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凯恩斯曾说：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第_步。”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促发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变革，而经济学范式的变革又通过影响政策和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资本主义正是在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互动变革中演进。要对这次危机的实质，以及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发展有更加清醒、全面的认识，必须从单纯的学术争论中解放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与经济学之间的演进历程和互动关系。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考察，我们发现,本次危机如同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它标志着由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危机的实质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大萧条的重演;金融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全球经济的复苏，绝不仅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泡沫被挤出后的信心恢复与景气回升，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就经济实践而言，各国有望向_种体现新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趋同，笔者称之为“新莱茵模式”;就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动态演进包括危机成因的深刻解释力，及其对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的包容性，经济学界有望再次兴起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
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学范式的演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任何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产生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它的_整套预先假设是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投射，它的或隐含或明示的政策主张必然反映相应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因而具备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本质。经济学理论又通过武装理性认识，指导政策制定和社会实践，不断再生产着这种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反作用于经济史，二者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借用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取决于一整套协同作用的制度安排，统称作‘积只累的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简称SSA),它涵盖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多相关范畴，包括技术、劳资关系、产业组织、货币与信贷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等。当这些范畴不能再协调一致地支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从而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既有的SSA就面临危机，直至重大变革促成新的SSA建立™3]。在从危机到变革的过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当了重要的演进动力。依照SSA学派和很多持相似方法论的学者的观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经历了如表1所示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阶段，它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和美国《独立宣言》的为起始标志，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结束。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提倡私有财产与个人主权，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特别是从大约1870年开始，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等历史事件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鼎盛时期：“边际革命”几乎同时在奥地利、瑞士和英国展开;借此东风，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萨伊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今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更名为“经济学"(economics),这门学科的范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劳资双方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平等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宏观动态关系转变为主观偏好、生产技术和资源稟赋决定的静态均衡关系。经济学从社会价值和政治问题抽离出来，成为_种以纯实证科学的形式表达的意识形态，它把自由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众生平等、诸事和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完美世界。
自由放任经济的矛盾于1929年集中爆发,使资本主义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双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Keynesianrevolution)。以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和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阶段。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在美国是社会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则是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反映到经济政策上是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具体包括：立法调解劳动关系，支持工会与集体谈判，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与工资增长机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对部分行业加强管制，必要时收归国有甚或实行计划经济;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与固定汇率,维护贸易与货币稳定。由于工资份额的提高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广，贫富差距大幅下降。以美国为例，前1%最富有的人群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曾一度在大萧条前夕(1928年)达到24.1%,而在1945—1979年间一直保持在10%左右，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大压缩(greatcontraction)时代[6]。与此同时，由于战后重建热潮和大众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尤其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劳动者有能力消费福特制生产的大规模消费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1945—1973年经历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故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postwargoldenage)。
在这一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重要分野。凯恩斯的《通论》曾对欧美国家摆脱危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通论》的撰写主要是为了短期实用的目的，所以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它只是一种短期理论，要发展成为一套成熟完备的理论，需要把它长期化。其次，凯恩斯只批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二条前提假设”(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但却保留了第一条假设，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这意味着凯恩斯批驳了萨伊定律，却保留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一改革的不彻底性为《通论》长期化后的再度“新古典化”打开方便之门。在美国，随着经济驶入稳定高速增长的轨道，固守自由市场的保守思想早已被边缘化，学术革命便不再具有危机时的紧要性，资产阶级转而需要一套能够维护经济长期稳定，又符合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调和理论。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应运而生。他们主张,只要政府的干预使总需求保持在给定人口增长和储蓄率下的充分就业水平，经济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而在英国，以乔安罗宾逊(JoanRobinson)夫人为首的“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却从凯恩斯止步的位置继续前进。他们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和路径依赖性，反对新古典学派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与均衡分析,还充分汲取卡莱斯基(Kalecki)、斯拉法(Sraffa)乃至马克思的理论，回归阶级分析的传统,考察劳资分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诠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矛盾。就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言，新古典综合派符合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政府干预只是为了促进长期的经济稳定，从而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而后凯恩斯学派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天然的不平等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促进公平正义;公平与效率通常相互促进，而非舍此求彼。
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却积累了新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了阻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积累，资本主义就会产生回归其本质动机和原始结构的内在张力。由于充分就业条件下强势工会和厂商垄断势力带来的“工资一价格螺旋上升”wage-pricespiral)、福利国家政策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巨额赤字、来自日本德国等新型工业国家的竞争，加之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陷入了前所未见的“滞涨”危机。面对“滞涨”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无能为力。于是从1979年开始，英国、美国，随后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相继展开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三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①取代新古典综合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其中心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老调重弹：回到实物和货币经济的“古典二分法"(classicaldichotomy)和萨伊定律，认为政府除了稳定货币供给，不应对经济有任何干预;福利国家政策不仅扭曲资源配置，还会抑制储蓄，纵容懒惰;只要能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鼓励富人储蓄，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会像雨露一样惠及底层人群，消灭失业与贫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向下渗透(trickledown)理论。
第2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一、引言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区分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的真实面纱。本文从数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了政治经济学中疑难点：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价值就下降?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价值创造没有变化，而财富生产增加了?
