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精选(九篇)

第1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一、基于历史阶段性的史实整合

基于阶段性的史实整合，要小跨度大综合。复习时，应选择特征明显，且影响巨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1.重要的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史可分为五个阶段：社会由稳定到变革的先秦时期(西周建立到战国结束)、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秦汉时期(秦朝统一到东汉结束)、繁盛的隋唐时期、社会繁荣的宋元时期(北宋建立到元朝结束)、走向衰落的明清时期(明朝建立到1840年)。

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被动应战的19世纪40-80年代、社会急剧动荡的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20世纪20-4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过渡时期(1949-1956年)、探索与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至今)。

世界古代史的两个地区：古希腊、古罗马。

世界近现代史的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新舷路开辟到工业革命前)、工业化初期(两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化深化时期(20世纪上半期)、后工业化时期(20世纪后半期)。

2.历史阶段的史实整合

首先，根据阶段特征，按模块回忆相关史实；其次，根据相关史实，归纳阶段特征的主要表现；再次，根据相关史实，分析产生这些表现的主要原因；最后，根据表现与原因，构建知识结构。

如先秦时期的阶段特征是：社会由稳定到变革。

以人民版教材为例，必修一中专题一的第一课涉及了本阶段的政治史内容，主要叙述了一个朝代(西周)、一个特征(西周政治制度特征)、两个制度(分封制和宗法制)。社会由稳定到变革，就是西周的建立到灭亡，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确立到衰落，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剧烈动荡。

必修二中的专题一涉及了本阶段的经济史内容。主要叙述了“三个一”：一个提高(社会生产力)、一个农业耕作方式(基于小农的精耕细作)、一个政策(重农抑商)；“两个二”：两种手工业生产方式(官营、私营)、两个商业领域(商帮和市)；“一个三”：三个手工业部门成就(纺织、冶炼、制瓷业)。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出现了上述诸多新气象。

必修三中专题一的第一课涉及了本阶段的思想史内容，主要叙述了一个局面(百家争鸣)、一个思想形成(儒家思想形成)、两个人物的思想(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专题二的第二、三课涉及本阶段的艺术和文学成就，主要是两大艺术成就(书法的甲骨文、金文：绘画的笔画和帛画)、两大文学成就(《诗经》和楚辞)。

此外，改革选修涉及了商鞅变法：人物选修涉及了孔子。

进而思考：①西周时期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西周灭亡后出现了诸侯争霸和称雄现象，其实质是什么?

②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大变革时期，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主要表现有哪些?进而揭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学艺术间的关系。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先秦时期的知识结构，并与同学研讨各自知识结构的优劣。

二、基于新史观的史实整合

史观就是对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我们的主流史观是唯物史观，此外还有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等。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上层建筑及其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引发社会革命。基于新史观的史实整合，一般就是指基于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和社会史观的史实整合。

1.基于文明史观的史实整合

基于文明史观的史实整合方式，也就是依据文明主题，按模块专题回忆相关史实，归纳相关文明成果的主要表现，分析相关文明成果产生的原因，形成知识结构体系。如我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一般认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预示着工业文明萌芽，工业化基本完成，标志着工业文明的形成。这一过程包括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漫长历史，主要内容有政治文明的演变、经济文明的演变、思想科技文明的发展等方面。

同样以人民版教材为例，政治文明主要涉及必修一中专题一的第四课、专题二、专题三、专题四，内容主要有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两个举措(废丞相、设军机处)。列强侵华的四次重大战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两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四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新中国三个时期的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

经济文明主要涉及必修二中的专题一、专题二、专题三、专题四。内容主要有明清时期三个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三大领域经济成就(农业、手工业、商业)。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六个阶段(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短暂春天的民国时期、较快发展的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逐渐萎缩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保护发展的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三个时期(过渡时期、二十年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生活变迁的五大领域(物质生活、习俗、交通、通讯工具和大众传媒)。

思想和科技文明主要涉及必修三专题一的第三、四课，专题二的第二、三课，专题三。专题四，专题五。内容主要有传统主流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明学、明末清初思想)，三大文学艺术成就(明清小说、京剧、绘画)，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五个代表(中体西用、维新思想、革命思想、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代以来的三大理论成果(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代中国三大科技成就(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

此外，改革选修涉及了；人物选修涉及了康熙帝、孙中山、、邓小平。

进而思考：①我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当时制约我国由商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因素有哪些?②在近代社会，我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呈现

出怎样的特征?当时我国工业的主要结构性因素有哪些?③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党和政府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2.基于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的史实整合

基于全球史观的史实整合方式，也就是依据主题，按模块专题回忆相关史实，归纳相关表现，分析相关原因，概括影响，形成知识结构。

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从新航路开辟至1917年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手工工场、工业化)、世界市场的拓展(殖民扩张和正常贸易)、政治制度的演变(代议制确立与完善、无产阶级运动)、现代科技的发展(两次工业革命、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的复苏和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成)、文艺思潮的演变(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内容。

进而思考：①教材中哪些专题和课涉及上述内容?根据上述内容，整合教科书中的相关史实。②根据整合的史实，归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前期的主要特征。③联系相关中国史内容，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当时中国史与世界史发展演变间的相互关系。

1917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的巩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济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罗斯福新政、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蔓延(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联合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对峙)、第三次科技革命、现代文艺思潮的演变等。

进而思考：①教材中哪些专题涉及上述内容?根据上述内容，整合教科书中的相关史实。②根据所整合的吏实，归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的主要特征。③联系相关中国史内容。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当时中国史与世界史发展演变问的相互关系。

3.基于现代化史观的史实整合

现代化史观，重点考查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城市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以及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化和世俗化。现代化的类型可以分为原发型和传导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英法美是原发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日本是传导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中国则是传导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大约从16世纪起，人类社会开始了现代化征程。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缔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政治方面的特点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方面的特点是工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为科学化、理性化和经济主义；社会方面表现为城市化、福利化和流动化；个人方面则表现为开放、参与、独立和平等的特点。

欧美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历史进程；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侵略和两次工业革命，构成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人文精神和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近代史既是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史，也是一部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同时也开启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大门；民族工业在欧风美雨中成长，同时也启动了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维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西学东渐，也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过程与成果。新中国的历史，实质就是这种现代化的继续，不同的是新中国在现代化的征程中，经过曲折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思想、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

进而思考：①教材中哪些专题涉及上述内容?根据上述内容，整合教科书中的相关史实。②根据自己整合的史实，归纳现代化演变的主要特征。③联系相关中国史内容。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当时中国现代化历程与世界现代化历程间的相互关系。

