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005-05

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能仅仅归于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化的自然观和消费观，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物质资料的牛产方式不仅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而且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1]（P231）。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整个自然生态的循环系统，使人类深深陷入到生态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重大的生态缺陷

实现资本无限增值是资本的基本逻辑。资本增值则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扩张是无限的，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容纳空问却足有限的，其结果必然是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突出的“反生态”特征，资本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破坏自然和掠夺自然的。

1.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具有“反生态”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不断地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导致了市场、消费不断扩张。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最终必将会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法国学者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它们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只是为了生产出最人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2]（P5-6）“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2]（P21-22）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地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利润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自然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与社会生产的无限性的矛盾。资本主义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资本家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他们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安排生产流程，不会去考虑保护生态环境，更谈不上去改善生态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的增长，将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直接对立了起来”[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衡的社会根源。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因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植根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4]（P29）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大与增长造成了对自然的持续攻击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福斯特指出：“我们面临着严酷的选择：要么摈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目标的一切行为，要么面对自然后果，即迅速失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和众多其他与我们共存物种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4]（P17）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其目的是无限增长，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行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终将无力支撑无限的资本增长”[5]（P289-290）。而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这便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在《1999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4]（P91）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而且表现在社会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中。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的失控性正将自然界推向毁灭的境地。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有限生物圈造成巨大的压力，最终会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造成破坏并对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产生不利影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环境的破坏是由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马克思把这描述成一个在相互依存的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无法弥补的“裂缝”，即“新陈代谢断裂”[3]。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6]（P552-553）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7]（P916-917）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追求交换价值，不是服务于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人与土地的异化正是这种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因而人与土地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产生是必然的。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指出：“资本主义无法用一种合乎环境要求的可持续方式来协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其行为违反了自然和代谢修复的法则。不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剧了对社会代谢的破坏，把资本的追求强加给自然，而不顾对自然循环所造成的后果。”[3]结果导致多种生态灾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3.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二重矛盾”与“二重危机”

为了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缺陷，美国学者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他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其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危机及向社会主义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出发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5]（P257）其中，前者，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第一重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后者，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造成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于出现第二重矛盾的原因，奥康纳认为，“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之所以是‘自我摧残性’的，那是因为，当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5]（P284）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着“第一重矛盾”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和“第二重矛盾”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会更加突出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获取无限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资本家一定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产。为了减少成本，提高利润率，资本家就会加快对廉价资源的使用，这也必然会带来资源的快速消耗和衰竭的危险。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他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而言会导致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与部分棚异、部分相似的生态问题（当然是具有不同厉害程度的）联系在一起；资本的外在性障碍表现在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健康及训练有素的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方面，它们有可能会使成本增加，从而对利润构成威胁；最后，以保护生活条件、森林、土壤质量、环境的舒适、卫生条件以及城市空间等等为目的的环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提高成本，并使资本缺乏灵活性。”[5]（P294）这样，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小仅导致了生态危机，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反过来义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二、“资本的逻辑”导致严重的生态风险

资本.卜义的原则是服从“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足利润最大化。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资本家尽其可能地利川环境，企业就会毫不顾忌地排放废物。资本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实行掠夺式开发，牛态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严重的生态风险。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加剧，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指出：“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人自然的日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危害了人类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8]（P73）1974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指出：“突然间――如果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实际上就是一夜之间――人类发现了自己面前出现了多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世界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这不只是其中几种。老的危机还未消除，新的危机又在出现，它们的影响普及全球各个角落，直至肜成全球性的危机。……所有各种危机集合起来，似乎构成了一种世界发展的全球危机症。”[9]（Pl）根据“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的估计，煤、石油、金属矿床等不可再生资源，在2100年以前就消耗殆尽。即使这个估计有夸张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源最多也过不了几个世纪，就会消耗干净。至于可再生的资源，肥沃的土地、森林、动植物、空气与水，工业世界对它们的开发与使用，早已超出生态系统再生循环所能容许的范围，早已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全世界的野生动植物早已面临重大危机。在过去2亿年中，平均每年只有一种物种灭绝，而工业社会出现后，每年就有四万种物种遭灭绝。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不仅大规模地高速度地耗费自然资源，而且它的产物和副产物人多数以自然界生态系统所不能纳入再循环的形式毒化整个环境，污染了大地、空气和海洋。生态系统学家L.W.麦克康门斯指出：“我们正接近于一个空前未有的环境危机。一个物种威胁到牛物圈的生存，这在地球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10]（P86）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造成当今世界牛态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不可夺、滥用、浪费资源而不付出代价作为最优选择。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最终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危机进行了描述。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以下形形色色的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养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沙漠化、水资源日趋短缺、洁净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不胜枚举，这一长长的清单还在继续，而且影响范围也在日益扩人。”[4]（P4）“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科学共识，那就足如果不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本世纪内将会导致伞球性的生态与社会灾难。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特别在解决化学燃料排放问题方面成效埏微”l4j（P4）近几十年来，形势变得越来越糟，从对环境的肆意践踏发展到微观毒化。随着合成产品替代自然产品，19世纪工业化所产生的污染物正被更加危险的污染物所替代。当前，整个地球环境正面临着无可挽同的灾难威胁，而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改造地球的速度急剧加快，改造的规模已达到全球范围，对地球生物地质化学的基小调节已构成严重挑战。福斯特还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几个值得关注的生态事实：地球表面的1/3或一半已被人类活动所改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工业革命以来增加了30%；人为制造的氮气在大气中的含量已超过所有陆地制造源的总和；一半以上的淡水资源已被人类利用；22%的渔业资源正在过度开发（或已经耗尽），其中44%已达到开发极限；地球鸟类的l/4由于人类的活动已濒临灭绝。目前物种火绝的速度已超过人类支配地球前的100到1000倍[4]（P67-68）。在于环境关系方面，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口

2.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加剧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风险

资本主义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白然、支配自然的能力，也造成了自然日益丧失了对人类实践活动负影响和负作用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复原”的能力，“使人类很多盲目实践活动对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伤害往往不再具有‘可逆性’，最终也必然会影响和威胁整个人类自身的生存。”[11]（P31）作为工业化之条件的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已经危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环境恶化及资源的枯竭。资本主义工业 化发展，受“资本无限增值”生产内驱力的牵引，制造大量满足被制造出来的人的“虚假需求”的产品，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而且这种过度生产的直接后果是制造了更多的自然环境无法消解和吸收的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从而加剧了人类生存自然环境的风险。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认为，“造成现代的很多危机的根源则是经济根源：是归根结底于人类最善良的愿望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换言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环境――是人类‘驯服’自然界的方式，但却导致了环境危机。”[9]（Pll）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尤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传统的以效率优先发展模式和道路直接造成了当前社会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不仅体现在“异地转移”（即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在“代际转移”也陷入困境，导致现在所谓的“生存危机”这样一种发展困境。这充分说明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潜在的风险，更令人惶惶不安的是，这些风险的威胁已经释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992年，157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在签署的《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中向世界了生态风险警告：“人类与自然处在相互冲突之中。人类活动给环境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经常是无可挽回的破坏。如果我们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将大大地改变这个生命家园，致使它不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维持生命。”[4]（P67）“世界科学家们”认为，目前，环境在大气、海洋、水资源、土壤、森林和生命物质领域正逼近临界状态。到2100年，现存物种的1/3将消亡，而这种无可挽回的消亡尤其严峻。“在核技术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时代的今天，人类面临着足以使自己所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毁于一旦的巨大风险和威胁。”[12]吉登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它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够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13]（P109）

三、生态资本主义难以奏效

近半个世纪以来，失去控制的生态危机也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因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把生态治理放在应有的地位，也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无数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制度性变革是有限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技术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反生态”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的逻辑”限制了技术性解决环境问题效果[14]。因此，就生态的可持续而言，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体制。

1.生态资本主义无法有效阻止生态风险

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风险，资本主义世界开出了生态资本主义的“良方”。生态资本主义主要指，“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15]。生态资本主义的初始性内涵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价值尤其是自然资源，设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缓和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理沦，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论相继提出并进入到社会发展实践中，这些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确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政策与制度的生态变革，并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之间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15]。面对各式各样的生态资本主义理论，比如“可买卖的污染许可（证）制度”“生态凯恩斯主义”“稳态经济理论”等，绝大多数生态学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些举措是难以奏效的。福斯特对生态资本主义实施效果的评价最有代表性。福斯特对一些认同生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环境保护论者以及科学家所提出的解决当前环境危机的方法进行了具体分析。福斯特认为，环境经济学家和环境保护论者的“自然资本化”与“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当代环境危机。针对环境经济学家的“自然资本化”方案，福斯特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4]（P28）对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通过使用技术来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4]（P95）福斯特认为，“世界科学家”团体与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提供的理论和策略也存在着缺陷，对于解决当前环境危机来说仍然是无力的。福斯特指出：“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4]（P68）在福斯特看来，从本质上说以上这些方法仍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圈子，他们都没有抓住环境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因而表现出小彻底性。

2.绿色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第2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要素空间集聚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编号：08XJY008）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第3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把自然置于对立面，把它当成掠夺和获取财富的对象，为生态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高兹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追求利润就是生产的唯一动机，而这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在利润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他们关心生产成本基于生态平衡，毕竟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会计入生产成本，也不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也即破坏”（安德列?高兹，1980），只要开动机器进行生产，就是与生态系统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莱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本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采取不断扩大生产的方式，并通过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来推动生产的正常运转。在自由竞争使得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保证生产利润，加大应用科学技术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从而引发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短缺，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佩珀也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对自然的控制，而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梦想和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阿尔文?托夫勒，1983）。福斯特的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入手，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注重短期回报、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等特点，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按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最终会突破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引发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内在的联系进行了论述，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全球性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对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把它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和科技优势，把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资源，甚至直接将各种污染物和废弃产品输送到这些国家，从而转移国内生态矛盾，使生态不公正扩展到了全球。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福斯特在《脆弱的星球》中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对全球的资源掠夺、污染输出、能源战争等方面呈现出合法化、制度化、手段多样化诸特点，并用大量事实证明生态帝国主义损害了社会和环境公正，是全球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佩珀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维系本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就会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尽可能地剥削和抢占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并竭力宣扬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继续买单。佩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残酷手段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以此来维持和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戴维?佩珀，1993）。奥康纳则用“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的概念来说明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对生态危机的影响，指出当代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污染、资源的枯竭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奥康纳的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他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毁坏、能源及矿藏的减少，土地流失等等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詹姆斯?奥康纳，2003）。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局限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为我们全面地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理论资源。但是笔者认为，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有把生态危机根源论“一元化”的局限。面对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和危害，各国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如罗马俱乐部出版的震惊世界并畅销全球的著作《增长的极限》（1972），就把经济增长和人口激增归结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中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炸、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使科技异化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这些有关生态危机理论的探讨角度多种多样，得出的结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又相互补充，不断丰富了生态危机理论体系，并为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维度出发，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扩张的结果，是对生态危机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不能全面地反映生态危机的实质。其次，把全球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过度夸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输出，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生产方式上的自主选择。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社会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其先进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对各国的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并非无可替代。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用市场调节加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用三十多年时间创造出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从此来看，我们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同根同源，演变机理也如出一辙（曹顺仙，2012）。否则，把中国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还难免有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之嫌。第三，把全球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还可能导致对各国自身生态问题的忽视，把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卸给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无法真正地肩负起化解本国生态危机的历史使命。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环境的加剧破坏，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程同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生态危机的化解需要全人类打破国家界限和民族界限来共同应对。因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和及社会制度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都难以独自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也不可能在生态危机中独善其身。这就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化解，既需要生活在地球生物圈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挑战面前携手合作，在平等的原则上共同设计和筹划出整体的、战略性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通过深度合作使这些方案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又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切实地担负起本国、本地区的生态重建责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化解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重建贡献各自的力量。