从根本上分析了资本家为什么不断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从而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获取更过剩余价值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二、数学分析
绝对剩余价值：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绝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假设条件一：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工人的一天劳动时间是12个小时，每名工人每天生产馒头，1个小时生产1个馒头，每个馒头的价格是1元。
因此绝对剩余价值图形如下：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6小时 * 1个/小时 = 6 个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1元/个 = 6元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6小时 * 1个/小时 = 6 个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1元/个 = 6元
相对剩余价值图形如下：
假设条件二：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采用新机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生产效率提高，因而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此时，每个工人1个小时可以生产2个馒头，每个馒头的价格此时是0.5元。(因为生产馒头的总时间都是1个小时，单位馒头价值下降，总价值不变，且价值等于价格)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3小时 * 2个/小时 = 6 个
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6个 * 0.5元/个 = 3 元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9小时 * 2个/小时 = 18个
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价值：18个 * 0.5元/个 = 9 元
总结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都是6个，劳动力恢复体力，继续生产剩余价值，但此时劳动力生产的馒头价值由6元变成了3元，虽然数量没变，但此时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了。对于资本家而言，不仅剩余劳动生产的馒头数量由6个变成了18 个，馒头的总价值也从6元变成了9元，这意味着资本家在利润的驱使下，会不断提高采取新设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而疑难点一得到了数学回答。
价值创造是一定时间生产产品的价值，而财富创造的物质载体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价值创造关注的是产品价值，财富创在关注的是产品使用价值即产品数量。 劳动生产率翻倍，虽然生产的馒头数量由12个(12小时 * 1个/小时=12个)变成了24个(12小时 * 2个/小时=24个)，财富创造增加了，但价值创造并没有增加(6元 + 6元 = 3元 + 9元)。
从而疑难点二得到了数学回答。
三、结论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因为个别资本家不满足绝对剩余价值，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其他资本家也相继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形成了相对剩余价值。在其过程中，资本家的财富创造增加的同时，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价值业跟随下降，资本有机成提高，相对过剩人产生，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第3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始自于美國的2008年次贷危机，经过不断演化逐步从金融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深陷其中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力不亚于1929年的那次大危机。时至今日，这次经济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普遍乏力的客观现实和并不乐观的前景预期，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奢侈品价格的变化来探究背后的资产阶级对于不同部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情况所导致的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全而清醒地认识这次经济危机，还可以为身处全球化中的中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本文从马克思两部类生产出发，对于奢侈品的生产施加一定的限制条件，通过多期模型研究随着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奢侈品和必需品交换比例的变化情况，为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原因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
1.奢侈品基本概念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的不断扩大和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奢侈品理论为我们研究工人阶级支付能力不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在这一理论中奢侈品被认为是只有资本家才能消费的产品，而必需品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共同消费的产品。因此奢侈品被定义为必需品的补集，是所有的非必需品。就价格表现来说必须品的价格主要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较少；而奢侈品则不同，它主要被资产阶级消费，价格较必需品拥有更多的价格弹性，也可以认为奢侈品较普通品来说受到供求影响较大。同时由奢侈品的定义还可以看出奢侈品的供给并不能随着需求而无限制的增长，一旦奢侈品能够大规模供应就会使得奢侈品也可以被工人阶级消费，奢侈品也就转化为了必须品。同时对于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我们假设他们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法随时进行调整只能在上一期进行交换。
2.从奢侈品相对必须品的交换比例看结构失调
首先根据《资本论》第二卷中简单再生产的模型进行分析，这里将第二部类的生产分为必需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