4.基于社会史观的史实整合

基于社会史观的史实整合，特别关注转型时期的生活变化：

如宋元明清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初期、苏俄时期、罗斯福新政时期、当今中国和世界等。

复习时，首先要回忆教材中这一时期的基本史实；然后充分理解史料内容，读懂、读透史料；最后想象基于这些基本史实和史料的社会生活状况。

三、基于现实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史实整合

基于现实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史实整合，不是理解热点和焦点问题，而是从热点和焦点问题的视角，整合史实，进而理解现实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历史渊源。其目的是提高多角度整合史实的灵活性，深入理解和运用史实分析和解决问题。

当前社会的热点主要有：

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绿色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关注世界地区动荡问题；关注农业发展问题；关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问题；关注世界经济全球化问题；关注世界经济动荡问题等。

第2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阶段演变；政策创新；发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1-0036-04

目前学术界对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阶段性划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且对每个阶段公有制经济政策形成的背景、所起的作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历史演变全景式的梳理，总结经验，思考未来，探索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方向，澄清思想认识上仍然存在的一些误区。只有认识正确了，才能在行动上进一步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未来政策的着力点，促进它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如何历史地看待非公有制经济

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些国家是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过渡而来的，私有化程度相当高，因此，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就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从某种意义而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就转变为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尽管对私有制的政策如何进行正确定位，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开始进行了探索，但主要工作还是在解放之后。在这个长期探索过程中，我们党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成果，但也有着严重的教训。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1957年到1978年由于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的错误，导致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上的错误政策，非公有制经济被当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受到了全盘否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便逐渐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大力发展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制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强的指导。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已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前进中的问题，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包括行业进入问题、贷款问题、公平税收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党继续进行探索并加以认真研究解决。

目前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研究存在两个缺点：一是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而对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比重太低。使得整个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机械地总结历史发展阶段，描述历史发展进程，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由此也影响到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政策与思想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说服力[1]。二是在政策演变的阶段划分上观点过散，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统一的看法。尤其是在演变阶段划分的标准问题上显得十分模糊，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论。因此，有必要对演变阶段的划分进行重新认识。

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阶段划分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一个范畴，它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也经历了几次反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从这个阶段的整个历史来考察，阶段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阶段划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大约有五种划分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历史上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过了多次反复，起伏比较大，过程十分复杂，对转折点不好把握。二是在划分的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里面有大小标准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笔者以为在演变阶段的定位上应着眼于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演变上。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实际上是围绕着“非公有制经济是否可以存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发展”这两大主题，以这两大主题为标准进行阶段性划分，而把同一大主题之内的政策演变视为同一阶段。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一是阶段性的特征更为明显，二是可以避免一些小阶段的影响，使主题更为集中。

按照这种逻辑思路，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6年，这一阶段从政策层面上解决了非公有制可以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57年至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从肯定演变到否定；第三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政策主题是如何发展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一）第一阶段：扶植和改造

这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也就是过渡时期。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做好政治上、经济上的准备。由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执行的是扶植和改造的政策，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在新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私营工业产值增长了54.2%，工业厂家增长了21.6%[2]，这个速度是非常之高的。随着社会经济恢复任务的逐步完成，中共中央在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非公有制实际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进行改造，使之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相适应。因而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植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扶植”，而是在限制条件下的“扶植”，即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扶植，这种“扶植”的前途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3]。不过，当时设想这个发展过程是比较漫长的，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多长时间，但至少也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由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缺乏深入的认识，这一时期在政策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要进行剥夺和取缔，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也通过制定税收政策、规定劳动条件等手段限制其活动范围和市场价格。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规模受到限制，不能处于和国营经济同等的地位。

（二）第二阶段：1956年～1978年

这段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误判，对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采取了完全否定和彻底排斥的政策取向，城乡非公有制经济基本上被消灭殆尽。这种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压制和取消非公有经济正常发展的做法，使得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党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出现偏差最严重的时期。尽管从1957到“”开始前以及“”结束后的两年与“”时期在程度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共同点都是在政策上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只是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机械地照搬经典作家的理论，在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大二公”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固有模式，视非公有制经济为对立物和异己力量，从而实行了一套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政策。实践证明，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否定非公有经济历史作用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失，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三）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发展时期，很多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都会很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政府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从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最根本性的变化还是在“十五”大之后。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全面突破，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制度创新。之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有两个。一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放宽市场准入，享受平等待遇等。二是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主要内容就是国家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城镇供水、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事业和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基础设施及能源领域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也是再一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上，被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三、政策演变的根源及内容创新

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发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在历经多次调整后，逐步走向稳定、成熟和完善。因此，需要对这一变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演变的真正根源。另外，在这种正向变动（从允许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角度）中具有内容不断创新的特点，也需要同时进行考察。

（一）政策演变的根源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根源一部分在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但主要是在于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

1.国际形势的影响。过渡时期的国际环境使苏联经济发展模式（即“苏联模式”）得到了普遍的效仿，我国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受到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侵略留下的伤害，以及它们对我国实行经济上的封锁，使我们在情感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抱有强烈的排除心理。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形成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既扶持又限制的政策。

2.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到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另一方面私营经济发展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比如，有些工厂开工不足，有的工厂停业半停业，甚至有不少工厂接连倒闭。表面上看，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和民族资本自身的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明确政策。很多企业主心存疑虑，仍处于观望状态。这些现象使得很多党员干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发展潜力产生怀疑。加上从1956年开始，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某种否定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潮，使得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政策上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了必然。

3.改革开放形势的影响。从第二阶段演变到第三阶段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重新认识，果断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重大决定，发展经济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重中之重。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成为共识，随后有了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和调整。

（二）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第一阶段上在政策设计上的创新；二是第三阶段在如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上的创新。

1.第一阶段上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领域存在着五种主要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从严格意义上看，只有国营经济属于公有经济，其他四类经济形式均属于非公有制经济。合作社经济虽然带有集体经济的某些属性，但从本质上看仍属于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私有产权基础上的比较松散的联合经济体。由于国营经济大部分是从解放区发展而来，时间短，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当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它起着主要作用。在这种国情下，如何正确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快摆脱战争留下的颓废衰败、贫穷落后的经济困境，开创经济发展的全新局面，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经过充分的酝酿，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充分体现了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理论创新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走向国家政治舞台成为执政党后，能够容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本身就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可以说，至1956底“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成功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既坚持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又兼顾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兼容了一切能发展经济的积极因素，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创新。这次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首次创新，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创立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第三阶段上的改革与创新。与过去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一是承认并允许外资经济的发展。之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是完全禁止外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因此，如何对待外来投资，成为了这一时期政策设计上的一个新课题。多年的实践证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具有相互借鉴、交流与合作的一面。改革开放后，跨国公司开始进入我国，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企业（主要是“三资企业”）。这一政策不仅比较好地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问题，而且使国内企业有机会学习这些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践证明，跨国公司的进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我国已成为连续20年来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1年中国吸引外资达到1176.98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也稳居第二位。外资的进入也加速了地方经济发展。以天津开发区为例，至2011年末，全区累计批准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4999家，项目投资额698.96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525.8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5.17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规模1398.19万美元。跨国公司的进入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全区工业产值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278家，超过10亿元的有79家，超过100亿元的有12家。这些成就都是得益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释放的“红利”。二是把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形式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提高了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根本制度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彻底扫清了思想障碍和政策干扰。这一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使得非公有经济也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比如，浙江非公有经济占其GDP的比例已超过60%，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达75%左右。