三、资本逻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超越

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看作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解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笔者以为，资本逻辑可以实现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首先，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众所周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在于驱使资本家们将更多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新的生产活动之中，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限度增值。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可以说，资本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它的本性就驱使他不择手段地吮吸活劳动从而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增值。显然在资本的逻辑里，整个自然界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的不费分文的自然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其他价值。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动机，使得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突破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气候变暖、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矿藏资源日益枯竭、水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由此观之，是资本逻辑的存在和横行，才使自然界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使生态危机成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命运。其次，资本作为生产的要素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从资本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范畴。“把资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就必然会把‘资本’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否认‘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李为民，1987）。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都把资本看成是与压迫、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概念高度相关。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资本的概念才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才出现了最早作为社会主义的“资本”范畴。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资本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或通过外资引进，加速了由资本原始积累向资本积累发展的周期等，从而激活了市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资本逻辑可以解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现代国家，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只要投入和运用，就必然会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相应地，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资本的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得一览无余。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的生产，都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而从经济体制层面来看，只要是市场经济，表现出商品的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卖而买的资本运动就必然发生。放眼全球，由资本所导致的种种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看来，资本逻辑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所共有的，它不仅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可以解释非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说，资本逻辑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四、结语

第4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矛盾，它在每一特殊的社会形态中，都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性，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就是说，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有机体的细胞，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规律得以展开和发生作用的基础。通过商品和货币形式推动生产社会化、人类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雇佣劳动制度本身是以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的分离为前提，也就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为前提。上述两个基本特征，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不仅全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而且由此阐明了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从生产关系来说，马克思全面地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马克思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W由此也引起生产过程中人们所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根本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另一方面：“资本发展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益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还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可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分配关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

马克思运用历史的辩证法从社会发展的过程角度，论述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趋势和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会不断地变革生产工具，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推动生产社会化的进程。所谓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就是说它不是永恒的，随着特定条件而产生，随着特定条件而灭亡。而这种产生和灭亡的过程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自我否定的结果。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决定的。

生产社会化分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趋势。使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主要是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单个资本家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二是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三是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种变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因为资本的社会化只是在私有制范围内的扬弃，它与生产社会化有适合的地方，但从根本上说仍是对抗性的。资本的社会化改变不了资本的最终所有权的私人性质。这只是表明资本生产关系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表现出来：“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一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一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信用制度的最大益处在于促使人、财、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产组织的高度社会化。这又使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分开，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信用制度的范围越大，造成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危害性也越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是例证。股份公司尽管包含着否定私有制的成分，并不表明资本集中的“升级”已经达到了极限。虽然:“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意味着，所有制不断调整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已出现了自我否定的不同阶段，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

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会不断地变革生产工具，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从属于资本的需要。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跟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利己性发生冲突。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这也是社会基本矛盾对抗性的表现。

三、“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极限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只有经过自身生产方式的运动，逐渐地把自身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才能从这一形态过渡到另一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揭露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限。《资本论〉〉的突破性思想在于，全面地分析了资本本性的内在矛盾及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的具体表现，从而在总体上正确地揭示了“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权限。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从质上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发展间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开始从度的关系角度考察三者的内在联系，考察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同时创立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更替内在联系的学说。说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生命极限，即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展的度。

其一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限制规定着（资本）价值生产的极限。马克思认为，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矛盾终将会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面，使资本自己扬弃自己。一方面资本无限扩大活劳动总量的倾向，会导致资本的毁灭。资本在采用一切科学手段减少必要劳动总量以增加剩余劳动总量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而成为社会自由时间的工具。因为，撇开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剩余劳动实际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各个成员提供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乃是一个人和整个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前提。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压缩”或否定必要劳动，会不断地促使资本提高生产的有机构成以及劳动的社会化进程，这就必然最终导致人类劳动方式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的变化:劳动主体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

其二，资本在流通领域的矛盾规定着价值目的实现的极限。马克思先分析了价值增殖和价值实现的矛盾。马克思说：“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上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马克思具体分析了流通领域中的矛盾对价值实现的限制。保持、扩大和加速流通领域是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对价值实现的一种限制。流通领域虽不创造价值，但对价值的实现有限制作用。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部分越大，用于生产的部分就越小。而且资本周转的时间和速度，直接影响到价值能否实现及实现的多少。资本矛盾在流通中就表现为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和在时间上消灭流通领域。资本在空间上扩大流通范围也有极限，市场的不断扩大，是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也是解决价值实现方面困难的基本手段。资本的流通既受空间范围的限制，又受工人购买能力和水平的限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生产和交换。资本在时间上缩短流通的最终结果，也会瓦解资本生产的社会条件。资本在时间上缩短流通领域，主要体现在信用制的发展所形成的资本的集中。关于资本集中的趋势，马克思作了预测，“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但是，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以各个不同的所有者和一定的分工形式的存在为前提的，然而，一旦资本生产组织高度一体化，分散的私人企业集中为全社会的统一经济组织，从而产品所有权全部或几乎全部集中在极少为资本家垄断集团手中时，资本主义生产就被扬弃了。

其三，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其手段发展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作为手段。一方面，竞争的外部压力和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这一动力，又受到资本增殖这一狭隘目的的决定。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界限，在于“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同时是一个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灭亡的时刻，就是资本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极限的时刻。这个极限的标志是:从资本自身的生存而言，资本再也不能自行增殖，价值也不能实现。从质上看人的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巨大源泉了，从量上看直接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因此，马克思做出结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伍拾。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3〕所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从根本上规定其发展的极限，而资本在空间扩张的极限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尽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事实根据目前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社会化出现国际生产一体化的趋势，资本也由国家垄断发展为国际金融垄断，出现了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但是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据仍然存在。就是说资本主义必然由社会主义取代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并未成为现实，但是，没能实现并不等于不应该实现或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一趋势必然要求实现和什么时候会实现，这是两个性质木同的问题。并且没有实现，只是说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穷尽，因而还未发展到它的极限。没有发展到极限并不等于没有极限。

四、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性说明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制度。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科学地指出，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是一种能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制度。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利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以资本逐利为目的的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痼疾。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其根源及机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产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一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一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各种互相对立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目的支配下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同时又受到这个生产目的的制约。

第5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关键词：“五形态论”；“三形态说”；跨越“卡夫丁峡谷”；社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2-0028-0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对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发展有过两种概括：“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五形态论”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形态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对不同“形态”理论的坚持，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前苏联和中国被认为是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因此，“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以及它与马克思所说的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但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发展模式成败的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前30年之所以有“化”、“”、“”的社会危机，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而后30年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就，则首先是对原有混淆的澄清。

一、“五形态论”、“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

1875年，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理论贡献，是把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305，并且论述了这两个阶段各自的基本特征以及从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在习惯上，人们常常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完全是误解和误读。

我们现在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性著作，是列宁在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叙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划分及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时，明确讲到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2］194

但是，即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生产关系的依次更替的观点，即我国理论界通常所说的“五形态论”。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意，马克思这里用了“大体来说”四个字！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态更替可能有那么几个阶段，但并不是“依次更替”，更没有把它推广为整个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么中国和前苏联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又是哪里来的呢？

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总结性地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137他并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重要内容，以党中央文献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此，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就成了理论界通常所说的“五形态论”。后来，在运动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这本著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4］803由于在我党的特殊地位，加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对苏联的路径依赖，因此，社会发展“五形态论”便在中国确立下来了。此后，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就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并被奉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圣经”。例如，郭沫若在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中就强调“五形态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甚至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等教材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但是，世界历史发展事实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使得很多学者对“五形态论”提出了质疑。曹大为等在《中国大通史》的编纂中明确指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截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5］罗荣渠对社会发展的“五形态”序列解释到：“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这个序列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演进序列循序上升。”［6］在质疑“五形态论”的同时，不少学者赞同马克思在1857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以经济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7］46所谓“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谓“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谓“自由个性”的社会，就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三形态说”。三大经济形态依次更替必然性的根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我们暂且不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观点孰是孰非。它们都面临这样的拷问：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处在“五形态论”的第几个形态？“三形态说”的什么时期？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以回答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为前提。

1877年，马克思在《给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再次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340对跨越卡夫丁的理解，两种不同学说发生了分歧。“五形态论”者认为，“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越过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产品经济社会。可见，“五形态论”者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完全跨越。而“三形态说”则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解为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阵痛”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而建立的。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社会，但又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直接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因此，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远没有直接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达，因此，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包括商品、资本、货币、价值规律等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主要是在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完成的。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而这种“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分析，明确地限于欧洲各国。［1］761在马克思看来，在东方国家，由于条件的特殊性，人类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从这些表述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跨越“卡夫丁峡谷”应该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一方面暗示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与直接“脱胎”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差异。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实践证明，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它们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力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根据“三形态说”）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而不是马克思描述的产品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中的分配方式与公有制形式都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存在区别，“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具有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特征”［8］12。

共和国60年的经验证明，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共和国历史中的危机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选择，都与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区别的认识直接相关，与对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认识密切相关。

二、共和国历史中的危机时期与两种社会形态的混淆

对共和国历史中的危机时期（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时间），邓小平认为：“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9］264前者实际上是指政治危机，后者实际上是指经济危机。“政治和经济危机并以‘’社会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8］13。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激化的结果，即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0］32-33共和国历史中、化运动和“”的社会危机，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而“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之所以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从而没有意识到把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硬地套用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严重后果。

建国初期，虽然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上发生作用的“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他同样没有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表现为：他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看作同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一样，它不可能激化，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11］767；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可能日益激化，“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11］823对两种矛盾理论的颠倒并付诸实践，从而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导致共和国的社会危机。

、陈云等第一代中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初期，制定了“有计划，稳步推进”的改造原则。他们根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国情，认为改造可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也采取了一些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合理方式。如，特别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12］19即使在化的前期，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13］可惜的是，这些正确的措施并没有一贯坚持下去。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认识不足，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混同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希图通过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和生产力的超常规发展的方式，把自然经济模式直接发展到产品经济模式，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直接提升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与化就是这种“提升”理论的产物。