Ⅰ4000c+1000v+600m+400m=6000
Ⅱ1600c+400v+240m+160m=2400（必需品）①
400c+100v+60m+40m=600（奢侈品）
这是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的40%用来购买奢侈品。在这样的生产状况下生产可以无限的重复循环下去，但是社会产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大。
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后，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得到更多地剩余价值。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势必要减少原来投入到奢侈品上的消费，将其用在扩大在生产上。这也即是西方资本家所说的"节欲"。但是所谓的"节欲"也只是仅仅减少了对于非必须品的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消费资本家不会也不可能减少。假设第一部类资本家将原本用于消费的奢侈品中的50%用于扩大在生产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消费如下。
（1）第一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4160c+1040v+600m+200m=6000
Ⅱ1664c+416v+240m+80m=2400（必需品）
400c+100v+60m+40m=600（奢侈品）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产阶级要进行积累以扩大再生产，使得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奢侈品的数量减少，而将一部分本来用于交换奢侈品的生产资料和必须品生活资料留在本部类用于购买机器支付工人工资以扩大再生产，使得用于交换奢侈品的产品减少。同时假设每个资本家能够控制的可变资本是一定的，那么可变资本的提升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壮大，即资本家消耗的必需品也会增加；可变资本的减少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破产，资产阶级消耗的必需品也会增加资产阶级的减少而减少。必需品消费和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总资本成正比。假设资产阶级所需的必须品为其总资本的12%。通过公式可以看到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只有280，而在简单再生产阶段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消费的奢侈品为560，由于奢侈品的交换比率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交换是280：560。即1单位的奢侈品可以交换到大约0.5单位的必需品，而在简单再生产阶段1单位的奢侈品是可以交换到1单位的奢侈品。
（2）第二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4160c+1040v+1040m=6240
Ⅱ1664c+416v+416m=2496（必需品）
176c+44v+44m=264（奢侈品）
在这一回合的生产中，资产阶级将全部剩余产品的一半用来扩大再生产，另外一半除了用来消费满足自身对于必需品的需求外剩余部分用来消费奢侈品。第二部类的增长则是受到第一部类的制约，第一部类总共需要1684的生活必需品，因而第二部类资本家可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为1684，对应所需的可变资本为421v，同样第二部类资本家对于必需品的需求为240，则第二部类资本家总共有151的剩余价值可用于消费奢侈品。这个比例低于第一部类的积累，但是由于第二部类必须品部门只能和第一部类等价交换，因此第二部类的积累率无法达到和第一部类相同。
Ⅰ4336c+1084v+600m+220m=6240
Ⅱ1684c+421v+240m+151m=2496（必需品）
176c+44v+26.4m+17.6m=264（奢侈品）
现在我们来研究奢侈品和必需品的交换，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将消费压缩，将剩余价值主要用于，使得资产阶级对于奢侈品的需求进一步减少。第一部类资本家可供用于奢侈品交换的部分为220；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用于奢侈品消费的部分是151m。此时总共用于购买奢侈品的部分为371，而总共用于交换的奢侈品共有246.4，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为1：1.5。相比于前一阶段1：0.5，奢侈品部门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必需品。这一阶段生产的总产品为9000和上一回合总产品相等，经济总量并没有出现变化，但是奢侈品在总产出中有所下降，奢侈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例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减少他们对于奢侈品的消费而将资本更多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而不是将其用于消费浪费掉。
（3）第三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4336c+1084v+1084m=6504
Ⅱ1684c+421v+421m=2526（必需品）
220c+55v+55m=330（奢侈品）
积累消费比率和之前相同。
Ⅰ4529.6c+1132.4v+600m+242m=6504
Ⅱ1732.4c+433.1v+240m+120.5m=2526（必需品）
220c+55v+33m+22m=330（奢侈品）
第一部类资本家可供用于奢侈品交换的部分为242；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用于奢侈品消费的部分是120.5m。此时总共用于购买奢侈品的部分为362.5，而总共产出的奢侈品为308，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为1：1.2。相比于前一阶段1：1.5，奢侈品部门可以交换到的必需品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一次的生产总产品为9360和上一次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4%，整个经济出现了良性的增长。
（4）第四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4529.6c+1132.4v+1132.4m=6794.4
Ⅱ1732.4c+433.1v+433.1m=2598.6（必需品）
242c+60.5v+60.5m=363（奢侈品）
积累消费比率和之前相同。
Ⅰ4742.56c+1185.64v+600m+266.2m=6794.4
Ⅱ1809.64c+452.41v+240m+96.55m=2598.6（必需品）
242c+60.5v+36.3m+24.2m=363（奢侈品）