四、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探索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种途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要不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如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还将长期存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也就需要不断地深化，我们并没有解决它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比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规模问题和行业进入问题，尽管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阐述，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行业领域从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的拓展，但是在一些垄断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如何进一步打破垄断，从执行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打开方便之门，如何在融资上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又比如，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负能量，正在影响着社会的公平和廉洁。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民营家的原罪问题、非法经营问题，一些外资企业商业贿赂、雇佣中国官员子女通过关系经营，损害公平竞争、牟取暴利等，这些新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才能在政策制定上不断加以完善，才能有效规避非公有制经济产生的负能量，引导其释放正能量。

参考文献：

[1]衡孝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研究述评[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第3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博弈论；模型化；奥地利学派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理论。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在英国，1870―1920年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与制度主义相比，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三是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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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尔特・多鲁弗著，锁凌燕译：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H ・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4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却是内在统一的：从发端到成熟，其思想进程基本吻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其产生的一致动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点。我们应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纳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理解。

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所作的两种基本概括和理解。所谓五形态论，即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的思想。而三形态论一般是指“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性”渐次发展的思想。那么，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如何，哪一概括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在探讨中，有人推崇五形态论，认为它是马克思对整个人类经济形态演进过程的科学概括，在逻辑层次和理论根据上更为根本；有人则推崇三形态论，认为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是对五形态论的否定，况且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按照五形态的秩序依次演进的，因此，三形态论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复杂性，更能反映马克思的本意；有人则认为，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辩证统一的，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体系。

对于以上几种意见，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毫无疑问，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五形态论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运动和客观规律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性质)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样态所作的一种划分。而三形态论则主要是从人类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地位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的个性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所作的一种阶段划分。但是，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也是内在统一的。根据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并参考借鉴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进程的统一性

马克思五形态论的雏形见之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所有制形式”概念，并根据生产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所有制形式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认为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第1卷)，而“现代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无法消除异化现象而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第1卷)。在这里，尽管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还不够科学，他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最初形态和未来发展还带有一些思辨和推断的色彩，但是，五大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已初显轮廓。

在随后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借以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标志，即“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并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第1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基本上不再提及当时缺少史料支撑、带有推断性质的部落所有制，五形态论暂时变成了四形态论。

1850年代，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根据当时的认识将之视为人类最初的经济形态。他将有关思想集中反映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指导其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了科学的阐述，科学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经济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2卷)这就是被后人常常引以为据的一段经典表述。

马克思的三形态论发端于《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在该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复归为线索，同时结合所有制的更替来探索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概括出从公有制形态的“真正的人的社会”向私有制形态的“异化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向公有制形态的“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演进规律。这一概括虽然还带有较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是，三大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线索还是比较明晰的。

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并且开始运用正处于形成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进行论证。马克思提出，分工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第1卷)由于“自然形成的”分工并非出于人们自愿，因此，“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第1卷)。那么，如何消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呢?“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第1卷)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三形态可以概括为：无分工的社会——有分工的社会——消灭了分工的社会。

马克思三形态论的经典表述见之于《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在该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作为根据，提出了三种经济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总之，从思想的起点来看，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同时发端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时期的1845年前后。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就同时包含了两者的理论雏形。而从思想的成熟度来看，对两者分别进行经典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也是同一时期的著作，并且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1859年1月为他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所作的序，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又是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可见，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思想进程是基本吻合的。

二、提出动因的统一性

众所周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动因。在一定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得以产生的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动因。

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作用“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但是，它“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其中，将其“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而否认其“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第3卷)，就是一个根本的理论错误。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反封建的过程中起到了历史的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威胁到这种地位时，它蜕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彻底变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护的舆论工具。“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第1卷)，成为其理论活动的风向标。而此时，竭力否认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完美性，成为其理论活动的中心任务。巴师夏之流宣称：交换是各个阶级和谐起来的基础，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组织”，是“自愿的和进步的组织”，因而也是“和谐的组织”。

当时同巴师夏等人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相呼应的，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试图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对峙。他从抽象的“好”“坏”概念出发，认为一个社会是由好坏两个方面组成的，因此，他的解决办法就是保存好的、消灭坏的。尽管蒲鲁东的观点极其荒谬，但是在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奇谈怪论，揭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中开始了他的理论批判。

针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散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的观点，马克思通过历史考察明确指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第1卷)他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生产的观念是非常奇怪的，在论证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的必然性时，他们承认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性，说封建制度是人为的历史阻碍；而在反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时，他们又拒绝承认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性，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因为“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第1卷)

针对蒲鲁东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结论，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作是贫困的幻想”；“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第1卷)马克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第4卷)

理论批判的过程也是理论建构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各种错误的经济形态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建构自己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他按照两条思路勾勒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图式，即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侧重于所有制关系演进的五形态论、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侧重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三形态论。无论哪一个图式，都是为了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第1卷)；都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及其最终命运——它必将因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双重阻碍而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

三、理论基点的统一性

无论是五形态论还是三形态论，都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都同唯心史观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人出发考察历史，在他看来，“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1卷)。因此，考察人类历史，必须从对“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发展的过程的研究开始。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说明，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中，人们必须面对和处理两种不同的关系：其一，人们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并且总是要同一定的劳动对象(最初和最根本的总是来自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二，人们的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总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人们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第一种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的减少，即人越是远离动物般的对自然的完全依赖，就说明社会生产发展的程度越高；而第二种关系的历史发展主要体现在人与人彼此分裂的程度的减少，即人逐渐消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分裂(第1卷)，并最终趋向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与人的利益一致的共同体。而这两种关系的发展不仅体现着而且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上述两种关系发展阶段的考察，就成为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发展的两种基本视角。

五形态论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从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正因为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才正确揭示了五种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的最终动因——“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1卷)