1958年的希图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957年冬，《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高度，鼓动全国人民为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当时，全国上下普遍的狂热和浮躁，把热切希望通过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直接提升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化则是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以极端的方式使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适应跨越式的生产力的发展，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直接提升到“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提供生产关系的支持。1958年，说：“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15］741-742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一大二公”式的美好图景的设计与追求，完全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特点与“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特点混淆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式的混淆直接导致了对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分配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混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了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劳动报酬形式上，劳动者根据个人的“社会劳动时间”直接“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劳动券）”作为自己的报酬，这样就不存在工资的形式了；在交换机制上，“商品的等价交换”变成了国家的“调节商品交换”，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将废除，商品生产也就消失了；在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上，“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之间，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与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商品就不表现为价值了”，价值规律也就随之消失了。［1］304而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并不具备这三个特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这样的情形：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和交换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1］304列宁也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6］11据此，把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商品货币交换、工资制度与资产主义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诸如小生产等非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产生联系起来。他强烈希望通过“一大二公”式的极端公有制来消除一切资产阶级及其产生、夺权的条件。一方面，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试图经过这一组织机构和手段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17］另一方面，不按规律地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速度，通过“大炼钢铁”等形式实现生产力的“”。这种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升到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并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强烈愿望，使“左”的思想不断升级，以致“形成以政代企、以政代社、条块分割的用行政区划和行政方法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模式”［18］――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把单一公有制形式、计划经济、产品经济视为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基本特征。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两种社会形态的再思考

把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相混淆，由此所导致的共和国历史上的社会危机，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大二公”的计划模式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的历史基点。邓小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并认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得不完全清醒。”［9］63这个“不完全清醒”，实际就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误解。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9］116

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正是从澄清这一问题开始的。邓小平认为，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9］252。所谓“不发达”，依据“三形态说”，是指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现阶段仍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期，即我国的“社会时间”至少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而从“不发达”到“发达”，其转变方式就是从“一大二公”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时期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既然是实现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那么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人类文明成果和生产方式都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主义，包括商品价值规律、市场调节手段、资本、劳动力、股份制以及股票等等。

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理论。他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但时间段很长，而且中间还要经历很多具体的小阶段或者亚阶段。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和正在经历着“解决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积极探索和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包括资本、市场、商品、股份等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改变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上的落后状况。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才能最终消除社会分工造成的异化以及异化表现形式的资本、市场、商品、股份等等，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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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特殊性；相对优势

[中图分类号]FO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4－0021－10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无论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和先前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还是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它们之间，既有历史的联系和共同点，又有明显的甚至质的区别，从而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经济关系的不同层次。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在生产方式和微观经济层次，包含较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太多区别；而在资本(以及地产)所有权和宏观经济层次，社会主义因素处于支配地位。前者主要是由同一发展阶段的一般经济条件和共同历史任务决定的：后者主要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发展道路决定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这是唯一同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在保护劳动阶级权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考察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首先应当搞清楚这一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和特征。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

根据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文献的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性质)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它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复合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总体性质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生产方式共同体现的。在这里，公有制形式和私有制(非公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非社会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时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既不是单纯由私有制和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至于其中包含多少社会主义因素，不仅取决于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量的比例，而且取决于公有资产的质量和作用：不仅取决于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公有制本身的类型和性质，取决于公有制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取决于公有资产的所有权，而且取决于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取决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成分和各种生产方式之间，不能不包含使它们相互区别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但是，在现阶段，除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外，还必然包含亦此亦彼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些所有制形式既包含公有制的成分和因素。也包含私有制的成分和因素；既包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也包含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例如，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公有制企业，大都包含着私有制的股份，从而成为混合型企业。又如，劳动力市场一旦形成，劳动方式也就变成了雇佣劳动(即所谓合同劳动)。在现存的集体经济组织中，联合劳动和雇佣劳动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往往以雇佣劳动为主体。这种亦此亦彼的关系，体现了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过渡性质和中间状态。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基础，不是单一和纯粹的经济基础，而是一种“综合经济基础”(杨献珍语)。

第二，它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质的区别。在公私并存和社资兼有的关系中，公有制和私有制(非公有制)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宪法规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早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其涵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是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和“拾遗补缺”作用而言的：后者是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和发挥“重要作用”而言的。因此，我们决不能以“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待和解读“公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有资产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控制经济命脉。在这里，量的优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不要求公有资产的总量一定要大于私有资产的总量。和量的优势相比，更重要的是质的优势；而且，只有具有质的优势，量的优势才有实际意义。这里所说的公有资产，本来主要是指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资产，即公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但从改革的初步结果和发展趋势来看，集体资产的数量和比重越来越小。因此，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由国有经济体现的。也就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公有制是否为主体，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

第三，它是私有制经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既体现了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制度的质的区别，也体现了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相似性和共同点。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私有制经济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私有制经济是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在经济制度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相比，私有制不仅以个体经济的形式存在，而且更多地以私营经济的形式存在；不仅孤立地存在于公有制经济外部，而且存在于改制以后的公有制企业(混合型企业)内部。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把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考虑进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公有制经济之中了。

上述三个方面不过是整个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的突出表现，是不能截然分开和各自孤立的。公私并存和社资兼有以其他两个方面(即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为补充和具体化：其他两个方面各强调所有制关系的一个侧面，但又互相规定和互相制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理论界对何谓“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一般认为，公有制就是保持公有资产所有权，而不管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如何；而有的则认为，公有制必须体现在全部经济关系上。有的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必须使公有制成分在量的方面保持在50％以上；而有的则认为，只要保持质的优势就够了。有的把公有制和国

家所有制本身同社会主义划等号，就像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一样。有的认为，社会化就是社会主义，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公有制”，并认为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涵义。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第一，所有制并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核心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不能只讲所有权而不讲生产方式。第二，公有制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只有一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公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国家所有制本身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即使是我国现阶段的国有制，也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仍然执行现代国家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和雏形。第四，生产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但不等于社会主义，私人股份公司不过是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第五，我国现阶段的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大多是由政府代表并和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公有制，因而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公有制为主体”，只要求公有资产占优势和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第六，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不同于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

基本经济制度所涉及的是所有制关系：而所有制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总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即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是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表现。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经济形式；生产目的(如表1所示)。

从表1来看，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表现是：公有资产处于优势地位，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但是，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大都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众多各自独立的产权主体；另一方面，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那里，除了小生产者之外，劳动和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分离。由于上述原因，不仅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而且，在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者那里，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可见，公有制经济在产权制度、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生产的直接目的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与此相联系，分配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方式是供给制和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么现在，按要素分配――凭借资本所有权及其对资本增殖的“贡献”获得利息和利润(“资本报酬”)；凭借劳动力所有权获得工资(劳动者报酬)――已经成为基本形式。实际上，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价值形式(特别是货币形式)的充分发展，必然不断地瓦解公有制形式和自然经济体系，不断地使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进而转变为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可见，在产权分离、劳动和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公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必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别种经济制度的比较

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不仅要搞清楚这种经济制度质的规定性和经济特征，而且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明确它的历史定位，即它同现代社会经验的和理论上可能的各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制度――的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共同之点和质的区别(如表2所示)。

(一)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在后一种关系中，二者处在人类社会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直接对立物。在前一种关系中，二者处于人类社会同一个发展阶段，不构成直接对立物，只是发展道路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必然形式。因此，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区别，本质上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质的区别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所有制结构和各种所有制形式地位的差别(公有制为主体)；其次是国家制度及其政策取向的差别(共产党独立执政的特殊国家制度，国家更多地从劳动者的权益出发干预资源配置和控制经济运行)。这种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和独特的国家制度。是特殊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但是，这种经济制度和现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对立物。而是避免和代替一般资本主义道路的形式。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联合关系(人的自由个性)。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形式是：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在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经济关系方面，二者有一些相似性和共同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存在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包含着较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分和因素，并利用这种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关系照搬到现阶段来。

(二)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不同成长阶段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带有一定超阶段性质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早否定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又在较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再现了和新民主主义类似的经济关系。这里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历史定位。正如所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是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形式，因而也是后发展国家从后封建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因此，这个发展阶段决不是“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一种和资本主义社会并驾齐驱的独立社会形态。如果建国以后我们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如果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急急忙忙彻底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不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超阶段地建立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概念也许就不会出现了；或者，它不过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同义语。确切地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较，经济规律所能

容许的实际区别，远小于目前理论表述的区别。或者说。二者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就法律表述(公有制为主体)来说，二者有质的区别；而就实际经济关系来说，二者是相似的。

(三)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形形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但是，它的现实形态同样是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孕育成长的话，那么，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显然包含了较多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这种因素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方面，而是表现在政府社会职能和社会福利的扩展方面，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面。总的来说，这种扩展是对资本的限制，而有利于雇佣劳动。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同模式和实现形式。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某些共同点，那么，它和民主社会主义存在某些共同点就毫不奇怪了。不言而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做法可以借鉴。但是，决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目标，更不能在理论上把二者混为一谈。

(四)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以两种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是一种在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设想为参照系，以超经济强制和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产物。尽管暂时容忍了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和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但总的来说，由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形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产生交换方式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即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因此，这种经济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阶段，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开始的阶段。因此，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实践形态。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系统反省、变革和扬弃的产物，是批判地继承关系。二者相比较，不仅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公有制本身、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从而经济形式)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它们之间，实际关系的差别远大于理论表述和制度形式上的差别。

(五)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经济制度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相对于它的高级阶段而言的。二者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方面是相同的，区别主要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分配方式。就一般发展规律来说，这种经济制度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是一步一步趋向的目标，而且在所有制形式方面有一定相似性和共同点。但是，这是两种具有质的区别的经济制度。区别主要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进入人类社会第三阶段，即自由联合关系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仍然处于第二阶段。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上，前者已经消除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实行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后者仍然是商品生产，而且是普遍化的充满资本竞争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不可能建立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广泛实行联合劳动，不可能普遍实行按劳分配。因此，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正确的。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过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第二次革命”以后的恢复、延续和发展；就总体而言，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质的区别，更多的是量的区别和形式上的区别。过分强调二者之间质的区别是不正确的。除此之外，和其他经济制度相比，都有一定质的区别。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比，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点，但有质的区别。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超阶段的性质，看上去很像是民粹派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对这种超阶段的经济制度革命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既有经济关系的相似性。也有质的区别。在资本(以及地产)所有权和宏观经济层次，社会主义因素处于支配地位：而在生产方式和微观经济层次，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太多的区别。上述比较也间接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比，经济关系质的差别远大于它们的共同点。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一系列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是符合经济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国情的。其基本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一)符合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生产的社会形式(从而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劳动资料的性质、生产目的和利益关系的性质相适应，必须同现实的交换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形式相适应。

第二，劳动和所有权的相互关系随生产方式变化的规律。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就是所有制关系，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从二者的统一(原始类型的共同体和各类小家庭农业)到二者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二者的分离再到二者的重新统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二者的分离是必经阶段。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基本形式。