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接近1：1.07。这一次的生产总产品为9756和上一次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4.23%。整个经济持续增长。
（5）第五次的扩大再生产
奢侈品作为稀有的产品它的生产并不能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反而是只能以自身的产量来决定对于生产产品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在这次生产过程中我们假设会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奢侈品只能增长1%，奢侈品更多受到自身产量的限制，而不是像前面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限制，我们将这样一种情况命名为情况Ⅱ。而将之前奢侈品产量仍由、二部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决定的情况命名为情况Ⅰ。
在情况Ⅰ下第五次生产：
Ⅰ4742.56c+1185.64v+1185.64m=7113.84
Ⅱ1809.64c+452.41v+452.41m=2714.46（必需品）
266.2c+66.55v+66.55m=399.3（奢侈品）
积累消费比率和之前相同，
Ⅰ4976.816c+1244.204v+600m+292.82m=7113.84
Ⅱ1894.604c+473.651v+240m+106.205m=2714.46（必需品）
266.2c+66.55v+39.93m+26.62m=399.3（奢侈品）
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接近1：1.07。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稳定。这一次的生产总产品为10227.6和上一次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4.83%。
在情况Ⅱ下第五次生产：
虽然上一阶段的交换到了大量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但由于奢侈品的产量并不主要由生产资料的多寡决定，而是主要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前面已经假设这阶段奢侈品产量增加了1%。
Ⅰ4976.816c+1244.204v+600m+292.82m=7113.84
Ⅱ1894.604c+473.651v+240m+106.205m=2714.46（必需品）
244.42c+61.105v+36.663m+24.442m=366.63（奢侈品）
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接近1：1.16。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较情况Ⅰ有所上升。同时也可以看出由于将过多的生产资料用于奢侈品消费使得情况Ⅱ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情况Ⅰ。
我们通过比较情况Ⅰ和情况Ⅱ可以看出由于奢侈品产量增加有限的特点使得奢侈品能够兑换到的必须品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多。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奢侈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必须品价格。这种必须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和奢侈品价格的相对增长使得工人在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状况，收入相对减少。在实证上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奢侈品价格相对于普通品价格的增加会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一旦兑换比例差距拉大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危机就会出像。迫使经济进行调整，减弱这种差距。
三、小结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为了解决由于奢侈品和必须品兑换比例过大所最终导致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首先：加快科技创新，加快奢侈品向必需品的转化速度。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曾经产量稀少价格昂贵只能由资产阶级享受的产品逐渐变得大众化。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科技的支持，只有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尽快促使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的转化。
其次：在供给侧下功夫，淘汰落后产能提供卓越产品。生产产品一定要满足工人阶级不断提高的要求才能够促进消费需求進而促进扩大在生产的实现保证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厂商淘汰落后产能，产生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最后：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手段降低贫富差距，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奢侈品价格较必需品价格更快上涨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分配使得其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只能追逐有限的奢侈品。降低贫富差距后工人阶级能够更多的消费必需品来促进自身发展，也为资产阶级必需品在生产创造了消费条件，促进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公式和数据来源于《资本论》第二卷453页，人民大学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1]杨静.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2008年经济危机的新阐释[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5）.
[2]吴宣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J].经济学动态，2009（1）.
[3]马伯钧.论我国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也论马克思《资本论》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思想[J].社会科学，2013（2）.
[4]韩丽萍.构建马克思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J].生产力研究，2006（1）.
[5]杨永华.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经济学家，2009（4）.
[6]刘芮.我国奢侈品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4.