第5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资本论》；剥削；价值理论；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6-0041-06

《资本论》是马克思贡献给人类的思想宝库。一百多年来，无数有志者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已有的学术成果浩如烟海。然而迄今为止，从这个思想宝库中发掘智慧的工作还远未结束。笔者直接运用马克思的独特方法，在《资本论》研究领域又获得了三个新的发现，并通过这三个新发现对马克思的演化经济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获取新发现的方法论

在发掘《资本论》这一思想宝库的智慧时，要想获得新发现，首先必须准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方法。其实，人们对马克思的方法并不陌生，那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1］然而，能够准确掌握这一方法去解读《资本论》的，却十分罕见，因为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个方法的复杂性。

这个方法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定义概念的过程非常复杂，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定义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概念总要被分解为若干种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又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然后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循序渐进，逐步“上升”或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为止。因此，马克思的方法又可以称为概念演化分析法。［2］

具体而言，概念演化分析法又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抽象”。每当我们准备研究一个具体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在我们面前总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为了探究这个事物内藏的奥秘，我们必须像做科学实验那样，采用抽象法，暂时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在抽象的条件下观察这个事物。这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如果我们赋予这个事物一个特定的概念，那么，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就是这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

然后进入第二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旦概念得到最简单的规定之后，研究的行程又要回过头来。这时，我们还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每当回复一个干扰因素，事物的状态就会变得复杂一些，表达事物的概念也相应得到复杂一些的规定。先前排除的干扰因素全部回复进来以后，我们又见到了具体的事物，这也是事物最复杂的状态。事物最复杂的状态，就是概念最复杂的规定。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此时这个具体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因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它的内部结构与相互联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概念演化分析过程中，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反映着同一个事物在变化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所以，无论是最简单的规定也好，还是最复杂的规定也好，所有的规定都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它们构成概念的整体，缺一不可。这是概念演化分析法的关键，也是人们掌握这一方法的难点。由于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不相同，甚至在某些规定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状况，因此往往会使人们在选择概念定义时，不知所从，产生误解。通常的误解是，只认同其中的一种规定，并排斥其他的规定，而且又总是只认同最简单的规定，而排斥其他复杂的规定，因为最简单的规定在文字叙述过程中常常出现在前。可以说，这是一切误读马克思的方法论根源。

二、三个新发现的具体内容

（一）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复杂的：其中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

误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没有运用概念演化分析法去阅读《资本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剥削泛指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经济行为。由于马克思创建了剩余价值范畴，通常又把剥削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联系起来，特指剥削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行为历来受道德谴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是资本家也断不会以剥削为荣的。把剥削视作不道德的行为，在伦理上应该具有普世价值。为此，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消灭剥削，我国曾经废止资本。然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是开禁资本，比如将国营工厂转变为国有资本，鼓励发展民间资本，大力引进国外（境外）资本等等。这样的实践却使理论陷入尴尬：有资本就有剥削，发展资本就要允许剥削，而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为了消灭剥削又不能发展资本。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并不像以往解释的那样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它至少包含两种规定，［3］一种是简单规定，一种是复杂规定。

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表明，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对此恐怕人人耳熟能详，近乎常识，无需再作过多的解释。不过，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怎样运用他的方法得出这个规定的，而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却又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这个简单的规定应该通过抽象才能得出。经过抽象，资本要素被暂时排除，生产过程中只剩下唯一一个劳动要素，因此，剩余价值纯粹由劳动创造，与资本无关，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毫无疑问是剥削。

根据概念演化分析法，在得出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之后，还要从抽象演化到具体，即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为此，马克思又把资本要素回复进来，在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考察剥削现象的变化。这时的剥削变得复杂了，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变得复杂了。在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作用下，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部分。马克思明确指出，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延长工作日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是剥削；而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因而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这就是剥削概念的复杂规定。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规定都是剥削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一个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坚决反对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和通过剥削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说：“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加速积累和靠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加速积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经济学家却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4］可见，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和靠剥削占有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是相互并列的，因而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在剥削范围之内。

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属于剥削还是非剥削的界限泾渭分明。况且，随着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多，非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工作日长度的不断缩短，绝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少，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小。马克思甚至把提高劳动生产力视为资本的历史使命，并把工作日的缩短视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条件。［5］927-928

剥削概念的完整内涵充分说明，发展资本和消灭剥削并不矛盾，发展资本的同时也可以限制剥削。发展资本的目的在于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而限制剥削的有效途径是缩短工作日长度，尽量减少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由上可见，眼下所谓的剥削难题，完全是误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而生造出来的假问题，是理论上的作茧自缚。而在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这样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恰好是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出现在前，复杂规定出现在后，于是，简单规定就被认作概念的全部含义，而复杂规定则被排斥在外。

（二）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价值演化的过程［6］

同样，由于方法论的缺失，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也被误读了。

众所周知，价值理论是分辨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标识，而不同的价值理论又是由不同的价值概念所决定的；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征的是劳动价值论，而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概念的定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也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

然而，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非常复杂，其中包含五种不同的规定，并且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展现出一个逻辑严密的演化过程。

马克思首先通过“抽象”，暂时排除土地要素、供求关系和竞争、社会资本和竞争、资本要素等干扰因素。在惟有一个劳动要素的纯净条件下，考察商品价值。无庸质疑，此时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7］52不过，这仅仅是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或者第一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纯粹形态。

在抽象出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之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从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开始，逐渐向复杂的规定演化，这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

先回复资本要素。当资本要素回复进来以后，商品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本生产过程，由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进行商品生产。此时的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7］245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决定的商品价值，是价值概念比较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二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货币形态。

接着回复社会资本和竞争。全社会的资本经过充分竞争以后，都必须遵循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因此每个资本家都会把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看成是他的成本价格，在此基础上他还要获取平均利润，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是生产价格。［8］177生产价格决定商品价值，这是价值概念还要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三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Ⅰ：生产价格。

再回复供求关系和竞争。先前排除供求关系和竞争，实际上是假定供求一致，因而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把供求关系和竞争回复进来，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商品价值，使商品价值变得不确定。受供求关系和竞争影响的商品价值可以称为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8］193-221这是价值概念更加复杂的规定，或者第四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Ⅱ：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

最后回复土地要素。将土地要素回复进来以后，生产过程中将由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要素参与生产。这三种要素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企业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要素。由于受到供求关系和竞争的影响，这三个要素的市场价值都不确定，均需通过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最终才能确定下来。企业只有付出这些要素的费用，才能使它们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只有在竞争中最终确定下来的要素费用，如劳动力要素的工资、资本要素的利润、土地要素的地租等等，才真正成为生产商品的费用，成为构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商品价值最终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由于工资、利润、地租反过来又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所以商品价值由各种要素收入决定。［8］985这是价值概念最复杂的规定，或第五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Ⅲ：要素收入价值。