第三，所有制形式和交换方式(经济形式)紧密相联、相互作用和同步变化的规律。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一定的交换方式，而交换方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形式必须同现实的交换方式相适应。显然，所有制形式和交换方式互为因果关系。在古代或大或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而不需要商品交换。社会分工和个人占有引起个人之间的交换，从而使产品转化为商品。“于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必然采取价值形式。交换价值的发展瓦解着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使劳动和所有权分离，㈣交换价值发展成为资本，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发展成为雇佣劳动，从而使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不取决于直接劳动，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于是，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可见，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必须采取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的情况下，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消灭

的。

凡是仍然同现实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制度，就必然存在，力图人为地取消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凡是已经不相适应的，就必然发生变革，力图人为地保持同样是不可能的。

上述规律决定，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而与此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劳资两利的复合经济制度。如果力图尽快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样的经济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样，如果力图全面私有化，确立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地位，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同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相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决定因素是该阶段的基本国情，即历史定位。我们必须准确判断：我国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而处在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还是仍然处在第二阶段。问题的关键是“四个区别开来”：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把“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社会主义制度和后发展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把两种不同涵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区别开来：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态，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相比，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走的一条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个一般概念。而是仅仅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㈣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它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同时并存；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的过渡形态，是过早取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历20多年曲折之后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如示意图所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必须体现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方面，要体现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另一方面，要体现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社会主义的区别。其次还必须体现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体现逐步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解放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体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按照上述要求，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要求和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对号入座，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

(三)总结和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从中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的实质在于，把关系国家命脉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掌握在国家手里，把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政党手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跨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建立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过多的公有制和过分的国家垄断，不能充分发挥预期的优越性。第二，从我国初步改革的实践来看，在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反之亦然。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说明它仍然有相当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仍然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因此，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从历史经验和利弊权衡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一种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体现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和谐两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尤其不能把“大锅饭”等同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应当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区别开来。前者是指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优越于已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后者是指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优越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我国现阶段来说，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后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其优越性不是单纯通过公有制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适当组合和优势互补来体现的。

(四)符合国内外发展变化了的情况

中国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早地否定和放弃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实践证明是过急过快和过于彻底了。这种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固然不能简单否定，而且事出有因，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违背了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随着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保持原有传统经济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产业部门，已经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大机器工业已经处于支配地位，过度集中和孤立封闭的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步，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真正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没有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做不到的。三是劳动者对“大锅饭”和对国家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变化。对“大锅饭”和国家的过度依赖，来自极度的落后和贫穷，所形成的公有制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更类似于原始共同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人们就会要求取消“大锅饭”，为更多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制度条件。四是商品生产得到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表面上看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本质上是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因而必然要求对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求充分发展私有制经济和雇佣劳动方式。五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对外关系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进而是资本(以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形式)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扩展。所谓和国际规则接轨，就是和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接轨，和国际资本规则接轨。我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自己，就不能不采取国际通行的经济形式，就不能不变革原有的经济制度。此外。国内外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为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这时候，变革基本经济制度就势在必行和水到渠成了。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

如前所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

制度，是有理论依据和合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已有的实践证明，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这种经济制度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

(一)有可能减低由于私人资本的全面统治而给劳动阶级带来的灾难

在现阶段，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是公私并存、社资兼有的经济制度，但是，一方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人资本并不处于统治地位，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国有经济、国家资本和代表劳动阶级权益的国家政府；另一方面，私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劳资关系处于国家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诚然，国家资本也是资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企业)也采取雇佣劳动形式，因而照样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但是，国家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国家组织人事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选拔任命的；国家资本的利润属于国家所有，利润的分配和使用由国家控制，由新的利润转化而来的固定资本，仍然属于国家。只要国家资本不被经营管理者个人和企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只要全国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分享国家资本的红利，国家资本就仍然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是说，相对而言，这种经济制度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目前，国家已经有了管理和监督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例如《劳动合同法》，并受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就内容来说，这个法律实际上是“雇佣劳动法”或“劳资关系法”。它要保护私人资本的合法权益，但重点保护处于弱势的雇佣劳动者的权益，例如在劳动就业、劳动保护、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只要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成为私人资本的代言人，不发生的问题，劳动者的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

(二)有利于加速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骨干产业的发展

正像邓小平所说，这种经济制度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不同的资本集中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由于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手里，有可能不通过漫长的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实现资本的积累、积聚和集中，而是直接调整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直接把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急需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方面去。实践证明，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没有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经济制度，50年代的重点建设项目就不可能那样快地建成；同样，没有这样的所有制基础和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快地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特别是在1992年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国实现了工业生产、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国民经济乃至国防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使国民经济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第三位、接近第二位的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现在，我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重点产业发展突飞猛进，铁路建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与我国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强大优势是分不开的。

(三)可以大大提高和增强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和手段

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主要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因此，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共同制造者。而且，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条件下，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命运都是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条件下，对发生经济危机的可控程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和手段是大不相同的。在我国，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市场经济形式本身，也取决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可以加剧经济危机，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方式。则可以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几率，降低经济危机的程度。至于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和能力，在眼前的实践(应对2008年以来发生的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就初步得到证明了。其实，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同资本积累和资源配置的能力一样，都基于同样的原因，这就是，公有资产占优势，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家政府可以超越于私人资本和市场竞争过程达到这一目的。诚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依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国家救市的方式，即一方面以国有化的形式，一方面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挽救银行和大企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但是，政府不能尽可能快地作出决策；不可能普遍和大规模地实行国有化；而在国有化之后，还必须再一次地私有化；国家财政不能为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等等。不仅如此，过多的政府债务有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财政危机(所谓“笨猪四国”的债务危机就是突出的实例)。

(四)有可能以直通车的形式使中国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按照一般发展规律和发展路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形态是必须经过的，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尽管有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必须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时期。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没有沿着一般的发展道路前进，而是走上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就它要完成的仍然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能简单地跨越的。但是，一旦走上了这条特殊道路，只要不发生“”和走回头路，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方式也就随之改变了。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公有资产处于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雏形，因此，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完成以后，就不需要经过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了，而是以直通车的形式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为了不致发生误解，对“比较优势”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第一，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是现阶段经济制度一般形式的对立物。这种经济制度不过是同特殊发展道路相适应的特殊制度形式，不过是对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一般形式的改造。不过是该阶段在经济制度方面有差别的可能选择。不言而喻，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对一般形式的彻底否定，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直接对立物。否则，它就不能同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和经济形式相适应，不能完成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第二。这种经济制度同样包含着第二阶段一切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既然这种经济制度包含着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一切制度形式的共性，那么，它也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该阶段一切制度形式共同的局限性和弊端。因此，相对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而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一种预备阶段和过渡形式。这些局限性和弊端主要是同私有制、商品生产、价值形式、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相联系的。第三，这种经济制度不可能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这种经济制度是同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而目前看不到这种条件有再现的可能性。就现存国家来说，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是不能确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能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不可能建立这种经济制度。现在，国际社会一些学者大谈“华盛顿共识”(美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优劣和发展模式的变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北京共识”的相对优势。但是，很多人不清楚，离开基本经济制度的差异，抛开建立这种经济制度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共产党独立执政的政治制度，“北京共识”是不可能普及的，充其量不过是强化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而已。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作为过渡的形式，经济关系必然具有二重性，所有优势的发挥，都不能不付出必要的代价。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会相对地压低私人资本积极性的发挥；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必然和行政权力相结合，因而有可能产生某些弊病；强化国家资本集中和资源配置的能力，相应的会弱化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虽然并不是纯消极的，但并非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E]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23，

[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18―319，633―634，

[3][4][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511―512，104-111，511―512，189,200―202，

[5]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7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65―46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74―175.

第7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关键词：公平；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04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 效:论公平分配的三重境界

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公平与效率的争论。比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第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第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两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这些不同的观点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于分配公平的理解和要求。不过，这些不同观点的出现也表明，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念进行一番梳理。

一、公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笔者认为，在物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效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对分配的价值评判只有公平与不公平之分，也就是说，对于分配而言，要么是公平的，要么是不公平的，要么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公平。而效率是一个存在于生产过程中的概念，只有生产过程中才存在着高效率或低效率，有效率或无效率。而所谓分配的效率问题指的是由不同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变化。所以，当人们谈到分配中讲求效率时，其实指的是由于采取某种合理的分配方式能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并不是说什么分配本身的效率。正如在生产领域，我们不会谈论“公平的生产”一样，在分配领域也没有所谓“高效率的分配”。这完全是没有可比性的两个领域。对于分配来说，公平是唯一的价值追求，难以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会追求不公平的分配。而对于生产来说，效率是唯一的追求，难以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会追求无效率或低效率的生产。与此相对应，不公平的分配只会让劳动者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其结果必然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生产的效率。也就是说，不公平的分配一定在生产领域导致低效。公平的分配自然会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能使生产效率提高。正因为如此，在分配领域，公平和效率从来就不是不可兼得的矛盾双方，而是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大循环中互相促进的良性因素。

由于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矛盾，而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在注意公平”等说法，都是把公平和效率割裂开来。仿佛两者天生对立不可兼得。比如“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之说，似乎是说，第一次分配可以不公平分配或少公平分配，仿佛一旦公平分配就会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只有等到第二次分配才把公平放在首位，而且第二次分配时的公平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过于不公平，社会就会不稳定。所以，无论是曾经提过的“一次分配注意效率，二次分配注意公平”，还是“两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之说，都没有体现出公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意义。其实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分配是高效率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公平分配会损害生产效率呢，其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取代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而平均分配并不就等于按劳分配，也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于是也伤害了社会主义的公平。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所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损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生产的效率。然而，由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的面貌出现的，因此损害社会主义公平的后果只能由按劳分配来承担，从而使人们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公平和按劳分配原则的信心，最终结果表现为人们把社会主义对公平的追求与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对立起来。

公平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没有公平，人类的发展将失去意义。没有公平的社会只能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史前史，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但是公平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来说，公平的内涵和形式各不相同。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具有“普适性”的公平其实有它的适应性，也有它的局限性。在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及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准备阶段（比如：新民主主义阶段），公平既有与资产阶级的公平不同的方面，也不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平完全相同。那么，对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产主义的自觉意识，在社会产品的分配方面，公平必然是分配的唯一的价值取向。由形式公平走向事实公平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从按资分配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历史进步

对于分配本身来说，如上文所述，只存在着公平和不公平之分，但是“公平”在不同社会形态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平是指按生产资料所有者投入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中的公平，在生产资料资本化的条件下，拥有的资本越多，其可以购买的生产资料就越多，在产品分配时所获得的价值就越多。这种分配方式对于相同资本量来说当然是“公平的”分配。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也就是所谓的“投资收益”，对资本家来说是“公平的剥削”，而对于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来说，这当然绝对是不公平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虚伪的公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是指按劳动的投入进行分配，投入生产的劳动越多，劳动者获得的收益就越大，这对于具备相同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工人来说当然是公平的分配，但对于劳动能力以及家庭负担等条件不同的工人来说则是不公平的分配；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不再是分配的尺度，而是个人实现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手段。这种条件下的公平则是指按照每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条件得到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分配，这种公平才是事实的公平和真正的公平。