第4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
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每过一定时期就爆发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具体地说，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的表现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根源的总概括，并将具体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个表现上，但如今的研究目的，更在于揭示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论述
（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产生的，只要存在，危机就不可避免。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自1825年英国出现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发生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发生了数次经济危机。表1列举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危机的次数。
战后经济危机的特点：危机周期的长短不规则，周期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经济危机的程度有所减弱，但生产过剩和失业却成为周期中的经常现象；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相结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期间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过度增发货币和扩大财政赤字造成的，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的论述
1、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引发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工人是消费品的主要消费者，另一方面，“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生产扩大与工人消费低水平并存，这样，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主要来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费，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2、盲目的竞争导致经济危机。恩格斯说：“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总是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供应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刚好满足过需求；供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远不相适应的。”
3、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相对狭小导致经济危机。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出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扩大流通范围不仅在国内，而且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4、主要消费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以棉布为例，如果棉布充斥市场，造成市场停滞，就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到破坏，除此以外，还会影响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它们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有很多，以上仅从四个方面加以阐明。而越来越频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和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因而便有了要消灭危机就必须先消灭资本主义的结论。若是这样，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我国，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即使存在上述列举的引起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也不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我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但是，历史实践却不是这样的。
表2分别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经济危机，并且表明我国经济危机具有越来越频繁的特征。其中，1994～1995年爆发的第四次危机与前三次滞涨型危机不同，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涨型危机，连续八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同时，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定的政治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出的资金逾期难以回收，于是第四次经济危机爆发。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包括其断言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论，都反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自然的正向运动规律的结果”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它干预市场的做法，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则反映为“推动价值规律的逆向运动”。我们已认识到，并不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对亚洲等金融危机置之不理，而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三、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经济危机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危机已导致经济危机，并且波及到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对我国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既有金融影响，又有经济影响，为此我国采取了许多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措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个百分点。
市场经济给予我国很多商机和无限的机会，商业服务业繁荣昌盛，过分乐观的GDP增长率，让国人很是欣慰地重复着已经有点成熟了的市场经济。但是，弱化危机不代表没有危机，只要有市场竞争就必然存在风险，必然存在生产过剩，存在经济危机。所以，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说，市场经济都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浪费，当然会有一定的风险，风险可以理解为危机，经济领域的危机，当所有风险的矛盾被激化时，就是经济危机突发的时候。有效地避免和弱化经济危机，是政府所必须面对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其实不单是个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性的自然状态下的商品生产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结论对所有的这类社会都适用。
四、关于经济危机的应对政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那么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上面列举的导致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仔细研究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及时处理、化解可能导致危机的各种原因。
（一）加大对大型国有银行的监管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部分来自于银行的风险监管缺乏经验及合适的制度。近几年全国经济繁荣，生产企业在市场规模的作用下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和膨胀。而在企业、商业膨胀发展中，银行信用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国家必须加强货币金融手段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控制信贷总规模。对巨额借贷资本的虚假需求，又促进了生产的恶性循环，掩盖了生产的“过剩”，当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终于爆发了经济危机。
（二）在发挥竞争的作用同时要克服盲目性
在发挥竞争的作用同时要克服盲目性，这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加，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在促进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重复建设问题。重复建设体现了竞争的盲目性。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都要建立有效的市场调查机制、预测机制，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国家可采取有效措施灵活运用指导性计划，从外部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和方向。
（三）加强对主导消费品生产的监控管理
加强对主导消费品生产的监控管理，避免繁荣过快而忽视长期生产力的培养。主要消费品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等涉及许多的生产领域，其生产正常进行构成了其他生产部门生产正常运转的条件，一旦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销售不畅，就会压缩生产，甚至破产，那么相关原料、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就会减少，甚至资金收不回来，从而导致生产的混乱和危机。
（四）正确处理积累基金内部生产性建设中新增固定资本和新增流动资本的关系
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和我国的经验看，在安排生产性建设时，特别要注意新增固定资本和新增流动资本之间的合理比例，不能只注意固定资本的投资而忽视相应的新增流动资本的需要。否则，新增固定资本投产后，将由于缺乏应有的新增流动资本而无法正常扩大生产，造成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生产力浪费，从而诱发经济危机。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同时，还要谨防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要有意识地通过政府政策去调节市场，克服市场运作的盲点，有效地避免和弱化经济危机的风险。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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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可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第5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自由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一、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国际论坛都能看到哈贝马斯活跃的身影，为寻求理论与实践完美锲合而努力着。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需要清楚世界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哈贝马斯认知里，西方社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是合法性的。