这五种规定都是价值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个从最简单规定逐步演化到最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复杂的价值概念说明他的价值理论也是复杂的。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复杂的价值理论，称之为价值演化论。

由上可见，以往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确定为劳动价值论，未免失之简单化。究其根源，也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出了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人们仅仅抓住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就误以为它是价值概念的全部，而抛弃了价值概念的其他规定。

（三）发现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复杂的：自然演进和内在矛盾的“两个必然性”［9］

由于误读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必然会误解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

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形态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资本生产方式，即资本与劳动相分离、资本支配劳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个手稿中，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而使用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资本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含义眼下已过于宽泛，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他所描述的本应是“资本生产方式”。

经济学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免要对市场经济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是通过价值概念显现出来的。因此，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商品价值的计量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折射出经济学理论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比如，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唯一性，强调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这样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必然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均衡价格论中的价值概念，强调经济运行的均衡性，它所折射出来的必然是美化资本生产方式、美化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如前所述，以往人们简单化地认定马克思坚持的是劳动价值论，由此推论马克思抱持的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读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那么这个复杂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市场经济价值观，肯定是复杂的。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内含的矛盾也有其必然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中，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最简单规定，确实反映不了市场经济的特征；然而，除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之外，其他几种规定都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价值概念在逻辑上从最简单的规定，一步一步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恰好再现出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演进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劳动）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0］。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客观过程，所以人类社会演进到市场经济有其必然性。

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展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必然会出现剥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必然会引起竞争，从而引发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内在矛盾最主要的表现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从而引发出经济危机。今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矛盾，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它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运行缺乏效率。

马克思曾经如此表达他复杂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7］9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给社会带来分娩的痛苦；而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因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才能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类通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注意：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应该理解为“资本生产方式”。

可见，以往人们只是抓住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最简单规定，抛弃了价值概念的演化过程，从而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向市场经济演进的客观过程，得出了一个否定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同时，传统政治经济学仅仅抓住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而忽视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分析，从而拒绝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误读《资本论》的结果。

三、三个新发现的理论意义

（一）有助于重新认识《资本论》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把《资本论》看成是一部批判资本生产方式、批判市场经济的著作，不仅如此，还把误读出来的理论付诸于否定资本生产方式、否定市场经济的实践。改革开放着实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并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论》对资本生产方式、对市场经济的启蒙价值。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如何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阐明资本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萌生是资本和劳动分离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资本生产方式不断趋向复杂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运行又充满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客观描述。即使是揭示矛盾，也是对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矛盾加以描述。其实，马克思早就申明，他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10。这些都说明，《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实质上在于启蒙，是对资本生产方法的启蒙，是对市场经济的启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谓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是想证明他的前人并没有科学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的前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由此可见，《资本论》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之前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过去，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被有意无意地转移到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二）有助于重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剥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传统政治经济学只是抓住了这两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简单化地认为，惟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完全是剥削，由此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理论创新。不可否认，理论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只要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仍然停滞在既有的简单化理解上面，那么，无论如何创新，隐藏在背后的必定还是那个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尽管可以在字面上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涉及到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就难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前些年学术界在讨论价值问题和剥削问题时的争论，已充分暴露出理论的困境。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终将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怀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宣称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原因就在于此。其实，过时的只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论》再次受到热捧即为例证。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的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都是从最简单规定向最复杂规定不断演化的过程，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资本生产方式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也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这样就还原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本质，亦即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本质。这些也是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据此，我们可以重新构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它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解释力的政治经济学。

（三）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有了以上三个新发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依靠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市场经济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依靠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改革开放之初把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中心环节，往后的改革轨迹显示，国营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发展国有资本，以后又大力鼓励发展民间资本，积极引进国外（境外）资本。通过发展资本、发展资本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三个新发现为基础构建的马克思演化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生产方式有其必然性；在资本生产方式中，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就与剥削不矛盾了。大力发展资本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怎么消灭剥削？既然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消灭剥削就不一定要消灭资本。因为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才是剥削，所以，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就必须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又因为绝对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得来的，因此要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就必须缩短工作日长度。然而，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无限制缩短，因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需要一定的工作日长度；另外，在总剩余价值中，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实际界限是模糊的，在现实中不能很清楚地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划分工作日中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确定工作日长度在多少时间即可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我们也就难以确定工作日保持多少才能够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可见，消灭剥削需要从限制剥削开始。限制剥削无非两条：一是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尽量缩短工作日长度，减少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

最后，社会主义怎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指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逐渐分化为对立两级的状况。固然，富有者是因为占有资本要素，而贫穷者则是因为不占有资本要素，对此并无异议。但过去把两极分化归咎于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现在看来不完全如此。如果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来看，富人之所以占有资本要素而富裕，并不完全是剥削的结果，而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以及资本生产方式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日益增多的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占有资本要素者就会越来越富，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可想而知，要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而共同富裕只能作为“最终”才能实现的目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种种努力在现阶段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企业则必须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因为劳动者也参与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理应分享一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12］值得借鉴。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则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扶助贫穷人群，反过来，这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消费力，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在政府则必须通过再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相对贫穷人群的生活水平。由此长期努力，逐渐缩小不同要素占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50．

［2］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0-29．

［3］蒋海益．回到马克思：解开剥削问题的死结［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3-57．实际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至少有四种规定，为简化起见，本文只列出两种主要的规定。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磊、张伟伟等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其中王磊提出劳动强度对剥削程度的影响，张伟伟指出该文中剥削公式的差错，借此表示感谢。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31．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蒋海益．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价值概念比较――解读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多重形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1）；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124．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博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他指出演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也存在竞争，借此表示感谢.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蒋海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新探［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1）36-40．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7．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所加.