当然，无论哪个社会形态，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统治阶级都不会直截了当地声称自己统治下的社会实行的是不公平的产品分配方式。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只不过是对自身主导的不公平分配方式进行掩盖，并对所声称的“公平”概念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并把这种解释向全社会进行灌输，以期得到大家的认可，形成社会的共识。所以，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会放弃对“公平”的声张，如马克思所指出：“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1\]302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绝不能放弃对公平的声张。其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向来就是以公平作为追求目标的。只不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里，“公平分配”也是有差别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公平的分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分为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304。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1\]305。“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05306！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执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每一个劳动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通过劳动而给予社会的。这个过程通行的仍然是商品交换中通行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按劳分配表明劳动还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劳动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这与共产主义的自由个性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另外，这种看似平等的按劳分配也会因为各人的劳动能力不同，每个劳动者的家庭负担不同从而在每个劳动者身上体现出不平等的效果。所以，列宁认为这种按劳分配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按需分配条件下的公平才是“事实上的平等”。

尽管按劳分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但它却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最能促进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分配原则，而且由于只存在劳动能力和家庭负担的差异，按劳分配在消灭了剥削的同时也就消除了两极分化。所以，列宁指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2\]按照列宁的说法，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实现了事实的公平；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实现了形式的公平。这种公平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公平，它实现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原则”，这种“社会主义原则”就是“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就是按劳分配，是一种消灭了剥削，消灭了不劳而获的分配原则。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是只付给劳动者能够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产品，而把工人创造的全部的剩余产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实质上并不是按照工人付出的劳动进行的分配，而是在劳动力资本化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说，即便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按照这样的分配方式和原则，资本投入越多，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按资分配剥夺了劳动的分配权力，劳动只是创造价值的工具，劳动只能得到维持自身能继续劳动的基本资料。

另外，在按资分配的原则下，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是不平等的。对于同样都是不付出劳动的资本家来说，拥有资本多的资本家和拥有资本少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产品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按资分配是资本的平等，它不仅会造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不平等，也会造成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只不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这一切不公平都论证得“合情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机器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予以保护，以至于人们既能感觉到不公平，却又对这种不公平无能为力。所以，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则以一种完全不公平的分配方式表现出对劳动的蔑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隔离。资本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束缚和压制，从而从根本上抑制了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维护分配的公平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阶段；二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三是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三个阶段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属于第二阶段，即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这种条件下，人类没有摆脱物质匮乏，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分配方式必然要适应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那么，究竟哪一种分配方式才最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呢？也就是说，哪种意义上的公平才最能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呢？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前提下，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决定了在按劳分配原则之外，必然还存在着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剥削，即按资分配。而这种按资分配对于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状态说明列宁所说的形式公平只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不是一个“够格的”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何以能存在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中呢？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真正从理论变为现实是从俄国革命开始的。俄国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诞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诞生在落后的俄国，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现象，迅速发展生产力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真正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形式进行了努力的探索。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再到后来的集中统一的计划分配。这些分配措施有的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色彩，有的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妥协。实践证明，这些尝试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俄国革命者没有找到一种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合适形式。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类似地存在着。建国初期，物质产品的极度匮乏，工人大量失业，导致国民经济一片萧条，国家政权还没有巩固，利用一切手段稳定经济，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成为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发展生产却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道迫在眉睫的问题。刘少奇在1949年视察天津时针对城市资本家担心被共产党和工人清算所导致的工厂停产商店关门等严重现象，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要允许资本家的剥削，甚至“剥削越多越好”，“剥削有功”\[3\]。这其实也是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妥协，是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历史进步性的利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306在脱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决定了剥削现象不可能被完全消灭。按资分配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这种分配方式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物质生产相对落后的历史阶段内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仍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这种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这种不公平，恩格斯说：“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1\]491

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促进生产发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做大蛋糕”。但是其不合理性在于由于资本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它总会在分配过程中尽量扩大自己的份额，从而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也就是说，资本的原则就是一方面拼命地制造和积累产品，同时也在拼命地制造和积累不公平。这就是所谓的公平与效率的不可兼得。而这个矛盾恰恰不是由按劳分配带来的，恰恰是按资分配才会造成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所以，如果当我们在提倡公平的时候顾虑到效率，那么，问题往往并不出在要不要公平上面，而是出在我们要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公平上。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影响生产效率的“公平”要么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中“平均主义分配”的“公平”，要么就是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中虚伪的公平。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高举社会主义公平的旗帜，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的公平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处理好公平问题，再大的“蛋糕”也没有人民群众的份额。因为，对于资本或资本家来说，对“分蛋糕”的兴趣远大于“做蛋糕”的兴趣，所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副产品”而已。

所以，无论是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配，还是按垄断利润分配，更不用说因腐败、特权导致的分配（由于贪污、腐败、特权等带来的分配其实不过是一种比按资分配更为原始的分配方式），它们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事实公平、形式公平毫无关系，这些分配方式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方式，它们的存在只能说明我们的生产条件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如邓小平所说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只能是存在于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劳动者的报酬主要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的。在这样的分配体制下，按劳分配只能体现在分配原则的层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标志公平价值取向的原则意义。如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一样，按劳分配的原则也需要寻找合适的实现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在不同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下，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的有力保证。如果非按劳分配（如特权、腐败、剥削）的逐步加深，不公平程度不断扩大，两极分化必然会产生。广大劳动群众的被剥夺感增强，这不仅会影响到劳动者的积极性，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生产的效率，也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事实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有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积极探索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并且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积极作用，防范其消极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8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关键词:正义;法权;布坎南;马克思

如何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角去探索政治正义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各流派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西方众多政治哲学流派当中，尤其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艾伦•布坎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他立足于对马克思的正义问题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重新构建了马克思的正义问题的逻辑框架。伍德、塔克、霍尔姆斯特伦等学者对马克思的正义概念的解读，是布坎南重新理解马克思正义概念的一个中间环节。正是伍德等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概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此才构成了布坎南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把“钥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伍德等学者的启发和理论上的思考，就不会有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因此，本文将在梳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实质和理解伍德等学者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来分析布坎南是如何批判伍德等人、解读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并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视角奠定基础的。

1．马克思的正义观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正义的实质，认为正义是由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利益关系决定的。任何正义都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的产物，其内容和要求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映。马克思认为决定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力量是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正义的实质、研究正义问题，更为关注正义背后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历史规律和物质利益动因，认为是物质生产决定了正义观念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人们的利益才是正义的客观与实质的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种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是结合生产方式阐述正义这一历史范畴的本质与嬗变根源的。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只有符合当时的生产关系，这种交易方式才被视为是正义的。二是法律作为当事人和国家意志的表达，是在形式上对这种交易方式予以保障，但是法律仅仅保障交易的形式。三是生产当事人交易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总会有一定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只要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这些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而根据客观历史的内在规律，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产方式必然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而发生社会变革，旧的生产方式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样就会形成新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这种新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又会带给人们新的正义观。因而所谓正义，总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正是正义嬗变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正义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视为正义，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阶级和剥削，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正义。马克思将正义观念建立在客观的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具备西方传统思想所没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品格。

2．布坎南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义“内在批判”的正名

布坎南认为，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马克思也应该批判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而不可能如伍德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所以，布坎南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的划分。依据布坎南的观点，马克思并非如伍德所说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正义的。相反，马克思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不正义的，虽然在表面形式上看是正义的。理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虚假的“交换自由”和“等价交换”。“自由的劳动者同意，也就是被社会条件迫使出售有活力的生命。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像是自由的契约协议的结果。”［2］这里，我们不能不说马克思确实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隐藏着的“不自由”，因此似乎也是在法权框架上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布坎南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看作是“法权框架”的批判，相反，他使用了另外一个概念来表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正义的批判，这就是所谓的“内在批判”。所以，从内在批判的视角看，布坎南得出了对伍德的一个评价:“像伍德和塔克那些学者，由此归结出，马克思主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正义而批判它，这在结论上是正确的，但在理由上却是错误的。正如注意到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所表明的，依据资本主义自身的正义标准，马克思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即使他的确认为那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正义标准。”［3］73这样，布坎南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问题的批判，归结为“内在批判”。这与后面主要强调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外在批判”，即从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的批判正好形成了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但布坎南强调的更是后者。所以，伍德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并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而布坎南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马克思的批判不止于这一内在批判，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外在批判”，即从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3．布坎南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义“外在批判”的正名

与伍德不同，比伍德有所进步的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是一种“外在批判”。这一观点以霍尔姆斯特伦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肯定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但是，霍尔姆斯特伦认为，马克思是用另外的一种“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正义观。对此布坎南指出:“霍尔姆斯特伦与其他学者认为，至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外在批判时从一种共产主义正义观———一种建立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按需分配的基础上的正义观———的视角出发的。”［3］73霍尔姆斯特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是“外在批判”，这一点是与伍德根本不同的。但是，进一步，布坎南认为，虽然这是一种外在批判，但霍尔姆斯特伦仍然是在他所谓的共产主义正义观这一法权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的，因此就仍然是不彻底的。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最根本的目的也不是这种他所谓的外在批判。因为布坎南把“外在批判”也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另外的正义批判其他的正义，另一种则是从非法权视角对正义的批判。“外在批判有两类。在这两类中，批判的视角都是外在于处在批判之下的正义概念。然而，外在视角既可以是另一正义概念，也可以是某一非法权评价的概念。”［3］73很明显，布坎南认为，霍尔姆斯特伦是第一种观点，而他本人则坚持后一种观点。概括起来看:第一，伍德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法权框架下认为，资本主义并非是不正义的，因此结论是，马克思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第二，霍尔姆斯特伦认为，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正义，但他使用了“外在批判”，即马克思用共产主义的正义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正义。第三，布坎南对上述两个学者的反驳中，也提出了他对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的理解，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针对伍德批判，认为马克思是“内在批判”。也就是说，即便如伍德所说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正义概念之下，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正义持有批判态度的。第二个方面，布坎南认为霍尔姆斯特伦的观点超越了伍德，看到了马克思的“外在批判”。但问题是，霍尔姆斯特伦仍然没有超出法权概念的框架理解马克思，这一点是他与伍德所共同具有的特征。第三个方面，布坎南提出了超出法权概念的框架理解马克思的第二种“外在批判”的道路，这也是布坎南解读马克思正义概念的根本立场，是布坎南重构马克思正义理论最有价值的部分。