自人类的社会正式现成到现在，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一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二、合法化危机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于193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同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是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出现变化。虽然haunted处于经济方面的领域，但是其状态已然变得“温和”了，对于大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度依然影响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四大重要的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得，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三、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其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说就有些力量不足，缺乏彻底性。当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看到问题的所在，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出现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相比，可以说是很另类的。对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补充说明，弥补他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哈氏的该理论对于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具有新颖的视角和观点，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很多方面。当这些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华，也包含一些糟粕，面对输入型危机的存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因为哈氏的危机理论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危机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全面点。
最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逐渐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找出我国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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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第7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和工党领袖的陆克文在《第三条道路的使命》（以下简称陆文）[1]一文中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已陷入了全面危机，世界民主政府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重归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由于作者特殊身份，此文一出便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较大反响。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真的能“拯救资本主义”吗？
一、民主社会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趋同和靠拢
陆克文在文中首先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的”代名词，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中起着“核心作用”。此后，陆文又对社会民主主义大加褒奖，认为其一贯“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强调“由投机泡沫和破产所带来的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陆文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要划清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界限，洗脱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责任。
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真的无关吗？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地区的兴起，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却逐步陷入了困境。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扭转颓势、赢得大选，欧美社会党人提出了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同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超越左右政治概念”的新道路。这次变革也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次转型。其主要特征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2](P118)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奋斗目标上，“第三条道路”放弃了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条道路”则不再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只强调所谓的“价值社会主义”。因为在“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看来“资本主义已无可替代”，[3](P25)“除了资本主义无可选择”。[3](P27)在布莱尔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英国工党大会废除了党章中关于公有制的第4条款。这一条款一直是被当做英国工党坚持社会主义信念而存在的。为了划清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德国社民党人甚至不再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改称社会民主主义。为了更能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决裂，他们甚至将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改称为社会的民主主义。
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第三条道路”主张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用“社会投资型国家”代替“社会福利型国家”。积极福利政策虽然在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福利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事实上削弱了普通民众福利待遇。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首倡者，克林顿执政时期，按照积极福利理论对美国住房保障制度进行了“住房自有化”改革。他大幅度削减了联邦政府住房补贴预算，将住房保障责任由联邦政府转移到州以及地方政府。在“住房自有化”改革政策的逼迫和诱导下，使得原本无力购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购房大军，构成次级债务的主体。日后正是由于他们无力偿还债务，才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
在经济管理上，“第三条道路”主张放松管制和更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第三条道路”一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强调国家干预的传统，转而强调放松管制和更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布莱尔认为“国家不是划船人，而应成为掌舵者，即不应过多地进行控制”；[4](P5)“政府要为经济提供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5]为了放松金融管制，克林顿废止了《1933年银行法》（该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划分开），同时签署了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和《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正是前者的被废止和后两者的被批准，撤掉了银行与风险投资间的防火墙，为过度金融投机打开了方便之门。陆克文却张冠李戴地把取消《1933年银行法》的罪名加给了新自由主义，多么的荒唐！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第三条道路”所说的“超越左与右”，无非是背弃了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主张，而向新自由主义（新右派）的趋同和靠拢。虽然“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们，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等早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去职，但是在他们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改革却为日后全球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二、社会民主主义“处方”的实质是转嫁危机
针对全球经济危机，陆文给出了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处方”。陆文的“处方”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在发挥国家政府“中心”作用基础上，“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刺激实体经济”、“构建全球管理机制”和重树社会“公平”等。陆文的“处方”与西方国家推出救市和经济刺激政策如出一辙。这为我们验证“处方”的效果，提供了条件。
首先，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距今已经三年有余。这三年中，虽然西方国家政府为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和刺激实体经济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经济依然提振乏力，复苏缓慢。以美国为例，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总额约7 872亿美元的《复兴与再投资法案》。除财政政策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包括下调利率、美元贬值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以及加强新能源开发和出口倍增计划在内的产业政策。在空前的刺激政策作用下，美国2009年GDP增长率却为负2.6%。在经济增长低迷的同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2009年10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0.2%，为26年来最高水平。[5]2010年美国经济虽然比2009年略有好转，但也起色不大。
其次，西方国家纷纷陷入财政危机。西方国家为挽救私人金融体系和刺激实体经济，政府普遍采取了购买有毒资产、向企业注资和扩大政府采购等措施。这些措施的施行，虽然有助于维护私人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拉动社会需求回升，但巨额财政支出又使西方国家政府自身陷入了财政危机。据统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是2008财年的3.1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6]而在欧洲，西班牙、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等国财政更是不堪重负，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而不过是由私人企业危机转入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罢了。