第6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均衡；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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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企业惯例　潜意识　条件反射'

提起演化学说，一定不可不提达尔文和他的生物演化学说，实际上，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之前，演化这个名词已经被不少学者广泛提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2000），他将演化这个名词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那时候开始，演化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同样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和加法洛意的形态学说已经表现出了演化思想的雏形，这些思想为后来的演化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和指引。

由于人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类个体和集体意识的高度复杂性，生物演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达尔文学说无法解释的，当做默认条件而存在，因此，达尔文以及他的后来者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上是十分谨慎的。在谈到演化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将决定人类演化目的和方向的最原始的推动力——自主意识引入研究范畴，恰恰意识的高度复杂性，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思想界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讨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下去，因此现今的生物进化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过去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上。

然而，演进学说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陷于停滞的时候，在经济学领域，自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发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却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对于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决定演进目的和方向的意识问题，演化经济学有着严谨的富有逻辑性的解释：个人的意识，构成了集体的意识，集体的意识，构成了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整体意识在国家和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来体现，而这些意识客观上在经济学领域被体现和解释为人类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些恰恰就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生物学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以“基本假设”的形式，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客观上这也为未来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说过，“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1867），无疑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触动，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后来对社会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上，在他的不朽的著作《资本论》里，他把推进社会演进的动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是属于上层建筑，因此它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并非直接来自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同样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达尔文提出的的生物演进路径是：遗传、变异、选择，排除了生物体通过主动学习、模仿和强化，造成的生物机体结构发生变化，使之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优胜者，并将此优势遗传给下一代的理论。在他之前，率先提出生物演进理论的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他的生物演进理论的核心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的生物演进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他用生物体内自有的向上演进的欲望来解释，凡勃伦解释为本能，他将制度的演进路径归结为本能—习惯—习俗—制度（Veblen，1914），这一点无疑缺乏可靠的科学实验结果支持，这些拉马克演进思想却体现了鲜明的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他的理论成了后来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的生物学基础。

后来的学者，包括斯宾塞和海格尔等，以及对拉马克理论进行修正的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理论进行结合，才能真正解释生物演化。直到近年来，随着微观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生物体的一些行为，一部分是有通过基因由上一代遗传而来，而另一部分行为由后天学习而获得，自然选择不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唯一动力，而后天学习获得强化的机能，可以改变基因排列组合，并将受强化的机能遗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获得性遗传假说被当今的科学实验所逐步证实（李启剑等，2010）。在生物学领域，虽然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长期以来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尽管该理论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应用并不抵触，但是它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达尔文的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类，以及以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普遍的适用性。

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1982）应用生物演化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企业惯例理论的概念，他们在拉马克生物演化的生物学隐喻和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惯例为遗传机制，创新为变异机制，竞争是自然选择机制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

第8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政府市场关系 演变 政府干预 主导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纷纷扮演积极干预市场的角色，凯恩斯主义一时热起，并影响到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选择。为正确认识改革取向，必然要把握政府与市场各自扮演的角色的实质，这应该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谈起。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低迷，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都会经历较大调整。

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成是重商主义学说，它始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而发展。重商主义认为，为了积累财富，除金银矿开采外，主要依靠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地位，以保证金银货币流入国内。因此，它需要国家对内管控各行业，促进资本增长；对外筑立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在垄断竞争中增加金银输入。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政府积极管控经济生活、干预市场，对于促使资本原始积累有极大意义，但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取代。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一书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在书中指出，每个人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会努力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在逐利中，他本人并没有想到贡献社会，但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即“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与此同时，他批判了重商主义依靠国家干预积累财富的主张，并界定了政府在此过程的主要职责：“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任何成员”不受侵犯或压迫；“建立和维护个人或小团体所不感兴趣投入的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②。可见，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过程中，不知不觉被一只“无形之手”牵引着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政府不必干预经济，只要提供好“服务”（扮演“守夜人”角色），放任市场主体追逐利益即可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也以此为指导，采取放任市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政府干预的政策。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然而，这一切在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中遭遇了最严峻的现实挑战，“无形之手”自动调节论陷僵局，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充分就业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如果放任市场自由，这种“均衡”不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因此，“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均衡”绝不是“庸人自扰”。④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改变影响“有效需求”的主客观因素，进而改变“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当然，凯恩斯并没有背离市场原则，而是希望“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影响深远，并逐渐取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统地位，可谓是深陷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灵丹妙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摆脱了危机，继续保持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出现。

从1973年开始，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与通货膨胀结合的“滞胀”怪相，持续近十年之久，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剧增、物价飞涨、工资下降。西方学界把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受到新兴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陷入危机。新兴自由主义以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应该缩小政府干预，给予市场自由。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此为指导逐渐走出“滞胀”泥沼。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微妙的调整，经济政策显示出向政府干预方向的某种回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有回归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不同于“古典”的凯恩斯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的博弈不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不存在完全的政府干预，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自由，而是在坚持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界定政府的干预度。在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互助作用过程中，政府职能经历了专制、全能、有限的逐渐转变。现代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找寻市场自由与政府“适度”干预的契合点，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与市场地位演变为线索，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角色也从全面干预逐步走向有限调控。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里，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国外人士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⑥的论断，而这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不到一年，尽管这次谈话内容于1990年前后才公开，此间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从思想上打破传统思想束缚意义重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坚持这一思想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指导之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形成了政府主导、培育市场的格局。这一时期的政府、市场关系探索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内，指令性计划仍是调节经济的轴心，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市场处于发育的初步阶段，市场机制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的呵护和培育。政府培育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引入市场机制，二是扩大经济主体自，三是调放价格。

“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统一而不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商品经济阶段。这个论断的提出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根本改变了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与资本主义等同的认识，为市场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何为主何为辅，理论界的认识莫衷一是。1987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应，他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⑦对“计划”为主的否定，推动了理论认识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入阐释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逐渐向市场倾斜。1989年，突如其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党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认识上，“计划性”有所加强，并延续到党的十四大。这一时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体现为政府培育、调控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机制与政府计划“”组合运行，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可以概括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国家―市场―企业”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1989年之后，计划与市场主辅地位理论纷争再起波澜，实践中的改革导向也深受困扰。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了“手段论”，即“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资”与“社”的区别。⑧基于此，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角色转换基本趋向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逐步退出微观领域，转向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日渐巩固。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距离现代市场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培育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完结，但是，可以看出，政府尊重市场基础地位的表现显著提升，其对市场干预的范围、力度、准确度不断改善，并努力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迈进。同时，政府也发挥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已成为经济生活运作的基本机制，并主导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演变实质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主导、政府有限的趋势日渐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角色定位。当前，坚持“市场主导”方向，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有限”作用。

推进改革。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三种阻碍或推进力量。第一种是市场“反对派”，他们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反对派”认为“市场”与“计划”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界限，计划经济显现种种弊端的原因是计划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体制本身并没有根本问题，他们倾向于在计划体制内寻找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管理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即刻否定。“反对派”是改革中的实际利益受损者，他们以原有体制内的利益群体为主要代表。第二种是市场化推进力量，在改革中居于多数地位。他们在享受改革红利时，不时会对市场“助推者”颂以“赞歌”，希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第三种是“维持派”，他们也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是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计划与市场并没有实现完全并轨，体制漏洞难免出现，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遇”。这些人逐渐演变为转型期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体制中，也不希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而是竭力维持既定状态，从中渔利。在综合分析以上三种基本力量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强体制改革，通过运用制度、法律等手段消除改革的阻碍力量，推进市场主导化改革。