4．布坎南为马克思非法权的“外在批判”的正名

以上分析了霍尔姆斯特伦等人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解读，他们把马克思的正义解读为一种“外在批判”。他们与伍德等人是有区别的并且也是一种进步，至少看到了马克思不是在资本主义正义的框架内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是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超出法权框架。霍尔姆斯特伦提出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正义原则”，仍然没有离开分配正义原则。可以说，霍尔姆斯特伦是“法权的共产主义评价视角”。准确地概括应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本质是以“生产—分配正义”的法权概念框架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法权评价视角。在布坎南看来，这是不彻底的，而与他们都不同的，也正是布坎南所极力要证明的: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外在批判”;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超出了分配正义原则的法权解释框架;第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法权”的评价视角;第四，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社会协调的民主形式。布坎南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不是从正义和权利的法权概念视角出发的。第一，布坎南认为，分配问题不是理解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分配问题永远是生产问题中的一个派生的问题，他指出:“任何社会的分配都是派生的现象(derivativephenomenon);他的一般特性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生产过程的特性所决定的。”［3］73所以，马克思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在讨论和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为什么是不正义的，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正义的问题。相反，马克思的想法更为激进和彻底。他的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资本论》的目的在于要瓦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他按照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规律，来分析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考虑的根本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而是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动力都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如何从生产方式入手来批判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毕生的努力方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外在批判”是更为激进的。所以，布坎南指出:“马克思似乎推断，既然从总体上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是分析它基本的生产过程，那批判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揭示那些过程的缺陷。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揭示的。现在，正如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基本生产过程，因此，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共产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将存在于其独特的生产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分配的安排上。”［3］74第二，布坎南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环境”已经消失的社会。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休谟和罗尔斯提出并使用了“分配正义环境”的概念。休谟是从道德原则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的，当然，这一原则进一步也扩展到了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当中了。因为休谟认为，人们所以需要“道德”和“正义”，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当中存在着一种“缺陷”，这种缺陷首先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即物质财富的缺乏。如果财富丰富到无限多，那么每个个体对财富的分配份额的占有就不会影响到他人对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个体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因此，什么是“正义环境”呢?休谟和罗尔斯都认为，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就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正义环境”。也就是说，正义问题的产生是基于社会财富的匮乏。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客观的物质环境是正义环境的外部条件，那种没有正义环境的社会，是否还需要人自身有主观的环境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布坎南认为，在马克思那里，非正义环境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客观维度，另一个是主观维度。前者就是上文所述，即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主观环境，布坎南认为马克思提出了“需要”的问题，这种需要是“非扭曲的需要”。但是，这种非扭曲的需要是如何可能的?对此，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是不够集中的，布坎南认为只是“零星地散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著作当中。但是，布坎南也集中找到了相关的证明。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客观要素存在于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的无序，以及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无效率和挥霍无度的使用。主观因素包括利己主义、竞争，以及制度在个体中产生的持续增长的且终究是自我挫败的需要。依据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将释放出潜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同时，它将使个体转变成合作的、公共的存在，人类将在工作中达到内在的满足，人类合作的需要也将缩小人对物的需要。”［3］74这段话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非正义环境的“主观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从上述引文的表述中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理解。第一，利己主义的因素应该是将会以“自我挫败”的方式受到限制。简单说，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利己主义的倾向受到了挫败。这种挫败的自我限制就会导致人们自己自愿地放弃私利和私欲的要求。因此，这种需要就会变得有节制。第二，“合作的需要”将会是人的精神品质的发挥，它促使人们向往一种人文精神，从而摆脱对物的依赖。因此，这也会限制个人的私欲。但是，这些显然都没有回到最为主观的主观条件，即人类理性本身。或许马克思是为了和近代唯心论哲学区分，才没有选择这一视角来界定他的“需要”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澄清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非法权的“主观条件”中，布坎南仅仅说出了第一个层次，即需要。而需要仍然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体作为支撑的。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精神存在者，因此，在最具有主观性色彩的主观环境中，还应该包含着“理性精神”这一环境。而对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布坎南，都没有给出充分的说明。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布坎南实际上没有指出，“正义环境”的产生，除了客观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有作为“理性精神”的主观的环境，这就是个人的内在的精神品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限制自己的欲望的有节制的人，那么也就不需要提出正义和道德的问题了。而问题是，人类的心灵中总是存在着自私和欲望，它们决定了人性的恶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哲学，都要首先设定人类是一个“自私的动物”的原因。这也是西方一切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不设定这一人性上的恶的逻辑起点，那么一切政治和道德就都将失去根基。可见，“正义环境”实质上不仅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外部环境，还应该包括主体自身的“内部环境”。但是，后者在马克思那里也没有更加明确的论述，当然布坎南也就没有给出相应的辩护。第三，布坎南认为，马克思把讨论正义和权利看作是“过时的语言垃圾”和“意识形态的胡说”。马克思对“正义”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法权性质。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这种意识形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做出的辩护，因此马克思把一切在正义的法权概念框架下对国家、市民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描述都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再到费尔巴哈派，都不是从根本上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他们最多也都是在“解释世界”。因此，布坎南才指出:“假如马克思斥责剥削是一种不正义的形式，马克思就会试图得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那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正义性。而这样的结论将遮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品格和他的共产主义眼界。”［3］7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关于正义和权利的谈论批判为“过时的语言垃圾”和“意识形态的胡说”［4］306。第四，布坎南对非法权评价视角的“社会协调民主形式”的阐明。那么，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不再以生产分配正义原则来解释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此，布坎南最终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理想描述。当然在布坎南看来，他的结论是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分析出来的。他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的这一预言是部分地建立在他相信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社会协调的民主形式，将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民主控制方面比迄今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为有效(也就是富有生产性的)，更为协调的社会。……这一理念是指民主的社会协调意味着充分的协调和丰富，任何冲突的残留都不会再依赖法权原则所规定的权利来分配份额。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将不包含分配正义的原则。”［4］74布坎南把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正义环境”的社会的积极规定确定为上述几个基本规定，其核心就是一个自主的协调社会。它将避免任何因为分配问题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能够以非常民主的方式形成协调的社会组织安排。但这里所说的“民主”，应该与我们在法权框架下所讨论的民主概念有本质的区别。布坎南对这一民主概念并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布坎南全部的非法权框架，这一民主概念将会是一个非强制性条件下的民主概念。因为在法权框架下，民主总是要与专制等概念相对使用，它意味着民主要通过和专制的对抗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则不再是一个法权概念了，它应该是人类的一种“自由”或“解放”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这样，马克思的非法权评价视角下的人，在布坎南看来就应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法权概念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他的充分发展的评价(尽管不是法权的)观念;社会上完整的共产主义的人;参与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民主的理性控制的自由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7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2－313．

［3］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M］．林进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第9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一、资本主义早期的商业革命引导了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漫长的封建社会严重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地理大发现，新的世界市场孕育出巨额的商业资本，它不断侵蚀旧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并最终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如何巩固新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唯一的手段就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主要是脱胎于封建社会手工业技术，加快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只能改变生产组织形态，即只能通过空间整理改变生产组织的空间布局，但生产组织模式的演进，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历程。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组织形态通过商业资本的主导，历经多次嬗变,从包买商制度、简单协作和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到有机的工场手工业，最后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厂制度等。这种由“商业资本”与“手工业技术”共生的社会金融与技术结合模式，加速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推动了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1.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培育了作坊式生产组织模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直在缓慢地发展，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托起这块“飞地”的就是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最初是农奴为逃避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逃入城市结社而形成的,它的进步性体现在自然经济中保存了商品经济的火种。反过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也将其历史局限性镌刻在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即严苛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陈规陋俗上。在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下，生产组织基本形态是封建社会的单个生产作坊，主体包括行东（匠师）、帮工和学徒，他们之间等级森严。每个作坊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仅几个人而已。匠师手工技艺秘不外传，具有相当神秘性。为了抵御内外部的竞争，他们结成封建手工业行会,这样就造成单个生产作坊经营缺乏自主性，“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因此，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适应简单商品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所固有的缺陷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造就的世界市场，为商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它一方面迫使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解体，随着行会手工业制度的瓦解，独立生产、自主经营的家庭式作坊数量开始增加，生产呈现出离散状原子化形态;另一方面殖民贸易形成了一个拥有雄厚货币财富的商人资本集团,从而吹响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崩溃的挽歌。然而，尽管殖民贸易的掠夺性质使其能够获得货币财富，但它终究是植根于流通领域。可见，这种财富积聚方式难以持续。商人资本要想不断获得货币财富，就必须控制生产,这就是包买商制度的历史前提。商人资本对生产的涉入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最初封建行会手工业者集生产销售于一身,随着商人资本的介入，销售业务就从行会中分离出来,并统一由商人资本承担，这就是包买商制度。此后，包买商的职能由单纯地包销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过渡到为其提供原材料和工具。随着小生产者的独立性日益丧失，其依附性则在不断增加，与此对应，商人资本由此获得商业利润以上的部分产业利润。然而，由于生产方式依然是分散的家庭式作坊，商人资本还没有直接控制生产过程，一方面它借助货币运动不断摧毁着旧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寄居于封建作坊生产，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新生产方式的产生。

孤立分散的生产组织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存在广大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无产者;二是存在少数掌握巨额货币财富的新兴贵族。这是建立新生产方式的两个因素。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恰好造就了这些前提条件:一方面，它迫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两相分离，人数众多的农村贫民、帮工、学徒以及破产的行东等，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变身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也造就了少数富商巨贾。他们积极介入生产领域，加人到包买商及大作坊主队伍，共同扩张作坊生产规模。由此，封建式作坊就转变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作坊。界定封建作坊向资本主义作坊转向的特征不在于它们物质技术基础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简单协作。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端，即，“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因此，简单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3]这种劳动社会化的形式基本上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早期阶段。作为社会化的劳动组织方式,简单协作较之之前的分散生产具有较多优点。例如，生产资料共同使用节省成本开支，社会化劳动创造的集体力、社会交往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尽管基于简单协作的资本主义作坊生产组织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工场内部分厂的缺位导致它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它不得不让位于符合新形势需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