最后，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前景堪忧。随着救市和刺激政策的施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却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这就使得西方国家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选择刺激政策，则害怕引发通货膨胀以及更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选择退出，则经济复苏必将延后。为了刺激经济，政府需要减税，以鼓励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但为了还债和支付的利息，政府就不得不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又会导致社会福利待遇下降和经济的衰退，引发社会动荡。这种两难境地，决定西方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的实质是转嫁危机。西方国家动辄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资金从哪里来的呢？其资金来源无非只有两个。一是来自税收。即用普通纳税人的钱，去填补金融投机者造成的窟窿。其实质是将资本家的危机转嫁给普通民众。正如陆克文在文中痛斥的那样，“2007年华尔街上最大的五家公司用于分红的金额竟然高达390亿澳元”，“他们管理的投行却要依靠美国的纳税人摆脱困境”。出售政府债券是西方国家政府获得资金的另一来源。面对缓慢复苏的经济和巨额的财政压力，西方国家纷纷采取借新债还旧债方式，以应对当前的财政危机。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2010年11月美联储突然宣布再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增加6 00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这是继2008年第一次实施一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后的第二次。随着美元印钞机的开动，必然造成美元流动性的继续泛滥。美元的供给增加，必然导致美元价值的贬值，这对于大量持有美国债务和美元储备的国家，无疑是又一次的劫掠。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减小了自身债务压力，却加重了别国经济负担，完全是一种损人利己行为。其实质上是将美国的危机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把美国资本家的危机转嫁给世界人民。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又有什么公平可言呢？
三、“第三条道路”无法拯救资本主义
在陆文看来，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恢复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相互协调，就可避免危机的再一次发生。所以，陆文明确提出要“在资本主义中挽救资本主义”，这充分暴露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而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某些新变化，但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的实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成周期性爆发。
资本主义制度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生产力阻碍和破坏作用正日益显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既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对全球经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这种矛盾已经先后导致了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网络泡沫危机等多次区域性经济危机。从趋势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
第8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一、经济危机理论
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展开大量的经济研究，试图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马克思主义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客观要求。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富裕。促进经济增长就要注重自身经济结构合理化，资本有机构成既符合整体经济发展需要，又立足本国国情，满足绝大多数劳动力的就业；合理规划国内消费、投资、出口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标。如果为生产而生产，那必定造成供给的过度，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把投资放在需求允许的合理范围内，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合理搭配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9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范文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今世界各国仍在努力摆脱危机阴影。此次经济危机与历史上几次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该文章将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虚拟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讨论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根本矛盾 相对过剩 虚拟经济
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为标志，次贷危机开始全面升级。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逐步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直至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还在为何时能够彻底摆脱危机阴影而努力。
一、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解析次贷危机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次贷危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无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和内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使，各生产者涌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并积极提高劳动率，搞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规划，这样就不能保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能造成买卖脱节，供需脱节。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更加彻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效需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大量相对剩余人口和失业的产生。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重要的商品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而找不到销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过剩的危机就爆发了。这是危机爆发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普遍性原理。
这次经济危机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借助于发达的信用系统，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透支消费越演越烈，资本家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是劳动人民手头没钱，有效需求不足，而透支的权利给了他们消费的能力，于是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情况，信用膨胀的虚假繁荣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这只不过是把危机延伸到未来发生而已，一旦发生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失去信心，经济泡沫破裂，危机无法避免。总的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危机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征：虚拟经济和全球化
再具体一点，这次次贷危机是借助“金融衍生品”与“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新载体，导致危机的时间与空间远超之前的规模。次贷危机的本源其实就是房地产泡沫崩裂，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房价普遍上涨了50%-100%，其涨幅超越了实际需求的支撑，这就是危机根源的泡沫所在。既然高房价不可能持久，回归理性实属必然，但是透过华尔街投行家们所创造的“次级贷款证券化”，使得房地产价格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时代的新特点，在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危机。
（一）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产生使同一种资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是实际资本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运动，二是作为实际资本“纸质副本”的虚拟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运动。虚拟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而运动，使得有价证券买卖能够成为投机的工具，从而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商品难以转化为货币，有价证券也难以转化为货币，这必将大大缩小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由于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实际资本的运动，它能推动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扩大生产运营规模的有力工具，也能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决定了一旦虚拟资本出现问题，给予经济的打击也是彻底的巨大的难以恢复的。严重的信用危机使金融领域坏账、呆账大幅增加，信用紧缩，造成经济衰退。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及弥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后发优势以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出发，利用受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竭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剥削雇佣工人的强度，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使得从一个国家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大经济体，打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恢复难度更大。
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当代经济危机的意义
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次贷危机的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此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缓解并最终解决引起危机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对下一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在不能解决根本矛盾，无法避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情况下，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