市场培育。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作用。当前，政府培育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持市场秩序。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良好市场秩序的最基本要求，它的实现有赖政府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体系。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除了它的发展水平较低以外，还在于法制很不完备。随着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任务的提出，市场法制体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应加紧市场规则的制定，并上升到立法层面，建立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使市场主体在共同的行为准则下有序竞争，也使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持有法可依。

另一方面是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伴随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和成熟。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已初具规模，但存在诸多问题，如官办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多）、缺乏统一管理等。这些问题影响市场中介组织独立性的发挥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甚至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政府必须在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中担负应有的责任，扮演合适的角色。

宏观调控。市场作用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后，表现为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我国选择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干预作用也逐渐从全能走向有限。

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不同，但都指向一点，即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如行政审批程序繁琐，过多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市场主体特别是微观主体等。为了使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矫正政府干预过多问题。首先，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弱化市场作用可能产生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其次，政府宏观调控以间接管理为主，以货币、财政政策手段为主。再次，政府宏观调控应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提升宏观调控机制化水平，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社会治理。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几十年的转型期间，不得不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社会矛盾压缩任务。这导致政府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治理任务，如果解决的不好，就会大大增加社会不安定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自由的市场竞争在解决了效率问题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悬殊趋势。我国的社会不公平已成为凸显的矛盾问题。现代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法国都特别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由于社会不公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也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当前，政府要把公平问题提升到了重要位置，着力解决。不仅如此，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有加剧趋势，要求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构建安定和谐社会。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赢得民心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25～327页，第4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⑤[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1页，第32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第9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围绕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话题，结合经济理论研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强势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被边缘化的倾向，做好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工作，需要着力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回答：首先，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学科特点使命?政治经济学是否具有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其次，如何传承马克思深刻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续写好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面创新?再次，作为基础理论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命及其对当今世界的解释能力、指导能力，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源流积累中始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古希腊时期对家政管理的朴素的经济思想，到16 世纪政治经济学时代开始取代道德哲学时代。伴随生产力的进步、分工关系的发展，社会贤达对政治经济的关注，使得经济思想的碎片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产生了更有条理的经济思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生产力快速进步的发展背景下，1759 年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表，1776 年《国富论》发表，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进行系统的阐释，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确立。从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绵延传承，直至1867 年卡尔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发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马克思运用他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破解了斯密教条，夯实了经济理论分析体系的基石，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此真正树立起来。

纵览经济思想史的演变，自斯密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后，理论的演变沿着两条道路分化前行。一条是坚持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全面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围绕剩余价值理论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另一条则是以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主要围绕生产厂商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内容的微观经济分析。直至1890 年，英国的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将政治经济学概念简化为经济学，以至于在学科概念上与政治经济学相分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学派标签有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意，但又标榜是新的。客观地说，我们应当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有新的地方，就是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工具形式上，全面引入数学范式，由此可能使经济分析的量的概念得到精确的计算表达，进而可能促成经济理论分析有更加严密的逻辑能力，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披上纯粹客观的科学的外衣。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正是因为追求数量的严密计算，不得不把人类生产活动的复杂因素加以苛刻地界定，由此必然导致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传统，把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特点只是纳入完全线性特征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内容，形成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在教科书内容安排上则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呈现。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高校和学界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统称之。

由此，在经济理论建构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定位。仔细检讨这样的学科分野和学科研究内容，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异同，也是我们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创新时，必须加以回应的话题。

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强烈的人文情怀。在亚当 斯密那里重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到大卫 李嘉图那里拓展重视赋税关系，充分体现了对经济运行、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价值理性(公平)关怀与工具理性(效率)关怀的统一，富有深刻的经济哲学底蕴，凸显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使命特点。马克思正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性，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在解剖生产力爆发性快速成长的同时，指出生产关系的演进和它所包含的深层矛盾，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过程中，生产力的组织状态在微观的个体企业与宏观的社会平衡之间的冲突，以及财富增长成果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出现的贫富两极对立的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经济理论体系不只是研究财富(经济)增长，还重视研究财富的分配，由此才能够协调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重点，与经济哲学底蕴相联系，有助于指导对于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资源(劳动与资本)配置、财富生产、经济增长的分析，联系再生产活动的多个环节、经济活动不同参与主体(消费者与厂商)和市场竞争博弈行为等的讨论，展开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和宏观分析，以及经济运行机理的研究，即一般经济学(本体)原理的研究。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基于对经济运行原理的揭示和规律发现，有助于指导经济管理主体针对具体场合的经济运行环境条件和主观期冀的发展目标设计一定的经济政策，作用于经济运行。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理论研究，联系学科体系研究的视角来加以理解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深层次的是经济哲学，回答经济研究价值取向、经济学学科使命和学科研究的立场。第二层次是经济运行的本体研究，即一般经济原理的讨论研究，可以在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消费、交换、分配来加以讨论，也可以微观和宏观来分篇讨论。第三个层次是在经济运行分析的基础上，为达成管理者希望达到的经济运行目标，对管理调节措施选择的经济政策的设计研究。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容纳这三个方面的学术覆盖能力，尤其是它特别重视学科使命诉求的经济哲学特性。

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理论体系，只关心微观的资源配置效率分析、企业的生产函数和产出能力分析、市场竞争和产业组织行为分析、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分析等，围绕经济增长作为研究诉求的重点。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标榜自己重视实证研究，回答是什么，甚至特别强调只回答是什么，以教父面貌出现，至于该怎么的规范分析，则不屑去做。诚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学科研究内容上，也有延伸展开对经济运行调控的政策设计分析。但是，由于不考察经济增长的财富产出如何合理分配，排斥对人类开展经济活动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一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有一定的对于经济运行调控管理的类经济政策设计的理论研究，总是简单地服从于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讨论。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只是重视对经济运行本体的研究，形式上似乎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设计指导能力;但是，由于它不关注经济哲学诉求的学科价值取向，使得政策设计还是流于为增长而增长。

这里可以用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治理危机的经济理论阐释能力的解剖来加以佐证。西方多个学者对金融危机著书立说，有不同的解释模型，但总是不能追究到制度的深层原因;以至于最终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最具有深层次的解释能力，《资本论》一度热销甚至脱销就是明证。跟进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受到热捧，正是因为该书用了两百年来的大数据的统计资料证明，资本与劳动关系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及其根源。可见，就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运行、财富增长和社会分配的合理性这几个紧密关联的问题而言，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内容仍具有全面的回应能力。换句话说，今天的世界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