2.生产的分工与协作革新了工场式生产组织模式

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张，产品商品化程度也在日益提高，这迫切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空间上极为分散的生产方式，存在非生产劳动消耗较大、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从而难以满足世界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即使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已经将许多劳动力聚合在一起，完成了由个体劳动力到社会集体力的历史转变，但是，这些劳动力还只是简单凑合在一起，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等有机依存关系。为此,强化劳动过程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提高生产过程的连贯性就势在必行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来临，是通过“先合后分”两种方式，完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分工体系。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地理上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存在交易成本高昂，生产可控性差等弊端。在这种现状下，资本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手工业者集聚在一个开放而狭小的场地里进行生产，这种生产组织被称为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首先进行的就是“合的过程”，即“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而成……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行直接的协作。”[2]397’398这种方式属于混成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尽管由作坊生产转变为工场生产，但它依然没有改变生产的技术基础，即工场手工业生产还是建立在手工业生产者之间分工的基础上，还是依靠先前的技艺诀窍。如马车工场中的马具匠、油漆匠等，他们以前是作为市场上独立的手工业者制作相应的马车部件，现在只是集聚在工场内生产马车相应的部件。当然这不仅是单纯工作地点的改变问题。实际上,空间距离上的改变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非常大,它体现资本权力的行政命令取代平等主体间的市场交易。混成的工场手工业运作模式也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从而相应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资本权威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手工业者独立地位的下降。空间距离变化减少了非生产时间或无效时间。混成的工场手工业通过这种“空间消灭时间”的方式，加强了生产过程的连贯性，加快了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速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尽管混成的工场手工业造成劳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然而，由于它的技术基础没有发生改变，资本并没有从实质上控制劳动,进而控制生产过程。因此，在混成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生产方式必须继续蚁变，通过一个较之前相反的“分的过程”来进一步加强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m398’399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它建立在手工业生产者内部分工的基础上。尽管其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基础仍然是依靠人力的手工业，但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异常简单,如制针工场，先前独立制针手工业者必须完成所有操作，现在仅需完成某个单一操作即可;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又异常复杂,操作工序名目繁多庞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生产体系。由于工场所固有的开放模式增加了手工业者之间的社会交往，这为瓦解技艺诀窍提供了可能性。而资本想方设法确立自己权力的动机又为劳动的单一化提供了必要性。这种生产方式使手工业者进一步丧失了独立性，从而使其对资本的依附程度不断加深。反过来，由于它缩短了不同操作工序之间的空间转换，节省了大量非生产时间，这种生产方式又获得了由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高效率。至此，有机工场手工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态。

3.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需要衍生工厂式生产组织模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以及海外市场的拓展，工业品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按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形式组织生产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换言之，也就是生产能力跟不上需求的步伐。当然，工场手工业生产组织中由于实现了场内分工，再加上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奴役剥削和统治，工场式生产组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种生产组织形式难以摆脱场域开放空间结构所带来的缺陷，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由破产小生产者和农民组成的雇工队伍同时还存留很多旧生产方式的痕迹，难以适应或不适应工场生产方式，从而产生了诸如对待工作随意、懈怠，在工场里面串岗、嬉闹等问题。这些忤逆资本权威的行为在工场这种开放的空间秩序中得到纵容放大。开放无序的空间组织结构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有效劳动纪律，并给予劳动者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对抗资本压迫的机会,从而在工场中滋生了庞大的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与企业正式生产组织目标不一致，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而这种组织模式，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完全实现对劳动的全程监控，因此，这种工场式生产组织又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效率也难有明显的起色。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加强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就必须打破旧生产组织的空间架构，从空间上将劳动者相对隔离，从而压制工场中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形成严格的劳动纪律。工场手工业生产必须转向，形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叫作工厂”。⑴319应运而生的工厂制生产组织，就空间形态来说，就是以空间分割为主要手段,协调不同种类的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相对于开放空间的工场而言，工厂制生产组织的主要特征就是工厂内部空间架构的相对封闭，而封闭性又使资本居间的协调成为必要，这无形中提升了资本对劳动的权威。事实上，工厂式生产组织综合了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两者的优点。首先，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使得劳动操作简单划一，工厂厂房形如蜂巢,生产工艺流程秩序井然,工厂还下设车间、工段、班组等建制，这种空间结构模式切断了生产者之间的攀谈和串岗等无组织纪律行为。隶属于特定组织的劳动者都具有完全固定的岗位设置，封闭空间造成他们心无旁骛。生产者不断地重复单一的工序操作，熟能生巧也导致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其次,由于消费者对产品功能性要求不断提升，产品的复合程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工厂组织架构日益复杂,导致部门林立且条块分割。而要将这些车间、工段和班组串接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协调有序的工厂生产体系,资本的居中协调越发重要。资本按照工艺流程的具体要求，完善工厂制度,形成劳动纪律，责任到人，形成对劳动的全方位监控，防范劳动者消极怠工,从而加强了资本独裁的权力。

工厂制生产组织不仅从空间上奠定了资本对劳动的权威，确立了一套科层制管理体制，为后来的高效的工厂生产创造了前提。工厂制度的意义而更在于，它造成了一批只会单一操作的技术片面化的工人。先前的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则创造了生产上专用的劳动工具，这两者的结合为机器大规模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只有非人化的机器大生产才能真正确立资本的统治地位，促使工人实质上隶属于资本，因此，巩固工厂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于机器大生产。

二、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产业革命促进了以现代化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商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消费基础不断被削弱。政府的缺位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挤压，这种挤压又反过来侵蚀了消费市场。劳资利益的对立兼之资本主义的生产的严重过剩，最终导致1929?1933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危机的根源是私人投资绝对过剩。要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高效且可控,顺利推进产业资本积累则势在必行。然而,此时资本积累遭遇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下的现实制约,因此必须颠覆旧的技术基础，建立新的机器生产体系以快速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就要求改革工厂的生产过程管理，其实质就是借助机器生产中应用科技的必然性和稳定性取代生产者主导的手工业技术的不确定性。在产业资本主导下，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历经了三次大的转变，即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和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这种由“产业资本+机器体系”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了以生产过程创新为特征的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1.生产过程控制技术成就了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

通过生产组织创新，以封建社会末期破产的农奴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纷纷“离土进厂”，资本主义市民化进程不断加速推进，不断变迁的生产组织创新最终演变到工厂制生产，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整理基本完成。为夯实资本主义工厂制的物质基础,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机器化大生产为之提供了技术保证。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机器体系与工厂制生产形式之间是天作之合。当资本主导下的机器体系接管了生产，资本主义开始迈人一个新的阶段--管制资本主义阶段。它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有序，而这又必须先使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细胞的工厂内部有序，由此，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控制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新的生产过程控制方式--泰勒制应运而生,[4]这种生产组织模式首先在美国以及某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而后普及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泰勒制是因应旧式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经验主义而产生的。在旧式生产过程中，一线作业工人身兼二任，既要进行具体的生产操作,又要思考操作方法。所有这些都完全依靠工人个人的经验，并且这些经验和技艺相对封闭，不为外人知晓。这种单纯依靠经验进行生产的方法是非科学的，资本家并没有能够真正地控制生产过程。美国工程师泰勒在1881年揭开了对生产过程进行科学分析和控制的帷幕。他改革了工人一身二任的现象，将劳动和管理分开，一部分工人专门从事具体劳动，成为完成执行职能的劳动者;另外一部分工人专门从事计划管理工作，成为完成计划职能的管理者。这种创新分为“一破”、“一立”两个阶段。

首先，就是删繁就简的所谓“破”的阶段。具体来说，管理者将劳动者中身体最强壮、技术最熟练的某个工人从所有从事同一工种的工人中遴选出来，将其工作分解成尽可能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使其紧张劳动，记录并分别测算出他完成每一个基本动作所需要的时间,再按照这些动作所需完成的任务的必要性给予分析，保留必要的基本动作，剔除或改进那些不必要的或者繁复冗余的动作，从而确定完成这些基本动作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一种“高标准”的动作分析方法。

其次，建章立制的所谓“立”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管理者根据前一阶段确定下来的最好、最快的方法制定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将其完成基本动作所需的时间确立为标准时间,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标准作业方法”、“标准作业时间”、“标准工作量”等科学的工艺规程，并建立起“标准化作业”的文件档案材料，然后将这些科学的工艺规程以书面计划的形式下发到劳动者手中，监督他们执行，并给予贯彻得好的劳动者较高的工资，反之则反是。这是一种“严要求”的过程控制方法。

实践证明，泰勒制的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2~3倍，“高标准严要求”形成了高效率、低成本和高利润的生产新局面。然而，作为资本主义新生事物的泰勒制具有二重性，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勒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5!泰勒制的这种生产组织模式，进一步瓦解了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种标准化作业也为标准化、专用化机器的发明创造了条件。不断简化的操作使劳动对资本的依附程度逐步加深，资本主导权不断彰显。因此，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新发展形势的需要，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

2.生产的标准化与专业化铸就了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

尽管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的采用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它是以榨取工人更多血汗为前提的，实质上是一种血汗工资制度。这种生产组织模式的普遍采用还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一方面是因为代表资本家财富的商品极大地丰富，资本家自身消费需求总是有限度的，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消费意愿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又导致工人收人普遍下降，使得他们仅能勉强维持劳动生产力的简单再生产，具有较强消费意愿的工人由于收人不足，致使社会整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两方面极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消费基础。另外，泰勒制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是建立在单一机器单一工序基础上的，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出于工作需要，生产者经常面临空间位置的变动，但生产过程是由人的节奏和机器的节奏共同决定，因而生产过程的连贯性较差;二是，单机生产导致生产直接面对消费，两者之间传导路径较短，很容易造成商品严重供过于求的状态。事实上，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及列强为争夺全球消费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泰勒制标准化思想启迪了美国汽车巨头福特’他建立了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将产品系列化、零件规格化、工厂专业化、机器及工具专用化、作业专门化等全面应用于汽车生产。一种建立在生产标准化、批量化基础上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出现了，“福特主义的来临意味着资本主义调节的一个新时代。”

美国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了人类第一条全新的汽车流水线生产系统，这是一项基于过程控制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有重要影响。其具体做法如下:先按照工艺流程布置好机械滚轴传送带,将汽车的底盘放置其上，然后开动电机使传送带运转起来，从而相应地带动汽车底盘向前运动。按照汽车生产工艺流程,每个工人都有固定的工序岗位,汽车传送带运行到哪个工位，相应工序岗位的工人就得给汽车底盘“添砖加瓦”，装上相应的汽车零部件，使其不断丰满起来，例如发动机、操控系统、仪表、方向盘、车厢、车轮等，最后当汽车传送带运动至流水生产线的末端时，一辆统一标准规格的完整车辆就被组装完毕。

福特制生产组织模式主要体现为生产过程的创新，其主要特点是:在实行产品标准化和生产自动化的基础上，利用高速传送装置连续不停地运转，强迫工人跟上传送带的节奏快速操作，从而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得到最大限度地提高,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数量。福特制生产过程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资本的不断积累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固定资本投入逐渐增加,先前的单一机器生产体系被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机器体系所取代,生产到消费之间的传导链条延长了，生产的中间环节或中间投入规模更加巨大。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然而，工序岗位更加固定和更加紧凑的巨大规模的生产流水线形成一种刚性积累模式，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积累模式将资本主义生产导人一种更加可控、精巧的途径，因而福特制生产体系的生产效能相对较高。因此，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一方面通过加大固定资本投人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又带来了更大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

3.模块化生产与即时控制要求创造了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战败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战败国面临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工业生产体系的艰巨任务。福特制生产方式风行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这对于稳固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意义非常重大。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既须面对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破败经济现状，鉴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金短缺现实，而又必须面对生产资料供给非常匮乏的危机，这使得日本工业生产必须精打细算地进行精益生产，杜绝浪费。此外，由于国内市场极为有限，日本还需应对不同的海外需求市场，以进行差异化生产。这种原材料和最终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尴尬境地使得日本工业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福特制生产模式，为此，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公司在吸收福特制优点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将批量生产与单件生产综合起来的新的生产过程控制方式--丰田制生产过程创新，它是指“建立在及时生产（Justintime)体系基础上的一个日本管理模式。”这种新过程控制方式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短短一、二十年间，日本经济从战争废墟中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丰田制生产过程控制模式由此风靡全球。

