也应该进行明确的界定。同时，也应该对普通员工的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企业员工在参与企业改革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成果分享权进行保障；对于改制后和新企业签订的员工，在公司治理结构下，对其身份转变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权益进行有效的保障。最后，还要对公司治理制度的法制化进行加强，对公司部门职责进行明确的界定，对法律中没有详细解释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补充和规定。

当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只有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主体，增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有效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我们的经济运行起到健康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厉峰.产权制度、现代企业理论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6）.

[2] 张晓俊.论现代产权制度在国企改革中的导向作用[J].集团经济研究，2007，（6）.

[3] 瞿维中.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的缺失及对策分析[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7）.

[4] 李毅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J].管理世界，2003，（9）.

[5] 刘立燕.科斯定理对深化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明[J].江汉大学学报，2006，（1）.

[6] 陈红玉.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5）.

[7] 林惠雅.浅谈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J].企业技术开发，2012，（7）.

[8] 凤.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及改革措施[J].长春大学学报，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