具体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学科研究体系上的不同特点，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哲学底蕴，重视学科研究的价值关怀取向，从而有清晰的研究立场和学科使命，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正是这样，它所展开的政策研究设计一定要体现出发点和立场，体现大众关怀，谋求全体民众利益的福利改进，而不只是为增长而增长，不会对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置之不管。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能够处理好经济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加完整深入的对经济发展的分析解剖能力。

而现代经济学主要重视研究经济运行本体一个层次，同时兼具一定的政策研究设计。在经济本体的研究层次上，如上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注重引入数理分析工具，使经济理论研究范式有了明显的变化，经济理论分析的逻辑能力得以强化。特别是借助数理分析工具，围绕经济运行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运行的动态演进，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决定影响产出能力的生产要素细分和新生产要素如何在动态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已经有成功的实绩，成为迈向经济现代化的先行者，与之形影相随的经济理论自然具有强势的话语权。

较之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重视运用数理分析工具开展对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入分析，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本体的讨论确实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自身的发展演进进程中，已经超越马克思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层次上长期受左倾倾向影响，经济学研究更多地落入纯粹经济哲学层次上的思辨，以至于基本经济范畴都被意识形态化加以处理，由此导致传统政治经济学失却对经济运行本体的深刻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与之相反，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西方经济学被引入大学课堂，其所具备的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能力令国人耳目一新，以至于诸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为之所折服，与之相关联的主要表现就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被边缘化。

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需要注意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关联接续关系

理论上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求有自成一体的体系架构，有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应用，因此必须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来解剖经济社会制度的演进。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为蓝本的，在劳动价值论基石基础上，围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加以展开，形成商品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利息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应该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全面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及其所包涵的各种矛盾，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可能前景和一般规律。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部分，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部分的有机对接，需要在方法论、基本概念范畴、体系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

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简单再现马克思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方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推论，社会主义最先会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现实社会主义最先是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出现，恰恰是列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生成方式有清醒的认识基础上，通过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旧的统治，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很显然，现实社会主义必然会碰到马克思没有讨论过的发展问题，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直接拿来应用。抱着实事求是态度的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很快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如何调动社会不同成员的工作热情是一个全新的学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建筑在每一个劳动者对物质利益关心的基础上。在探索建构国家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时，列宁创造性地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工商企业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村将原来的带有平调性质的余粮征集制改为粮食税与此同时，凭借政府掌握的政权力量，由政府出面与外国资本合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便能够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在此，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以国家资本主义、粮食税、新经济政策等新的概念出现。列宁以务实的态度，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俄国现实相结合，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内容上积极探索，具有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然而，列宁短暂时间段的努力并没有在理论上被真正理解进而有好的沉淀，很快被斯大林模式所淹没。

在中国，也是走过了从国情出发的革命成功方式，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现实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实践可能面临的难点、盲点一定会更多。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模仿复制了斯大林模式，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引入教条主义的轨道，以至于留下较为严重的后遗症。改革开放推进实践过程常常会碰到与这些思想、体制后遗症的冲突较量，给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提供教材。

强调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深刻检讨，对于我们处理如何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这项工作已经有一定的开展，也有不少好的成果，但是，对照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任务使命，做得还很不够，需要继续投入。

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整体创新，处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之间的传承对接关系，还面临一个必须重视检讨的理论问题，即如何准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演变成垄断资本主义，从传统的资本主义演变成经理人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主导演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我们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十分熟悉，由于技术革命不断发生，从而引起生产的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企业的治理方式、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由于金融信息工具手段的变化，资源配置的组合模式、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交易结算方式等的变化，集中表现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变化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和劳动资本化的潮流，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形式发生诸多变化，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更加诡异、更加复杂。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处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时，主要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参照蓝本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总是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也会影响解决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统一接续目标的实现，影响政治经济学学科整体创新。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创新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回到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对接关系的讨论，除了以上制度演变的实践路径考察，从中发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演变的相关因素，还需要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概念范畴与创新等方面加以梳理衔接。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范式上，作为生产方式构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功能作用表现，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比如，马克思时代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概括，需要加以深化拓展，要素细分，多层次、多样态呈现;既有的三要素分析也必须加以创新，明确多个要素不完全是在一个平面上发挥作用，可能出现梯次递进，最终释放出生产力能量。同样地，生产关系研究也需要加以深化拓展。对于生产关系研究的对再生产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描述一遍的工作，由于分工的细化，信息手段、金融工具手段、分工结算方式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再生产四环节的当事人关系发生多重变化、多层次交叉;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方式、作用机制也都会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都需要有专门的深入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研究，资本主义部分是围绕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部分如何传承，理论上说，同样应该围绕劳动与资本关系展开，以体现理论的一贯性，由此在概念范畴的内涵、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新的概念范畴凝炼等方面都需要下功夫。

三、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工作，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系

1978 年12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37 年来，解放思想一直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砥砺前行的重要思想武器。2013 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今天的改革开放依然要以解放思想开路，从实际出发，展开丰富多样的实践，不断积累成功的经验，形成理论的突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中国话语表达，正是基于指导思想方法论的科学回归，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回到务实进取的工作轨道，才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绩效，也才有围绕经济工作中心任务的各项具体工作所形成的理论积累。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推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应用，理论探索与实践深化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实践的深化促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累积。比如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明确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从国情出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方面，逐步清晰得出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处理，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基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在如何处理社会经济活力问题上，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改革就是要解决好企业法人独立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法人财产的独立性问题，由此得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在如何处理充分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活力的释放问题上，逐步明确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让一切生产要素活力迸发，加快发展生产力;在处理体制转轨方式上，以主动开放引入外部市场环境压力，同时也获取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培育适应全球化潮流和对两个市场、两种规则的熟悉驾驭能力;在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复杂关系上，不断总结、梳理总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系统的发展理念，等等。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强大动力，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37 年所走过的历程中，大量的各具特点的改革典型案例从不同的角度带来理论创新的收获。联系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的多个环节、多个层次、多个主体的分析，各个经济实践场域的具体工作内容，具有大量的中国元素特点，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积累，体现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国民价值。在此基础上，亟待进一步对照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将之上升为具有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管理经济运行的普适性能力，由此体现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境界。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在多个理论问题上取得一定突破，积累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成果，这些理论创新为促成政治经济学学科整体创新准备着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直接就等于学科的整体创新。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还是一个更高层次和境界的理论再造工作，具有整体建构的要求。实现学科体系的整体创新，需要在概念范畴、体系结构的逻辑关系等方面的再总结、再凝练。