1953年，日本丰田公司的副总裁大野耐一等人发现,福特制是一种供给导向型的生产过程控制,这种生产模式适合美国这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国家。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特殊性,使其不宜完全照搬福特制，因为福特制遵循供给导向，生产与消费脱节容易引起生产过剩。此外，这种模式容易引起的人员、设备、库存过剩，这也是日本国情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日本必须按照需求导向对福特制进行改造，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换为大规模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从而创造出一种高效率、低消耗的生产方式，这就是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前因。

丰田制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也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的创新上，其内涵主要包括两大块:即时生产和看板管理。即时生产是以无库存或库存最小化为目标，它要求生产系统对市场需求做出即时响应，为此强调生产计划和过程控制的先导性。为了保证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需要，传统的流水生产线需要全面改造，以应对需求变动。其主要措施是大力发展柔性技术与流程式生产，包括将生产体系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而产品零部件尽可能采用标准件或通用件。因此，这种生产组织模式在进行多任务生产时能够均衡配置产能,实现均衡化生产,并可对生产场域实现专业化布局。为减少任务变动所需的转换时间，丰田制突出生产体系的柔性化,包括培养工人一专多能的劳动力柔性和发展多功能普适性的设备柔性。

看板管理是为实现即时生产服务的生产流程现场控制方式，它一改传统罔顾需求的“推式”现场控制，即将“前道工序推着后道工序走”的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模式，转变为以需求为引擎的“拉式”现场控制，即“后道工序按照看板拉着前道工序走”的这种为需求而生产的模式。可见，“看板”是相当于在企业内部引入一种模拟货币，将市场订单转换为看板，即后道装配工序可凭借取货看板所需要的零部件的品种和数量，从而向前道生产工序取货，而前道生产工序又凭借生产看板进行上述零部件的生产。这样就使企业内部物料的流转采取模拟市场的形式，借助看板方式在目视范围内将供、产、销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实施全过程管理，从而极大地减少了物资储备和库存，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金融革命催生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个相对富足稳固的资本主义状态。然而，曰益凸显的市场问题也使得资本快速积累丧失了实现的基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空前加剧，1968~1972年间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终结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危机肇因主要是政府投资过度。如何在物质丰裕社会中突围，拓展新市场，以激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是该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可见，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程度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软化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实现市场引导生产，换言之，就是通过市场整理和市场挖掘，即时转换生产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先前的物质技术基础，强化了资本的独立价值表现，形成了金融全球化的新格局。在迅速流动的金融资本操控下，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历经三种形态:定制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流程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和协同化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等。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由“金融资本+信息技术”催生的生产模式创新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1.个性化生产需要诱致了定制化生产组织模式

以生产过程创新为主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出现,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即在资本主义制度容许的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和进步。然而，随着滞胀危机的爆发，市场问题日趋严重: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较大程度上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满足了全社会的基本需求;但另一方面，较高的集体消费水平使消费市场趋近饱和，生产相对过剩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现象;二是，经过长期的战后重建，日本、德国等战败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实力此消彼长，资本主义世界也由美国一家独大的一极世界过渡到了美、日、欧等列强并存的多极世界，争夺海外市场的竞争表现异常激烈;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导致的贫富两极积累，使得财富极大程度地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奢侈的需求构成市场需求的主要部分，但高层面的需求往往是差异化极大的。要满足这些有着巨额财富的资本家的需求，一对一生产很有必要。生产必须面向市场，定制化生产模式就是因应小批量个性化生产而出现的，它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步入以市场拜物教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新自由资本主义是一个信息相对发达的社会，各类市场信息纷纷涌现，挖掘市场信息并把握信息真正价值成为企业家的最基本的职能。因此，快速处理市场信息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生死存亡的事情,多变的市场需求像一根无形之线，牵引着市场创新的方向。市场经济下，“不创新毋宁死”的观念融入资本家的血液。在此情形下，买卖双方权力反转:市场情势由先前卖方生产什么，买方就消费什么，反转为买方需要什么，卖方就得给我生产什么。先前那种批量生产集体消费的刚性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市场发展的特征趋势就是要以消费者主导地位取代生产者的主导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为此转换提供了技术基础。发掘并满足个性需求成为企业突出重围的法宝，企业必须在充分尊重用户意见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进行定制生产,也即收集用户对相关产品的样式形态等外在形式甚至功能属性等内在特性上的特殊偏好。企业直接面对用户，即生产直接面对市场。用户的需求第一时间被反馈给企业设计部门，它们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将这些个性化需求糅合进企业产品的设计过程中，然后通过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技术，按照产品设计的特殊要求调度相关生产部门，并通过自动化生产技术进行即时生产。

在定制化生产模式下，谁抱残守缺固守成见，市场就淘汰谁。因此，新形势下企业要做大做强，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企业都必须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用户参与，建立愉悦互动的沟通渠道，不断与用户良性互动，挖掘这些体验中有价值的信息,融合进自身创新进程中，生产出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二是，企业需大力发展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用这些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系统，不断提升生产系统的柔性化，从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进行即时生产。

2.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成就了流程化生产组织模式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刚性积累体系中，生产过程创新都是建立在规模巨大的流水生产线的基础上，经年沉淀下来的以基础性设施建设为特征的生产体系，其固定资本规模较为庞大,刚性积累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极为僵硬笨重，机构重叠臃肿且运转困难。与此相对应的是，企业官僚式行政管理体系存在着过多的非生产性费用，这些费用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随着产业资本的不断积累，以剧增的固定资本为表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导致不变资本快速增长,相应地，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出现资本严重过剩现象。另外，囿于固定资本自身周转缓慢的内在特征，臃肿庞大的机器生产体系的价值难以快速转移，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使其难以承受价值革命的致命性打击。由于固定资本规模巨大，企业在面对多变的市场需求时难以华丽转身。这种刚性积累体系的痼疾一方面导致非生产性费用上升;另一方面又使得平均利润下降。非生产性费用侵蚀利润，使得这种生产体系运转更加困难。

真正给刚性积累体系致命一击的，还是汹涌澎湃的信息技术革命。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传播，先前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两相分离的生产运营模式遭遇互联网革命的冲击。因为后者无形中拉大了从生产到最终消费之间的距离,而日益凸显的“生产消费一体化”趋势更能体现生产对象化程度，以及更直接地体现生产的目的性。生产日益贴近消费以弥合生产消费之间的界线，这种生产扁平化趋势减少了过多的中间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弊端。企业运营成本的锐减，极大地降低了过多的非生产性费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虽增加横向管理幅度，但减少了纵向管理层次,从而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失真与扭曲。这种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横向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应用，是对纵向官僚行政管理体系的革命，它要求企业生产体系重组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即生产流程再造。这是依据生产价值链中不同部分对于企业价值增值有不同的影响,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情况,有选择性地将企业更多资源运用于那些对企业有较大贡献的生产环节，并相应地将部分生产资源从对企业贡献小的生产环节中移出，甚至将这些生产环节转移外包出去，因此，这是对企业生产流程的重新改造。

这种流程化生产模式创新就是在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基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依据企业自身条件,有选择性地从事价值链条中高端的研究开发环节，或是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等，形成一个跨企业间合作的分工体系。生产流程再造使生产组织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

3.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促成了协同化生产组织模式

流程化生产模式创新虽然减少了中间管理层级，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官僚行政管理体系的弊端，拉近了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距离，但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发展不断激发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深度地分化着现代消费市场。而金融资本又推波助澜。新颖多样且不断翻新的现代金融服务方式,不断造就新的需求市场。因而对于单一生产企业而言,现代化的市场更加变幻莫测，市场需求更加捉摸不定。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升华，消费者对产品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产品功能的集成化。单一企业和单一专业的结构难以应对这种新局面，因为先前的生产模式还仅局限于自身作为生产主体，这种依靠自已企业竞争市场的单兵作战模式，远远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

先前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在新形势下这种竞争模式不再适用。因为当前的市场竞争态势不但位置前移，上溯到处于价值链顶端的研发阶段，也即竞争不再是从生产制造开始，而是直接肇始于研究开发阶段。非但如此，而且竞争还囊括了生产链条的各个环节。为应对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企业应当共同做大市场，建立新型的竞争合作关系，共同打拼天下。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至少应具备两种思维:一是动态性思维，因为市场需求如流水，变幻莫测，现代企业应该具有前瞻性眼光，及时把握市场的潮流和趋势，未雨绸缪，提前做好相应的决策预案;二是系统性思维，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涉及到全社会诸多经济主体间的方方面面,并且错综复杂。而复杂系统是远远超出单一企业决策能力的，企业必须具有全局性眼光，跳出自身的窠臼，系统性地看待问题,整合相应的生产资源。因此，各个企业都需要对原来的生产体系大破大立，基于产品价值链的分布和各自的核心竞争力来找准自己的位置。由于产品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利益攸关,各个企业需要打破自身界限，重新界定本企业与其他企业、政府以及与社会等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竞争合作关系，从整体的角度融合各类生产要素，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同时实现各自的目标，这些可称为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的前景。至此，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的内涵也就大致被勾勒出来了。

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的实质在于突破经济主体间的外部壁垒，通过充分汇聚各自的人、财、物等硬件生产要素和知识、信息、技术等软件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有效汇聚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深度合作。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其最大意义在于，它改变了生产过程创新中围绕生产整合生产系统的传统做法，转变为当前的围绕市场需求整合生产系统。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模式，它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等核心构件，以及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的创新平台、非营利组织等辅助构件，通过这些主体核心竞争力的整合和协同，使这个系统产生一种叠加的正外部性。然而，如何打破企业壁垒，并推动协同化生产模式创新，这就主要靠金融垄断资本来推动。现代金融垄断资本能够基于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其国家或国际人,在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对生产要素进行整合。

四、结语与思考

作为生产组织载体的技术基础是一种既得的社会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而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源头。资本主义社会的从诞生、成熟、最后到衰落等全过程都伴随着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作为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一方面呈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反映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冲突加剧。

事实上,资本主义主导产业的历次革命，都引起了生产组织模式及其内涵的巨大变动。资本主义早期的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成熟期的产业革命都表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承担了相应的销售和生产等实务或职能，因而它们主导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这两个阶段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具有历史进步性。然而，到了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金融革命则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操控性，它使得金融资本完全脱离生产和销售等实务，完全凭借金融资本操控权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以获取风险报酬。因而，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一方面表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表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不断加强。

所有这些生产组织模式创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它服务于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这个狭隘目的,这就造成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最终决定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的性质和发展空间。事实上，作为社会化生产方式的产物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其一般性体现为合理组织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是中性的，无关社会形态。作为更高的人类文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摒弃了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基础。作为一个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两方面决定了我们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等。事实上，我国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生产组织模式创新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国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后者是服务于资本的，而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这表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